他是一个“80后”，一名中共党员，一位普通的地质工作者。他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却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更精确地防治地质灾害而永眠河湟。

回望他的一生，虽其短暂，却荡气回肠，无愧天地。他自律、担当、尽心尽力，以“居其位，安其职，尽其诚而不逾其度”的忠诚履行责任；他学习、探索、敢闯敢试，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坚持追逐创新；他积极、热情、集思广益，以“同其心，一其力，人尽其才”的精诚共谋合作；他勤奋、仁爱、克己为公，以 “以身许国，何时不可为”的慷慨毕生奉献；他耿介、正直、进德修业，以“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磊落恪守廉洁。

逐一比照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提出的“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期地质工作者的核心价值观，李祥龙是忠实的实践者。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内涵，堪为地质工作者的行为典范，精神上的引路人。

本报今日推出长篇人物通讯《黄土悠悠祭忠魂》，作为“深入开展‘两学一做’ 发扬光大地质精神——走进践行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先进典型”专栏的开篇，敬请垂注。

暑热炎炎，哀思弥漫。

白发双亲、孀妻幼子，泪流成海，悲恸锥心。7月12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殡仪馆内，李祥龙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举行。

李祥龙，1986年生于河北廊坊。中共党员，博士。生前任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水工环地质工程师，兰州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负责人。

2016年7月8日14:30，李祥龙在临夏州东乡县果园乡陈何村下坪山滑坡点开展地质灾害调查勘查时，不幸因公殉职，年仅30岁。

坚守岗位，遇不测永眠河湟

“他从未和我说过出野外会有多苦。他发给我的照片都是在最美的风景里他最好的状态……我也一直觉得出野外不都一样吗？我们做区调，都是一群人一起出去，一起回来，大家相互照顾，疲惫但很快乐。我从没想过他的‘野外’是那么荒凉、艰苦的地方。如果知道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坚决不会同意他改签航班……甚至，我早就帮他调动工作了，无论他同不同意。”说这些的时候，李慧就那么一直坐着，一只手紧紧握成拳头，不时一声长叹。

李祥龙发给妻子李慧最后一条微信的时间是7月8日7∶30。

李祥龙在甘肃野外调查现场

按原计划，这天上午，他应该在赶往兰州机场的路上。当天傍晚，就能从北京回到廊坊，出现在家人面前。他确实太想念父母、妻子，还有年幼的女儿了。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土资源部与德国经济技术部之间开展的“兰州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国际合作项目，需要他回来做前期沟通准备工作。

可是他临时“变卦”了。他告诉李慧，他想多留一天，把陈何村滑坡的滑带找到，查清滑坡机理，所以他已经改签了9日的航班。

“他说他一定要亲眼看到陈何村滑坡的滑带，不然回去心里也不踏实。”李慧说，“抛开滑坡灾害会带来危险这个‘恶’的层面，从地质科学的角度看，其实在他眼里，它是特别美的。那种美可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美。他像欣赏艺术品一样去欣赏滑坡灾害的一切，从中找到一切可能的研究价值。”

“河湟”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后汉书·西羌传》有“乃度河湟，筑令居塞”的记载。其中，“河湟”是指今甘青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此后，“河湟”逐渐演变为一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上游农区，当然在更广的范围内也包括洮河流域。

洮河，位于我国甘肃省南部，是黄河上游第一大支流。洮河流域下游处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接壤处。这里的滑坡灾害在我国乃至世界上都非常典型。这里在行政区划上属我国唯一的东乡族自治县。由于植被覆盖率低、地形破碎，地质灾害涉及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八成以上。该县也成为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地质灾害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一大障碍。

实习生王冠兵还清晰地记得李祥龙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的工作也属于精准扶贫。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

站在果园乡陈何村下坪山滑坡体上，巴谢河就在脚下流过。巴谢河左岸，古滑坡发育密集，几乎一个挨一个。而在3千米外，1983年，洒勒山滑坡，近6000万立方米的滑坡堆积物掩埋了4个生产队，伤亡278人，毁坏农田3000余亩。这些，也被写入地灾相关专业的教科书。

为了深入研究滑坡发生过程及其机理，为今后的地质灾害防治提供科学的数据理论支撑，2015年，洮河流域下游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项目设立。李祥龙的工作又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他比以前更忙了。

自5月23日出野外以来，按照“规矩”早就过了轮换探亲的时间，他却一直没回去过。由于古滑坡时间久远，滑带模糊难辨，工作开展了一年多，研究迟迟没有进展。李祥龙有点着急，“他希望至少能确定控制滑坡的地层到底是哪一层。”

6月10日，陈何村发生了滑坡。滑坡体掩埋了120米长的乡村干道，幸好没造成人员伤亡。对李祥龙来说，没有人员伤亡的滑坡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因为这至少可以为研究提供最新样本，有可能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项目组决定在这里调查、取样，布置钻孔。

项目组的成员说，此前几天，李祥龙每天在裂缝遍布、黄土松动的滑坡体上爬上爬下。他根据掌握的知识，初步推断是岩层滑动。黄土层滑动不太可能有这么大的土方量。可到底是哪个岩层？怎么证明？只有亲眼看到滑带，亲手取到样本，才能得出结论。

7月8日——多留下的这一天，李祥龙一点都不愿浪费。

吃过早饭，李祥龙就和项目组同事侯圣山，实习生王冠兵、金文祥一起去了东乡族自治县果园乡陈何村滑坡点。

观察岩心，去旁边的山沟里查看岩层，爬到滑坡体顶部选好地方指挥挖掘机挖探槽让滑带尽快漏出来……整个上午，李祥龙一刻未闲。

“他叮嘱我说，在他回京后你要把这个滑坡盯好，如果钻机打到滑带了，马上拍下照片发给他。”王冠兵说。

有人看到，午饭后，李祥龙曾站在坡顶远望群山，良久沉思。

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处滑坡、泥石流、崩塌、不稳定斜坡，他几乎踏遍了巴谢河和广通河沿岸的每一寸土地。

探槽挖到长约5、6米，深约4.5米的时候，挖掘机挖到石头了，只好暂停。但这足以完成进探槽观察，取样，拿到求之不得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工作李祥龙做过很多次。

和往常一样，按照安全规程，金文祥留在外面观察预警，李祥龙和王冠兵下去。带上安全帽，拿上地质锤，李祥龙顺着斜坡走进探槽，王冠兵拿着铁锹跟在后面。

探槽两边的土壁比人高出一米多，里面阴凉昏暗。

王冠兵跟着李祥龙在应是滑带的地方停下仔细观察了片刻。他听到李祥龙说：“奇怪，怎么出现砂岩了？走，我们先上去，到旁边再看看岩层去。”可他刚一转身，身体就动不了了，紧接着眼前一片黑暗。在黑暗中，在失去意识之前，他隐约听到李祥龙发出了两次声音，感觉李祥龙的右手动了几下。他刚想喊，就吃进了一口黄土。

“他们前方头顶的黄土迎面坍塌下来。只一瞬间，根本来不及反应，两个人都不见了。”金文祥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就这么发生却无能为力。

待人们用铁锹或徒手挖开泥土，王冠兵因头部在黄土之上，虽险无恙。而李祥龙双眼紧闭，身体站得笔直，左手的地质锤被黄土紧紧挤压在胸口上……压迫性窒息，医学术语如此定义他的死因。

他把命留在了古老的河湟。

深明责任，由汶川宣誓人生

李慧说，也许是汶川改变了李祥龙的人生。“就是从那次汶川赈灾以后，他才重新审视他即将深入学习的专业，对人生、对责任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认知。”

2008年，汶川地震。

而这一年，李祥龙本科毕业，以专业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被保送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硕博连读，师从著名滑坡专家唐辉明教授。

6月，他背起行囊跟随有唐辉明教授参与的该校科技赈灾队进驻汶川地震灾区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最终形成了相关建议和报告，提交给国土资源部参考。

“他去汶川的时候，我在准备研究生考试。很久以后，他向我感慨，人在自然、在灾难面前真的太渺小了。站在汶川的灾后现场才懂得什么叫人间地狱。”李慧说。

从那以后，她明显感觉到李祥龙变了，“他的性格里更多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2009至2010年间，李祥龙硕士在读。

这期间，他参加了汶川地震地质灾害调查评价项目，前后三次深入地震灾区，对受灾最为严重的汶川县映秀镇及北川县陈家坝乡两处典型区域进行工程地质调查。

从事地质研究，最关键的资料永远在一线，亲眼看到，强过万千描述。

一次临行前，他不小心扭伤了脚踝。导师照顾他，有意安排他整理内业。李祥龙急了，马上找到导师，忍着脚痛快走了几步，以此证明他可以参加现场调查，最终成行。

有超过两年的时间，李祥龙一直在映秀。很长时间，项目组就他一个人在驻地留守。“我去看过他。他就一个人睡在河边的一个小房子里。四周空寂。夜晚静得只听到潺潺的水声……我才知道其实他有多孤独。”李慧说。

事实上，在映秀，在汶川，在四川，李祥龙经历的不止这些，还有因对责任、对底线的坚守而遭遇的人身威胁。

2011年，李祥龙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了一个灾后重建项目，并作为设计代表长期驻扎在现场。有一次，他到现场检查时，发现施工方偷工减料，施工质量与设计要求相差甚远。他拒绝在验收报告上签字，并当场要求返工。施工方来人把一沓钱塞给他，被他严词拒绝。施工方见收买不奏效，就以人身安全相威胁。李祥龙回复得义正辞严：“这是灾后重建项目，事关人命。偷工减料就是犯罪。我走不走得出去没关系，但是工程必须要合格！”

也许正是这些经历，让李祥龙懂得坚守责任背后将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未知。但他依然可以乐观笃定地走下去。

博士毕业时，北京电力、水利行业的几家单位向李祥龙抛出了橄榄枝，并为他开出了非常优厚的薪酬，李祥龙都逐一拒绝。

“他说，妈妈，我学了这么多年地质灾害防治，一定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要为提高中国地质灾害研究和防治水平做出点什么，我觉得我一定能。”每当想起儿子说的这番话，李祥龙的母亲心里都满满的骄傲，“他的眼神是坚定的。他知道他想要什么。”

在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第二届青年地质论坛上，李祥龙曾做了题为《层状节理岩体高边坡地震动力破坏机理研究》的报告。

他在PPT最后一页的备注里这样写道——从工作角度来说，我希望自己能够依靠同事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尽快熟悉和掌握我院主要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以及我所在的地质灾害调查监测室的主要工作内容和研究方向，完成从学生到地质环境工作者的角色转变，实现对今后需要参与的工作的较为系统和深入的认知；从专业角度来说，我十分渴望能够依托我院的优势硬件及软件条件，发挥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地质灾害防治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在实践工作中继续学习，探索地质环境相关领域的新工作方法和新科研方向，从而实现学以致用、持续学习，与我院和我室的大发展趋势保持高度的同步的同时，也争取发展个人的学术优势和科研动力，为我院和我室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专业力量；从生活角度来说，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为中国人民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传递属于自己的正能量，为了我们能够拥有一个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美丽中国”既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梦想，也是我们每一个地质环境工作者的工作追求，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梦想。我相信我一定能够以我室分配的具体工作目标为自我定位、以我国地质环境工作需求为方向，以助力“美丽中国”梦想为理想，通过认真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贡献作为一名年轻地质环境工作者的能量。

或许可以说，这就是他为自己的地质人生定义的方向和责任，是他的事业宣言。

谋求创新，肯动脑善学好问

“他专业知识扎实，悟性高，善于学习，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工作充满激情，肯吃苦，肯动脑筋，能堪重任。领导信任他，同事爱戴他。同时拥有这些品质，在年轻人中是很少见的。”这是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副院长田廷山对李祥龙的评价。

善学好问，肯动脑筋，能解决问题，可堪重任，是当下“创新型”人才共有的特点，也是李祥龙留给熟知他的人比较一致的印象。

李祥龙（左四）参加北川陈家坝滑坡调查

2011年，李祥龙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作为国内学生中的佼佼者，被公派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参加博士生联合培养研究。

在美国一年的时间里，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度过的。为了抓住难得的机会做好地质灾害物理模拟实验，李祥龙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工匠”。他从市场上买来水泥、木材、锤子、锯子等工具，自己动手，将自然界中的地质灾害做成模型在实验室内模拟。

为了能够掌握准确的数据，他经常连续好几天通宵达旦地待在实验室里，一遍一遍地重复操作。他手上磨出了血泡，几个月下来瘦了十几斤。

这一年，他在动力岩石力学、现场模拟离心机试验研究、动荷载岩石边坡稳定性分析等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华盛顿大学的导师非常喜欢李祥龙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能吃苦的精神，希望他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但他毅然选择回到祖国。

“哀牢山地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项目是李祥龙工作后承担第一个项目。高速远程滑坡在哀牢山地区比较典型，且破坏力巨大。为分析这种滑坡的致灾机理，李祥龙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也进行了大量现场调查。

2014年汛期，哀牢山地区发生了一起泥石流，冲下来四千米远。当时李祥龙在北京。调查是由项目组的其他成员完成的。他的同事说，从北京到了哀牢山后，他放下行李就去了泥石流发生地，踩着巨大的乱石，从上到下实地走了一遍。“他说他要亲眼看看，能对这片地区的灾害多增加点认识。”

经过调查和分析，他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滑坡，对滑坡发生后的情况进行了数字模拟研究。研究所需的软件是他借鉴国际前沿方法，从国外专业网站上找到的，软件的使用方法也是他自己学习和摸索的。这一创新性研究丰富了哀牢山项目的成果，对当地同一类型滑坡的防治具有借鉴意义。

李祥龙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专业书籍，不仅有地质学方面的，还有很多关于计算机编程等其他领域的书。

“他出事的前两天还买了两大包专业书寄到家里，有一包还没有拆封。”相识十年，对于李祥龙爱钻研的韧劲儿，李慧着实领教过。“我们圈子里的朋友都是学地质的。无论是和他一起踢球的朋友，还是和我小聚的闺蜜，他总有本事把话题最终引向探讨地灾滑坡。”

“他总是说，要想在工作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感觉时间根本不够用。每一次参加培训，他都会叮嘱我把资料拷回来，我也会尽可能在朋友那搜集更多的前沿资料供他学习。我明白，他是想借鉴融汇其他专业的知识来解决他面对的专业难题。”

闫金凯与李祥龙同在一间办公室，是共处时间较长的同事。他说，他英语特别好，专业知识扎实，而且特别喜欢钻研，涉猎的领域有些很少有人了解。

参加工作3年来，李祥龙以项目负责人、副负责人、课题骨干身份承担和参加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评价项目、国家重点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十余项。在岩土力学、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工程地质学报、国际工程地质大会等高水平期刊或会议论文集发表论文10多篇，并形成项目成果若干部。2014年，他被选拔为地质环境监测院青年英才。

李祥龙的办公桌下放着一台专门用于建模的电脑。很少人知道，在离世之前，他一直在用心研究程序语言。他想尝试建立一个适用于兰州地区、适用于中国黄土高原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模型。

在推进中德合作的过程中，李祥龙搜集了大量国外地质灾害风险性评估的数据、文献，努力掌握全球最新动态。他了解到，在国内，针对单体地质灾害的预警模型应用得较为广泛，而针对一个区域的风险性评估模型虽然有，但普适性不强，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如果能建立一个适用于兰州地区、适用于中国黄土高原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模型，就能够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申请专利。更好的结果是如果推广开来，对地质灾害防治将是重要的参考和推进。

可是建立这样一个模型谈何容易，要开发软件，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

李慧记得，那段时间，李祥龙很忙碌，也很有激情，“他是那种一有了想法就要马上尝试执行的人。由于国外一些模型是用python编写的，为了对滑坡进行数值模拟，所以他专门买了好几本关于python编程语言的书，一有空就给他懂程序的朋友打电话请教，把新技术新模型用到自己的项目中。”

如今，模型已粗具雏形，而他，却英魂远逝。

奉献合作，顾大局慷慨一生

李祥龙出生在一个地质世家，从小是在地质大院听着《勘探队之歌》长大的。他的外公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地质工作者。他的外婆也是地质队职工。小时候，父亲经常出野外天南地北地跑，很少能陪伴他。他的童年大部分时光里只有妈妈。

在李慧眼里，李祥龙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也是个特别爱操心的人。“他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就算没有大事，他也会寥寥几笔记录一下。”

“有时候，对他额外的操心我也会很烦。他会满脸歉疚地解释说，是从小习惯了……小时候，爸爸出野外，我总想保护妈妈，保护身边的每个人。”

闫金凯说，李祥龙为人特别好，总能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在云南项目组时，当地国土资源局的同志都很喜欢他。后来他到了其他项目，大家还总念叨他。

其实，留在云南的，除了熟人的想念，还有一个少有人知的秘密直到他离世才为人所知。

他的同事说，在哀牢山地区开展地质灾害调查期间，李祥龙和同事常常要爬山。新平县当地很多贫困家庭的破旧土坯房都建在半山腰。每次路过，李祥龙都会驻足片刻。一次，他们进了一间低矮的房子。屋里仅有一盏煤油灯照明，阴暗潮湿。一个约十一二岁、衣衫破旧的女孩瞪着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他们。女孩上初一，生活窘迫到基本的生活费都难以负担。李祥龙立刻决定资助这个孩子。此后的每个月，他都会给云南的女孩寄去几百元的生活费。但是，没人知道他自己也还背负沉重的房贷和家庭开销，手头并不宽裕。

洮河流域下游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项目负责人王立朝说，李祥龙是整个地质环境监测院每年出野外天数最多的人。“他的好不仅仅是业务能力强，还有着更强烈的团队合作意识。他英语基础好，又留过学，就主动搜集国外文献，总结国外期刊刊发的最新研究动态，发在专门建立的灾害室的QQ群里，和大家共享。”

工作之外，李祥龙也是一个组织协调能力超强的高手。2013年，李祥龙来到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工作的时候，该院组建数年的足球队因为成员年龄老化的问题，需要有技术全面、体能充沛、懂“排兵布阵”又能掌控全局的“灵魂人物”接续。李祥龙加入后，主动定期协调时间，联系队友，组织比赛。几场比赛下来，他的能力、人品和奉献精神征服了队友，被一致推举为球队队长的候选人。

2014年，中德两国合作开展的“兰州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开始筹划。因为专业知识扎实，英语好，李祥龙被任命为中德合作项目的副负责人，承担与德方的业务沟通以及相关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文件起草等工作，并以“固定发言人”的角色代表中方与德国专家对话。他的睿智、谦逊与和善，德国专家十分认可。德国专家得知他罹难，连发数封邮件表达悼念与惋惜。

李祥龙的遗物里有他在野外使用的记事簿。翻开来，字迹工整清秀，每一张地质素描图都令人赏心悦目，甚至滑坡上的每一道裂缝都清晰地描画出来。那些素描图，工整清晰的记录，踏实而老练。这无疑是对地质人传统的最好传承。他的人生多了地质人别样的情怀，工作和生活多了更坚韧的“底气”，永远充满激情，永远苦中作乐。

他对地质的热爱是长在血液里的。

2013年，李祥龙和李慧的婚礼上现场播放的音乐是《勘探队之歌》。2015年的七夕节，李祥龙是在甘肃的野外过的。不能陪伴妻子，他深感愧疚。看到草原上开着的各种颜色不同种类的小花，就一支一支摘下凑成了花束，让同事帮着拍了张照片传给李慧作为七夕节礼物。

这张献花的照片是他寄给妻子的礼物

“头顶是蓝天白云，脚下是绿草野花，他手捧花簇站在画中……什么玫瑰名包啊，和这比起来都弱爆了。”那一刻，李慧曾凝视照片，暗地欣喜，如今却以天人永别。

对他“工作狂”的状态，她也会抱怨。“我们结婚去塞班旅行，中间转机要在机场等12个小时。他不说话，就打开电脑开始工作。我只好一个人在机场的商店里转来转去，转累了回去靠在他身上睡着了。等我醒了，他还在工作。”“从5月出野外，他还没有休过假。本来这次他回来，我们计划要出去让他放松一下……”

在悼念李祥龙的文章里，他的大学室友何晨辉这样写道：他比我们少了一份迷茫，多了一份对自己信念的坚定。他身上散发着睿智、执着的光芒，生活充满着正能量，让我忍不住靠近。除了在生活上的帮助，他更多的是给予我心灵的充实。

李慧说：“相识十年，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希望我变成的样子……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你不能察觉，也无从抗拒……他就是这么一个有感染力的人。你会不知不觉地靠近他，跟着他的方向走。”

李祥龙给女儿起名“李成蹊”，取自《史记》中的一句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比喻为人品德高尚，用不着自我宣言，就自然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

而他，舍弃繁华，远离亲人；忍受寒冷饥饿，坚守清贫孤独，踏遍深山大川，攀爬悬崖峭壁，挥洒才情，开创事业，自己用短暂的一生，诠释对地质事业矢志不渝地传承与坚守，坚持不懈地热爱与追求，用生命践行共产党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

欧阳修说，圣贤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后记：7月11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研究决定，要总结挖掘李祥龙同志的先进事迹，将其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践行“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典型，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向李祥龙同志学习。

12月21日，地调局勘探技术所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传达中国地质调查局系统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培训研讨会精神。党委书记、所长张金昌同志主持会议。

纪委书记于飞传达了会议精神，主要包括：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研的动员讲话，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李海清的总结讲话及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李智勇所作的《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辅导报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的通知》，通报了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检查情况、2017年廉政风险防控专项审计检查情况。

随后，于飞从纪委工作角度提了三点贯彻意见：一是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进一步落实“两个责任”。继续开展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活动。通过学习，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全面掌握十九大对从严治党提出的新要求，贯彻落实部、局党组从严治党工作部署，明确各级领导干部“一岗双责”的责任。党委班子成员要联系指导所在党支部的工作，对职责范围内的党建和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党支部书记是本支部工作第一责任人，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要抓好纪检监察工作，发挥监督作用，要敢于说“不”。部门负责人是本部门业务工作和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项目组长对本项目组廉政建设负直接领导责任。二是全力推进巡视、审计、检查问题的整改。针对巡视、审计、从严治党检查发现的问题，逐条制定了整改措施，明确了完成时限，确定了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方案已报局。方案整改时限绝大部分计划2018年3月底之前完成，任务艰巨，因此必须建立“责任领导亲自抓、责任部门分工抓、责任人具体抓、纪检监察部门监督”的工作机制，才能保证任务完成。加大监督检查力度。3月底之前，纪检监察部门一月一督查，责任部门要每月提供完成情况。三是切实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巡视审计和自查发现的问题，说明廉政风险切实存在，风险就在我们身边，需要引起全体干部职工高度重视。目前主要问题出现在野外经费支出上，要想做好廉政风险防范，必须建立监督体系。同时还要加强警示教育，做到全员覆盖。

党委书记、所长张金昌强调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深入探索推进党建与业务工作的有机融合，坚决把党的十九大对地质调查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落到实处，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工作作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协作、锐意创新，为再创地质调查第二个百年辉煌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会议精神传达后，党委书记、所长张金昌根据自己切身经历给全体党员上了一次生动的党课。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解放战争，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计划性经济时代到习近平创新型国家的新时代，从四个自信到四个伟大。习近平新思想强调“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就是在中国人民富起来之后，将绿色、美丽中国建设推上了日程，要让人民吃好穿暖的同时，呼吸上干净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全体党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很多经历年轻一代都没有经历过，大家表示在新时代要努力做到一名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共产党员。

“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两位古稀老人突然举起双臂一阵高呼。

这不是电视剧中时空穿越的历史故事情节，这是2016年7月发生在新疆南疆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乡依买克村一个真实的故事。

依买克村是一个坐落在昆仑山北坡山脚下海拔约2000米的柯尔克孜族（下称“克族”）聚居的古老村落。2016年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这个村的村民措手不及，洪水裹夹着泥沙，漫过防洪渠，直接灌入了村民的院子，瞬间院子就变得杂乱不堪。

雨停过后，一对柯尔克孜族夫妇眼巴巴地盯着自家的院里满地湿漉漉的泥浆，六神无主，一副无助的神情令人心痛。就在老人急得团团转时，一群穿着雨靴、衣服沾满泥浆的年轻人，带着工具冲了过来，在院子里一阵清理打扫过后，一切又恢复了原先清洁干净的模样。

看见自家院子被收拾得如此整洁，两位不太会讲国语的柯尔克孜族老人，一时不知怎么感谢这些年轻的后生，于是就举起了双臂，喊出了开头的这句话。

项目组进行地质剖面测量

这只是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南疆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团队”项目驻地的小伙子们，在这里开展工作期间，与当地群众心手相牵一个很平常的故事。

实际上，进驻南疆以来，调查团队就承载了“造福南疆，造富南疆”的历史使命，矿调成果不断显现，“地质调查+”扶贫模式得到不断深化，为南疆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奠定了资源基础，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融合发展。

2019年9月27日,“南疆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团队”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这是自然资源部唯一被授予这项荣誉称号的模范集体。

助力脱贫攻坚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非常重视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对南疆发展，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实行特殊政策，打破常规，特事特办。

中国地质调查局历来高度重视新疆的基础性、公益性地质矿产调查工作，尤其是南疆地区的矿调工作。2008年，自然资源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开展部省合作实施新疆358项目，2016年实施新一轮新疆358计划，构建了中央与地方地质工作“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实施”新机制。

天山以南，昆仑山系以北，谓之南疆。南疆接壤六国，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屏障和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

从地理位置看，南疆四地州位于祖国西北边陲，周边与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6国接壤，边境线长，处于国防第一线，其形势动向，事关全国大局。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它自古就是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核心区域。我国历朝历代均高度重视南疆的战略地位，南疆对守卫边防维护国家统一和对外开放、促进全疆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借助“一带一路”的时代机遇，如今的新疆，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把自身的区域性对外开放战略，融入到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去。原来边远封闭的地缘局势，正在向沿边依桥、外引内联、东进西出、全方位开放的新型地缘格局发展。

因水得名的阿克苏，是南北疆交通要冲和东西贯通的关节点，也是新疆向西开放的前沿地区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线中段重要关节点。

位于新疆最南端的和田，是古丝绸之路南道，是新疆进入西藏、青海及邻国印度的重要门户和战略通道，也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支撑地区。

号称“万山之州”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境内及周边，有喀什经济开发区伊尔克什坦口岸园区，以及吐尔尕特、伊尔克什坦、红其拉甫、卡拉苏、喀什国际航空港等5个国家一类口岸，发展对外贸易、境外资源加工业、跨境旅游优势十分突出，是南疆向西开放的重要通道。

喀什是我国向西开放，通往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国际大通道，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节点和中巴经济走廊起点的作用日益凸显。“一带一路”伟大构想，如今正把“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喀什从历史引向未来。

然而，由于历史、地理、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南疆四地州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一直相对落后，成为一个集边境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于一体的地区，是新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地区，也是我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2015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南疆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指示精神，服务南疆地区产业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推动大型资源基地的找矿突破与理论创新，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部署了南疆地区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工程及西昆仑铁铅锌大型资源基地调查等二级项目，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组织实施。

这是一项极其艰险的任务。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滕家欣被委任“南疆地区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工程”首席专家和团队带头人，与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矿产地质室主任、南疆工程副首席专家高永宝一起，带领贺永康、李侃、燕洲泉、陈登辉、荆德龙、赵晓健、隋清霖、赵辛敏、赵民、金谋顺等一行30余人的队伍，进发南疆，“南疆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团队”由此成行，开启了本次昆仑山高海拔地区矿调的序幕。

这支队伍大多是一帮身上依然散发着孩子气的小伙子，对于昆仑山并没有什么概念，只是在武侠小说或电视剧中了解到一些传奇。也正是因为这些传奇，他们对昆仑山充满了向往，于是踊跃报名参与了进来。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一代伟人毛泽东这样描述昆仑山的雄峻。

昆仑山是名副其实的万山之祖，众山之王，是中华大地真正的脊梁。昆仑山的大跨度高海拔，昆仑山的雪山冰川，昆仑山的险境魔幻，昆仑山的峥嵘万状，足以让每一个造访者跃跃欲试却又谈虎色变。

敬畏扩大了距离，而猜测更造成了神秘。

自古以来，昆仑山也是探宝者向往之地。只是，一些恐怖的传说，阻却了探宝者的脚步，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昆仑山的地狱之门。毫无疑问，这个横亘于中国西部版图的昆仑山脉，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且延伸面积极大的山系。

尽管现代人已经对那些恐怖的传说做出了科学的解释，但毕竟在这个高海拔层峦叠嶂的幽深峡谷里，究竟隐藏着多少不确定的风险，谁也无法预测。

参加此次矿调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野外经验不足，何况在这种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艰苦环境中工作，既要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又要保证顺利完成本轮矿调项目，这对于团队领头人滕家欣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民族团结一家亲

远离城市的喧嚣，真正到了昆仑山，并不如想象的那么浪漫。高海拔，六月飞雪，这是昆仑山的常态。这帮小伙子能否支撑下去，的确是个问号。

南疆地区地域辽阔，不论是地级市还是县城，抑或是乡镇所在地，到调查目的地都是动辄百十公里或几百公里的路程，“西昆仑铁铅锌资源基地调查与勘查示范”二级项目组不得不往最偏远、条件最艰苦的村庄里驻扎。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与协调下，项目组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乡的依买克村旧村委会院内安顿下来。实际上，基于对他们人身安全考虑，当地边防派出所和当地村委会并不同意项目组驻扎在这个与外面没有阻隔、毫无安全设施的简易环境中。

由于房屋年久失修，房顶漏雨，院内也淤积了十几厘米的泥水，杂草丛生，而生活用水要到位于高处的沟口去挑，水源常受到牲畜污染，既不卫生也不方便。

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项目组成员大多是80后，研究生学历占一半出头，即使出生在农村，几乎也是娇惯着长大的，尽管大学时期老师一再描述过地质工作在野外的艰苦，心里多少有些准备，但见到眼前这般场景，一下子有点懵了，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十几年寒窗苦读，学成毕业，在这种恶劣环境中生活工作，心理的撞击与纠结可想而知。

面对简陋的驻地条件，作为这支队伍的老大哥、子项目负责人贺永康和临时党支部书记燕洲泉，一边安抚大家，一边给大家信心。他们说：“这是项目组今后几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们要自力更生，建设家园，创造一个舒适优美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展现出新一代地质人的精神风貌。”

项目组成员迎着风雪进行剖面测量

于是，党员干部带头，小伙子们丢掉身上依然保留的学生风范，卷起裤腿，撸起衣袖，自觉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到驻地建设工作中。

项目组购买了水泥、砂子、砖头、防水材料、塑料管材和水管，自己动手修缮房顶，做防水处理，清理院内杂草、淤泥，挖沟埋管，从山上引水，一切工作都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在挖沟埋管过程中，引来了附近村民的围观。由于语言不通，村民们好不容易才知道这帮小伙子在干什么，纷纷拿起工具加入进来。项目组就近安装了公用接水口，顺带把驻地周边几户村民的院内都安装了水管线和水龙头，当水龙头打开，一股清澈的水流涌出来时，第一次用上“自来水”的村民们纷纷冲小伙子们竖起了大拇指，用最简单的肢体语言表达对这帮小伙子的感激之情。

为了解决房屋不足的问题，小伙子们顶着烈日搭建伙房，人工拌混凝土、砌砖墙，一个个又俨然成了泥瓦匠，上梁、铺房顶、做防水顶棚、安装门窗、刷墙、垒灶台，尽管大伙儿都是第一次干这活儿，但一切看起来都很像那么回事，很专业，很认真。

经过多日的努力，院内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篮球场有了，住房、会议室兼办公室亮了，墙上左侧挂着“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右侧挂着“南疆工程西昆仑二级项目部”的牌匾，正中央挂着“认真开展‘两学一做’，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全力支撑找矿突破”的标牌，醒目而气派。院内围起了花坛，空地已经被收拾成一块块菜地，这是准备种菜的。院子中央还设有一个1米见方的升旗台，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整齐停放的越野车在五星红旗的映衬下，分外悦目。

看着一个废弃的村址，被自己亲手收拾成一个宽敞整洁的院落，这帮小伙子们不禁相互祝贺。隋清霖拿出手机把院子都拍了一遍，并且自言自语地说：“我得把这个发给我老丈人看看。”

每当这个时候，都会招致小伙子们“哈哈”一阵哄笑，八字还没一撇，女朋友还不知是何方神圣，老丈人还是个未知数呢。这样的冷幽默，在昆仑山下这个偏僻宁静的村落中，时常会逗得大家前仰后合，热闹非凡。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每天早上带着干粮进入深山，寻找矿化线索，填图。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山，因为高原反应，一双腿沉重得似乎绑上了沙袋，呼吸也不顺畅了，一个个嘴唇呈现出乌紫色，上山背着锤子，下山背回一堆石头，一天下来，人累得快散了架。几天下来，有的人甚至想退出队伍，回到大都市的喧嚣之中。

昆仑山并没有武侠小说中描述的仙境般的浪漫，一切想象与现实相去甚远。不过，这毕竟是一帮被“三光荣”精神熏陶过的年轻人，现在身处中华“龙脉之祖”，一种武侠般的豪情油然而生，所有人心中都有一个这样的信念，早日为祖国找到大矿，为南疆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他们如“野人”般地在这常年天寒地冻的雪山间穿梭，深一脚浅一脚地匍匐在雪山上、峭壁间，喝着凉水，吹着冷风，啃着冻硬的馒头，最好的伙伴就是石头，最爱干的事情就是摸着石头，看着石头，让石头的粉尘摩挲脸庞，雪山的冰水浸润眉间。他们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艰苦的矿调工作，围绕南疆工程和项目成果目标，以西昆仑锰矿找矿和调查研究为重中之重开展工作，以满腔的热忱，用地质锤在昆仑山敲响了最动听的声音。

在驻地，由于周边居住的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柯尔克孜族村民，尽管团队中有的小伙子不吃羊肉，但为了尊重当地的民族生活习俗，食堂就改成了清真饮食，大家也毫无怨言。懂得入乡随俗、识大局，如何与村民和谐相处的道理，不计个人得失，体现了新一代地质人朴素的品德和包容的胸怀。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有战斗力的团队，作为南疆团队的带头人，一名老地质工作者，看到眼前的一切，滕家欣一下子放下心来。实际上，带领这帮年轻人来南疆之前，滕家欣是有些担心的，这帮年轻人能不能吃下这个苦，能不能顺利完成这次矿调工作，他一直心存疑虑。眼前的事实，让他原先的种种不安与担心顿时烟消云散。

为保证本次矿调的顺利推进，促进成果转化，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2016年11月，作为南疆工程的副首席专家，高永宝被派遣到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原克州国土资源局挂职副局长。

地质工作开展到哪里，党建活动就开展到哪里。在做好野外矿调的同时，项目部提出与村警务室联手，共同开展“两学一做”宣传教育活动和“民族团结兄弟情、警民共建一家亲”活动，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增进了相互之间的情感。

加克库瓦力警官与项目部的小伙子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有一次在跟贺永康聊天的时候，他把家中最近的烦心事告诉了贺永康，说他妹妹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留在了上海工作，他妈妈听人说，上海那边很乱，吵着要他把妹妹接回来到家门口工作，想贺永康帮忙出出主意。加克库瓦力警官说自己也没出过新疆，也不清楚上海那边的情况。

贺永康听完一下子笑了，告诉他这是个误解，上海是国际大都市，社会治安一流，经济非常发达，你妹妹能留在上海，说明妹妹很优秀。你妈妈实在担心的话，带着你妈妈去上海看看就知道了。

不久后，加克库瓦力警官果真带着妈妈去了上海，一看到上海的繁华，他妈妈乐坏了，回到家乡后逢人就说上海的美丽与繁荣，再也不提让闺女回来工作的事了。

推进产业发展

几个小伙子从山谷中缓缓地走出来，手上拿着白色的石头，脸上堆着兴奋的笑容，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李侃。

这里是海拔4600米以上的大红柳滩项目所在地。看到正向自己迎过来的团队领头人滕家欣，李侃举起了手中的石头：“滕总，我们找到矿了，这是一块锂矿石。”

滕家欣接过矿石，露出一脸的兴奋。当他回过神来，仔细端详这几个小伙子那已经晒得黝黑的脸，眼泪一下子在眼眶里打转，因为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尽管他们头上都带着大边沿的遮阳帽，但由于昆仑山高海拔地区常年积雪，强烈的紫外线通过雪地反射到脸上，很容易灼伤皮肤，小伙子们脸上都蜕掉了一层皮。

由于长期在这种高海拔地区工作，这些本来白白净净的帅小伙，一个个都被晒成了古铜色。

实际上，这种野外的艰辛，较之于路途的艰险，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大红柳滩一带地处西昆仑腹地，遥望喀喇昆仑。这里交通不便，抵达工区需穿越昆仑主山脉，翻越众多达坂，绝大部分地区人迹罕至，距离最近县城达500公里，物资供应不便；自然条件极端恶劣，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山势陡峭，切割强烈，常年有风，最高可达8级以上。

在中国西部有一条神奇的“天路”——219国道，也称新藏公路。它穿越举世闻名的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全线多为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和常年积雪的崇山峻岭，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道路最险、路况最差、环境极其恶劣的高原公路。而去大红柳滩就得从这条线经过。

“行车新藏线，不亚蜀道难。库地达坂险，犹似鬼门关；麻扎达坂尖，陡升五千三；黑卡达坂旋，九十九道弯；界山达坂弯，伸手可摸天”。这段顺口溜就是新藏线艰险的真实写照。

由于这里特殊的气候条件和地质状况，泥石流、塌方、滑坡、地基沉降等频繁发生，致使库地、麻扎、黑卡三座达坂仍是问题路段，抢修的速度赶不上自然破坏的速度，当地人都说这是一段“永远修不完的路”。

新藏西线于1957年开通，当时还只是简易的砂砾公路，最窄处仅有2.5米宽，驾驶的难度可想而知。其中，库地达坂虽然垭口海拔只有3150米，但它的高度是垂直的，一面悬崖峭壁，另一面则是万丈深渊，走在上面心有忐忑。加之自然和地质灾害的破坏，说是柏油路其实已成了搓板路，路烂且窄。正如当地司机所说：如果没有一定的高原驾驶技术和定力，会腿发软，手发抖。

穿过这样的路段，无疑对人的意志和胆量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承担南疆地区大型资源基地调查任务的小伙子们也没有退缩，为了完成矿调任务，频繁地在这条线上穿梭。

每天早上天刚亮，他们就带着干粮，背着地质包匆匆出发，工作区距住宿地方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所以往往是两三个馒头，一包咸菜当作午餐。简单充饥之后，再继续他们的工作，有时候实在太累了，躺在地上小憩一会儿，任由风吹日晒。

昆仑山矿调工作区昼夜温差很大，紫外线辐射强度高，在山上时不时会遭遇暴雪、冰雹，不一会儿地上就白茫茫一片。冰雹肆意地打在脸上、衣服上，有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但会默契地抬起头，避免雪水融化脸上汗水干涸留下的盐碱流入眼中。

由于长期在野外这种特殊的环境工作，大部分地质工作者都是男性，加之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可能把家属带在身边，想家是必然的。但是，大多时候野外没有信号，项目团队中已经成家的年轻人，有时候想给家里打个电话都很难，时间久了，连听听最爱的人的声音竟都是一种奢侈。

对于项目组成员来说，能在这样的环境中静心找矿，搞科研，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对地质工作精神的传承，是肩负国家使命、助力南疆脱贫的责任和担当。

锂资源是重要的新兴产业资源，在当前国家新能源战略的大背景下，锂资源的开发利用贯穿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被称为“21世纪的能源金属”。

帕米尔-昆仑山伟晶岩区是我国重要的伟晶岩分布区，区内伟晶岩成群成带分布集中，以康西瓦-大红柳滩一带最为发育。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在大红柳滩一带发现了锂矿矿化线索并发现1处中型锂矿，其后外围找矿一直进展不大。

南疆地区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工程通过在西昆仑大红柳滩一带开展1∶5万矿产地质调查，总结锂矿成矿规律，运用高寒深切割地区“空地一体”勘查技术方法组合，实现了该区伟晶岩型锂矿的找矿突破。

艰苦的环境没有吓退他们，较低的地质工作程度反而提供了更广阔的找矿空间。通过开展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带动新疆地勘基金重点投入和带动商业性矿产勘查，引领南疆地区取得重大找矿突破，新发现一批大型-超大型矿床，促进形成了大红柳滩百万吨级锂矿、火烧云千万吨级铅锌矿和玛尔坎苏亿吨级富锰矿3处国家级大型资源基地，奠定了南疆地区矿业开发的资源基础，重塑了我国锂、铅锌和富锰资源格局。

为推进成果转化，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精准对接克州人民政府和企业的现实需求，紧密合作，创新性地建立了“克州模式”，通过开展国家紧缺矿产和战略新兴矿产调查、召开找矿突破与理论创新研讨会、互派干部挂职交流培养等多方面的合作，使得克州的锰、铜、铅锌找矿取得了重大突破；积极促进资源优势转化，共同编制完成了《克州矿业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克州第三轮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使西昆仑玛尔坎苏锰矿带的勘查开发得以快速推动，富锰矿资源量已达5000万吨，一期电解金属锰厂已建成投产，2019年1月~10月实现产值9.4亿元，上交税费1.2亿元，带动地方就业约2000人，有力地支撑了克州矿业经济发展和绿色矿业发展。

“克州模式”是落实中央对新疆社会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很好实践，也是新一轮“新疆358计划”合作机制的进一步深化和成功开局。

莲花卡利尔足迹线条图 a-成年前足迹 b-成年后足迹 c-亚成年后足迹

老瀛山丹霞地貌

在四川盆地綦江的土地之下，埋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关于1亿多年前森林和恐龙的秘密。

2003年，工作人员在老灜山莲花堡寨考察地质灾害时，意外在一个岩腔中发现许多神秘足迹。后经国内外专家研究，结果表明这处我国西南地区白垩纪中期最大规模的恐龙足迹群，在沉醒了亿年之后重见天日。

亿万年的酷跑，绝壁上的龙迹

老瀛山，海拔1310米，綦江的名山和最高峰，得名于“老氏修炼遗址，状类蓬瀛”民间传说。如今山上的白云观，仍香火缭绕。这些恐龙足迹，发现于老瀛山一处绝壁之上的岩腔中。绝壁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岩腔高不过2米，深不过数米。恐龙是如何将足迹留在这盈尺之地的呢？

这得从一种赤红色的地貌说起。发现恐龙足迹的老瀛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这里的丹霞以岩墙绝壁、穿洞孤石为典型，尤其是赤红色的岩墙绝壁往往连绵数公里，蔚为壮观。发现足迹的地方，名为莲花保寨，位于一处丹崖绝壁中央的岩腔。莲花保寨得名其实与恐龙足迹大有关系。由于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岩腔内空间开阔还极具隐蔽性。每遇战祸匪乱，当地百姓皆来些躲避。偶然间，他们发现岩腔地面有许多像莲花一样的凹坑，不知为何物，便将这里命名为莲花保寨。如今，这里还保存着寨门、寨室、石刻等古寨遗迹，以及大量石磨、石器等古人生活遗迹。亿年前的恐龙足迹和人类长期生活在一起，这也算是一种奇观。

莲花保寨恐龙足迹群，在面积不到80平方米的地面上，共有9个化石层位，已发现古脊椎动物足迹656个。足迹产出层位之多，数量之大、分布之密集、类型之齐全、保存之完美、生物多样性之丰富，在国内外均十分罕见。在足迹的保存方式上，已经发现了5种恐龙足迹化石类型，包括凹形足迹、凸形足迹、幻迹动态足迹、3D铸模足迹。不同保存方式的足迹保存于同一个化石点，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不多见。

更神奇的是，在一枚长60公分、宽40公分的化石标本上，居然发了9个不同种类、不同运动方向，且相互交叉重叠的恐龙足迹。这些恐龙凑在一起做什么呢？

这些远古的脚印来自于谁？据研究，它们分别是甲龙类、蜥脚类、兽脚类、鸟脚类等4种恐龙的“杰作”。除恐龙而外，还有翼龙类和古鸟类等非恐龙生物所留下的足迹。它们都来自于恐龙时代。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区域还发现了大量古鸟类足迹，这些足迹方向一致，体现了群体生活的特征。更难得的是，这批足迹与翼龙类足迹保存在一个层面上。具有竞争关系的两类飞行动物同时出现在这里，这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古生态学珍贵信息。依稀间，我们仍能想像1亿多前年，这里河湖纵横、鸟飞鱼跃、龙逐兽走，曾经是那么美丽和诗意。

留下这些脚印的恐龙呢？它们来自何方？又都到哪里去了？在綦江有没有像自贡那样的“恐龙公墓”呢？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不断有人挖出零星的恐龙骨骼化石。2010年，綦江开始对发现骨骼化石的区域进行系统挖掘。经过多年的挖掘、修复、装架，一只被命名为綦江龙的新种长颈龙，终于屹立在专门为它修建的展览厅。但是，綦江龙并不是莲花保寨足迹的制造者。因为，綦江龙生活在侏罗纪，而在莲花保寨留下足迹的恐龙生活在白垩纪。它们至少差了几千万年。

恐龙足迹化石，是恐龙行走于未完全固结的沉积物表面时留下来的脚印，后经成岩作用而保存下来形成的化石。因为它们是原地形成的，因而最能反映原始的沉积环境具有良好的指示湖岸和近岸古环境的作用。作为古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恐龙足迹化石也是研究恐龙生理和生活习性的重要材料。因而，恐龙足迹化石是大自然用天然的录像机为动物活动录下来的“特写镜头”，是自然历史的脚印。

形成和发现恐龙足迹化石是低概率事件，它至少满足3个条件：首先，恐龙将要经过的地面泥沙软硬适度，便于恐龙在行走之后留下足迹，并保存一段时。太硬，龙足留不下脚印；太软，脚印无法保存。其次，恐龙有幸刚好从这样的地方路过，并把脚印留在软硬适度的地面上。其三，脚印被破坏之前，迅速覆埋，形成化石。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埋藏在岩石的脚印还需要现代人发现的慧眼和运气。

如此众多的恐龙足迹，为何出现在这悬崖绝壁之上？恐龙是如何“爬上”绝壁，行走在逼仄的岩腔里的呢？实际上，恐龙生活的中生代，河湖纵横，土地平阔。莲花保寨所在地方，正好为湖滨带。恐龙留下的足迹，在岁月中凝固成化石，随后老瀛山在地壳运动中被抬升到高处，两种不同硬度的岩石之间因为差异风化，在绝壁上形成岩腔。岩腔中，原来覆盖在足迹上面的岩石逐渐崩解脱离并被带走，埋在岩石中的足迹化石，终于有机会重见天日。不是恐龙在酷跑，酷跑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四川盆地以侏罗纪的恐龙化石闻名世界。但侏罗纪之后的白垩纪，那漫长数千万年的岁月里，恐龙等古生物在此地到底如何繁衍生息，一直是个谜团。綦江莲花保寨恐龙足迹群的发现，成为揭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金钥匙。

侏罗纪的原始森林，翠屏山的木化石

恐龙是2.3亿年前到约6500万年前生活在陆地上的爬行动物，它们曾支配全球陆地生态系统超过1.6亿年之久。四川盆地作为中国四大盆地之一，如今聚居着四川省和重庆市的绝大部分人口，是中国和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诸葛亮曾赞其“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中生代时候的四川盆地，气候温润潮湿，植物繁茂，是恐龙家园。这些不仅可以通过老瀛山的恐龙足迹化石得以验证，县城旁边的翠屏山、古剑山所发现的木化石亦是证明。

2005年，几名石匠在綦江城边一个叫翠屏山的采石场挖出一根10多米长的圆柱形“石头”，形似一棵大树，“树皮”纹理清晰。后经重庆市自然博物馆鉴定后，确定为木化石。这种木化石系松杉科裸子植物，是中生代，也就是恐龙时代生长在这一地区的大型乔木，埋藏地质年代距今超过1.4亿年。

所谓木化石，是远古时候的植物树木被埋藏在地层中，树干周围的化学物质如二氧化硅、硫化铁、碳酸钙等在地下水的作用下进入到树木内部，在保留了树木形态的条件下替换了树木原来的木质成分，经过石化作用形成的植物化石。经调查，翠屏山木化石群共发现大小木化石29根，木化石的枝条和碎块，共计60余处。

这些化石是中生代南洋杉型植物的化石—贝壳杉型木，我们可以推断，在1.5亿年前的中侏罗世，地处四川盆地边缘的綦江地区，属于亚热带—热带气候，气温较高，阳光充足，雨水充沛，土地肥沃，土壤中富含植物生长所必须的各种营养元素。这里生长着高大的南洋杉木型常绿乔木，林下有着丰富的蕨类及其他植物。这些乔木是那样的枝繁叶茂，枝头三三两两地挂着几只古蝉，树下栖息着大大小小的恐龙。

綦江，是一个地名，同时一条江名。在地学界，綦江是一个光辉的名字。早在上世纪30年代，我国老一代地质学家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黄汲清等都曾来到綦江，以期从地质矿产的角度，寻找实业救国的之道。进入21世纪，两次偶然的发现改变了这里的历史，老瀛山白垩纪恐龙足迹化石群、翠屏山侏罗纪木化石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綦江国家地质公园，把我们带入一个1亿多年前的远古时代，恐龙统治的时代。物换星移、沧海桑田，虽然无数的生命出现又消失，但自然界总有神奇的方法留下这些无字天书，向我们讲述那个时代的故事。

科学普及并不局限于老掉牙的科学常识，好的科普作品更要反映最新的科研进展。而介绍最新进展、最新成果的科普作品，非原创不可。

作者（前排左五）带领河北兴隆县六道河中学的学生野外体验剖面测量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讲话，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对我国科学普及事业的重视。

近几年，国土资源系统在地学科普领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打造了200余家国家地质公园（其中33家被列为世界地质公园），建设了一批地质场馆和100余家地学科普基地，创办了多个致力于国土资源系统科普的杂志和网络平台，培养了一批科普团队和科普人员，出版了上百种地学科普读物。国土资源部还组织进行了优秀地学科普图书评选等活动。很多地质公园和科普基地，结合各自的特点，联合社会各界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科普活动。

可以说，地学科普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然而，繁荣的背后，仍然隐藏着一些问题。

首先，一线科研人员没有动力进行地学科普。真正从事地学科普的一线科研人员少之又少，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

近几年来，笔者利用业余时间在从事地学科普工作的过程中，目睹了基层中小学校师生、户外旅游爱好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对于地学科普的热情和渴望。而事实上，绝大部分参与研学活动的是高校地学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鲜有一线科研人员的参与或指导。这种情况与目前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政策有直接关系。一方面，管理部门和社会各界都在大声疾呼加强科普；另一方面，科普工作并未真正纳入到地学科研或生产单位的考核与评价体系中，科普成了良心活。正因为如此，许多单位的科普活动都是重形式、轻内容，重场馆建设、轻人才队伍的培养。

其次，缺少原创科普内容。科学普及并不局限于老掉牙的科学常识，好的科普作品更要反映最新的科研进展。而介绍最新进展、最新成果的科普组品，非原创不可。

由于缺少一线科研人员的参与，原创的地学科普作品奇缺。很多科普读物或是直接翻译西方的科普著作，或是东拼西凑而来。知识陈旧，甚至将错就错、以讹传讹的现象屡见不鲜。打着科普的旗号，侵犯知识产权的事件时有发生。

再次，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仍然缺少向大众主动进行科普的意识。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是科学家的天职，向公众普及最新的科学知识，同样是科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科研人员认为科普不是科学家的份内之事，科普意识淡薄。

鉴于此，笔者建议相关主管部门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解决目前我国地学科普存在的问题：

一是尽快制定符合国土资源系统特点的科普机制。中国地质调查局已经明确，“十三五”时期每项地质调查计划、每项工程和每个具体的项目都要有明确的科普目标，项目成果中要包含科普内容，积极向公众宣传地质科技创新成果，增强公众对地质调查工作的认知程度，提升地质科技创新可持续能力。如果再配合明确的考核、晋升和奖惩机制，地学科普工作定会迅速发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避免运动式的科普活动，不要搞形式主义。

二是从政策和宣传层面，努力在科研人员中营造积极传播科普知识的氛围，使好的科普作品与好的科研论文一样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在西方发达国家，向公众进行科普已被视为一线科研人员的天职，越是精通自己本专业领域的大科学家，越重视对公众的科普工作。国土资源部优秀科普图书评选等活动要坚持进行，对于侵犯知识产权、东拼西凑的劣质科普作品要建立必要的曝光制度。

三是讲好地球的故事，可以从方方面面进行。大到板块构造、海陆变迁，小到一砂一石的形成，只要认真总结，都有故事可讲。但在实际中，许多人主观上想从事地学科普，但是缺少经验，总觉得无从下手。因此，建议负责科普的管理部门和地学科普机构可以组织青年地学专业人员进行针对性的科普创作培训。如地球的诞生、原始生命的形成、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恐龙称霸全球又突然灭绝、地下宝藏、喜马拉雅山的崛起、火山的形成、地震的发生等等，地球科学所有领域的知识几乎都是公众关注的热点，有足够多的地球故事可讲。

四是在已有的国土资源科普基地中，择优挑选若干科普先进单位，进行重点扶持，从多学科、多种技术手段上进行地学科普试点，建设一批真正的优秀科普基地。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罗明非虽然是博士毕业，却甘心投入到最艰苦的基础地质工作一线，对工作尽职尽责，同事们不由地心生敬意。乐观豁达、谦逊友善，让罗明非受到了同事们的欢迎，同事们不是称呼他“罗博士”，而是亲昵地称呼他“萝卜丝”。

“他虽话语不多，但是你能够强烈地感觉到他那颗纯净而火热的内心。”王宝弟说，“罗明非工作认真负责，而且细心的他非常乐意帮助同事，困难的事总是毫不犹豫地抢着干，总是积极配合工作组的工作，是一个无论理论水平还是野外实践能力都十分出众的优秀人才，是青年地质工作者的榜样。”

“罗明非有着上一代地质工作者的优秀品质，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敢于牺牲自我，对工作充满激情，值得领导信任和同事爱戴。”这是领导对罗明非的满是赞誉的评价，而这样的赞誉和肯定也恰恰是青藏精神最核心的内涵。

2015年，罗明非在理塘

2016年7月20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在西藏野外工作的项目组遭遇车祸，两位博士因公殉职，其中一人就是时年34岁的罗明非。

7月20日，已经在藏北高海拔地区措勤县连续紧张工作两个月的罗明非，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草草地吃完早餐，便和同事孟繁一、实习生周放一起匆匆赶往当天的工作地进行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却在陡峭的盘山公路上与下行的卡车发生交通事故，为青藏高原的地质工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留下了年迈的父母和刚新婚几个月的妻子。

有梦想孜孜以求

翻看照片，罗明非身材瘦高，常年的野外生活使他看起来比同龄人多了几分沧桑。罗明非的同事们说：“罗明非是一个和善的人，话不多，总是一副笑呵呵的样子。”

从在成都理工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开始，任飞就与罗明非相识。任飞是师弟，罗明非是师兄。

更多的时候，任飞称呼师兄“小罗”，“读研究生的那段时间，我们分在一间办公室。他总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抓紧学习。”

据罗明非的同事介绍，每一次参加学术研讨，罗明非都会提前将报告资料打印出来，以便在交流讨论的过程中随时批注。“师兄，他们总让我向你学习，可是向你学习什么呢？”虽然任飞总是这样和罗明非开玩笑，但他心里十分清楚，师兄严谨治学的态度和行为是最难能可贵的。家人和朋友常常劝罗明非工作要慢慢来，而他总是笑着回答说：“没办法，自然科学新理念、新发现太多，地学理论更新也很快，如果不及时学习补充，工作中就难有收获和成长。”

事实上，熟悉罗明非的人都知道，他出生于四川省攀枝花市的一个贫困家庭，贫苦的成长环境磨砺了他独立坚强的性格和刻苦学习钻研的毅力，他从小就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和追求。

罗明非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都理工大学地质学专业。大学期间，罗明非各门课程的成绩都十分优异。毕业后，他顺利考入本校研究生院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专业继续深造。谦逊的性格和执着的研究精神深得学校老师的喜爱和同学们的钦佩，罗明非于2010年获得理学硕士学位。

虽然巨大的经济压力让原本有希望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罗明非选择了暂时的妥协，参加工作改善家庭条件，但他从未放弃对地质科学的诚挚热爱和追求。

工作两年后，罗明非毅然辞去工作，专心备考以完成攻读博士学位的梦想来实现自己更大的抱负。近10年的专业学习，不仅培养了罗明非良好的学习和工作能力，更塑造了他沉稳谦逊、艰苦朴素的地质奉献精神。

33岁那年，他顺利获得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专业博士学位，进入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工作。

罗明非在野外进行勘查

求创新笃定坚守

长期以来，罗明非都是老师和同学眼中的佼佼者。沉稳的性格，优秀的成绩，使罗明非备受导师莫宣学院士的看重。

在学校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罗明非长期在藏北、东昆仑、西秦岭等艰苦地区从事基础科研工作，先后参与了“青海省都兰县五龙沟金矿大比例尺成矿预测”项目（2007年～2011年）、“中国大地构造与沉积盆地分布”前瞻性项目(2009年～2012年)、“西藏自治区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 (2010年～2011年)、“青藏高原重要构造-岩浆事件与深部作用过程研究”项目(2012年～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2015年～2016年)，并独立或协助完成了“全国1∶500万震旦纪-二叠纪大地构造及沉积盆地”、“1∶25万拉萨市幅、安多县幅、定结县幅建造构造图”、“东昆仑早古生代-中生代岩浆岩分布图”、“西秦岭多福屯和甘加地区晚中生代陆内火山岩Mg-Os-Pb-Sr-Nd同位素地球化学及岩石成因研究”等一系列图件和报告的编制，这些使他对我国主要的大地构造单元划分及其演化有了系统的了解，并提出了许多有科学价值的观点和建议。

罗明非还依托项目资助，参与了对青藏高原北缘的柴北缘构造带-南祁连造山带的早古生代演化的初步讨论。

在此期间，他还在《Lithos》、《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岩石学报》、《地学前缘》、《地质评论》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文章10多篇，多次在全国岩石学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等地质科学会议作学术报告。

罗明非的同事都认为，罗明非的能力很强。在读研究生期间，他参与了“青海省都兰县五龙沟金矿”项目。事实上，整个项目从实施到最终的项目报告归档都是罗明非在统筹负责。期间，他的统筹协调能力得到了充分锻炼。

对于未来，罗明非心中早已有了自己的构想。

他曾在一份工作计划与设想中这样写到：多年来理论知识的学习和野外工作的锻炼，使我逐渐深入了解了青藏高原北缘基础地质的研究。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我很荣幸地在导师莫宣学院士的指导下，对高原北部的东昆仑造山带进行了详细的地质考察和深入的科学研究，这些研究有助于揭示东昆仑造山带许多关键的构造问题，并对更大范围的区域构造格架演化提供重要信息。作为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青藏高原北缘研究程度相对较低，许多基础研究仍然是空白。随着自然条件的改善，技术方法的更新，相信该地区将逐渐成为未来地质研究工作的新的重点和热点，这也是促使我进一步深入研究该地区的原因。我希望自己可以借助成都地质调查中心这一平台，继续从事青藏高原地区相关方向的工作和研究。

然而，意外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也让他原本计划的很多工作设想和探索都未来得及一一实践和实现。

为事业青春无悔

罗明非长期在青藏高原从事地质研究工作，每年总有几个月在青藏高原苦寒地区开展艰难的野外地质调查工作。

踏实，沉稳，这是罗明非留给同事关俊雷的印象。“工作交给他让人放心。”

对于工作，他从不推辞。

“我来。”这是任飞听到师兄罗明非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这基本上是师兄的口头禅。他永远会在最困难、最紧急的时候悄无声息地走上前说‘我来’。”

一次，一个项目因为制图不达标未能通过评审，而再次申请评审的时间很短，所有的制图要全部返工。“我来。”罗明非又一次站出来承担下了这一艰巨的工作。为此，他连续加班两天两夜。

罗明非进入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后，主动提出想在青藏高原那片他工作多年的土地上继续奋斗，并最终选择了青藏高原地质研究室。

工作后，他承担的第一个项目便是在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进行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地质人都知道，区调苦、工作累，而在甘孜州理塘，海拔高、切割强、氧气缺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更是对工作极大的挑战。更令人痛苦的是，绝大部分的工作地区车辆无法通行，只能用双脚攀爬一座座的高山。即使交通条件稍微好点的地方，遇上不好的天气，云雾缭绕，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盘旋而上，车里的人通常紧张得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静到只能听见藏族司机轻声诵经的声音。

即使面对这样艰苦的条件，项目一开始实施，罗明非依然主动请缨，带了一个工作组去了最艰苦的山区。

项目驻扎地是藏族老乡堆积杂物的木房，手机信号没有覆盖，每天与牛粪羊粪蝇虫为伴，蔬菜和粮食一周才能简单地补给供应一次。出野外期间，生活和饮食不规律、食物不新鲜导致肠胃出现问题是常有的事。但罗明非从来没有抱怨过，认真地完成每天的工作，一天十多千米山路早已是家常便饭，饿了啃几口馒头，渴了喝几口凉水。

环境越艰苦，他就越想快点完成工作。

罗明非带领工作组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突击完成了最困难地区的填图工作。“雪线以下的填图都是他跑完的。”在荒无人烟的原始山区里，罗明靠坚强的意志熬了下来。

其实，在项目组中，罗明非的任务量不仅仅是单一的业务内容，他不仅要承担工作布置协调，还要照顾工作组的生活起居。

工作驻地是藏族同胞居住区，每天项目组的很多事情都需要罗明非进行联系与沟通。细心的交流和诚恳开朗的性格，使罗明非与当地老乡沟通得非常顺畅，保证了地质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野外，不洗澡是常有的事。同事们看罗明非已经在山区连续工作20多天，都觉得他太辛苦，劝他“去县城休息一下，洗洗澡吃顿饱饭”。他总是笑着说：“下次吧！让项目组实习的学生去，他们野外工作时间还短，经验还少，更需要休息调整一下。”

2016年初，为了配合单位新一轮的工作部署，罗明非参加了“冈底斯-喜马拉雅铜矿资源基地调查”项目，再一次踏上藏北高原开展地质调查工作。

藏北地区环境恶劣，而措勤县又是藏北几个县城中尤为偏僻的县城，山势陡峻，高山常年被积雪覆盖，罗明非要在海拔5600米以上的高寒缺氧山区完成区域地质调查填图任务。艰难险阻面前，他总是冲锋在前。在人类难以生存的“地球第三极”冲锋在前，就意味着不仅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体力，还要有坚毅顽强的性格和对工作的热爱及不懈追求。

白天，罗明非跑在最艰险的地质路线上，一边忙着观察地质现象、做好记录，一边指导年轻的实习学生，努力提高他们的野外实践水平。罗明非还经常主动照顾体能较弱的同事，帮助他们背包、背样品。汽车陷车时，他也总是积极协助司机用工兵铲刨坑埋石头垫路。

晚上，从野外归来，罗明非还要汇总当天大家的填图资料，检查野外记录，安排第二天要跑的地质路线，并逐一交代队员们一定要注意的问题。第二天早上，罗明非又是第一个起床学习的人，翻阅专业书和英文文献。大家起床后，他又忙着用牛粪给大家烧热水。

罗明非虽然是博士毕业，却甘心投入到最艰苦的基础地质工作一线，对工作尽职尽责，同事们不由地心生敬意。乐观豁达、谦逊友善，让罗明非受到了同事们的欢迎，同事们不是称呼他“罗博士”，而是亲昵地称呼他“萝卜丝”。

“他虽话语不多，但是你能够强烈地感觉到他那颗纯净而火热的内心。”王宝弟说，“罗明非工作认真负责，而且细心的他非常乐意帮助同事，困难的事总是毫不犹豫地抢着干，总是积极配合工作组的工作，是一个无论理论水平还是野外实践能力都十分出众的优秀人才，是青年地质工作者的榜样。”

“罗明非有着上一代地质工作者的优秀品质，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敢于牺牲自我，对工作充满激情，值得领导信任和同事爱戴。”这是领导对罗明非的满是赞誉的评价，而这样的赞誉和肯定也恰恰是青藏精神最核心的内涵。

工作中，他是一个严谨认真的青年模范；生活中，他是父母眼中淳朴善良的孩子，是妻子眼中体贴细心的丈夫。

罗明非从小独立坚强，对父母却感恩孝顺。在野外工作时，一空下来，他就会给远在家乡的父母打电话，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有时候，他也会和人聊起自己的父母，他总是觉得不能陪在父母身边，愧对父母。

常年在野外工作，罗明非和新婚的妻子聚少离多。他觉得自己亏欠妻子太多。但是，罗明非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即使野外生活条件再苦，他也不愿和妻子透露一句，不愿让妻子为自己担惊受怕。每次聊天，他都给妻子讲在野外最开心、最快乐的事。

悲剧突降，空余遗憾。

回顾罗明非的过往，他在求学问道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在投身地质调查的征程中挥洒青春，将自己短暂的一生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地质事业。

英雄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