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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需要一座桥梁

     

    2015年6月15日李克强总理考察工业和信息化部,听取了推进“中国制造2025”、重大装备研制和标准制定、“互联网+制造”等情况介绍。

     

    中国的中原地带,郑州一处厂房内,橘色的六轴机器人正在精准抓取各式各样的零部件,一切井然有序;地处华南的东莞,一家公司计划投入1000个机械手,开建“无人工厂”。在美国缅因州,一位消防队长使用产自中国深圳的无人机,为困在河中石头上的一名男孩提供救生衣;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辆辆技术先进的中国造列车在核心城区与周边卫星城之间穿梭,每天运送乘客约34万人次。

     

    这些故事在上世纪90年代还令人难以想象——当IBM公司研发的智能机器人“深蓝”战胜当时等级分排名世界第一的国际象棋选手加里=卡斯帕罗夫时,中国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占比还不到3%,如今这一数字已接近25%,稳居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的位置。

     

    不过,在李克强总理看来,“中国制造”虽然在过去创造了畅销全球的辉煌,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他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制造2025”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将大力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作为未来10年“中国制造”主攻方向。

     

    2015年3月2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升级。李克强强调,中国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基础,丝毫不能忽视。

     

    如果检索李克强就任总理以来的历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就会发现这一行动计划有着清晰的脉络——迄今为止召开的10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至少有11次议题与提升“中国制造”直接相关。

     

    这是李克强总理最关切的议题之一。“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再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已经难以为继。但在装备制造行业,我们还有巨大的发展提升空间。”在今年6月17日的常务会议上总理说,“如果中国制造重点从消费品转向中国装备,就能切实推动中国经济大大升级,进而迈向中高端。”

     

    ■ 让中国制造“十年磨一剑”,十年上一个新台阶

     

    经历了近3年时间制定而成的《中国制造2025》,被视为“用三个10年完成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第一个10年路线图。

     

    今年5月19日国务院公布这份纲领性文件时,分析人士立刻注意到,其中内容都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直接讨论过。譬如加大金融对制造企业“走出去”的支持;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为中国制造输送人才;决定推进第三方物流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推进快递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

     

    2015年3月2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理针对“中国制造2025”行动规划指示:“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方方面面全写上。那就没重点了。”

     

    他进而阐释,做方案不能“大而全、喊口号”,而要明确方向、细化标准、突出重点,要把工作做细做实。总理对规划中列出的“绿皮书目录制度”表示欣赏,认为这份目录明确了中国制造重点领域今后的升级方向、标准和重点,财税、金融、人才等政策都要给予倾斜。

     

    李克强最后说:“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只要在某些领域能完成突破,就能为未来打一个很好的基础,让中国制造‘十年磨一剑’,十年上一个新台阶!”

     

    ■ “中国制造2025”及时出台恰逢其时

     

      2014年10月10日,中德经济技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将一只精巧的鲁班锁送给德国总理默克尔。他说,这是中国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的作品,寓意中德制造业深度融合。摄影 中新社记者 刘震

     

    2014年10月访问德国时,李克强总理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赠送了一个“神秘礼物”:一把由3名中国学生用德国机床制作的“鲁班锁”。

     

    鲁班被公认为中国工匠鼻祖,而“德国制造”则是现代制造业的标杆。有评论这样解读总理向默克尔赠送“鲁班锁”的深意:1000多年的故事和100多年的故事这样相遇,全球最大制造国与最精良制造国之间的合作令人期待。

     

    事实上,当人们提及“中国制造2025”时,往往会以德国的“工业4.0”作比较。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2013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并很快上升为德国的国家战略,旨在支持工业领域内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

     

    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政策调整重获制造业优势,几乎是所有工业强国的选择。为此,美国制定了“再工业化”、“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日本开始实施“再兴战略”;韩国抛出了“新增动力战略”;法国也提出“新工业法国”。

     

    在众多工业强国纷纷出台各种工业升级计划之时,“中国制造2025”及时出台恰逢其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价说,很多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到了一定时候,中国这一制造业大国就会因后劲不足而将“接力棒”交给其他国家,但如今中国不仅没有松手,反而把棒捏得更紧了。

     

    梳理新一届政府组成以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互联网+”与中国装备“走出去”被视为李克强为“中国制造2025”找到的两个加速器。他反复强调,要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

     

    ■ 推进“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是推进“中国‘智’造”

     

    李克强总理曾在去年一次国务院常务会上提及一个故事:10多年前他到欧洲考察,在一家企业参观时,一位技术工人浇灌出来的金属棒,“一个气泡都没有,机器都没他做得好!”当时那家企业负责人介绍说,这位工人的年薪超过20万欧元,“比负责人的工资都要高”。

     

    “我们最缺乏的正是这样的高级技工。”李克强说。当天常务会的议题之一是培养数以亿计的工程师、高级技工和高素质职业人才,提高中国制造和中国装备的市场竞争力,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在为“中国制造”绘制行进路线图时,李克强一直突出强调“人才”和“创新”的作用。“推进‘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是推进中国‘智’造。”他在2015年6月17日的常务会议上指出,“‘集众智者成大事’,要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亿万人层出不穷的新鲜点子,激发市场活力,真正推进中国制造的智能转型。”

     

    有评论称,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需要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中国制造2025”。

    国务院常务会议回顾解读(五):“中国制造2025”:...

    “我是炎黄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所学到的知识,全部献给我亲爱的祖国。”虽然李四光先生已经离开40余年了,但是他的这些话仍像星辰一样熠熠生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正如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评价的那样,“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农村的一个贫寒家庭,原名李仲揆。他勤奋好学,13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省城武昌高等小学,为振兴海军,15岁的他东渡日本学习造船机械。在日本,他接受了革命思想教育,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创始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8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李四光用他的一生践行着这8个字。

    李四光先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政府。李四光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改为实业司司长。不久,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李四光愤然辞去实业司司长职务。1913年,他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先学采矿,后改学地质。1919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20年2月,李四光应邀在巴黎留法勤工俭学会做学术报告时提出“学术问题,不能人云亦云,凡遇着新境象、新学说,要分析它,看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搞科学研究的,心只管细,胆只管大。掌握逻辑思维,天经地义的学说,也不能吓倒我们,要知真正科学的精神,就是为真理而奋斗。对于西方先进的学说,可以为我所用,但决不能受它束缚。”同年,李四光接受蔡元培的聘书回国,到北京大学地质系先后任教授、系主任等职。在北京大学,他一面教书,一面进行科学研究。他把备课、讲课、带学生实习当作实践的极好机会,不断积累资料,不断思考和研究问题。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1934年~1936年,他先后在伦敦、剑桥、伯明翰等8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受到英国学术界的欢迎和赞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四光闻讯欣喜若狂。他克服了一系列艰难险阻,终于在1950年春天,化名回到了祖国。他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李四光毕生研究地球科学,写下了数百万言的科学著作。他的科学成就,大致可分两个阶段:解放前,由于受旧中国历史条件限制,他侧重地质基础学科的研究;解放后,在继续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根据国家需要,集中精力积极开拓应用研究领域。在基础研究方面,1923年他提出了 虫筳鉴定方法,创立了10项标准,将虫筳主要特性用若干曲线表示出来,使之既有定性概念,也有定量概念,并可以减少文字描述的烦琐,从而提高了鉴定的标准性和科学性。这10条标准,一直被国内外虫筳学者所采用。李四光用这个方法,鉴定了大量的化石标本,写成了他的第一部科学巨著《中国北方之虫筳科》,获得了伯明翰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

    在北京大学教书期间,李四光就开始对中国第四纪冰川进行研究。他以很大的兴趣关注中国东部有关第四纪冰川作用问题,在上世纪30年代,完成了《冰期之庐山》一书,引起国内外地学界的很大兴趣和探讨。上世纪40年代,他又对贵州高原、川东、鄂西、湘西、桂北等地做了调查,发表了不少有关我国冰川的文章,为中国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增加了新的重要篇章。

    李四光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打破了“中国贫油论”的错误论断。长期以来,中外地质学家一致认为“中国贫油”,这是因为在当时世界上已经发现的大油田的地层都是海相地层,因此认为只有海相地层才有生油的条件。而中国的地层大多是陆相地层,所以断定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李四光不同意这个观点,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考察,认为不论是海相地层还是陆相地层,只要具备了生油的条件和储油的地质构造,就能找到大油田。后来,国家陆续发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李四光为我国的地质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纵观李四光先生一生,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科学遗产,而且还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坚持真理的科学品格,强烈执着的创新意识,诲人不倦的师表风范,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李四光精神在新时代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新时代的地质工作者要更加注重支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注重加强野外地质研究,注重加强地质基础科学研究。新时代要继承和发扬李四光精神,以李四光精神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使每一位地质人都能在这种感召下收获一种荣誉感、归属感和使命感。

    部分资料来源:中国地质调查局力学所、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全国地质资料馆)

     

    一代大师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