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30至31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国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技术方法培训会。此次会议旨在进一步学习领会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推广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技术方法，交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成果与工作经验，探讨如何更好地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工作对国土空间规划的支撑服务能力。

本次培训邀请了国务院参事室张洪涛参事、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刘天科主任、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李云玲研究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蒋洪强研究员、宁夏遥感测绘勘查院姚建华教授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项目主要负责同志和有关专家学者作专题讲座。

会议期间，专家们从自然资源规划的生态理念、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关系、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等方面详细阐述了承载力评价的重要意义与迫切需求，从地表水、地下水、地质环境等方面介绍了单要素的评价方法与取得的成果。各子项目负责人分别对河北、安徽、福建、内蒙古等省级试点和秦岭资源型典型地区、兴安岭生态型地区、成渝经济区、长三角典型地区、乌蒙山典型地区、洛宁县、宜兴市、扬州邗江区、海西经济区等市（县）级试点的研究成果与下一步工作思路进行了交流研讨。

国土资源利用与保护基础支撑工程首席李瑞敏主任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六条重要理念，对下一步如何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国土空间适宜性“双评价”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参会人员一致表示，本次培训内容丰富且有针对性，通过培训更好地了解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工作的最新动态，学习了关键要素和典型地区开展承载力研究的技术思路与方法，对下一步做好承载能力评价工作具有很强的的指导意义。

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地质环境监测总站（院、中心）和6个省（区、市）地勘单位的60余名技术人员参加会议。

5月27日至6月8日，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3名科研人员赴美国丹佛参加了国际湿地科学家学会（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简称SWS）2018年年会，并于会后访问了美国地质调查局密西西比河下游海湾水科学中心和湿地与水生研究中心。

参会期间，青岛海洋所科研人员丁喜桂高工、谢柳娟博士分别作了关于辽东湾浅海湿地沉积物有机质参数的时空分布特征、基因和气候条件对不同生态型芦苇生长特征的影响的口头报告，余雪洋博士后作了辽河三角洲翅碱蓬湿地系统呼吸的变化趋势及其控制因素展报交流。此次会议，青岛海洋所向全球湿地科学家展示了滨海湿地生态系统调查监测的最新研究成果，了解了湿地监测、修复等科学研究方面的国际最新进展。同时，通过与参会科学家交流滨海湿地科学调查与技术方法，为湿地系统生态地质研究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合作交流基础。

在访问美国地质调查局密西西比河下游海湾水科学中心期间，访问团听取了该中心Christopher Martin swarzenski研究员关于在密西西比河口三角洲水文动力学过程方面的研究成果介绍，组织考察了密西西比河沿岸设置的多个水文监测站，并赴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开展高程测定、水文监测与采样等工作。

在访问美国地质调查局湿地与水生研究中心期间，访问团听取了该中心副主任Thomas Doyle研究员关于滨海湿地生态地质调查与监测方面的最新进展和工作成果介绍。双方围绕海岸带有机质加积、预测模型建设、碳分解等系列工作进行了交流讨论，通过深度交流和学习借鉴，在进一步学术交流、科研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据悉，前期青岛海洋所叶思源研究员多次带领科研团队赴欧美等相关大学、院所等单位交流，就滨海湿地大科学计划、滨海湿地研究国际中心筹建等工作开展了广泛的讨论。本次出访进一步增强了青岛海洋所对国际滨海湿地调查研究的最新方法和理念的跟踪了解，对下一步开展典型滨海湿地生态地质调查与监测、生态系统修复等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2018年10月8日的《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刊载了“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指数研究成果”，同时发布了2018年度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名单。广西百色市平果县自2011年以来已经连续第八次入选该名单，最新排名为全国第83位，而且仍然保持着广西唯一一个上榜“全国百强县市”城市的记录。

因为邓小平1929年发起的“百色起义”，平果县成为了意义非凡的红色革命老区；因为丰富的铝土矿等矿产资源，这里成为了全国举足轻重的有色金属产业基地；因为以火龙果种植等为代表的特色农业，这里又成为了我国西南地区石漠化生态修复助推产业发展、助力精准扶贫的典型范例。

平果县为何能在短短时间里摘掉贫困帽，一跃进入全国百强县？这是该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创新发展理念的必然结果。我们也要看到，在该县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地质科技创新成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要知道，石漠化是我国西南岩溶区最为严重的生态问题之一，贫困和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是制约当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平果县等为代表的石漠化问题严重的地区，如何才能突破自然环境的桎梏，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实现自身的蜕变？

陡坡地种植生态经济植物苦丁茶对比图（平果示范区） 向悟生 摄

洼地种植优质果树对比图（平果示范区） 向悟生 摄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广西科学技术厅、广西自然资源厅共同主办的“石漠化生态修复技术成果研讨会”在南宁落下帷幕。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石漠化生态修复工作的成果和经验进行了交流。记者也随着众多专家的脚步，来到“果化模式”的诞生地——平果县果化镇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太平生态示范区进行了野外实地考察，探寻推动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动力之源。

科学研究助力产业发展

“平果县果化镇龙何屯及周边山地曾是桂西南石漠化程度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石漠化面积占到了土地面积的70%。”据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副所长蒋忠诚介绍，自上世纪90年代起，广西石漠化面积以年均3.3%的速率高速增长，到2005年全区石漠化面积已经达到3.07万平方千米，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不仅导致了耕地丧失、土地质量下降、水源枯竭、旱涝灾害频繁，还严重制约着岩溶山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威胁着珠江中下游地区人民的生态安全。

“广西岩溶地区的高速石漠化只是我国西南地区石漠化持续加剧的一个缩影。”蒋忠诚说，我国西南地区石漠化面积由1990年的9.12万平方千米增加到2005年的12.96万平方千米，引起的水土漏失、植被退化、岩石裸露以及每年一个中等县（约30万亩）耕地流失，导致了4200万人缺水和5000万贫困人口。

据了解，虽然当时国家和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由于对西南岩溶的特点、区域石漠化成因及其形成演变规律以及石漠化对水土资源、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的影响机理和过程认识不清，尤其是缺乏有效的地下水探测与开发利用技术、适宜性生态重建技术和生态产业，人们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石漠化加剧、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恶化的严峻形势迫切地需要一套更为科学的治理方案。

2001年以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岩溶地质研究所等局属单位，联合中国科学院、相关高校和地勘单位等20多家单位联合攻关，以地球系统科学理论和岩溶动力学理论为指导，在以广西百色等为代表的西南岩溶区，针对岩溶峰丛洼地石漠化严重、缺水少土、旱涝灾害频繁、生态环境脆弱、居民贫困等问题和特殊岩溶地貌结构特点造成的“土在楼上、水在楼下”水土格局，提出了以“岩溶流域为单元-地质调查为基础-岩溶水开发为龙头-选择适生植物发展生态产业为突破口-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石漠化综合治理科学思路和“试验先行-示范带动-辐射推广”的行动方略。

10多年来，岩溶地质研究所在西南岩溶石漠化区组织实施了120多个地质调查项目及国家、省部级科技项目，累计投入经费约2亿元，取得了石漠化生态修复基础理论、技术研发、产业示范等方面的工作成果，建立了20处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区，在支撑服务石漠化地区脱贫攻坚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实效。

“2001年，我们以果化镇龙何屯为中心，建立了果化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这也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建立的第一个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蒋忠诚介绍说，在科技部实施的“喀斯特峰丛洼地生态重建技术与示范”项目等支持下，科技人员在龙何屯引进火龙果并进行试种，很快就获得了成功。通过十几年的系统研究和实践，目前果化示范区已经形成了以火龙果种植为主的特色生态产业，建立了以表层岩溶水开发为龙头的立体生态农业模式，总结形成的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及关键技术体系——“果化模式”也已经在西南八省300多个县40万平方公里岩溶区辐射推广，取得了较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保留住脱贫攻坚的种子

在果化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现场，岩溶地质研究所岩溶生态与石漠化室主任罗为群介绍说，火龙果具有耐旱耐瘠、根系发达、适应性强、管理粗放、经济效益高等特点，在石漠化地区发展火龙果产业，有利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可收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石山增绿三重效果。他还向与会专家介绍了这样一组数据：

自实施综合治理以来，果化示范区植被覆盖率增加60%，土壤侵蚀速率下降80%，水资源利用率增长5倍，土地利用率提高60%；石漠化区火龙果等生态产业经济效益由治理前的800元/亩提高到1.5万元/亩，农民人均纯收入由不足600元/年增加到1.8万元/年；平果县推广火龙果种植5万亩，直接经济效益7.5亿元/年；百色市推广火龙果种植20多万亩，年产值30多亿元，带动近20万人脱贫致富；带动西南地区治理石漠化2万平方公里，解决1500万人饮用水困难，指导30多个县实施土地整治500万亩；“果化模式”吸引西南八省干部和农民群众近20万人次前往考察学习，1000多万人间接受益……

“我们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在推动百色市革命老区、广西乃至整个西南岩溶区石漠化综合治理与脱贫攻坚、生态保护修复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作用。”罗为群颇为自豪地向记者说到。

资料显示，广西共有28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有25个地处岩溶石漠化地区，“果化模式”无疑为这些县取得脱贫攻坚的胜利打开了希望之门。

记者在位于平果县太平镇的贫困山区红色果业核心示范区了解到，该镇火龙果种植面积已达5000亩，目前正在进行万亩示范区建设规划。该镇镇长冯晓东说，科学种植火龙果已经成为了贫困石漠化地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一方面，当地政府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对农民种植进行补贴、鼓励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等方式，保证了农户的种植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土地流转和到基地务工，农民又可以增加土地租金和劳务收入，“从多方面保障了当地农民的收入问题”。

据了解，果化镇、太平镇等示范开展石漠化综合治理的村镇，均已在近几年先后全面脱贫。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不少农户家里已经盖起了新房。一位村民与记者闲聊时说道：“原来我们村（龙何屯）是下雨淹水、晴天大旱，石头山上除了种点玉米啥也不长，收成还不够一家人自己吃的。专家们来了后，村子里的石头山变绿了，下雨天村里也基本没再被淹过。而且，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不再出去打工了，有种火龙果的，有在基地打工的，钱也不比在外打工挣得少。”

回忆起十几年前刚到果化镇开展石漠化综合治理研究工作的情景，蒋忠诚也是记忆犹新。“刚来时，当地的村民确实相当贫困，烧的是柴火、牛粪，电也没通，玉米糊糊加辣椒面就是一顿饭。我们既要开展岩溶石漠化地区的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也要想办法帮助当地人民脱贫致富。但一开始，当地村民对我们不够熟悉、不够信任，我们的工作推进得非常缓慢。”蒋忠诚说，在建设果化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当地村民认为他们是来走马观花地做做“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因此几乎没有人出面支持他们，“就连项目组想付钱请村民们来帮忙搬运基建材料都没人来”。

为了赢得当地村民的信任和支持，岩溶地质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先是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帮助村子里解决了用电、吃水、内涝等实际问题，而后又通过与村委会积极沟通协调，在村民中确定了第一批愿意“吃螃蟹”的火龙果种植示范户，这才算迈出了示范区建设的第一步。

没过多久，从国外引进的第一批火龙果苗顺利入土了，看着一天天变绿的石头山，科技人员的眼中充满了期待。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原来，当地盛产一种名叫“霸王花”的植物，与火龙果同种同属，外形也十分相似，但是只开花、不结果，无法给人们带来任何经济收入。当地不明真相的村民误将还没有长成的火龙果苗认为是霸王花，纷纷到地里拔掉了还在生长的火龙果苗，又重新种上了玉米。

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先琨回忆起这一段故事，也有点哭笑不得：“我们好说歹说，总算从村民们手中‘抢’过来几亩地没让拔苗。这几亩地里的火龙果苗，就像是石头地里的星星之火，保留住了脱贫攻坚的种子。第二年，这几亩‘星星之火’开花了、结果了，这才让村民们相信我们不是‘大忽悠’。”

李先琨说，为了让火龙果真正成为石漠化地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帮手，项目组先后开展了岩溶石山火龙果栽培管理技术的系统研究与应用推广，内容涉及增强抗病抗旱性能、增加可溶性固形物（甜度）、与同属的霸王花嫁接、火龙果花粉储藏保鲜、适应性强品种培育、花果兼收等，不断提升了当地火龙果的产量、质量和附加经济价值。

科学研究不能架在空中

据了解，对石漠化的研究起源于1977年联合国召开的荒漠化大会，中国学者在会上首次提出：石漠化是荒漠化的一类。石漠化也被称作“地球癌症”，几十年来，全球众多国家相关行业的专家们不遗余力地开展相关研究，一直在寻找攻克这一“恶疾”的良药良方。

1976年成立的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是我国从事岩溶地球科学领域相关研究的专门机构，也是我国最早开展岩溶生态系统与石漠化治理科学研究的科研机构之一。几十年来，该所不仅形成了一大批原创性的理论、技术研究成果，为我国岩溶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也逐渐形成了以袁道先院士、蒋忠诚、罗为群等为代表的老中青三代梯队人才团队。

“科学研究不能架在空中，要落到地里。”这是罗为群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别看他只有38岁，却已经是岩溶生态与石漠化治理工作的“老同志”，我国西南广袤的岩溶山区到处都留有他的足迹。

由于常年工作在岩溶贫困山区，罗为群对当地百姓生活的疾苦有着真切的体会。他深入农户，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求，向他们讲解石漠化、水土流失的危害，宣传推广先进的种植模式和经验，引导村民树立起治理石漠化和脱贫致富的信心。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他在野外一直都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一边从事研究，一边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当地村民进行表层岩溶泉水开发和生态农业建设，手把手传授优质水果、药材、牧草等先进种植技术，耐心指导土地整理和土壤改良的技术方法。

罗为群还兼任着果化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的项目野外临时党支部书记。果化镇龙何屯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不管是田边的排水沟堵了，还是地里的种植出现疑问，甚至是家中发生什么琐碎趣事，村民们有事没事总爱去找“罗书记”聊聊天。只要时间允许，罗为群基本都是“来者不拒”，他对记者说，野外临时党支部是联系群众的纽带，“我们带领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他们也会把我们当做家人一般对待”。

罗为群只是岩溶地质研究所石漠化生态修复人才团队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据了解，该所近年来共承担了石漠化生态修复相关项目 120 多项，获得国家级国际合作奖 1项、省部级一等奖 4 项与二等奖 8 项，培养了自然资源部首批科技领军人才 1 人、自然资源部杰出青年科技人才 3 人、广西高层次人才 2 人，还培养了百余名研究生，获得专利 13项，注册商标 2 项，获批立项国家技术标准 4 项，编写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调技术标准 1 项、中国地质调查百项技术 2 项、中国地质调查百项理论 1 项，研发了技术规程 12 项，为制定相关地方和行业技术标准提供了科学依据。

几十年来，这支队伍在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研究方面也实现了重要理论创新和技术突破。

据蒋忠诚介绍，在理论研究方面，团队创建了岩溶生态系统、石漠化、水土漏失理论和研究方法。首次提出岩溶生态系统概念、结构特征、驱动机制和主要功能，创立岩溶生态系统理论，开拓岩溶生态学研究方向，揭示全球不同类型岩溶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明确石漠化概念及其分级，揭示了石漠化在加剧水土流失和漏失、减弱岩溶环境对降雨和地表水资源的调蓄能力、破坏植被、加速植物入侵速度、降低土壤质量、加深居民贫困等方面的危害，奠定了石漠化生态修复理论基础。

在水土调蓄和生态重建方面，团队取得了关键的技术突破。形成了表层岩溶水综合调蓄技术、岩溶地下河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岩溶石山景观生态型土地整理技术、岩溶土壤改良技术、岩溶石山火龙果栽培管理技术和人工诱导植被恢复等12项关键技术，为岩溶区水土调蓄和生态重建提供了技术支撑。

此外，在石漠化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示范方面，团队将西南岩溶区划分为八大石漠化治理类型区，明确451个石漠化县，对各区提出因地制宜的石漠化综合治理对策建议。通过建立示范区和总结提出“果化模式”等，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及其配套的关键技术体系，构建了“科研单位+政府+公司+农户+市场”的运作方式，为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和水土流失防治工程提供了经验。

当记者置身于平果县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一眼望见那绿意盎然、绵延千亩的火龙果园，忽然意识到，当年的星星之火如今已成燎原之势，正要将石漠化地区人民的生活烧得愈发红红火火。

青海地质工作者在施工完成后回填恢复土地

青海地质工作者进行植被揭层养护

阅读提示

地质勘查工作必然要与生态环境保护发生矛盾吗？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矿产勘查环境恶化的痼疾，在地质矿产工作低迷的大环境下重拾信心，走出一条快速发展的新路？或许，从近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绿色勘查工作经验交流研讨会上，从一个个推进地质勘查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新思路、新技术、新举措中，人们可以寻找到答案。

这是一场会聚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国有地勘单位、矿业企业、科研单位、公众媒体的交流研讨会，也是一场凝心聚力、提振信心、携手共进的动员宣传会。在会上，人们分享了来自青海、贵州、四川等地绿色勘查的宝贵经验，了解了最新的绿色勘查技术与装备，更深深体会到了地勘工作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担负的责任和使命。

地勘行业的绿色大潮势不可挡

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司长王昆引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名言为研讨会开篇。他说，绿色勘查也应该像教育一样，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50多年前，《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使环保进入了公众视野，开启了全球的环保运动。今天，我们也是一棵棵树，正在用绿色的枝叶，摇曳呼唤着绿色环保思想为地质勘查工作带来一场从内到外的重要变革。

王昆所说的“一棵棵树”，是指一些绿色勘查典型单位以及来自他们的探索实践：青海省国土资源厅正在推行绿色勘查开发年活动；青海省有色地勘局在多彩地区铜多金属矿整装勘查项目中切实融入生态优先理念，在矿产勘查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方面形成了可复制的多彩模式；贵州西南能矿集团已获得突出效果的绿色勘查示范；成都探矿工艺所研发的一基多孔、一孔多支等绿色钻探技术；国土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围绕绿色勘查标准规范所进行的研究；中国矿业联合会就海外绿色勘查经验的集纳和分享等。

显然，这些行动汇集在一起，已经逐渐形成了地质勘查行业的绿色大潮。在今年5月10日召开的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2016年地勘局长座谈会上，一份《绿色勘查行动宣言》发出了地勘行业共同的心声：地勘行业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努力做先进理念的领跑者；要坚持推行绿色勘查，努力做建设美丽中国的践行者；要坚持依靠创新驱动，努力做保护生态和保障资源的双赢者；要坚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努力做大自然的呵护者。

思想决定行动。据王昆介绍，当前我国已经开始从顶层设计方面规范、扶持、引领绿色勘查，不仅在《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中增加了绿色勘查的要求，还将对储量技术标准进行调整——改掉不合时宜的，提升标准过低的，增加先进适用的，鼓励创新领跑的，考虑在过渡期出台《关于在地质勘查工作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指导意见》，以满足应急性需要。同时，在找矿突破第三阶段中从布局上对全国的找矿工作进行了调整，国家级整装勘查区全面退出自然保护区，并在矿种上更注重地热、煤层气、页岩气、石墨、锂等清洁能源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矿产的勘查。

王昆认为，绿色勘查的核心就是把之前粗放型的勘查升级为生态型的勘查，身处其中，无论是政府部门、勘查单位、技术研发团队，都需要各司其职，积极行动。“在矿产勘查的生态化进程中，我们都是一棵树，要从自己的职责出发，摇动、推动、唤醒行业中的每一个人，共同让地质勘查走向生机盎然的绿色。”

青海“生态立省”迫使地勘转型升级

会上，50多位代表共同聆听了来自基层实践最鲜活的实例。

青海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李志勇告诉大家，实施绿色勘查是构建和谐地勘必由之路。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三江源”地区被称为“中华水塔”，生态系统脆弱，是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战略要地，也是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具重要作用。为此，青海省委省政府把生态保护作为青海省的特殊责任，提出“生态立省”战略，全力推进包括地质勘查在内的诸多工作的“生态化”。2014年，青海发布了《青海省主体功能区划》、开展生态文明先行区创建，实施国土空间利用管制，有序推进生态保护建设工程，改革生态保护制度。同时，对地勘工作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显然，面对这样的情势，地勘工作不转型升级就无法持续发展。据李志勇介绍，青海绿色勘查的做法主要有三点：

其一，优化地质矿产勘查工作部署。调整了2015年~2020年的《全省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实施方案》，优化地勘工作布局，取消整装勘查区2个、重点矿产勘查区11个，调整范围整装勘查区2个、重点矿产勘查区9个。工作重点区域调整至东昆仑、柴北缘、阿尔金等地区，原先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设立的探矿权、采矿权则一律退出。

其二，分类处置涉及自然保护区的地勘项目及矿业权。除基础性、公益性调查项目外，对4宗财政出资的地勘项目全部结题并注销探矿权，退出面积221.61平方公里；从2015年起，全面停止了三江源、祁连山地区省地勘基金项目设置和商业性探矿权投放，共取消设置省基金项目27个，取消投放探矿权10个；商业性探矿权全部停止勘查活动，按照“尊重历史、稳妥有序”的原则，采用依法依规、分类处理的方式进行处置，逐步退出自然保护区。

其三，将2016年定为“绿色勘查开发年”。共筛选安排省地勘基金绿色勘查示范项目10个，并在7个示范项目中同步开展绿色勘查专题研究，总结提升近几年地勘工作中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探索建立绿色勘查工作管理制度及相关工作规范。

“通过一系列措施，青海的绿色勘查理念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得到了增强。地勘单位积极开展绿色勘查，探索建立绿色勘查制度规范。各项目均建立了绿色勘查相关制度，制定了野外工作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并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了项目日常管理工作中。”李志勇告诉大家，绿色勘查大大推动了地勘外部环境的改善，在多彩整装勘查区，地勘队伍通过草皮恢复、垃圾管理等措施，得到了当地基层政府、牧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甚至在玉树州治多县政府“虫草采挖前，外地单位一律不得进场”的情况下，地勘单位人员、机器设备特许提前进场开展地勘工作。地方牧民对环境恢复治理非常满意，很多人已不再参加破坏草原面积测量和恢复治理验收，对地勘工作人员表示出充分的信任。

“推进矿产资源绿色勘查开发，既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也是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新常态下做好地质矿产勘查工作的现实需要，是化解矛盾、维护矿区社会稳定、推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李志勇说。

谁说地质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重重？青海经验证明，只要在地勘工作中坚持做到“生态保护第一，尊重群众意愿”，地勘工作就能在新形势下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

“绿色”是现代地勘企业的生命线

如果说李志勇讲述的是政府与国有地勘单位在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大背景下势在必行的思考和行动，那么，西南能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在文则阐述了现代化地勘企业在社会价值、企业责任、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对绿色勘查的内在需求。

他说，西南能矿集团是贵州省委、省政府为推进全省资源配置体制改革、加快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促进矿产资源产业一体化发展而建立的省管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组建于2012年，正赶上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潮，因此，其一“出生”便把生态放到了事关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位置上。

去年，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视察贵州提出要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的要求，西南能矿集团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建设“生态环保型绿色能矿、科技创新型智慧能矿、资本运营型金融能矿”的转型升级目标任务，并在今年年初启动了绿色勘查示范项目建设：从50多个勘查项目中，组织5家地质勘查单位的7个项目作为绿色勘查示范项目，开展绿色勘查。

“我们在示范项目的实施中，十分注重地质勘查与生态环保相结合、与转型升级相结合、与扶贫帮扶相结合、与标准化机台建设相结合，在方案设计、设备选型、钻机施工全过程，坚持绿色勘查理念，全面促进地质勘查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李在文告诉大家，通过半年来的探索，西南能矿在绿色勘查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方面通过最大限度减少土地使用，减少钻探工地“三废”排放，开展复垦复绿，实施节能降耗，大幅降低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如：优化设计合理避让林地耕地，采用浅钻代替槽探，减小对土地植被的破坏；钻探机场占地面积由平均120平方米减少到70平方米；搬迁道路用地面积仅为原大型设备的30%；在钻探工地铺设防渗土工布，搭设钢网，实现了土地零污染；工程完工后，对开挖地段按原地类进行恢复，播散草种，种植树苗，进行复垦复绿工作，复种的庄稼生机勃勃，苗木郁郁葱葱。

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勘查方案，实施设备模块化、轻型化、集成化、信息化，大大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不仅提高了找矿效果，而且使勘查周期和征地、搬迁成本有所下降。

更重要的是，得益于示范项目，西南能矿形成了《绿色勘查钻探施工机场管理办法》、《绿色勘查钻探施工现场质量管理体系》等系列制度，以及《绿色勘查技术标准》、《绿色勘查预算定额》等绿色勘查标准，相应的绿色勘查企业管理体系正在建立，使以环保、高效、和谐、法治为主要内容的“绿色发展”理念，真正成为西南能矿员工入脑入心的重要行为准则。

李在文认为，要想在贵州能矿产业发展中当好“龙头”，西南能矿就要敢于担当、敢于创新、敢于示范带动。“有人说绿色勘查是自己给自己套上枷锁。可我们认为，绿色发展既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只有绿色发展，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才能实现能矿产业的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在我看来，绿色勘查绝不是政府强制的产物，而是企业从自身发展需要出发作出的正确选择。”

“绿色勘查是现代地勘企业发展的生命线。”李在文坚定地表示。

应尽快建立绿色勘查技术体系

中国地质调查局探矿工艺研究所副所长李子章介绍了近几年该所为绿色勘查提供的技术支撑。

他说，绿色勘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集成创新、综合研究采用多项技术进行解决。作为我国探矿工程技术的专业研究所，钻探工艺所组建了绿色勘查技术团队，加强了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开展了“高原生态环境脆弱区综合钻探技术应用示范”等项目，在四川若尔盖高原和青海等生态环境脆弱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同样来自探矿工艺研究所的吴金生告诉大家，目前，在探矿工程中，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程的实施对植被的破坏，如槽探工程、钻井基台修建、交通道路修建和物资的搬迁等；二是施工过程中，泥浆、粉尘和“三废”对环境的污染。所以，目前研究采用的技术方法也是从“减少植被破坏、降低环境污染”两个方面入手，实现绿色勘查。

吴金生说，减少植被破坏的技术方法，主要有这样几个：

一是“以钻代槽”，即用浅钻代替槽探，同时应用空气潜孔锤跟管取芯钻进方法，解决了常规方法效率低、在复杂地层成孔困难等问题；二是利用定向钻进技术，实现“一基多孔、一孔多支、一孔多用”，从而减少基台的数量、道路修建和物资搬迁工作，这也是中深孔钻进中实现绿色勘查有效的技术手段；三是采用模块化、轻便钻探设备及机具，便于人工搬迁和减少基台面积，为此他们还专门研制了一种轻便、多功能的履带式钻机；四是改变物资搬运方式，减少道路修建。

降低环境污染的技术方法主要有：

采用环保泥浆，减轻对环境的影响。对此，他们特别提倡使用生物聚合物环保泥浆体系，除具有抑制、防塌、润滑、封堵等钻探性能外，还能满足生物自然降解的特性，不破坏外界的酸碱平衡，无毒性，避免了泥浆组分以及废浆液对环境污染。

对废泥浆进行无公害处理。对于没有回收利用价值的废浆液，禁止直接排放，现场进行三级净化无害化处理；对于有利用价值的泥浆，使用泥浆罐和管汇连接等方式实现循环利用。

减少空气钻进粉尘的影响。如，从粉尘产生的源头进行控制，做好钻探设备连接的密封，增设孔口除尘装置，避免扬尘；对岩芯取样布设防尘罩，及时清理岩屑；在施工场地洒水，防止地面粉尘二次起扬。

“技术创新是推动绿色勘查的不懈动力。现有的技术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还不成熟，要不断探索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和新的工艺，逐步形成绿色钻探技术体系。”李子章如是说。

西南能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继平曾经在钻探队当了8年的队长。他认为，在地质勘查工程中实现绿色环保的目标，设计是前提，工艺是基础，设备是关键。目前，该公司作业区生态环境脆弱、人文环境复杂，而他们在施工中采用的“以钻代槽”、“定向钻探、斜孔钻探”、“一孔多支、一孔多用”等方法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他们还普遍采用了模块式便携式钻机和组合式动力设备，满足了钻探孔深1000米~2000米的设计要求。

中国地调局地科院勘探技术研究所所长张金昌表示，推广绿色勘查需要国家大力发展有效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勘查效率的技术。其中有三个关键点：深入人心的绿色理念、相应的标准和规范、持之以恒的技术创新。近几年，勘探所围绕绿色勘查研究推出了适合西部高原地区轻便钻机、高精度对接井技术等创新性成果，大大提高了钻探取芯的效率。他认为，地勘行业也需要颠覆性的创新，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用微波、用孔内机器人代替现在的钻头钻杆，为传统地勘工作带来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

推进绿色勘查还需要解决诸多问题

尽管在全国地勘行业推广绿色勘查已成为政府、行业协会和许多地勘单位、矿业企业、科研院所的共识，但一些实际的难题仍然横亘在管理者和项目实施者的面前。

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勘查成本的提升。

青海省有色地勘局副局长肖积图谈到，要进行绿色勘查，就必须有生态环境方面的投入，这将直接导致勘查成本的增加。而且，现行项目预算费用标准已完全不能满足绿色勘查的需要。如高寒草甸草原植被恢复费标准为2890元/亩，实际恢复费用则达到6000元/亩左右，加之工作区道路修建和为当地群众修建道路始终未纳入预算标准，大部分均需要从其他经费中支出，致使地勘单位负担较大。

青海省这几年的探索实践表明，成本与以往相比大概会高于10%。肖积图希望一方面基层单位积极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降低绿色勘查的成本；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调研，按照实际情况研究提高勘查预算的标准。

“企业都是要追求最大利益的。在目前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要求的情况下，勘查成本的加大已成为许多地方商业性矿产勘查工作难以推进的重要因素。”李志勇这样认为。

另一个问题是国家层面绿色勘查标准的缺失。

对此，青海省有色地勘局地质矿产勘查院总工程师王凤林结合实际工作举例说明。比如，除近几年颁发的钻探类几项规范规程对环境保护有较具体要求外，大多数现行标准未有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地质勘查中及结束后的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的相关要求，也没有纳入《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规范》中。再比如，现有相关勘查技术规范中没有纳入绿色勘查的诸多新方法、新技术，也没有增加“以钻代槽”等绿色环保施工内容，无法计算资源量。他希望国土资源部在向全国推广“绿色勘查”的同时，应组织专门力量开展不同地区、不同地貌环境下绿色勘查方法技术系统研究，编制绿色勘查规程，为绿色提供技术支持。

“国土资源政府部门将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做好服务工作，帮助地勘行业尽快适应环境、法律、市场的最新要求。而地勘行业的每一个人，也要行动起来，在各自的实践工作中播撒绿色的种子。”王昆呼吁，“推进绿色勘查，我们不要等待，不要嫌小，不要照搬，更不要心急。相信在中国，地质勘查的绿色时代终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