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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7日,青海鑫德杞生态农牧有限公司和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代表当地群众向中国地质调查局赠送锦旗,感谢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柴达木盆地巴音河—塔塔凌河流域1:5万水文地质调查”项目实施探采结合井,为浙江援青绿色大健康百亿产业基地、德令哈50兆瓦光热项目以及当地群众安全饮水提供了强有力的水源支撑,体现了当地群众对国家地质调查事业的肯定。

    这是柴达木盆地1:5万水文地质调查工作继前序勘探结合井服务于格尔木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和四省连片藏区格尔木农牧群众脱贫后,再为德令哈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和和四省连片藏区德令哈农牧群众脱贫所做的直接支撑服务。

    青海鑫德杞生态农牧有限公司颁赠锦旗

    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颁赠锦旗

     
    西安地调中心探采结合井为当地群众安全饮水提供了强...

    一、背景

    (一)国际发展动向

    基于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活动已经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实现全球合作、促进全球发展逐步成为各国的共识。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享受全球发展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环境以及社会方面的高昂代价。人类生产活动不仅在全球范围内破坏着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同时由于过度开发,人类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联合国给出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年)报告指出:“由于人类活动的干预,2/3支持地球生命系统运转的自然资源已被严重破坏,几近耗光。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有60%处于不断退化状态,支持能力正在减弱。未来50年内,这种退化也许还将继续。”随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08年)》针对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的生态足迹,指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超出了地球承载力的近1/3。美国和中国的国家生态足迹最大,各消耗约21%的全球生物承载力。美国人均生态足迹量9.4全球公顷,可覆盖4.5个地球;中国人均生态足迹量2.1全球公顷,覆盖1个地球。”而据《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08)》,2003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量1.6全球公顷,低于2.2全球公顷的全球平均生态足迹。有关度量指标除生态足迹(人类需求)、生命地球指数(自然状况)外,还有碳足迹、水足迹。一些发达国家已形成“经济(Economy)-能源(Energy)-环境(Environment)”协调发展的“3E”模式,而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传出了“水资源破产”的预警。

    (二)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预测

    在发展的大潮席卷全球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与巨大的挑战。197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近60%,耕地、草地面积相对稳定,基于灌溉、化肥的农业增产,与人口增长相对平衡。与此同时,中国耕地数量历经20世纪80年代缓慢减少和1999~2003年迅速减少两个阶段后,进入基本受控状态。据相关数据统计,21世纪上半叶世界人口将增长70%,而人均耕地、草地面积将会减少;日益增长的人口与持续减少的耕地、草地之间的矛盾依靠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可得到缓解,人地关系预计不会到达崩溃的程度。虽然中国对改善目前形势、确保更好的发展有充分的信心,但形势依然严峻。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解决中国的水稀缺》(2009年)的报告中列举中国“每年有约250亿立方米的水因受污染而不能使用,有240亿立方米的地下水被超采,水危机导致的经济损失占GDP的2.3%,不容忽视”(我国水利部公布的地下水超采数据为120亿立方米/年),由此可见我国保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任重道远。

    (三)国家当前和近期需要

    国家发改委2008年做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中期情况的报告中,提出“十一五”后两年难以有效解决的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①能源资源利用问题。②生态环境保护问题。③空间开发结构优化问题。④粮食安全保障问题。⑤城镇化健康发展问题。⑥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等。并要求及早谋划好与之相关的“十二五”时期发展战略。这6个问题同时也是6个前瞻性研究题目,而前5项均与国土资源和国土空间的调控有关。

    从长远看,国土资源和空间战略目标将以可持续性、生态化、低碳化、信息化、全球化为依归。

    (四)经济与矿产资源全球化、区域化

    随着世界经济或结束剧烈震荡进入缓慢复苏期,包括矿产资源全球化在内的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各国的市场化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此起彼应,各国展开抢占下一轮发展经济制高点的竞争愈益激烈。在2009年全球经济复苏的曙光出现时,“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作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推手”——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角色也在悄然发生变化。APEC作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论坛起着对话和交流的作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即将面世,同时与南盟(SAARC)的区域合作开始提上日程,东北亚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进程要慢一些,上海合作组织(SCO)则以地区安全为重心,并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

    (五)国土安全隐患

    在经受全球发展冲击而引发资源、环境的国际纠纷不断的同时,我国的国土资源和空间由于历史、自然等原因也面临重大安全隐患。中印边界问题由来已久,印度除侵占我国藏南部分领土并设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外,还觊觎南疆阿克赛钦地区;国外和新疆的“东土耳其斯坦”分裂势力和恐怖组织妄图将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我国管辖海域近一半与邻国有争议,南海“九段线”虚多实少,主权深受侵蚀;钓鱼岛的主权争议,与那国岛、冲之鸟礁的军事开发问题都对我国东海海疆构成挑战。此外,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破坏、资源衰退和骤减、国际金融抢滩我国资源开发等也成为国土资源安全的胁迫因素。

    二、起点

    (一)我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也逐年提高。2008年我国的GDP总值达到30万亿元(相当于4.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人均GDP 仅3266美元,只及世界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国土经济密度以倍数增长;工业化率达48.6%,正处在工业化中期、以传统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遭遇资源“瓶颈”;城镇化率只及45.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群规划建设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市场化程度达60%,已超过市场经济临界水平;国际化程度,我国已全方位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科技创新能力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总的仍处于世界中等水平。据世界经济论坛2009年9月公布《2009~2010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大陆)列全球第29位(比2008年晋级1位),继续领跑“金砖四国”。作为人口、经济总量“双庞大”、结构复杂、非均衡性突出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如应对得当,有可能继续保持上升势头。

    (二)对国土开发程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不同估计

    1.综合评估:总体上尚未超载,西北和北方部分地区超载

    据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编著的《发展的基础——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生态基础评价》(2003年),中国“水资源和水环境的人口承载力在15亿~18亿人之间,但将从南到北大规模转移;而土地对食物的承载能力略有盈余,在未来50年内都不会超出其边界;能源与矿产资源供需失衡的形势将更加严峻,10亿吨燃煤造成的污染已接近环境的承受极限,6种大宗矿产(铁、锰、铬铁矿、铜、铝、钾盐)现已供不应求。”而《中国工业发展报告——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发展》(2005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于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中国至2050年区域科技发展路线图》(2009年)把“资源环境承载力已接近饱和”列为4个基本国情之一。

    就人口发展与资源承载能力而言,《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8年)指出,中国人口发展总体上没有超越自然资源承载能力,但是局部地区和部分资源已出现资源紧张和供需失衡现象。现有的经济发展规模和人口数量均在水土资源承载力范围之内,但区域之间极不平衡,西北部和北方部分地区超载严重。

    2.分区域评估

    1)海岸带开发不足。海岸带是连接陆地与海洋的纽带,是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的依托。我国拥有1.8万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海岸带面积达38万平方千米,约相当于沿海省(区、市)面积的1/4。专家指出,我国沿海诸省(区、市)每1000平方千米陆域的海岸线资源量,基本上与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上,但开发程度却远比那些经济发达国家为低。

    2)沿海地区局部已过度开发。在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过度开发严重,珠三角9市土地开发强度15.9%,超过了日本三大都市圈,也超过国土面积相当的荷兰;包括安徽在内的环长三角地区,国土面积(约34万~35万平方千米)与德国、日本相当或相近,开发强度(约15%~16%)超过德国(12.8%)、日本(15.0%)。海洋资源过度开发造成开发利用密度高、生态环境退化严重的局面,需要实行绿色保护的海洋政策,解决可持续开发利用问题。(《2010~2020 中国海洋战略研究》,2009)

    3.分资源门类评估

    由于长期森林过伐、草地过牧、坡地滥垦、矿产乱采,超过限度,使我国的自然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虽然近年施行了禁止乱砍滥伐、退耕还林、限制矿产开采等措施,我国的资源破坏现象有不同程度好转,总体上仍不乐观。

    我国超限开发的典型例子还包括近海水产过度捕捞,年产量峰值可达1400万吨,超限额75%,导致海洋生态系统和水产资源严重退化,产量减少,水产品个体变小。

    在水环境方面,水与环境超载,形势严峻。根据水利部2009年发布的最新数据,我国水资源总体上已经过度开发,其中黄河水资源利用率>60%,海河>98%,内陆河流域>40%。过度的开发,不仅威胁或损害河流健康,还使某些主要功能丧失。不少地方水环境开始退化,出现了水质恶化、地下水位下降、河湖干涸、湿地消失的现象,所有这些都是出现水危机的先兆。

    4.国土的粗放开发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中国当前正经历新一轮重化工业化及与其相克相生的“资源瓶颈”,资源除总量大、人均少外,在国土开发利用中的矛盾也很突出,总的资源开发强度与国土经济密度不对称,开发过程中的粗放、分散、重复、低效、退化等问题(表1)日久年深,有的积重难返。

    表1我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倾向性问题一览表

    人口基数大和粗放式强度开发加重了国土的负担,对人口、经济密集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有必要做出科学评价。国家部署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自然条件适宜性开发,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也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本依据。关于环境承载力,“十五”后期由清华大学承担的宁波市环境承载力研究,从资源供给能力、环境纳污能力、人类支持能力3个角度来量化环境承载力,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厦门大学对厦门海岸带也做了生态安全压力分析。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综合度更高,相应的难度也更大。对此,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中有实战性演练,正组织“环渤海湾重点地区环境地质调查及脆弱性评价”项目,将扩及全国海岸带资源、环境承载力调查监测和风险评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5.对国土面貌演变方向的两种预计

    基于当前国土资源的利用现状,对未来国土面貌演变方向有以下两种预计。

    1)从低收入转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提升期是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期、国土面貌向良性转变期,人均GDP 3000美元是对资源环境的边际压力的转折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4年年会的总结讲话指出这一时期的6个基本特点:“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进程加快,城市化速度上升,人口大量转移,国土面貌日新月异,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其中,“国土面貌日新月异”是良性预期。2005年,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双缩小”,“破坏大于治理”转为“破坏与治理相持”;2008年,电力弹性系数首次小于1(低于GDP增速),都顺应和促进这样的转变。

    2)《新一轮全国国土规划前期研究(中国地域空间、功能及发展)》综合报告(2006年),“第一章背景——剧烈变化的‘国土’”指出了我国国土开发和建设布局无序及空间失控态势的严重,包括:地域(空间)开发利用严重无序,建设用地过度扩张;许多地区资源环境压力过大,而支撑体系太弱;不少城市盲目攀比,贪大求洋,超前定位;一些快速发展地区环境状况令人担忧;生态退化问题依然严重,由此招致“国土安全和资源保障的危机”。这里所说的“剧烈变化”非“良性”一词所能道破。2009年9月《科技日报》关于“建设低碳城市”的对话栏目中有专家指出:“我们75%的地面水已经被污染,国土变得枯黄”,就是相应的写照。

    国土面貌是广域性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全球变化的中枢和核心主题之一)的反映,尤以人口增长胁迫下的LUCC为甚。我们终需这样的系统观测和研究成果为基础给出说明。

    三、基点

    (一)大国土

    1.活动半径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1972年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访华,在与毛泽东主席会谈时曾说:“一个民族的能力水平与活动半径成正比。”其着眼点在于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

    一个国家的国土资源和空间管理及于领土、领空、领海和管辖海域(“准国土”或“国土化海域”),我们要上天、入地、下海,所要求的技术、工程和管理能力水平也与活动半径相关。

    “大国土”指现有国土全方位的内涵深化(包括系统化、整体化、聚合化、空间化)和管理(包括监督管理)到位:在国家层面上加强统筹协调,但不因“大国土”而扩张国土空间;在部门层面上加强内融外联,也不借以扩大职能范围。

    2.内涵假设

    “大国土”即广义的国土:一是国土资源与国土空间(或地域空间)的统一;二是自然国土与人文国土的统一;三是覆盖陆海、充斥立体空间的“三维国土”;四是统筹国内地球表里诸圈层的“多圈层国土”;五是宏观和中观层面上的“和合国土”。

    (1)国土资源与国土空间

    国土资源指土地、水、矿产、生物、海洋、大气等实体性资源,它们又占有各自的区位或地域,即空间性国土。而国土资源管理现状,既有重实体资源、轻空间的倾向,如把国土(空间)规划视同“国土资源规划”;也有重空间、轻实体资源的倾向,表现为土地管理的重数量、轻质量,区域地质调查的重陆轻海。

    在适当的地形地貌条件下,农业用地的耕作层、建设用地的工程持力层都是实体,农业、建筑业等活动先选址、后丈量,基本程序是由实体到空间;探矿权首先是带有虚拟性的“空间试用权”,而采矿权是资源的用益物权,矿业过程是由空间到实体。由此可见国土资源的实体性和空间性同等重要,不可分割。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认为,国家强弱更多取决于综合国力,其构成中科技力、人才力和信息力各占25%,自然资源和资本各占12.5%。自然资源的权重只占1/8,在当前阶段可能估低了,如果加上国土空间(区位)要素更要考虑提高。

    (2)自然国土与人文国土

    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对国土垦殖和开发的历史悠久,但空间上极不均衡。开发强度,是指一个区域建设空间占该区域总面积的比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2008年全国平均开发强度达到3.48%,超出一度预计2010年达到3.23%的强度值很多,特别是东部沿海的一批城市已进入强度开发或超强开发,上海、无锡达到29%~30%,而东莞、深圳高达38%~40%,已臻于极限值,人工生态系统置换了自然生态系统。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2020年全国开发强度达到3.91%的预计值也有可能被突破,国土人工化的趋势难以逆转。资源、资产、资本“三资合一”也是人文超过自然的国土。

    另据吴霁虹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社会中,不同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知识、商业生态网络、组织流程等已成为创新活动的“新生产要素”,实现全球联系和思想交流的商业生态网络正成为新的“虚拟地产”。IBM 2008年的企业价值超过1577亿美元,然而其土地、建筑物、实验室等有形资产只占9.1%,基于空间和时间动态地创造价值的组织流程相当于“创新工厂”。由此可见,“人文国土”的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空间。

    (3)“三维”国土

    科技部2008年推出基础科学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的“三深战略”,包括“深空(宇宙空间)”“深海(公海大洋基底)”“深蓝(信息安全)”三大纵深领域,“三深”没有“深陆”。在国土资源战略的“三维国土”构架中,“深”含“深陆”“深海”,它们同属岩石圈、水圈富于探索价值的人类未知领域;“空”首先是地面以上100~110千米的“领空”或“近空”,其次是外层的“深空”或“公空”(图1),概称“陆、海、空、深”。2009年9月,我国第一个集数据、软件于一体的三维地理空间信息系统——数字地球(中国)问世。

    图1“三维”国土示意图

    国土、资源、地质各有其自然演变和随人类社会农业、工业、科技革命的变异过程,并谋求可持续发展——时间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46亿年计的地球历史可谓“深时”。这是“三深”向“四深”的发展。

    《浙江省信息化测绘体系建设发展战略》(2008年)首次提出了基于“时间维-对象维-方法维”的测绘体系概念模型,是对信息化测绘体系的基本构成与内涵的创新性探索,这也是“国土资源战略研究”吸收地方成果的一个范例。

    (4)“多圈层”国土

    大国的“陆、海、空、深”是互相影响的“多圈层”国土。176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累计开采、消费了3万多亿吨(以标煤计)化石能源,近250年间从地球岩石圈向大气圈释放出数以万亿吨计的CO2(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也贡献了>30%的份额),扰乱了地球各圈层之间的平衡,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同时,还要看到海洋-大气相互作用的重要影响,还有生物圈中土壤碳库(可抵消全球5%~15%的碳排放量)的储碳潜力。就碳排放大国而言,也可以看作“大国土”结构问题。

    钱正英在《我国的江河整治问题》(1981年)中曾经建议:“对国土整治进行统一规划,水利建设纳入国土整治的统一规划。”

    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代表团建议探索“外层空间”新领域,测绘瞄着“地-空-天一体化”目标,都是超出地球圈层范围的深空探索。

    (5)宏、中观层面的“和合”国土

    以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资源管理为例,在城乡分割体制下的土地二元配置和使用,造成城镇和农村“两栖”人口的“双重占地”,导致“两不经济”的结果,加剧了城乡用地和人地关系的紧张局面,必须实行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统筹城乡用地的战略转变。这既有利于人际和谐、人地和谐,也促进城乡融合,以臻于“和合(和谐+聚合)”境界。统筹陆海、区域(行政区、经济区、气候区等)、城乡、“三生(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等,都是形成疏密有序的“和合”国土之路。

    而国家所提倡的保护耕地的实质是保住耕作层的综合生产能力平衡,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以土地总和效益最大化为目标,都寓意于提高多元一体化程度的综合或集合,“和”“合”并用,相辅相成。

    3.陆、海、空关系

    (1)“滨海之国”与“滨、近海之国”

    大国土涉及陆海关系,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称美国为“滨海之国”,是离海岸线80千米的范围,在这个占国土面积13%的区间集中了美国51%的人口、57%的国民收入。实际上这只限于美国本土,美国又是多海洋国家,除了滨海的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还有5片海外属地(岛域或群岛),其管辖海域散布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比上述区域要大得多。就美国本土而言,我们把它看作“半环形的滨海(湖)之国”(东北角是五大湖区)。中国的陆海情况与它迵然不同,总体上是东南向临海的“滨、近海之国”。从大国土着眼,我们在看重沿海省(区、市)的同时还要看到近海省。近海省按区位可分3类:①中部近海省,涵盖中部地区6省;②西部近海省,有贵州、云南;③3个近海边疆省,即吉林(临海最近距离15千米)、黑龙江(临海最近距离<100千米)和云南(临海最近距离<500千米)。按此设想,现有沿海省(区、市)加3类近海省(区、市)共有24个,占全部省级单位的77%,这就能让更多的内陆省共享海洋资源,既有利于海洋共同开发和国土均衡,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和(海)港-腹(地)一体化,沿海省(区、市)和近海省(区、市)依托地缘关系共筑“和合国土”。

    (2)深陆和深海

    大国土包含“深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向地壳深部、深海大洋和洋壳的探索成为现实。表2列举了我国实施的部分大陆深钻和超深钻。此外,山东新汶矿业集团的一处矿井深1350米,是亚洲最深矿井;清华大学与四川二滩水电开发公司合作,在锦屏山覆盖层深2500米以下的引水隧洞旁建筑极深地下暗物质探测实验室。

    表2 我国实施的大陆深钻、超深钻一览表

    海洋正逐步成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食品生产基地、化石能源和新能源开发基地、新的水资源开发基地、新的医药资源开发基地,又是全球交通和物流通道。美国《面向21世纪海上合作战略》(2007年)认为:在世界所有国家中,美国和中国是海洋利益最大的国家(实际上两者缺乏可比性)。大国土中涵盖的深海指的是水深超过500米的海域,我国把深海资源开发列为超前部署领域,尚处于发展的中级阶段。表3概列出海平面以下的分层化。

    表3中所列海平面200米以下的深层水,保持低温、洁净,具有多种功能,在美国、日本、韩国开发利用这类较深的优质海水,已形成产业。

    (3)近空和“地空”

    城市高层建筑林立。全国大城市中现有5000多座5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建成世界第一高楼,在高密度的建成区中出现了不同产权单元在空间上层层叠加的现象,并愈益普遍化。这一层近地空间简称“地空”。表4列出了近空分层的高度以及各层对应的主要功能。

    表3 海平面以下分层化表

     

    表4近空分层化表

     

    我国利用低空(地表以上100米)风能发电居世界第四位,而“高空”(地表以上200米)风能尚未开发,这两层空域均在“地空”范围内。在更高空还有丰富、稳定的风能资源,其开发利用与航空飞行不兼容,待进一步研究。

    城市在向空中“长高”的同时还向地下延深。我国有10个城市已使用或正在建设地铁,另有8个城市提出或筹建地铁,到2020年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将达到2000~3000千米,表明城市“地铁时代”已经来临。

    “地空”和地下工程呼唤城市三维地质调查、三维地籍测绘和管理。

    4.城市“三维”地质调查和“三维”地籍测绘与管理

    地空和地下工程呼唤城市的三维地基调查和三维测绘调查,现在我国有6个城市在试点,上海、北京已经验收。

    “上海市三维城市地质调查”项目按“中心城-新城-郊区”3个规划功能区,建立“基岩地质层-第四纪地质层-工程地质层”3个层次的地质结构模型,使三维可视化地质信息系统、地面沉降防治、地下空间与地质环境容量评价、地球化学调查与农用地分等定级相对接,特别是搭建起大型、综合、动态的地理地质信息平台,可望打破多源、异构、多维数据形成的“信息孤岛”互不相通的僵局,实现全市地质信息由分散到集中管理、由平面到三维显示、由单项专业应用到多元服务的转变。另在全市地下工程普查的基础上,从黄浦区着手地下地籍调查,构建“地上地籍图-地下地籍图-地质图”系统,为地下空间管理提供有效支持。

    “北京市多参数立体地质调查”项目(2009年通过评审)推出的智能化三维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了全方位的科学依据。

    在完成6个城市试点的基础上,将考虑另33个超大城市的“三维”地质调查。

    深圳市国土与房产局正启动“三维地籍”的专项研究,这是有关城市“三维”地籍测绘和管理研究,在国内外尚处于探索阶段。而历来以二维宗地为核心、以“四至”为边界的传统地籍,都建立在宗地内产权主体同质化的基础上,而城市土地的立体化利用则以垂直方向上、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为前提,即地表、地上、地下空间可以分层开发并分属不同权利人,这就形成以六面体或多面体为基本单元的“三元产权体”,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复杂的产权簇或产权层,需要有相应的“三维地籍”测绘为支撑的“三维地籍”管理。此外,《物权法》要求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而任何不动产都占有一定的空间域,系统的三维地籍研究为在一个统一的技术框架下处理土地和房产的登记问题提供了可能。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研究地下空间资源管理与权籍调查关键技术,也有初步成果。

    从城市空间要素立体化趋势中可引出一种新型的财产权,即空间权,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相分离,成为一项独立的物权(参见《民法》第七百七十三条、第八百三十二条),在我国台湾省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空间权制度。

    住宅产业规划到2020年基本做到“户均一套房、人均一间房、功能配套、设备齐全”。在产业层面,青岛“海尔地产”为节能省地提出“小户大家(小户型、大社区),和谐住区”的理念。即通过5个空间结构把家庭做大:家居空间紧凑化,环境空间功能化,会馆空间场所化,商业空间生活化,网络空间无域化(建设数字化网络社区,用网络服务来解决物理空间解决不了的问题,使得生活无域化——与“虚拟地产”相联系)。而微观上的空间意识将会有助于模式和设计创新。

    (二)大资源

    1.内涵假设

    “大资源”即广义的自然资源及其组合开发利用。

    一是单门类自然资源及其多形态的综合利用,多功能的优选利用(如在农业用地中, 对耕作层既是“土壤水库”又是“土壤碳库”的合理利用),非常规资源和新资源的递进或接替利用。

    二是包括土地、水、矿产、生物、海洋、大气等在内的多门类自然资源及其优化组合和综合管理(如水、土资源综合管理,海洋综合管理)。

    三是大资源以土地、能源为根本,我国的耕地和宜居建设用地都是稀缺资源,要在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的前提下节约集约和多元利用土地,新能源比传统能源的范围大大拓宽,要在尽可能清洁利用化石能源的同时研发低碳导向下的替代能源。

    四是确立、推进基于生态系统的国土资源管理和海洋综合管理,与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相互交融,并探索资源、资本、资产“三位一体”的复合式管理方式,使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链、产业链、价值链层层相扣。

    五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积极利用包括国际海域在内的境外资源和公共资源。

    2.大资源与大能源

    中国在2012年将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在21世纪上半叶,能源在我国矿产资源中仍居首位。在低碳导向下的大能源发展离不开大资源、大地质的支撑(表5)。

    3.单项管理案例

    水利部基于我国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的突出水情和严峻的水资源形势,从2009年开始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这比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晚13年,但所规定的“三道红线”——开发利用“红线”即控制用水总量;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即控制入河排污总量;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即遏制用水浪费——是对水量、水质和水耗的综合调控,体现了水资源和水环境管理的相对统一,起点高于只设“一道红线”的土地管理制度,也可以说把土地管理、利用的两个最严格制度“合二而一”了。

    2009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德国波茨坦气候研究所的科学家量化分析了“蓝水”和“绿水”,其中,“蓝水”是来自河流和地下含水层的水资源,占35%,“绿水”则是源于降水、存储于土壤并通过植被蒸发而消耗掉的水资源,占65%;科学家们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应该大力研发绿水资源利用技术,由此可见土壤水作为“大资源”的一个分支兼及“大土地”“大地质”领域,应予以重视。

    表5 大能源战略及其资源、地质支持一览表

    :①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地质代表团得到启示:“非传统能源越来越受到重视,能源多样性是今后出路所在。可再生型能源可能是未来能源的主体。”

    4.综合管理案例

    中国工程院2007年关于《东北地区有关水土资源配置、生态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战略问题研究》指出,基于东北是我国水土资源搭配最好的地区,可以建成全国最大的优质商品粮基地,而东北地区过去的垦荒,实际上是占用了林、草、湿地。目前的生态与环境状况,已到了临界状态。因此得出一条基本结论:“东北地区土地利用的总体格局应当是:耕地总量不再增加,林、草、湿地不再减少,城市和工矿用地合理控制”;并指出东北“西部地区的农业发展方向必须是农牧结合,以牧为主;农作物……以雨养农业为主,在缺水地区不宜种植水稻”等,在宏观上都有道理。但一年后,即2008年推出的《吉林省增产百亿斤1斤商品粮能力建设总体规划》中规划投资62亿元引嫩入白、以稻治碱,用5年时间在该省西部新增255万亩基本农田。这反映出国家战略研究与地方战略行动脱节,见仁见智,有待实践检验。

    多门类资源的综合管理,如作为复合式资源和空间的海洋综合管理,已成为国际趋势。其核心思想是从分散的行业管理转向跨行业、跨学科和跨部门的、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20世纪90年代中期,厦门市率先建立了海洋综合管理体制,成为有关国际组织部署的东亚海洋防污和管理的示范区,但推广不易。国家海洋局受权“综合管理中国海域”已10多年,尚难到位。对此,《2010~2020中国海洋战略研究》第五章中有具体建议。

    (三)大地质

    1.内涵假设

    大地质基于经济、社会与时俱进和地质工作功能最大化,不断扩大服务领域、贯穿于生产和生态建设的全过程。

    一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打好三个(应用)基础,即资源基础(开源、节流)、环境基础(保护、修复和防灾减灾)和工程基础(岩土工程),都有旺盛需求,为夯实资源和工程基础服务的地勘、工勘已商业化, 作为环境基础前期工作的“全国土壤现状调查与污染防治大计划”(2006年)正在实施中。

    二是大地质工作即大地质产业,它跨三次产业,即为“一产”服务的农业地球化学调查和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融入矿业(现属“二产”)的矿产勘查和融入工程业的工勘作业,隶属“三产”的地质科学研究和信息服务,分别拉长产业链,不自成独立体系,大地质≠大地矿(对1991年提出的“地矿产业”要反思),按这个产业定位,现行地勘行业管理的覆盖范围还要加宽。

    三是基于国家财政支持、走在商业性地质工作的前面的公益性地质工作要做大,其信息供全社会共享,基于市场和地勘基金的商业性地质工作规模更大。

    四是地学研究多元化,地球科学正从传统的分散的单学科研究向地球系统科学研究转变,地质科学也要向地球系统科学即“大地学”拓展。

    五是适应“矿产资源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立足国内的同时,“走出去”开拓境外地质工作,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失时机地做好前期服务。

    2.大地质与大地学

    基于地质科学的大地质和基于地球科学的大地学,其研究对象相同而研究领域不同。大地学的包容面广于大地质,但有交融态势(表6)。

    表6 大地学与大地质研究方向的概略比较表

    由表6可见,两者的共同点比较多,有向地球系统科学合流趋势,但在学科上仍显示出整体和局部相包含关系的脉络。“大地质”栏中未列举的海洋、陆地地表过程恰是“大国土”关注的热点领域。

    3.大地学——科技和信息服务

    公益性地质工作以地质图件为窗口面向全社会服务。英国地调局2006年发起的《全球1∶100万数字地质图计划》,产生于矿产资源全球化催生地质调查全球化的背景,旨在推进各国既有地质图数据网络化和国际共享。为保护市民避免遭受地震、海啸、滑坡和火山爆发等地质灾害的威胁,由联合国发起在日本神户通过的《2005~2025兵库行动框架》,有关信息和知识都要及时传输到全社会。

    2008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已形成测绘服务、遥感服务、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导航4大支柱产业,总产值>600亿元;2009年增速20%,从业人员达40万人,机构>1万家;预计到2010年达到800亿~1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长5000亿元。目前,全国唯一、初具规模的黑龙江省地理信息产业园2007年在哈尔滨开园,已建起国际地理空间数据加工基地和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前景看好。《北京空间信息产业调研白皮书》披露,该产业应用领域扩大到数字奥运、政府共享平台、数据库、防灾减灾等方面,国际合作领先于全国。

    四、浅释

    “三大”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以“四面体”(图2)示意:A代表“大土地”,B代表“大海洋”,它们是“大国土”的两个主要载体,C代表“大资源”,D代表“大地质”作为基础置于底面。

    图2“三大”内在联系示意图

    (一)“四面体”扫描

    “大国土”与“大资源”有交叉重叠,宜各有侧重:“大国土”重在空间,以地表面、海平面为通用界面;“大资源”重在物质和能量,以水土、生物、能源和矿产为载体;“大地质”连同“大测绘”提供科学支撑和信息服务。三者构成一个统一、聚合的“四面体”。我国陆地空间虽大、资源品种虽多,但受结构性矛盾的深度制约,难题不少。

    定格国土空间区位的“大土地(A)”和“大海洋(B)”,其中“大土地”“七山二水一分田”,又派生出:A 高原和山地型土地结构(平原少,后备耕地少,开发成本高),A-C中低产型耕地、草地结构(优质耕地、草地少,又是少林国家)和大江河与中小湖泊型的陆地水域结构(淡水少);“大海洋”“三海两链半纷争”,源于A-B单面陆缘海与陆中海型海洋结构,而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共29个,其中15个直接相邻),于本国资源禀赋弊多利少;“大资源(C)”“门类多、总量大、人均少、时空分布不均衡、相互匹配不理想”,又派生出煤基型化石能源结构(高碳、高硫空间)和低品位型非煤大宗矿产结构(富矿少)等。

    (二)“三大”的必然性和价值取向

    “三大”既是科学理念,又是顺应必然趋势的战略定位(表7)。作为人口过量的资源大国和经济大国,必须从大处着眼,针对国土开发中长期存在的几个倾向性问题(表1),集中多方面智慧谋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大格局”(表8),使“三大”的组合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表7“三大”的必然性一览表

    表8营造国土、资源的“和合”大格局一览表

    以上大格局,有的正在形成,有的受体制和机制束缚,施展不开。现行体制、机制问题如表9所列,要有序、分期研究解决。

    提出“三大”,旨在落实科学发展观,融合部门职能,加强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与时俱进、因人而异(表10),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

    表9 “三大”的体制、机制问题一览表

    表10 人对“三大”的阶梯式需求一览表

    资源“瓶颈”有两重性,要以“三大”为杠杆,与经济发展互动,形成供、需“双向制约”,同时,还受生态、社会、政治等“多重制约”(表11)。

    表11 供需双向和多向制约一览表

    下一步,“三大”的研究领域再向“五维”拓宽,“五维”除时间维、空间维外还包括市场维、环境维、文化维。

    (三)推进“三大”的路径选择

    对于推进“三大”的路径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把“国家可持续发展国土资源战略研究”项目持久化、常态化,提高研究内容的战略含量,从国家层面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协调力度。

    2)编制部门战略规划,或加强部门发展规划的战略引导,向“三大”提升。

    3)有条件地实施部内整合,发挥基础地质调查、测绘、国土信息和经济研究工作对土地、矿产资源和海洋管理的全面支撑作用。

    4)基于“智能地球”(中国),搭建国土资源管理信息化的综合平台,从小到大,分步实现多门类资源的信息交流和共享。

    5)加强跨部门协调,在政企分开、所有权与行政权分离的前提下,逐步推进“非全能”、服务型的大部门制。

    6)在现行法规基础上适时启动国土资源和空间的综合立法。

    (四)几点困惑

    1)国土、资源管理和地质工作中积累下来的矛盾比较多,化解矛盾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是不是推出“三大”的合适时机?

    2)“三大”是从国家层面立意的,眼下设想“三大”的高度还不完全上得去。

    3)“三大”的容量放大了,没有现成的抓手,有待于实践中探索。

    (该文原载《国土资源战略与构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2009年度)》、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国际动态与参考》2010年第1期(总第439期)。本文为国土资源管理改革与战略高层论坛上的演讲。演讲于2009年11月19日。郭文华、刘丽、陈静、李政制作图表,王凌云整理。)

     
     
    国土资源战略研究的起点和基点

    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主办,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中国工程院办公厅、中国科学报社承办,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投票评选的2017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2017年12月31日在京揭晓。

    此项年度评选活动至今已举办了24次。评选结果经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使公众进一步了解国内外科技发展的动态,对宣传、普及科学技术起到了积极作用。

     

    2017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1.我国科学家利用化学物质合成完整活性染色体

    我国科学家利用化学物质合成了4条人工设计的酿酒酵母染色体,标志着人类向“再造生命”又迈进一大步。该研究利用小分子核苷酸精准合成了活体真核染色体,首次实现人工基因组合成序列与设计序列的完全匹配,得到的酵母基因组具备完整的生命活性。该研究结果2017310日在《科学》发表,我国也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具备真核基因组设计与构建能力的国家。自2012年开始,天津大学、清华大学和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与美国等国家的科研机构共同推动了酵母基因组合成国际计划(Sc2.0),旨在对酿酒酵母基因组进行人工重新设计和化学再造。我国科学家此次成功合成的4条酿酒酵母染色体,占Sc2.0计划已经合成染色体的2/3 

    2.国产水下滑翔机下潜6329米刷新世界纪录

    我国自主研发的“海翼”号水下滑翔机于20173月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完成大深度下潜观测任务并安全回收,最大下潜深度达到6329米,刷新了水下滑翔机最大下潜深度的世界纪录。“海翼”号水下滑翔机是根据中科院B类战略先导专项的部署,由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研制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水下观测平台。从原理样机的研发到深渊观测任务的圆满完成经历了13个年头,包含浅海、深海、深渊等不同型号的水下滑翔机20余台。此次“海翼”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共完成了12次下潜工作,总航程超过134.6公里,收集了大量高分辨率的深渊区域水体信息,为海洋科学家研究该区域的水文特性提供宝贵资料。  

    3.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诞生
      

    201753日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院士科研团队宣布光量子计算机成功构建。潘建伟团队在多光子纠缠领域始终保持着国际领先水平,团队利用自主发展的综合性能国际最优的量子点单光子源,通过电控可编程的光量子线路,构建了针对多光子“玻色取样”任务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实验测试表明,该原型机的取样速度比国际同行类似的实验加快至少24000倍,通过和经典算法比较,也比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和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运行速度快10倍至100倍。这台光量子计算机标志着我国在基于光子的量子计算机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最终实现超越经典计算能力的量子计算奠定了坚实基础。 

    4.国产大型客机C919首飞

     

    我国首款国际主流水准的国产大型客机C91920175514时许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首飞。C919的全称是“COMAC919”,COMACC919的主制造商中国商飞公司的英文名称简写,“C”既是“COMAC”的第一个字母,也是中国的英文名称“CHINA”的第一个字母,体现了大型客机是国家的意志、人民的期望。第一个9寓意“天长地久”,19寓意C919大型客机最大载客量190人。C919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标志性工程,凝聚了国内最优秀的设计人才和工程人才,针对先进的气动布局、结构材料和机载系统,研制人员共规划了102项关键技术攻关,包括飞机发动机一体化设计、电传飞控系统控制律设计、主动控制技术等。  

    5.我国首次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开采

     

    2017518日,我国首次实现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南海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又称可燃冰)试采实现连续187个小时的稳定产气。这是“中国理论”“中国技术”“中国装备”所凝结而成的突出成就,中国人民又攀登上了世界科技的新高峰。源源不断的天然气从1200多米的深海底之下200多米的底层中开采上来,点燃了全球最大海上钻探平台“蓝鲸一号”的喷火装置。这是我国首次,也是全球首次对资源量占比90%以上、开发难度最大的泥质粉砂型储层可燃冰成功实现试采。从“蓝鲸一号”起步的可燃冰试采,不仅对我国未来的能源安全保障、优化能源结构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可能给世界能源接替研发格局带来改变。  

    6.我国“人造太阳”装置创造世界新纪录

     

    国家大科学装置——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EAST)实现了稳定的101.2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等离子体运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一重要突破标志着,我国磁约束聚变研究在稳态运行的物理和工程方面将继续引领国际前沿。东方超环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稳态高约束模式运行持续时间达到百秒量级的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对国际热核聚变试验堆(ITER)计划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由于核聚变的反应原理与太阳类似,因此,东方超环也被称作“人造太阳”。该成果将为未来ITER长脉冲高约束运行提供重要的科学和实验支持,也为我国下一代聚变装置——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的预研、建设、运行和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  

    7.中国科学家首次发现突破传统分类新型费米子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首次发现了突破传统分类的新型费米子——三重简并费米子,为固体材料中电子拓扑态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这一研究成果于2017619日由《自然》杂志在线发表。寻找新型费米子是近年来拓扑物态领域一个挑战性的前沿科学问题,也是该领域国际竞争的焦点之一。此次新型费米子的发现从理论预言、样品制备到实验观测的全过程,都是由我国科学家独立完成的,它是凝聚态物理中固体理论的一个重要突破。这一研究成果对促进人们认识电子拓扑物态、发现新奇物理现象、开发新型电子器件以及深入理解基本粒子性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8.量子通信“从理想王国走到现实王国”

     

    2017118日,我国研制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圆满完成4个月的在轨测试后,正式交付使用。2017616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彭承志等带领的团队宣布,利用“墨子号”在国际上率先成功实现了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并于此基础上实现了空间尺度下严格满足“爱因斯坦定域性条件”的量子力学非定域性检验。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于929日正式开通。结合“墨子号”卫星,我国科学家成功与奥地利实现了世界首次洲际量子保密通信。“墨子号”圆满实现了三大既定科学目标,用潘建伟的话说,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通信,终于“从理想王国走到了现实王国”。  

    9.中科院推出高产水稻新种质

     

    由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夏新界研究员领衔的水稻育种团队于20171016日宣布,历经十余年研究,团队日前培育出超高产优质“巨型稻”:株高可达2.2米、亩产可达800千克以上、具有高产、抗倒伏、抗病虫害、耐淹涝等特点。经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DNA指纹检测,以及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56k水稻SNP基因芯片指纹图谱检测,确认“巨型稻”是一种水稻新种质材料。这种“巨型稻”光合效率高,单位面积生物量比现有水稻品种高出50%,平均有效分蘖40个,单穂最高实粒数达500多粒,单季产量可超过800千克/亩。它是运用突变体诱导、野生稻远缘杂交、分子标记定向选育等一系列育种新技术,获得的水稻新种质材料。  

    10.“悟空”发现疑似暗物质踪迹

     

    20171130日,中国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的首批探测成果在《自然》杂志上刊发。“悟空”测量到电子宇宙射线能谱在1.4万亿电子伏特(TeV)能量处的异常波动。这一神秘讯号首次为人类所观测,意味着中国科学家取得了一项开创性发现。如果后续研究证实这一发现与暗物质相关,将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成果,人类就可以跟随着“悟空”的脚步去找寻宇宙中5%以外的广袤未知,这将是一个超出想象的成就。即便与暗物质无关,也可能带来对现有科学理论的突破。“悟空”投入相对小,在“高能电子、伽马射线的能量测量准确度”和“区分不同种类粒子的本领”两项关键技术指标方面世界领先。 

     

    2017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1.新传感器技术可实现意念操控机械假肢

     

    一个国际团队在《自然—生物医学工程》上发表论文表示,在他们研发的传感器技术助力下,机械假肢能探测到使用者脊髓运动神经元发出的电信号,使假肢的控制更加灵活,这相当于用意念控制假肢。有关技术有望帮助截肢人士恢复更多活动功能。这种新传感器能让机械假肢直接探测到来自脊髓运动神经元发出的电信号,比起单纯依靠肌肉抽动来控制的方式,这样的操控可做到更精确,可完成的动作也更复杂,机械假肢的实用性随之提高。团队下一步将对这一新型机械假肢进行更大范围的临床测试,经过不断改进后,这类产品有望在未来三年进入市场。  

    2.DNA数据存储新法问世

     

    美国科学家在201732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想出了一种新的方式将数据编码进脱氧核糖核酸(DNA),从而创造出迄今最高密度大规模数据存储方案。在这套系统中,1DNA具有存储215拍字节(2.15亿千兆字节)的能力。原则上,它可以将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数据存储在一个大小和重量相当于两辆小货车的容器中。然而这项技术能否起飞主要取决于成本。用DNA存储数据有很多优势。它是超级压缩的,并且在寒冷干燥的地方可以保存数十万年。同时只要人类社会还在读取和书写DNA,他们就能够解码这些信息。科学家还可以为这些文件制作几乎不受数量限制的无差错文件副本。  

    3.“二手”火箭,成功发射回收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于2017330日利用翻新的“二手”火箭把一颗商业通信卫星发射上天,这是人类太空史上的第一次。此次发射的主要任务是把欧洲卫星公司的SES-10卫星送至地球同步静止轨道,但特殊之处在于这枚“猎鹰9”火箭的第一级曾于20164月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过货物,此后降落在太平洋的一艘无人船上,是人类从海上成功回收的第一个火箭第一级。经翻新并加上第二级后,火箭第一级被运回肯尼迪航天中心再次承担轨道级发射任务。火箭第一级回收的目的是研制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传统火箭都是一次性使用,一旦能够回收重复使用,将有望降低发射成本。  

    4.3D打印卵巢具有生育能力

     

    2017516日出版的《自然—通讯》杂志报道称,美国科学家通过3D打印技术,由凝胶制成的人工卵巢能够使老鼠受孕并产下健康的后代。在这项研究中,科学家使用了一个具有发射凝胶喷嘴的3D打印机,而其所使用的凝胶来源于动物卵巢中天然存在的胶原蛋白。研究人员通过在载玻片上打印各种重叠的凝胶纤维图案来构建卵巢。随后,他们利用外科手术摘除了7只小鼠的卵巢,并在其位置上缝合了人工卵巢。小鼠交配后,其中3只雌鼠分别产下了健康幼崽。这些产崽的雌鼠同时还能自然泌乳,这表明嵌入支架的卵泡产生了正常水平的激素。该成果或能帮助因放疗或化疗导致不育的癌症幸存者恢复生育能力。  

    5.科学家成功用引力为星球测重

     

    《科学》杂志于201767日发文称,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提出100年后,科学家成功地运用该理论确定了一颗白矮星的质量,使当初在爱因斯坦看来“不可能的希望”成为现实。科学家在5000多颗恒星中寻找具有这种直线排列形式的星球,发现白矮星STEIN 2051 B恰好有着这种完美的定位——它在20143月正好位于一颗背景星球之前。他们利用哈勃望远镜对此现象进行观察,测量背景星球表观位置的微移动,这一作用被称作天体测量的微引力透镜效应。根据所测得的数据,他们估计,该星球的质量约为太阳质量的0.675倍。直接测量STEIN 2051 B的质量对理解白矮星的进化具有重要意义。  

    6.全球首次发现双粲重子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于201776日宣布,经多国科学家共同努力,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一种被称为双粲重子的新粒子,这将有助于人类深入理解物质的构成和强相互作用的本质。中国团队对这一发现功不可没。这一最新发现来自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上的底夸克探测器(LHCb)合作组。据介绍,这种双粲重子含有两个质量较大的粲夸克和一个上夸克,质量约3621兆电子伏,几乎是质子质量的4倍,理论预期其内部结构迥异于普通重子。底夸克探测器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上的粒子物理实验装置之一,专门研究重夸克粒子的产生和衰变。  

    7.华人科学家宣布发现“天使粒子”

     

    美国斯坦福大学华人科学家张首晟等人于2017720日在《科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首次发现了马约拉纳费米子存在的证据。这一重大发现解决了困扰量子物理学80年的难题,对量子计算也具有重要意义。张首晟领导的理论团队预言了通过怎样的实验平台能够找到马约拉纳费米子,哪些实验信号能够作为证据;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何庆林、王康隆以及欧文分校的夏晶领导的实验团队与理论团队密切合作,在实验中发现了被称为手性马约拉纳费米子的一类最基本马约拉纳费米子。意大利物理学家埃托雷·马约拉纳预言,自然界中可能存在一类特殊的粒子,它们的反粒子就是自身,这种粒子被称为马约拉纳费米子。  

    8.科学家用基因剪刀修复人类早期胚胎致病基因

     

    201782日出版的《自然》杂志报告,一个国际团队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成功修复了人类早期胚胎中一种与遗传性心脏病相关的基因突变。这是美国国内首次进行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人员以肥厚型心肌病为研究对象。这是一种常见的单基因遗传病,由MYBPC3基因突变引起,是青壮年运动员猝死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人员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修复了人类早期胚胎中的这种突变,且定向非常精确,没有在非靶点位置产生突变。研究人员介绍,精确的基因编辑技术还有助获得更多健康胚胎,提高体外受精成功率。但研究团队谨慎表示,相关基因编辑方法仍需进一步优化。  

    9.世界首个分子机器人诞生

     

    《自然》杂志于2017920日报道,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家研制出世界上首个“分子机器人”,其能接收化学指令并完成组装分子等基本任务,未来可用于研发药物、设计先进制造工艺以及搭建分子组装线和分子工厂。组成分子机器人的碳、氢、氧和氮等原子总共只有150个,大小只有百万分之一毫米,将几百亿个这种机器人堆起来,也只有一粒盐那么大。但如此微小的分子机器人,却拥有机器手臂,能够根据指令操控单个分子,用机器手臂搭建分子产品。由于非常微小,这些分子机器人具有很多优势,能降低材料需求、加速药物研发、大幅减少能源消耗及推进产品微型化等。  

    10.引力波研究获重要进展

     

    全球多国科学家于20171016日宣布人类第一次直接探测到来自双中子星合并的引力波,并同时“看到”这一壮观宇宙事件发出的电磁信号。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捕捉到这个引力波信号。此后2秒,美国费米太空望远镜观测到同一来源发出的伽马射线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引力波天文台和电磁波望远镜同时观测到同一个天体物理事件,标志着以多种观测方式为特点的“多信使”天文学进入一个新时代。61日,科学家就称,第三次探测到了引力波。此次结果不仅再次验证了广义相对论,也为了解双黑洞系统的成因提供了线索。927日,宣布第四次探测到引力波,这是欧洲和美国的探测器首次共同发现引力波。 

    我国首次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开采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

    首次揭示南极大陆岩石圈三维构造格架

      1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地质科学院2016年工作会议上,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成员,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小烈提出,地科院要充分把握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大好机遇,深化改革、开拓创新,奋力实现地质科技创新发展新跨越,全面提升地质科技创新能力和支撑服务水平,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地学科研机构。

      基础科技能力提升 地调科研成果丰硕 高层次人才梯队建设成效突出

      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据王小烈介绍,2015年,地科院承担各类项目1465项,总经费9.82亿元,其中,国家科技项目经费1.85亿元、地质调查项目经费6.74亿元、横向项目经费0.56亿元。组织实施地质调查2项计划、12个工程、82个二级项目。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5个,总经费4911万元。院基本科研业务费立项资助项目36个,经费1136万元。

      “地科院去年基础创新能力大幅度、全面提升,地质调查、学科建设、前沿研究成果丰硕,技术创新、成果应用、支撑服务效果良好,服务国家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更加有力,在找矿突破、生态环境、减灾防灾等方面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王小烈说。

      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组织实施进展良好,基础研究和理论创新成绩斐然。“973”计划项目《青藏高原南部大陆聚合与成矿作用》、《中国陆块海相成钾规律及预测研究》顺利验收。“973”计划项目《我国富铁矿成矿机制与成矿预测》及在研“863”计划、重大仪器设备研发、重点基金等项目进展良好。在赣州等地新发现长羽毛恐龙及翼龙化石。全国1∶100万分幅地质图、1∶250万月球地质图出版,编制了数字化亚洲花岗岩图;建立了印度—欧亚大陆碰撞地球动力学模型和青藏高原新的成矿模型。陆块海相成钾理论研究取得重要突破,提出找钾靶区及成钾远景区,指导江陵凹陷中南部整装勘查取得找钾突破;海相火山岩型和BIF铁矿形成背景及富铁矿成矿机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完成第一张南极板块(大陆及海域)高精度三维地壳和岩石圈结构图,提高了南极地质研究程度。

      技术方法研发应用取得新进展。建立了全球首个碳酸盐全岩稀土元素精确定量溶解法;东海长期观测站建立井下综合地球物理观测研究平台;成功研制国家第一个钕同位素比值(143Nd/144Nd)标准样品。铼—锇同位素、元素微区与形态分析等测试水平显著提高。在无人机航磁测量系统、地震勘探、油气地球物理综合探测、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和土壤修复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引进取得重大突破,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深化。高锐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朱立新、蒋忠诚、王贵玲当选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石建省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侯增谦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成杭新获“全国国土资源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曾令森获黄汲清青年地质科技奖,翟庆国获国家自然科学优秀青年基金资助,唐菊兴获地调局首批卓越地质人才称号。中俄蒙哈韩五国第三阶段项目合作进展顺利。引进第四纪测年带头人组建中—澳年代学联合实验室。

      地调科研成果丰硕。全院2015年获国土资源科技一、二等奖各3项,其他省部级奖2项;6项成果入选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2015年度地质科技十大进展;2项成果获中国地质学会2015年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发表学术论文1034篇,其中第一作者SCI检索论文378篇、EI检索论文76篇、国内核心期刊论文497篇,出版专著19部。获发明专利15项、实用新型专利27项、软件著作权登记11项。

      产学研用紧密结合 科技引领找矿突破 有力服务国家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

      2015年,中国地质科学院科技支撑找矿突破,取得重要成果。

      在西藏班公湖—怒江成矿带实现重大突破,铁格隆南斑岩—浅成低温热液型铜矿成为我国最大的千万吨级超大型矿床,预测资源量超过1500万吨;川西甲基卡勘查发现超大型锂辉石矿,有望成为世界级锂资源基地;在准噶尔东部发现大型隐伏斑岩—矽卡岩型铁铜矿;通过“油钾兼探”在柴达木盆地、兰坪—思茅盆地、塔里木盆地等6个有利区,获氯化钾远景资源量8.89亿吨,氧化钾资源远景量近百亿吨。在冈底斯和北喜马拉雅地区圈定一批找矿靶区和成矿远景区,为青藏高原矿产资源勘查部署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青藏铁路沿线措美县钻获205摄氏度高温地热蒸汽资源,估算发电潜力约110兆瓦;在福建漳州龙海实施我国第一口干热岩科钻进尺突破3120米。

      服务国家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更加有力。编制完成了《中国地下水质量与污染调查报告》,为“水十条”制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发布《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2015)》,对我国耕地地球化学总体状况作出科学判断。创新西南石漠化综合治理技术,驱动火龙果生态产业跨越式发展。编制中国主要活动断裂对重大工程规划建设影响分析报告;积极参与尼泊尔8.1级地震地灾应急调查。

      产学研用结合更加紧密。落实中央精准扶贫要求,开展对口扶贫单位云南省盐津县地灾调查和典型地质景观调查;推进“乌蒙峡谷地质公园”规划建设。全面支撑部地质公园管理,组织修订《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国家地质公园验收标准》和《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指南》;推动甘肃敦煌和贵州织金洞正式列入世界地质公园名录。与浙江地勘局、江西地勘局、深圳地质局等单位通过联合承担项目、设立院士工作站,多方面开展合作。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加强科技平台建设 破解重大资源环境和地球科学难题

      王小烈表示,2016年是国家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局、院“科技创新年”,也是体制机制改革的攻坚之年、全面推进地质科技创新的关键之年,要切实做好“两重一主”工作,通过加快提高地质科技创新能力,破解重大资源环境问题和地球系统科学问题,为“十三五”开好局、起好步。

      “我们要深刻认识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院各项事业发展。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聚焦国家重大需求,激发创新活力,着力解决地球科学与资源能源重大问题,支撑服务国土资源和地质调查事业发展,为建设世界一流的地学科研机构作出积极贡献。”王小烈说。

      一是精心组织、积极推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积极推进地质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要按照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相关要求,出台“十三五”地质科技发展规划,加快推进地质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提高管理效能,促进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一体发展。

      加快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把筹建“自然资源与能源安全国家实验室”作为重中之重抓好抓实,全力推进国家实验室的申报工作。

      深化落实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融合机制。将科技创新纳入地质调查计划、工程、项目的考核内容。继续推进“8+6”、“1+6”合作机制。扎实推进产学研用结合,促进成果转化、应用和服务。

      二是规范运行、完善管理,提升科技平台建设水平。

      加强各类科技支撑平台建设和管理。着力推动成矿作用及资源评价、岩溶动力学、地下水资源与工程等部级重点实验室申报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申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实建强地球深部探测中心、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研究中心,组织实施好深部地质调查工程,全面完成全国新一轮矿产资源保障程度论证。

      全力推进地质科研实验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做好京区科研实验基地建设,加快做好厦门科研实验基地、桂林国际岩溶研究基地、北京离子探针中心二期建设。加快推进深部地下实验室申报。

      三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管理和服务保障能力。

      要适应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的新要求,推进项目法人负责制。修订地调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办法,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和管理水平。

      要大力开展云南盐津县等精准扶贫,继续加大资源环境灾害调查和地质公园建设力度。积极推进成果资料汇交和大型仪器设备共享使用,完善国家地质公园信息数据库建设。进一步做好科普工作,加大各类科技条件平台的开放力度。

      四是聚焦需求、瞄准前沿,组织申报实施重大科技项目。

      组织申报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重点申报深地资源勘查开采、地下水探测与调控、岩溶地区生态修复、战略稀缺资源综合评价等项目。组织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及面上基金、青年基金等各类项目,力争涌现更多的“杰青”、“优青”人才。

      全力支撑服务“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积极推进能源资源综合调查、重要成矿区带和战略性新兴矿产调查评价。开展重要活动构造与地壳稳定性调查评价,推进含水层水质综合调查、地热资源勘查评价和地球关键带地质调查,加强岩溶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岩溶塌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调查研究,推动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及成果应用。

      2016年全院基本科研业务费大幅增加,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好与国家科技项目及地调项目的衔接。重点支持重大科技项目申报前期的孵化性研究及交叉领域学科新生长点的前瞻性研究。

      五是培养引进高端创新人才。

      建立开放竞争、引进与培养并重的人才队伍建设机制,创造招揽全球人才的良好环境。推进“李四光学者”特聘专家引聘工作。出台院加强地质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指导意见,培养和造就一批在国内地学界有影响力、在国际地学界有话语权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高层次中青年专家,培养和建设一批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创新团队。

      六是发挥优势、突出重点,深化国际科技合作交流。

      探索提出和组织申报青藏高原深部过程与资源环境效应合作研究、全球地球化学调查、地球关键带监测研究等国际大科学计划。重点开展特提斯构造带和中亚造山带对比研究、极地科学考察与国际合作、国际合作编图与综合研究。积极开展国际地学合作交流,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实质性地学科技合作,开展高水平科学联合攻关。
    提升创新能力 推进跨越发展

    新华社深圳5月21日电 题:深圳突进源头创新 发起“原点冲击”

    新华社记者周科、刘宏宇

    2016年4月12日拍摄的深圳前海。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全球招才引智、设立诺奖实验室、发力中外合办高校、打造大科学装置群……系列举措让深圳再度成为瞩目的焦点。

    从学习到创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深圳迅速崛起,成为全球重要的科技节点城市,但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不足,也成了制约“巨人”成长的“阿喀琉斯之踵”。

    站立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节点,深圳不断发起“原点冲击”,全力打造科研新起点、技术新起点、产业新起点。

    这是2017年9月6日拍摄的深圳华强北赛格电子市场。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全球“寻人之旅” 夯实创新根本

    我国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3.0T高场超导磁共振成像仪,诞生于深圳南山区一所面积2000余平方米的实验室。

    这是深圳引进的第一所诺奖实验室,以2003年诺贝尔奖医学奖获得者、磁共振成像技术之父——保罗·劳特伯命名成立。

    人才是第一资源,也是核心竞争力。

    作为创新之都的深圳,最缺的是“金字塔尖”的技术和产业。为此,深圳开启全球范围的“寻人之旅”。

    深圳,不断向全球伸出橄榄枝,加大海外引才力度。

    保罗·劳特伯之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里耶·瓦谢尔来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科比尔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巴里·马歇尔也来了。截至目前,已有近10家诺奖得主科研机构在深圳陆续挂牌成立。

    每一个顶尖学者背后,都是一个团队。深圳举措频频,包括诺奖得主在内的尖端人才纷纷汇聚深圳。

    截至2018年3月,深圳累计确认“孔雀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3264人,外籍人才1.6万在深圳工作。

    深圳,也积极在科技资源高地搭建交流平台。

    在美国,在欧洲,在以色列,深圳都在布局海外创新孵化器。2017年5月,深圳市美国旧金山海外创新中心、英国伦敦海外创新中心、法国伊夫林海外创新中心等首批7家深圳市海外创新中心正式授牌。

    “未来,深圳还将建设更多海外创新中心,努力在全球范围集聚配置创新资源,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科技合作竞争。”深圳科创委政策法规处处长潘伟旗说。

    格拉布斯实验室负责人张绪穆说:“深圳,不仅有强大供应链和工厂支持,还有越来越厚重的知识沉淀。”

    “人才效应”与市场协同作用,近年苹果、微软、高通、英特尔、三星等跨国公司纷纷在深圳设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机构和科技服务机构。

    “国际尖端人才,可以补深圳源头创新之短板,夯实创新之根本。”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说。

    2017年7月13日,工作人员在位于深圳的中国国家基因库操作基因测序仪测序。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建设大科学装置工程 寻求0到1的突破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大学城,位于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南部的一块空地虚席以待,这里未来将建设E级超级计算机。

    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潮流和趋势,深圳上马了一批大科学装置工程。

    “‘十三五’期间,深圳计划投资40亿元,打造E级计算机。”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主任刘明伟说,E级计算机将使中心的计算能力提升1000倍,每秒可进行百亿亿次数学运算。

    刘明伟介绍,E级计算机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大型科学装置,为湾区基础科学研究、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供强有力支持,同时也为大湾区的科技创新提供有力支撑。

    “新一轮科技周期需要大工程的支撑。”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胡伟武说。

    随着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和国家基因库的建成使用,深圳的基础研究能力有了很大突破。

    深圳夯实基础的努力不止于此。2014年前后,深圳掀起了一轮合作办学的高潮。香港中文大学在深圳设立分校,从2014年起正式招生,短短两年多时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就发展成在校人数达2000人的现代化大学。

    一个学院保守估计投入要几亿、上十亿元。目前,深圳已有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等十余所高等院校。

    “大科学装置,科研院所,可能没有即期产出、效用,但那将是我们前进的基点。”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说,前沿科学实现0到1的突破就是因为有大平台,只有大平台才能真正诞生大科学。

    在光启东莞生态园的研发基地,集广域互联网信息传输和光学监控于一体的“云端号”准备升空(2016年7月7日摄)。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新型研发机构 激发前所未有的活力

    从艰难的起步创建,到立于全球超材料技术领域前沿,2010年成立的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仅仅用了几年时间。与此同时,其所属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也迅速发展成为深圳科技领域的“独角兽”企业。

    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刘若鹏说,光启的成功离不开其作为“新型科研机构”所取得的突破,它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有效地缝合了经济、科技“两张皮”,构建了全新的产业链条。

    新型科研机构像企非企,似事业非事业的科研单位,也就是有人形象比喻的“四不像”。

    深圳提出大力夯实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全过程创新产业链。在企业与人才、大科学装置、高等院校之间,“四不像”是重要的连接器。

    目前,深圳已有类似科研机构数十家。

    作为其中的代表,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在源头创新方面成绩斐然:世界首创超声脑调控方法及验证系统;首次合成纳米人工红细胞,开发肿瘤检测诊疗一体的可视化精准医疗;成功实施亚洲首例多功能神经假肢手术;研制国际首台柔软材料爬行机器人……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杨建华认为,产生“聚变效应”的原因在于,作为新型科研机构,产学研资“四位一体”创新机制和集聚一流人才是关键所在。

    今年一季度,全社会研发投入达216.7亿元,增长15.1%,占GDP比重4.16%;新增各级各类创新载体51家,累计达1800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11230家,占全国总数的8.2%。

    改革创新,活力迸发。“随着源头创新动能的不断增强,深圳站在了新一轮科技突破的起点上。”深圳市发改委主任聂新平说。

    深圳突进源头创新 发起“原点冲击”

    日前,在“赣南矿产综合利用调查评价”项目支持下,中国地质调查局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科研人员针对江西赣州于都县牛形坝铅锌矿开发的综合利用技术在现场流程改造中收获良好效果,受到企业认可和好评。

    赣南苏区是国土资源部定点扶贫区,也是中国地质调查精准扶贫重点工作部署区域。赣南是全国重点有色金属基地之一,矿产资源丰富,素有“世界钨都”、“稀土王国”之美誉。该地区矿业贡献占全市GDP40%、工业产值70%以上。因此,开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攻关与示范,是支撑赣南实现脱贫的重要突破点。2017年项目落地后,项目人员迅速落实相关工作,积极对接当地重点矿山企业,针对问题开展一系列综合利用技术创新。

    江西润鹏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现有矿石资源量1000万吨,其中,铅锌50万吨、金15吨、银800吨、铜3万吨,入选品位金1.2-1.5克/吨、锌2-3%、铅0.8-1.2%、银80-100克/吨、铜0.1-0.2%。远景储量铅锌100万吨、金60吨、银3000吨,矿产价值高达数百亿元。长期以来,铅精矿中铅品位低,锌含量高,波动大,尾矿硫回收技术落后是困扰企业发展的重要技术问题。针对这一现状,项目组通过药剂创新和工艺创新,对铅锌精矿精选流程和尾矿综合回收硫流程进行改造,铅回收率提高15个百分点,铅精矿中锌含量降低3个百分点,同时,95.45%的锌进入选铅尾矿中,比实际生产提高5个百分点。以该企业现在原矿铅品位0.79%、锌品位2.30%、日处理1300吨的规模计算,通过改进生产工艺,每天可多回收铅1.54吨、锌1.5吨,每年可直接增加产值1500万元。润鹏矿业年初正式委托郑州综合利用所对润鹏铅锌矿进行综合利用工艺技术创新升级,目前已见成效,铅的品位较原有工艺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

    综合利用技术创新示范是提升矿产开发类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抓手,也是能够直接体现扶贫效果的重要部署。“赣南矿产综合利用调查评价”项目正是以“开展赣南优势矿产及固废综合利用状况调查,查清资源现状;开发综合利用适用技术,开展工业示范,提升赣南矿产综合利用水平,助力赣南脱贫攻坚;结合市县域特点及需求,提出市县相关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发展规划建议,为当地矿业可持续开发提供政策依据”为目标部署的。目前,项目开展的高岭土、锂辉石、钨矿、锡矿、萤石尾矿等综合利用技术也均取得良好的实验室指标,在后期工作中必能为当地企业带来更多更大的经济效益,为赣南精准扶贫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现场调试流程 

    工艺改造 

    企业的感谢信

     
    赣南于都县扶贫工作显成效

    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物化探所,像周国华这样,自参加工作以来,长期从事农业、环境、生态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的也许并不多。这方面的研究,通常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土地资源评价和规划利用、粮食和农产品安全、保障人体健康等方面的需求为出发点,通常被称为“农业地质”,这也是近几年地质工作调整的重要方向。

     

    周国华,1964年12月生,江苏省昆山市人,“九三学社”社员,二级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1986年7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找矿地球化学专业。

     

    他先后参与完成了国家“973计划”、国家攻关项目、国土资源部科技攻关项目、地质大调查项目、国家援外项目等各类项目(专题、课题)20多项,3项成果获部省级科技成果二等奖,发表论文80余篇。他还参与完成了《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规范》、《区域生态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局部生态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等技术标准的编制。

     

    建立地球化学调查技术体系

     

    1989年前后,周国华幸运地参与完成“浙江省杭嘉湖平原区农业环境地球化学调查和研究(1990-1993)”项目,该成果获得了原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通过参与完成这项工作,周国华初步接触诸如表层与深层土壤网格化采样、植物营养元素、重金属污染元素、生命健康元素等研究指标,结合名特优和大宗农作物、地方病等研究需要,针对重要地球化学异常,研究专题调查和评价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技术,为调查区科学平衡施肥、名特优农产品种植布局、地方病病因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地球化学依据。

     

    上世纪末,周国华主持成都盆地、江汉平原、珠江三角洲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填图(试点)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他总结了平原区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样品采集等野外工作方法技术,并建立了52种元素分析测试方法及质量监控方案。针对水域调查,总结了水化学调查、湖库沉积物调查、植物等生物样品采集保存技术、土壤元素形态等研究方法。最终,他完成了“厚覆盖区地球化学调查和评价方法技术研究(1999-2000)”,深入探讨了成果资料在农业、环境、资源勘查、基础地质研究等多领域的应用前景。

     

    2003年,浙江省农业地质环境调查作为我国第一个省部合作农业地质项目,开始付诸实施,周国华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参与这一项目。

     

    现在看来,也正是这个项目的实施,为制定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规范提供了技术支撑,理清了以农业生产、环境评价、土地规划利用为主要应用目标的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工作思路,推进了我国农业地质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为近年来全国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的全面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撑。

     

    构建土壤重金属风险评价与监测体系

     

    在开展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的过程中,周国华意识到,在重金属异常区、人为污染严重地区,应掌握土壤重金属的详细分布状况,还要围绕重金属元素成因来源、生物有效性及其在土壤-作物系统中迁移富集规律进行深入研究,评价其生态风险,为土地资源安全利用和污染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建立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监测网络,及时掌握土壤重金属累积以及土壤环境变化趋势,是农田重金属污染防控、保障土地资源安全利用的需要。

     

    于是,他利用浙江省杭嘉湖地区两次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数据资料,对两期调查的样品采集与分析测试误差影响进行了分析,计算确定了杭嘉湖地区表层土壤中As、Cd、Cr、Cu、Hg、Ni、Pb、Zn等重金属元素的累积速率,并开展了土壤重金属累积趋势的预测分析。

     

    他还通过国土资源部科技攻关和地质调查项目的支持,构建了珠江三角洲区域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监测网络,完成了三期采样分析,掌握了珠三角地区土壤环境的变化趋势。

     

    针对我国东南沿海存在区域性铅地球化学高的背景,他又开展了土壤铅生物有效性评价技术研究,基本查明土壤与典型作物间铅等重金属富集规律及其主控因素,提出了土壤安全利用的重金属临界值,为地方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修订、土地资源安全利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建立矿山生态环境评价技术

     

    2010年~2012年,周国华依托项目组织开展了全国尾矿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项目,查明了全国23个典型金属矿区26个尾矿库元素含量和矿物组成,发现包括主要成矿元素和稀有伴生元素15种,资源量非常可观,潜在经济价值达数百亿元。

     

    通过对个旧、柿竹园、德兴、白银等典型多金属矿区在内的9个矿区及其外围的生态环境调查,基本掌握了涉及区域的地球化学状况及矿区土壤、地表水、浅层地下水环境质量、农产品食用安全性,为矿区土壤与水资源安全利用、保护人体健康提供了重要资料。

     

    通过该项工作,初步建立了包括工程浅钻取样、样品处理、分析测试指标和方法、尾矿元素三维分布图示、尾矿资源量和经济价值评价在内的方法技术,为尾矿资源地球化学调查评价提供了方法技术,验证了所采用的矿区生态环境地球化学调查评价的经济有效性;也由此建立了尾矿资源量和矿区生态环境地球化学调查评价的方法技术,为开展全国性矿山尾矿资源和矿山环境大普查积累了方法技术经验。

     

    推进地球化学调查成果向与应用转化

     

    今年,周国华将带领研究团队实施“珠江下游及浙江基本农田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与应用示范”。这是一项集生产调查、方法研究、成果应用于一体的综合性工作。具体将联合浙江省地质调查院农业地质研究中心、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南京大学的生态地球化学评价研究核心团队,结合1∶25万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和1∶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工作,开展重金属高背景和人为污染区的生态风险评价;根据地方需求,开展调查和评价成果的应用研究,争取在生态风险评价的理论和方法技术方面有所创新,在调查成果的转化应用方面取得实际成效,为我国正在大规模开展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工作提供示范样板。




    致力于农业环境调查和土地安全利用


      周国华,1964年12月生,江苏省昆山市人,九三学社社员,二级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1986年7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找矿地球化学专业,1989年7月获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化学专业硕士学位,分配至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工作至今。2003年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化学专业博士学位(理学)。先后参与完成了国家“973计划”、国家攻关项目、国土资源部科技攻关项目、地质大调查项目、国家援外项目等各类项目(专题、课题)20多项,3项成果获部省级科技成果二等奖,发表论文80余篇。

      参加工作以来,长期从事农业、环境、生态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包括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方法技术及其成果资料在农业生产、环境评价、土地利用规划等领域的应用基础和方法技术,区域环境地球化学监测与土壤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方法技术,名特优农产品立地背景地球化学调查与种植适宜性研究,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植物修复技术研究,尾矿资源及矿山环境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方法技术,等等。参与完成了《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规范》、《区域生态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局部生态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等技术标准的编制。这些研究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土地资源评价和规划利用、粮食和农产品安全、保障人体健康的强烈和迫切需求为已任,为我国近年来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工作的全面实施提供了方法技术基础。

      1.建立了以农业、环境为应用服务目标的地球化学调查、评价与成果应用的方法技术体系

      工作伊始,有幸参加完成了“浙江省杭嘉湖平原区农业环境地球化学调查和研究(1990-1993)”,该项成果获得了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通过该项目工作,初步形成了表层与深层土壤网格化采样,以植物营养元素、重金属污染元素、生命健康元素为研究指标,在区域调查基础上针对重要地球化学异常,结合名特优和大宗农作物、地方病等研究需要,开展专题调查和评价研究的工作思路和相应的方法技术,为调查区科学平衡施肥、名特优农产品种植布局、地方病病因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地球化学依据。世纪之交,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支持下,主持完成了“厚覆盖区地球化学调查和评价方法技术研究(1999-2000)”,结合成都盆地、江汉平原、珠江三角洲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填图(试点)工作,进一步总结了平原区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样品采集等野外工作方法技术,研究建立了52种元素分析测试方法及质量监控方案,总结了水化学调查、湖库沉积物调查、植物等生物样品采集保存技术、土壤元素形态/有效态研究方法,探讨了成果资料在农业、环境、资源勘查、基础地质研究等多领域的应用前景。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参与完成了我国第一个省部合作农业地质项目“浙江省农业地质环境调查(2003-2005)”,在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开展了农田生态系统元素迁移转化研究,围绕农产品食用安全、名特优农作物地质—地球化学模型、富硒土地资源评价与富硒农产品开发、地质背景与地球化学环境、土壤重金属与持久性有机物污染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与研究,使我国农业地质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上述成果资料,以及前人大量相关研究成果的综合,为制订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规范提供了技术支撑,理清了以农业生产、环境评价、土地规划利用为主要应用目标的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工作思路,为近年来全国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的全面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撑。

      2.构建了以耕地安全利用为目标的土壤重金属风险评价与监测预警方法技术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突出,工矿集中区、城市周边地区、农业集约化程度高、农用品投入量大的地区,土壤重金属累积速率快、农产品重金属超标问题凸现,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可以迅速掌握区域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状况。在调查发现的重金属异常区、人为污染严重地区,一方面应开展大比例尺的调查,掌握土壤重金属的详细分布状况;另一方面,应围绕重金属元素成因来源、生物有效性及其在土壤—作物系统中迁移富集规律开展深入研究,评价其生态风险,为土地资源安全利用和污染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建立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监测网络,及时掌握土壤重金属累积以及土壤环境变化趋势,是农田重金属污染防控、保障土地资源安全利用的需要。周国华博士利用1990年代初和2003年浙江省杭嘉湖地区两次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数据资料,对两期调查的样品采集与分析测试误差影响进行了分析,计算确定了杭嘉湖地区表层土壤中As、Cd、Cr、Cu、Hg、Ni、Pb、Zn等重金属元素的累积速率,并开展了土壤重金属累积趋势的预测分析;利用国土资源部科技攻关和地质调查项目的支持,构建了珠江三角洲区域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监测网络,完成了三期采样分析,掌握了珠三角地区土壤环境的变化趋势;针对我国东南沿海存在区域性铅地球化学高背景,开展了土壤铅生物有效性评价技术研究,基本查明了土壤—典型作物(水稻、茶叶、叶菜)间铅等重金属富集规律及其主控因素,提出了土壤安全利用的重金属临界值,为地方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修订、土地资源安全利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3.实施了全国尾矿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项目,建立了尾矿资源和矿山生态环境评价的方法技术

      在中国地质调查局支持下,2010—2012年期间组织开展了全国尾矿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项目。查明了全国23个典型金属矿区26个尾矿库元素含量和矿物组成,发现有15种金属元素具有潜在利用价值,包括主要成矿元素或矿化剂元素Cu、Ni、Pb、Zn、Sn、W、S、As等,以及稀有分散伴生元素Ge、In、Se、Te等,资源量非常可观,潜在经济价值达数百亿元。同时,查明了包括个旧、柿竹园、德兴、白银等典型多金属矿区在内的9个矿区及其外围的生态环境地球化学状况,评价了矿区土壤、地表水、浅层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以及农产品食用安全性,为矿区土壤与水资源安全利用,保护人体健康提供了重要资料。通过该项目工作,初步建立了尾矿资源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的方法技术,包括工程浅钻取样、样品处理、分析测试指标和方法、尾矿元素三维分布图示、尾矿资源量和经济价值评价等方法技术,为尾矿资源地球化学调查评价提供了方法技术;验证了所采用的矿区生态环境地球化学调查评价的经济有效性,其方法特点是针对采矿场、选矿厂、尾矿库、废石堆、冶炼厂等矿山主要污染源,结合矿区地形和水系分布、风向、土地利用等景观环境条件,以污染物来源—迁移扩散与循环途径—生态效应为主线,合理部署调查工作,通过尾矿、水系沉积物、土壤、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作物、大气颗粒物等多介质样品的采集分析,达到评价矿区生态环境现状的目的。建立的尾矿资源量和矿区生态环境地球化学调查评价的方法技术,为开展全国性矿山尾矿资源和矿山环境大普查积累了方法技术经验,为促进绿色矿山建设,提高矿产资源利用率,服务国家生态文明服务提供了重要技术途径。

      4.带领课题组开展地球化学找矿方法研究,不断完善地电化学探测技术

      随着我国矿产资源勘查工作程度的不断提升,找深攻盲成为矿产勘查的重点和难点。近些年来,在带领研究团队重点开展农业环境/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方法研究的同时,针对我国矿产资源勘查面临的技术瓶颈,利用团队具备的地电化学工作经验和技术积累,积极争取项目支持,完善优化地电化学勘查方法技术体系,在地电化学野外采样装置、分析测试指标及其质量监控、工作方法技术标准化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多个矿区的实际应用验证,地电化学化找矿成果显著,在寻找深部金属盲矿体中具有突出的作用。

      5.实施“珠江下游及浙江基本农田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与应用示范”项目,努力再创辉煌


      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和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研究团队2016年起将组织实施二级项目“珠江下游及浙江基本农田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与应用示范”。这是一项集生产调查、方法研究、成果应用于一体的综合性工作,将联合浙江省地质调查院农业地质研究中心,以及生态地球化学评价研究核心团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南京大学,结合1:250000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和1:50000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工作,开展重金属高背景和人为污染区的生态风险评价,同时密切关注地方国土、农业、环保部门的需求,开展调查和评价成果的应用研究,争取在生态风险评价的理论和方法技术方面有所创新,在调查成果的转化应用方面取得实际成效,为我国正在大规范开展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工作提供示范样板。

      土地资源是人类极其珍贵的自然资源,查明土地资源的质量状况,保护和合理利用好土地资源,为子孙后代保留一块净地,是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员,周国华博士将继续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周国华

    为支撑服务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发展建设,助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脱贫奔小康,2010年,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启动了柴达木盆地1︰5万水文地质调查工作。2015至2018年,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调中心部署实施了“柴达木盆地格尔木河—巴音河流域1︰5万水文地质调查”项目和“柴达木盆地巴音河—塔塔凌河流域1︰5万水文地质调查”项目,西安地调中心充分发挥水文地质调查直系民生优势,持续帮扶地方解决制约脱贫的安全饮水水源问题和高原特色农牧业经济发展所需的生产水源问题,先后在格尔木、德令哈、大柴旦等地建成20眼探采结合井,极大解决了当地大批农牧民和多个援青扶贫企业安全饮水和生产用水问题,为发展高原特色农牧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水源支持,助推青海海西州脱贫奔小康成效连年突显。

    让农牧民告别苦咸水

    柴达木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之上,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素有“聚宝盆”之称,是我国最大的国家级循环经济试验区。但区内干旱少雨,戈壁、沙漠、盐碱地、盐漠遍布,生态环境脆弱,自然条件极差,可以说,在广袤的戈壁和盐碱草原,水就是一个村、一个合作社的希望。2015年底,西安地调中心向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鱼水河村提交第1口符合饮用水标准的自流水井,彻底结束了当地农牧民长期在白茫茫的盐碱滩上饮用高矿苦咸水的历史。社员们给西安地调中心发来感谢信说:“在你们的大力帮助下,圆了我们合作社期待已久的草原深水井灌溉梦……在你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我们将奋力拼搏,努力改变家乡面貌,谋求群众增收路子,力争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 格尔木农牧民们不再因为水的问题发愁,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信心更加坚定,干劲也更足了。

    助推产业经济发展

    2016年,西安地调中心在柴达木盆地北缘山前平原部署了“柴达木盆地巴音河—塔塔凌河流域1︰5万水文地质调查”项目。虽然工作区移至了德令哈和大柴旦地区,但中心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海西州脱贫发展的目标没有变。

    西安地调中心在总结帮扶脱贫经验与成效基础上,从解决服务循环经济产业经济用水出发,持续加大助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力度。先后向格尔木市一品红枸杞种植合作社和虎相商贸有限公司黑枸杞种植园建成提交10处探采结合井和1处勘探井,为当地企业赖以致富的千亩黑枸杞灌溉提供了充足水源,稳定的水源进一步保障了黑枸杞产量和收益。

    2016年,西安地调中心在西宁召开成果推介会,向青海省及工作区州县政府,以及国土资源、水利等部门汇报成果,有力推动了格尔木市顺利实施供水基地勘查建设工程,为格尔木市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深度转型夯实了发展路子。随后,中心在德令哈戈壁荒漠建成2眼供水井,直接解决了浙江援青绿色大健康百亿产业基地和中控德令哈50兆瓦光热发电项目全体职工的生活饮水问题,在大柴旦塔塔凌河戈壁平原建成2眼300—350米深的探采结合井,揭露到低硫酸盐、低氯化物、低硬度、低矿化度的富锶淡水。以此为起点,西安地调中心于2018年从服务开发矿泉水和发展绿色矿业经济角度出发,集中对周边及格尔木市、德令哈市、乌兰县、都兰县等地地下水进行采样和水质化验,科学圈定出10处矿泉水勘查开发靶区, 向海西州政府提交了《柴达木盆地重点地区矿泉水元素及开发利用建议》,为促进青海省海西州饮用水产业高速发展提供强大动能。同年,应海西州政府邀请,西安地调中心为乐百氏(广州)饮用水有限公司考察柴达木矿泉水全程提供技术咨询,促成乐百氏(广东)饮用水有限公司在柴达木盆地投资生产优质矿泉水或饮用水产品合作意向,成为2018年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重要签约项目。

    助力脱贫步伐永不停歇

    西安地调中心在青海藏区深入实施水文地质项目以来,格尔木沼泽盐碱区、德令哈、都兰县和乌兰县农牧区等地9000余名农牧民和1万余头牛羊牲畜饮水难题得以解决。共在柴达木盆地内圈定7处特大型、5处大型、13处中型和3处小型地下水富集区,可采资源总量达每年13.2亿立方米。其中,7处特大型地下水富水区均具有建设巨型供水基地潜能,可为格尔木、德令哈、大柴旦3个循环经济园区,以及都兰—诺木洪特色农业、花土沟—茫崖油气与盐化工等两个资源开发基地提供水资源保障。5处大型地下淡水富水区,可采资源量在每天5万—9万立方米,可为格尔木、大柴旦等两个循环经济园区,以及都兰—诺木特色农业开发基地提供集中供水水源。

    2019年,虽然计划内水文地质调查项目已经结束,但为进一步解决柴达木地区一些关乎民生福祉的水资源与环境问题。西安地调中心进一步确定了深化成果应用,全力支撑地方政府服务民生和支持循环经济产业发展的工作方向。今年6月份,为掌握柴达木国家级循环经济试验区水资源状况,海西州政府特邀西安地调中心专家参加了“柴达木盆地水资源开发利用座谈会”。西安地调中心专家作了《柴达木盆地水资源开发利用及应对主要环境问题的建议》专题报告,系统介绍了柴达木盆地近10年来1:5万水文地质调查工作成果,就海西州政府关心的水资源大账、水资源高效利用、德令哈地下水位上升灾害防治等问题,提出了水资源高效利用、地下水位上升灾害治理对策与建议。

    目前,西安地调中心已与海西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管委会、乌兰县矿泉水资源开发企业进行了深入的成果对接。助力海西脱贫攻坚,地质调查工作永不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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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柴旦TK2号水文地地质勘探井获得优质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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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组成员在野外工作现场

    扎实做好民生地质调查 助力青海藏区脱贫奔小康

    大柴旦TK2号勘探井探获优质地下水

    项目组进行野外调查

    技术人员进行水样采集

    柴达木盆地位于青藏高原之上,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素有“聚宝盆”之称,是我国首批13个循环经济试验区之一。但区内干旱少雨,戈壁、沙漠、盐碱地、盐漠遍布,生态环境脆弱,自然条件极差。为支撑服务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建设,2010年,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启动了柴达木盆地1:5万水文地质调查工作。2015年,为助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脱贫奔小康,中国地质调查局明确要求项目要充分发挥水文地质调查专业优势,服务民生,大力帮扶地方解决制约脱贫的安全饮水水源问题和高原特色农牧业经济发展所需的生产水源问题。

    基于柴达木盆地1:5万水文地质调查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在2015~2018年先后部署实施了“柴达木盆地格尔木河—巴音河流域1:5万水文地质调查”项目、“柴达木盆地巴音河—塔塔凌河流域1:5万水文地质调查”项目,在格尔木、德令哈、大柴旦等地建成了20眼探采结合井,其中18眼探采结合井获得了水量大、水质满足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和农业灌溉用水标准的优质地下水,日均出水量达5.8万立方米,不仅解决了一大批农牧民和多个援青扶贫企业职工的安全饮水水源问题,也为发展高原特色农牧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水源支持,助推青海海西州脱贫奔小康成效突出。

    让农牧民告别苦咸水

    在广袤的戈壁和盐碱草原,淡水是一个村、一个合作社的希望。

    2015年12月1日,“柴达木盆地格尔木河 — 巴音河流域1:5万水文地质调查”项目在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鱼水河村建成的第1口水井正式提交使用。当清澈的水流从白茫茫的盐碱滩上喷涌而出,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农牧民们激动不已,他们终于喝上了期盼已久的甘甜淡水。这口井的井水自流,每天流量达到120立方米,矿化度为632毫克/升,各项指标符合饮用水标准。这标志着鱼水河村自此彻底结束了长期饮用高矿苦咸水的历史。

    随后,项目组在格尔木郭勒木德镇一品红枸杞种植合作社施工的探采结合井建成,每天自流量600立方米,也是低矿化水,不仅使300多名社员喝上了甘甜可口的井水,而且让赖以致富的500亩黑枸杞灌溉有了水源保障。社员们给西安地调中心发来感谢信说:“在你们的大力帮助下,圆了我们合作社期待已久的草原深水井灌溉梦……在你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我们要奋力拼搏,努力改变家乡面貌,谋求群众增收路子,力争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

    格尔木虎相商贸有限公司的黑枸杞种植园位于格尔木市西部的戈壁滩,灌溉水源一直是种植园的大难题。项目组通过调查研究,在其园地内部署了勘探井,在井深200米时获得了日出水量达1万立方米优质淡水,让已有的1600余亩黑枸杞得以浇灌,可满足上万亩土黑枸杞地灌溉用水需求。稳定水源保障了黑枸杞的产量,种植园的年收益达到了20多万元。

    2015年,“柴达木盆地格尔木河 — 巴音河流域1:5万水文地质调查”项目共在格尔木实施10眼探采结合井,并提交使用。不再因为水的问题发愁,格尔木农牧民们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信心更加坚定,干劲也更足了。

    为产业发展破解用水难

    衔接2015年的水文地质调查工作,2016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柴达木盆地北缘山前平原部署了“柴达木盆地巴音河 — 塔塔凌河流域1:5万水文地质调查”项目。虽然工作区移至了德令哈和大柴旦地区,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海西州脱贫的目标没有变。

    西安地调中心总结帮扶脱贫经验与成效,树立大格局,立足解决服务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用水难题,在解决农牧民群众安全饮水水源的同时,服务领域向支撑援青扶贫企业供水和矿泉水开发方面扩展。

    2016年,项目组在西宁召开成果推介会,向青海省政府和项目工作区所在州县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系统介绍柴达木盆地水文地质调查成果,推进成果应用。值得一提的是,水文地质调查成果带动格尔木市实施了供水基地勘查建设工程,日产100万立方米地下水的巨型供水可采资源通过青海省储量认证和备案,使格尔木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有了充分的水源保障,极大地提升了扶贫成效。

    2016年,项目组在德令哈戈壁荒漠建成2眼供水井,直接解决了浙江援青绿色大健康百亿产业基地、中控德令哈50兆瓦光热发电项目的职工生活水源问题。

    2018年,项目在大柴旦塔塔凌河戈壁平原建成了2眼探采结合井,发现了低硫酸盐、低氯化物、低硬度、低矿化度的富锶淡水。以此为起点,从服务开发矿泉水和发展绿色矿业经济的角度出发,项目组对周边及格尔木市、德令哈市、乌兰县、都兰县等地有矿泉水开发前景的地段进行了地下水采样和水质化验,发现了一批富锶、富锂的地下水点。

    综合水文地质条件、场地条件和交通条件,项目组圈定了10处矿泉水勘查开发靶区,并向海西州政府提交了《柴达木盆地重点地区矿泉水元素及开发利用建议》,力促产业发展带动脱贫致富。2018年,乐百氏(广东)饮用水有限公司有意在柴达木盆地投资生产优质矿泉水或饮用水产品,并成为当年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重要签约项目。应海西州政府邀请,项目组为乐百氏(广州)饮用水有限公司考察柴达木矿泉水资源提供了全程技术咨询。

    助海西脱贫攻坚不止步

    通过项目实施,格尔木沼泽盐碱区、德令哈、都兰县和乌兰县农牧区等地的9000余名农牧民和1万余头牛羊的饮水难题已得以解决。项目组在盆地内共圈定了7处特大型、5处大型、13处中型和3处小型地下水富集区,可采资源总量达每年13.2亿立方米。其中,7处特大型地下水富水区均具有建设巨型供水基地的潜能,可为格尔木、德令哈、大柴旦3个循环经济工业园区,以及都兰 — 诺木洪特色农业、花土沟 — 茫崖油气与盐化工等两个资源开发基地提供水资源保障。5处大型地下淡水富水区,可采资源量在每天5万~9万立方米,可为格尔木、大柴旦等两个循环经济工业园区,以及都兰 — 诺木洪特色农业开发基地提供集中供水水源。

    2019年,尽管已有的水文地质调查项目结束了,但柴达木地区仍有关乎民生福祉的水资源与环境问题急需解决。为此,西安地调中心确定了深化成果应用,全力支撑地方政府服务民生和支持循环经济产业发展的工作方向。

    地质调查成果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今年6月,为掌握柴达木国家级循环经济试验区水资源状况,海西州政府召开柴达木盆地水资源开发利用座谈会,特邀西安地调中心专家参会交流。西安地调中心专家作了《柴达木盆地水资源开发利用及应对主要环境问题的建议》的报告,系统介绍了柴达木盆地近10年来1:5万水文地质调查工作成果,就海西州政府关心的水资源高效利用、德令哈地下水位上升导致的灾害防治等问题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目前,西安地调中心已与海西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管委会、乌兰县矿泉水资源开发企业进行了深入的成果对接。助力海西脱贫攻坚,地质调查工作永不止步。

    有水,就有希望

     

    成都地下空间建设现场。 赵 凡 摄

     

    武汉地铁站。 赵 凡 摄

     

    上海地铁地下空间。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城市化使得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紧张,有效开发和利用地下空间成为大势所趋。在5月份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而国土资源部提出的科技创新“三深一土”战略,则让“向地球深部战略”实施进入快车道。其实近年来,上海、成都、武汉等城市已经开始立体空间发展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不少实绩。但大部分城市在地下空间利用的规划、法规、管理、技术等方面都还处在起步阶段,如何解决地下空间的安全利用问题迫在眉睫。

     

    自以为熟悉成都,可我还是在它最中心位置的天府广场上迷失。令人堵心的堵车和比肩接踵的人流像是不见了。

    这是11月27日的上午,成都少有的太阳出来,眼前所见,是宽阔的广场,上面喷泉、绿地、雕塑、玩闹孩子,还有晒太阳的老人。

    成都市规划院的领导带着我们来到步梯口,一边往下走,一边介绍:天府广场地下工程的总体布局是四层:地面广场,用于休闲和人车集散;地下一层,是商业、文化、交通功能;地下二层,是车库和地铁站厅,地下三层,是1号线站台,地下四层,是2号线站台。

    原来,地面上的广场,在地下却成为另一个立体的繁华世界。会生活的成都人依然会生活,但是换了一种方式。

    这种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终将向何方?

     

    朝向未来的国家战略,迫切性、必要性几乎被大举进军的城市化“逼”出来,一开始就显示出不可阻挡的趋势性。从政府角度看,“三深一土”是中国科技创新的新高地。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中国地勘产业的未来转型都能在地下空间利用中找到突破口

     

    当在很多人都在纠结如何利用地面空间的时候,地下空间的利用,其实早就开始,只不过没有上升到整体的、长远的理念上认识。

    中国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5到7米深的水井;

    1835年,四川自贡诞生了1001.42米的人工钻凿盐井;

    我国目前最深的油井在新疆塔里木盆地,深达8408米;

    我国第一口用于科学研究目的的5000米深钻在江苏省东海县诞生;

    1969年10月1日,北京第一条地铁线路建成通车;

    20世纪初,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始把城市地质调查研究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

    ……

    无论是单孔挖凿,还是成面积的挖掘建设,亦或是摸清家底的探索研究,我们早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打起了地下空间的主意。但是,当21世纪第一个15年过去之后,很多有识之士深刻地意识到,这件事,我们再不做,就晚了。

    在国外高校执教多年的中国地质科学院教授级高工戴春森知道不少国际做法。比如美国的“地球透明计划”、芬兰的“赫尔辛基地下空间总体规划”、马来西亚的“排洪与地下公路一体化”。

    这些成规模、成系统的地下空间利用规划,在一些国家已经完成。地下空间利用的实践也在一些国家做得有声有色,比如新加坡利用100米以下的地下空间,主要是做物流;加拿大蒙特利的城市空间建设,30%已经转到地下;东京在地下修建了巨型的排水系统。有数据表明,国际城市地下空间利用率为30%。而我国城市平均地下空间的利用率只是17%。

    地下空间利用的差距是因为整体深测水平有差距。按照地球深部探测首席专家组组长董树文的观点,我国深部探测领域相对国际先进水平之间有一个30年左右的代沟,我们在探测技术、探测和利用深度、探测分辨率和探测程度上都存在明显差距。就在人家开始第二轮深地探测时,我们的第一轮才刚刚开始。

    其实,对地下空间利用的必要性,地球人的认识都一样,因为横亘在所有人眼前的问题都一样——而中国,压力则更大。

    人口增长、交通拥堵、日益加剧的污染、越来越频繁的自然灾害、越来越严重的地表资源的枯竭……种种问题表明,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把深地探测研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认识。

    地下空间安全利用的国家专项研究势在必行。

    在今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国家领导人对地下空间和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高度重视,而新近叫响的国土资源科技创新“三深一土”战略,恰好契合了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深空、深海、深地、深蓝”发展目标。

    “向地球深部战略”实施进入快车道。在此背景下,国土资源部与教育部、中科院、中国地震局共商建立了深地探测研究协调机制,成立了由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任组长的深部研究领导小组,责成由8位院士专家组成的首席专家组领衔编制地球深部探测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方案,由多位院士专家组成的专家顾问委员会咨询把关,共同推进深地探测研究重大科技项目立项。

    立项建议书目前已经完成,计划年底前完成论证工作,这是深地探测的进度表。在科学家的立项书里,深地探测项目分四个层次:第一层,近地表探测(0到0.5公里);第二层,万米资源探测(0.5到10公里);第三层,透视地壳探测(10到30公里);第四层,深地科学探测(大于30公里)。要完成八大任务:地下空间探测与安全利用;深部含水层结构探测;深部资源能源探测与开采;深部油气探测与开采;地热资源探测与地热利用;深部地下观测与地壳活动性监测;深部探测前沿技术与装备;深部探测与深部过程。

    地下空间安全利用的课题排在八大任务的第一,不仅因为它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还因为大家对它最摸不清底。

    中国地下空间起步晚发展快,存在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等诸多问题,亟须科学的理论、先进的技术和严谨的规则进行破解,迫切需要通过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创理论、攻技术、建规则”。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小烈说,地下空间安全利用和立项研究对于国家发展有三个重大意义:第一是缓解城市土地供应的压力,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第二是防范自然灾害影响;第三是引导产业转型,培育新兴产业,增加社会经济的效益和生态环境的效益。因此,“向地下要空间、要安全、要效益,是我国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调研,就是立项论证工作的重要部分。

    11月25日~28日,地球深部深探研究领导小组及首席专家组成员赴上海、武汉、成都三个大都市调研。来自国土资源部、教育部、中科院、中国地震局等不同部门的有关院士、专家每到一处,即马不停蹄地召开座谈会并考察现场,了解各个城市地下空间安全利用的需求点、梳理未来在地下空间安全利用中需要攻克的科技难题、沟通各地方因地制宜的特色发展途径。

     

    关于地下空间的种种涉及,不能再只当成文学看。科学家的畅想把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展现出来,你还当这是异想天开吗?不,它也许就是我们看得见的未来

     

    “全球变暖,环境恶化,地面城市问题突出,人类已经开始探索太空定居。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往下看?深部空间资源丰富,人类能否实现在地球深部生存和定居?”

    四川大学的谢和平院士从这个发问开始了自己的阐述。他说,与我们已经熟悉的地面空间相比较,深地空间环境清洁、隔音隔震、天然抗自然灾害,低成本无辐射而且恒温恒湿。因此,深地空间可能成为优于太空移民定居,应对未来地球灾害的人类移居方式。

    移居地下生活,需要建立全链条的生态圈。谢和平构想的奇特之处正在于此。在他的构想中,地下空间要打造出三层——地下宜居城市、地下生态圈和科学探索基地。在这张构想图中,有生活和文化区域,比如可将图书馆、博物馆、会展中心、体育馆、音乐厅、养老院等地上文化、娱乐设施转入地下;有交通与通信,比如可以在深部纵向和横向设计覆盖整个地下空间网络;有生态景观,比如可以进行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地下生态系统构造,以及地下瀑布等景观系统建设。

    科学的构想不是科幻小说,它的内核,还是科学研究与推理。对于谢和平带来的这场头脑风暴,大家观点并不相同,但都认为,地下空间的安全利用可以通过科技攻关实现,这已经并可能为越来越多的实践案例所证实。

    地球深部工程要做什么?

    地质学告诉我们,地球从地表到地心,分地壳、地幔和地核三个同心球层。现在所谓的地下空间利用,主要还在地壳层。在开发的过程中,要对付的,主要是覆土层和基岩层。而这两个层面的施工,需要多种技术的支持。

    技术是为目标服务的。董树文提出,首先,地下空间是资源,需要向评价其他地下矿产资源一样进行规范地调查、勘查和评价;其次,所谓地下空间并“不空”,而是充满水土、岩石物质、具有温压梯度、应力变化等多重场元的平衡系统,一旦开发利用必然产生原始平衡的扰动和破坏,需要精细的探测和实时的监测技术;再次,地下深部空间具有极端物理、化学、生物和地质环境,可以开展地表温压条件下不可实现的实验,如增重环境与上天的失重环境恰恰相反,极具探索性。所以,地下空间探测与安全利用,包括了城市地下空间、地下含水层和特殊空间三个部分。

    地质勘查、工程地质和地铁建设的多年实践,已经开发和运用了不少地下工程技术。但是要想达到董树文所说的三部分的要求,还远远不够。

    戴春森根据国际事例研究提出,深部工程的展开,应该走这样的流程:第一是要做探测评价。要搞清地球原始平衡状态、建立多场的3D静态模型,画出基本线。第二是做规划。规划设计要考虑多种影响因素,比如工程叠加后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地质环境变化对工程的影响,这些变化随时间的演变过程、对这些演变最终造成灾害的可行性的动态模拟及灾变预测和规划、设计中的规避。第三就是建设使用阶段。这一阶段要进行对变化参数的监测,监测结果要用于校正和更新动态模型,要工程干预消除或延缓灾变演变过程。

    将地面建设放到地下,必须杜绝急功近利。

    作为地球深部探测首席专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王成善院士说,在调研中,他产生了两个基本想法。第一个想法是要保证规划第一、安全第一和环境第一。城市地下空间的利用具有不可逆性。地面上建一个建筑,觉得不合适可以炸掉,地下就不行了;地下空间的发展是高成本投入,空间利用先后次序不同,影响的不是一两亿元,而是几十亿元、几百亿元的问题;地下空间受多强制性要素的约束,所谓上天容易入地难,是因为地下是个固体空间,充满了巨大不确定性。

    他的第二个想法是地下空间利用规划必须考虑全功能、全深度、全资源和全灾害。他解释道,所谓全功能,是说由于地下空间的特殊性和巨大挑战性,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就要把所有功能都考虑清楚,这种考虑要非常超前。所谓全深度,是指要站在整个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态势来考虑深度问题。所谓全资源,不仅指地下资源,而且指在开发过程中的水、热和废渣石等资源的综合利用。所谓全灾害,是指既要考虑在地下空间利用之前的灾害问题,也要考虑到在开发利用过程之中的灾害问题,还要考虑开发利用之后运行过程中的灾害问题。

     

    对于中国正在崛起的一批特大乃至超大型城市,解决地下空间的安全利用问题已迫在眉睫。城镇化大举进攻下,满负荷、超载量滋生出形形色色的城市病。一些城市已经开始立体空间发展的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不少实绩。但大部分城市在地下空间利用的规划、法规、管理、技术等方面都还处在起步阶段

     

    21世纪初,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始拓展了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城市地质。2003~2009年,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启动了上海、北京、杭州、天津、南京、广州6个城市的三维地质调查试点。

    南京地调中心研究员程光华告诉记者,三维地质调查试点在多领域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对城市地质进行了全面、综合、系统的调查。在多个试点城市建立了数据库、三维模型和信息系统,为城市地下空间探测奠定了很好基础。但是调查深度大都以50米以浅为主,以工程地质钻为主,以钻孔为主,没能够很好地解决不确定性和抗干扰性的问题,深度和精度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是城镇化的大潮完全不能等待。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交通和各种形式的污染让城市管理者急切寻找另一个空间,在全国各地迅速兴起的地铁建设热,是这种情绪最直接的表现。

    成都,一个让人充满安逸生活想象的城市,在2005年之前,它的地下空间建设主要还是在人防工程、地下人行通道、车行下穿隧道、地下停车场这个层面。2005年,地下空间利用问题进入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该市先后编制了地下空间总体规划纲要(2005~2020)和《成都市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利用规划》,将商业空间及居民活动空间逐渐往地下拓展。从2010年起,成都市进入了地铁快速发展期。该市规划局有关负责人说,目前,成都已经开通了地铁2号线、4号线1期和地铁3号线1期工程,运营里程达108公里。明年将开通运营4号线2期、10号线1期和7号线。

    让他们自豪的还有巧用地下空间建交通隧道、地下停车场、地下综合管廊,以此来舒缓地面老城区压力。比如天府广场地下工程、川大校园内运动场地下工程、川师车辆段与综合基地地下工程等。把地下通道、停车场和地铁综合在一个空间成规模设计施工,既解决了交通拥堵老大难问题,又让历史古建熠熠生辉,让老城旧貌换新颜。

    针对地区特点,成都市对地震水文进行认真分析梳理,在规划中重点研究地下公共设施规划布局,在深度上按浅、中、深分层指导,平面上形成分类控制布局。

    成都市的热情非常高涨。他们计划要在2020年末,全市地铁运营总里程达到650公里以上,运营达到500公里以上。计划2025年末,全市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500公里,全域成都基本形成区域骨干地下综合管廊网线。

    武汉,一个由长江和其支流分为三处、水面面积占整个区域版图面积1/4的江城,地下空间如何利用?这个问题,实在让武汉市政府焦虑。武汉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龙正才感慨道,武汉这地方,动不动就要修桥,动不动就要修隧道,地上建筑设计力量还算雄厚。但是要论地下,难度就大了。

    据武汉市规划部门介绍,该市2007年启动第一轮主城区地下空间利用专题规划,2014年结合地铁城市、海绵城市建设、“三旧”改造以及“十三五”规划等,启动新一轮武汉市地下空间综合利用专项规划编制。按规划,到2020年,武汉主城区地下空间规模要达到达到450万平方米,人均地下空间建筑面积达到6个平方米。

    武汉人说,目前他们的地下空间使用最多的还是停车场。自2012年首条地铁通车后,武汉市进入地铁时代。目前已建成2、3、4号线地下轨道,线网总长度达到89公里。但这距离目标还很远。他们的规划是以14条线轨道交通线路,达到60分钟穿越,30分钟达到中心城区的目标。此外,武汉完成了多条水下隧道,其中武汉长江隧道2008年建成使用,是万里长江上第一条穿江隧道。东湖隧道2015年建成,是我国最长承重湖隧道。综合管廊、大型地下商业项目、地下人防设施等都在建设中。今后,他们将进一步拓展过江隧道,谋划地下排水深邃建设。

    在管理方面,武汉市出台了《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暂行规定》《轨道交通规划管理办法》等一批地方管理法规,探索了地下土地供应和产权登记,轨道交通安全建设与运营管控途径,开展了全市及重点地区的地下空间综合利用规划。

    在对三个大城市的考察中,专家们不约而同地对上海地下空间安全利用的实践和规划思路竖起了大拇指。

    上海的常住人口高达2415万,对于地下空间的迫切需求,促使它较早即开始了地下空间的开发。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规模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特别是地铁建设的大力推进,上海的地下空间开发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近几年更是进入快速发展期。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有关人士介绍说,截至2016年,全市已经建成地下地下工程共有3.6万个,总建筑面积8186万平方米。截至“十二五”末,上海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运行线路总数已达14条600多公里,城市轨道交通基本网络已经全面建成。形成了一批多功能、大规模的地下综合体。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和道路为优化城市交通提供了新渠道,结合绿地、广场、公园建成的地下车库缓解了中心城区停车资源紧张的问题。地下市政管线设施已成相当规模,专业管沟和综合管廊建设正在探索和推进阶段。此外,还已建成了一批指挥工程、医疗救护工程、防空专业队工程和大型人员隐蔽部等骨干民防工程。

    上海在地下空间利用的管理上也进行了多项探索。比如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对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和地下空间开发引发地面沉降防治等进行规范。2014年颁布实施的《上海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条例》要求,地下空间开发应遵循统筹规划、综合开发、合理利用、安全环保、公共利益优先、地下与地上相协调的原则,并对地下空间实现分层利用。同时,上海还建立了地下空间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市住建委牵头、17个部门统筹协调涉及地下空间利用的重大事项。为加强地下地籍管理,上海市还发布了《上海市城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审批和房地产登记规定》,分别针对存量单建地下空间、存量结建地下空间和新增地下空间提出了三维宗地构建方法。2013年市政府办公厅转发了《上海市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规定》,规范了经营型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实行出让制度,明确了出让方式,量化了出让价款的确定方法。

    早在2003年,上海就在全国率先完成地下空间概念规划,这些年,该市相继出台不少相关规划,已有的规划在不断完善中。2012年出台《上海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和保护十二五规划》。目前,该市已制定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并向社会公示。

    规划、法律、管理、技术工艺等等方面尽可能到位,上海的探索让人感受到精致用心的国际范儿。

    三个城市以自己的方式因地制宜地探索地下空间的安全利用,原因是他们都有共同迫切的需求!

    但问题和困难也是显见的,比如:

    ——规划布局需要有更长远的眼光,需要为未来发展做预留。

    ——就目前开发的深度和结构而论,尽管不少城市地下交通设施建设规模不小,但开发深度与全球城市相比有差距,轨道交通承担公共交通比重有待提高,地下交通网络化需要完善,地下快速路和地下步行道尚处于起步阶段。

    ——就管理而言,地下市政公用设施缺乏统一监管。地下空间建设的历史信息缺乏梳理和统筹管理和分享机制。

    ——在复杂地形上的地下空间利用好还存在技术工艺的难点

    ——在地下空间利用的法规政策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规范

    ——如何在地下空间建设中防灾减灾,保障地面和地下空间的安全,技术和设施需要借鉴全球城市经验,提前做合理有序的开展规划和建设。

    11月28日晚,记者在返京的飞机上采访了刚结束调研任务的深地探测协调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总工程师、地球深部探测中心主任严光生。

    “中国城市发展的迅速程度令人震惊,像上海、武汉、成都这样的特大城市对地下空间的需求之大,简直就是迫不及待,而且它们都在加快脚步发展地下设施建设。”这种状态,严光生觉得,有喜有忧。“喜的是大家都意识到了地下空间安全利用的必要性,像上海这样的城市,甚至考虑得更长远,在规划中给后人留下了发展空间,从环保的角度,编制了2030年和2040年的不同规划。忧的是,我们现在对地下空间的了解还并不十分清楚,仓促上阵,肯定不行。还有很多科技难关需要进一步攻克”。下一步,他说,要在今年底前完成总体方案的论证,明年争取将完善好的方案上报国家。

    怎么面对地下可利用空间?

     近日,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南地区地质调查项目管理办公室发布西南地区“十二五”地质调查进展与成果通报,全面细致阐述了西南地区“十二五”期间在能源资源战略调查与评价、重要成矿区带矿产资源调查与评价、重要经济区及扶贫区地质环境和灾害地质调查、地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和成果。

    据悉,这是西南地区首次发布五年计划成果。该成果通报是西南地区地质调查项目管理办公室贯彻落实局党组对大区项目办三项对接要求,主动服务中央和地方矿政、所在大区业务管理需求的重要举措和具体载体,其不仅客观、全面总结了“十二五”的成果,也为“十三五”计划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通报显示,“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在西南地区累计投入公益性基础性地质调查专项资金约375657万元,能源资源战略调查投入占比18.47%,重要成矿区带基础公益性地质矿产调查与评价投入占比66.74%;生态环境和灾害调查投入占比3.92%;乌蒙山扶贫攻坚综合地质调查占比7.06%;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关键地质问题、华南扬子古大陆演化及特提斯-青藏高原科技长廊构造背景等专题调查研究占比3.63%,地调局直属单位和地方数十家地勘队伍约2.93万人次参与了有关地质调查工作。在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努力下,地质调查工作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有利地支撑了国家及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

    一是能源资源战略调查与评价工作取得了新进展与新突破。在青藏高原油气资源战略调查方面进一步明确了羌塘盆地有大凹大隆的构造格局,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具有形成大型油气田的潜力,圈定了半岛湖等7个有利区块。在四川盆地荣昌-永川通过永页1井的钻探,探求页岩气资源量1237.34亿立方;在威远-长宁页岩气田,探明页岩气地质储量1635.42亿方,在涪陵气田初步探明页岩气地质储量3805.98亿方,进一步实现了四川盆地龙马溪组深层页岩气商业勘探找矿的重大突破。在贵州遵义实施的安页1井,首次在志留系石牛栏组灰岩中探获高产天然气流,实现了武陵山复杂构造区海相领域天然气调查的重大突破。

    二是重要成矿区带矿产资源调查与评价取得了重要成果。

    “西南三江成矿带”中南段“十二五”期间,共圈定1:5万各类物化探综合异常1046处,进一步圈定找矿靶区221处,并在具有较好找矿信息的基础上,在铜、铅锌、金、铁等矿产勘查与找矿突破工作中取得重大进展和成果,对进一步打造西南三江成矿带千万吨级滇西北铜钼多金属资源基地、千万吨级滇西南铅锌多金属资源基地、川西银铅锌大型资源基地、千吨级哀牢山金资源基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川滇黔相邻区”(环上扬子成矿带)“十二五”期间,共圈定各类重力异常43处、磁异常453处、激电异常123处、化探综合异常706处,经检查新发现矿(化)点63个、圈定找矿靶区202个。并在铁、锰、铝土矿、铅锌、金、锂等矿产勘查与找矿工作中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对进一步打造川西地区百万吨级锂新能源资源基地、攀西地区百亿吨级钒钛磁铁矿资源基地、渝南-黔北地区亿吨级铝土矿资源开发基地、秀山-铜仁地区亿吨级锰矿资源基地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盘江-右江成矿区”(不含中南广西地区)“十二五”期间,新发现和圈定的找矿靶区10处,新发现矿(化)点19处,并在金、铝土矿、钨锡铅锌多金属矿等矿产勘查与找矿工作中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对进一步打造黔西南地区千吨级“卡林型”金矿资源基地和滇东南地区千万吨级的“钨锡铅锌”多金属资源基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冈底斯成矿带”“十二五”期间,共圈定1:5万各类物化探综合异常645处,进一步圈定找矿靶区120处,提交新发现矿产地22处,其中铜钼矿产地10处、铅锌矿产地8处、金矿产地2处,铁矿产地2处,并在具有较好找矿信息的基础上,在铜钼、铅锌、金、铬铁矿等矿产勘查与找矿突破工作中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果,对进一步打造西南冈底斯成矿带藏中地区5千万吨级铜铅锌多金属大型资源基地、藏南地区千万吨级的铅锌锑金多金属及铬铁矿大型资源开发基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班公湖-怒江成矿带”“十二五”期间,共圈定1:5万各类物化探综合异常162处,进一步圈定找矿靶区20处,提交新发现矿产地12处,其中大型-超大型矿床5处,中型矿床3处,小型矿床1处。并在铜金、铜多金属矿等矿产勘查与找矿突破工作中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果,对进一步打造西南班公湖-怒江成矿带藏北地区千万吨级铜矿大型资源基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重要经济区及扶贫区地质环境和灾害地质调查取得新进展。在成渝经济区的成都城市群、川南城市群和重庆都市经济圈进一步建立了地质环境信息系统,为成渝经济区国土主体功能区划、城市群规划与建设、地质环境管理等提供地质环境基础保障;在乌蒙山岩溶缺水地区水文地质找水工作进一步解决了21万人、18.4万头大牲畜、2.05万亩农田的用水问题;在乌蒙山普格县、金阳县、彝良县、盐津县、大关县典型地质灾害隐患点及大渡河流域、地震灾区进一步建立了地质灾害监测防控体系;完成了西藏地区48个县(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发现地灾隐患点近万处,在防御地质灾害、服务民生和重大工程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地质科技创新迈上新台阶。系统建立了青藏高原区域构造-地层格架,编制出版了全新的青藏高原及邻区1:150万地质-资源-环境系列图件;创新性发展了青藏特提斯“多岛弧盆系”构造观,建立了青藏高原构造演化新模式,丰富和发展了板块构造理论;提出了青藏高原“陆缘增生成矿论”和“大陆碰撞成矿论”的新认识;三叠纪罗平生物群取得了许多重要新发现和新进展。

     

    西南地区发布“十二五”地质调查成果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