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青岛海事法院、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宁波海事法院和浙江省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四家联合建立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协作机制启动仪式在青岛举行，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印萍研究员、张道来副研究员受聘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协作公益诉讼专家智库成员，并就立足海洋公益性地质调查支撑海洋公益诉讼发表主题发言。

作为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人，两位专家此次受聘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协作公益诉讼专家智库成员，是对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司法鉴定人业务能力与专业水平的高度认可，为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树立了科研惠民的良好社会形象，体现了综合海洋地质调查工作服务社会的能力。

2019年以来，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先后为山东、江苏、辽宁等省市县三级人民检察院、海警局等单位办理的多起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专业支撑。以本次受聘为契机，司法鉴定中心将继续提升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水平，全力支撑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协作联盟，进一步拓展服务地域，依托浙江海岸带综合地质调查成果深入助推浙江省绿水青山保护，为我国沿海蓝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高效、专业的技术支撑，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海洋地质力量！

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回升，发达经济体与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同时提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旧动能加快转换，质量效益有所提升；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成效明显。在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平稳过渡的形势下，资源环境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地质勘查工作保持了深度调整的态势，地质勘查业务在不断探索和拓展中积蓄增长的新动能。

宏观政策催化地勘持续调整

我国地质勘查行业自2013年进入调整下行阶段，2017年是进入萎缩期的第5个年头。随着国家资源环境需求结构的持续优化，矿产需求增速显著趋缓，环境保护需求显著增长，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政策趋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明显加大。宏观管理政策对地质勘查影响日益显现，地质勘查工作的投资结构、专业结构与区域布局持续调整。

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矿产勘查开采管理政策趋紧

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频繁出台，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明显加大。2017年1月，国务院发布《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要求推进国土开发、保护和整治；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7月，国务院新增17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数增至463个；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提出建立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保障责任体系。2016～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完成了对全国31省份的全覆盖，大幅提升了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

2006~2017年全国地质勘查投入变化

矿产勘查开发管理政策趋紧，探矿采矿活动约束加大。国土资源部发文启动各类保护区内矿业权清理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强化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的法律约束。新疆、内蒙古、青海、湖南等越来越多的省份出台文件，稳妥推进自然保护区内的矿业权清退。随着矿产勘查开发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不断出台，越来越多国土空间突出生态功能，矿产勘查开采空间不断减少；生态环境保护要求逐渐提高，矿产勘查开采环境成本不断加大；生态环境监管要求日益严格，矿产勘查开采环境约束力度不断加大。

地质勘查投入继续下滑，资源与环境投入一降一升

2017年，我国地质勘查投入继续下行。初步统计，全年地质勘查投入197.78亿元，同比减少20%，降幅比2016年（24.6%）有所收窄。从本轮地质勘查周期来看，2017年地质勘查投入与2012年峰值相比下降了61.2%，相当于2007年的投入水平，接近或进入本轮周期的底部区间。这说明，经过过去几年供需调整和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地质勘查结构性过剩的压力已大大缓解，地质勘查工作去产能的空间进一步缩小。

资源型地质勘查投入持续下滑，环境型地质勘查投入不断上升。全年矿产勘查投入119.00亿元，同比减少29.9%；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与地质灾害调查投入25.34亿元，同比增加0.8%。矿产勘查投入占比逐年下降，从2012年的81.2%降至2017年的60.2%，但仍然占据地质勘查工作的半壁江山。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和地质灾害调查投入占比持续上升，从2006年的3.0%升至2017年的12.8%。东部地区环境型地质勘查上升尤为明显，投入占比从2011年的12.7%快速增加到2017的33.3%，城市群环境地质综合调查、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等工作明显加快。

企业投入持续低迷，中央、地方财政与社会资金三足鼎立

社会资金投入持续下滑。2012年之后，随着地质勘查行业的结构性调整与下行，社会资金对地质勘查前景持负面展望，从而导致对地质勘查投入不断下降。社会资金对地质勘查的投入从2012年293.37亿元的峰值逐年下降，年均下降24.2%，到2017年降至70.55亿元，不足峰值时的1/4。社会资金对地质勘查投入的下降主要体现为对矿产勘查投入的下降。矿产勘查社会资金投入从2012年高峰时的281.39亿元，大幅下降到2017年的62.23亿元，年均下降25.3%。

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稳定器作用凸显。从资金来源看，2017年中央财政58.65亿元，占总量的29.6%，同比减少7.2%；地方财政68.58亿元，占总量的34.7%，同比减少16.2%；社会资金70.55亿元，占总量的35.7%，同比减少31.2%。从变化趋势看，2013年以来，社会资金大幅下跌，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投入小幅调整，占比随着社会资金投入的下跌而不断上升，对于保障地质勘查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矿种勘查投入继续分化，战略新兴矿产和非常规能源关注度持续上升

从不同矿种来看，2012年以后各矿种勘查投入呈现出三种变化趋势：快速下滑、缓慢下行趋稳、稳定上升。

煤炭和铁矿等大宗矿种矿产勘查投入持续快速下滑。2012年煤炭勘查投入高达121.91亿元，远远超过其他矿种；2012年以后呈现断崖式下滑，到2016年降至17.47亿元，年均下降38.0%（如图）；2017年上半年同比下降35.0%。2012年铁矿勘查投入49.54亿元，之后呈现断崖式下滑，到2016年降至10.28亿元，年均下降32.3%；2017年上半年同比下降37.0%。

贵金属和有色金属矿产勘查投入呈缓慢下行趋稳的态势。与其他矿种不同，贵金属矿产勘查投入在2013年达到峰值72.17亿元，之后缓慢下降，到2016年降至37.72亿元，年均下降18.9%。有色金属矿产勘查投入在2012年达到峰值115.95亿元，之后缓慢下降，到2016年降至57.84亿元，年均下降15.2%。贵金属、有色金属矿产勘查投入年均降幅接近矿产勘查平均降幅。

战略新兴矿产和非常规能源矿产勘查投入稳定上升。2016年，稀有、稀土、稀散、石墨、金刚石等战略新兴矿产投资达7.53亿元，同比增71.4%；2017年上半年同比增加26.9%。

地质勘查区域格局保持稳定，服务重点区域作用提升

地质勘查投入区域格局总体稳定。2017年，西部地区地质勘查投入111.82亿元，占总投入的56.5%，自2008年以来一直保持在60%以上，是地质勘查投入的重点区域；其次是东部地区，占比15.2%，中部地区，占比15.0%；东北地区最低，占比7.8%。从各省情况来看，地质勘查投入由高到低排名前5位的依次为：新疆（36.02亿元）、内蒙古（14.88亿元）、云南（11.33亿元）、黑龙江（8.69亿元）、青海（8.49亿元）。

地质勘查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京津冀地质勘查投入占比不断增长，投入占比从2013年的3.7%增至2017年的4.8%；中央财政投入从2015年的1.3亿元增至2017年的2.6亿元，占地质调查总经费比例从1.7%增至4.0%。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以来，中国地质调查局和京津冀地质调查部门加大了对雄安新区的投入，采取有力措施提高新区的地质调查工作程度。长江经济带中央财政投入占地质调查总经费比例总体保持上升态势，从2015年的20.8%增至2017年的21.6%。以长三角、皖江经济带等重要经济区为重点开展地质环境综合调查，为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和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基础支撑。

2018：围绕国家新需求加快转型与发展

从全球来看，2017年全球矿产勘查市场触底回升，为我国矿产勘查市场的趋稳与回调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从国内来看，2017年采矿业利润总额实现大幅增长，有利于重塑投资者对矿产勘查业的信心；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和新需求，推动地质勘查不断拓宽工作领域。但是，2018年财政政策优先确保重点领域和项目，地质勘查财政投入下行压力较大；目前已出台的相关管理政策效应或将集中显现，社会资金更倾向于持币观望。总体判断，2018年全国地质勘查工作将延续2017年的下行调整趋势，但地质勘查投入降幅将明显收窄，预计全年投入下降10%左右；地热、三稀等战略新兴矿种等矿产勘查进一步受到重视，城市地质、环境地质、地质灾害等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的地质勘查将继续拓展。

管理政策效应或将集中显现，地勘市场趋稳内生动力增强

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与矿产勘查开采相关的管理政策。2017年7月，国土资源部启动自然保护区矿业权清理工作。随后，各省纷纷出台文件对各类保护区矿业权进行清理和分类处置。总的基调是：加大生态敏感区环保力度，现有矿业权逐步退出；抬高矿业权登记门槛，自然保护区内不再新设矿业权。应当认识到，这些政策目前还是阶段性的，未来将会更加清晰：一是自然保护区数量可能还会增加；二是现有矿业权的退出政策可能会进一步细化。面对政策的不断收紧和矿业权退出标准的不确定，社会资金更倾向于持币观望，减少或暂停对矿产勘查的投入。2017年出现的矿产勘查投入与矿业市场及全球矿产勘查市场趋势“双偏离”现象在2018年可能会继续。随着政策的明朗和稳定，市场对矿产勘查的决定性作用将凸显，地勘市场趋稳内生动力增强。

一是矿产勘查投入可能将继续与矿业市场偏离。2016年初以来，标普全球金属价格指数由持续下行转变为震荡上行，特别是2016年下半年持续上涨，2017年上半年经历温和回调后又进入上行区间。上海有色金属价格指数经历了相似的上涨过程。受此影响，我国采矿业利润由降转升。2016年采矿业实现利润1825.2亿元，同比下降27.5%；2017年1～11月实现利润4434.0亿元，同比大增286.8%。矿产品价格上涨和采矿业利润上升的行情没能传导至上游的矿产勘查。矿产勘查投入2016年下跌29.3%，2017年又下跌29.9%。在矿产品价格上涨一年半之后，矿产勘查投入仍然在下行，表现为与国内矿业市场趋势的“偏离”。

二是矿产勘查投入可能将继续与全球矿产勘查市场偏离。2006年之后全球矿产勘查投入出现快速增长，到2012年达到205.26亿美元峰值，年均增长30.4%；2012年以后开始大幅下跌，到2016年年均降幅达23.8%。我国矿产勘查投入变化与全球走势基本同步，2006年～2012年矿产勘查投入快速上升，年均增长44.7%；2012年之后勘查投入开始下滑，到2016年年均降幅14.4%。但是，2017年全球矿产勘查投入同比上升14%，矿产勘查市场实现触底回升；而我国矿产勘查投入继续下行，且降幅有所扩大，表现为与全球矿产勘查市场趋势的“偏离”。

不同矿种需求增长出现分化，地勘市场随之继续分化

2014年之后，我国矿产资源消费总量增长出现转折性变化，增速由过去的快速增长转变为缓慢增长，并存在高位趋稳的倾向。

一是消费量在10亿吨级的煤炭、铁矿石、水泥等矿产品消费量先后到达峰值并出现微降。煤炭消费量于2013年达到峰值28.1亿吨标准煤；2013年以后逐年降低。铁矿石消费量在2014年达到峰值，2015年～2016年平均比峰值降低2.1%。水泥消费量在2014年达到峰值，2015年～2016年平均比峰值降低4.1%。

二是铝、铜、金等多数有色金属与贵金属消费量增速放缓。原铝消费量2002年～2014年均增长17.6%；2015年～2016年增速分别放缓至14.2%、2.7%。精铜消费量2000年～2014年均增长15.0%；2015年～2016年增速分别放缓至0.5%、2.8%。黄金消费量2013年达到高点1176.4吨，2014年～2016年在970吨上下波动。

三是油气矿产与消费量在万吨级及以下的战略新兴矿产消费量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保持不断增长的态势，石油和天然气年均增长分别为4.8%、9.1%。稀土、锂、铍、锆、铟、铼、锗、镓等战略新兴矿产消费量快速增长。

随着不同矿种需求增长的分化，不同矿种勘查投入变化也将出现分化：持续下行、波动趋稳或继续上行。

广义环境地质加快拓展，城市、地热地质等成为新增长点

贯彻落实“十九大”对地质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需求，地质工作将发生重大转变。

一是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地质、地热地质等将得到快速发展。全国城市地质工作会议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的目标任务：2020年之前，完成100个地级以上城市1∶5万基础性综合地质填图；到2025年，完成338个地级以上城市1∶5万基础性综合地质填图。地热作为绿色、清洁、安全、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日益受到关注。中国地质调查局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地热资源调查评价”列为科技攻坚战之一，重点推进雄安新区、北京通州、天津东丽地区等地热调查，为地热规模化、可持续高效利用提供支撑。

二是服务环境污染治理，水土污染调查与治理将加大力度。污染防治是中央确定的2018年三大攻坚战之一，实现污染物排放大幅减少和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对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调查等提出了迫切需求。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全面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矿区土地复垦，实施矿山复绿行动。

三是服务民生与乡村振兴，农业地质、土地质量、地质灾害调查等将受到关注。服务于“精准扶贫脱贫”和乡村振兴，需要围绕满足居民生产生活用水开展水文地质调查评价，围绕农业生产和种植结构调整开展农业地质调查，围绕食品安全开展耕地污染调查，围绕地质灾害防治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对策与建议

明确矿产勘查准入与退出政策，加强矿产勘查市场体制机制建设。在矿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和采矿业利润大幅回升的背景下，2016年与2017年矿产勘查投入连续大幅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与相关管理政策收紧与矿业权人权益保障有关，也与矿产勘查市场体制机制建设滞后有关。我国矿产勘查市场主体成熟度低、融资渠道单一、风险抵御能力低等问题突出。需要从国家层面着力推进矿业权管理政策的调整，加强矿业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加大水工环地质调查财政资金投入，稳定地质勘查财政资金来源。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幅减少矿产地质调查投入的同时，水工环和基础地质调查投入并没有得到相应增加。水工环和基础地质调查更多地为公益性地质工作，主要依赖财政投入。在社会投入大幅萎缩的形势下，中央和地方财政对保障地质勘查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显得尤为重要。保持中央财政投资不减，带动地方财政稳定投资水平，有序推进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和战略性矿产勘查工作。

加强深部矿产资源勘查技术攻关。随着地质找矿工作的进行，近地表、出露区矿产资源找矿空间不断缩小，未来几年国土资源系统将深入实施“三深一土”科技创新战略，不断加大向深部进军的力度。深部矿产勘探存在诸多技术难题，亟需研发深部探测的方法、技术与设备。

深圳国际仲裁院矿产能源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委员会代表会议近日在深圳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深圳国际仲裁院矿产能源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主任、执行主任，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彭齐鸣当选为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律协环境资源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栾政明当选执行主任。

自然资源部有关司局领导及国际仲裁员Peter Howard.Corne出席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矿业、地勘、法律、仲裁等领域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深圳国际仲裁院矿产能源专业委员会运作方案》，对2019年深圳国际仲裁院矿产能源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做了安排部署。

矿产能源专业委员会第一届成员代表合影

会议由深圳国际仲裁院副院长董连和主持。深圳国际仲裁院院长刘晓春在致辞中表示，深圳国际仲裁院矿产能源专业委员会成立是进一步落实2018年10月在天津举行的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深圳国际仲裁院和中国矿业联合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具体内容，充分利用双方各自优势搭建起一个专业化的平台，建立矿业领域专业化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借助各位矿业专家力量共同推进仲裁制度改革创新和矿业行业的协作发展，打造国际矿业纠纷解决的“中国平台”。

彭齐鸣在致辞中表示，深圳国际仲裁院矿产能源专业委员会成立非常有意义，是深圳国际仲裁院和中国矿业联合会加强紧密合作的重要举措。他说，深圳国际仲裁院是一家有国际影响的仲裁机构，是首批纳入最高人民法院“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及调解机构。按照中央的精神，以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和引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国矿业企业在参与国际合作中，由于国情或政策和法律的差异，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各种各样的纠纷，而调解仲裁又是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的重要环节，矿产能源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这项工作正式起步。下一步，矿产能源专业委员会要完善工作机制，尽快推进项目启动，了解会员和企业在海外运作和经营的实际情况，找出需要通过调解仲裁解决的问题和实例，引导企业规范经营。

栾政明在致辞中表示，矿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与法律和金融的融合，三者缺一不可。对于矿业管理者和从业者而言，不懂法律、金融而导致民事、行政乃至刑事风险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中国矿业联合会和深圳国际仲裁院以独到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将中国在矿业管理、勘查、法律、金融和评估等领域的顶级专家聚集起来，试图打造一个将矿业、法律和金融完美结合的平台，为矿业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保障。他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专家能够参与到这个平台之中，共同推进平台的建设，使之更好地为中国矿业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服务。

原标题：“生态这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图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本报记者 李 婕摄

本报西宁6月25日电　（记者李婕）青海将再创世界纪录。6月20日零时至28日24时，青海将连续9天216小时全部使用清洁能源供电，此举将打破去年该省创下的“绿电7日”世界纪录。

靠水、光、风发电，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确保安全、平衡和稳定，这是对多年来青海清洁能源发展的一次实力验证，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最好体现。

护一盆清水，润半个中国。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拥有大江河、大草原、大湿地，青海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也是观察生态中国的极佳样本。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青海正加快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转变，探索一条绿色崛起之路。

回归生态本色——“野驴、黄羊、藏羚羊、斑头雁、黑颈鹤又回来啦！”经过系统治理，青海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好转。江河源头重现千湖美景；青海湖湖泊面积相当于增加了15个西湖，有223种30余万只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全省湿地面积达814万多公顷，比2001年增加257.47万公顷，居全国首位；全省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达到88%……

保持发展绿色——青海没有海，但是有成片蓝色的“光伏海洋”。堪称太阳能资源的“聚宝盆”，青海做足“阳光工程”。打好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两张牌，不光有绿色制造工程，也有绿色惠民富民。“从前默默无闻上山庄是山上庄，于今赫赫有名头回客成回头客”，生态旅游让老山庄变了样。畜禽养殖、粮油种植、果蔬、枸杞沙棘……高原生态农牧业拉起青海绿色产业链。

探索体制特色——在玛多县黄河源头牛头碑所在地，二十出头的藏族年轻人正日夜守候黄河之源的山头。他们的特殊身份是生态管护员，管护高原家园和草场的一草一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以来，体制探索创新不断。自然保护区禁止旅游、生态区开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干部考核实行生态环保导向……青海立下许多生态规矩，用严密法治和制度创新强化执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很有启发意义，是站在更高层次上对重构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深邃思考。它所带来的发展方式转化，也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荷兰阿姆斯特丹商学院教授弗朗索瓦这样说。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已经成为青海人的共识。正如一位当地藏族干部说的，“生态这件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人，好好地干。”

青海湖一角。李晓英摄

看生态中国，绕不过青海。

拥有大江河、大草原、大湿地，青海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又因其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高寒干旱区，青海生态格外敏感脆弱，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何在发展中最大程度发挥生态价值、履行生态责任、挖掘生态潜力？

6月上旬，正是青海大地绿色萌动的时节。记者看到，从城市到乡村，从牧民草场到产业园区，从山之宗到水之源，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过程。回归生态本色，保持发展绿色，探索体制特色，从经济小省到生态大省、生态强省，大美青海正在探索一条绿色崛起之路。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回归生态本色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西宁蚊子多啦！”刚上车，青海民间环保人士，有“中华对角羚之父”称誉的葛玉修就讲起了他的新发现。蚊子，这种不招人喜欢的动物，却是青海省会西宁生态好转的直接证明。“一是水源涵养好，空气湿度大了；二是绿化好、植被更多了。”葛玉修说。

蚊子从无到有、由少变多，见证的是在高寒干旱条件下，西宁在生态保护上付诸的努力。

今天的西宁市，拥有近30万平方米梯级景观水面的湟水河穿城而过，水流不息。清晨，市民在河岸两边往来晨练。“河水比以前更干净，母亲河越来越好了。”正在清理河道的周大叔对湟水河充满感情。

早些年，因为城郊排污口直排河道，加上水量季节性不足，周边山洪沟道泥沙入河，湟水河一度浑浊不堪，城区不少河段更是浅滩裸露。要还百姓“水清、流畅、岸绿、景美”！西宁启动湟水河治理，仅2016年城区段就投资4.3亿元，7.6公里河道实现清浊分流，景观水面连续蓄积，河水水质国控达标。“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观正成为现实。

不仅是湟水河，放眼整个青海省，长江、澜沧江、黑河、黄河干流以及湟水河出省境断面水质均实现稳定达标，全省湿地面积达814万多公顷，比2001年增加257.47万公顷，居全国首位。

“三水横穿，两山对峙”，西宁市的南北两山，同样满载故事。“70年代我刚到青海的时候，两座山都是光秃秃的，完全无法想象如今的林木繁茂。”葛玉修说，他是看着西宁的两座山一点一点绿起来的。

“别地儿插根筷子都能活，而在这里，树长3年没死才是真活了。”这是青海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让树活下来，让山绿起来，这几乎是让老一辈人都头疼的难题。1989年，西宁南北山森林覆盖率仅有7.2%，而到去年，这个数字是79%。

在今天的山坡上，能看到许多梯田一样的小格子，每个方格里种上植被，这样雨水可以就地积蓄、滋润幼苗。种树还在继续，新的手段也在不断探索中。2016年4月，西宁市开始全国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确立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治山、理水、润城”。关于治山，西宁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沈敏说，“一个原则就是‘水不下山，泥不下沟’。”

就是经过这样一土一寸的山水治理，西宁城市有了蚊子。而青海的高山、草原、湖泊里，则有了更多珍稀野生动物。

看！野驴、黄羊、藏羚羊、斑头雁、黑颈鹤……从海南藏族自治州一路行车驾驶到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多县，沿途会翻过日月山，这里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线，一幅青海的珍稀物种图也随之徐徐展开。

“以前没有的动物开始出现了，以前很少见的现在开始成群出现了。” 三江源黄河源园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生态保护站站长马贵说。这里是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与动物一同回来的还有玛多县的“千湖美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鄂陵湖和星星海，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地就在此处。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江河每年向下游地区供水600多亿立方米。

谁能想到，上世纪90年代，过度放牧和全球气候变暖一度导致玛多县自然生态急剧恶化，至2005年，玛多原有的4077个湖泊半数以上消失无踪，草原上裸露的黑土滩不断扩大。

正是从这一年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启动，沙化治理、禁牧封育、退牧还草等项目悉数实施。截至目前，累计在草原植被恢复、沙漠化治理等生态修复领域投入资金183.5亿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与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前的2004年相比，三江源地区各类草地平均覆盖度增加11.6%，荒漠化面积减少近500平方公里，整个三江源水资源量增加近80亿立方米，相当于增加了560个西湖。

回归生态本色，青海全省措施有力，收获满满——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好转，青海湖湖泊面积相当于增加了15个西湖，湟鱼资源量为上世纪80年代保护初期的近30倍，有223种30余万只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可可西里申遗成功，创造了中国最大、全球海拔最高的世界遗产地新纪录；全省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达到88%；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启动……

青海省委书记、省长王建军强调，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维护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青海人的努力。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

聚力绿色发展

做好生态保护，不是不要发展。

青海的省情有一对“大小”之辨。“大”，是指青海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省（不包括自治区）。“小”，是指青海是经济总量最小的省。

72万平方公里，近600万人口，生态重省青海也面临如何更好发展、如何处理保护和发展关系的问题。

据专家初步测算，青海生态资产总价值达18.4万亿元，占全省总资产的82.7%。青海经济发展，也要围绕生态做文章，青海省负责同志思路清晰。

2017年，青海提出加快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转变。其中的要义就是放下经济总量小的包袱，把生态文明理念牢固树立起来，把高原生态农牧业、新能源产业、生态文化旅游业等生态产业打造起来，打好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两张牌。

绿色发展，青海以循环经济为主攻方向，大力实施绿色制造工程。

在青海广袤的土地上驱车驰骋，蓝天白云竞相追逐，不留意间，却会置身一片光伏的“蓝色海洋”。空气稀薄、透明度好，光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青海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是全国太阳能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条件最优的地方。尤其是柴达木盆地、共和等地，堪称太阳能资源的“聚宝盆”。

青海做足“阳光工程”。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太阳能生态发电园区，自2012年以来已有40多家企业入驻，年平均发电量达50亿千瓦时。位于共和县塔拉滩黄河公司产业园内的龙羊峡水光互补光伏电站，更是解决了光伏发电间歇性、波动性和随机性的难题。这个全球最大的水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通过电网调度系统自动调节水电发电，实现水电和光伏发电的互补，从而获得可靠的电源。2016年11月，借助这个项目，青海清洁能源首次跨区外销到江苏。

在黄河公司产业园内，还有牧民的牛羊成群。“光伏电站建起来，草场也变绿了。”国家电投集团黄河公司海南新能源发电部维护中心副主任宦兴胜说，他们监测发现，光伏板让风速减小了50%以上，蒸发量减少了30%以上，草地的水源涵养量大大增加。荒漠变成了草场，于是有了园区和牧民的合作，养出了“光伏羊”。

既有经济效益，又能助益生态，这是青海发展的重点产业。去年“青洽会”期间，青海创造了全球清洁能源连续使用168小时的纪录。截至2017年底，青海太阳能发电量居全国第一，集中式光伏电站装机容量居全国第二。

绿色发展，不光有高大上的科技产业，也有接地气的乡村生计。“从前默默无闻上山庄是山上庄，于今赫赫有名头回客成回头客”。生态旅游，就让西宁市湟中县土门关乡上山庄村彻底变了样。记者到访时，2800多亩的山头上，“早熟”的薰衣草已经成片绽放，到6月中下旬，这里就是一片花海。

去年，返乡的本村人周玉财牵头成立青海祥泉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投资3600万元开发了乡村生态旅游。土地租金、务工费、生意钱……随着游客往来，老山庄有了人气，原来的重点贫困村家家户户有了活计。

“150多户的村子，往年有时候一年娶不上一个媳妇儿，去年一年村里娶了七八个！”土门关乡党委书记党海云说，村里环境好了，村民收入多了，精气神也大不一样了，这是旅游加生态饭。周玉财说，“生态旅游加扶贫，能让企业有发展，让上山庄有长久的收益。”

虽然深居内陆，气候高寒，但先天的“劣势”和潜在的生态优势正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清洁能源；高原旅游；牦牛、藏羊、果蔬、枸杞沙棘等高原特色现代农牧产业正拉起青海的一条条绿色产业链。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严立生态规矩

不论是生态保护还是绿色发展，要立足长远，都离不开制度和体制的保障。在青海，就有许多生态的规矩。

为了防止破坏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今年5月底，玛多县政府向全社会发出通告：禁止一切社会团体、单位或个人进入扎陵湖—鄂陵湖、星星海自然保护分区开展旅游、探险活动。这意味着当地随之放弃了相关旅游收入。

去年，青海省印发《青海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对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和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进行严格的产业准入限制。这意味着舍弃对生态不友好的经济效益，从源头上做污染管控。

发展更重生态，这在青海有制度撑腰。就在不久前，青海调整2018年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取消8个省级农产品主产区所属县（市、区）和2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属县的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4项考核指标，实行以生态环保和脱贫攻坚为导向的差异化考核机制。

发展更重生态，青海还有不少体制探索。在黄河源头牛头碑所在地，四位二十出头的藏族年轻人正日日守候黄河之源的山头，他们是当地生态管护员，这里一草一木的变化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是一个不小的群体。藏族人索索也是其中一位，在自家3.5万亩草场上，他既是主人，也承担生态管护的工作。“每天在草场巡逻，看水上的草、看水底的鱼。现在环境卫生好起来，动物多了，草场也变好了。”当上生态管护员，索索每个月还能领到1800元的工资。

“生态管护员最初是将生态保护和精准扶贫结合在一起，发展到如今，早已经成为生态、党建、民族团结、精准扶贫、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稳定六位一体的载体。”生态保护站站长马贵说。截至2017年底，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已设置生态公益岗位10051个，户均年收入增加21600元，其中一半以上是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

这只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一个细节。2015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从此，三江源正式走进国家公园时代。

挂牌成立以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全力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并对3个园区所涉4个县进行大部门制改革，解决“九龙治水”和监管执法碎片化问题。例如，玛多县将原有的国土、环保、水利等部门一并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统一下设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原各部门执法机构被整合组建为管委会资源环境执法局。再例如，青海省首个专业法庭——玉树市人民法院三江源生态法庭设立运行。

“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改革，青海将继续坚持试点先行和整体推进相结合，落实和深化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生态环境监管、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生态补偿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王建军说，青海要探索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从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到万千牧民小家的草场管护；从高原的大山大湖到城市的一草一木，围绕着生态的保护、发展和改革正在青海大地上徐徐展开。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已经成为青海人的共识。正如一位当地藏族干部说的，“生态这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人，好好地干。”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8年06月26日 第 03 版）

为营造廉荣贪耻、风清气正的良好文化氛围，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2018年5月17日下午，地调局探矿工程所组织干部职工到中国法院博物馆进行廉政参观学习，接受廉政教育。探矿工程所纪委书记及3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

博物馆设有三个基本陈列展厅、七个专题展厅、三个普法互动区和一个法制影视放映厅，展览内容丰富。大家在专业讲解员的指引下，依次参观了各个展厅。在“全面依法治国，走向伟大复兴”的主题展厅里，全面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审判工作。在众多典籍档案资料、馆藏精品和图片影像中，大家深入了解了我国源远流长的司法历史，以至人民法院开启的中国司法历史新篇章，从鲜活的古今中外典型案例中，深刻认识了司法的威严与公平正义，体味到法治文明的丰富内涵与精髓。

整个参观活动组织周密，职工参与热情高。大家纷纷表示，这次参观活动内容丰富，很多都是以前未闻未知的，通过参观开阔了视野，拓宽了知识面，尤其对我国司法史的了解和建国以来重大典型案例的剖析，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法律意识，强化了廉洁自律观念，收获颇丰，希望以后多组织些这样的活动。

新华社北京２月２８日电 题：新气象，开创民主法治新局面——从２０１８年两会看全面依法治国新实践

新华社记者杨维汉、罗沙、丁小溪

新华社记者 卢哲编制

坚定不移走全面依法治国之路，让人民更好地当家作主。

踏着春天的脚步，５０００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将聚首北京，履行职责、共商国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吹响全面依法治国号角，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民主法治建设指明方向。亿万人民满怀期待，党的十九大后的首次全国两会，必将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迈上新的征程、呈现新的气象。

标定民主法治建设新方位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历史性突破，为新时代民主法治建设标定下鲜明的历史新方位。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

坚强的领导核心，是民主法治建设的根本保障——

“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这一表述，因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引人瞩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头崇尚法治、践行法治，形成一系列法治建设新理念……五年多来，我们党运用法律手段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团结带领人民开启民主法治建设新征程。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民主法治建设始终不变的底色——

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国务院各部门牵头办理人大代表建议７４７１件，政协委员提案３６６５件，并已全部按时办结。

从基层立法联系点让百姓心声直达国家立法机关，到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让人民更有效监督宪法法律实施；从协商议政新格局汇聚各方智慧，到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发展集纳睿智良策……五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倾听民声、广集民智，“中国式民主”日益展现出旺盛活力。

依法治国，确保经济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在全球安全风险不断攀升之际，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外国人艳羡的“平安绿洲”。

五年多来，立法工作回应时代命题，引领国家发展，更加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意愿。司法体制改革动真碰硬，着力破解一切阻碍公平正义的顽瘴痼疾。法治政府建设集中发力，促进经济社会活力进一步迸发。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筑牢制约权力运行的法治“笼子”……

“监察法草案已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即将提交全国人代会审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徐汉明说，“制定国家监察法、设立国家监察委，将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打下更坚实的制度基础。”

顺应民主法治建设新要求

顺应时代发展、回应时代关切，是民主法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婚姻法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引发的“离婚后被负债”问题，近年来引起社会广泛讨论。

最高立法机关２０１６年以来收到近千件公民提出的审查建议；２０１７年全国人代会上，４５位代表提出建议，要求对司法解释规定进行审查；２０１８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的最新司法解释。

从“一方负债二人背”到合理界定共同债务——规则的修改折射民主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凸显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民主法治的需求、对法治品质的要求、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对安全保障的法律依赖等，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对民主法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说。

人民期待权利有保障、权力受制约、公正可预期的良法善治，期待对自身发展能有更长远的预期和更持久的信心……

踏上新征程，民主法治建设更加强调保障人民权益。

从实施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破解“民告官”难题，到编纂民法典保障人民权利；从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方便人民群众依法表达诉求，到构建中国特色轻罪诉讼制度体系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人民权益靠法律保护、法律权威靠人民维护的良好局面正在加速形成。

促进新发展，民主法治建设为社会进步汇聚正能量。

从完善经济立法、助力创新驱动发展，到夯实市场监管制度，健全法治化营商环境；从各级人大代表积极履职尽责，到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双周协商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热点……促进改革发展蹄疾步稳，谱写更加靓丽的成绩单。

面对新变化，民主法治建设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推进乡镇人大工作和建设，健全村民自治组织，探索符合实际的基层民主形式，钱咋花、事咋办，大家说了算，基层民主建设焕发出蓬勃生机……在制度的框架内，人民的民主权利有序行使，画出最大同心圆。

人民意志是推动改革的力量源泉，民主法治是维护人民利益的制度保证。今年政协大会将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草案，进一步完善协商议政格局，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我国协商民主呈现多层次、制度化发展态势，将有序参与、平等意识、民主监督、科学决策、协调各方、和谐发展等融为一体，其核心就是凝聚广泛共识，求取人民意愿的最大公约数。”全国政协委员朱晓进说。

破解民主法治建设新课题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

党的十九大擘画了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壮美蓝图，顺应新要求、把握新机遇，法治中国建设进入新时代。

——让民主法治更好保障经济发展。

２月１２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国徽高悬、气氛庄严。审判长孙华璞敲响法槌，备受关注的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再审一案正式开庭。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最高法决定人民法院再审３起重大涉产权案件，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党中央以法治方式护航改革发展的坚定决心。

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避免公共决策“拍脑袋”“一言堂”；公布全国所有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各级政府运用民主法治思维和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让创业干事的市场环境日益清朗。

——让民主法治更好守护安居乐业。

这个冬天，哈尔滨市部分城区比以往早１０天供暖试运行，居民提前入“暖冬”。这一转变，源起于黑龙江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的８件提案。

“民主党派提交的民生提案，得到了政府回应、企业响应、群众点赞。”民盟黑龙江省委秘书长李福生由衷地说。

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民主法治建设必须让人民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雷霆之势拉开序幕，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聚焦生态环境和食药安全，各级法院加强民生案件审判执行……人民群众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正在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让民主法治更好捍卫公平正义。

“于欢故意伤害案”从二审开庭到宣判，山东高院通过微博进行了全程直播，大量庭审细节、案件关键信息第一时间通过网络清晰呈现在人们面前，恰如一场“全民法治公开课”。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

网络直播庭审让公平正义“看得见”，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突破３００万件，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更好化解民忧、维护民利，公共法律服务覆盖城乡各领域各群体……司法民主有序扩大，民主法治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法治与民主的深刻内涵得以彰显，让人民对公平正义的信心稳步提升，值得点赞！”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明说。

——让民主法治更好为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

从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到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到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党的十九大奏响新时代法治最强音。

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努力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更加注重改进执法司法方式，努力营造公正、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为民主法治建设打造新动能、开辟新境界……民主法治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实支撑。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２０１８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必将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凝聚更加磅礴的智慧与力量！

橘子洲大桥是长沙市首座横跨湘江的大桥，原名长沙湘江大桥。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当年，毛泽东立在橘子洲头，写下了著名诗篇《沁园春·长沙》。

湘江是湖南省的重要河流，由于湖南是著名的有色金属和非金属之乡，湘江也经历了从污染到治理的蜕变之路。“十多年来，与其他环保志愿者到湘江各排污口明查暗访不下400次，并多次对湘江排污口污水，湘江断面水、自来水厂管网进行抽样检测，抽取水样数千瓶，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与珍贵数据。”湘潭环保协会创始人之一的王国祥对湘江的污染深有体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王国祥通过查阅资料、虚心向专家、学者请教，掌握了污染及其防治知识，并结合实地考察情况，较为全面了解了湘江污染情况，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暗访、暗查沿江所有排污口。

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每一步可谓举步维艰。为了弄清企业偷排的规律，60多岁的王国祥在寒风凛冽的冬日，穿着军大衣在租来的小木船里熬过通宵；在株洲霞湾港，几次差点掉进几丈深的水流湍急的排污港，甚至有一次一只脚已经踩进水中，幸亏紧紧揪住了岸边的草藤才化险为夷；为了找到隐蔽的排污口，他陷入过“沼泽地”；每次检查完排污口之后，污水的臭气总是熏得他头昏脑胀，恶心难忍。

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家及湖南省政府也加大了湘江的治理力度，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并已谋划出第二阶段的工作思路。

治理政策支持力度加大

2011年，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环保部批复《湘江流域重金属法治治理方案》(下称《方案》)，这是迄今为止全国第一个由国务院批复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试点方案。

《方案》涉及湘江流域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郴州、娄底、岳阳、永州八个市，明确了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衡阳水口山、郴州三十六湾、娄底锡矿山、长沙七宝山、岳阳原桃林铅锌矿七大重点区域，提出了民生应急保障、工业污染源控制、历史遗留污染治理三大重点任务。

《方案》提出了2011年至2015年治理工作目标：重金属行业清洁生产水平显著提高，80%的企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在2008年基础上，涉重金属企业数量减少50%。重金属排放量削减50%；湘江水质稳定不达标，环境质量得到改善。5年来，中央、省级财政累计投入64亿元资金，用于郴州三十六湾、衡阳水口山等8个重点区域和一批重点项目污染整治，湘江流域关闭、淘汰退出企业1147家，完成570个重点治理项目。

2013年9月，湖南省政府将湘江保护和治理列为“一号重点工程”，决定从2013年到2021年通过连续实施三个“三年行动计划”，以“堵源头”、“堵源头与调结构并举”、“巩固提升”为三个阶段目标，通过三个阶段目标的实现来确保湘江水质，实现江水清、两岸绿、城乡美的美好愿景。

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即2013年至2015年，湖南省先后投入资金350多亿元，实施整治项目2114个。

“湖南省政府成立了以省长为主任、分管副省长为副主任，相关省直部门和流域8市政府负责人为成员的湘江保护和治理委员会。省长多次亲自主持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赴流域内各地特别是重点区域检查指导。省政府与沿江各市签订目标责任状，将‘一号重点工程’纳入政府绩效考核重要内容。”在今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湖南行到达长沙站时，湖南省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省委省政府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湘江各市、县市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齐心协力，把湘江保护和治理摆上议事日程，真正作为“一号工程”来抓。

多措并举 综合施策

虽然污染的是湘江的水，但污染源在岸上，治理要瞄准岸上的污染源。湖南省政府通过创新污染治理机制，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引入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完善环境监管机制，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治理湘江。

在创新污染治理机制方面，湖南省根据不同的污染成因和治理重点，探索建立重点区域污染治理多方协同机制。由当地政府负责，国土、环保、水利等省直属部门牵头，分别指导株洲清水塘、衡阳水口山、湘潭竹埠港、郴州三十六湾、娄底锡矿山5大重点区域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探索生态补偿机制方面，湖南省财政厅和湖南省环保厅联合制定出台了《湘江流域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实施方案》，推动湘江流域的19个县市区纳入国家和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统筹，落实差别化考核政策，取消了对79个限制开发区域人均GDP的考核。在湘江上游东江湖流域资兴、汝城、桂阳、宜章4县启动了划定生态红线试点。

在引入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方面，湖南省推进了阶梯水价、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绿色信贷、环境责任保险、政府绿色采购、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等方面的改革。创新融资模式，在全国率先发行重金属污染治理专项债券，加大社会资金筹措力度，通过设立投融资平台、采取PPP模式与环保上市公司合作融资，以及通过BOT、BT、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多渠道筹集污染治理资金。

完善环境监管机制，以实施新环保为契机，按照“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原则，实行网格化环境监管，对流域内所有排污单位纳入排查整治范围，开展“有计划、全覆盖、规范化”的执法检查。省级和流域内大部分市县建立了由环保部门和公安、法院、检察机关组成的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联席会议制度，出台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意见》，有效强化了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在曝光环境违法行为的同时，强化环保新闻舆论正面引导，加大环保宣传教育力度，营造人人参与环保的格局。2006年，王国祥联合40多名代表提交了《关于治理湘江湘潭段隔污染保障人民饮水安全的议案》，引起了湖南省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2006年5月29日，湘潭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专门审议通过了《关于保障全市人民饮水安全的决定》。10年来，王国祥多次向市人大提交建议议案，十几次向来潭视察的全国及省人大代表反映情况。在王国祥的带领下，200名湘江“绿色卫士”和环保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强化对湘江沿岸的排污企业和污染排放行为的监督检举，使企业的生产和排污行为在公众监督下阳光进行。

第一阶段治理工作成效明显

“通过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基本堵住了湘江污染的源头，初步构建了污染防治的长效机制，有力保障了水资源、水生态、水安全。”

对此，湖南省政府有关负责人进一步指出，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产业转型升级明显加快。通过关闭淘汰涉重金属企业，涉重金属“散、小、乱、差”的局面得到有效改善，湘江干流500米范围内2273户规模畜禽养殖场全部退出。同时通过堵截疏结合，积极引导、支持优势企业入工业园转型升级，不仅使原有的重化工得到了改造提升，还腾出空间发展引进了大批科技含量高、环境影响小的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制药、商贸流通等等，尤其是通过污染治理也带动了节能环保产业加速发展，近年来全省环保产业连续保持25%左右的增长速度。

二是污染减排效益有效释放。通过治理，2015年湘江流域8市COD排放总量比2012年减少3.63万吨，氨氮减少0.75万吨。流域内废水废气中共削减重金属排放322吨，削减了37%，为湖南省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二五”总量减排目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三是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近三年，湘江干流18个省控断面水质连续达到或优于III类标准，其中重金属镉、铅、六价铬、汞和砷的平均浓度逐年下降，2015年各因子较2012年分别下降54.6%、52.8%、36.8%、15.1%、4.4%。支流24个省控断面达到或优于III类标准的比例逐年上升，2013年为79.2%、2014年为87.5%52.8%、2015年为91.7%。流域内环境风险和环境污染信访投诉也逐年大幅下降。

“经过近3年的努力，既加快了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衡阳水口山、郴州三十六湾、娄底冷水江等老工业区的转型步伐，又促进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该负责人表示，让广大百姓切身感受到水更清、山更绿的变化，真正享受到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的成果。

最终实现湘江水质全面好转

尽管湘江保护与治理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例如，工业园区、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老工业区整治还有不少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保护与治理的体制机制有待加快完善，资金瓶颈日益凸显。

据悉，2015年12月26日，湖南省省长亲自主持会议，部署了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2016年4月，湖南省政府正式印发《湖南省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实施方案》，整体思路是：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进一步强化源头控制，水陆统筹，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两手并重，“治”、“调”并举。实施中坚持政府市场协同，注重改革创新；坚持全面依法推进，强化制度建设；坚持落实各方责任，严格考核问责；坚持全民参与，做到人人有责，形成“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良好工作格局，为全面完成三个“三年行动计划”奠定坚实基础。

“整体目标是实现‘四个全面，一个好转’。”湖南省政府有关负责人进一步解释，一是全面深化工业企业污染整治，依法关停取缔种类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装备水平低、环保设施差的严重污染企业，基本完成产业园区外重化工企业搬迁入园和园区循环化改造；二是全面治理干流和主要支流两岸城镇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置率达到90%以上，全面取缔入江非法排污口，基本完成重点不达标支流的治理，地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控制在10%以内；三是全面实施流域内各县市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达到全覆盖，实现国家提出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主要目标要求；四是全面完成重点区域企业搬迁、关停和遗留固废治理，构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模式和典型经验，最终实现湘江水质全面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