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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背景

    (一)国际发展动向

    基于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活动已经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实现全球合作、促进全球发展逐步成为各国的共识。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享受全球发展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环境以及社会方面的高昂代价。人类生产活动不仅在全球范围内破坏着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同时由于过度开发,人类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联合国给出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年)报告指出:“由于人类活动的干预,2/3支持地球生命系统运转的自然资源已被严重破坏,几近耗光。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有60%处于不断退化状态,支持能力正在减弱。未来50年内,这种退化也许还将继续。”随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08年)》针对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的生态足迹,指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超出了地球承载力的近1/3。美国和中国的国家生态足迹最大,各消耗约21%的全球生物承载力。美国人均生态足迹量9.4全球公顷,可覆盖4.5个地球;中国人均生态足迹量2.1全球公顷,覆盖1个地球。”而据《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08)》,2003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量1.6全球公顷,低于2.2全球公顷的全球平均生态足迹。有关度量指标除生态足迹(人类需求)、生命地球指数(自然状况)外,还有碳足迹、水足迹。一些发达国家已形成“经济(Economy)-能源(Energy)-环境(Environment)”协调发展的“3E”模式,而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传出了“水资源破产”的预警。

    (二)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预测

    在发展的大潮席卷全球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与巨大的挑战。197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近60%,耕地、草地面积相对稳定,基于灌溉、化肥的农业增产,与人口增长相对平衡。与此同时,中国耕地数量历经20世纪80年代缓慢减少和1999~2003年迅速减少两个阶段后,进入基本受控状态。据相关数据统计,21世纪上半叶世界人口将增长70%,而人均耕地、草地面积将会减少;日益增长的人口与持续减少的耕地、草地之间的矛盾依靠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可得到缓解,人地关系预计不会到达崩溃的程度。虽然中国对改善目前形势、确保更好的发展有充分的信心,但形势依然严峻。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解决中国的水稀缺》(2009年)的报告中列举中国“每年有约250亿立方米的水因受污染而不能使用,有240亿立方米的地下水被超采,水危机导致的经济损失占GDP的2.3%,不容忽视”(我国水利部公布的地下水超采数据为120亿立方米/年),由此可见我国保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任重道远。

    (三)国家当前和近期需要

    国家发改委2008年做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中期情况的报告中,提出“十一五”后两年难以有效解决的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①能源资源利用问题。②生态环境保护问题。③空间开发结构优化问题。④粮食安全保障问题。⑤城镇化健康发展问题。⑥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等。并要求及早谋划好与之相关的“十二五”时期发展战略。这6个问题同时也是6个前瞻性研究题目,而前5项均与国土资源和国土空间的调控有关。

    从长远看,国土资源和空间战略目标将以可持续性、生态化、低碳化、信息化、全球化为依归。

    (四)经济与矿产资源全球化、区域化

    随着世界经济或结束剧烈震荡进入缓慢复苏期,包括矿产资源全球化在内的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各国的市场化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此起彼应,各国展开抢占下一轮发展经济制高点的竞争愈益激烈。在2009年全球经济复苏的曙光出现时,“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作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推手”——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角色也在悄然发生变化。APEC作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论坛起着对话和交流的作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即将面世,同时与南盟(SAARC)的区域合作开始提上日程,东北亚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进程要慢一些,上海合作组织(SCO)则以地区安全为重心,并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

    (五)国土安全隐患

    在经受全球发展冲击而引发资源、环境的国际纠纷不断的同时,我国的国土资源和空间由于历史、自然等原因也面临重大安全隐患。中印边界问题由来已久,印度除侵占我国藏南部分领土并设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外,还觊觎南疆阿克赛钦地区;国外和新疆的“东土耳其斯坦”分裂势力和恐怖组织妄图将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我国管辖海域近一半与邻国有争议,南海“九段线”虚多实少,主权深受侵蚀;钓鱼岛的主权争议,与那国岛、冲之鸟礁的军事开发问题都对我国东海海疆构成挑战。此外,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破坏、资源衰退和骤减、国际金融抢滩我国资源开发等也成为国土资源安全的胁迫因素。

    二、起点

    (一)我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也逐年提高。2008年我国的GDP总值达到30万亿元(相当于4.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人均GDP 仅3266美元,只及世界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国土经济密度以倍数增长;工业化率达48.6%,正处在工业化中期、以传统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遭遇资源“瓶颈”;城镇化率只及45.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群规划建设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市场化程度达60%,已超过市场经济临界水平;国际化程度,我国已全方位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科技创新能力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总的仍处于世界中等水平。据世界经济论坛2009年9月公布《2009~2010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大陆)列全球第29位(比2008年晋级1位),继续领跑“金砖四国”。作为人口、经济总量“双庞大”、结构复杂、非均衡性突出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如应对得当,有可能继续保持上升势头。

    (二)对国土开发程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不同估计

    1.综合评估:总体上尚未超载,西北和北方部分地区超载

    据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编著的《发展的基础——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生态基础评价》(2003年),中国“水资源和水环境的人口承载力在15亿~18亿人之间,但将从南到北大规模转移;而土地对食物的承载能力略有盈余,在未来50年内都不会超出其边界;能源与矿产资源供需失衡的形势将更加严峻,10亿吨燃煤造成的污染已接近环境的承受极限,6种大宗矿产(铁、锰、铬铁矿、铜、铝、钾盐)现已供不应求。”而《中国工业发展报告——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发展》(2005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于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中国至2050年区域科技发展路线图》(2009年)把“资源环境承载力已接近饱和”列为4个基本国情之一。

    就人口发展与资源承载能力而言,《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8年)指出,中国人口发展总体上没有超越自然资源承载能力,但是局部地区和部分资源已出现资源紧张和供需失衡现象。现有的经济发展规模和人口数量均在水土资源承载力范围之内,但区域之间极不平衡,西北部和北方部分地区超载严重。

    2.分区域评估

    1)海岸带开发不足。海岸带是连接陆地与海洋的纽带,是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的依托。我国拥有1.8万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海岸带面积达38万平方千米,约相当于沿海省(区、市)面积的1/4。专家指出,我国沿海诸省(区、市)每1000平方千米陆域的海岸线资源量,基本上与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上,但开发程度却远比那些经济发达国家为低。

    2)沿海地区局部已过度开发。在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过度开发严重,珠三角9市土地开发强度15.9%,超过了日本三大都市圈,也超过国土面积相当的荷兰;包括安徽在内的环长三角地区,国土面积(约34万~35万平方千米)与德国、日本相当或相近,开发强度(约15%~16%)超过德国(12.8%)、日本(15.0%)。海洋资源过度开发造成开发利用密度高、生态环境退化严重的局面,需要实行绿色保护的海洋政策,解决可持续开发利用问题。(《2010~2020 中国海洋战略研究》,2009)

    3.分资源门类评估

    由于长期森林过伐、草地过牧、坡地滥垦、矿产乱采,超过限度,使我国的自然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虽然近年施行了禁止乱砍滥伐、退耕还林、限制矿产开采等措施,我国的资源破坏现象有不同程度好转,总体上仍不乐观。

    我国超限开发的典型例子还包括近海水产过度捕捞,年产量峰值可达1400万吨,超限额75%,导致海洋生态系统和水产资源严重退化,产量减少,水产品个体变小。

    在水环境方面,水与环境超载,形势严峻。根据水利部2009年发布的最新数据,我国水资源总体上已经过度开发,其中黄河水资源利用率>60%,海河>98%,内陆河流域>40%。过度的开发,不仅威胁或损害河流健康,还使某些主要功能丧失。不少地方水环境开始退化,出现了水质恶化、地下水位下降、河湖干涸、湿地消失的现象,所有这些都是出现水危机的先兆。

    4.国土的粗放开发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中国当前正经历新一轮重化工业化及与其相克相生的“资源瓶颈”,资源除总量大、人均少外,在国土开发利用中的矛盾也很突出,总的资源开发强度与国土经济密度不对称,开发过程中的粗放、分散、重复、低效、退化等问题(表1)日久年深,有的积重难返。

    表1我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倾向性问题一览表

    人口基数大和粗放式强度开发加重了国土的负担,对人口、经济密集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有必要做出科学评价。国家部署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自然条件适宜性开发,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也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本依据。关于环境承载力,“十五”后期由清华大学承担的宁波市环境承载力研究,从资源供给能力、环境纳污能力、人类支持能力3个角度来量化环境承载力,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厦门大学对厦门海岸带也做了生态安全压力分析。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综合度更高,相应的难度也更大。对此,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中有实战性演练,正组织“环渤海湾重点地区环境地质调查及脆弱性评价”项目,将扩及全国海岸带资源、环境承载力调查监测和风险评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5.对国土面貌演变方向的两种预计

    基于当前国土资源的利用现状,对未来国土面貌演变方向有以下两种预计。

    1)从低收入转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提升期是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期、国土面貌向良性转变期,人均GDP 3000美元是对资源环境的边际压力的转折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4年年会的总结讲话指出这一时期的6个基本特点:“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进程加快,城市化速度上升,人口大量转移,国土面貌日新月异,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其中,“国土面貌日新月异”是良性预期。2005年,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双缩小”,“破坏大于治理”转为“破坏与治理相持”;2008年,电力弹性系数首次小于1(低于GDP增速),都顺应和促进这样的转变。

    2)《新一轮全国国土规划前期研究(中国地域空间、功能及发展)》综合报告(2006年),“第一章背景——剧烈变化的‘国土’”指出了我国国土开发和建设布局无序及空间失控态势的严重,包括:地域(空间)开发利用严重无序,建设用地过度扩张;许多地区资源环境压力过大,而支撑体系太弱;不少城市盲目攀比,贪大求洋,超前定位;一些快速发展地区环境状况令人担忧;生态退化问题依然严重,由此招致“国土安全和资源保障的危机”。这里所说的“剧烈变化”非“良性”一词所能道破。2009年9月《科技日报》关于“建设低碳城市”的对话栏目中有专家指出:“我们75%的地面水已经被污染,国土变得枯黄”,就是相应的写照。

    国土面貌是广域性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全球变化的中枢和核心主题之一)的反映,尤以人口增长胁迫下的LUCC为甚。我们终需这样的系统观测和研究成果为基础给出说明。

    三、基点

    (一)大国土

    1.活动半径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1972年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访华,在与毛泽东主席会谈时曾说:“一个民族的能力水平与活动半径成正比。”其着眼点在于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

    一个国家的国土资源和空间管理及于领土、领空、领海和管辖海域(“准国土”或“国土化海域”),我们要上天、入地、下海,所要求的技术、工程和管理能力水平也与活动半径相关。

    “大国土”指现有国土全方位的内涵深化(包括系统化、整体化、聚合化、空间化)和管理(包括监督管理)到位:在国家层面上加强统筹协调,但不因“大国土”而扩张国土空间;在部门层面上加强内融外联,也不借以扩大职能范围。

    2.内涵假设

    “大国土”即广义的国土:一是国土资源与国土空间(或地域空间)的统一;二是自然国土与人文国土的统一;三是覆盖陆海、充斥立体空间的“三维国土”;四是统筹国内地球表里诸圈层的“多圈层国土”;五是宏观和中观层面上的“和合国土”。

    (1)国土资源与国土空间

    国土资源指土地、水、矿产、生物、海洋、大气等实体性资源,它们又占有各自的区位或地域,即空间性国土。而国土资源管理现状,既有重实体资源、轻空间的倾向,如把国土(空间)规划视同“国土资源规划”;也有重空间、轻实体资源的倾向,表现为土地管理的重数量、轻质量,区域地质调查的重陆轻海。

    在适当的地形地貌条件下,农业用地的耕作层、建设用地的工程持力层都是实体,农业、建筑业等活动先选址、后丈量,基本程序是由实体到空间;探矿权首先是带有虚拟性的“空间试用权”,而采矿权是资源的用益物权,矿业过程是由空间到实体。由此可见国土资源的实体性和空间性同等重要,不可分割。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认为,国家强弱更多取决于综合国力,其构成中科技力、人才力和信息力各占25%,自然资源和资本各占12.5%。自然资源的权重只占1/8,在当前阶段可能估低了,如果加上国土空间(区位)要素更要考虑提高。

    (2)自然国土与人文国土

    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对国土垦殖和开发的历史悠久,但空间上极不均衡。开发强度,是指一个区域建设空间占该区域总面积的比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2008年全国平均开发强度达到3.48%,超出一度预计2010年达到3.23%的强度值很多,特别是东部沿海的一批城市已进入强度开发或超强开发,上海、无锡达到29%~30%,而东莞、深圳高达38%~40%,已臻于极限值,人工生态系统置换了自然生态系统。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2020年全国开发强度达到3.91%的预计值也有可能被突破,国土人工化的趋势难以逆转。资源、资产、资本“三资合一”也是人文超过自然的国土。

    另据吴霁虹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社会中,不同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知识、商业生态网络、组织流程等已成为创新活动的“新生产要素”,实现全球联系和思想交流的商业生态网络正成为新的“虚拟地产”。IBM 2008年的企业价值超过1577亿美元,然而其土地、建筑物、实验室等有形资产只占9.1%,基于空间和时间动态地创造价值的组织流程相当于“创新工厂”。由此可见,“人文国土”的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空间。

    (3)“三维”国土

    科技部2008年推出基础科学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的“三深战略”,包括“深空(宇宙空间)”“深海(公海大洋基底)”“深蓝(信息安全)”三大纵深领域,“三深”没有“深陆”。在国土资源战略的“三维国土”构架中,“深”含“深陆”“深海”,它们同属岩石圈、水圈富于探索价值的人类未知领域;“空”首先是地面以上100~110千米的“领空”或“近空”,其次是外层的“深空”或“公空”(图1),概称“陆、海、空、深”。2009年9月,我国第一个集数据、软件于一体的三维地理空间信息系统——数字地球(中国)问世。

    图1“三维”国土示意图

    国土、资源、地质各有其自然演变和随人类社会农业、工业、科技革命的变异过程,并谋求可持续发展——时间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46亿年计的地球历史可谓“深时”。这是“三深”向“四深”的发展。

    《浙江省信息化测绘体系建设发展战略》(2008年)首次提出了基于“时间维-对象维-方法维”的测绘体系概念模型,是对信息化测绘体系的基本构成与内涵的创新性探索,这也是“国土资源战略研究”吸收地方成果的一个范例。

    (4)“多圈层”国土

    大国的“陆、海、空、深”是互相影响的“多圈层”国土。176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累计开采、消费了3万多亿吨(以标煤计)化石能源,近250年间从地球岩石圈向大气圈释放出数以万亿吨计的CO2(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也贡献了>30%的份额),扰乱了地球各圈层之间的平衡,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同时,还要看到海洋-大气相互作用的重要影响,还有生物圈中土壤碳库(可抵消全球5%~15%的碳排放量)的储碳潜力。就碳排放大国而言,也可以看作“大国土”结构问题。

    钱正英在《我国的江河整治问题》(1981年)中曾经建议:“对国土整治进行统一规划,水利建设纳入国土整治的统一规划。”

    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代表团建议探索“外层空间”新领域,测绘瞄着“地-空-天一体化”目标,都是超出地球圈层范围的深空探索。

    (5)宏、中观层面的“和合”国土

    以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资源管理为例,在城乡分割体制下的土地二元配置和使用,造成城镇和农村“两栖”人口的“双重占地”,导致“两不经济”的结果,加剧了城乡用地和人地关系的紧张局面,必须实行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统筹城乡用地的战略转变。这既有利于人际和谐、人地和谐,也促进城乡融合,以臻于“和合(和谐+聚合)”境界。统筹陆海、区域(行政区、经济区、气候区等)、城乡、“三生(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等,都是形成疏密有序的“和合”国土之路。

    而国家所提倡的保护耕地的实质是保住耕作层的综合生产能力平衡,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以土地总和效益最大化为目标,都寓意于提高多元一体化程度的综合或集合,“和”“合”并用,相辅相成。

    3.陆、海、空关系

    (1)“滨海之国”与“滨、近海之国”

    大国土涉及陆海关系,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称美国为“滨海之国”,是离海岸线80千米的范围,在这个占国土面积13%的区间集中了美国51%的人口、57%的国民收入。实际上这只限于美国本土,美国又是多海洋国家,除了滨海的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还有5片海外属地(岛域或群岛),其管辖海域散布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比上述区域要大得多。就美国本土而言,我们把它看作“半环形的滨海(湖)之国”(东北角是五大湖区)。中国的陆海情况与它迵然不同,总体上是东南向临海的“滨、近海之国”。从大国土着眼,我们在看重沿海省(区、市)的同时还要看到近海省。近海省按区位可分3类:①中部近海省,涵盖中部地区6省;②西部近海省,有贵州、云南;③3个近海边疆省,即吉林(临海最近距离15千米)、黑龙江(临海最近距离<100千米)和云南(临海最近距离<500千米)。按此设想,现有沿海省(区、市)加3类近海省(区、市)共有24个,占全部省级单位的77%,这就能让更多的内陆省共享海洋资源,既有利于海洋共同开发和国土均衡,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和(海)港-腹(地)一体化,沿海省(区、市)和近海省(区、市)依托地缘关系共筑“和合国土”。

    (2)深陆和深海

    大国土包含“深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向地壳深部、深海大洋和洋壳的探索成为现实。表2列举了我国实施的部分大陆深钻和超深钻。此外,山东新汶矿业集团的一处矿井深1350米,是亚洲最深矿井;清华大学与四川二滩水电开发公司合作,在锦屏山覆盖层深2500米以下的引水隧洞旁建筑极深地下暗物质探测实验室。

    表2 我国实施的大陆深钻、超深钻一览表

    海洋正逐步成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食品生产基地、化石能源和新能源开发基地、新的水资源开发基地、新的医药资源开发基地,又是全球交通和物流通道。美国《面向21世纪海上合作战略》(2007年)认为:在世界所有国家中,美国和中国是海洋利益最大的国家(实际上两者缺乏可比性)。大国土中涵盖的深海指的是水深超过500米的海域,我国把深海资源开发列为超前部署领域,尚处于发展的中级阶段。表3概列出海平面以下的分层化。

    表3中所列海平面200米以下的深层水,保持低温、洁净,具有多种功能,在美国、日本、韩国开发利用这类较深的优质海水,已形成产业。

    (3)近空和“地空”

    城市高层建筑林立。全国大城市中现有5000多座5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建成世界第一高楼,在高密度的建成区中出现了不同产权单元在空间上层层叠加的现象,并愈益普遍化。这一层近地空间简称“地空”。表4列出了近空分层的高度以及各层对应的主要功能。

    表3 海平面以下分层化表

     

    表4近空分层化表

     

    我国利用低空(地表以上100米)风能发电居世界第四位,而“高空”(地表以上200米)风能尚未开发,这两层空域均在“地空”范围内。在更高空还有丰富、稳定的风能资源,其开发利用与航空飞行不兼容,待进一步研究。

    城市在向空中“长高”的同时还向地下延深。我国有10个城市已使用或正在建设地铁,另有8个城市提出或筹建地铁,到2020年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将达到2000~3000千米,表明城市“地铁时代”已经来临。

    “地空”和地下工程呼唤城市三维地质调查、三维地籍测绘和管理。

    4.城市“三维”地质调查和“三维”地籍测绘与管理

    地空和地下工程呼唤城市的三维地基调查和三维测绘调查,现在我国有6个城市在试点,上海、北京已经验收。

    “上海市三维城市地质调查”项目按“中心城-新城-郊区”3个规划功能区,建立“基岩地质层-第四纪地质层-工程地质层”3个层次的地质结构模型,使三维可视化地质信息系统、地面沉降防治、地下空间与地质环境容量评价、地球化学调查与农用地分等定级相对接,特别是搭建起大型、综合、动态的地理地质信息平台,可望打破多源、异构、多维数据形成的“信息孤岛”互不相通的僵局,实现全市地质信息由分散到集中管理、由平面到三维显示、由单项专业应用到多元服务的转变。另在全市地下工程普查的基础上,从黄浦区着手地下地籍调查,构建“地上地籍图-地下地籍图-地质图”系统,为地下空间管理提供有效支持。

    “北京市多参数立体地质调查”项目(2009年通过评审)推出的智能化三维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了全方位的科学依据。

    在完成6个城市试点的基础上,将考虑另33个超大城市的“三维”地质调查。

    深圳市国土与房产局正启动“三维地籍”的专项研究,这是有关城市“三维”地籍测绘和管理研究,在国内外尚处于探索阶段。而历来以二维宗地为核心、以“四至”为边界的传统地籍,都建立在宗地内产权主体同质化的基础上,而城市土地的立体化利用则以垂直方向上、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为前提,即地表、地上、地下空间可以分层开发并分属不同权利人,这就形成以六面体或多面体为基本单元的“三元产权体”,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复杂的产权簇或产权层,需要有相应的“三维地籍”测绘为支撑的“三维地籍”管理。此外,《物权法》要求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而任何不动产都占有一定的空间域,系统的三维地籍研究为在一个统一的技术框架下处理土地和房产的登记问题提供了可能。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研究地下空间资源管理与权籍调查关键技术,也有初步成果。

    从城市空间要素立体化趋势中可引出一种新型的财产权,即空间权,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相分离,成为一项独立的物权(参见《民法》第七百七十三条、第八百三十二条),在我国台湾省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空间权制度。

    住宅产业规划到2020年基本做到“户均一套房、人均一间房、功能配套、设备齐全”。在产业层面,青岛“海尔地产”为节能省地提出“小户大家(小户型、大社区),和谐住区”的理念。即通过5个空间结构把家庭做大:家居空间紧凑化,环境空间功能化,会馆空间场所化,商业空间生活化,网络空间无域化(建设数字化网络社区,用网络服务来解决物理空间解决不了的问题,使得生活无域化——与“虚拟地产”相联系)。而微观上的空间意识将会有助于模式和设计创新。

    (二)大资源

    1.内涵假设

    “大资源”即广义的自然资源及其组合开发利用。

    一是单门类自然资源及其多形态的综合利用,多功能的优选利用(如在农业用地中, 对耕作层既是“土壤水库”又是“土壤碳库”的合理利用),非常规资源和新资源的递进或接替利用。

    二是包括土地、水、矿产、生物、海洋、大气等在内的多门类自然资源及其优化组合和综合管理(如水、土资源综合管理,海洋综合管理)。

    三是大资源以土地、能源为根本,我国的耕地和宜居建设用地都是稀缺资源,要在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的前提下节约集约和多元利用土地,新能源比传统能源的范围大大拓宽,要在尽可能清洁利用化石能源的同时研发低碳导向下的替代能源。

    四是确立、推进基于生态系统的国土资源管理和海洋综合管理,与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相互交融,并探索资源、资本、资产“三位一体”的复合式管理方式,使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链、产业链、价值链层层相扣。

    五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积极利用包括国际海域在内的境外资源和公共资源。

    2.大资源与大能源

    中国在2012年将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在21世纪上半叶,能源在我国矿产资源中仍居首位。在低碳导向下的大能源发展离不开大资源、大地质的支撑(表5)。

    3.单项管理案例

    水利部基于我国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的突出水情和严峻的水资源形势,从2009年开始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这比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晚13年,但所规定的“三道红线”——开发利用“红线”即控制用水总量;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即控制入河排污总量;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即遏制用水浪费——是对水量、水质和水耗的综合调控,体现了水资源和水环境管理的相对统一,起点高于只设“一道红线”的土地管理制度,也可以说把土地管理、利用的两个最严格制度“合二而一”了。

    2009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德国波茨坦气候研究所的科学家量化分析了“蓝水”和“绿水”,其中,“蓝水”是来自河流和地下含水层的水资源,占35%,“绿水”则是源于降水、存储于土壤并通过植被蒸发而消耗掉的水资源,占65%;科学家们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应该大力研发绿水资源利用技术,由此可见土壤水作为“大资源”的一个分支兼及“大土地”“大地质”领域,应予以重视。

    表5 大能源战略及其资源、地质支持一览表

    :①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地质代表团得到启示:“非传统能源越来越受到重视,能源多样性是今后出路所在。可再生型能源可能是未来能源的主体。”

    4.综合管理案例

    中国工程院2007年关于《东北地区有关水土资源配置、生态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战略问题研究》指出,基于东北是我国水土资源搭配最好的地区,可以建成全国最大的优质商品粮基地,而东北地区过去的垦荒,实际上是占用了林、草、湿地。目前的生态与环境状况,已到了临界状态。因此得出一条基本结论:“东北地区土地利用的总体格局应当是:耕地总量不再增加,林、草、湿地不再减少,城市和工矿用地合理控制”;并指出东北“西部地区的农业发展方向必须是农牧结合,以牧为主;农作物……以雨养农业为主,在缺水地区不宜种植水稻”等,在宏观上都有道理。但一年后,即2008年推出的《吉林省增产百亿斤1斤商品粮能力建设总体规划》中规划投资62亿元引嫩入白、以稻治碱,用5年时间在该省西部新增255万亩基本农田。这反映出国家战略研究与地方战略行动脱节,见仁见智,有待实践检验。

    多门类资源的综合管理,如作为复合式资源和空间的海洋综合管理,已成为国际趋势。其核心思想是从分散的行业管理转向跨行业、跨学科和跨部门的、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20世纪90年代中期,厦门市率先建立了海洋综合管理体制,成为有关国际组织部署的东亚海洋防污和管理的示范区,但推广不易。国家海洋局受权“综合管理中国海域”已10多年,尚难到位。对此,《2010~2020中国海洋战略研究》第五章中有具体建议。

    (三)大地质

    1.内涵假设

    大地质基于经济、社会与时俱进和地质工作功能最大化,不断扩大服务领域、贯穿于生产和生态建设的全过程。

    一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打好三个(应用)基础,即资源基础(开源、节流)、环境基础(保护、修复和防灾减灾)和工程基础(岩土工程),都有旺盛需求,为夯实资源和工程基础服务的地勘、工勘已商业化, 作为环境基础前期工作的“全国土壤现状调查与污染防治大计划”(2006年)正在实施中。

    二是大地质工作即大地质产业,它跨三次产业,即为“一产”服务的农业地球化学调查和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融入矿业(现属“二产”)的矿产勘查和融入工程业的工勘作业,隶属“三产”的地质科学研究和信息服务,分别拉长产业链,不自成独立体系,大地质≠大地矿(对1991年提出的“地矿产业”要反思),按这个产业定位,现行地勘行业管理的覆盖范围还要加宽。

    三是基于国家财政支持、走在商业性地质工作的前面的公益性地质工作要做大,其信息供全社会共享,基于市场和地勘基金的商业性地质工作规模更大。

    四是地学研究多元化,地球科学正从传统的分散的单学科研究向地球系统科学研究转变,地质科学也要向地球系统科学即“大地学”拓展。

    五是适应“矿产资源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立足国内的同时,“走出去”开拓境外地质工作,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失时机地做好前期服务。

    2.大地质与大地学

    基于地质科学的大地质和基于地球科学的大地学,其研究对象相同而研究领域不同。大地学的包容面广于大地质,但有交融态势(表6)。

    表6 大地学与大地质研究方向的概略比较表

    由表6可见,两者的共同点比较多,有向地球系统科学合流趋势,但在学科上仍显示出整体和局部相包含关系的脉络。“大地质”栏中未列举的海洋、陆地地表过程恰是“大国土”关注的热点领域。

    3.大地学——科技和信息服务

    公益性地质工作以地质图件为窗口面向全社会服务。英国地调局2006年发起的《全球1∶100万数字地质图计划》,产生于矿产资源全球化催生地质调查全球化的背景,旨在推进各国既有地质图数据网络化和国际共享。为保护市民避免遭受地震、海啸、滑坡和火山爆发等地质灾害的威胁,由联合国发起在日本神户通过的《2005~2025兵库行动框架》,有关信息和知识都要及时传输到全社会。

    2008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已形成测绘服务、遥感服务、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导航4大支柱产业,总产值>600亿元;2009年增速20%,从业人员达40万人,机构>1万家;预计到2010年达到800亿~1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长5000亿元。目前,全国唯一、初具规模的黑龙江省地理信息产业园2007年在哈尔滨开园,已建起国际地理空间数据加工基地和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前景看好。《北京空间信息产业调研白皮书》披露,该产业应用领域扩大到数字奥运、政府共享平台、数据库、防灾减灾等方面,国际合作领先于全国。

    四、浅释

    “三大”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以“四面体”(图2)示意:A代表“大土地”,B代表“大海洋”,它们是“大国土”的两个主要载体,C代表“大资源”,D代表“大地质”作为基础置于底面。

    图2“三大”内在联系示意图

    (一)“四面体”扫描

    “大国土”与“大资源”有交叉重叠,宜各有侧重:“大国土”重在空间,以地表面、海平面为通用界面;“大资源”重在物质和能量,以水土、生物、能源和矿产为载体;“大地质”连同“大测绘”提供科学支撑和信息服务。三者构成一个统一、聚合的“四面体”。我国陆地空间虽大、资源品种虽多,但受结构性矛盾的深度制约,难题不少。

    定格国土空间区位的“大土地(A)”和“大海洋(B)”,其中“大土地”“七山二水一分田”,又派生出:A 高原和山地型土地结构(平原少,后备耕地少,开发成本高),A-C中低产型耕地、草地结构(优质耕地、草地少,又是少林国家)和大江河与中小湖泊型的陆地水域结构(淡水少);“大海洋”“三海两链半纷争”,源于A-B单面陆缘海与陆中海型海洋结构,而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共29个,其中15个直接相邻),于本国资源禀赋弊多利少;“大资源(C)”“门类多、总量大、人均少、时空分布不均衡、相互匹配不理想”,又派生出煤基型化石能源结构(高碳、高硫空间)和低品位型非煤大宗矿产结构(富矿少)等。

    (二)“三大”的必然性和价值取向

    “三大”既是科学理念,又是顺应必然趋势的战略定位(表7)。作为人口过量的资源大国和经济大国,必须从大处着眼,针对国土开发中长期存在的几个倾向性问题(表1),集中多方面智慧谋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大格局”(表8),使“三大”的组合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表7“三大”的必然性一览表

    表8营造国土、资源的“和合”大格局一览表

    以上大格局,有的正在形成,有的受体制和机制束缚,施展不开。现行体制、机制问题如表9所列,要有序、分期研究解决。

    提出“三大”,旨在落实科学发展观,融合部门职能,加强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与时俱进、因人而异(表10),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

    表9 “三大”的体制、机制问题一览表

    表10 人对“三大”的阶梯式需求一览表

    资源“瓶颈”有两重性,要以“三大”为杠杆,与经济发展互动,形成供、需“双向制约”,同时,还受生态、社会、政治等“多重制约”(表11)。

    表11 供需双向和多向制约一览表

    下一步,“三大”的研究领域再向“五维”拓宽,“五维”除时间维、空间维外还包括市场维、环境维、文化维。

    (三)推进“三大”的路径选择

    对于推进“三大”的路径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把“国家可持续发展国土资源战略研究”项目持久化、常态化,提高研究内容的战略含量,从国家层面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协调力度。

    2)编制部门战略规划,或加强部门发展规划的战略引导,向“三大”提升。

    3)有条件地实施部内整合,发挥基础地质调查、测绘、国土信息和经济研究工作对土地、矿产资源和海洋管理的全面支撑作用。

    4)基于“智能地球”(中国),搭建国土资源管理信息化的综合平台,从小到大,分步实现多门类资源的信息交流和共享。

    5)加强跨部门协调,在政企分开、所有权与行政权分离的前提下,逐步推进“非全能”、服务型的大部门制。

    6)在现行法规基础上适时启动国土资源和空间的综合立法。

    (四)几点困惑

    1)国土、资源管理和地质工作中积累下来的矛盾比较多,化解矛盾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是不是推出“三大”的合适时机?

    2)“三大”是从国家层面立意的,眼下设想“三大”的高度还不完全上得去。

    3)“三大”的容量放大了,没有现成的抓手,有待于实践中探索。

    (该文原载《国土资源战略与构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2009年度)》、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国际动态与参考》2010年第1期(总第439期)。本文为国土资源管理改革与战略高层论坛上的演讲。演讲于2009年11月19日。郭文华、刘丽、陈静、李政制作图表,王凌云整理。)

     
     
    国土资源战略研究的起点和基点



    鄂尔多斯乌审旗境内的苏里格气田


    内蒙古煤田地质勘查(集团)公司(内蒙古煤田地质局)副总经理杜刚博士近年来一直关注着内蒙古非常规油气的勘探开发。作为内蒙古绿能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他所在的公司向有关部门申请的页岩气探矿权因为被含在其他企业的采矿权范围内而被搁置。有关部门的批复是,“请酌情与矿业权所属单位协商处理。”他说,协商并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矿权都处于行政垄断状态,“这在内蒙古尤其是在鄂尔多斯盆地太常见了”。


    为什么盯上页岩气?


    国际能源署预计,“21世纪是天然气的黄金时代”。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我国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能源结构转换——由以石油(或煤炭)为主向以非化石(或可再生)能源为主转换。


    国务院部署的大气污染防治10条措施其中单立一条即第4条特别强调:要“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加大天然气、煤制甲烷等清洁能源供应”。根据目前国内的技术水平和开发成本,许多专家估计,10年~20年内,在各种清洁能源中,天然气将脱颖而出,成为主力。


    事实上,相对于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 “三气”(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资源的优势凸显。以天然气为例,它比较清洁,与等热值燃料相比,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煤炭少近一半,比石油少近30%,其他污染物排放也少许多。同时,它的开发技术比较成熟,使用成本较低,可以替代煤、油,用途广泛,不受气候影响,输送便利,供应稳定。除此之外,包括煤层气、致密气和页岩气在内的非常规天然气还有两大优势。一是储量丰富。我国非常规天然气储量达200多万亿立方米,是常规天然气的5倍——我国埋深2000米以浅煤层气的地质资源量约36.81万亿立方米,相当于500亿吨的标准煤,居世界第3位;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报告《我国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利用战略研究》中显示,我国煤层气可采资源总量大约是10万亿立方米,其中大于1000亿立方米的盆地有15个;我国致密气储量约12万亿立方米;我国陆域页岩气地质资源潜力为134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潜力为25万亿立方米(不含青藏地区)。二是需求旺盛。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天然气年总产量有望达到2300亿立方米,其中,非常规天然气可快速增长至1200亿立方米,占国产天然气总量的52%,成为国产天然气的主体。


    内蒙古包括煤层气、致密气、页岩气在内的非常规天然气储量尤其丰富。


    据记者了解,目前,全国仅有的两个重点煤层气产业化生产基地之一就是鄂尔多斯盆地。而内蒙古是鄂尔多斯盆地的核心区,涵盖了整个内蒙古西部地区。有专家表示,对比探明储量,这一区域内的煤层气和页岩气目前基本上尚未开发,致密气也仅仅用了一小部分。


    在全国14个含煤层气大于5000亿立方米的盆地(群)中,内蒙古境内就有鄂尔多斯、二连、海拉尔等3个盆地(群)。其中鄂尔多斯盆地资源量在全国最大,约10.72万亿立方米(地跨蒙、晋、陕、甘、宁五省区)。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和沁水盆地的煤层气可采资源量在1万亿立方米以上。


    同时,内蒙古还有极为丰富的致密气即致密砂岩气。仅鄂尔多斯乌审旗境内的苏里格气田,致密气探明地质储量即达1.1万亿立方米,目前年产量达105亿立方米,分别占全国天然气储、产量的14.7%、12.1%。有关专家认为,仅鄂尔多斯盆地内蒙古境内(包括苏里格气田、大牛气田和乌审气田)致密气储量就在2.5万亿立方米以上。


    据内蒙古煤炭地质学会和内蒙古自治区煤田地质局对全区页岩气资源进行的初步估算,内蒙古页岩气资源潜力约30万亿立方米,有可能在中国的“页岩气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在《我国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利用战略研究》中这样表述,我国陆相富有机质页岩主要分布在新生代陆相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三叠统延长组7段页岩最好,分布于盆地中南部,面积4万~5万立方米。


    2015年春节前,由内蒙古煤田地质局和内蒙古地质调查院共同完成的内蒙古第一个页岩气调查评价参数井获得重要数据,设计井深3550米,完钻3568米,发现具有开发价值的气层4层,形成较好的工业气流,最大产能5万立方米/天,稳定产能1.95万立方米/天。专家分析认为,这一重大进展对我国北方海陆过渡相页岩油气的资源评价、战略选区等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也为内蒙古包括页岩气在内的非常规能源的开发由梦想变为现实提供了依据。


    尴尬的“清洁能源内蒙古”


    2006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编制了我国第一个煤层气发展规划,目标是,2010年,全国煤层气产量达到100亿立方米(地面抽采煤层气50亿立方米,利用率100%;井下抽采瓦斯50亿立方米,利用率60%以上),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3000亿立方米,逐步建立煤层气和煤矿瓦斯开发利用产业体系。


    从资源禀赋和国内需求考虑,在本世纪内,能源产业将始终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主导产业。把内蒙古建成清洁能源输出基地,突出“清洁”、“输出”4字,这不仅明晰了解决自治区“一煤独大”结构单一的具体路径,而且给自治区的能源产业以科学的定位,为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产业发展指明了清洁、低碳、多元、安全的必然方向。


    对于煤层气的开发利用,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领导曾做出重要批示:“大有文章可做,要抓好。”领导就是领导,寥寥数字,重视程度可窥一斑。


    早在“十一五”期间,内蒙古对于清洁能源的发展就有规划。自治区政府曾提出,“加快对海拉尔盆地、二连盆地的勘探开采步伐,推进油页岩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2009年,自治区政府也曾发布了重点矿区煤层气开发利用实施方案。


    然而,内蒙古自治区页岩气资源勘查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为尽早实现全区页岩气资源评价重大突破,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已将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工作列入《内蒙古自治区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实施方案》。2012年,内蒙古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下达“内蒙古自治区页岩气潜力调查评价及开发利用选区研究”项目,由内蒙古地质调查院承担。项目组对全区7个大型沉积盆地的含泥页岩地层进行了梳理,重点开展了页岩气形成地质背景、页岩气形成条件、页岩气储集条件及页岩气富集条件分析,最终优选出页岩气有利地区11处。研究结果表明,内蒙古页岩气资源成矿条件优越,潜力较大。


    2013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调推出的未来发展蓝图“8337”中再次对发展清洁能源信心满满,“要把内蒙古建成保障首都、服务华北、面向全国的清洁能源输出基地。”


    但直至2015年3月,媒体对此的报道仍是“内蒙古的煤层气开发利用工作仍处于筹备状态”。诸多规划、方案都因在实施中遭遇各种掣肘而成果寥寥。“至今,内蒙古页岩气也仅仅有一口参数井,没有1立方米的商品量。”内蒙古低碳发展研究院院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许柏年先生对此很是感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更是唏嘘不已。


    探寻症结沉疴


    杜刚所在的内蒙古自治区煤田地质局是自治区惟一从事煤田地质勘探专业工作的事业单位。50多年来,这个局共发现和勘探了煤盆地200多个,查明30多个大型煤田,其中准格尔煤田、东胜煤田蜚声国内外。提交各类地质报告近千件,累计探明煤炭资源储量7200亿吨,使内蒙古煤炭探明资源量达到9000多亿吨,居全国第一位。可谓战功赫赫。


    鉴于内蒙古“煤油气”共生或伴生的特殊资源富集特点,在开展煤炭地质勘查的同时,该局对油气钻探勘查业也“术有专攻”。经过多年的打造、发展,该局已拥有雄厚的钻探设备资源、人才资源和技术资料资源。多年来,该局的足迹遍布东北、西北、华北、华东等多个勘区,在延长油矿管理局、中原、大庆、长庆等油田获得了良好声誉。


    但是,现实却让杜刚等一班人颇感无力。拥有这么一支精干的队伍,一批高精尖的专业设备,却英雄无用武之地。


    国土资源部中央地勘基金管理中心主任程利伟曾表示,鄂尔多斯盆地对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至关重要。这里资源十分丰富:煤炭产量约占全国1/4,油气当量约占全国20%,蕴藏着丰富的铀、石膏、煤层气等。但这里主要矿产资源共生伴生,合理开发利用难度大,特别是矿业权重叠突出,必须统筹协调油气、煤炭、煤层气、铀矿等资源开发布局和时序。


    矿业权重叠特别是无法申请到页岩气探矿权,正是杜刚所在的内蒙古煤田地质局在勘探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过程中所遭遇的最大障碍,而且迄今无法破解。这也正是影响内蒙古自治区在非常规能源勘探开发方面无所作为的关键所在。


    “当前的油气资源管理体制并不利于推进我国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内蒙古的致密气产量虽然居全国第一,但统计却计入了对产地拥有矿业权进而有权制定游戏规划的大型国有油气公司名下,并且开发与否也取决于拥有矿权的企业,地方政府甚至无权干涉。目前,仅苏里格气田就有50%的储量未加利用。致密气储量的大量闲置已经成为非常规天然气发展存在的重要问题。”内蒙古煤田地质局一位专家对此深有体会。


    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实行的都是国有垄断经营的体制,常规天然气资源的矿业权都集中在少数大型国企手里。也就是说,除此之外,其它企业是不允许开发勘探常规天然气资源的。这种体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保证国家能源安全是必要的,但确实也遏制了地方和其他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影响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体制已经与十八大提出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背道而驰。


    据介绍,致密气本属非常规天然气资源,但在矿业权的设置上,致密气却被并入了常规天然气矿种,地方和其它企业不可能有矿业权;煤层气和页岩气虽已先后成为独立矿种,打破了管制,但依然没有打破资源垄断。而开发页岩气对于内蒙古来说,难度更大。国土资源部现有的招标区块中尚没有一块属于内蒙古地方政府或企业。这两种非常规天然气的资源有利区,大部分已被少数央企持有的矿业权区所覆盖。这样,地方政府和其他企业只能在少量空白区域申请矿业权,或者同少数央企协商合作开发。


    许柏年表示,内蒙古煤层气、页岩气等涉及非常规天然气的诸多“五年计划”均未实现预期目标,最根本的原因是非常规天然气上游矿业权的行政垄断。在内蒙古,有油气资源的盆地共13个,总面积约45万平方千米。但少数央企拥有的矿业权达164个,矿业权面积更是覆盖35.2万平方千米,几乎占据13个盆地的80%,这其中涵盖了全区的含煤范围和所有油气资源富集区。


    我国目前的《矿产资源法》规定,开采石油、天然气、放射性矿产等特定矿种,可以由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审批,并颁发采矿许可证。而对于石油、天然气勘查申请人资格,1998年发布的《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则明确规定,应另外提交国务院批准设立石油公司或同意进行石油、天然气勘查的批准文件以及勘查单位法人资格证明。许柏年表示,由于绝大部分勘查单位都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些规定就间接促成了常规油气资源全部矿业权的垄断。而对属于非常规油气资源的煤层气、页岩气的探矿权,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规定,探矿权人可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新发现矿种的探矿权、采矿权。但在实际申请过程中,任何企业的非常规油气资源矿业权却不得与少数中央企业所设置的常规油气资源矿业权重叠,而少数中央企业在其常规油气资源矿业权范围变更或新增勘探矿种却易如反掌。


    针对矿业权重叠问题,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按照申请批准的先后确定,时间在先而先得。但是对于被赋予矿业权,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探矿权人自领取勘查许可证之日起,必须按照规定完成最低勘查投入;探矿权人自领取勘查证之日起6个月内开始施工;石油、天然气勘查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7年,逾期不办理延续手续的,勘查许可证自行废止。《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如涉及到“不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备案、报告有关情况、拒绝接受监督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的;未完成最低勘查投入的;已经领取勘查许可证的勘查项目,满6个月未开始施工,或者施工后无故停止勘查工作满6个月的”其中之一,发证机关就有权吊销勘查许可证。


    但许柏年告诉记者,这些对于少数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型油气企业并不具有约束力。事实上,相应的勘探退出机制并没有在实际过程中得到执行。他甚至认为,这种上游矿业权的垄断,直接或间接对内蒙古的经济、环境、社会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比如,这种垄断一定程度造成大量油气资源被闲置,妨害了能源结构的调整,导致国家能源安全受到威胁,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损害了社会对内蒙古油气资源开发的积极性,也直接促成了内蒙古能源经济“一煤独大”,环境治理成本高昂;这种行政垄断并不执行税收属地化管理,钱拿走了,污染留在原地,客观上影响了像内蒙古这样的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也形成了社会不和谐的诱因。


    体制壁垒如何破解


    事实上,矿业权重叠带来的后续问题最直接的就是成果收益的分配。这是矿政管理的新课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既和今后的开发规划联系在一起,也需要在空间时间上作调整、分割经济利益,据说,国土资源部正在研究破解这个课题。为了把我国的多矿种兼探做大做强,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汪民曾在一次找矿突破总结会上明确要求,要加强政策指导和支持,对涉及规划部署、矿业权设置、利益调整、资料信息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加以规定和引导,确保综合勘查工作顺利开展。


    许柏年说,山西省人民政府曾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煤层气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针对煤层气提出“深化矿权管理改革”,“进一步做好煤层气矿权两级管理试点工作”,揭开了合理配置煤层气资源、从根本上解决煤层气和煤炭矿权分置重叠问题的序幕。他特别期待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能效仿山西省政府,站出来为地方企业合理的资质据理力争,与少数掌握大量煤炭开采权的央企协商,对其已获非常规油气矿业权而尚未开发的地块进行合作开发;同时,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对目前内蒙古含煤范围内尚余的少量矿权空白区,向国土资源部申请矿业权,该初始配置的矿业权,可归属地方国有资本控股企业。


    我们不妨以煤层气为例来梳理一下相关政策、法规和解决途径——


    以煤层气为例,针对其矿业权重叠问题,国家先后出台了多个相关政策条例。在煤层气资源矿业权设置上,提出国土资源部根据国家矿产资源规划,综合考虑煤层气、煤炭资源赋存状况和煤炭矿业权设置方案,在煤层气富集地区,划定并公告特定的煤层气勘查、开采区域。煤层气勘查、开采结束前,不设置煤炭矿业权。


    国土资源部出台的《关于加强煤炭和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开采管理的通知》指出,将煤层气和煤炭采矿权合二为一,煤炭开采企业和煤层气开采企业组建联合公司,走合作开发的路子。其中,煤炭企业为甲方,煤层气企业为乙方,两方合作,共同推进。如果无法合作的,由政府裁决;如果两三年达不成协议的,乙方退出。然而,由于一些利益纠葛,上述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和落实。


    2013年3月,国家能源局也出台了《煤层气产业政策》,明确提出了“煤炭远景区实施‘先采气、后采煤’,优先进行煤层气地面开发。”“已设置煤炭矿业权但尚未设置煤层气矿业权的区域,经勘查具备煤层气地面规模化开发条件的,应依法办理煤层气勘查或开采许可证手续,由煤炭矿业权人自行或采取合作等方式进行煤层气开发。在已设置煤层气矿业权的区域,根据国家煤炭建设规划5年内需要建设煤矿的,按照煤层气开发服务于煤炭开发的原则,采取合作或调整煤层气矿业权范围等方式,保证煤炭资源开发需要,并有效开发利用煤层气资源。”


    尽管诸多政策出台,但业内却普遍认为,因为涉及到地方煤矿企业、央企、民企、地方政府等多方的利益纠葛,在已经有矿权和气权的区块解决问题非常困难。仅仅依靠政策发文解决不了煤层气矿权纷争的根本问题。有专家认为,矿权的主要问题在于,在法律上气权和矿权是分开的,这两个权利不统一,利益纷争永远都存在。


    越来越多的声音希望推进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体制改革。这一呼声也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和重视。


    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2015年能源发展的主要目标包括: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双控制;适度超前部署能源生产与供应能力建设;优化能源结构;加快建设山西、鄂尔多斯盆地、内蒙古东部地区、西南地区、新疆五大国家综合能源基地;推进能源体制机制改革。


    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油气领域改革,创新勘探开发机制,促进油气管网公平接入和开放。习近平特别强调,推进能源体制改革,抓紧制定电力体制改革和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启动能源领域法律法规立改废工作。习近平强调:“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这是继李克强在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上强调“要加大路上、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创新体制机制,促进页岩气、页岩油、煤层气、致密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调整能源结构,关键要推进能源体制改革。要放开竞争性业务,鼓励各类投资主体有序进入能源开发领域公平竞争”之后,中央高层针对能源体制机制改革的又一次表态。


    能源体制的弊病已被决策层重视,旧有的格局亟待打破。


    期待中的“破冰”之路


    关于能源体制改革的“破冰”,目前业界已有两条比较清晰的思路:一是使非常规能源资源管理权彻底从“行政垄断”中解脱;另一条路是探索推进混合所有制。


    许柏年是“解放管理权”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内蒙古具备作为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体制改革试点的优势条件和法律许可。国务院2011年6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赋予先行先试政策,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力争取得突破;推进内蒙古整体列为国家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试点工作,探索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新模式。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规范矿业权及产权交易;鼓励中央企业在内蒙古的分支机构变更为独立法人,实行税收属地化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更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管理和保护本地方的自然资源;对可以由本地方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而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非常规天然气属于“可以有本地方开发的自然资源”。要充分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丰富的资源禀赋,多争取矿业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加广泛深入地同央企及国内外其它企业合作,共同促进内蒙古新兴能源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他建议,对内蒙古辖区内的油气资源矿业权区块登记按照“常规”和“非常规”试行两级管理体制,非常规油气矿业权登记授权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管理,并依法执行“退出”机制。国土资源部将致密气(致密砂岩气)列为独立矿种。国务院主管部门授权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自行制定非常规天然气中长期发展规划,经国务院主管部门统筹协调后审批公布,而涉及的公益性非常规油气资源调查评价所需的地质调查资质,也由内蒙古国土资源厅发放。建议国务院批准内蒙古自治区设立鄂尔多斯北部矿产资源综合勘探开发实验区,通过实验勘探开发,在非常规天然气矿权许可的空间里,积极推动矿产资源综合勘查与综合评价进程。


    许柏年先生的建议,不失为解决目前内蒙古乃至其它一些非常规天然气特别是页岩气、煤层气储量比较丰富,但却因为矿业权掣肘而无能为力的省区的诸多难题的一个良策,但与任何一项进入深水区的改革一样,这样的改革能否推进,一方面取决于有关方面是否具有这样的改革勇气,另一方面取决于各种利益方的博弈。因为“幸福不是毛毛雨,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而针对当前我国的能源体制存在自然垄断、行政垄断等问题,市场竞争不充分。其中,油气行业、电力行业垄断程度较高,社会资本参与程度偏低的现状,国家层面侧重推动发展混合所有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制经济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形式。这意味着将进一步向市场放权,同时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电力、煤炭、矿产、水等资源方面,未来将增强市场化配置。


    亚太石油股份公司总裁张军张军认为,目前,国内混合所有制没有切实的参与途径,上游还是比较封闭,在勘探开发领域目前仍是三大油占绝对主导地位。但在一次石油天然气混合所有制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邓郁松指出,油气行业未来改革重点值得关注,预计将很快集中在上游勘探开发领域的增量资源和石油流通体制方面。


    事实上,在上游领域,近年来对边际油田和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准入限制已有所放宽。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集团董事长周吉平就公开表示,中石油计划打造未动用储量、非常规、油气、管道、炼化和金融板块六个合作平台,引入民资,目前在管道板块已率先破冰。


    自2012年起,新疆和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就已经在尝试展开多项试点合作项目——


    2012年,中石油已进行了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新疆自治区政府与中国石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合作,在克拉玛依组建了红山油田,共同投资勘探开发准噶尔盆地油气资源。


    2014年,新疆正式启动油气资源开发改革,在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地方企业参与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促进石油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惠及新疆改善民生,让丰富的油气资源更充分地“造福”新疆。目前新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开发油气资源已探索出三种合作模式:地方企业以参股的形式在油田区块、油气炼化、低效低产油田、管道建设等方面开展项目合作;在一些新发现的油田区块以地方企业为开发主体,与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企业在当地组建股份制公司共同开发;大企业在疆分公司改制为地方企业参股子公司。


    新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认为,新疆在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引入地方和民营企业参与开发,不但有利于增加地方税收,还可以聚集更多资金、人才、技术来加快勘探开发,使油气资源开发进一步起到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顶梁柱”的作用,并推动地方相关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新疆经济实力。


    2013年12月9日,国内首个央地合作页岩气开发公司——四川长宁天然气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成都正式挂牌成立。该公司由中石油、四川省能投公司、宜宾市国资公司和北京国联能源产业投资基金联合组建而成,总注册资本30亿元,标志着社会资本、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合作早已在尝试中前进。预计未来或从放开非常规油气资源等增量资源角度推进改革,上游领域的竞争性将加强。


    无论哪种形式的改革,都将任重道远。在新的改革环境中,“混合所有制”概念的提出引人注目,尽管目前尚缺乏顶层设计及相关法律的护航,仍处在一种尝试阶段,但对于各种力量和资本而言,仍将迎来一场盛宴。而这,也许能为破解内蒙古的非常规能源勘探开发之困提供有益的启示。

    内蒙古非常规能源勘探为何举步维艰

    肖序常

    肖序常,1929年10月出生,贵州安顺人。中国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

    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同年赴甘肃白银厂641地质队工作。

    20世纪50年代后期,肖序常师从黄汲清。在黄汲清的指导下,参与《中国大地构造图》及《中国大地构造基本特征》一书的编著。60年代,在铬铁矿全国大会战的背景下,肖序常参加国家急需矿产铬铁矿的科研项目。70年代,板块构造学说由李春昱等引进中国,肖序常师从李春昱研究板块构造。与此同时,作为中法合作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中方队长,引领了青藏高原地质学研究。80年代开始,肖序常先后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进行多项国际合作交流,并先后赴法国南特大学及美国斯坦福大学地学系做短期访问学者及学术交流,获得国际地学界认同,曾任国际岩石圈委员会喜玛拉雅地区委员会(CC-1)副主席。

    1991年,肖序常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目前肖序常仍坚持在科研一线工作,并承担着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领导和业务指导。挂在肖序常心上的是对中国西部等地区短缺矿产——铬铁矿前景的评价及油气能源成藏地质背景,以及生油机理的研究,而这也是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关注的问题。

    肖序常到过最高的海拔高度是6400米,这是他颇为自豪的一次野外经历。肖序常强调地质工作野外实际调查的重要性,按他的话“中国地质学家‘得地独厚’,应珍惜中国广袤、结构复杂多样的大地这一最好的天然实验室”,他也总是说,“做地质的,不跑野外,怎么行呢?深入野外是做地质的基本功,虽然很苦,但是苦中有乐。”60多年来,肖序常足迹踏遍了我国东南西北,直到耄耋之年,仍赴青藏高原。

    回顾肖序常的学术生涯,毕业之初,新成立的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地质队员作为业务尖兵,奔向偏僻的角落为国家找矿,这个过程中,他与这个国家一起完成了成长。最重要的是,他始终能够站在更前沿的角度,接受世界地质学的信息和反馈,也让一个时代的世界地质学通过他来看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他的学生评价他说,有时他就像是一座桥,连接此岸和彼岸。

    少年出贵州

    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告诉你事物的本来样子。就像1929年出生的肖序常、1919年出生的大姐肖序容、1928年出生的三姐肖序仪三位老人坐在你面前,你会发现,他们的容貌、说话神态,甚至他们的老年病,几乎都有共性。时间在这三位老人面前画了一个圈。

    1929年10月,肖序常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出世前的11天,父亲肖灿牺牲于北伐战争中的湖南战场。母亲黄伯芬带着肖序常及其大姐肖序容、二哥肖序刚、三姐肖序仪回到距离贵阳100公里左右的家乡安顺。

    肖家在安顺当地曾经是一个大家族,肖家的入黔始祖于明末时期由湖南到贵州作为将军镇守边关,当地现有“将军坟”,每年清明等重大节日,肖家子孙会前往拜祭。而曾经的“将军邸”为了配合旧城改造,正被拆除,那处三进院子有着70多个房间,是肖序常度过了童年以及少年时光的地方。曾经这个大家族也其乐融融,现在离散于各地。

    肖家没落始于肖序常的祖父辈,肖序常父亲的英年离场,对那个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好在母亲黄伯芬出生的家族也是安顺当地的大家族。其父黄志丞也就是肖序常的外公,是清末的举人,正当赴京考进士之际,清政府崩溃,举人制度瓦解,遂留在家乡。其伯父黄尧丞,也是肖序常的大外公,民国初在北京当议员,后返回贵州参与讨袁(世凯)、讨曹(锟)运动,并成为黔江中学落户安顺的推动者之一,这所学校也是肖序常后来就读的学校。其家族中还有一位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即“四八”烈士黄齐生,同为“四八”烈士的王若飞为其侄儿,他们分别是肖序常的远房外公和远房舅舅。

    这样的家族背景,让母亲黄伯芬作为女性可以去读书,并且顺利地读完了师范专业。这样的背景也让肖序常的童年与少年时光受益颇深。新、旧时代交替的年月里,黄伯芬当老师抚养子女。黄伯芬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回首往事,关于母亲黄伯芬给予的教诲,肖序常说:“母亲说过,可以不做大官,但一定要做大事。”

    长肖序常9岁的哥哥肖序刚如父般的引导和影响,让肖序常时刻希望能考进“名牌的进步大学”,先在贵州大学地质系读了一年书以后,1950年随大哥肖序刚从贵州到北京,并转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自那以后,肖序常很少再回家乡。一共两次回家乡,第一次距离当初的离开有50年的跨度,第二次是2003年。用97岁大姐肖序容的话说,“走的时候,他还是学生,再回家乡,就是个科学家了”。

    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姐弟四人的人生自分别后,逐渐分叉,每个人在随后的岁月里逐渐成长为独立的枝干。几十年过后往回望,个人际遇也自成系统,别有况味。

    肖序仪说:“我的弟弟老老实实,除了去野外爬山找矿作研究,就是天天在办公室,白天在办公室,晚上还在办公室,看书,读外国书、看中国书,研究他的地质,这是他的一辈子。”

    走出家乡的肖序常像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与新中国一起成长。通过地质与这个世界对话,产生联结,完成作为个人与国家、时代以及地质学的人生交代与使命。尽力满足国家建设与发展刚性需求的同时,与世界地质学保持了同步,在中国当代地质学史上留下了痕迹,完善了中国地质学的理论,也滋养了后人。

    为国家找矿

    今天看来,20世纪的中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30年代,抗战前国民政府为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开展了矿产资源勘查工作;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为建立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新中国工业体系初创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中国矿产资源工业的黄金时代。

    肖序常于这个黄金时代里走出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1952年8月,从重工业部中分设出来的地质部正式成立。也是这一年的8月,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肖序常到达地质部直属的641地质队工作(甘肃白银厂),正式参加野外勘查工作。某种意义来讲,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处女地。

    肖序常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找矿勘探工作中去。

    那时的大西北一片荒芜,各方面条件都极为艰苦,蔬菜、肉食极为匮乏,经常食用干菜或者咸菜,新鲜菜、肉很少见到;缺乏饮用水,饮水要从40~50公里以外的黄河运来,有一辆敞篷的大解放车资助地质队,因为所处的地方是大型硫化矿床,所以,矿区水硫酸根含量很高,饮后容易让人产生腹泻,长期饮用,则致使头发脱落;住宿不但没有像样的宿舍,还十分拥挤,地质、物探和测量等人员挤在60~70平方米的旧老君庙里。

    宋叔和等老同志的家都在南京,入冬年关,肖序常就对他们说,我们留下来,你们回家过年吧。但是后来年轻的地质人中,最终也就肖序常一个人留下来了。肖序常就带着两个工人在那儿填图,因为第二年要上钻,而没有大比例尺地质图就不能打钻,肖序常说:“所以要赶着把1:2000和1:5000的地质图填出来。只有打钻,才能搞清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少矿。”而那时候填图,也没有现在这些现代化的工具,肖序常他们就看望远镜测量。

    因为肖序常的坚持,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矿区大比例尺地质填图,所以第二年初在矿区建立了小型岩矿鉴定分析室,短短数月内进行了岩矿鉴定、分析测试和综合研究等基础性研究工作,为1953~1954年白银厂含铜黄铁矿型大型铜矿床的顺利勘探,乃至尔后的开发,提供了确切的、有用的实际资料。

    肖序常和两名工人,三个年轻人守在一起过春节。快过年了,肖序常对两位工人说:“我们去县城把头发剪一剪吧。”

    坐在车里走了好长时间,终于到了距离白银100多公里的兰州市,坐在理发店里。一批两批三批,排在他们后面的人都剪完头发走了,还没给他们剪。肖序常就问那个老板怎么回事?老板说:“你们忙什么?你们不是刚放出来的吗?”

    理发店老板认为肖序常等三人是劳改队的。这让肖序常和工友们很生气。生气以后,也带来思考,反思自己的形象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但是自然环境那么恶劣,怎样去注意自己的形象?

    1954年3月,肖序常被地质部调回北京,4月在地质部地矿司有色金属处任职。

    1952年中旬至1954年3月,甘肃白银厂工作期间,肖序常工作认真、努力,升任工区组、外围填图组组长;与第一任夫人周天厚建立了恋爱关系。后,两人于北京结婚,育有两女。

    如今,白银厂早已是“白银市”,是新中国唯一一座以有色金属命名的地级市,因为找到了丰富的矿产,也被称为“铜城”,对于肖序常来说,那是他地质人生启航的地方。

    后来,肖序常又去了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方,每次出发与奔赴,都是因为国家的需要。

    他在这样的宏观背景里,不温不火地走着自己的道路,完成个人成长与国家使命之间的平衡。

    师承黄李

    也因为在白银厂时的表现和能力,1957年,28岁的肖序常迎来人生另一个大的转折,跟随黄汲清当学术助手。直到黄汲清年龄大了,肖序常当了接班人,再然后,肖序常也培养自己的学生。传帮带就这样走了下来。

    当黄汲清的助手,用肖序常的话说,某种意义上是转行了,因为他曾经是找矿的,而黄汲清是做地质(大地构造)的,但黄汲清的严谨治学精神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黄汲清的指导下,肖序常参与了《中国大地构造图》及《中国大地构造基本特征》一书的编著。书中系统、详细地划分了中国大地构造的构造单元并论述了各构造单元的特征及其演化,总结了中国大地构造演化的旋回性,以及印支运动与燕山运动在中国大地构造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对区域地质调查、普查找矿及某些重大基础地质问题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60年代,肖序常参加国家急需矿产铬铁矿的科研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他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编著了《含铬基性、超基性岩地质构造特征》一书,从大地构造分析出发,对世界(国外为主)主要含铬基性、超基性岩的地质构造特征作了总结,对不同地质时期、不同大地构造阶段含铬基性、超基性岩产出特征、铬铁矿成因规律、赋存状态及找矿标志作了较详细的论述,铬铁矿一直是国家急缺矿产,此书是查阅了大量世界重要铬铁矿特征,并结合中国地质实际情况完成的著作,为铬铁矿战略部署及普查找矿等提供了较重要的科学依据。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那不是一个能够安心工作的年代。也许肖序常自认为的“出身不好”恰恰成了能够保护他的原因。因为“出身不好”,所以他为人处事谨慎、小心、温顺,淡名薄利,很少有纷争,由此有了好人缘,让他在“文革”期间并没有受到太多冲击。

    十年里,虽然没有非常固定的任务,但是也有“抓革命,促生产”时需要进行的野外考察,业余时就多读书,此时因大哥肖序刚“一定要学好外语”的教诲而有的很好的英语基础,再次让肖序常的人生又有了新的机遇。中国很多学术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滞不前,但是国际上在发展,他坚持听国际广播,看外文书,所以在那样的背景下,虽然行动上有所禁锢,但是思想领域,他一直与国际同步。

    20世纪70年代初,被誉为划时代地学革命的板块构造学说兴起,肖序常结合中国古造山带对板块构造“登陆”重要的依据——蛇绿岩、高压变质带及其大地构造意义以及有关成矿作用等,在《祁连山古蛇绿岩带的地质构造意义》(1978,地质学报),《藏南日喀则蛇绿岩及有关的大地构造问题》(1980,中法喜玛拉雅考察成果论文集),《喜玛拉雅岩石圈构造演化总论》(专著,1988)等论著中作了详细阐述。

    李春昱是国内较早接受并引入板块构造学说的地质学家,20世纪70年代肖序常开始跟随他从事中国板块构造的研究工作。这时候,板块构造学说引起了众多年轻人的兴趣,与此同时,高考制度恢复,70年代末期,肖序常开始带学生,那时候肖序常还没有招收研究生的资格,很多年轻人是奔着李春昱来的,李春昱年纪大了,肖序常就带学生一起跑野外。

    由此,肖序常挂在嘴边的有一个词:教学相长。他说,学生和老师一起成长,相互促进。肖序常带的第一批学生中的高延林,也认为与肖序常的关系“亦师亦友”。

    肖序常先后培养硕士生7名,博士生5名,如今他们已经在各自领域作出了成绩,成为佼佼者,其中高俊36岁就担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2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1人获得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资助。

    学生就像肖序常的一面镜子。

    他们如同肖序常曾经的那样,常年奋斗在西藏、新疆。那是中国最荒凉、苍茫的地方,也是国际地学界关注的中国焦点。

    这支从黄汲清、李春昱传承走来的学术体系,在中国偌大的科研发展系统里,也算是行风稳健、作风清白。学生数量不多,科研成果却是显赫。

    1991年,肖序常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多年来,肖序常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省、部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何梁何利奖等。

    总在前沿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现在,肖序常一直参与青藏高原及新疆的野外地质工作。

    1979年的秋天,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地质地球物理系C·艾伦教授为团长、纽约州大学地质科学和环境研究系吴大铭教授为副团长的、由著名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组成的板块构造代表团一行十人抵达中国,他们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国的西藏。

    因为肖序常的“三会”,即会英语、俄语、德语,肖序常作为中方代表人物带领与陪同。

    1980年年初,庆祝国际地质大会成立100周年暨第26届国际地质大会在巴黎召开,肖序常参与完成的《中国特提斯蛇绿岩及其构造意义》被选为中方三篇大会发言之一,当时正值中国科技界开放不久,论文宣读引起与会地质学家的高度关注。

    同样的时间里,中国地质界开始了大规模的中法合作,肖序常主持中法“喜马拉雅地质构造与岩石圈的形成和演化”合作研究项目,这是多学科喜马拉雅地学考察,历时三年,肖序常作为中方队长(法方负责人先后是Prost和C.J.Alleger教授等),多次深入青藏高原进行野外地质综合考察。

    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质向世界打开大门的标志性事件。肖序常由此迈进世界地学的大门,获得国际地学界的认同。

    20世纪80年代后期,肖序常先后在内蒙古、新疆以及青藏等地区进行地质科研工作,负责“305”项目中有关北疆地质构造演化项目(含中美北疆地质构造演化及油气地质背景研究)、IGCP-283项目及有关青藏高原构造演化等重大的国内、国际合作项目。

    20世纪90年代,正值中国地质行业发展的低谷期。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无疑是给中国地质工作者打了一剂强心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和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会议期间接见了中外知名地质学家。肖序常为中国地质科学院代表团副团长,在大会上作了“青藏高原构造演化和隆升机制”的主题发言,大会共计4个主题发言,其中两个中方发言。

    “九五”期间,肖序常负责青藏高原西北缘岩石圈结构、构造演化多学科的探测研究项目,根据深地震反射探测和岩石学及地球化学等综合研究,对当前流行的青藏高原形成、隆升的“双俯冲”模式提出质疑:提出青藏高原西北缘后期(中、上新世后以来)的隆升是由于“岩石圈双向水平挤压”和“拆沉作用”引发的新认识和模式。并与同行一起首次在西昆仑康西瓦断裂带等地新生代火山岩中发现幔源包体和巨晶,为青藏高原西北缘岩石圈三堆结构、演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

    目前挂在肖序常心上的是对西部等地区短缺矿——铬铁矿前景的评价及油气能源成藏地质背景,以及生油机理的深入研究……这也是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关注的问题。

    用学生高延林的话说,“肖先生在学术上总是有很前沿的精神。他始终是一个弄潮儿”。对于地质的热爱,也让历经中国政治与经济浪潮的肖序常能够“任周边潮起潮落,我自岿然不动”。对于学生及后辈而言,这已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就像是一个平静的港湾”。

    因为肖序常所关注的恰都是世界地质学所关注的领域,比如青藏高原,比如无机生油机理,肖序常能很快地接收到这些前沿信息反馈出来的能量,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作出自己的评价和论证。这些再成为营养,滋养中国地质学人士,而他就像烟火的点燃者,烟火美丽芬芳自由燃放,他又去寻另一方向。

    这也许是众人称道他“淡泊名利、谦逊”的原因。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回应了母亲当年的教诲:不一定要做官,但得做大事。

    1929年出生的肖序常,身体并不硬朗,2015年因为学生翟庆国的及时发现,他被送进医院,诊断为“脑血栓”。他的记忆力也出现了很大的衰退,他偶尔自嘲为“痴呆症”。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不影响他再去地质的海洋里抓捕跑在最前端的信息,如“无机生油”、石墨烯等,他说:“我们应该开辟新的方向,对传统的科学理论要有勇气和能力去质疑。”

    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说:“80多岁的先生还这样关注前沿信息,并且尝试找出案例、提出论证,其实对于功成名就的人来说,这是有风险的。这件事情最大的益处是丰富科学认知,让后来的年轻人看到榜样、拥有平台。”

    也许只有如此,方能如肖序常所说,“科学才能进步”。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①上世纪60年代,肖序常(左一)与黄汲清一起讨论地质问题。

    ②1980年,肖序常(右一)与法国地质学家在西藏野外考察。

    ③1982年,肖序常(前排左一)与李春昱及研究生合影。

    ④2009年,肖序常(左三)在西藏野外考察。

     

    山高水远,你在路上

    即便已近90岁,医生叮嘱走路须持拐杖,但是肖序常依然每天都要去办公室。虽然家距离办公室并没有那么远,但是对于一个腿脚并不便利的老人来说,也需要走20分钟左右。

    肖序常的家在一幢老建筑楼的二层,没有电梯,好在到了中国地质科学院以后,可以坐上电梯,下了电梯,再走到自己在三楼的办公室。

    这个年龄,这样的身体,也许在办公室,并不一定有什么效率和产出,但是在不能去野外的情况下,在去办公室成为习惯的过程中,每天都在办公室里,也成为了一种寄托。就像他在办公室里总是会对学生或者其他晚辈说的那样:“做地质的,不去野外怎么行?”反映在此时的肖序常身上就是,怎么能不去办公室呢?那里有他多年地质工作的成果和痕迹:摊开的地质图、地质图上的放大镜,办公桌上那一摞摞的书等等。

    每次见,都像是第一次见。一样的事情再说一遍,就好像是按下了重说键。

    每次的情绪起伏点也一样,比如说哥哥肖序刚对其好以及不好的影响、去甘肃白银厂初涉为国找矿虽然艰苦但苦中有乐的自豪感、中法合作中美合作期间带队去国际地学界都关注的西藏时的见闻、铬铁矿寻找的担忧,以及蛇绿岩与无机生油之间关联论证的焦虑等等。如果说人的生命是一条直线,这些明显就是那条直线上隆起的各个部分。

    正是它们一起组成、构建了属于肖序常特有的一生。因为年龄,已有严重衰退或者受到严重损伤的记忆力里,它们就像是海洋里的石头,硬硬的,一直都在。

    肖序常会觉得他的学术生涯似乎是一个圆,因为到最后他的兴趣点又回到了他学术刚启程时的起点,都与油气有关。他实习是在玉门油田,历时5个月,还写了学术生涯中的第一篇论文,现在他最挂心的是蛇绿岩与石油之间的关联,他认为自然界中“费托效应”是存在的。

    使肖序常思想转变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召开的“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大会。会议期间,肖序常获悉前苏联乌克兰顿湟茨盆地前寒武纪结晶基地(深3000~4000米)花岗质岩石、角闪岩以及外喀尔巴阡山等火山岩中发现了较大油气田;对此,他与前苏联与会地学家就前寒武纪微体古生物及深部“排气作用(The Outgassing Function of the Earth)”以及非沉积地层(火成岩)成藏等进行了讨论,深受启发。

    鉴于油气需求量日益增长,肖序常认为应该尽快有权威论证出来。

    肖序常有一个手写的笔记本,它每天都摊开在他的办公桌上。肖序常说他希望能快点把相关的文章写出来,科学就要走出曾经成果的禁锢,勇于开拓新的方向。“最重要的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以及水上航行的,没有油气怎么行?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油气,主要靠进口,怎么行?”

    2003年,肖序常获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之地球科学奖,奖金20万元。肖序常曾设想将所获奖金拿出来成立专项基金,以资助青年学子做科研,种种原因,设想未能实现。此为肖序常至今认为是遗憾的事情。

    类似想法在肖序常这里并不突兀。

    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三会”,即会英语、俄语、德语,肖序常有各种去国外讲学、交流的机会。那时去国外的硬件,比如说大衣、皮箱等,都是单位暂借给他,但国外的讲学报酬,回国后他就捐了。

    女儿肖芹回忆说:“也许是钱的数额太大了,因为可以买一辆小汽车了。”时间进入21世纪,肖芹希望父亲能帮她凑一笔钱买一辆汽车,“发了工资就还”,虽然数目并不大,但是肖序常拿不出来。

    女婿张洪涛被肖序常认为“非常优秀,比我优秀”。一定意义上如同岳父对他的欣赏一样,张洪涛也一样敬重自己的岳父,“他是一个大科学家,大才子”,但是“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两个女儿的学习、工作等,肖序常没有很好地参与,更不要说扶助。张洪涛说:“可能对他来说,家庭生活可有可无。他这一辈子,就是做科学、做业务。”

    就像是一面鲜明的旗帜,爱国、爱人民曾经引导着老一辈人进行各种精神追求。要热爱、要奉献、要忍让、要吃亏、要大度等,也由此成为老一辈人的人生哲学。只是这样的旗帜,在互联网时代,在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似乎正在被淡忘,而这样的精神追求和人生哲学,甚至被认为不合时宜。

    也或者说,在当下这个时代,人们并不知道怎样可以像肖序常那辈人那样,“即使遭遇种种,依然执着与热爱,且无怨无悔。”

    也如高延林参照老师一生的事迹,于某个夜晚思考时,问自己的一句话:“我做到了吗?谁做到了?”

    《中国科学报》 (2017-12-04 第8版 印刻)

    肖序常:山高水远路多花

    1981年9月,随孙大光部长到东北三省调研期间在五大连池与部分年轻干部合影(后排左四)

     

    《温家宝地质笔记》最近由地质出版社出版。

     

    3月26日,该书首发式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举行。

     

    那么,这本作者用了两年时间精心编撰完成的“地质笔记”,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有什么样的特点?作者在退休之后为什么要编撰出版这本书?负责编辑出版这本书的有关人员在与作者的联系、沟通与互动过程中,有着怎样的体验与感受?其中又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呢?

     

    带着这些读者同样关心的问题,在《温家宝地质笔记》在全国公开发行之际,中国矿业报记者采访了负责编辑出版该书的地质出版社负责人及有关编辑人员,了解到其中的诸多细节,并得到了问题的答案。

     

    “地质笔记”记录了什么?

     

    《温家宝地质笔记》是温家宝同志退休后花费两年多时间完成的精心之作。

     

    “这本书不仅是地质专业笔记选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作者对在地质系统工作的那段时期的真实回忆。它客观地记录了一个年轻地质队员成长的历程,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地质工作的变化和成就,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对祖国、对人民、对地质事业的赤胆忠心与力透纸背的无限深情。”地质出版社社长顾晓华在接受中国矿业报记者采访时充满感情地说。

     

    《温家宝地质笔记》收入温家宝同志1968年至1985年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的工作、学习笔记160余篇、手迹影印件632幅。这是作者从现存45本、400多万字的笔记中摘选的。本书还收入作者撰写的回忆文章24篇,照片50余幅。本书所收笔记、回忆文章及照片均为首次公开发表。

     

    这本书分为野外地质考察笔记、管理工作笔记、调研笔记和学习研究笔记4个部分。每部分所选篇目均是从笔记、日记中摘选的代表性篇目,按时间顺序编排,基本反映了作者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不同工作阶段的工作、学习以及他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情况,真实记录了作者的成长经历,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地质工作的变化和成就。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地质工作内容及专业背景,作者专门在每一部分前撰写了“引言”,在部分笔记前还撰写了回忆文章。这是本书的特点和亮点。

     

    地质出版社总编辑王章俊告诉中国矿业报记者,作者的地质笔记和他参与绘制的区域地质图,字迹清秀工整,图幅线条清晰,无不显示出他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对工作的负责精神。

     

    为尽可能多地展示作者的笔记手迹,本书大量使用了笔记影印件,同时根据每部分内容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编排方式,或图文对应,或以图代文。这是本书为保持笔记和回忆的真实性所必须采取的形式。据介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部分是野外地质考察笔记。内容包括:作者撰写的“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以及16篇回忆文章;作者在祁连山高寒地区和北山沙漠戈壁从事野外地质考察时的工作笔记16篇、日记15篇,照片11幅;附有作者在野外地质考察中信手绘制的剖面图、素描图、示意图等32幅,笔记影印件110幅。

     

    这部分所选笔记、日记和回忆文章,反映了作者当年穿行于崇山峻岭、戈壁荒漠从事野外地质考察的工作内容:测制地质剖面,检查地层、构造、岩性等地质界线,绘制平面图、剖面图、素描图等地质图件,检查评价煤、铁、铜等矿点等,同时介绍了地质工作测线、打标本、淘砂、绘图等工作程序及沉积岩、倒淌河、海陆交互相等知识。“引言”、日记和回忆文章文笔优美,细致地描绘了祁连山等地的自然风光,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山水的无限热爱和战胜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生动地回忆了野外地质工作和生活情况,真实还原了作者在艰苦条件下不避艰险、不怕困难,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专注地质找矿的情怀和心路历程。

     

    第二部分是管理工作笔记。内容包括:作者撰写的“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在甘肃省地质局工作期间的笔记16篇,撰写的会议发言提纲1篇;在地矿部工作期间的笔记12篇,撰写的会议发言提纲2篇。另有日记30篇,照片12幅,影印件167幅。

     

    在“引言”中,作者详细回忆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自己是如何从一个地质技术人员逐步成长为地矿部副部长的历程,再现了作者立足全局、谋划长远的工作理念,坚持改革、重视科技的工作思路,关爱职工、心系百姓的工作情愫,严于律己、恪尽职守的工作精神,脚踏实地、察微知著的工作作风。

     

    这部分收录的笔记反映了1979年至1985年作者在不同领导岗位、不同管理阶段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思路。其中,在甘肃省地矿局的工作笔记,客观反映了作者工作重心的转变,即从具体业务管理(工作安排、设计审查、成果验收)向全局业务工作部署(坚持以地质找矿为中心,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进行地质工作调整等)、管理制度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转变。在地矿部的工作笔记集中反映了当时地质工作整体部署和体制改革以及《矿产资源法》的制订等工作。收录的日记主要反映了作者对工作的热爱,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以及对人生的感悟。

     

    第三部分是调研笔记。内容包括作者撰写的“引言:踏遍群山觅真知”及4篇回忆文章,进行地质工作体制改革调研和地质业务管理、地质科技进步问题调查研究的工作笔记44篇、日记17篇,照片17幅,影印件237幅。

     

    “引言”及4篇回忆文章详细反映了作者1980年5月至1985年4月多次调研的经过,反映了作者在调研中深入基层,察看实情,兼听并记,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同探讨、谋划地质工作改革之策和发展之路;反映了作者唯真唯实的工作理念,专注执著的工作精神,认真审慎的工作态度,集思广益的工作方法,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

     

    这部分笔记、日记从不同的角度和时间维度再现了作者当年调研的具体过程,勾画了地矿系统体改工作的方针、原则、内容、步骤的形成过程,客观记述了作者参与、谋划体改工作的具体实践。

     

    第四部分是学习研究笔记。内容包括作者撰写的“引言:积累知识为人民”,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的读书笔记11篇,学习研究笔记1篇,撰写的部分学习研究文章5篇,照片10幅,影印件118幅,清绘地层柱状图1幅。

     

    在“引言”中,作者详细回顾了出身教师之家的自己在学生时代和参加工作以后博览群书、潜心学习的事例和感受,真实记录了作者为了人民积累知识,为了做好本职工作不倦学习的思考、感悟和收获。

     

    从这部分所收录的笔记内容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深山大漠的恶劣环境下,还是在繁忙的业务管理工作中,作者都是尽可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结合地质找矿和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孜孜不倦地学习地质找矿、资源能源等新理论、新知识。除专业知识外,作者还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史哲等方面的经典著作,了解世界经济的动向及发展趋势。

     

    据了解,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由我国著名书籍设计大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吕敬人先生亲自担纲。装帧设计从田野、大地、沉积岩以及大自然的群山中归纳出土绿色为主基调,而且贯穿于封面、目录、篇章页、配图衬页,以及书眉、部分标题字体。全书设计风格把握沉稳朴实的气质,并与作者的专业精神和叙述的内容相吻合。

     

    为什么要编撰这本书?

     

    温家宝在本书中写道:“作地质笔记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无论是野外工作、调查研究、参加各种会议,以至读书思考,我都要作详细记录,或写发言提纲、心得体会。有时是边记边想、边提出问题、边形成解决问题的思路,写出自己的观点。”

     

    1960年到1965年,温家宝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一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学习,1965年到1968年,攻读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研究生。1968年,温家宝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至地处酒泉的甘肃省地质局区测二队任技术员,在这里工作11年。1978年,温家宝任地质力学队(原区测二队)副队长;1979年至1982年,任甘肃省地质局副处长、副局长。1982年至1985年,任地矿部政策法规室主任、副部长。

     

    温家宝在地质行业工作过18年,如果加上他在北京地质学院学地质的时间,则长达25年。事实上,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温家宝无论是在条件异常艰苦的野外环境中,还是在担任领导职务后,一直没有放弃过他的这一习惯,因此留下了大量的工作笔记,记录了自己在工作、学习、研究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

     

    温家宝同志说:“笔记中有我对事物的观察,有各类人的七言八语,有丰富的地质科学,也有闪亮的思想火花。”

     

    由于时间久远,加之曾经工作过的有关单位几经搬迁、整合,温家宝的许多笔记、手稿和搜集的标本等实物资料散失了。现存下来的各类笔记有45本,字数总计400余万字,只是他为数众多、卷帙浩繁的笔记中的一部分。这些笔记不仅是弥足珍贵的地质工作记录和野外考察的地质资料,也是其个人成长过程的真实再现与写照。

     

    2013年3月,温家宝退休后,得以有闲暇细细翻看自己的这些笔记本。昔日祁连山的风雪、地质队同事的音容笑貌、地质行业改革探索的艰辛……如同放映电影一般,在他的记忆中逐渐浮现——

     

    1968年初的中国,正在经历一段疯狂的动荡岁月。25岁的温家宝刚刚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研究生毕业,被分配至地处酒泉的甘肃省地质局区测二队任技术员,长期在祁连山和北山地区从事区域地质调查找矿工作,工作区域涉及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和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温家宝的青春时光是在那动乱和走向变革的年代中度过的。对他而言,尽管这段时光常年行走在深山大漠进行野外考察,虽然艰苦,却平静,纯粹,阔大,有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感觉。在浮躁的时势中,他庆幸自己尚能行走在巍峨起伏的祁连山从事自己热爱的地质工作。

     

    从被分配到酒泉担任地质力学队的技术员起,温家宝在那里一干就是十多年。主要从事祁连山地区区域地质调查。他常年奔波在野外,用地质队老同事的话讲,一年四季穿皮袄,没有见过夏天。至今仍供地质部门使用的1∶20万祁连山幅区调图,就是在温家宝参与下绘制完成的。

     

    在《温家宝地质笔记》中的野外考察笔记部分,有一张1974年7月温家宝在甘肃省肃南县红山林场编写《1∶20万祁连山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时的留影。这张黑白照片,让人过目难忘。照片里的温家宝时年32岁,他骑在马背上,一身深色工作服,寸头,瘦削,沉默,抿紧嘴唇,目光坚毅,神色平静地望向前方。照片上的青年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也许常年置身自然让他有了一种远离社会纷争的纯净,但稳稳攥住缰绳的双手却又显示着这个年轻人做好了吃苦的一切准备。

     

    在祁连山区的荒野深沟中,他经常背着装满石头样品的地质包,向着山脊攀登,累了就靠着山崖歇一会儿,从来不敢坐下,生怕再也起不来。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六七点,一包石头经常压得肩膀磨破了也没法放下来。

     

    在从事野外地质工作期间,温家宝有过多次遇险经历。“一次在祁连山主峰,那一夜大暴雨,逼得我们半夜搬家三次,大家总是先抢资料,后搬帐篷,然后再搬自己的行李。第二天一看,沟里大水冲下来的滚石比人还高,连骆驼都砸死了。还有一次过疏勒河,河中间水流湍急,我死死地抱住牦牛的脖子,整个身子都浸在水里,就这样过来了。”温家宝在一次公开演讲时回忆。

     

    搞地质工作就是苦,但艰苦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却激发出一种向上生长的蓬勃力量。温家宝在1970年7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近来,常跑远路线,几乎每天都要上到4500米以上,经常到4700米、4800米。吃得很多,一天可吃一斤四两,甚至到一斤八两”;在1974年5月的一则日记中他又写道,“出野外半个月来,我的体质明显有所增强。脸黑红黑红,胖了一些”。近两年的祁连山野外生活,给予了这个年轻人一种山一样的性格。

     

    《孟子》中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有时,一个人遭遇的苦难,没准儿能成为他日后奋发的无穷动力。

     

    其实,早在1960年大学入学仅几个月,温家宝就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那时,这是一种可怕的病。他开始全休,不能上课。半年后医生允许他每天学习4小时,以后又增加为8小时。但温家宝并不愿意把自己当成病人,他每天坚持跑步和打球,不仅全天上课,而且早起晚睡。钢铁般的意志,硬是让他在大学临近毕业时摘掉了肺结核的“帽子”。

     

    学生时代的温家宝,还曾五次下周口店实习。他的隐忍与不畏艰难的个性,给和他一起去秦岭生产实习并担任小队队长的郭铁鹰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对温家宝说过这样一句话:“家宝你能忍。”于是,“能忍”成为温家宝后来去祁连山工作的自我认知。

     

    温家宝喜欢高山。尽管工作环境艰苦,但祁连山的风光和大自然的奥秘,给了他探索的勇气。由于常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工作,有时候骑着牦牛或骆驼要走上一天,但他边走边唱。空旷的山野,只有他的歌声在山谷里回响。

     

    他在第一部分的引言里这样写:“我喜欢层峦叠嶂的山峰。……山怀抱着云,云环绕着山,山在云中若隐若现,变幻无穷,神奇奥妙,宛如仙境。”

     

    巍峨的祁连山,给了温家宝神仙般的诗意和广阔,更给了他在困难境遇中保持尊严的纯净内心。他写下对自己的勉励:一生将以高山为伴。一个人许下“以高山为伴”的人生坐标,即使无法预测他会在未来去往远方何处,都会知道他的归途。

     

    1976年10月,十年浩劫结束,人心思定。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此时,温家宝的个人工作也发生了变化。

     

    1978年12月,他被任命为地质力学区测队副队长,分工主持地质力学队的生产工作。1979年9月21日,调任甘肃省地质局地矿处副处长,12月离开酒泉,到兰州的甘肃省地质局报到,结束了12年的野外地质工作。

     

    1980年初春,温家宝住在甘肃省地质局办公楼三层一间宽敞但简陋的办公室。他全身心投入管理工作,却依然有一些怅然若失。他的心思经常飞回祁连山腹地,想念在那宁静之地的思索和行走。

     

    在1980年3月16日的日记里,温家宝这样写道:“山黑黢黢横在兰州市的南边,我坐在桌旁,天天仰望着它,山下面新建了许多楼房、厂房,嘈杂的声音日夜不宁。……三个月来外出开会几乎占了一多半的时间,其余主要是处理日常处务工作,根本没有什么起色,每日或参加一些会议,或批阅些文件,或坐在那里东翻翻、西看看,日子就这样从身边过去了。到了晚间,人们匆匆回家过那小康生活,而我常独自一人默然呆坐。……人们常恭维说,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而在我看来,除了日益增长的虚荣之外,哪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年轻人经常坐在窗边沉思。

     

    此后,他每天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时常在笔记本上留下工作谋划,比如1980年6月10日,他写下“成矿远景区划自审;长远规划编制;科研项目厘定、成果鉴定和汇报制度。”

     

    一个人的人生道路除了自身天赋、努力与奋斗,总是和时代际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81年,温家宝被提拔为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

     

    他不曾想到,更大的机遇也很快到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按照“四化”方针选拔年轻干部。在此背景下,时任地质矿产部部长孙大光开始在全国地质系统考察选拔优秀的年轻干部。1981年9月,温家宝作为地质部选拔的第二批年轻干部,随孙大光赴东北三省调研。此次调研后,1982年,他奉命由甘肃调入北京,进入地矿部,担任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

     

    12月4日,他从兰州乘火车去北京。在火车开动的一瞬间,温家宝的内心竟然涌出一种少有的纠结的感觉。他在书中写道:“我凝视着渐渐远去的皋兰山,遥望那东流的黄河,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舍之情。”但这位心系远山的青年,终究要离开魂牵梦萦的高山。因为,他要去往更远的地方。

     

    刚到北京的日子,温家宝对工作环境很不适应,更不谙待人接物之道。他在书里回忆说自己“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但他又不停给自己打气,“我暗下决心,一切从零开始”。在政研室工作的日子,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调研和思考地质管理体制改革。

     

    忙碌中的他迎来了1983年的元旦,刚迈入41岁。元旦之夜,温家宝没有回家,他又陷入了沉思。这一天的日记里,是一个自省已过“不惑之年”的人孤独的背影,“外面是进行着的元旦之夜,爆竹毕毕剥剥地响着,而部办公大楼是这样的静,静得只听到日光灯发出的响声。我默然坐在办公桌前,回想着过去走过的路程,思考着未来。”他总结这一天的心路:“活着一天就要奋斗一天。”

     

    1983年10月,温家宝升任地矿部副部长。在地矿部工作期间,温家宝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专事调研。从长白山到天山,从横断山到武夷山,从秦岭到南岭,他亲历了我国地质行业体制改革的最初探索。

     

    1984年9月,温家宝赴前苏联考察煤成气地质工作情况。在访问的21天里,他去了莫斯科、基辅等7个城市。从秋高气爽的北京出发,到达雨雪交加的乌兰巴托,绕过沙鸥翔集的贝加尔湖,进入青烟袅袅的西西伯利亚盆地,直至最后抵达有列宁故居的莫斯科。他的日记里记录着一个首次走出国门的地质人,对更大世界的细腻认知。

     

    1985年冬,温家宝调任新的单位,离开了地质系统。

     

    在地质系统工作的25年,他经历了从青年到中年这段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也是他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

     

    这25年里,自然的无限寂寥和阔大,润养了一位青年沉默向上的坚韧内核。这25年的地质韶光,印刻下了一位青年人生轨迹的青春底色。

     

    温家宝在《地质笔记》自序中写道:“梦里常回祁连山,最忆荒野找矿时。我难忘在祁连山的找矿岁月,怀念昔日的同事,牵挂着甘肃的发展。在甘肃从事地质工作的经历,是滋养和支撑我精神之树沐雨栉风的沃土。”

     

    “在地矿部工作期间,从长白山到天山,从横断山到武夷山,从秦岭到南岭,我到过祖国的许多山山水水,亲身经历了我国地质行业体制改革的最初探索。”

     

    “我感谢培养我成长进步的艰苦环境和呵护我的园丁、师长。得益于伟大的改革开放,我才能从西部地区一个普通的地质队员逐步成长为承担重要责任的领导人。”

     

    “把这些笔记整理出来,也是表达我对地质工作的无限怀念之情。”温家宝同志说。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温家宝同志整理了这些笔记,并交由地质出版社编辑出版。

     

    学问深时意气平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每个时代都会有一批足以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成果的经典之作,曾经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

     

    读书可以经世致用,也可以修身怡心。而阅读的广度改变生命历程的长短,阅读的深度决定思想境界的高低。

     

    温家宝爱读书。在他的地质笔记中,有部分内容都是其读书学习时的记录。

     

    在本书中,作者专门忆及自己学习的经历并附以相关的笔记、日记。人们从中可以细细体会“立身以立学为先”的道理。

     

    有联曰:“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出身教师世家的温家宝,读书对他来说已不仅是习惯,而是自觉。在北师大学地理的父亲,对启蒙这位青年的地质梦想起到了关键作用。1960年当温家宝迈入北京地质学院校门时,随身带的就是父亲过去读的《中国地质学》。那是李四光1939年写的书,父亲在书上已经写得密密麻麻,他就接着在上面写。

     

    大学里,温家宝所读的地质系是大系,专业面广,所学的几十门专业课涉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多种学科。他抓紧一切时间涉猎各种学术理论。据他回忆,读大学时,“总是在晚自习以后还要多念一至两个小时。睡下去以后呢,就突然起床了,以为天亮了,就到自习室,其实可能才两三点钟。”

     

    伟大的思想能挣脱时光的束缚,即使是千百年前的真知灼见,时至今日仍新颖如故,熠熠生辉。那些已经被阅读了千百年的经典,依然将一代又一代人引领到同样的精神时空。在那里,历代圣人贤士群聚的言行,使我们变得深沉而非浮躁、清醒而非昏聩,深刻而非肤浅,让我们的人格得到提升,生命得到重塑。

     

    这位地质青年闲暇时最爱阅读的是历史和文学作品。在大学里,他阅读了大量政治、历史和哲学书,以及中外名人名著。

     

    1968年,温家宝远赴甘肃工作时,随身带的四件行李中,有两件是装满书籍的小木箱。1969年到1974年,当他在祁连山进行野外工作时,这些书籍给这个孤独青年带去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助于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荒郊野岭的漆黑夜晚,人是无比孤独寂寞的。奔波劳累一天的同事们,此时都回到帐篷里,有的打扑克,有的聊天。温家宝此时总是喜欢利用宁静的山区夜晚时光来读书和思考。

     

    在1974年4月28日的日记里,他写道,“昨晚,八个人分两桌打扑克,直到12点钟,惟我在烛光下孤坐,重新看了几篇鲁迅的散文,也到那时才睡。”5月1日,他又如实记录,“下午6时许,晚餐结束。有的躺下休息,有的下象棋、打扑克。我和往日一样,总是看书。手头上的书不够,就反复读几遍。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有时为增进记忆,就抄书。昨晚和今早,看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

     

    在地质队,温家宝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每个冬天自学一门学科,读最新的地质科技文献,也读文史哲和英语。为此他买了很多书,有《中国通史简编》、《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刘禹锡诗文选注》等。每次跑到野外考察,他都要带上几本。

     

    在回忆学习经历时,温家宝在书中讲了学习英文的两个小事:一是在上大学时因偷偷跨班学英语,被老师发现“轰”出了教室;二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兰州上职工业余补习班学习英语时被老师调侃发音不准。

     

    书中收入的一张英语听课证影印件,使许多过来人顿时回忆起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上下学习英语的热潮,也使人们直观地感受到温家宝已届不惑之年,仍然渴望掌握英语的强烈愿望。

     

    如饥似渴地阅读,也如饥似渴地记录。在这本书里,有一部分“文史读书笔记选”影印件,密密麻麻的蓝黑色钢笔字迹铺满纸张,白居易、韩愈、李贺、司马迁……大量摘录和点评,让人震撼。

     

    这部分影印件里,有一张抄录白居易诗歌的纸张,尤其清晰。这是白居易那首著名的《云居寺孤桐》:“一株青玉立,千叶绿云委。亭亭五丈余,高意犹未已。山僧年九十,清静老不死。自云手种时,一棵青桐子。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

     

    这首托物寓人的哲理诗,写寺中的孤桐,拔从萌芽,始自毫末,无所依附,但由于“中心有通理”就长成亭亭五丈有余,而且仍继续生长。白居易寄语立身于世者,也应该在内心中竖立一种标准,如此方能孤直。

     

    温家宝把这首诗全文抄录于自己的读书笔记中,用以自勉。“中心有通理”的孤桐,无疑对于这个用功的青年来说,意味着很多。

     

    事实正是这样,古今中外,那些超越时空,称得上经典名著的,无论是哲学类,还是宗教类的典籍,都无不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思想。这些作品因其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思想已融入到了民族乃至人类的血脉里,所以成为了不朽。阅读这样的作品会觉得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有启悟,越读越有收获。所谓“精神到处文章在,学问深时意气平”。“精神到处文章在”体现着一种成熟、干练与深邃,“学问深时意气平”演绎着一种聪慧、沉着与平和。这些,在温家宝同志走上更重要的领导岗位后,都一一得到印证。

     

    “真实是这本书的生命”

     

    “‘真实是这本书的生命’——这是温家宝同志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在编辑此书过程中一直秉持的指导思想。”地质出版社社长顾晓华对记者说。

     

    2014年3月下旬,地质出版社收到温家宝的地质笔记等资料后,立即抽调数位精干的专业编辑人员组成编辑组,仔细研读笔记。

     

    顾晓华说,由于时间久远,加之温家宝曾经工作过的有关单位几经搬迁、整合,他的许多笔记、手稿和搜集的标本等实物资料散失了。现存下来的这45本地质笔记还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最初与编辑组商谈本书的编辑思路时,温家宝就提出,“真实是这本书的生命,全书要多运用笔记原件。”

     

    顾晓华说,“两年多来,我们就是按照温家宝的这一要求,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本书的编辑体例、笔记素材的图文运用,无一不表达了这一指导思想。本书的最终呈现形式也体现了这一思想。”顾晓华说,“为尽可能还原笔记的真实面貌,我们在书中收入大量的笔记影印件,或以图代文,或作为插图与文字对照展示,力争最大限度地‘还原’笔记原貌。”

     

    为便于开展工作,编辑组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将400余万字的笔记录入电脑,付出的艰苦努力可想而知。同时,为加深对笔记内容的认识,编辑组认真学习研究了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撰写的论文、研究报告、讲话、文章等资料。

     

    经与温家宝多次当面研究、讨论,编辑组决定将全书分为野外地质考察笔记、管理工作笔记、调研笔记和学习研究笔记四个部分。每部分都从笔记中摘选有代表性的篇目,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客观反映作者在地质系统不同岗位、不同阶段的工作、学习情况。书中所选作者的工作、学习笔记时间跨度达18年,内容丰富多彩。

     

    这期间,在整理相关资料和素材时,编辑组惊喜地发现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时所写的部分日记。在征得作者同意后,编辑组在书中选入部分日记,与其他笔记内容互为补充、相互印证。这既丰富了书稿的内容,又更加生动地展现了温家宝的“地质岁月”。

     

    这本书的真实性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就是大量使用了笔记的影印件。这也是把“回忆录”和日记,以及“铁证”般真实的测量报告和管理调研笔记这些“刚柔并济”的内容参差铺排的秘诀。

     

    据这本书编辑组组长、地质出版社副总编辑何蔓介绍,“按照温家宝‘真实是本书的生命’的指导思想,为了尽可能更多地原汁原味呈现地质笔记的面貌,还原作者在地质系统工作、学习的情形,本书大量使用了笔记影印件,全书共采用了632幅笔记影印件。在约52万字的全书中,笔记影印件篇幅合计占全书容量的三分之一。另外,作者的回忆性文字约占三分之一,专业性文字约占三分之一。

     

    在这本书中,那些直观呈现视觉冲击的笔记影印件,如同漫漫长路的一个个交通标识,引导着普通读者进入作者激情燃烧的青春时代,深入作者的内心世界。

     

    何蔓向记者介绍说,尽管当年的笔记内容有个别错误,但温家宝专门要求“本书所有引录的笔记,必须尊重历史原貌,一个字都不得改动。如果确有错字,就要用括号标出来;需要说明之处,则用注释加以解释。”

     

    “心灵受到极大震撼”

     

    “如果把45个笔记本笔直地摞起来,有将近一米之高。”2014年3月,何蔓陆续拿到这些笔记本。从那以后,她和同事们就沉浸在一种震撼的情绪中。

     

    从1968年到1985年,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了18个年头。这18年,温家宝凭着对地质工作的挚爱和一颗单纯耿直的心,全心扑在地质工作上,并写下了大量的笔记。现存下来的这45个笔记本,还只是其中的部分笔记。这里面,写于甘肃省地质局工作期间的有21本,写于地矿部工作期间的有24本。

     

    从2014年3月到今年3月,何蔓带领地质出版社专门成立的一个5人编辑小组,用了两年时间,对45本地质笔记努力进行“还原”。

     

    何蔓说:“2014年3月,当编辑组成员第一次看到温家宝的地质笔记时,我们确实被震撼了:这些笔记本,封皮陈旧,内页纸张发黄。翻开任何一页,所见字迹始终工整隽秀,所见图幅线条清晰,一笔一画之间,无言地透出写字人的某种精神力量。我们难以想象,在40多年前,在祁连山及北山地区高寒、险峻、艰苦的工作条件下,温家宝依然能够心静如水,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坚强的意志,对野外地质现象进行规范准确的描绘。”

     

    这些笔记约有400多万字。编辑、还原这些笔记的难度超过了何蔓以及编辑组的想象。

     

    作为地质找矿专业毕业的研究生,温家宝记起野外考察笔记来一点也不含糊:从测量、填图到考察地貌,每一个步骤都把专业性落实到细节。那些在山区实测后的地质剖面图和丈量记录,书写严格规范,比例精准;而走上管理工作岗位后的管理和调研笔记,到处都是圈圈划划,流露出一个深入地质勘测一线的专业人员对地质管理体制改革的思索。

     

    这一摞摞厚重的笔记内容如果全部“还原”,信息量大,专业性又很强。何蔓和同事们一时犯了难:编辑地质笔记并成书,究竟要给大众读者传递什么样的阅读感受?

     

    “这些笔记真实地反映了温家宝专注执著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精神。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我们的这一阅读感受传递给广大的读者,力争在有限的篇幅中还原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成长的经历,反映我国地质行业发展和改革的进程。”何蔓如是说。

     

    将一本专业书籍以合适的形式呈现给普通读者,是这个编辑小组两年里最重要的功课。如何能够打破阅读门槛,让地质学的“门外汉”也能饶有兴味地翻阅这本书,同时又不失去它作为45个笔记本“高度浓缩版”的精华?

     

    以一个女性的直觉,何蔓认为作者本人就是这座“阅读桥梁”。她和作者商量,能不能在每一部分正文之前写一些回忆性文字,让读者在进入正式的笔记内容,领略作者那18年的心路历程有一个认知上的预热?

     

    温家宝很爽快地同意了这个建议,而且认认真真地交上了“功课”——为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地质工作内容及专业背景,他专门在每一部分笔记前撰写了“引言”,在部分笔记前撰写了回忆文章。

     

    无疑,作者24篇原汁原味的回忆文章成了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其中,4篇“引言”分别置于四部分笔记内容之前。它们就像一根金丝线,将承载笔记厚重内容的回忆珍珠串联起来。同时,这4篇“引言”标题也充满诗情画意:“梦里常回祁连山;情系地矿思随行;踏遍群山觅真知;积累知识为人民”。温家宝建议,印制时用有怀旧感的黄色纸张,把这四部分引言和白色纸张的笔记正文区分开来。

     

    翻阅《温家宝地质笔记》可以发现,“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这一部分选收的16篇笔记,记录的是作者当年穿行于祁连山高寒地区和北山沙漠戈壁从事野外地质考察的工作情况:测制地质剖面,测量地层、构造、岩性等地质界线,绘制平面图、剖面图、素描图等地质图件,检查评价煤、铁、铜等矿点等。这些笔记记录的都是很专业的内容,一般的读者看起来肯定如坠云烟。为此作者专门撰写了16篇回忆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测线、打标本、淘砂、绘图等工作程序及沉积岩、倒淌河、海陆交互相等地质专业知识。这些文章文风自然、朴实,文笔细致优美,如同电影旁白一般,使难懂的地质专业内容变得通俗、易懂、有趣。

     

    何蔓和她的同事们在阅读这些文章时,还意外地发现作者在这些回忆性文字里无意识地搁进了许多自己当年日记的内容。这些日记有对当年工作、生活的记录,有对人生的感悟,有对理想信念的抒发。虽然是工作日记,读来却像意境悠远的散文。

     

    想要以一种柔软的方式了解一个人的成长轨迹,日记无疑是最好的窗口。何蔓立刻写信给温家宝,请他把这些日记都找出来。于是,今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这本厚厚的《温家宝地质笔记》,有了篇幅甚少、感情却最为细腻的“日记”部分。

     

    这些日记是作者“想用文字来记载自己平凡的生活”的自述,包含了作者上个世纪70年代在祁连山下进行地质勘探时的点滴感悟,也承载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作者在兰州从事地质管理工作的所思所获,更收录了一个有趣的部分,即1984年9月作者赴前苏联考察煤成气地质工作情况的出访日记。看似“突兀横插”的这部分,读来有种白描风格的自然文学趣味,日记主人对大自然的体察之心跃然纸上。

     

    经过录入、选篇、分类、注释、审校、封面设计等有关环节和多次修改,到2015年6月,编辑组完成了全书初稿的样稿。

     

    据说,此前,何蔓曾在地处北京西四的中国地质博物馆中看到过这些笔记本,但她从没曾想到,自己能有机会参与编辑整理这些笔记。历时两年之后,会看到经过自己编辑加工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温家宝地质笔记》呱呱坠地。

     

    何蔓说,温家宝同志曾在地质系统工作多年,对地质事业和地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有着深厚的感情。作为中央级地质专业出版社和国土资源部(原地矿部)直属单位,我们能有机会编辑出版温家宝同志在地质系统工作时的有关著作,感到十分荣幸。

     

    “温家宝同志自始至终都参与了《温家宝地质笔记》的编辑工作,亲笔撰写12万余字的回忆文章,选定笔记篇目。在全书编辑过程中,无论是大纲的拟定、框架的确立、内容的精简取舍、注释,还是版式和封面设计,他本人都全程给予了具体的指导。他曾15次以书面形式提出修改意见,多次与我们面谈编辑方法,先后7次审阅书稿的草稿,5次审阅样书。”顾晓华告诉记者。

     

    “两年间,作者认真细致,对每个过程稿不知修改了多少次。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给他样稿的时候,是60万字,他用了5天时间逐页修改。70多岁的人,5天看60万字,你说是个什么效率?”何蔓至今还觉得不可思议。

     

    “温家宝同志在书稿中做了详细的批注,并对编辑组提出的有关问题及建议逐条予以回复。随后,温家宝同志又与编辑人员一起就篇目编排、版式等问题当面探讨。8月15日,根据温家宝同志的修改意见,编辑组第二次印制了样书,呈交温家宝同志后,他再次认真审阅,提出进一步的修改意见。”何蔓说。

     

    “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总能收到他的来信,信中除了提出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式外,还对我们上一阶段工作给予肯定。每次面谈后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他总坚持送我们到门口。他的认真严谨、一丝不苟,他的和蔼、包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了我们编好这本书的信心和动力。”何蔓说。

     

    何蔓介绍说,初稿完成后,根据温家宝的要求,编辑组还先后送给40余位曾经与温家宝共事过的老领导、老专家,地质系统资深院士、地质科技工作者,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审读,征求他们的意见,所有意见及建议温家宝本人都逐条审定。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甘肃省地矿局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

     

    “他们对我们的编辑工作充分肯定,同时还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这些意见对更加准确地反映《地质笔记》这本书的中心思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何蔓说。

     

    事实上,如果你有耐心跟随我们逐页翻开这本地质笔记,初时对作者从事地质工作时始终用心、用力、用情而产生不可思议的阅读震撼,也许最终能变成一种温柔的理解——一个地质系统的青年人,在寄予其理想的荒山野岭中,借着帐篷里的一盏孤灯,把自己放入黑夜中阅读;他在祁连山区踏冰涉险过河,在北山戈壁沙漠寻找矿石,恶劣的工作环境磨炼着一个青年人的意志,燃烧着如火的青春;他一次次瞭望窗外的远山,在独坐自省中,一遍遍净化着内心的自我。

     

    事实上,感动的不仅仅是编辑组人员。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这本书朴实、厚重的特点还体现在书的封面设计上。

     

    《温家宝地质笔记》一书的装帧设计,出自清华大学书籍装帧设计师吕敬人的手笔。

     

    在这本土黄色和墨青色堆叠的封面上,远山连绵,天空高淼,山间映衬着野外考察素描图和柱状图,再仔细分辨,还能看见影印的俊逸笔记字迹。如果把这本书立起来,看它的横截面,又会发现一种妙趣——由于是不同内容和体例的间隔排列,整本书就像一个地矿层的横断面,黄的白的绿的,几种颜色的纸张交错,每一层都有不同的质地。

     

    “我非常喜欢他画的地质图,虽然我不懂地质,但它们看上去那么美,就像一幅幅抽象派的画作。”我国著名的书籍设计大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吕敬人如是说。

     

    最初,吕敬人表示自己过去从未参与过地质书籍的装帧设计,担心做不好。但当他看到那一本本书写工整、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的地质笔记时立刻被感动了。

     

    随后,吕敬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此书的装帧设计中。他从笔记中感受到了大山的壮美、河流的灵动,感受到了大地、田野的辽阔,感受到了树木和青草的气息,由此获得灵感。

     

    吕敬人提出,全书的设计风格要把握沉稳朴实的气质,并与作者的专业精神和叙述内容相吻合。在封面设计中,他将一些地质元素融入了巍巍祁连山的背景,画面和谐统一,深远大气。在书页设计上,他通过有差别的底色设计引导读者阅读,并且巧妙地让书页呈现出类似沉积岩的效果,彰显地质特色。

     

    今年3月,《温家宝地质笔记》一书终于付梓印刷,于3月26日如期出版并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

     

    懂,你就知道其中的分量

     

    “温家宝本人专注、执着和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以及浓浓的地质情怀也深深感动着我们,整个编辑的过程也是我们学习的过程和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更是一个难得的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一部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图书。”地质出版社总编辑王章俊表示。

     

    据了解,这本书除了真实性的特点外,还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个是可读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本书采用了“回忆文章+笔记”的体例结构。由于笔记多为地质专业内容,因此作者亲自撰写了约12万字的回忆文章,包括4个部分的引言、20篇回忆文章,对笔记的内容及相关背景进行解读,使地质专业内容变得通俗、易懂、有趣。同时,为展现作者当年工作、生活的环境,我们选用了他曾经使用过的一些工具、器物的照片。为配合这种体例结构,我们在排版时采用有差别的底色设计——回忆性文章采用温暖、怀旧的浅黄色衬底,笔记主体内容采用纸张本色,而配图则采用渐变的灰绿色为底。这种编排样式格调清新,高雅大方,层次分明,赏心悦目。

     

    另一方面,作者在书中以第一人称回忆了自己从1968年至1985年工作、学习的经历,记叙了作者“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人民疾苦的关切”,“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自我的要求”,以及“对科学的热爱、对学习的渴望和对真理的追求”,文字平实朴素,亲切和蔼,娓娓道来。本书还首次披露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在各级党组织的信任、关心、培养下,作者从一名地质技术员成长为地矿部领导的过程。

     

    顾晓华说:“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当今年轻读者来讲,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的地质工作是一段比较陌生的历史;对于许多地质工作者来讲,也是一段尘封的记忆。”顾晓华说,通过阅读这些真实而客观的记述,读者可以深切了解温家宝的成长过程,了解我国地质科研、地质勘查、地质教育等情况的变迁,了解我国地质管理体制改革的艰辛,了解广大地质工作者在艰苦环境下工作、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同时,也有助于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事业观,更好地投身国家各项建设事业。

     

    事实上,《温家宝地质笔记》既是一本系统而珍贵的地质历史资料,更是一本励志读物。温家宝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义无反顾地到西北边疆地区,投身祖国急需的地质找矿工作中。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与高山为伴,坚持学习,专注执着,勇敢探索,一丝不苟地工作,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的成长过程正应了一句老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同时,作者在书中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下在地质系统期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他把单调枯燥、艰苦危险的地质工作当作锤炼自己的坚强意志和品格的过程,把自己所从事的地质工作同百姓的生活疾苦、把自己的理想同地质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饱满、斗志昂扬的激情,贯穿着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与坚韧不拔的理想信念。

     

    如“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一开始就便把读者的目光吸引到了那片广阔雄浑的西部沃野。正如温家宝所说:“地质队员在野外考察时的工作和生活是单调枯燥和艰苦危险的,但也充满了神奇和乐趣。我平静从容地面对艰苦,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尊严,保持心灵的纯净和美好,把希望寄托在明天。”读后催人上进,激人奋发。

     

    同样,在“情系地矿思随行”、“踏遍群山觅真知”、“积累知识为人民”等引言中,作者不仅记叙了自己从甘肃到地矿部工作的那段人生重要经历,对日记笔记的诞生背景、相关工作和研究内容进行了清晰的诠释,更表达了自己数十年来从未抛却的对地质事业现实和未来的思索,抒发了对历史对文学的辩证思考,对科学精神的执著坚守、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坚定信念。

     

    那一页页无声的笔记,让我们真切地领略了温家宝同志那首诗作《仰望星空》的深邃内涵,也使我们明白了“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的道理:任何人的成功都来源于他的崇高而笃定的理想、信念,来源于他的勤学敏思、精于业务,来源于他不懈的努力和奋斗。

     

    作者在本书自序中曾说,这些笔记“是我用双脚走出来的”。通读全书,人们确实可以对作者这句话产生共鸣:无论是作为一个基层的普通地质工作者,还是担任部局的负责人,作者始终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苦干。从甘陇到东北平原,从陕西到云贵高原,从边陲新疆到湘粤赣大地,他一路风尘仆仆地调查研究。他把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深度的思考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写进了笔记,写进了日记,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报告。

     

    在甘肃省地质局工作期间,他的足迹几乎遍及甘肃的山山水水,他撰写的地质报告特别是其中的找矿建议,后来很多都得到验证;他提出的地质工作要为地方经济服务的工作方针,成为地质工作的方向。在地矿部工作期间,为了推进地质工作体制的改革进程,他五上东北,深入省局队,走访了黑吉辽三省的30多个地勘单位,前后用了134天,进而提出了地质工作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30多年前,他提出的公益性地质工作和商业性地质工作分开、地质成果有偿使用等意见,在今天看来,对地勘工作的改革与发展,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由此,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这种行事做人的作风始终如一,在其后来担负更大责任的岗位上亦是如此。

     

    顾晓华说:“温家宝同志有着一种浓厚的地质情结。他的这种情怀源于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源于他亲近自然、追求真理的信念,源于他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我们有理由相信,广大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能深切体会到温家宝同志的这份深情厚意。”

     

    阅读《温家宝地质笔记》这本书,有助于人们了解我国地质工作的发展历程及其基础性、先行性的特点,更好地了解地质工作对国家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资源保障作用;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地质工作管理体制改革的艰辛探索与取得的成果,为广大的地质工作者从事地质工作提供了很好的镜鉴,为地质工作如何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有助于激励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事业观,积极投身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大业。

     

    (本文在采写过程中,得到了该书出版单位地质出版社的大力协助,参考并引用了《新京报》、微信公众号“政事儿”等先期报道的有关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此情天地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