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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背景

    (一)国际发展动向

    基于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活动已经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实现全球合作、促进全球发展逐步成为各国的共识。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享受全球发展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环境以及社会方面的高昂代价。人类生产活动不仅在全球范围内破坏着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同时由于过度开发,人类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联合国给出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年)报告指出:“由于人类活动的干预,2/3支持地球生命系统运转的自然资源已被严重破坏,几近耗光。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有60%处于不断退化状态,支持能力正在减弱。未来50年内,这种退化也许还将继续。”随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08年)》针对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的生态足迹,指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超出了地球承载力的近1/3。美国和中国的国家生态足迹最大,各消耗约21%的全球生物承载力。美国人均生态足迹量9.4全球公顷,可覆盖4.5个地球;中国人均生态足迹量2.1全球公顷,覆盖1个地球。”而据《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08)》,2003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量1.6全球公顷,低于2.2全球公顷的全球平均生态足迹。有关度量指标除生态足迹(人类需求)、生命地球指数(自然状况)外,还有碳足迹、水足迹。一些发达国家已形成“经济(Economy)-能源(Energy)-环境(Environment)”协调发展的“3E”模式,而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传出了“水资源破产”的预警。

    (二)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预测

    在发展的大潮席卷全球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与巨大的挑战。197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近60%,耕地、草地面积相对稳定,基于灌溉、化肥的农业增产,与人口增长相对平衡。与此同时,中国耕地数量历经20世纪80年代缓慢减少和1999~2003年迅速减少两个阶段后,进入基本受控状态。据相关数据统计,21世纪上半叶世界人口将增长70%,而人均耕地、草地面积将会减少;日益增长的人口与持续减少的耕地、草地之间的矛盾依靠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可得到缓解,人地关系预计不会到达崩溃的程度。虽然中国对改善目前形势、确保更好的发展有充分的信心,但形势依然严峻。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解决中国的水稀缺》(2009年)的报告中列举中国“每年有约250亿立方米的水因受污染而不能使用,有240亿立方米的地下水被超采,水危机导致的经济损失占GDP的2.3%,不容忽视”(我国水利部公布的地下水超采数据为120亿立方米/年),由此可见我国保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任重道远。

    (三)国家当前和近期需要

    国家发改委2008年做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中期情况的报告中,提出“十一五”后两年难以有效解决的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①能源资源利用问题。②生态环境保护问题。③空间开发结构优化问题。④粮食安全保障问题。⑤城镇化健康发展问题。⑥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等。并要求及早谋划好与之相关的“十二五”时期发展战略。这6个问题同时也是6个前瞻性研究题目,而前5项均与国土资源和国土空间的调控有关。

    从长远看,国土资源和空间战略目标将以可持续性、生态化、低碳化、信息化、全球化为依归。

    (四)经济与矿产资源全球化、区域化

    随着世界经济或结束剧烈震荡进入缓慢复苏期,包括矿产资源全球化在内的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各国的市场化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此起彼应,各国展开抢占下一轮发展经济制高点的竞争愈益激烈。在2009年全球经济复苏的曙光出现时,“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作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推手”——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角色也在悄然发生变化。APEC作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论坛起着对话和交流的作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即将面世,同时与南盟(SAARC)的区域合作开始提上日程,东北亚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进程要慢一些,上海合作组织(SCO)则以地区安全为重心,并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

    (五)国土安全隐患

    在经受全球发展冲击而引发资源、环境的国际纠纷不断的同时,我国的国土资源和空间由于历史、自然等原因也面临重大安全隐患。中印边界问题由来已久,印度除侵占我国藏南部分领土并设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外,还觊觎南疆阿克赛钦地区;国外和新疆的“东土耳其斯坦”分裂势力和恐怖组织妄图将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我国管辖海域近一半与邻国有争议,南海“九段线”虚多实少,主权深受侵蚀;钓鱼岛的主权争议,与那国岛、冲之鸟礁的军事开发问题都对我国东海海疆构成挑战。此外,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破坏、资源衰退和骤减、国际金融抢滩我国资源开发等也成为国土资源安全的胁迫因素。

    二、起点

    (一)我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也逐年提高。2008年我国的GDP总值达到30万亿元(相当于4.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人均GDP 仅3266美元,只及世界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国土经济密度以倍数增长;工业化率达48.6%,正处在工业化中期、以传统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遭遇资源“瓶颈”;城镇化率只及45.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群规划建设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市场化程度达60%,已超过市场经济临界水平;国际化程度,我国已全方位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科技创新能力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总的仍处于世界中等水平。据世界经济论坛2009年9月公布《2009~2010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大陆)列全球第29位(比2008年晋级1位),继续领跑“金砖四国”。作为人口、经济总量“双庞大”、结构复杂、非均衡性突出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如应对得当,有可能继续保持上升势头。

    (二)对国土开发程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不同估计

    1.综合评估:总体上尚未超载,西北和北方部分地区超载

    据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编著的《发展的基础——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生态基础评价》(2003年),中国“水资源和水环境的人口承载力在15亿~18亿人之间,但将从南到北大规模转移;而土地对食物的承载能力略有盈余,在未来50年内都不会超出其边界;能源与矿产资源供需失衡的形势将更加严峻,10亿吨燃煤造成的污染已接近环境的承受极限,6种大宗矿产(铁、锰、铬铁矿、铜、铝、钾盐)现已供不应求。”而《中国工业发展报告——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发展》(2005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于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中国至2050年区域科技发展路线图》(2009年)把“资源环境承载力已接近饱和”列为4个基本国情之一。

    就人口发展与资源承载能力而言,《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8年)指出,中国人口发展总体上没有超越自然资源承载能力,但是局部地区和部分资源已出现资源紧张和供需失衡现象。现有的经济发展规模和人口数量均在水土资源承载力范围之内,但区域之间极不平衡,西北部和北方部分地区超载严重。

    2.分区域评估

    1)海岸带开发不足。海岸带是连接陆地与海洋的纽带,是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的依托。我国拥有1.8万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海岸带面积达38万平方千米,约相当于沿海省(区、市)面积的1/4。专家指出,我国沿海诸省(区、市)每1000平方千米陆域的海岸线资源量,基本上与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上,但开发程度却远比那些经济发达国家为低。

    2)沿海地区局部已过度开发。在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过度开发严重,珠三角9市土地开发强度15.9%,超过了日本三大都市圈,也超过国土面积相当的荷兰;包括安徽在内的环长三角地区,国土面积(约34万~35万平方千米)与德国、日本相当或相近,开发强度(约15%~16%)超过德国(12.8%)、日本(15.0%)。海洋资源过度开发造成开发利用密度高、生态环境退化严重的局面,需要实行绿色保护的海洋政策,解决可持续开发利用问题。(《2010~2020 中国海洋战略研究》,2009)

    3.分资源门类评估

    由于长期森林过伐、草地过牧、坡地滥垦、矿产乱采,超过限度,使我国的自然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虽然近年施行了禁止乱砍滥伐、退耕还林、限制矿产开采等措施,我国的资源破坏现象有不同程度好转,总体上仍不乐观。

    我国超限开发的典型例子还包括近海水产过度捕捞,年产量峰值可达1400万吨,超限额75%,导致海洋生态系统和水产资源严重退化,产量减少,水产品个体变小。

    在水环境方面,水与环境超载,形势严峻。根据水利部2009年发布的最新数据,我国水资源总体上已经过度开发,其中黄河水资源利用率>60%,海河>98%,内陆河流域>40%。过度的开发,不仅威胁或损害河流健康,还使某些主要功能丧失。不少地方水环境开始退化,出现了水质恶化、地下水位下降、河湖干涸、湿地消失的现象,所有这些都是出现水危机的先兆。

    4.国土的粗放开发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中国当前正经历新一轮重化工业化及与其相克相生的“资源瓶颈”,资源除总量大、人均少外,在国土开发利用中的矛盾也很突出,总的资源开发强度与国土经济密度不对称,开发过程中的粗放、分散、重复、低效、退化等问题(表1)日久年深,有的积重难返。

    表1我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倾向性问题一览表

    人口基数大和粗放式强度开发加重了国土的负担,对人口、经济密集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有必要做出科学评价。国家部署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自然条件适宜性开发,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也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本依据。关于环境承载力,“十五”后期由清华大学承担的宁波市环境承载力研究,从资源供给能力、环境纳污能力、人类支持能力3个角度来量化环境承载力,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厦门大学对厦门海岸带也做了生态安全压力分析。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综合度更高,相应的难度也更大。对此,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中有实战性演练,正组织“环渤海湾重点地区环境地质调查及脆弱性评价”项目,将扩及全国海岸带资源、环境承载力调查监测和风险评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5.对国土面貌演变方向的两种预计

    基于当前国土资源的利用现状,对未来国土面貌演变方向有以下两种预计。

    1)从低收入转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提升期是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期、国土面貌向良性转变期,人均GDP 3000美元是对资源环境的边际压力的转折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4年年会的总结讲话指出这一时期的6个基本特点:“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进程加快,城市化速度上升,人口大量转移,国土面貌日新月异,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其中,“国土面貌日新月异”是良性预期。2005年,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双缩小”,“破坏大于治理”转为“破坏与治理相持”;2008年,电力弹性系数首次小于1(低于GDP增速),都顺应和促进这样的转变。

    2)《新一轮全国国土规划前期研究(中国地域空间、功能及发展)》综合报告(2006年),“第一章背景——剧烈变化的‘国土’”指出了我国国土开发和建设布局无序及空间失控态势的严重,包括:地域(空间)开发利用严重无序,建设用地过度扩张;许多地区资源环境压力过大,而支撑体系太弱;不少城市盲目攀比,贪大求洋,超前定位;一些快速发展地区环境状况令人担忧;生态退化问题依然严重,由此招致“国土安全和资源保障的危机”。这里所说的“剧烈变化”非“良性”一词所能道破。2009年9月《科技日报》关于“建设低碳城市”的对话栏目中有专家指出:“我们75%的地面水已经被污染,国土变得枯黄”,就是相应的写照。

    国土面貌是广域性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全球变化的中枢和核心主题之一)的反映,尤以人口增长胁迫下的LUCC为甚。我们终需这样的系统观测和研究成果为基础给出说明。

    三、基点

    (一)大国土

    1.活动半径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1972年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访华,在与毛泽东主席会谈时曾说:“一个民族的能力水平与活动半径成正比。”其着眼点在于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

    一个国家的国土资源和空间管理及于领土、领空、领海和管辖海域(“准国土”或“国土化海域”),我们要上天、入地、下海,所要求的技术、工程和管理能力水平也与活动半径相关。

    “大国土”指现有国土全方位的内涵深化(包括系统化、整体化、聚合化、空间化)和管理(包括监督管理)到位:在国家层面上加强统筹协调,但不因“大国土”而扩张国土空间;在部门层面上加强内融外联,也不借以扩大职能范围。

    2.内涵假设

    “大国土”即广义的国土:一是国土资源与国土空间(或地域空间)的统一;二是自然国土与人文国土的统一;三是覆盖陆海、充斥立体空间的“三维国土”;四是统筹国内地球表里诸圈层的“多圈层国土”;五是宏观和中观层面上的“和合国土”。

    (1)国土资源与国土空间

    国土资源指土地、水、矿产、生物、海洋、大气等实体性资源,它们又占有各自的区位或地域,即空间性国土。而国土资源管理现状,既有重实体资源、轻空间的倾向,如把国土(空间)规划视同“国土资源规划”;也有重空间、轻实体资源的倾向,表现为土地管理的重数量、轻质量,区域地质调查的重陆轻海。

    在适当的地形地貌条件下,农业用地的耕作层、建设用地的工程持力层都是实体,农业、建筑业等活动先选址、后丈量,基本程序是由实体到空间;探矿权首先是带有虚拟性的“空间试用权”,而采矿权是资源的用益物权,矿业过程是由空间到实体。由此可见国土资源的实体性和空间性同等重要,不可分割。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认为,国家强弱更多取决于综合国力,其构成中科技力、人才力和信息力各占25%,自然资源和资本各占12.5%。自然资源的权重只占1/8,在当前阶段可能估低了,如果加上国土空间(区位)要素更要考虑提高。

    (2)自然国土与人文国土

    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对国土垦殖和开发的历史悠久,但空间上极不均衡。开发强度,是指一个区域建设空间占该区域总面积的比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2008年全国平均开发强度达到3.48%,超出一度预计2010年达到3.23%的强度值很多,特别是东部沿海的一批城市已进入强度开发或超强开发,上海、无锡达到29%~30%,而东莞、深圳高达38%~40%,已臻于极限值,人工生态系统置换了自然生态系统。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2020年全国开发强度达到3.91%的预计值也有可能被突破,国土人工化的趋势难以逆转。资源、资产、资本“三资合一”也是人文超过自然的国土。

    另据吴霁虹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社会中,不同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知识、商业生态网络、组织流程等已成为创新活动的“新生产要素”,实现全球联系和思想交流的商业生态网络正成为新的“虚拟地产”。IBM 2008年的企业价值超过1577亿美元,然而其土地、建筑物、实验室等有形资产只占9.1%,基于空间和时间动态地创造价值的组织流程相当于“创新工厂”。由此可见,“人文国土”的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空间。

    (3)“三维”国土

    科技部2008年推出基础科学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的“三深战略”,包括“深空(宇宙空间)”“深海(公海大洋基底)”“深蓝(信息安全)”三大纵深领域,“三深”没有“深陆”。在国土资源战略的“三维国土”构架中,“深”含“深陆”“深海”,它们同属岩石圈、水圈富于探索价值的人类未知领域;“空”首先是地面以上100~110千米的“领空”或“近空”,其次是外层的“深空”或“公空”(图1),概称“陆、海、空、深”。2009年9月,我国第一个集数据、软件于一体的三维地理空间信息系统——数字地球(中国)问世。

    图1“三维”国土示意图

    国土、资源、地质各有其自然演变和随人类社会农业、工业、科技革命的变异过程,并谋求可持续发展——时间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46亿年计的地球历史可谓“深时”。这是“三深”向“四深”的发展。

    《浙江省信息化测绘体系建设发展战略》(2008年)首次提出了基于“时间维-对象维-方法维”的测绘体系概念模型,是对信息化测绘体系的基本构成与内涵的创新性探索,这也是“国土资源战略研究”吸收地方成果的一个范例。

    (4)“多圈层”国土

    大国的“陆、海、空、深”是互相影响的“多圈层”国土。176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累计开采、消费了3万多亿吨(以标煤计)化石能源,近250年间从地球岩石圈向大气圈释放出数以万亿吨计的CO2(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也贡献了>30%的份额),扰乱了地球各圈层之间的平衡,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同时,还要看到海洋-大气相互作用的重要影响,还有生物圈中土壤碳库(可抵消全球5%~15%的碳排放量)的储碳潜力。就碳排放大国而言,也可以看作“大国土”结构问题。

    钱正英在《我国的江河整治问题》(1981年)中曾经建议:“对国土整治进行统一规划,水利建设纳入国土整治的统一规划。”

    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代表团建议探索“外层空间”新领域,测绘瞄着“地-空-天一体化”目标,都是超出地球圈层范围的深空探索。

    (5)宏、中观层面的“和合”国土

    以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资源管理为例,在城乡分割体制下的土地二元配置和使用,造成城镇和农村“两栖”人口的“双重占地”,导致“两不经济”的结果,加剧了城乡用地和人地关系的紧张局面,必须实行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统筹城乡用地的战略转变。这既有利于人际和谐、人地和谐,也促进城乡融合,以臻于“和合(和谐+聚合)”境界。统筹陆海、区域(行政区、经济区、气候区等)、城乡、“三生(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等,都是形成疏密有序的“和合”国土之路。

    而国家所提倡的保护耕地的实质是保住耕作层的综合生产能力平衡,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以土地总和效益最大化为目标,都寓意于提高多元一体化程度的综合或集合,“和”“合”并用,相辅相成。

    3.陆、海、空关系

    (1)“滨海之国”与“滨、近海之国”

    大国土涉及陆海关系,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称美国为“滨海之国”,是离海岸线80千米的范围,在这个占国土面积13%的区间集中了美国51%的人口、57%的国民收入。实际上这只限于美国本土,美国又是多海洋国家,除了滨海的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还有5片海外属地(岛域或群岛),其管辖海域散布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比上述区域要大得多。就美国本土而言,我们把它看作“半环形的滨海(湖)之国”(东北角是五大湖区)。中国的陆海情况与它迵然不同,总体上是东南向临海的“滨、近海之国”。从大国土着眼,我们在看重沿海省(区、市)的同时还要看到近海省。近海省按区位可分3类:①中部近海省,涵盖中部地区6省;②西部近海省,有贵州、云南;③3个近海边疆省,即吉林(临海最近距离15千米)、黑龙江(临海最近距离<100千米)和云南(临海最近距离<500千米)。按此设想,现有沿海省(区、市)加3类近海省(区、市)共有24个,占全部省级单位的77%,这就能让更多的内陆省共享海洋资源,既有利于海洋共同开发和国土均衡,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和(海)港-腹(地)一体化,沿海省(区、市)和近海省(区、市)依托地缘关系共筑“和合国土”。

    (2)深陆和深海

    大国土包含“深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向地壳深部、深海大洋和洋壳的探索成为现实。表2列举了我国实施的部分大陆深钻和超深钻。此外,山东新汶矿业集团的一处矿井深1350米,是亚洲最深矿井;清华大学与四川二滩水电开发公司合作,在锦屏山覆盖层深2500米以下的引水隧洞旁建筑极深地下暗物质探测实验室。

    表2 我国实施的大陆深钻、超深钻一览表

    海洋正逐步成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食品生产基地、化石能源和新能源开发基地、新的水资源开发基地、新的医药资源开发基地,又是全球交通和物流通道。美国《面向21世纪海上合作战略》(2007年)认为:在世界所有国家中,美国和中国是海洋利益最大的国家(实际上两者缺乏可比性)。大国土中涵盖的深海指的是水深超过500米的海域,我国把深海资源开发列为超前部署领域,尚处于发展的中级阶段。表3概列出海平面以下的分层化。

    表3中所列海平面200米以下的深层水,保持低温、洁净,具有多种功能,在美国、日本、韩国开发利用这类较深的优质海水,已形成产业。

    (3)近空和“地空”

    城市高层建筑林立。全国大城市中现有5000多座5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建成世界第一高楼,在高密度的建成区中出现了不同产权单元在空间上层层叠加的现象,并愈益普遍化。这一层近地空间简称“地空”。表4列出了近空分层的高度以及各层对应的主要功能。

    表3 海平面以下分层化表

     

    表4近空分层化表

     

    我国利用低空(地表以上100米)风能发电居世界第四位,而“高空”(地表以上200米)风能尚未开发,这两层空域均在“地空”范围内。在更高空还有丰富、稳定的风能资源,其开发利用与航空飞行不兼容,待进一步研究。

    城市在向空中“长高”的同时还向地下延深。我国有10个城市已使用或正在建设地铁,另有8个城市提出或筹建地铁,到2020年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将达到2000~3000千米,表明城市“地铁时代”已经来临。

    “地空”和地下工程呼唤城市三维地质调查、三维地籍测绘和管理。

    4.城市“三维”地质调查和“三维”地籍测绘与管理

    地空和地下工程呼唤城市的三维地基调查和三维测绘调查,现在我国有6个城市在试点,上海、北京已经验收。

    “上海市三维城市地质调查”项目按“中心城-新城-郊区”3个规划功能区,建立“基岩地质层-第四纪地质层-工程地质层”3个层次的地质结构模型,使三维可视化地质信息系统、地面沉降防治、地下空间与地质环境容量评价、地球化学调查与农用地分等定级相对接,特别是搭建起大型、综合、动态的地理地质信息平台,可望打破多源、异构、多维数据形成的“信息孤岛”互不相通的僵局,实现全市地质信息由分散到集中管理、由平面到三维显示、由单项专业应用到多元服务的转变。另在全市地下工程普查的基础上,从黄浦区着手地下地籍调查,构建“地上地籍图-地下地籍图-地质图”系统,为地下空间管理提供有效支持。

    “北京市多参数立体地质调查”项目(2009年通过评审)推出的智能化三维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了全方位的科学依据。

    在完成6个城市试点的基础上,将考虑另33个超大城市的“三维”地质调查。

    深圳市国土与房产局正启动“三维地籍”的专项研究,这是有关城市“三维”地籍测绘和管理研究,在国内外尚处于探索阶段。而历来以二维宗地为核心、以“四至”为边界的传统地籍,都建立在宗地内产权主体同质化的基础上,而城市土地的立体化利用则以垂直方向上、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为前提,即地表、地上、地下空间可以分层开发并分属不同权利人,这就形成以六面体或多面体为基本单元的“三元产权体”,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复杂的产权簇或产权层,需要有相应的“三维地籍”测绘为支撑的“三维地籍”管理。此外,《物权法》要求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而任何不动产都占有一定的空间域,系统的三维地籍研究为在一个统一的技术框架下处理土地和房产的登记问题提供了可能。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研究地下空间资源管理与权籍调查关键技术,也有初步成果。

    从城市空间要素立体化趋势中可引出一种新型的财产权,即空间权,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相分离,成为一项独立的物权(参见《民法》第七百七十三条、第八百三十二条),在我国台湾省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空间权制度。

    住宅产业规划到2020年基本做到“户均一套房、人均一间房、功能配套、设备齐全”。在产业层面,青岛“海尔地产”为节能省地提出“小户大家(小户型、大社区),和谐住区”的理念。即通过5个空间结构把家庭做大:家居空间紧凑化,环境空间功能化,会馆空间场所化,商业空间生活化,网络空间无域化(建设数字化网络社区,用网络服务来解决物理空间解决不了的问题,使得生活无域化——与“虚拟地产”相联系)。而微观上的空间意识将会有助于模式和设计创新。

    (二)大资源

    1.内涵假设

    “大资源”即广义的自然资源及其组合开发利用。

    一是单门类自然资源及其多形态的综合利用,多功能的优选利用(如在农业用地中, 对耕作层既是“土壤水库”又是“土壤碳库”的合理利用),非常规资源和新资源的递进或接替利用。

    二是包括土地、水、矿产、生物、海洋、大气等在内的多门类自然资源及其优化组合和综合管理(如水、土资源综合管理,海洋综合管理)。

    三是大资源以土地、能源为根本,我国的耕地和宜居建设用地都是稀缺资源,要在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的前提下节约集约和多元利用土地,新能源比传统能源的范围大大拓宽,要在尽可能清洁利用化石能源的同时研发低碳导向下的替代能源。

    四是确立、推进基于生态系统的国土资源管理和海洋综合管理,与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相互交融,并探索资源、资本、资产“三位一体”的复合式管理方式,使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链、产业链、价值链层层相扣。

    五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积极利用包括国际海域在内的境外资源和公共资源。

    2.大资源与大能源

    中国在2012年将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在21世纪上半叶,能源在我国矿产资源中仍居首位。在低碳导向下的大能源发展离不开大资源、大地质的支撑(表5)。

    3.单项管理案例

    水利部基于我国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的突出水情和严峻的水资源形势,从2009年开始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这比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晚13年,但所规定的“三道红线”——开发利用“红线”即控制用水总量;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即控制入河排污总量;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即遏制用水浪费——是对水量、水质和水耗的综合调控,体现了水资源和水环境管理的相对统一,起点高于只设“一道红线”的土地管理制度,也可以说把土地管理、利用的两个最严格制度“合二而一”了。

    2009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德国波茨坦气候研究所的科学家量化分析了“蓝水”和“绿水”,其中,“蓝水”是来自河流和地下含水层的水资源,占35%,“绿水”则是源于降水、存储于土壤并通过植被蒸发而消耗掉的水资源,占65%;科学家们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应该大力研发绿水资源利用技术,由此可见土壤水作为“大资源”的一个分支兼及“大土地”“大地质”领域,应予以重视。

    表5 大能源战略及其资源、地质支持一览表

    :①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地质代表团得到启示:“非传统能源越来越受到重视,能源多样性是今后出路所在。可再生型能源可能是未来能源的主体。”

    4.综合管理案例

    中国工程院2007年关于《东北地区有关水土资源配置、生态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战略问题研究》指出,基于东北是我国水土资源搭配最好的地区,可以建成全国最大的优质商品粮基地,而东北地区过去的垦荒,实际上是占用了林、草、湿地。目前的生态与环境状况,已到了临界状态。因此得出一条基本结论:“东北地区土地利用的总体格局应当是:耕地总量不再增加,林、草、湿地不再减少,城市和工矿用地合理控制”;并指出东北“西部地区的农业发展方向必须是农牧结合,以牧为主;农作物……以雨养农业为主,在缺水地区不宜种植水稻”等,在宏观上都有道理。但一年后,即2008年推出的《吉林省增产百亿斤1斤商品粮能力建设总体规划》中规划投资62亿元引嫩入白、以稻治碱,用5年时间在该省西部新增255万亩基本农田。这反映出国家战略研究与地方战略行动脱节,见仁见智,有待实践检验。

    多门类资源的综合管理,如作为复合式资源和空间的海洋综合管理,已成为国际趋势。其核心思想是从分散的行业管理转向跨行业、跨学科和跨部门的、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20世纪90年代中期,厦门市率先建立了海洋综合管理体制,成为有关国际组织部署的东亚海洋防污和管理的示范区,但推广不易。国家海洋局受权“综合管理中国海域”已10多年,尚难到位。对此,《2010~2020中国海洋战略研究》第五章中有具体建议。

    (三)大地质

    1.内涵假设

    大地质基于经济、社会与时俱进和地质工作功能最大化,不断扩大服务领域、贯穿于生产和生态建设的全过程。

    一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打好三个(应用)基础,即资源基础(开源、节流)、环境基础(保护、修复和防灾减灾)和工程基础(岩土工程),都有旺盛需求,为夯实资源和工程基础服务的地勘、工勘已商业化, 作为环境基础前期工作的“全国土壤现状调查与污染防治大计划”(2006年)正在实施中。

    二是大地质工作即大地质产业,它跨三次产业,即为“一产”服务的农业地球化学调查和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融入矿业(现属“二产”)的矿产勘查和融入工程业的工勘作业,隶属“三产”的地质科学研究和信息服务,分别拉长产业链,不自成独立体系,大地质≠大地矿(对1991年提出的“地矿产业”要反思),按这个产业定位,现行地勘行业管理的覆盖范围还要加宽。

    三是基于国家财政支持、走在商业性地质工作的前面的公益性地质工作要做大,其信息供全社会共享,基于市场和地勘基金的商业性地质工作规模更大。

    四是地学研究多元化,地球科学正从传统的分散的单学科研究向地球系统科学研究转变,地质科学也要向地球系统科学即“大地学”拓展。

    五是适应“矿产资源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立足国内的同时,“走出去”开拓境外地质工作,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失时机地做好前期服务。

    2.大地质与大地学

    基于地质科学的大地质和基于地球科学的大地学,其研究对象相同而研究领域不同。大地学的包容面广于大地质,但有交融态势(表6)。

    表6 大地学与大地质研究方向的概略比较表

    由表6可见,两者的共同点比较多,有向地球系统科学合流趋势,但在学科上仍显示出整体和局部相包含关系的脉络。“大地质”栏中未列举的海洋、陆地地表过程恰是“大国土”关注的热点领域。

    3.大地学——科技和信息服务

    公益性地质工作以地质图件为窗口面向全社会服务。英国地调局2006年发起的《全球1∶100万数字地质图计划》,产生于矿产资源全球化催生地质调查全球化的背景,旨在推进各国既有地质图数据网络化和国际共享。为保护市民避免遭受地震、海啸、滑坡和火山爆发等地质灾害的威胁,由联合国发起在日本神户通过的《2005~2025兵库行动框架》,有关信息和知识都要及时传输到全社会。

    2008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已形成测绘服务、遥感服务、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导航4大支柱产业,总产值>600亿元;2009年增速20%,从业人员达40万人,机构>1万家;预计到2010年达到800亿~1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长5000亿元。目前,全国唯一、初具规模的黑龙江省地理信息产业园2007年在哈尔滨开园,已建起国际地理空间数据加工基地和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前景看好。《北京空间信息产业调研白皮书》披露,该产业应用领域扩大到数字奥运、政府共享平台、数据库、防灾减灾等方面,国际合作领先于全国。

    四、浅释

    “三大”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以“四面体”(图2)示意:A代表“大土地”,B代表“大海洋”,它们是“大国土”的两个主要载体,C代表“大资源”,D代表“大地质”作为基础置于底面。

    图2“三大”内在联系示意图

    (一)“四面体”扫描

    “大国土”与“大资源”有交叉重叠,宜各有侧重:“大国土”重在空间,以地表面、海平面为通用界面;“大资源”重在物质和能量,以水土、生物、能源和矿产为载体;“大地质”连同“大测绘”提供科学支撑和信息服务。三者构成一个统一、聚合的“四面体”。我国陆地空间虽大、资源品种虽多,但受结构性矛盾的深度制约,难题不少。

    定格国土空间区位的“大土地(A)”和“大海洋(B)”,其中“大土地”“七山二水一分田”,又派生出:A 高原和山地型土地结构(平原少,后备耕地少,开发成本高),A-C中低产型耕地、草地结构(优质耕地、草地少,又是少林国家)和大江河与中小湖泊型的陆地水域结构(淡水少);“大海洋”“三海两链半纷争”,源于A-B单面陆缘海与陆中海型海洋结构,而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共29个,其中15个直接相邻),于本国资源禀赋弊多利少;“大资源(C)”“门类多、总量大、人均少、时空分布不均衡、相互匹配不理想”,又派生出煤基型化石能源结构(高碳、高硫空间)和低品位型非煤大宗矿产结构(富矿少)等。

    (二)“三大”的必然性和价值取向

    “三大”既是科学理念,又是顺应必然趋势的战略定位(表7)。作为人口过量的资源大国和经济大国,必须从大处着眼,针对国土开发中长期存在的几个倾向性问题(表1),集中多方面智慧谋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大格局”(表8),使“三大”的组合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表7“三大”的必然性一览表

    表8营造国土、资源的“和合”大格局一览表

    以上大格局,有的正在形成,有的受体制和机制束缚,施展不开。现行体制、机制问题如表9所列,要有序、分期研究解决。

    提出“三大”,旨在落实科学发展观,融合部门职能,加强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与时俱进、因人而异(表10),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

    表9 “三大”的体制、机制问题一览表

    表10 人对“三大”的阶梯式需求一览表

    资源“瓶颈”有两重性,要以“三大”为杠杆,与经济发展互动,形成供、需“双向制约”,同时,还受生态、社会、政治等“多重制约”(表11)。

    表11 供需双向和多向制约一览表

    下一步,“三大”的研究领域再向“五维”拓宽,“五维”除时间维、空间维外还包括市场维、环境维、文化维。

    (三)推进“三大”的路径选择

    对于推进“三大”的路径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把“国家可持续发展国土资源战略研究”项目持久化、常态化,提高研究内容的战略含量,从国家层面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协调力度。

    2)编制部门战略规划,或加强部门发展规划的战略引导,向“三大”提升。

    3)有条件地实施部内整合,发挥基础地质调查、测绘、国土信息和经济研究工作对土地、矿产资源和海洋管理的全面支撑作用。

    4)基于“智能地球”(中国),搭建国土资源管理信息化的综合平台,从小到大,分步实现多门类资源的信息交流和共享。

    5)加强跨部门协调,在政企分开、所有权与行政权分离的前提下,逐步推进“非全能”、服务型的大部门制。

    6)在现行法规基础上适时启动国土资源和空间的综合立法。

    (四)几点困惑

    1)国土、资源管理和地质工作中积累下来的矛盾比较多,化解矛盾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是不是推出“三大”的合适时机?

    2)“三大”是从国家层面立意的,眼下设想“三大”的高度还不完全上得去。

    3)“三大”的容量放大了,没有现成的抓手,有待于实践中探索。

    (该文原载《国土资源战略与构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2009年度)》、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国际动态与参考》2010年第1期(总第439期)。本文为国土资源管理改革与战略高层论坛上的演讲。演讲于2009年11月19日。郭文华、刘丽、陈静、李政制作图表,王凌云整理。)

     
     
    国土资源战略研究的起点和基点

    Martin Smith,BGS全球地球科学首席。长期研究英国和非洲地质学,在领导和管理研究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曾主持英国地质和景观项目,建立数字和3D建模系统,为政府在欧盟事务和国家活动中提供决策建议。介绍了英国地调局地球科学的转变,在阿布扎比、印度、新加坡等城市地质工作的实践经验,当前城市面临的挑战,需要地质学家和政府的决策人员,城市规划师,建筑设计师等来共同协作,解决问题。

    议题:城市地质展望——与城市管理者之间的沟通和博...

    11月6至9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组织召开中层干部培训研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局党政主要负责人培训研讨班会议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理清思路,推进地学文献中心事业转型发展。会议主要传达学习部、局领导讲话精神,通报局转型发展思路、重点工作布局和管理办法等情况,组织开展转型发展业务讨论交流,明确了转型发展的方向、路径和重点,切实转观念、转作风、转服务方式,达到了预期效果。地学文献中心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含处级干部)、二级项目和子项目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提出,随着地质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化、大数据、云计算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地学文献业务存在许多不适应,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需要抓住地质调查工作大调整、大变革、大转型的机遇,在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对地质调查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和部、局党组的工作部署,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以科技创新、信息化建设为引领,充分发挥文献资源优势,重构核心业务体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精准服务支撑能力,全力支撑服务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与管理工作。

    会议要求,干部职工要紧密围绕局党组确立的“全力支撑能源、矿产、水和其他战略资源安全保障,精心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工作”的工作定位,努力实现三大转变(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支撑服务的转变、由事务性服务向业务性支撑服务转变、由基础功能服务向决策支撑服务转变),明确新目标、提升新能力、拓展新方式,努力推动地学文献中心事业转型发展。一是深入贯彻落实局党组的工作部署,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推动文献中心转型发展。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思想统一到局党组的决策部署上来,不折不扣地抓好贯彻落实。二是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加强业务研究,全力支撑服务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与管理。主要是加强地学文献数据融合与信息服务能力建设,加强地学情报跟踪分析与研究,加强科普与文化建设,加强地质调查成果信息及综合管理研究,加强地学期刊建设。三是立足新定位,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做到精准服务。要切实落实局党组科技创新的系列重大政策,推进信息化建设,加强科技创新目标、任务的规划和管理,落实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四是坚持“五问”、“五不唯”人才评价导向,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加强人才培养、管理和使用,建立干部梯次培养和激励机制,推出培养锻炼年轻干部举措。五是加强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把从严治党工作落到实处。六是认真梳理和做好年底前各项工作。

     
     
     
     
    地学文献中心召开中层干部培训研讨会议研究部署和推...

    北京城市副中心地热两能施工现场。

    6月2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恰好在同一天,北京市地勘局编制的《北京市城市地质科技创新发展规划》正式印发。日前,记者走访了位于西四环地质大厦的北京市地勘局,见到了主抓《规划》编制的该局总工程师郑桂森。

    “如果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最根本的是解决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个重大问题;那么我们编制的《北京市城市地质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则是要解答‘首都建设需要地质工作做哪些事情,北京市地勘局将从哪些方面融入北京治理大城市病、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结构布局的行动中’。”郑桂森将一份《北京市城市地质科技创新发展规划》递给记者,开门见山地说。

    加强基础研究,为新城镇规划布局、重大工程建设提供高精度地质数据

    郑桂森告诉记者,《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紧扣“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为北京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发展目标明确了方向和路径。“显然,地质工作也必须紧紧围绕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需求重新布局。”

    当前,首都发展有许多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包括城市副中心建设、北京新机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筹办2022年冬奥会等,都需要地质工作的紧密结合。尤其是城市副中心、新机场、世园会、冬奥会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建设,要对重点功能区的地质条件适宜性进行综合评价,对影响规划建设的地质灾害要素进行高精度调查,这也使北京的城市地质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向多元化、综合性、高精度发展。

    据郑桂森介绍,北京市地勘局服务北京建设有着明显的专业优势和深厚的工作基础。近10余年来相继完成了大量生产、科研项目,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运行、管理安全提供基础地质数据,有力地支持了规划的落实和城市建设。

    在基础地质研究方面,建立了第四系地质剖面(琉璃河地区),提出了更新统和上新统地层划分标志;总结了通州地区 50 米以浅岩石地层空间分布规律;开展了磁性地层学研究及磁化率天文旋回调谐在断裂活动性分析和地层划分中的应用;开展了北京地区盆山耦合作用与新构造运动的关系研究,初步分析了西山隆升速率及控盆断裂活动速率变化特征;完成了平原区 1:5 万重力调查工作,获得了高精度、高质量的重力成果数据。

    初步建立城市地质工作方法体系,采用高精度、多手段、全要素的区域地质综合评价方法支撑服务重大工程项目,广泛应用于城市副中心、北京新机场、11 个规划新城和 42 个重点小城镇等重大工程建设,地学成果得到了规划、国土资源、建设、环保等部门的高度重视与实际应用。

    “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实用性强且意义重大的研究成果,北京市委市政府越来越理解地质工作在城市建设与发展方面的不可或缺、不可替代。”郑桂森高兴地说。

    “需求是最大的动力。”郑桂森透露,北京市地勘局将继续深化城市地质理论研究,如:深入开展北京平原区新生代地层研究,建立始新世至全新世地层系列标准剖面;积极开展北京平原形成机制、演化规律研究,加强北京盆地结构、形成机制、演化规律、物质组成及盆山耦合关系研究,提高对北京平原的认知程度;加快松散层三维—多维模型建设研究步伐,以三维地质模型构建为基础,开展松散层三维结构分析。同时,统筹推进基础地质科研、科普基地建设;系统研究城市地质学理论、工作内容、技术手段、标准规范、成果应用、成果服务等,形成城市地质学科;研究制定北京地区城市地质工作标准规范,指导北京城市地质工作,加强城市发展与环境变化响应关系研究,开展地质环境容量指标研究等。

    立足城市安全,提高北京市战略性地质资源保障程度

    郑桂森告诉记者,随着近年来北京城市发展步伐的加快,各种“大城市病”逐渐显现,资源型和水质型缺水叠加,地面沉降、地裂缝等次生地质灾害日益严重,雾霾天气频现,这就迫切需要加强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与恢复治理工作,深入开展地热、浅层地温能开发研究,提高可再生清洁能源利用比重,增强战略性地质资源的保障程度。

    城市的发展,地质安全是基础的基础。

    郑桂森指着墙上、书架上、办公桌上一摞摞的书籍和一幅幅图纸,向记者简单介绍了北京市地勘局10余年来的努力:

    一是重大隐伏活动断裂调查评价。北京市地勘局利用三维地震勘探等技术,对夏垫断裂、黄庄—高丽营断裂、顺义断裂和南口—孙河断裂的上断点位置及活动性进行了精准定位及危险性评价,深化了对北京平原区断裂构造格架的认识。

    二是开展地面沉降防控技术研发,编制《北京市地面沉降控制区划(2016-2020)》,为北京市未来五年地面沉降防控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

    三是在顺义、昌平等地裂缝高发区开展了一系列地裂缝成因机理研究工作,针对顺义高丽营地裂缝建立监测示范基地,研究表明北京地区典型地裂缝以构造断裂控制、过量抽取地下水诱导为主。对高丽营地裂缝沿线穿过的国家级重要规划园区“未来科技城”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制定合理避让范围,得到了规划、建设部门的高度重视并采纳。

    四是开展北京市山区突发地质灾害研究工作,完成了突发地质灾害易发及危险性区划、应急避险路线场地调查等工作。开展泥石流专项防治化学—生态新技术及工程应用研究,发明了新型固化剂,研究出的新型植物生长基质,在示范试验区泥石流治理工程中得到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下一步,北京市战略性地质资源研究将是我们用科技创新着力推动的一项重点工作。”据郑桂森介绍,主要包括这样几方面:

    保障地下水安全。加强地下水超采区调控研究,积极推进地下水资源分层评价工作,统筹地面沉降、水土环境等问题开展多水联合调度—联合供水方案研究,制定城市供水优选方案,提高地下水供给安全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能力。

    加强地热资源应用。深入开展地热资源形成机理研究,加强对中、深部热流温度、水化学等流体参数的系统分析,制定地热资源开发潜力区划方案。同时,积极推进地热田高效开发与可持续利用研究,加强开发程度较高地热田的数值模拟研发,系统规划地热开采井及回灌井的产业布局,提升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制定地热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规划方案,提高地热资源供暖梯级利用效率,建设地热能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推广浅层地温能。持续开展浅层地温能成因机理研究,研究多种因素影响下浅层地温能成因机理,开展水热耦合数值模拟与系统运行控制的联合模拟研究,推动浅层地温能可持续、高效利用模式创新;组织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方案模拟系统研发,加强浅层地温能高效采集、转化方法技术研究,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关注地下空间开发。开展土地资源质量评价地质指标体系研究,积极推进地下空间资源安全利用预警指标、阈值及探测关键技术研究,建立地下空间适宜性评价体系,充分利用三维数值仿真技术开展地质因素对地下空间影响研究,开展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防灾减灾关键技术及风险管理研究。

    改善人居环境,实现首都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预警预报

    什么是“和谐宜居”?生态环境是重中之重。

    近年来,国家对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增加,相继出台了“水十条”“土十条”等政策。“在规划建设前,要求对水土环境质量进行精准评估,并对已污染地区进行修复治理,减少征地拆迁,在保障健康、安全的基础上使土地资源效益最大化,这就需要提高水土高精度调查、修复等方面的技术创新能力,确保首都生态地质环境更美好。”郑桂森说。

    此前,北京市地勘局已在地下水同位素关键技术攻关、土壤元素背景值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特别是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北京丘陵区1:10万、平原区1:5万、重点地区1:1万专项土壤化学调查,确定了不同工作比例尺的土壤化学背景值等地球化学参数,为土地利用规划提供技术支撑。

    “我们还首次开展了地下空间资源地质安全问题研究和地下空间资源调查评价及关键技术研究,创新性地将重力方法应用于城市地下空间探测与监测,提出了利用遥感解译、勘察方法、物探手段和实地验证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技术方法。”

    郑桂森告诉记者,下一步北京市地勘局还将按照《北京市城市地质科技创新发展规划》的要求,开展地质环境指标及容量研究:深入开展对隐伏线性构造、地面沉降、地裂缝、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成因机理、发展趋势等关键技术研究,提高地质灾害实时监测的精度;加强水文地质参数试验研究,针对北京地区孔隙水、岩溶裂隙水和基岩裂隙水等不同含水层水文地质参数开展试验研究工作,切实提高地下水资源评价精度;积极推进岩溶水成因机理研究,积极探索岩溶水动态监测体系;开展水土污染机理研究,充分利用多期监测成果,选择典型场地进行污染治理试点工作,深化污染演化规律认知,开展关键修复技术研究。

    “最终,我们的各项研究成果均将体现在对‘首都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和完善中。”

    据郑桂森介绍,根据国家建立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机制的要求,北京市地勘局已率先建设了首都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平台。该监测预警平台以保证城市运行地质安全为核心,以地质演化理论为依据,以高新技术方法手段为依托,建设平面分区、纵向分层的立体监测网,对浅层地表至深层基岩的各项地质因素进行实时监测,分析推演地质演化过程,预测预防风险,为决策部门提供可靠数据,为公众提供地学信息。

    “监测预警系统与信息化建设将是个长期的过程。到2020年,基本建成首都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平台,初步建立地质资源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到2030年,全面提升监测自动化水平,完善地质因素预警阀值指标体系,查清主要地质因素演化机理,基本实现平台预警预报功能;第三步,到2050年,实现首都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预警预报,为城市防灾减灾、安全运行提供全面可靠地学支持。”郑桂森说。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让城市运行更加安全、绿色和智慧

    “十三五”时期是北京市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是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重要时期,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城市副中心等重大工程建设开展,对地质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科技创新指明了方向。

    “科技创新中心是北京市‘四个中心’定位之一。北京市将统筹建设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和未来科技城,优化中央科技资源布局,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原创科技中心,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加快地质科技创新步伐,提高地质行业自主研发水平,融入国家科技创新行列。”郑桂森说。

    《北京市城市地质科技创新发展规划》的关键词是“科技创新”,其目标就是:以现代地质学基本原理为依托,以城市建设发展需求为导向,以保障城市地质安全为目标,创新发展城市地质理论、方法和工作体系,全面提高北京市地勘局科技创新能力,为北京创建世界一流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力量。

    据郑桂森介绍,北京市地勘局将深入研究城市发展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深入研究城市地质数据采集方法,引领城市地质工作向定量化、精准化、即时化、综合性发展;深入研究地质成果表达方式,实现信息化、知识化、智能化,促进成果转化并惠及社会各层面,建成首都城市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平台;加强科研团队建设,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多渠道、多方式培养一批优秀人才;切实提高局履职能力,提高城市运行安全保障程度。

    那么,北京市地勘局将在科技创新方面实现哪些目标?

    郑桂森告诉记者,该局将在2020年前完成下列工作:一是基本建成首都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平台,涵盖“八个监测预警系统”和地质安全保障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多源地质数据的综合分析处理,初步建立地质资源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建成北京城市副中心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平台,率先实现对重点工程建设区地质数据的分析、预警功能;三是统筹推进浅层地温能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建设,加强地热、浅层地温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形成机理、高效开发利用等实验研究;四是建设完善水土化验室、北京市生态地质环境修复测试中心,加强水土污染实验研究、风险评价及修复治理实验研究;五是厘定城市地质学概念与内涵,探讨城市地质工作分类,初步建立城市地质工作方法体系,包括调查、监测、评价、模型构建、趋势预测等,形成一部分城市地质工作技术规范标准;六是开展土壤污染修复关键技术研究,依托城市副中心“616工程”项目,开展土壤修复关键技术试验研究;七是创建“互联网+地质”智能地质新格局,加快“e地质”建设步伐,优化提升科普地质品质,提高城市地质工作服务广大市民水平。

    “随着城市经济发展,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地质工作服务领域更加广阔。无论是建立京津冀地质资源承载力监测预警平台,实现地质数据共享,使城市管理向实时化、信息化、科学化转型,还是借助数字化、网络新媒体,扩大地质成果普及,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我们的地质工作都将做得更多、用得更好。”郑桂森表示。

    城市地质,服务宜居新北京

    2016年12月20日上午,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在北京举办地质调查管理综合研究研讨会,来自地调局相关单位、中科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地勘局等单位的15位专家就国外地质调查管理成果经验展开交流,探讨国内地质调查管理现状及应对策略。

    会议主要围绕《地质调查管理综合研究》子项目拟开展的课题及目前国内外地质调查管理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专家们从国家热点、地方实际、国内外经验等方面出发,着重就工作定位、人才、投入、成果等方面给出了建议。专家们认为,地学文献中心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立足于地调工作实际需求,与国家热点、政府需求等相匹配,坚持问题和需求为导向,深入开展地质调查管理研究,为地质调查工作提供有效支撑。

    研讨会现场 

     
    地学文献中心举办地质调查综合研究研讨会

     

    201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资料服务展区

    服务,是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立局之本、生命之源。“服务一流”,也是实现“六个一流”建局目标的关键一环。

    一直以来,中国地质调查局将做好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作为地质工作供需对接的一个桥梁,也将其视为对外“服务”的一个重要形象窗口。

    在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防灾减灾,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重大工程建设,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如何开发出更加多元化的信息服务产品,从而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撑,中国地质调查局一直在做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记者了解到,作为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重要服务窗口平台,全国地质资料馆成立于1952年,2002年与中国地质调查局合并,目前主要职责是依法接收、验收汇交的地质资料,承担全国地质资料馆的馆藏建设和管理,建立健全馆藏地质资料保管利用制度;依法为社会提供地质资料服务,逐步建立和维护现代化的地质资料(数据)服务系统;参与拟定与地质资料相关的政策法规、技术标准和工作规范;负责国内外地质资料现代化管理研究,开展相关的学术交流活动;承担全国馆藏地质资料数字化工作。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7年以来所有地质调查资料的涉密清理工作。”在201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中国地质调查局全国地质资料馆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随着工作人员的讲解,一张细密庞大的地质资料公共服务网络在记者面前展开,服务内容的全面性和精准性让人印象深刻。

    ▲首先,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资料服务实现了超前化。中国地质调查局主动作为,提前谋划,创新性地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在基础地质、资源、环境等重要领域,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带动了社会公众开展大数据公益性开发和创新应用,充分释放数据红利,且开发的产品形式多样。

    2015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这是一个全面促进公共数据资源对公众开放的重大信号。《通知》指出,在依法加强安全保障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推动建立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数据资源清单,按照“增量先行”的方式,加强对政府部门数据的国家统筹管理,加快建设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优先推动交通、地理、资源、环境、海洋等民生保障服务相关领域的政府数据集向社会开放。

    不久,国土资源部积极响应,研究制定了《关于促进国土资源大数据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要有序推进土地利用规划、建设用地审批、土地征用、土地市场、土地价格、土地开发利用等土地数据集,矿产资源规划、矿业权审批登记、矿产资源勘查资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矿业权市场等矿产资源数据集,国土资源统计数据集,多种比例尺基础地质图和环境地质图、地质灾害防治与地面沉降等数据集向社会开放。

    事实上,早在成立之初,中国地质调查局就把地质调查成果的社会化服务列入了自己的职能——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地质基础信息资料,并向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国地质资料馆正式组建。这是我国馆藏数量最多、内容最全的国家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地质资料馆收藏了我国二十世纪初以来形成的各种地质资料近14万种,其中主要包括区域调查、海洋地质调查、矿产勘查、水工环勘查、物化遥勘查、地质科学研究等地质资料。截至2016年8月31日,全国地质资料馆馆藏地质资料总数近14万档。

    多年以前,全国地质资料馆便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服务。不仅有传统的借阅服务、邮寄服务、电子阅览服务等基础服务,还可以提供多种多样的在线服务,包括数据检索、图件浏览、文档浏览、资料下载、专题应用和元数据互联互查等各种形式多元化服务。

    随着近些年公开资料借阅手续的简化,全国地质资料馆服务量逐步提升。有关数据显示,仅2016年上半年,全国地质资料馆共为近200家地勘单位提供上千次地质资料到馆服务,网上查询、下载相关信息达上万人次。

    ▲其次,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资料服务实现了数字化。全国地质资料馆全部实现了纸质资料的扫描数字化工作,并已启动全文数据库建设,数字地质资料馆建设基本完成。数字地质资料馆实现了对海量数据的高效精准管理,实现了地质资料数据管理业务流程的信息化,实现了地质资料多模式的在线服务,实现了快速支撑的到馆服务。

    众所周知,地质资料是国家投资上千亿元,广大地质工作者辛勤劳动数十年的工作成果,它是国家经济建设,特别是发展矿业经济所必须的重要信息资源。因此,保存好、管理好、更有效地利用好地质资料是国土资源部门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地质资料具有获取成本高、难以重复获取、再利用价值高的特点。由于新的地质工作业务领域大大扩展,地质资料的内容和信息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这给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工作带来极大挑战。

    地质资料数字化是一项重要的信息化基础建设工作,数字化成果是建设数字地质资料馆、地质资料网络服务系统、国家地质资料数据中心以及信息服务系统的重要基础数据资源。所以,当前地质资料管理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需要开展数字化工作。

    历时18年,累计投资上亿元,目前,全国地质资料馆实现了馆藏资源100%数字化。全国地质资料馆大约扫描了4000万页的地质资料,包括正文、附图、附表、附件及其他资料。这是我国地质资料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数字化成果,不但使馆藏资料得到及时、有效保护,也为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奠定了庞大的数据基础,并带动了全国地质行业内的数字化工作。基于已完成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全国地质资料馆已经完成了所有1∶5万、1∶20万和1∶25万系列地质图件的回溯性建库工作,并全部实现了数字化,各类地质图超过1万幅已经建库。

    此外,数字地质资料馆建设基本完成。记者了解到,全国地质资料馆的数字资源,不含遥感信息的数据量已达144.8TB,电子文件数超过1.4亿,资料件数超过410万。

    可以说,数字地质资料馆已经实现了对海量数据的高效精准管理,实现了地质资料数据管理业务流程的信息化,实现了地质资料多模式的在线服务,实现了快速支撑的到馆服务。

    ▲第三,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资料服务实现了产品化。中国地质调查局研制的一系列公开版数据产品保持了原始空间几何精度和属性精度,更为重要的是,首次建立了中比例尺地质专业数据保密处理技术方法体系,并出台了一系列的定密工作细则。可以说,将保密资料进行公开化处理,中国地质调查局已经走在了国内很多单位公益服务的前列。

    区域地质调查成果是地质工作者野外调查、室内研究最重要的工作数据,无论是基础地质研究、找矿开矿、地下水调查、地质灾害防治、环境调查,还是生态文明建设、地质科学研究、重大民用及国防工程建设都要使用。不仅业内人员在日常使用,很多涉及前述工作的民营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都希望获得。

    但长期以来,由于地质调查成果有近50%的案卷级和近30%的文件级成果涉密,不仅民营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无法得到这些重要的基础性资料,即使业内机构和人员在野外和室内工作中频繁使用涉密电子数据也会造成很多泄密隐患。由于涉密问题,地质行业在使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地质信息交换、共享,促进地质科技创新,提高地质调查工作效率时受到很多制约,地质调查行业曾经开发、部署了若干共享交换与社会服务系统及其他应用系统,只能发布或处理小比例尺地质科研成果,大量地质资料的深度应用和开发受到限制,无法发挥信息系统应有的作用。

    地质调查及其成果服务部门备感压力。

    秉承“推动公开服务,共享地调成果”的理念,自2012年起,全国地质资料馆重点突破地质资料定密难题,研制了地质调查成果定密工作指南,对馆藏的地质资料、特别是地质调查成果资料进行了全面的密级划定。对清理出的涉密地质资料,全国地质资料馆积极探索涉密数据经处理提供社会化服务的技术方法,成功研制了涵盖1∶5万至1∶500万全比例尺基础地质数据的各专题公开版数据产品11类,涉及图件13598幅,报告8033份。经过4年的研究与数据生产,涉密清理、保密技术处理两个创新技术双管齐下,现已将馆藏除重力数据外的近8000档地质调查成果资料及数据对全社会提供无差别服务。

    目前,全国地质资料馆已形成了全国1∶5万至1∶500万全比例尺的地质调查编图成果公开版数据产品,以及各类公开版报告产品。

    1∶5万公开版地质图、1∶20万公开版地质图、1∶20万公开版水文地质图、1∶25万公开版地质图、1∶25万公开版建造构造图、1∶50万公开版地质图、1∶5万公开版矿产远景调查系列成果图、公开版县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系列成果图、公开版主要城市环境地质调查与评价系列成果图、公开版矿山环境地质调查与评估系列成果图等一系列产品相继问世。

    更为重要的是,在工作中,中国地质调查局首次建立了地质专业数据保密处理技术方法体系。据了解,该体系以满足地质工作基本需要,以保护国家秘密安全为前提,充分考虑地理信息和其他信息的安全,紧跟保密工作形势需要,针对存在的涉密问题,建立了一整套从涉密点分析到信息发布全过程的技术流程与技术标准。以国家和有关部门法规、文件精神为依据,研究国土资源、测绘、环保、水利等行业国家秘密目录,结合地质、水文地质数据特点,对其中的地质要素进行综合分析,提出了操作简便、合法合规的保密处理技术流程和操作规范。

    记者了解到,该体系是目前地质领域中惟一一套履行保密工作程序并实现大规模数据产品制作的方法体系,在地质领域尚属首次。该体系在涉密地质调查成果的保密技术处理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开创了先河,得到了军队、测绘、保密和地质部门权威专家、领导的审核与认可,具体处理方案及其数据成果也通过了地质资料馆藏机构保密委员会的审查,符合法定程序要求,为后续地质资料公开版的生产奠定了基础。

    ▲第四,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资料服务实现了多样化。中国地质调查局开拓了新的服务渠道和形式,主动与其他单位合作,打破了专业、区域、部门分割,而服务产品丰富且不断更新,地质资料业务管理体系形成了全国“一盘棋”,地质资料汇交网上监管已全面实施。

    众所周知,地质工作的重要成果就是地质资料,其是后人开展地质工作的重要基础,具有形成成本高、应用范围广、可重复利用等特点。实现地质资料共享可以避免重复工作和投资,提高工作效率和效益。

    世界各国十分重视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工作,他们均明确规定,地质工作项目形成的地质资料须向国家汇交,并且应当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我国对地质资料管理历来十分重视。目前,我国馆藏地质资料十分丰富,这些地质资料在我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地质资料汇交是一项基础工作,也是地质资料管理工作的永恒主题。2012年7月27日,国土资源部下发的《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为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服务的通知》,提出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地质找矿突破和地质资料管理的“双赢”。也就是说,地质资料在服务找矿工作的同时,在服务上、在汇交管理上也要实现突破,提升管理水平。

    目前,我国地质资料汇交网上监管已全面实施,资源汇聚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据了解,全国各省(区、市)均已统一安装和使用地质资料汇交监管平台,导入地质资料监管数据18.5万条,已通过汇交监管平台发放地质资料汇交凭证1227个。通过汇交监管平台,已基本实现了对成果、原始和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的全程监管,保证了地质资料能够按时汇交,加强了地质资料汇交凭证的统一发放管理,提升了地质资料汇交监督管理水平,提高了地质资料汇交工作效率。

    近3年来,全国共汇交地质资料40992种,大部分省(区、市)的汇交量都在500种以上,天津、辽宁、黑龙江、湖南、广东、重庆、青海等7个省(区、市)已将所有馆藏资料全部数字化,并初步搭建了数字地质资料馆框架。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已经和国家发改委、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等单位建立了目录互联互查工作机制,并开始积极探寻和农业部门建立信息交换与目录互联关系。

    这实现了各部委之间目录数据的互查,极具标杆意义,也是一种创新。毕竟就我国国情而言,各部门之间这样的数据交流不多,技术上解决了行业间、部门间的壁垒,可以实现协调创新。□

     

    地质资料展示现场

    地质资料服务进入数字化时代

    2016718日,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Wolfgang Kinzelbach 教授来到中国地质调查局水环中心黑河项目组野外基地进行学术交流,此次交流是为了深化1:5万水文地质调查的成果。Wolfgang Kinzelbach 教授现任职于苏黎世理工大学环境工程研究院,研究领域众多,涉及流体力学、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目前主要在非洲和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进行水资源可持续管理研究。

    交流会上,水环中心技术人员吴玺代表项目组,从水文地质、钻探、物探等方面,介绍了项目工作思路和已取得成果。Wolfgang Kinzelbach 教授做了题为“The Heihe Project: Progress Report”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其团队建立的黑河流域张掖盆地地下水资源管理模型,并展示了基于此模型所开发的地下水资源管理软件,该软件能够分别设置灌溉用水量、地表水灌溉百分比、灌溉面积等数据,预测张掖盆地以及各灌区的地下水水资源量发展趋势,为决策者提供依据。会上,大家还重点讨论了骆驼城地区水资源管理问题。

    通过交流研讨,明确了深化1:5万水文地质调查成果方向,同时明确了双方合作思路和细节,为解决黑河中游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问题,实现项目成果转化奠定了基础。

    交流研讨,深入提高
      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对地质调查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需求,其中,建立地质调查成果评价新机制,聚焦成果转化应用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强成果管理的“牛鼻子”。为借鉴地调局大区项目办在其片区地质调查成果管理及评价方面的先进经验,图书馆选择地调局西南项目办作为首站,于近日前往成都开展了调研。

      调研团由馆长刘延明带队,图书馆3名成员参加。调研团首先和成都所班子成员、总工室、项目办、资料处等有关负责同志,就如何建立地质调查成果评价体系召开了务虚会。刘延明馆长介绍了本次调研目的后,成都所徐学义所长等纷纷踊跃发言,经过讨论和交流,大家一致认为,纠正和改革过去主要以发表论文和获奖为标准的评价体系非常有必要,新建立的地质调查成果评价体系应做到国家需求、科技创新以及社会认可度紧密结合,具体来说,就是要分级分类建立适合不同成果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比如说对区调成果可从图件、认识程度、社会服务三个方面建立可量化的指标。会上,图书馆还对成都所的资源需求进行了调研;为进一步宣传西藏羌塘盆地油气勘查取得的重大突破,图书馆将在主办的期刊《中国地质调查》上就此刊出专辑。

      务虚会后,调研团与成都所总工室开展了深入对接。图书馆在了解西南项目办对辖区项目和成果如何进行管理的基础上,与助推扶贫工作引领示范作用较好的乌蒙山区地质矿产综合调查项目组,就地质调查成果如何建立评价指标发挥公益性地质的引导和拉动作用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次调研受到成都所的热烈欢迎,认为图书馆开展的成果评价工作是实现新常态下地质调查工作基本定位的必然要求,同时也希望地质调查成果评价新机制能尽快出台。图书馆将进一步加强成果管理研究工作,从建立指标体系入手,逐步建立多元化的成果评价体系,主动为地质调查工作服务。

    加强成果管理研究 建立多元化的成果评价体系

    计划协调人严光生,研究员,矿产资源勘查规划部署研究及业务管理研究方向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45号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邮编:100037;Email:yguangsheng@mail.cgs.gov.cn

     

    总体思路:

     

    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对基础地质信息(包括基础地质图件和资源、环境、生态、空间、灾害信息)的需求,以综合采集、加工、处理各类信息为主要手段,形成符合各类用户需要的信息产品,及时有效地提供地质资料信息服务。

     

    主要目标:

     

    一是通过这个计划联合其它计划,夯实中国地质调查局作为世界一流地调局的基础,打牢“百年老店”的根基。二是以优质的信息服务扩大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社会影响力。三是以大数据、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技术手段为依托,扩大信息产品和服务的规模,提高信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四是通过制度建设实现信息共享。

     

    基本要求:

     

    一是强化地质资料汇交。二是整合局系统各单位的数据库,实现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平台、统一窗口(“四个统一”)。三是大力推进大数据集成创新。四是创新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

     

    工作部署:

     

    一是全面汇聚地质资料数据,形成国家地质大数据体系;二是加强地质资料数据集成与综合研究,开发多元信息服务产品;三是构建统一的全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体系,推进地质信息协同服务;四是开发建设地质大数据服务平台,提升地质信息服务能力。设置国家基础地质数据更新与集成工程、地质大数据与信息服务工程两大工程。

    地质数据更新与应用服务计划概况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近日从专利的视角关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出了《中美地质调查局专利情况对比》研究报告,报告以中美地调局专利数据分析为基础,通过中美地质调查局专利数量、质量、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对比,以期为我局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推进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提供有力的信息参考。

    由于中美两国专利制度和任务领域的差异,我局专利数量远超美国地调局,但是美国地调局的专利许可实施率和专利平均市场价值,均高于我局。美国地质调查局鼓励员工技术发明、创新和技术转移的同时注重其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实施专利全过程的跟踪管理与服务。报告以专利的视角,提出了加强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管理研究,重视对优势专利领域的战略布局、重视专利数量的同时,提高专利质量、加强专利信息咨询与服务,促进成果转化等建议。

    下一步地学文献中心将努力协助局相关部室积极开展中美两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和科技创新能力对比分析和自主知识产权保护研究,促进我局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地学文献中心推出“中美地质调查局专利情况对比”报...

    “十二五”时期,国土资源系统广大科研工作者始终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国家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紧紧围绕国土资源事业发展,积极承担国家重大、重点科研任务,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推动国土资源科技创新工作在国家科研活动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同时,涌现出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他们常年奋战在青藏高原、茫茫大海、田间地头、戈壁荒漠,把国土资源科技创新成果写在了祖国大地上。

    土地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应用卫星遥感技术实施了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和全国土地变更调查监测与核查工程,开发了“天、空、地”一体化土地调查监测车载系统,拓展了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技术,创新了“多规合一”编制方法。围绕耕地保护与节约集约用地开展科技攻关,北京土地管理公共服务、黑龙江商品粮基地建设、皖江承接产业转移用地、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用地、重庆内陆开发区用地、海南土地生态文明建设等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加快发展土地综合整治工程技术,研发土地整治新技术和新装备,实施土地综合整治示范工程,并在山东滨海盐碱地暗管改碱排盐、江苏徐州矿区土地生态修复、陕西南泥湾拦蓄排结合治沟造地、云南低丘缓坡地生态开发、广东“三旧”改造等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拓展了资源利用空间。持续推进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国土空间优化开发技术研究,有效支撑了土地管理制度和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实施。

    地质勘查技术实现突破。青藏高原地质和成矿理论研究揭示了青藏高原区域成矿规律,新发现驱龙、甲玛等7个超大型和冲江、朱诺等25个大型矿床,确定了重要巨型金属成矿带。建立勘查区“三位一体”找矿预测理论与方法体系,在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整装勘查区、老矿山深部和外围找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富铁矿成矿新理论和铜矿成矿规律新格架,形成富铁矿和铜矿成矿新认识。“煤铀兼探”技术方法在大营铀矿得到成功实践,初步建立起北方陆相盆地砂岩型铀矿成矿理论。开展天然气水合物基础地质和勘查理论研究,南海陆坡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实现重大突破。中国陆块海相成钾规律及预测研究项目取得重要进展,建立罗布泊钾盐聚集模型,提出滇西南成钾时代新认识。页岩气勘查加快推进,形成涪陵、长宁、威远、昭通4个页岩气田,安页1井通过理论创新、技术攻关,在南方复杂构造区海相古生界等新区、新层系的常规油气和页岩油气勘查取得突破。深部勘查与探测技术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制航空地球物理勘查系统和2000米地质岩芯钻探关键技术装备并投入找矿一线。自主研制的4500米级深海作业系统投入大洋资源调查应用。相继实施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WFSD)、中国白垩纪大陆科学钻探项目,带动了深部探测相关学科和技术的发展。成功实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形成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尺度、不同精度深部地质问题探测技术方法体系。自主研发了多套深部探测仪器设备,首台万米科学钻机已在松辽盆地科学钻探中应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完成煤炭、铁、铝土矿等25个矿种资源潜力预测和评价,开展石油、天然气、煤炭、煤层气、铁、锰、铬、铜等28个矿种(类)资源调查、核查和综合研究,建成全国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库和动态监督管理支持系统。实施全国油气资源动态评价,全面掌握了我国油气资源潜力最新变化。

    地质环境保护成效明显。农业地质、地热资源、城市地质环境等调查评价成果有力支撑了土地污染防治、节能减排、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保护,脆弱岩溶生态系统研究、深部咸水层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技术研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技术储备,现代地下水勘查技术体系基本建立,对大型平原盆地地下水循环机制、生态效应和科学调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地下找水为870万缺水群众解决了饮用水源。汶川地震灾区、舟曲特大型泥石流区和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建立了重大滑坡灾害减灾防灾技术体系。地裂缝监测和减灾关键技术研究取得原创性成果。地面沉降防治技术研究取得重要突破,带动了全国地面沉降监测站网建设和防控模式创新。开发了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信息系统,建成全国矿山地质环境数据库。研制了矿山地质环境相关技术标准,为我国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和综合治理区划提供了重要支撑。

    遥感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国土资源卫星遥感数据应用体系初步建立,资源一号02C卫星成功发射,国土资源部门成为高分一号、二号和三号卫星牵头主用户,加上资源三号01星、02星和海洋二号A星,已有7颗国产卫星稳定运行,获取的遥感数据在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和变更调查、矿山开发现状监测、地质灾害与地质环境调查监测、境外矿产资源调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信息技术应用有力支撑了国土资源调查与监管,建立覆盖全国、贯穿四级国土资源管理全过程的数据采集监测体系,实现业务空间信息数据实时网络化采集。研发面向海量、多源、多比例尺、异构数据集中管理和网络共享服务的高性能数据管理平台,建立集发现、预警、处置功能于一体的业务数据分析应用体系,国土资源从指标管理向空间监管推进。形成以制度为保障、以3S技术为支撑的国土资源监管新模式,基本建成以国土资源“一张图”和三大平台为主体的信息化框架体系,保障了网上办公、审批、监管、服务和交易。构建以“一库”“两网”“三系统”为主要内容的在线土地督察系统,实现例行督察、审核督察、专项督察等工作的流程化和自动化。

    国际科技合作更加活跃。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取得丰硕成果,牵头或参与了国际地球科学计划(IGCP)合作项目133项,中、美、德、加、日联合主持的青藏高原深剖面项目取得重大科学发现。参与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ICDP),组织实施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探等项目,技术水平显著提升。中、俄、蒙、哈、韩五国合作的1∶250万亚洲中部及邻区地质图系、1∶500万亚洲地质图编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亚洲地下水系列图编制工作圆满完成。“走出去”成果显著,搭建了全球地质矿产研究信息服务平台,完成全球200多个国家卫星遥感地质矿产解译,编制了80多个国家或地区矿业投资指南,为320多家企业、地勘单位及研究机构提供了信息技术服务。国际组织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先后有50余名专家担任国际组织职务,积极推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秘书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和全球尺度地球化学国际研究中心落户中国,助力我国从地质大国迈向地质强国。

    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基础研究取得突破,极地与探月研究不断深入,开展了南极普利兹湾—北查尔斯王子山基础地质研究,编制了第一幅南极板块高精度三维地壳和岩石圈结构图。开展了冰下地质研究,提出了东南极冰下山脉是泛非期碰撞缝合带的新认识。开辟探月研究新领域,开展了月球陨石定年研究,自主开发和研究了月球微型钻机。开展了月球重力场研究,建立了高精度月表元素、矿物分布特征,编制了首幅1∶250万月球地质图(虹湾幅)。古生物学系列重大成果丰富了地球生命起源和早期演化理论,先后在《自然》和《科学》杂志发表论文14篇,处于国际前列。地层学研究成果共获得9个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占目前全球的1/7。获得国家科技奖14项,其中科技进步奖9项,自然科学奖2项,国际科技合作奖3项,“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一等奖59项,二等奖283项,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科技成果推广与科学普及成效显著。建立了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共享平台,推荐土地、地质矿产、水工环、地质灾害防治科技成果777项,有力地促进了国土资源科技成果共享转化。开展了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推广应用,共发布了四批210项先进适用技术。完成了22个重要矿产“三率”调查评价,制定和发布了27个矿种“三率”指标要求。突破了低渗透油、页岩气、钒钛磁铁矿、固体钾盐和低品位胶磷矿等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技术,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建设了138个科普基地,世界地球日纪念活动扩展为主题宣传活动周,社会影响力更大,举办重大科普活动2000多场,受众1000多万人次,《中国矿物及产地》、《海洋地学科普丛书》等获全国优秀科普作品,科普工作提升了国土资源社会认知度。

    标准化成果支撑了国土资源依法行政和监管。发布实施了《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农用地定级规程》、《农用地估价规程》、《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和《页岩气资源储量计算与评价技术规范》等一批重要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依法行政、公共服务和国土资源调查评价、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有效支撑。

    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显著进展。1个团队入选国家“重点领域创新团队”,2人入选国家“万人计划”,4人入选“国家杰青”。国土资源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工程顺利实施,52人成为部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49人成为部杰出青年科技人才,37个团队成为部科技创新团队。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 姜建军

     

     

    侯增谦:创新理论支撑实现找矿突破 

     

    侯增谦在青藏高原野外

     

    侯增谦,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是我国地球科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之一,有国际影响力的矿床地质学家。20多年来,他积极投身科技体制改革,带领研究所快速发展。作为首席科学家,他领导国际科学计划IGCP-600项目1项,主持完成国家973项目2项,完成国家科技攻关课题、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杰青基金项目等多项。在大陆成矿理论、区域成矿规律和勘查评价方法三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的系统成果。

    他组织实施了青藏高原综合研究,揭示了大陆碰撞过程与主要成矿系统内在关联,科学证明大陆碰撞可以成大矿,创新提出了大陆碰撞成矿理论框架,阐释了大陆碰撞如何成矿的理论问题,被国际同行专家认为“将传统观点认识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是一项令人钦佩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就”,为国际成矿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基于上述理论框架,他创新采用Hf同位素填图新技术,系统揭示了青藏高原碰撞带岩石圈三维架构,在国际上率先阐明地壳组构和深部过程对成矿系统的控制机制;系统建立了碰撞型斑岩铜矿、盐穹控制铅锌矿和碳酸岩型稀土矿三类重要矿床的成矿新模型,丰富和发展了成矿理论。应用上述理论认识,他深入揭示了青藏高原及三江地区的成矿规律,研发了矿床勘查模型和定位预测方法,预测了4条潜在的成矿带,为西南三江和青藏高原矿产勘查工程提供了重要的部署依据,为重大找矿突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上述理论和勘查应用成果,被科技部列为973计划的重大成果。其核心成果获得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相关成果获得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侯增谦还主编国际英文专著4部,出版中文专著4部,发表SCI论文142篇。2009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和五一劳动奖章,2015年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侯增谦始终坚持将人才队伍建设作为研究所发展的重中之重,充分调动中青年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新激情,使地质所各层次优秀人才不断涌现。目前地质所共有 7位中科院院士、5位“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4位“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个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人才队伍竞争力和创新实力在国内地学机构和国土资源部系统均处于先进行列。

     

    熊盛青:追寻蓝天上的“中国梦” 

     

    熊盛青(右二)与中外专家研究航空物探仪器问题

     

    熊盛青,现任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国土资源部航空地球物理与遥感地质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长期扎根第一线,从事航空地球物理遥感技术及应用研究与勘查实践工作,是我国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主持完成国家专项、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国家地质矿产调查评价项目等20多项,取得丰硕成果。他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奖13项,并出版专著 16部,发表论文100多篇,行业技术标准1项,获得国家专利6项。

    作为首席专家,他主持完成两期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打破国外技术封锁与垄断,自主研制出系列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系统,填补我国航空重力、时间域航空电磁、航空物探遥感综合勘查技术和装备等多项国内空白,解决了一批制约我国地质找矿突破的重大装备问题,促进了我国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和装备的国产化,使我国跻身于世界航空地球物理强国。

    熊盛青主持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新技术、新方法研究,并实现大规模应用。开发出高分辨率航空物探技术,成功应用于大冶铁矿的深部直接找矿,为深部探测及开辟 “第二找矿空间”提供了技术支撑。他开创了我国航空重力勘查和航空物探遥感综合勘查方法与技术,及其在地质矿产勘查中的应用新领域,建立了相应的勘查技术体系,为油气和矿产资源高效勘查提供了新手段。同时,研发出先进实用的中高山区高精度航磁方法技术,有力支撑了“难进入”地区矿产资源快速勘查评价,引导能源和矿产勘查新发现,促进了我国地质找矿的重大突破。他主持实现了我国陆域和管辖海域高精度航磁基本覆盖,为能源、矿产勘查和地学研究提供了最为详实的地球物理资料,显著提高了我国地球物理调查工作程度,取得重大地质找矿和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他编制出版了全国航磁—地质构造—矿产预测系列图,基本摸清全国铁矿资源潜力和沉积盆地与坳陷分布,深化了全国大地构造研究。

    熊盛青长期担任单位总工程师,组建了一支创新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勘探科研团队,已成为单位科技创新的骨干力量,培养博士后5人、博士生19人。他领衔的团队于2012年入选首批国家重点领域科技创新团队,2015年被评为国土资源部科技先进集体。

    熊盛青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风严谨、勇于创新、为人正派、团结协作、甘于奉献,为推进我国航空物探与国土资源遥感技术发展和工程化应用作出重要贡献。荣获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万人计划”第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和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等荣誉。

     

    付修根:掀起羌塘盆地神秘面纱

     

    付修根在羌塘盆地进行野外调查

     

    2005年,付修根进入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开始从事藏北羌塘盆地油气资源的调查与评价工作,他在最艰苦的无人区一干就是十余年。这里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被人们称为“人类生存的禁区”,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但艰苦的条件阻挡不了付修根对祖国地质事业的热爱,他用坚韧的步伐丈量着羌塘盆地的每一寸土地,为祖国寻找未知的宝藏。

    近年来,他先后主持项目24项,在国内外刊物上公开发表专业论文132篇。在羌塘盆地油气资源战略调查项目中,他针对复杂的地表地质条件,从岩性、冻土、地形、地质条件等多个影响因素进行评估,系统地提出了二维地震最优化的采集思路,羌塘盆地二维地震勘探方法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首次清晰地识别出了地腹构造,找到了高复杂地表地质条件下的高原地震勘探技术,解决了羌塘盆地油气勘探关键的科学技术问题,解决了该地区长达20余年未解决的地震攻关问题。通过地震解译,在羌塘盆地探获了多个大型圈闭构造,为羌塘盆地的油气勘探提供了最重要的靶区,大大推动青藏高原油气勘探的理论和方法进步。

    付修根在负责的羌塘油页岩勘探项目中,较早系统地论证了我国海相油页岩成矿的沉积古环境特征,提出了羌塘盆地海相油页岩的沉积模型。以此理论模型为指导,他带领的团队新调查发现了西藏长梁山油页岩、胜利河北油页岩和长蛇山油页岩,并证实为目前我国最大规模的海相油页岩矿床。他揭示的海相油页岩横向受岩相古地理控制的规律,以及纵向受古生产力影响的规律,填补了我国在该方面研究的空白,推动了我国油页岩勘探和理论的进步。

    付修根所在的羌塘油气团队先后被评为全国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先进集体,国土资源部“十一五”科技工作先进集体,并获得多项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二等奖。

     

    曾令森:揭示地壳深熔的奥秘 

     

    曾令森在喜马拉雅山野外

     

    曾令森,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大陆动力学研究室副主任,构造地质学专业博士、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地壳深熔作用和造山带深部过程的研究,《Science Bulletin》编委和《岩石矿物学杂志》常务副主编。2014年获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曾入选万人特支计划、 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推进计划和国土资源部百人计划,曾获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先进个人、国土资源部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等荣誉称号。

    曾令森立足国际地球科学前沿,以地壳深熔作用为方向,以喜马拉雅造山带和苏鲁超高压带等为野外基地,开展大陆动力学核心问题及其构造动力学效应的研究,连续获得国家自然基金、国家科技基础平台、国家地质调查专项等资助,开展地壳深熔作用及其构造动力学效应和大陆物质深俯冲与超高压变质等方面的研究。他揭示了地壳深熔作用产生的熔体具有明显的Nd同位素不平衡和较弱Sr同位素的不平衡;提出了符合地质事实、较为简洁的控制部分熔融反应类型和副矿物地球化学行为新理论模型;发现并厘定了喜马拉雅造山带始新世和早渐新世构造岩浆事件,填补了喜马拉雅造山带碰撞早期构造岩浆作用的空白,为理解大型碰撞造山带的早期构造演化过程中深部地壳的物理和化学响应,提供了重要的观测结果。同时,首次厘定了我国境内特提斯喜马拉雅带始新世高级变质作用的时限和性质,在榴辉岩中发现了多种类型的长英质多晶包裹体和钾长石超高压相—钾质钡铝沸石,为深俯冲大陆物质部分熔融的产物,并厘定了部分熔融的时限和条件。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他已发表成果110多篇,第一作者40多篇。其中EPSL论文被评为2010年以来高引25篇论文之一,部分成果被最新的国外教科书引用,并多次应国内外学术会议或研究机构邀请作报告。

    上述成果揭示了鲜为人知的喜马拉雅造山带碰撞早期的重要构造岩浆事件、苏鲁超高压岩石部分熔融的事件和地壳深熔作用的强烈构造物理学效应, 激发了国内外同行的跟进实验和野外实测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并重构大型碰撞造山带的构造演化模型。

     

    刘福来:探索变质地质学前沿课题 

     

    刘福来在华北克拉通野外现场

     

    刘福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长期致力于“变质地质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和“造山带形成演化”的科学探索。重点开展华北克拉通高压麻粒岩和孔兹岩系成因及形成的构造背景、麻粒岩相变质作用与深熔作用成因关系高温高压实验,中国高压—超高压变质带的变质演化、年代格架及其形成的构造背景、中国不同类型造山带成因与变质演化等国际前沿课题的研究。

    他厘定华北克拉通古元古代重大变质事件群及年代格架,对全球哥伦比亚超大陆的复原作出重要贡献。连续发现华北克拉通三条古元古代构造带存在带状分布高压基性麻粒岩和高压泥质麻粒岩,限定变质演化P-T-t轨迹;进一步确定华北克拉通三条古元古代构造带为典型的陆—陆碰撞造山带;进一步准确厘定华北克拉通古元古代构造带巨量孔兹岩系延伸分布规律,发现多种成因类型的孔兹岩系,确定其成因机制及变质演化P-T-t轨迹,引领国际前沿。他在超高压变质作用研究中的创新成果引起国际的广泛关注:发现大别—苏鲁超高压变质带巨量陆壳物质深俯冲—超高压变质的确凿证据,引领国际超高压变质作用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率先以全新的研究手段,限定超高压变质带中强退变质岩石不同阶段的P-T条件,促进变质作用理论的创新和研究方法的发展;以全新的综合研究手段准确限定大别 —苏鲁超高压变质带不同演化阶段的年代时限,建立强退变质岩石连续而完整的变质演化P-T-t轨迹及年代格架,引领年代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完善。以天然块状岩石为实验样品,通过系统的高温高压实验,发现孔兹岩系在麻粒岩相变质作用过程中,不仅存在固相 + 固相之间的反应,而且存在固相与熔体之间的反应,深化了矿物相转变过程的成因机理,揭示变质演化与深熔作用之间的成因关系,促进变质反应理论的发展。

    作为项目负责人,他承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地质大调查项目等20余项。在国内外主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在 SCI数据库中被收录130余篇,SCI总引用次数达到3600余次,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入围爱思唯尔公布的SCI高引用率的中国学者榜单。 2016年入选美国地质学会会士;2013年入选欧洲地球化学学会会士,并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何高文:在深海大洋烙下“中国印”

     

    何高文在海上现场

     

    何高文,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深海矿产资源调查与评价研究工作。他16次参加中国大洋科学考察,7次担任首席科学家,5次担任航次临时党委书记,带领科考团队为我国大洋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为海洋强国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13年,我国在西太平洋国际海底区域获得第一块具有专属勘探权的富钴结壳矿区。他作为此项工作的亲历者和矿区申请书的主要编写人,参与了一系列历史性工作,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组织团队研究提出的矿区申请方案,为维护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权益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以研究成果为依托,中国大洋协会代表我国政府,在富钴结壳勘探规章通过后的第一时间,向国际海底管理局提出了我国的矿区申请,并获得批准,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同时拥有三种资源(结核、硫化物、结壳)三块矿区的国家。

    作为第一作者,他集中团队优势,建立了富钴结壳矿址的面积模型,提出了我国关于矿区申请面积的主张,获得国际认可。

    作为第一完成人,他牵头主持的“太平洋富钴结壳资源评价与我国矿区申请方案研究”项目,被评为2015年度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作为航次首席科学家,他组织完成了“蛟龙”号7000米试验区选址调查,持续组织开展深海稀土资源调查等工作,为拓展我国资源储备积极工作。

    何高文入选第一批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才开发和培养计划、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被评为全国地质勘查行业“十佳最美地质队员”。

    何高文负责的“深海矿产资源团队”入选国土资源部第一批科技创新团队培养计划。近年来,团队成员主持的科研项目近20项,参加的课题数十项,发表论文数十篇。团队连续5年出色完成大洋科考任务,为履行中国大洋协会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的勘探合同提供重要保障。

     

    唐菊兴:奋战青藏高原探获金属矿藏 

     

    唐菊兴(右四)和资源所研究人员进行钻孔现场编录

     

    唐菊兴,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区域成矿规律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二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他常年坚持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生命禁区开展科学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次,部省一、二等奖5次,地调局地质科技奖一等奖2 次,2013年入选国土资源部第一批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才开发和培养计划、第一批国土资源科技创新团队培育计划。他公开发表论文200余篇,第一作者53 篇,合作出版著作4部,其中SCI收录12篇、EI收录23篇、CSCD收录174篇、CSCD他引893次,培养博、硕士研究生60余名。他先后被评为 “全国民族团结模范先进个人”、“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获中央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2015年入选中国地质调查局首批李四光学者,“卓越地质人才”等荣誉称号。

    20多年来,唐菊兴及其研究团队致力于西藏岛弧型斑岩铜金矿、斑岩成矿系统的浅成低温热液铜(金)矿、世界级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的勘查评价及科学问题的探索。2006年至今,他主持西藏甲玛超大型铜多金属矿的勘探评价,新发现3类矿体,建立推滑覆构造控岩控矿模型,探明并新增资源量铜资源量700万吨,钼资源量69万吨,铅锌矿资源量105万吨,伴生金资源量152吨,伴生银资源量9995吨,取得重大找矿突破。2010年7月该矿投产,年创造利税近3 亿,为数百名藏族同胞提供就业岗位。2003年至今,他主持雄村超大型铜金矿的勘查评价,提出冈底斯成矿带存在俯冲型铜金成矿作用和岛弧型斑岩铜金矿的新认识,截至2013年12月,探明并新增资源量铜资源量238万吨,伴生金资源量202.7吨,伴生银资源量1041.9吨。

    他为中铝资源铁格隆南的找矿突破提供技术支撑,厘定了我国最大的浅成低温热液—斑岩型铜(金)矿床类型,破解青藏高原未发现高硫化型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床的难题。

     

    王静:土地科技领域的领军人 

     

    王静作学术报告

     

    王静,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研究员。作为土地领域科技领军人才,她长期致力于土地资源遥感监测与生态管护的基础应用和战略研究,创建和发展了国土资源部土地领域第一个重点实验室—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重点实验室,带领团队取得了重要进展和丰富创新成果。

    她入选国家第二批“万人计划”,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十一五”科技计划执行突出贡献奖、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才等荣誉。她负责的团队获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国家风沙源治理先进集体、首批国土资源科技创新团队、“十一五”科技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与课题,以及国土资源土地资源调查评价工程项目等多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以及出版论著多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 次,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次。她带领团队首次完成了全国不同区域,涉及江苏、河南、重庆、内蒙古、甘肃和徐州6个省、市的土地生态状况调查与评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标准、方法体系,不仅查清和评估了我国不同区域土地生态状况,而且培养了一批省级和地方土地科技领域青年人才,促进了土地科技产、学、研、用结合和集成创新。

    她领衔的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重点实验室及土地资源遥感监测与生态管护创新团队,已成长为我国土地科技领域的领军团队之一,是国内土地领域具有较大影响的科技创新基地。2010年,她负责的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实现了土地科技领域近十年国家科技进步奖“零”的突破;2012年,同合作团队一起再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凸显了团队科研能力在国家科技领域的地位。她带领团队负责创建和发展了江苏金坛、河南新郑、内蒙古鄂尔多斯、甘肃榆中、江苏徐州、四川都江堰6个全国不同类型的土地领域野外观测科研基地,为搭建土地资源管理研究与实践应用交流平台奠定了坚实基础。团队的科技成果在土地资源遥感监测评价、土地生态管护、土地可持续利用与规划等方面取得了重大创新性进展,已应用于国土资源管理和土地资源调查评价工程,在支撑国土资源管理和引领行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推动行业科技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海兵:为了大地的安宁

     

    李海兵在进行野外地质测量

     

    李海兵,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大陆动力学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在青藏高原大型断裂带的形成时代、变形作用、构造演化以及强地震复发行为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并对青藏高原北部形成和扩展等重大基础地质问题方面作出了贡献。

    通过对汶川地震的深入研究,他揭示和确定了判断地震与非地震断裂的特征标志,提出了石墨可作为“地震化石”的重要认识;确定了世界上最低的断层摩擦系数,第一次记录到大地震后断裂快速愈合信息,取得了地震机制和破裂过程等方面的重大创新性认识,初步解决了一直困扰在地震地质和地震物理学领域几十年的重大关键问题,完善了地震断裂理论,深化了对汶川地震机理、孕震机制和地震周期的认识,同时为地震的监测、预报和预警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数据。

    李海兵是国家科技专项“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计划”总地质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地质调查和行业基金项目等20余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地质矿产科技成果二等奖2项;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SCI 论文88篇,论著6部。他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土资源部科技领军人才、国土资源部国际合作先进个人、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等荣誉。他在国际、国内地学界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而且吸引了比利时籍活动构造专家慕名前来加入其研究团队,成为中国地质调查局系统第一位长期全职在我国工作的外国科学家。目前他已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共29人。李海兵领导的研究团队是唯一考察过青藏高原所有强地震的研究团队,为抗震救灾及防震减灾提供第一手资料,获得了对青藏高原主要大型断裂带地震活动性、活动规律和大陆动力学的新认识,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403 篇学术论文,其中SCI论文173篇,已成为国内外活动构造、断裂作用与大陆动力学研究的一支有影响力的重要力量。团队研究成果“汶川地震断裂作用”被评为2014年度中国地质调查局和中国地质科学院十大科技进展。

     

    吕庆田:拓展地球深部资源 

     

    吕庆田在矿山考察

     

    吕庆田,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他领导的深部资源探测团队,长期坚持战斗在野外一线,向地球深部进军,提高对成矿过程的认知,拓展地球深部资源,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

    他们从东部的长江中下游,到新疆的东天山,十多年如一日,坚持开展成矿带深部背景及矿集区3D结构探测、深部找矿预测等方面的研究和调查工作,在陆内成矿、矿集区“透明化”探测和深部找矿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他们提出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是陆内俯冲带的新认识。陆内造山成矿的深部过程和机制是长期未解的重大科学问题。深部资源探测团队在多尺度综合地球物理探测的基础上,发现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具有独特的结构、构造特征,沿成矿带出现“鳄鱼嘴”构造、以长江为界的“对冲”构造、软流圈“隆起”和上地幔各项异性的“三明治”结构等,进而提出成矿带燕山期成矿动力学模型。该模型包括陆内俯冲岩石圈增厚、拆沉,软流圈上隆和基性岩浆底侵等深部过程,诠释了巨型陆内成矿带的成因。

    他们提出基于稀疏地震剖面约束的重磁3D建模技术和深部找矿预测方法。 三维地质建模是深部找矿的重要基础,团队在长期探索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稀疏地震剖面约束的重磁3D建模(透明化)技术,和“三维建模+区域成矿模式+深部找矿信息”三要素综合分析的深部找矿预测方法。通过在庐枞矿集区的综合示范,在深部1500米获得重大找矿异常,检验了方法的有效性。

    不仅如此,新技术促进沙漠戈壁深部找矿取得重要突破。深部勘查技术是实现找矿突破的首要“利器”。深部资源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从区域到靶区的勘查技术流程。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在新疆伊吾县拉伊克勒克戈壁滩发现了隐伏大型斑岩—矽卡岩矿床,获得333+334铜资源量101.5万吨,预测该矿床具有超大型铜矿远景。在新疆其他地区也发现了一系列重要深部找矿线索。

    中国地质科学院深部资源团队多年来以深部探测新技术为手段,大量野外实际探测数据为基础,不断取得创新性成果和找矿发现。在国内外先后出版高水平学术专辑4期,发表论文100余篇,培养了一批资源深部探测人才,为深部资源领域的研究和调查作出了贡献。

     

    殷跃平:地灾防治的科技尖兵

     

    殷跃平(左二)在地质灾害救援现场

     

    殷跃平,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是我国地质灾害防灾减灾领域的领军人才,主持和指导了150多项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实施,主持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30余项研究任务,形成了地质灾害成灾机理研究与防控技术研发相结合的特色,为解决三峡工程库区和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区两大世界级地质灾害防治难题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荣获各类科学技术奖 16项,其中,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部省级科技一等奖2项;荣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中华环境奖;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其中单篇论文 SCI被引达190余次,单篇论文CNKI被引达380余次,两篇被评为顶尖学术论文,是全国地球科学领域被引较高的论文作者之一。他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11项,主编了2部国家规范和5部行业规范,推动了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科学化和标准化发展。

    他系统研究了特大灾难滑坡成灾机理,提出滑坡—碎屑流高速远程运动的边界层效应和强震区滑坡的竖向地震力失稳机理,发现了特大山体滑坡前缘溃决导致整体滑动的失稳规律,建立了关键块体防控理论。依据这一理论,研发防治设计支持系统,负责了三峡链子崖特大型不稳定山体的预应力锚固工程设计。

    他针对三峡库区集成创新了一套综合防治与利用技术,成功探索出确保山区城镇地质安全的滑坡体治理与综合利用模式,并推广到山区城镇规划建设中,推动了地质灾害防治由“避让防灾”阶段提升到“兴利防灾”阶段。2008年以来,他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聘为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成员,被中国工程院聘任为三峡工程建设第三方独立评估地质灾害课题副组长,为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风险管控和水库科学调度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是我国地质灾害应急著名专家,多次完成了国家重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任务,2008年被国务院任命为汶川地震国家专家委员会成员,担任次生地质灾害组副组长,2015年被任命为国务院深圳“12·20”滑坡事故原因调查专家组组长。其中,桩梁坝等新型防治技术和高寒浓雾山区监测预警技术,解决了强震山区高位泥石流防治的难题,成功应用到甘肃舟曲、四川汶川、云南鲁甸等具有世界难度的地质灾害恢复重建中。

    把科技创新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
          11月27日,2016年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防治应急技术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来自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四川省国土资源厅,武警部队黄金指挥部、成都理工大学、三峡大学、重庆大学、吉林大学,中科院地质所、中科院成都山地所,中国地质调查局水环部、成都地调中心、西安地调中心、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环境监测院、水环中心、探矿工艺所,四川总站等15家单位的地质灾害应急防治专家4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全面回顾了 2016年1-9月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情况,特别是福建泰宁“ 5·8” 泥石流、浙江丽水 “9·28”山体滑坡等重特大地质灾害应急事件,系统总结了2016年地质灾害防治应急工作经验和教训。部应急技术指导中心刘传正、武警部队黄金指挥部钱祖桥、地调局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童立强、成都理工大学许强、四川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胥良等同志分别向会议作了专题报告。会议围绕如何深入对接“深空对地观测战略”不断提升地质灾害防治应急能力,如何全力推动先进技术在重大地质灾害早期识别方面的运用,如何切实提高地质灾害应急从业人员的科学、文化和哲学素养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交流和讨论。

    会议强调,地质灾害应急工作是科技和人才密集型事业,科技创新是地质灾害应急工作改革发展的动力源泉,必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中的引领作用,提前谋划、科学布局,全力推动地质灾害应急工作实现应急准备信息化、应急值守规范化、应急调查快速化、应急监测准确化、应急预警精细化、应急会商便捷化、应急处置高效化、应急演练专业化和应急信息发布公开化。

    会议认为,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 “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特别是前不久召开的全国国土资源系统科技创新大会,要求我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必须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切实提高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全面支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会议决定,一要搭建动态、开放、多层次的科技创新平台,实现各应急技术支撑单位间的数据资料共享;二要统筹全国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设备构成和分布,打造反应灵敏、技术过硬的应急人才队伍;三要推动地质灾害应急学科和理论建设,创新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和风险管理研究工作;四要大力推进新设备、新技术研发和应用,加快出台配套标准规范,利用示范区加快推广速度。  

     

    以科技创新为动力 提升地灾应急能力——2016年国土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