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以下简称“地学文献中心”）发布《2024年全球地质学研究前沿》报告（见图1）。该报告归纳了全球地质学19个分支学科的54重点研究前沿（见图2），解读了每个研究前沿的背景、主要内容、主要研究国家和机构，为地质工作者了解全球地学研究进展和新态势提供重要参考。

《2024年全球地质学研究前沿》以科睿唯安公司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2018-2023年地球科学693个研究前沿为起点，结合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机构26位地质专家意见，遴选出地质学19个分支学科（矿床学、油气地质、矿产开发利用、煤田地质学、绿色能源、水文地质学、工程地质学、环境地质学、构造地质学、岩石学、古生物学、地层学与地史学、第四纪地质学、前寒武纪地质学、海洋地质学、地震地质学、火山学、行星地质学和同位素地质年代学）54个重点研究前沿，并利用AI技术，从定性和定量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和解读,同时评估中国、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全球主要地学研究机构在研究前沿的贡献。

该项成果是地学文献中心利用大数据和AI技术结合分析取得的一项创新性成果，旨在帮助地质科技工作者从海量的文献数据中攫取到最感兴趣的科研主题及其科学文献，获取其中最为重要、关键的有效信息，识别最活跃的地学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助力地质科技创新发展。

图1 2024年全球地质学研究前沿报告封面

图2 全球地质学19个分支学科和54重点研究前沿

针对我国当前地下水勘查和监测中存在的常规分层勘查效率低、垂向探测不精细及水文地质参数不准确等问题，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水环中心”）在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上，通过多年不断探索和改进，研发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地下水分层勘查新技术。该技术结合一孔同径分层成井、含水层可控性封隔、单孔多层自动化监测等主要技术手段，形成了“分层成井—分层洗井—分层抽水—分层采样—分层监测”地下水分层精细勘查新模式，提高了水文地质勘探工作效率，达到精细刻画水文地质参数的目的，对科学评价合理开发地下水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科学研究、生产实践、行政管理等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该技术优势特点包括：一是能够实现“一孔多层”勘探孔分层采样及实时监测，可自动高效获取精确水文地质参数；二是该技术施工成本低、占地面积小、维护费用低；三是在工程施工方面，相比于传统丛式水文地质孔或一孔多次变径钻孔，可提高工程效率至少50%。基于上述特点，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我国多个省区的水文地质勘查、煤田水害精细勘查、锂钾矿分层刻画等领域，并受到专家学者一致好评。

创新研发历程和技术构成

作为水文地质调查重要的技术手段，水文地质钻孔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的水文地质钻孔不能满足水文地质精细化勘查要求。为实现水文地质精细化勘查，准确评价地下水资源量，并根据地方需求制定地下水合理开发方案，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建设，水环中心依托水文地质调查项目，组建了以水文地质、钻探、监测仪器等多学科科研工作者为核心的研发团队，针对封隔成井、分段洗井、分层抽水和监测等方向开展重点攻关和示范，通过十多年的技术积累和迭代，形成一整套成熟完整的地下水分层勘查技术，研发了满足108-325毫米井径的系列化产品，包括封隔器、特种潜水泵、变频调流设备、井下监测设备、自动传输设备及数据抗干扰设备，可应用井深1000米以内的分层成井、分段洗井、分层抽水和分层观测等工作。

地下水分层勘查器具实物图

一是分层成井。在细颗粒地层或钻孔结构不稳定地层分层成井过程中，传统的多层水文地质钻孔易出现钻孔事故率高、砾料回填高度测量不准确、施工效率低等问题，研发封隔注浆分层成井技术，将成井工艺改进为钻进→下管→全孔填砾→洗井→封隔注浆分层止水，突破性地去除了“分层填砾和止水”这一钻孔事故高发阶段，使得分层成井更加简单安全，大幅降低钻孔分层成井事故率，适用于1000米以内多层水文地质钻孔分层成井。

二是分层洗井。针对传统洗井方法（活塞、空压机、潜水泵）对富水性极强的大厚度含水层洗井效果不彻底，获得水文地质参数不准确的问题，研发双封隔器分段振荡洗井技术，通过封隔器将钻孔某一含水层段进行封隔，并针对该目的层进行强力振荡洗井，使勘探孔含水层出水能力无限接近其真实值，可提高含水层富水性评价精度。

三是分层抽水。钻孔抽水试验是获取含水层水文地质参数重要的技术手段。针对传统分层抽水方法工序繁琐、成本高、分层数量有限及参数不准确等问题，开展新型分层抽水技术研究，在有效完成分层止水的钻（井）孔内，根据不同层位、不同厚度、不同深度的含水层，将上、下两个封隔器下至井内指定位置启封，从而将目的层段与两端非目的层段隔离，利用潜水泵或取样装置对目的层段进行抽水和采集水样，同时利用设置在目的层段上部、下部和中间的传感器持续测量对应层段地下水压力和温度变化，通过数据可视化装置进行观测和记录，进而获取目的层段相关水文地质参数。

四是分层监测。混合监测不能真实反映各含水层特性。分层监测技术可根据钻孔分层数量及改建要求，将分层勘探孔改建为连续多通道多层监测井或巢式监测井，实现分层水文地质参数动态长期实时监测。

地下水分层抽水技术示意图

分层监测技术示意图

成果转化应用

助力高精度水文地质调查。2014-2018年，地下水分层勘查技术支撑开展“黑河流域1:5万水文地质调查”国家地质调查项目，先后在黑河流域实施多层水文地质孔达40眼以上，最大分层数量为5层，均采用地下水分层勘查技术与设备进行分段振荡洗井、分层抽水试验和分层采样，获得了高精度的水文地质参数，深化了对区域水文地质条件的认识。一是为大厚度含水层非完整井水文地质参数计算方法及计算公式的厘定提供了基础；二是佐证了大厚度强富水含水层在洗井彻底情况下，单位涌水量随含水层厚度增加而增大的水文地质认识。

服务煤矿水害精细勘查。自2016年至今，地下水分层勘查技术先后应用于陕西长武亭南煤业、陕煤榆北煤业、彬长孟村矿业、黑龙江龙煤双鸭山矿业等矿区水文地质勘查，通过进行分层抽水试验和分层观测，对煤矿分层涌水量进行预测，为煤矿水害精细勘查提供了技术支持，有效保证了煤矿正常生产安全。

支撑新疆罗布泊钾盐矿资源评估。首次使用地下水分层勘查新技术对罗布泊钾盐矿卤水地区含水层进行分层抽水、取样和测试，在新疆罗布泊卤水地区实现区域盐矿精细调查，查明各个含水层的涌水量和盐量，为新疆罗布泊钾盐矿储量精确评估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2018年1月22至24日，地调局环境监测院“全国重要地质遗迹调查”项目组前往江西省吉安市调研指导当地地质公园建设工作，应邀参加了中央公益性地质工作需求调研和井冈山地区地质公园建设座谈会。

吉安市副市长王大学向调研组介绍了吉安市基本情况。吉安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罗军红介绍了吉安市国土资源工作现状，提出了建设地质公园的工作目标，希望环境监测院能够加强交流与指导。环境监测院地质遗迹调查评估室主任董颖、江西省地质调查院副院长尹国胜分别作了题为《吉安市地质公园申报与建设》和《大“井冈山地质公园”的构想》的交流发言，提出了建立以井冈山为核心的世界级地质公园，有效开发利用地质遗迹资源，助力脱贫攻坚的建议。

会后，调研组考察了吉安市境内的黄坳大断裂构造、热水洲温泉、泥盆系石英砂岩峡谷和黄洋界花岗岩等地质遗迹资源。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江西省国土资源厅、江西省地质调查院、吉安市国土资源局、井冈山市人民政府、遂川县人民政府、永新县人民政府、江西省煤田地质局二二七地质队的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了调研。

据了解，江西省吉安市是井冈山革命老区，同时又是罗霄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内地质构造复杂，构造地貌类、水体地貌类、岩土体地貌类地质遗迹资源丰富，具有极大的开发利用潜力。

2018年10月16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组织相关专家在新疆福海县钻井现场对新福地1井进行开工验收。 

新福地1井钻探工程是油气调查中心准噶尔盆地及周缘油气基础地质调查二级项目2018年度部署的一口大口径地质调查井，由四川省煤田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负责现场施工。该井位于准噶尔盆地乌伦古坳陷红岩断阶带，设计井深2100米。钻探目的一是落实石炭系地层发育特征及烃源岩评价参数，二是落实乌伦古坳陷石炭系火山岩含油气性，为下步油气勘探潜力评价和工作部署提供依据。

准噶尔项目组对工区地质概况和钻井地质任务进行了简要介绍，随后验收组听取了钻井施工方汇报，根据钻探工程设计方案及《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钻井工程开工验收制度》，同时对照新福地1井钻探工程施工合同要求，现场查阅了工程相关材料，并对现场各个部位进行了逐项检查。通过现场检查、反馈，验收组认为现场设备和材料准备能够满足钻探要求，同意通过开工验收。

验收会上，专家组强调新福地1井钻探工程时间紧、任务重、气候条件恶劣，现场人员一定要注意施工安全，严格遵守钻井施工安全管理制度，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完成钻探任务。现场的地质人员要密切跟踪研究、及时预判，对油气显示层、烃源岩层、关键地层界面及重要岩性段开展取心，并及时送样分析。

施工方承诺将认真落实验收组的意见和要求，保质保量按期完成钻探任务。

“协同创新、融合创新”成为今年全国地调工作会议的新词。适应地调工作新常态，引领并推进矿产综合利用工作调整转型已成当务之急。这个春天，作为中央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的中国地调局成都综合利用所正在加紧“吃透”“消化”会议精髓。近日，所班子一行带领全所精兵强将，深入科技型创新企业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现场务虚会。通过参观学习，交流经验，寻找合作，努力将地调科研成果朝市场转化产业链延伸。

作为全国稀土行业领先企业和中国地调局直属单位控股的第一家上市公司，盛和资源2012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并上市。子公司乐山盛和稀土长期专注于四川氟碳铈稀土冶炼分离技术及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经过10余年的发展，已具备做大做强稀土产业的发展实力，成为四川稀土冶炼分离龙头企业。科研人员走进选矿车间、测试车间、冶炼车间，现代化的进口设备、先进的全自动流水化作业链映入眼帘。大家边看边问，与企业员工深入交谈的过程中不时碰撞出了新的灵感和智慧的“火花”。

今年，成都综合利用所将以稀土为核心，以“三稀”资源为重点，兼顾锂、铀等其它能源资源矿产，围绕重点矿产资源领域、能源领域和地质环境领域开展综合地质调查和科技创新。盛和资源正是该所地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联系最紧密的最强转化产业大本营。

“没有紧迫感，就无法激发创新的动力；不占领创新高地，我们将难以赢得未来。”这是所长胡泽松最近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放眼世界，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聚焦国内，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基本国情没有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总体趋势没有变，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支撑作用没有变，地质工作的先行基础地位没有变。新常态下，我国地质调查工作依旧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如何深刻认识新常态下地质调查工作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如何准确把握新常态下的定位和思路，如何在引领支撑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服务地质调查工作？”……两场专题座谈会，大家畅所欲言，学习领会工作精神的同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积极建言献策，气氛活跃。

矿产综合利用工作怎么干？

抓住转型发展新机遇

新常态下，聚焦中央要求、部局部署，围绕全力支撑能源资源安全保障，精心服务国土资源中心工作，深化改革，推进创新，仍是当前地调科研与矿产综合利用在支撑服务国家工作中的首要着力点。

作为一支从事公益性地调工作的“中央军”，成都综合利用所今年在工作部署中牢牢把握了三个结合：把握国家对地质调查工作的重大需求，找准综合利用工作的着力点；把握地质调查的发展机遇，找准综合利用的发力点；把握服务国家矿产资源管理的重大机遇，找准综合利用的立足点。

培育科技创新新动能

新常态下，科技创新仍是地质调查工作首当其冲的突破口。按照用科技创新改造、支撑、引领地质调查，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新型地质调查局的新时期地质调查工作的总体思路。今年，成都综合利用所重点安排了五项科技创新工作：一是以稀土为核心，以“三稀”资源为重点，兼顾其它能源资源矿产，围绕重要矿产资源领域、能源资源领域和地质环境领域开展综合地质调查和科技创新。二是发挥技术经济评价专业优势，推动建立与资源评价、环境承载力评价相适应的评价标准、评价方法、评价体系。三是发挥地调评价、成果集成、成果转化的作用，为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四是积极支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启动“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三稀资源大型基地”建设，助推乌蒙山毕节地区脱贫攻坚。五是加快地质科技创新，精心服务和积极参与国土资源部“三深一土”和中国地质调查局“五大科技攻坚战”，发挥中央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的引领作用。

激发协同创新融合创新活力

2017年全国地调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入推进地质科技体制改革，促进调查与科研深度融合，用科技创新改造、支撑、引领地质调查。新常态下，中央与地方地质调查工作要努力朝着协同创新、融合创新的方向发展，凝聚工作合力。同时，还要深化战略合作和协同配合，实现联动与融合。目前成都综合利用所已与四川省地矿局、贵州省地矿局、中核集团地质事业部、四川核工业地质局、四川煤田地质局、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盛康宁（上海）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单位积极对接，洽谈合作，抢抓机遇，强强联合，努力形成协同创新、融合创新的新格局。

2017年的工作安排，着实让全所职工精神振奋。“形势明朗了，定位清晰了，工作更有方向、更有干劲了。”这是大家座谈后普遍反映的切身感受，也是全所每一位地质调查工作者迫切想要寻找的答案。

　　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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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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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9月24日，由中国地质图书馆主办，湖南省地勘局、中国地质学会21世纪中国地质研究分会、江苏省泰兴市丁文江研究会协办的“2017年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在长沙召开。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李海清出席并讲话，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廷栋出席会议。

李海清指出，要弘扬章鸿钊、丁文江等地质先辈爱国、创新和担当的精神，传承 “三光荣”优良传统，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要努力践行“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正能量，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助力，为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精准的支撑与服务。

会上，李廷栋院士、中石油勘查研究院原党委书记戴进业分别作了纪念丁文江诞辰130周年、章鸿钊诞辰140周年的主题报告。湖南省地勘局、湖南省煤田地质局、广州海洋局、地质大学（武汉）、黄大年报告团成员等代表围绕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地质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作了主题发言。

与会部分代表、专家就《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进行了认真研讨，并参观“魅力文江书法展”。

中国地质调查局直属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吉林大学，江苏省泰兴市丁文江研究会、黄桥书协，湖南省地勘局、地调院、物勘院、402队的专家、学者代表参加了学习研讨。会议由中国地质图书馆馆长刘延明主持。

这是一支勇敢的队伍，以“绝地重生”的义勇背负新区、新层系油气突破的责任，深入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开展油气基础地质调查。

这是一支勇敢的队伍，以“敢为天下先”的拼劲打破旧有的理论认知体系，探索建立新的认识。

这是一支勇敢的队伍，以“山花烂漫丛中笑”的默默奉献使银额盆地成为公益性地质调查引领商业勘探实现重大突破的成功典范。

10年的艰苦拼搏，开辟了一条改写历史的航道，终实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成果引领中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在务桃亥勘查区拐子湖凹陷获日产原油51.67立方米、天然气7290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油气流；终实现陕西省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温图高勒勘查区哈日凹陷获得日产9.15万立方米（无阻流量）的高产工业气流。

顶风冒雪，跨越茫茫戈壁，责任镌刻一段银额盆地油气团队拼搏奋战的时代记忆。

风餐露宿，丈量大漠苍凉。创新铸就一幅银额盆地油气团队坚定目标的信仰图腾。

气贯长虹，创造不朽传奇。奉献谱写一首银额盆地油气团队代代传唱的英雄颂歌。

这就是以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教授级高工卢进才为带头人的银额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团队（以下简称“银额盆地油气团队”）。是他们使银额盆地新区、新层系油气勘探实现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突破；是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提出的“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

责任，镌刻一段拼搏奋战的时代记忆 

地处中国北疆的额济纳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隶属阿拉善盟，境内多为无人居住的沙漠区域。额济纳与马可波罗元朝时记录的“亦集乃”同义，在当地额济纳土尔扈特蒙古语中为“先祖之地”的意思。这里也被国外一些历史研究专家称为匈奴最早的首都。银根地区则归属于内蒙古阿拉善盟左旗的乌力吉苏木管辖。

而从地质学上，这里同属于银根-额济纳旗盆地（以下简称“银额盆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面积约12.3万平方千米，是我国内陆地区油气地质工作程度极低的大型沉积盆地。

从1955年起，以中生界为目的层，数代地质人持续在银额盆地开展了较长时期的油气勘探工作。在地质学的传统认识里，石炭系-二叠系通常被认为不具备油气生成和藏储条件，是油气勘探的“被忽视区”。受“石炭纪-二叠纪碰撞造山”与“区域变质”理论的影响，银额盆地一直作为中生代沉积盆地的基底，未曾开展过针对石炭系-二叠系的油气地质调查与评价。由于缺乏统一认识，关键地质问题研究一直很薄弱。

因为油气勘查进展缓慢，油气矿权登记程度较低，这里甚至一度作为非重点区域被舍弃。有知情人透露，2000年以后，中石油逐渐退出了这里的部分矿权。

1998年3月，国土资源部在原地矿部的基础上成立。2000年，随着原地矿部石油地质海洋地质局改建为新星石油公司并划归中石化，国土资源部门失去了一支在大庆等许多油气田的发现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从事基础性、公益性油气地质调查的队伍，也因此暂停了战略性油气地质调查。

在2000年的全国国土资源厅局长会上，温家宝同志曾提出，“国土资源部门不能放松油气资源战略调查的责任，争取在地质调查程度低的陆地新区和海域有新的发现”。

沿着这一指示，中国地质调查局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于2007年启动了“银额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等一批油气基础地质调查项目，目标是主要解决影响油气地质条件与资源潜力评价的基础地质问题；明确油气资源前景，引导企业的勘探投入，实现新区、新层系油气的发现与突破。

创新，铸就一幅坚定目标的信仰图腾 

“争取陆地新区有新发现”，这不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这是对油气领域地质工作者提出的要求，是责任，是使命，是一场不能输的战斗。

银额盆地油气团队在开赴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开展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前，召开了前期动员大会，成立了“先遣队”，以便前期筹备工作更加稳妥。

随着地质调查工作有序开展，该团队开始对传统认识提出质疑：野外踏勘对区域变质提出质疑；沉积建造对大洋环境提出质疑；天然气同位素对新生古储提出质疑。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在银额盆地有所作为，必须改变思路，创新认识，探索新层系——石炭系-二叠系。

而此时，新疆北部三塘湖盆地石炭系油气的新发现，更加坚定了他们开展银额盆地石炭系-二叠系油气基础地质调查的信心。

银额盆地油气团队首先梳理出了制约银额盆地石炭系-二叠系油气地质条件与油气资源潜力评价的关键地质问题。一是石炭纪-二叠纪构造背景与盆地性质问题。盆地形成演化构造背景久有争议，或陆内盆地演化阶段，或洋陆演化阶段。二是原型盆地沉积格架、沉积充填特征及时空展布问题。区内从未开展过石炭纪-二叠纪沉积体系研究，原型盆地沉积构架认识不清。三是烃源岩空间分布、地球化学特征与热演化史问题。前人认为石炭系-二叠系缺乏良好的烃源岩，有些井于前中生界钻获工业油气流，也被认为属于新生古储，因此需明确生烃条件。四是石炭系-二叠系变质、变形的动力学机制，空间变化及其对油气地质条件的影响问题。五是中生界覆盖区地层层序剖面，石炭系-二叠系残留厚度、岩性组合及其时空变化。

对争议较大的关键地质问题，该团队采用多种方法、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创新方式从不同角度寻找证据，最终形成统一认识。针对研究区石炭纪-二叠纪构造背景的争议，他们采取沉积充填、火山岩地球化学以及关键不整合界面等多方法综合研究，限定了古亚洲洋闭合时间为早石炭世之前，明确了石炭纪-二叠纪盆地性质为陆内裂谷盆地。

通过十年不懈努力，在这片茫茫大漠，银额盆地油气团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首次发现石炭系-二叠系多套烃源岩，其厚度大、有机质含量高、干酪根类型以Ⅱ型为主、演化程度适中。

系统确定石炭系-二叠系烃源岩的时空分布与主控因素，证实银额盆地石炭系-二叠系具有较好的生烃条件，显示了良好的油气资源潜力。

通过岩石学、变形特征与构造演化、地层埋藏史等研究，颠覆了传统认识，创新性提出了银额盆地石炭系-二叠系不存在区域变质的新认识，开辟了区域上石炭系-二叠系油气资源勘探广阔前景。

首次确认银额盆地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石炭系-二叠系大型含油气盆地，填补了银额盆地及周缘地区基础地质与油气地质研究的多项空白，对中国北方石炭系-二叠系油气勘探有重要指导作用。

圈定了油气资源远景区，并优选出6个油气勘查区块，经国土资源部竞争性出让，引领企业勘探。已实施钻探的3个区块均有油气发现，其中在务桃亥勘查区拐子湖凹陷和温图高勒勘查区哈日凹陷分别获得高产工业油气流，实现银额盆地新区、新层系具有战略意义的油气勘探重大突破，不仅有力支撑了油气体制改革，大大降低企业勘探风险，同时将带动内蒙古中东部、松辽盆地及周缘新区、新层系油气的发现与突破，使中国北方新区成为新的油气战略接替区，服务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

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建立在充分发挥基础地质优势、坚持理论和技术创新、调查研究与勘探实践紧密结合的基础之上。

该项目成果得到了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高度认可，入选中国地质调查十大进展。卢进才的两篇学术论文入选2014年度“领跑者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名录，进一步体现了团队的创新水平。

此外，依托油气基础地质调查成果，银额盆地油气团队出版了《银额盆地及邻区石炭系-二叠系油气地质条件与资源前景》（70万字）1部，弥补了银额盆地基础地质与油气地质研究的空白，是有新资料、新发现、新观点的重要成果，为进一步研究与勘探奠定了坚实基础与学术思想；在《地质通报》出版《内蒙古银根—额济纳旗额盆地及邻区石炭系—二叠系油气资源远景调查成果专辑》1册，收录了最新的系统成果，弥补了银额盆地基础地质与油气地质条件研究的空白，揭示了银额盆地良好的油气资源潜力与勘探前景；在《岩石学报》、《地质学报》、《吉林大学学报（地球科学版）》、《地质通报》、《新疆石油地质》和《西安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解决了一系列影响油气地质条件与资源潜力评价的基础地质问题。该项成果先后获中国地质调查成果一等奖和国土资源科技成果二等奖。

卢进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银额盆地新区油气地质工作程度极低，历经60多年勘探历程，长期以中生界为目的层，久攻不克。通过10年扎实的基础地质调查，银额盆地油气团队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明确了银额盆地为石炭纪-二叠纪与中生代叠合盆地，支撑解决了制约油气地质条件评价的关键地质问题，选出了一批油气远景区，保障了油气的发现与突破。

在完成“银额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项目过程中，该团队在内部紧密团结，与在银额盆地从事油气勘探的油气企业精诚合作。

“银额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项目参与的单位超过20家，包括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所、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兰州大学、长安大学、长江大学、中科院地质地球物理所兰州油气研究中心、中石油东方地球物理公司吐哈物探处、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中国石化集团华北石油局地球物理勘探公司、中石化江汉油田分公司物探研究院、中国石化集团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陕西省地矿局物化探队、西安西凌地球物理公司、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航测遥感勘查院、山东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勘查开发院等多个中国地质调查局直属单位、高校、油气田企业和中科院科研院所，完全实现了产学研全方位结合。各方密切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使油气基础地质调查成果得到提升。该项成果是来自不同单位、不同专业组成团队协作的良好体现。

长期以来，银额盆地油气团队与中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中石油吐哈油田分公司和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公司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银额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成果及时无偿提供给油气田公司，为油气探矿权招标和油气勘探部署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尤其是2013年中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和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公司在银额盆地分别中得3个油气探矿权以来，银额盆地油气团队与两家单位的联系更加紧密。

多年来，该团队及时跟踪油气勘探进展，收集最新的地震及钻井资料，开展综合研究，进一步提升油气基础地质调查成果，同时积极与油气田企业交流，为油气勘探提供业务支撑，为实现银额盆地新区、新层系具有战略意义的油气勘探重大突破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奉献，谱写一首代代传唱的英雄颂歌 

开展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工作，银额盆地油气团队充分发扬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以实际行动深刻诠释了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

银额盆地境内多为沙漠、戈壁等无人区，冬季寒冷多风，夏季酷热干燥，高温可持续在40℃之上，沙漠中地表温度可达50℃以上。野外工作时间一般为每年的5月至8月，有时会延续到12月份。

在这种艰苦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银额盆地油气团队自2007年起持续在戈壁沙漠深处工作10年。个中的颠沛流离与辛酸落寞，团队里的人经年难忘。

“2008年，我们在实测芦草井剖面时住在牧民家的羊圈。驻地方圆100千米无食用淡水，项目组需往返驱车200多千米去边防连拉水，路况差，历经8小时才能载水而归。”银额盆地项目组成员回忆说，“有一次，载水车历尽艰辛回到驻地，恰恰就在离驻地不到200米，卡车上最后一个坡时，长途颠簸把水桶震得破裂，水流到地上。那可是‘生命之水’啊！大家来不及多想，果断拿出自己洗脸、洗衣服、甚至洗脚的盆放在车厢下面收集漏水，经过简单沉淀后用来做饭食用。”

2009年，在雅干野外工作期间正值三伏盛夏，由于条件有限，只能十几个人挤在一个修铁路留下的废弃的铁皮房里。当时室外的最高温度超过40℃，由于房子的铁皮很薄，很容易被晒透，室内温度甚至远高于室外温度，每次从野外回来便像进入了蒸笼。印象最深的是当时还遇上了一次沙尘暴，因为密封较差，细小的沙子顺着帐篷的缝隙进入厨房，落到饭菜里，吃饭时真可谓是米沙参半。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却没有一个队员叫苦叫累。“我们来之前都已经做好了献身大漠的准备。”卢进才说。

与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其他项目相比，银额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经费最大的项目，也是廉政风险最大的项目。为了确保项目资金安全高效使用，卢进才以身作则，非预算内资金坚决不违规支出，预算内资金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支出，同时对项目的每一笔资金支出和每一笔报销严格把关，既确保财政经费的合理使用，又保护了项目团队和成员。由于项目经费较大，每次西安中心的审计均会对银额盆地油气项目进行重点审计，10年来，各级审计部门均未发现任何问题。

2016年8月，“银额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与油气勘探”现场调研与研讨会在额济纳旗举办。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银额盆地及周缘油气基础地质调查项目组在大漠坚守十年的工作精神和将基础地质和油气调查相结合的科技创新突破精神广受赞誉，被称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战略意义”的突破，对整个北方地区油气工作都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