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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家品,教授级高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探矿工程所)海洋地质调查钻探室(金刚石钻头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远大抱负”,“碰到问题就解决问题,这就是工作的最大意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自认为“没有抱负”的人,却被评为中国地质调查局杰出人才。

    在中国的油气钻探领域,蔡家品的名字几乎就是一张名片,不认识他的人很少。地质人长期在野外工作,身上难免会有些江湖习气。在油气钻探这个江湖中,大家都直呼他“老蔡”,钻探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想到的总是“赶紧把老蔡喊来”。

    蔡家品一直致力于钻具的研究,他带领团队研制的海洋地质调查取样工具及天然气水合物保温保压取样钻具,解决了我国在深水及超深水取样难的问题,均为国内首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国外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为我国在海洋地质调查、资源勘查(含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及工程勘察提供了技术支撑。

    此外,团队研制的孕镶金刚石钻头,有效解决了在地质及油气勘探开发中,钻头寿命短和机械钻速低的难题。特别是大直径的孕镶金刚石钻头,已成功替代国外同类产品,成为国内施工方的首选。

    在项目实施技术创新研发中,蔡家品始终重视青年技术人员的成长,强调团队意识,已初步建设一个在碎岩工具和海洋取样技术方面(特别是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取心技术方面)技术一流、凝聚力和战斗力强的优秀团队。

    最初的追求是跳出农门

    约访蔡家品,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记者从约访到采访成功,经历了40多天的时间,因为他实在太忙,总在野外帮地勘单位处理一些钻探上的难题。可以说,在钻探领域,他已经“玩”得风生水起,很难有时间歇息。

    那天,记者好不容易“逮”着他了,见面时的蔡家品,不免显得有些疲惫。但即使是这样,记者也不可能放过这难得的机会。

    老蔡也乐于奔跑,手机一响,立刻就打包走人往机场赶,一年到头在办公室也待不了几天。这样的生活状态,他早已经习惯了。就像他说的,在北京待上几天没有电话接,心里反而空空的,有点儿无所事事的焦虑。

    这就是蔡家品,一个忙碌得坐不住的人,一个把忙碌当乐趣的科技工作者。

    实际上,就像许许多多农村长大的孩子一样,要说那时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追求,未免有些虚伪,发奋念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跳出农门。蔡家品来自湖北农村,之所以认为自己没有远大的抱负,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只要是拿工资吃饭,在农村人看来就是有出息了,再说农村长大的十几岁的孩子,没有什么见识,谁会去计划将来会干什么呀。”

    海上作业中的蔡家品

    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抱负,1984年,蔡家品高考结束,加之分数不算太高,高中的授课老师让他填报个地质类的专业,说这样容易录取,将来也好找工作。于是,他就听了老师的,填报了成都地质学院探矿工程专业。从此,他便与探矿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大学学习期间,蔡家品越来越觉得这个专业很有意思,因为年轻人都有一种放浪的心理,将来毕业了,可以一天到晚泡在野外,纵情于山水,诗意而又浪漫,多美的差事呀。于是,他发奋学习。1988年,蔡家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了原地质矿产部探矿工程研究所。

    蔡家品很感激高中时的授课老师,他确实没有骗他,学地质类专业不但好找工作,而且还被分配到了一个在北京的国家部委所属科研机构,在成都上学,能进北京,已经很了不起了,他觉得自己简直太幸运了。

    进了国家部委的科研机构,担任超硬材料研究室助理工程师,同届毕业的同学们的羡慕是可以想象的,蔡家品也觉得自己不是一般的牛,有点平步青云的眩晕,一股为国奉献青春的豪情油然而生,这种感觉真是爽极了。

    跟探工所三十年的不了情

    到今年为止,蔡家品在探矿工程研究所已经摸爬滚打了整整30年。弹指一挥间,蔡家品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长成了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从小蔡混成了老蔡。

    实际上,蔡家品也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高尚,多么有热爱事业的情操,在探矿工程所改制的时候,他也一度想过逃离。要知道,一个被财政拨款养着的科研机构,突然要改成到市场上找饭吃,这种心理的撞击是难以形容的。

    20世纪90年代,是地勘行业的低谷,尤其是地勘单位属地化,钻探任务锐减,很多打钻找矿的专业技术人员,受生活所迫,靠副业养家糊口,养鸡的养鸡,养猪的养猪,彼时的状况,让一直致力于钻具研究的蔡家品,心里油然而生出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没落感。

    此时,科技体制改革,原地质矿产部探矿工程研究所更名为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看似改变不大,干的活也还是原来的活,但这样的改变,却将一个铁饭碗变成了一个泥饭碗,随时可以摔破的。能不能在市场上找到饭吃?这样的恐慌与疑惑,一时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是去?是留?对于还是踌躇满志的蔡家品来说同样是种折磨。而此时的蔡家品,已经是超硬材料研究室主任助理、工程师,到外面不可能找不到待遇更好的工作。当时,探矿工程研究所正在搞金刚石钻头技术的研发,作为所里钻头技术研发的中坚力量,一旦离开,于单位于个人,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所里的领导早就看穿了蔡家品的心事,当面找他聊了很长时间,并语重心长地跟他说:“小蔡呀,留下来吧,拨开云雾见天明,这里才是你施展才能的地方。”

    人在彷徨的时候,是需要一个长者赋予精神力量的。加上对一起共事多年的同事们的不舍,蔡家品于是也就留了下来,这一留就留到了现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30年。

    有幸觅获一得力助手

    搞科研工作,能获得一名得力助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阮海龙的到来,如同激活一池春水,让蔡家品的团队一下子更加活跃了起来。

    阮海龙,高级工程师,探矿工程所海洋地质调查钻探室(金刚石钻头技术研发中心)副主任,中国地质调查局优秀人才。

    阮海龙并不觉得自己干的事有什么高大上,他认为,研发出来的东西,能解决实际问题,能拿到市场上利用,能为单位赚钱,说得漂亮一点,就是成果转化能生出效益来,这事就算妥了。

    蔡家品深知,搞科研要有一个多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互相密切配合的创新团队,并付诸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努力。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但由多个个体组成一个知识结构合理、团结的战斗力强的团队,就可以发挥巨大的能量。

    阮海龙在海洋地质十号钻探船上

    阮海龙是个80后,2006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钻探专业,在随后读研的几年中,一直跟随在蔡家品左右。阮海龙出生于浙江农村,之所以爱上钻探专业,很多的想法与当初蔡家品大学时代的想法几乎不谋而合。后来参加工作后,才知道一切并非想象中的那么浪漫,那么有纵情于山水之间的诗情画意。

    研究生毕业后,阮海龙留了下来。对于自己专业的发挥,他觉得这是个再好不过的平台,加上蔡家品像老大哥一样对他的关爱,工作配合起来的那种“心有灵犀”的感觉,让人特别爽。很快,阮海龙就成了蔡家品团队的得力干将,并挑起了副主任的重担。

    从某种意义上讲,蔡家品和阮海龙的组合,几乎是天撮之合,这也为后来这个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积累了创新的能量。这个科研团队一共15个人,大多都是80后,最小的1992年出生。

    年轻人的思想总是活跃的,科学有时就需要年轻人的浮想联翩,灵光一闪中激发出新的解决方案。每逢技术讨论会,蔡家品和阮海龙最喜欢干的事,就是让年轻人争吵起来,因为人在激烈的争论中脑子会飞速旋转,激发出隐藏于大脑中最潜在的智慧。

    决不能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

    探矿工程所一直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科研方向,近些年来,特别在服务油气钻探领域发挥了积极作为。研制的孕镶金刚石钻头有效解决了在地质及油气勘探开发中钻头寿命短和机械钻速低的难题,特别是大直径的孕镶金刚石钻头,已成功替代国外同类产品成为国内钻探队伍的首选。

    1999年~2001年,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人员首次在南海西沙海槽发现了显示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的地震异常信息(似海底地震发射波“BSR”)。200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专项。

    尽管随后我国在海域天然气水合物钻探上获得一系列突破,但令人尴尬的是,我国海底钻探取样却一直依赖于国外技术,国内几乎没有哪一家机构在此项技术上有所进展。因此,不得不让外国人随意开价。

    团队合影

    眼睁睁地瞅着外国人收取那么高的价钱,而中国人又毫无办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作为从事钻具研究近二十几年的科研团队的带头人,蔡家品心里很不是滋味。其实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一定要打破外国人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把国外同类技术挤出去,这钱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挣。

    实际上,对海洋钻探取样技术的了解,蔡家品最早是通过参阅了DSDP、ODP、IODP及IODP-china等网站与书面文献的大量资料,了解了国外在深海钻探技术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当时他还在想,他的团队一直在陆地搞钻头和取心工具,什么时候也拓展到海上去发挥探矿工程研究所应有的作用。

    谈及被外国人卡脖子的事,作为蔡家品团队副手的阮海龙,脑子里多次泛起那个场景。那是一次随船出海的钻探作业中,几个帮忙取样的外国人,突然停下手中的活,将项目组的负责人叫过来,咕噜了一阵后,微笑着把旁边的其他人都驱赶开,然后才实施取样作业。

    阮海龙打听到,刚刚的一阵咕噜,是外国专家在关键的时候故意捏你一把,要求项目组提高取样价钱。事情都到了这个份上,不答应的话,之前的作业等于是废了,项目组只好答应了外国技术人员的要求。之所以把其他人都驱离,就是为了对中国人严格保密,不想让中国人看到他们的作业程序。作为一个钻探专业的毕业生,阮海龙内心被深深地刺痛,同时也滋生出深深的责任感,“这活应该由我们来干。”

    机会终于来了,2010年8月,中海油服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子课题“深水随钻取样器设计和制造技术研究”负责人找到了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经过多次深入交流,最终同意由蔡家品的团队来承担这个课题。

    不久后,又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传来好消息,为解决海洋钻探取样难题,中国地质调查局设立专项资金,将《海洋地质调查钻探取样器具及工艺研究》列为科技攻关项目,起止时间为2011年1月到2012年12月,蔡家品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的实施。

    这真乃好事成双。蔡家品和阮海龙以及他们的团队尽管异常兴奋,但这样的科研项目,能否在短期内取得突破,心里实在没底。

    此时,从接手中海油服“深水随钻取样器设计和制造技术研究”课题,距项目结题时间不到一年(这个项目计划是3年),而且研制的随钻取样器要通过海试应用。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团队经过慎重考虑,最终接下这项任务,因为这是他们下海非常难得的机遇,也是拓宽他们技术领域绝佳的机会。

    经过团队的共同努力,2012年4月,从海洋石油708号深水工程勘察船传来好消息,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研制的TK系列深水随钻取样器搭载海洋石油708号深水工程勘察船,在中国南海番禺区块水深约200米、6级风、涌浪3米的条件下,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了孔深10米(PY34-1-PL10-BH)全孔取样作业和孔深300米(PY34-1-CEP-BH)分段取样作业,一举打破我国海洋钻探船钻孔深度、取样深度两项纪录。

    本次试验还检验了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为海洋钻探取样专门研制的抗涡动金刚石复合片钻头。结果表明,该钻头在作业过程中钻进效率高、成孔质量好、地层适应性强,完全满足海洋钻探各种复杂工况的要求。

    这意味着,这项由国外垄断的深海钻探取样技术,已被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彻底打破,取样成本只接近外国专家取样的一半。

    保温保压取样钻具破题

    天然气水合物是甲烷气与水在高压低温条件下类冰状结晶物,大家形象地把它叫做“可燃冰”,一旦温度升高或压力降低至一定程度,甲烷气则会逸出,固体水合物便趋于崩解。如利用常规取心(非保压取心)设备将含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从海底取至海面时,压力或温度的变化会导致天然气水合物分解,这会扰动沉积物,有时会使岩心遭到完全的破坏,分解成一堆泥浆。

    由于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环境和性质的特殊性,使用保温保压取样技术成为获得原位天然气水合物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保温保压取样钻具是获得天然气水合物真正物化特性的主要器具。而当时,这项技术也一直被一些西方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所掌控。

    在突破深海钻探取样技术后,蔡家品和他的团队就开始讨论研制保温保压取样钻具的可行性,由于想取到大直径岩心,当时初步设计按照翻板密封来进行,很有挑战性,但是在翻板密封的方式上有不同的意见,最后蔡家品决定两种方式同步进行,根据室内试验的结果再来选定,整个工作有条不紊。

    实际上,保温保压取样钻具的研制难度是非常大的,当时,有关单位依托863项目也在试制研发,项目进程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他们具体进展到什么程度,外界一无所知。但在2014年3月初,国内一家海洋油气勘查单位突然通知蔡家品,他们计划在4月初出海给相关单位搞保压工具的实验,问蔡家品团队的进展如何,可以免费搭载试验。蔡家品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试验机会,在他和阮海龙的带动下,团队成员加班加点赶进度。

    在室内实验过程中,团队成员充分发挥智慧,对在海试中可能遇到的复杂情况做了充分的预判。比如,海底的泥沙对管子的摩擦,提起钻管过程中的卡管等,一切可以预判的状况,都在实验室中模拟完成。这段时间,团队成员深夜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为了给这帮年轻的队员鼓劲打气,常常干到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蔡家品和阮海龙便带着所有的加班人员上街烤羊肉串,喝个啤酒,然后又接着干。

    由于这样的钻具是自我研发的,所有的部件不可能在市场上轻易买得到,团队成员大都学会了车工,所有的零部件几乎都是他们自己一点一点地车出来的。阮海龙跟大家自嘲,将来失业了,大家都是一个优秀的车床工人,工作随便找,饿是饿不死的。

    在团队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按照海洋油气勘查单位的要求时间把钻具运到船上参加海试,这次试验的结果初步保温保压成功,对方未成功。之后,团队又回来在室内做了大量的技术改进及试验工作,于2014年7月由蔡家品亲自带队参加海试,也是与对方PK,结果是探矿工程所完胜。

    2014年9月,海洋油气勘查单位专门安排一个航次到天然气水合物靶区取样,蔡家品团队再次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这是我国首次采用国产装备成功提取到保压天然气水合物样品,为我国“十三五”开展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及试开采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没有抱负”的成就者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科技人员创作的科普读物《鄱阳湖的前世今生》出版。 

    自2009年以来,武汉地质调查中心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室陈立德教授团队承担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地质调查与区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地质环境综合调查”等科研项目, 较为系统地研究了鄱阳湖地区河湖演化规律,揭示了九江砾石层等地质成因及其蕴含的科学意义,重点针对鄱阳湖的形成演化、湿地变迁、洪水迁移的地质背景和江湖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认识。

    2016年,创作团队依托陈立德教授负责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咸宁-岳阳和南昌-怀化段高铁沿线1∶5万环境地质调查”二级项目,策划并开始了科普读物《鄱阳湖的前世今生》的编写。

    该书对鄱阳湖演化的地质历史进程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上篇“前世”部分以时间轴为主线,以基底地质问题、庐山第四纪冰川、山等重要的地质历史事件以及李四光、施雅风等著名地学科学家的学术研究展开叙述。下篇“今生”部分主要以鄱阳湖老爷庙水域的沉船事件、鄱阳湖重要的生态环境功能为侧重点,从水文、气象、湿地生态系统、生态环境保护等角度进行叙述。

    为了增强可读性和吸引力,本书每个章节均有普及相关地学或生态环境的知识点,结合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或地球科学研究热点问题,启迪人们探索鄱阳湖科学奥秘的兴趣和热情。该书作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系列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长江流域河湖湿地保护与修复科普宣传发挥积极作用。

     
    科普读物《鄱阳湖的前世今生》出版

     

    橘子洲大桥是长沙市首座横跨湘江的大桥,原名长沙湘江大桥。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当年,毛泽东立在橘子洲头,写下了著名诗篇《沁园春·长沙》。

    湘江是湖南省的重要河流,由于湖南是著名的有色金属和非金属之乡,湘江也经历了从污染到治理的蜕变之路。“十多年来,与其他环保志愿者到湘江各排污口明查暗访不下400次,并多次对湘江排污口污水,湘江断面水、自来水厂管网进行抽样检测,抽取水样数千瓶,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与珍贵数据。”湘潭环保协会创始人之一的王国祥对湘江的污染深有体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王国祥通过查阅资料、虚心向专家、学者请教,掌握了污染及其防治知识,并结合实地考察情况,较为全面了解了湘江污染情况,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暗访、暗查沿江所有排污口。

    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每一步可谓举步维艰。为了弄清企业偷排的规律,60多岁的王国祥在寒风凛冽的冬日,穿着军大衣在租来的小木船里熬过通宵;在株洲霞湾港,几次差点掉进几丈深的水流湍急的排污港,甚至有一次一只脚已经踩进水中,幸亏紧紧揪住了岸边的草藤才化险为夷;为了找到隐蔽的排污口,他陷入过“沼泽地”;每次检查完排污口之后,污水的臭气总是熏得他头昏脑胀,恶心难忍。

    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家及湖南省政府也加大了湘江的治理力度,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并已谋划出第二阶段的工作思路。

    治理政策支持力度加大

    2011年,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环保部批复《湘江流域重金属法治治理方案》(下称《方案》),这是迄今为止全国第一个由国务院批复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试点方案。

    《方案》涉及湘江流域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郴州、娄底、岳阳、永州八个市,明确了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衡阳水口山、郴州三十六湾、娄底锡矿山、长沙七宝山、岳阳原桃林铅锌矿七大重点区域,提出了民生应急保障、工业污染源控制、历史遗留污染治理三大重点任务。

    《方案》提出了2011年至2015年治理工作目标:重金属行业清洁生产水平显著提高,80%的企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在2008年基础上,涉重金属企业数量减少50%。重金属排放量削减50%;湘江水质稳定不达标,环境质量得到改善。5年来,中央、省级财政累计投入64亿元资金,用于郴州三十六湾、衡阳水口山等8个重点区域和一批重点项目污染整治,湘江流域关闭、淘汰退出企业1147家,完成570个重点治理项目。

    2013年9月,湖南省政府将湘江保护和治理列为“一号重点工程”,决定从2013年到2021年通过连续实施三个“三年行动计划”,以“堵源头”、“堵源头与调结构并举”、“巩固提升”为三个阶段目标,通过三个阶段目标的实现来确保湘江水质,实现江水清、两岸绿、城乡美的美好愿景。

    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即2013年至2015年,湖南省先后投入资金350多亿元,实施整治项目2114个。

    “湖南省政府成立了以省长为主任、分管副省长为副主任,相关省直部门和流域8市政府负责人为成员的湘江保护和治理委员会。省长多次亲自主持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赴流域内各地特别是重点区域检查指导。省政府与沿江各市签订目标责任状,将‘一号重点工程’纳入政府绩效考核重要内容。”在今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湖南行到达长沙站时,湖南省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省委省政府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湘江各市、县市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齐心协力,把湘江保护和治理摆上议事日程,真正作为“一号工程”来抓。

    多措并举 综合施策

    虽然污染的是湘江的水,但污染源在岸上,治理要瞄准岸上的污染源。湖南省政府通过创新污染治理机制,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引入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完善环境监管机制,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治理湘江。

    在创新污染治理机制方面,湖南省根据不同的污染成因和治理重点,探索建立重点区域污染治理多方协同机制。由当地政府负责,国土、环保、水利等省直属部门牵头,分别指导株洲清水塘、衡阳水口山、湘潭竹埠港、郴州三十六湾、娄底锡矿山5大重点区域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探索生态补偿机制方面,湖南省财政厅和湖南省环保厅联合制定出台了《湘江流域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实施方案》,推动湘江流域的19个县市区纳入国家和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统筹,落实差别化考核政策,取消了对79个限制开发区域人均GDP的考核。在湘江上游东江湖流域资兴、汝城、桂阳、宜章4县启动了划定生态红线试点。

    在引入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方面,湖南省推进了阶梯水价、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绿色信贷、环境责任保险、政府绿色采购、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等方面的改革。创新融资模式,在全国率先发行重金属污染治理专项债券,加大社会资金筹措力度,通过设立投融资平台、采取PPP模式与环保上市公司合作融资,以及通过BOT、BT、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多渠道筹集污染治理资金。

    完善环境监管机制,以实施新环保为契机,按照“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原则,实行网格化环境监管,对流域内所有排污单位纳入排查整治范围,开展“有计划、全覆盖、规范化”的执法检查。省级和流域内大部分市县建立了由环保部门和公安、法院、检察机关组成的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联席会议制度,出台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意见》,有效强化了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在曝光环境违法行为的同时,强化环保新闻舆论正面引导,加大环保宣传教育力度,营造人人参与环保的格局。2006年,王国祥联合40多名代表提交了《关于治理湘江湘潭段隔污染保障人民饮水安全的议案》,引起了湖南省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2006年5月29日,湘潭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专门审议通过了《关于保障全市人民饮水安全的决定》。10年来,王国祥多次向市人大提交建议议案,十几次向来潭视察的全国及省人大代表反映情况。在王国祥的带领下,200名湘江“绿色卫士”和环保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强化对湘江沿岸的排污企业和污染排放行为的监督检举,使企业的生产和排污行为在公众监督下阳光进行。

    第一阶段治理工作成效明显

    “通过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基本堵住了湘江污染的源头,初步构建了污染防治的长效机制,有力保障了水资源、水生态、水安全。”

    对此,湖南省政府有关负责人进一步指出,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产业转型升级明显加快。通过关闭淘汰涉重金属企业,涉重金属“散、小、乱、差”的局面得到有效改善,湘江干流500米范围内2273户规模畜禽养殖场全部退出。同时通过堵截疏结合,积极引导、支持优势企业入工业园转型升级,不仅使原有的重化工得到了改造提升,还腾出空间发展引进了大批科技含量高、环境影响小的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制药、商贸流通等等,尤其是通过污染治理也带动了节能环保产业加速发展,近年来全省环保产业连续保持25%左右的增长速度。

    二是污染减排效益有效释放。通过治理,2015年湘江流域8市COD排放总量比2012年减少3.63万吨,氨氮减少0.75万吨。流域内废水废气中共削减重金属排放322吨,削减了37%,为湖南省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二五”总量减排目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三是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近三年,湘江干流18个省控断面水质连续达到或优于III类标准,其中重金属镉、铅、六价铬、汞和砷的平均浓度逐年下降,2015年各因子较2012年分别下降54.6%、52.8%、36.8%、15.1%、4.4%。支流24个省控断面达到或优于III类标准的比例逐年上升,2013年为79.2%、2014年为87.5%52.8%、2015年为91.7%。流域内环境风险和环境污染信访投诉也逐年大幅下降。

    “经过近3年的努力,既加快了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衡阳水口山、郴州三十六湾、娄底冷水江等老工业区的转型步伐,又促进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该负责人表示,让广大百姓切身感受到水更清、山更绿的变化,真正享受到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的成果。

    最终实现湘江水质全面好转

    尽管湘江保护与治理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例如,工业园区、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老工业区整治还有不少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保护与治理的体制机制有待加快完善,资金瓶颈日益凸显。

    据悉,2015年12月26日,湖南省省长亲自主持会议,部署了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2016年4月,湖南省政府正式印发《湖南省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实施方案》,整体思路是: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进一步强化源头控制,水陆统筹,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两手并重,“治”、“调”并举。实施中坚持政府市场协同,注重改革创新;坚持全面依法推进,强化制度建设;坚持落实各方责任,严格考核问责;坚持全民参与,做到人人有责,形成“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良好工作格局,为全面完成三个“三年行动计划”奠定坚实基础。

    “整体目标是实现‘四个全面,一个好转’。”湖南省政府有关负责人进一步解释,一是全面深化工业企业污染整治,依法关停取缔种类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装备水平低、环保设施差的严重污染企业,基本完成产业园区外重化工企业搬迁入园和园区循环化改造;二是全面治理干流和主要支流两岸城镇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置率达到90%以上,全面取缔入江非法排污口,基本完成重点不达标支流的治理,地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控制在10%以内;三是全面实施流域内各县市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达到全覆盖,实现国家提出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主要目标要求;四是全面完成重点区域企业搬迁、关停和遗留固废治理,构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模式和典型经验,最终实现湘江水质全面好转。

    岸上攻坚,还人民一江清水


    今年的两会,除了雾霾,“如何尽快建立起科学公正的生态补偿制度”也是关注生态环境的代表委员们所留意的。


    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是确保生态功能区建设的需要,生态区群众的发展权与非生态区群众的发展权是平等的。国家为追求宏观上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规划了不同的功能区,并分别制定了相应的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政策。“保证功能区规划落到实处,需要设计相应的生态补偿制度。如果没有生态补偿制度安排,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区域就会选择‘博弈’行为,导致‘限、禁’失效。”针对生态补偿制度的“长期缺位”现状,四川省阿坝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福耀建议,国务院相关部委应加强统筹协调,认真梳理和分析多年来生态补偿试点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难点,尽快建立完善生态补偿制度。


    对生态功能区的最早关注


    对生态功能区的最早关注要追溯到2005年。那时,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就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作了专门阐述,要求研究设立国家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推行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加快制定实施生态补偿条例。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全国人大连续三年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作为重点建议。


    2005年以来,国务院每年都将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列为年度工作要点,并于2010年将研究制定生态补偿条例列入立法计划。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在大力实施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的同时,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在森林、草原、湿地、流域和水资源、矿产资源开发、海洋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和初步成效。如浙江、江西、江苏、湖北、福建针对水生态功能区,在一些主要流域分别开展了流域生态补偿,断面水质超标时由上游给予下游补偿,断面水质指标值优于控制指标时由下游给予上游补偿;四川省在岷江、沱江干流及重要支流跨过的市(州)和扩权试点县(市)开展断面水质考核,试行跨界断面水质超标资金扣缴制度。这些水质保护措施对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促进欠发达地区和贫困人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补偿条例“千呼万唤不出来”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作出了科学论述,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五位一体”总体发展战略中进行谋划和部署,明确要求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31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应该说,我国生态补偿制度从国家重视的程度讲,目前理应万事俱备,“呼之欲出”。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森林草原、江河湿地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绿色财富,必须倍加珍惜;要推进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拓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办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开展国土江河综合整治试点,扩大流域上下游横向补偿机制试点,保护好三江源;扩大天然林保护范围,有序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今年新增退耕还林还草1000万亩,造林9000万亩”。但对于生态补偿制度,报告仍然没有明确的表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常委会关注国家财政水利资金投入与使用情况并开展监督,提出科学安排水利资金、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涉水管理体制和水生态补偿机制、加强资金项目管理和绩效管理等意见,对于水生态补偿机制具体规范执行的表述也是缺失的。


    而在目前,国家关于生态补偿的政策是,在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基础上,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或市场交易等方式,对生态保护者给予合理补偿。不可否认,这明确界定了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的权利义务,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但是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各个方面的关系,事关不同主体利益,各地各部门政策规定较为分散和笼统。同时,补偿领域和主客体不够明确,方式比较单一,资金渠道少,省际之间的补偿方式尚在探索之中。相对于经济发展的需求,生态补偿制度滞后明显。


    看不见的努力


    事实上,早在2013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国务院关于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近几年国家层面以及地方政府的努力。


    2006年以来,多部门开始尝试合力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各部门联合开展生态补偿政策法规研究制定工作,最终由国家发改委起草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和《生态补偿条例》草稿,提出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


    从2003年起,国家设立矿山地质环境专项资金,支持地方开展历史遗留和矿业权人灭失矿山的地质环境治理。2006年,国务院批准同意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试点;同年,财政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原环保总局出台了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按矿产品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保证金。2010年,国土资源部出台发展绿色矿业的指导意见。目前,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制度已经形成。


    同时,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草原生态补偿制度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也已经建立。转移支付实施范围现已扩大到466个县(市、区)。同时,中央财政还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禁止开发区给予补助。水资源和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正在探索建立中。针对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相应政策措施,如加大生态补偿资金投入力度、积极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加强监测和监督考核等,也在配合开展。


    各地也在主动探索,积极推进重点领域生态补偿实践。在矿产资源开发方面,已有30个省(区、市)建立了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截至2012年年底,已有80%的矿山缴纳了保证金,累计612亿元,占应缴总额的62%。山西省从2006年开始进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试点,对所有煤炭企业征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和转产发展资金。截至2012年年底,山西省累计征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970亿元、煤炭企业提取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311亿元,提取转产发展资金140亿元。在海洋生态方面,临海省(市、区)坚持环境治理海陆统筹,在围填海、跨海桥梁、航道、海底排污管道等工程建设中开展海洋生态补偿试点。在森林、草原、流域和水资源、湿地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方面,各地都采取科学有效措施,加大财政补助力度,给予生态转移支付,逐步扩大补偿范围。


    生态补偿制度建设难题待解


    当然,不能否认,我国的生态补偿机制建设起步较晚,涉及的利益关系复杂,对规律的认知水平有限,实施工作难度较大。徐绍史在关于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情况的报告中也提到了目前面临的诸多待解难题。


    难题之首与钱有关——生态补偿力度薄弱。据悉,现有生态补偿主要集中在森林、草原、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流域、湿地、海洋等生态补偿尚处于起步阶段,耕地及土壤生态补偿尚未纳入工作范畴。同时,补偿标准普遍偏低,资金来源渠道和补偿方式单一,资金支付和管理办法不完善。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尚缺乏横向生态补偿的法律依据和政策规范;开发地区、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流域上游地区与下游地区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商平台和机制;资源税改革尚未覆盖除煤炭外的主要矿产品种,环境税尚在研究论证中,碳汇交易、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等市场化补偿方式仍处于探索阶段。这些都制约了生态补偿资金筹集,致使多元化补偿方式无法完成。


    另外就是基础性政策制度缺位。明确生态补偿主体、对象及其服务价值,必须以界定产权为前提,产权不够明晰制约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部分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尚未发布。生态补偿标准体系、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核算体系、生态环境监测评估体系建设滞后,缺乏统一、权威的指标体系和测算方法。现有重点生态领域的监测评估力量分散在各个部门,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


    最重要的是相关政策法规建设滞后。我国目前还没有生态补偿的专门立法,现有涉及生态补偿的法律规定分散在多部法律之中,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尽管近年来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生态补偿的政策文件和部门规章,但其权威性和约束性不够。现有的政策法规也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


    王福耀分析了生态补偿条例“难产”的原因。他认为,缺乏法律依据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自2010年起,国务院就将研究制定《生态补偿条例》列入立法计划,成立了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环保部、林业局等11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条例起草小组,开展立法工作。但该条例至今尚未出台,而《生态补偿法》由于立法条件不成熟更是遥遥无期,致使各地区各部门在尝试生态补偿时缺乏法律法规依据,许多事宜只能“悬而未决”。此外,区域制度对生态补偿机制的人为“隔离”以及生态效益很难以货币价值衡量也使补偿标准无法落地。


    生态补偿制度缺位如何补救


    针对生态补偿条例缺失现状,王福耀给出的建议是,抓紧完成《生态补偿条例》的起草工作,为生态补偿提供法制依据和保障;明确补偿主体,落实受益主体,让好生态不再是“免费的午餐”;补偿标准应按社会、经济、生态分类,细化为一个指标体系,按差异性补偿给当地政府、企业和个人;实行多元、灵活的补偿方式。


    徐绍史在上述报告中对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进程给出详细计划。他表示,将切实加大生态补偿投入力度;进一步明确受益者和保护者的权责,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生态区域、大型废旧矿区和跨省流域的生态补偿,地方各级政府主要负责本辖区内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生态区域、废旧矿区、集中饮用水水源地及流域海域的生态补偿。同时,积极开展多元化补偿方式探索和试点工作。比如,引导和鼓励开发地区、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流域上游与下游通过自愿协商建立横向补偿关系;积极运用碳汇交易、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生态产品服务标志等补偿方式,探索市场化补偿模式;在东江、九龙江、赤水河、滦河、东江湖等,开展流域和水资源生态补偿试点;加快推进祁连山等7个生态补偿示范区建设,开展海洋生态补偿试点,在西北地区开展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助试点,在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省区的生态脆弱区开展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试点,在中东部地区典型煤矿塌陷区建立土地复垦示范区,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耕地及土壤生态补偿试点,开展风景名胜区生态补偿试点。


    另外,要健全配套制度体系,加快出台生态补偿政策法规,推进生态补偿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提升全社会生态补偿意识。要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加强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使生态补偿、生态建设和环境综合治理得到同步推进。

    关注新常态下缺位的生态补偿制度


    胡为正(左一)在向青年地质队员讲授地质知识

      古人说,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

      作为一名普通的地质科技工作者,胡为正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业操守;而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他也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在党旗下举起拳头时的铿锵誓言,并深深影响着下一代年轻的地质人。

      然而,在收获荣誉的时候,他却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可组织和领导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深知,离龚全珍式的干部要求,我还有很大差距,我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建设和谐秀美江西尽我绵薄之力!”


      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江西省举行了推选“龚全珍式好干部”活动。这是江西省深入实施“连心、强基、模范”三大工程,广泛开展“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争做龚全珍式好干部”活动取得的重大成果。此次活动中,江西省委做出决定,授予江西省各行业共10名同志“龚全珍式好干部”称号。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西藏区调队队长胡为正位列其中。

      “站上这个讲台之前,我刚从西藏高原上下来……我演讲的题目是《跋涉在雪域高原》……”这是胡为正在当选为“龚全珍式好干部”的表彰会上发言的开场白,简单,直接,不加渲染。

      在胡为正的同事眼里,他的确不善言辞,但他担得起“龚全珍式好干部”这个称号。

      胡为正,1963年出生,现任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西藏区调队队长,高级工程师。他从事野外地质勘探工作三十余载,却有一半的时间停驻在远离内陆的西藏,工作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从2000年起,为响应国家开发大西北的号召,他带领一支队伍在青藏高原一干就是14年。队员在不断变更,而他却始终坚守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

      高原环境的恶劣是有名的:低温、缺氧、风雨变幻莫测……但是,14年中,他坚持战严寒、斗风雪,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上挑战极限,参与和主持完成了西藏找矿项目9个,每个项目从设计、野外验收到最终评审均获优秀;他带头完成的项目先后获原地矿部勘查成果三等奖2次,全国图幅质量展评优秀奖1次;他参与完成的《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012年5月,他被国土资源部授予“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先进个人”称号。 他带领队员,在西藏先后发现了10余处铜、铁、砂金等矿化线索,提交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受到中国地调局的嘉奖。

      在“龚全珍式好干部”的评选过程中,他的同事评价他说,胡为正艰苦奋斗、敬业奉献、开拓创新,是江西省地矿局的先进代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是新时代地质人赋予“三光荣”精神的新内涵。他自己却说:“和龚全珍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教育事业奉献光和热的精神相比,我的成绩微不足道,但她一直是我心中的标杆。”


      温暖的“藏羚羊”

      和胡为正的徒弟们聊天,是在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的一间大会议室里。大大的圆形桌子,众人围坐。气氛从拘谨慢慢变得轻松。看得出来,每个人对胡为正都是敬重中饱含深情。

      这几年,胡为正带的徒弟都是80后。他们一毕业就跟着胡为正去了西藏。他们说,胡为正是“严父型”的领导,是老师,但更像父亲。“严”体现在工作态度上,而“父”则体现在生活上。

      1985年出生的高原毕业后的3年时间里都是和胡为正在一个项目组,“他会在工作中一遍一遍地叮嘱你:来了地调院,所有做的项目,以后都会用在发展西藏上,所以你们的态度必须认真。你们来这么苦的地方就是为了学东西。只要认真了,你们也一定会学到更多,以后在面对更多困难的时候,也就会更有底气。”高原说,从年轻人的视角看,真的感触很深,“跟着他,你会学到除专业以外的更多和人生有关的东西。”

      同是80后的江湖,刚毕业来地调院1个月,就赶上院里成立了青海沱沱河区调突击队。他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跟着队伍向沱沱河进发。刚到驻地,队伍里很多年轻人就出现了高原反应,也包括江湖。“我们到了一个姑且叫做‘宾馆’的地方,大家都难受得不想多走一步,艰苦的环境,大家心里难免有些失落,特别想能有人安慰一下……其实胡队长那时候也在病着,但他还是到大伙儿的房间和大家聊天,讲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大家一下子就觉得心里有了依靠。”江湖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

      在青藏高原,他们更愿意偷偷地在背地里叫他“ 藏羚羊”。他们说,藏羚羊以善于在高原上奔跑而著称,被称为“青藏高原的骄傲”。在他们心中,亲如父兄的胡为正就是那只让人温暖的“ 藏羚羊”,为了工作,时刻奔跑,不眠不休。

      对于这个“别称”,胡为正说,他倍感骄傲,因为这是同事对他工作态度的认可。而作为队长兼项目负责人,在这被称为人类难以生存的“地球第三极”, 他和他的队友面临太多未知的困难和风险,他必须扛起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西藏工作区,队员们每天早上7点左右就整装出发,一路上逢山过山,遇水过水,还要不停地测量、记录、采样。饿了,中午在山上吃点干粮,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背着几十斤重的岩矿石标本和设备往回赶。

      没有去过高原的人不知道,在高原,每前进一米,要花费相当于在内地步行上百米所付出的力气。而胡为正带着他的队员一天要翻越好几座高差几百米的山头。在高原上,胡为正和他的队员们是一个流动迁徙的“群族”,平均每20天搬一次家。由于缺氧,饭菜烧不熟,胃口差,队员们经常出现胃痛和病毒性感冒,每年野外工作都要瘦十多斤。藏北高原的昼夜温差大,气候特别干燥,大家经常出现脱皮、唇裂、冻手的现象,很多人都得了痔疮。长期的高原工作环境,让许多队员都患上了各种疾病,比如血压偏低、心跳变慢、记忆力减退、指甲变形、心脏肿大等。很多队员经常白天出野外,晚上回帐篷打吊针。“我们的帐篷就像医院的住院部。但大家都顽强地坚持着,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也正因为有这样一支坚强的队伍,胡为正感动和骄傲,他也用自己的行动去分担更多的责任。每一次分配任务,胡为正都会把最艰险的地质路线留给自己。而在工作过程中,他要细心观察地质现象、做好记录,还要照顾体能较弱的队员,帮着背包、标本和样品。回到驻地,队员们劳累了一天,大多倒头便睡,胡为正还要汇总大家当天的填图资料,安排第二天要跑的地质路线。

      2012年5月,胡为正和他的队友们在为完成隆格尔矿产调查项目做准备。按技术要求,队伍必须穿越一座海拔6000米的高山鞍部才能更充分完善调查资料,但这却是一次对生命极限的严峻挑战。

      汽车只能把队员送到4800米的高度,余下的路只能靠队员一步一步攀爬。随着海拔的升高,空气愈来愈稀薄,气温越来越低,雪山的坡度也愈来愈陡峭,体力消耗愈来愈大,前进速度变得十分缓慢,由最初前进100米~200米体息一次,最后竟然走一步要喘三口气。当接近顶峰时,由于岩石受强烈风化和崩塌作用,雪山异常陡峻,只能贴着山坡缓慢地匍匐前进。尽管如此,胡为正还是带着队员们拍照、画素描、采集样品。

      等完成点上的工作下山的时候,由于体内盐分消耗过多,胡为正和他的队员们觉得喝水已不能解渴了,即使是平路,两条腿也非常沉重。又累又饿的胡为正却在这时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地质现象,为两个时代地层的接触关系出露点。他刚要停下来记录地质数据,一向最能吃苦的藏族向导却不耐烦了,催促他要快点赶路,否则太晚了山上很危险。胡为正让向导带着他的队员先回驻地,他一个人转到一个小山包后面去寻找地质数据,拍照,画素描,做好地质路线调查工作。
      
      江湖说,这些在和胡为正一起工作过的同事眼里,并不稀奇。“即便是他病了,腰疼得根本没法直起来,走路也一拐一瘸,他也会装着没事人似的,照旧第一个从帐篷里爬起来,敲开冰层取水,为队友们准备好早饭,然后坚持和队友一起跑路线。”“高原上昼夜温差大,每到后半夜,帐篷边上漏风的地方都是白霜……炉里的火熄了,帐篷里就会冷得刺骨。你知道的,从熟睡中醒来,并且从稍有温热的被窝里爬起来给炉子加煤,这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但是,从胡队长和我们睡一个帐篷开始,我们的炉子夜里就再也没熄灭过。”


      留在沱沱河的遗憾

      2012年10月,为了能更合理安排高原上的工作进程,尽早结束这里的任务,节省更多的人力物力,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成立了青海沱沱河项目区调突击队。胡为正被再次推选为队长。而彼时,他刚刚结束了一年的西藏野外工作,乘坐越野车疾驰在返乡的路上。

      “这时接到院长电话,让我再上高原无人区,我一下懵了,我才从高原回来呀!这时,我多希望立刻就能见到亲人,与妻女团聚;多想让疲惫的身体回家得到充分休息。但我知道,组织上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我怎能辜负!”当月26日,胡为正带领34名突击队员,再次启程向可可西里进发。

      可可西里,胡为正深知,这将是一次充满不测的远行:这一年的2月19日,陕西物探队3名地质队员在这里失踪;11月17日,北京地质队三名地质队员在这里不幸遇难。而他的34名队员中,高原刚刚告别出生才几天的孩子,熊伟推迟了早已经敲定的婚礼,罗小川背负着父亲去世的悲痛!

      在唐古拉山以西、乌兰乌拉湖边的藏北无人区,海拔五六千米,常年冰天雪地,生活用水靠凿冰化水,气温常在零下30摄氏度,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高寒地,土豆和鸡蛋永远是冰坨状。迷路、陷车、野兽侵袭以及疾病等,几乎每天都在威胁着队员的生命。

      “在这里,队员们每天要负重步行十多千米,吃的是冻成冰疙瘩的食品,住的是跟着狂风一起摇晃的帐篷。在这里,墨镜不再是时尚的装饰物,而是在冰天雪地里保护眼睛的必需品;在这里,鞭炮不再是喜庆的象征,而是为了吓走不期而遇的野兽;在这里,速效救心丸不再是心脏病的急救药,而是每个队员缺氧救助的必备药!”胡为正把这段深刻存留在记忆里的日子写进了他表彰会上的发言稿里。依照他的性格,写下这些,只是因为心疼那些默默跟随他奋战在藏北无人区的年轻队员们。

      对于这份深情,和他一起奋战在藏北高原的队员们有着更深刻的领悟。

      2012年 11月28日的傍晚,安多工作站打来卫星电话找胡为正。

      电话是安多工作站的朱波打的,“我很委婉地告诉他,他父亲病故了。信号不好,通话时断时续,持续了很久。我打电话时也并不知道老人家去世了多久……他长久沉默。”

      在此前的一个月,从西藏回来,回到江西,胡为正去老家看望病中的父亲,却没有向组织提出要求留下来照顾父亲,而是随即又带着队伍进驻沱沱河。

      “其实,那时候,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是,胡队长会走么?因为当时工作刚刚捋顺思路,准备进入更艰苦的攻坚阶段。”高原说,“挂了电话,胡队长一个人进了一间帐篷,很久没出来。我们都默默为他收拾行李,没人去打扰他,因为同为男人,我们知道他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去处理他的悲伤。”“过了很久,他走进我们的帐篷,‘明天出野外!’‘你呢?’‘我不回去!’”

      “哎,我当时快要哭了……”高原说。

      这次变故,江湖也亲身经历,“胡队长说不回去,明天和大家一起出野外,我一直在想,第二天要怎么和他打招呼,可能所有的安慰都是苍白的……出野外,大家一路都很沉重,特意在车上放特别欢快的歌调整情绪,希望在见到胡队长的时候给他带去更正面的情绪。”

      没人知道当时胡为正是怎么想的,经过了怎样的内心挣扎才决心留下。多年以后,他在表彰会上坦白当时的心情,“我默默地看着队友们忙碌,茫然地望着帐篷外呼啸的寒风,又回头看了看堆满帐篷的地质资料和标本。兄弟们啊,此时此刻,我怎么能离开你们?突击队的工作眼看就要步入三分之二的阶段,正是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只要一个人离开,工作就将出现空缺,突击任务将很难如期完成,更何况我是一队之长。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思前想后,我决定留下来与同伴们继续战斗。然而,我内心却如刀割一般疼痛,面朝南方,我跪在地上:父亲,不孝儿子在这里给您送行了!”

      两个月后,他终于带领他的队员们一起战胜了重重困难,无人区——可可西里的攻坚战大获全胜。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几年的锤炼,我身边的几个80后青年,都已经成长为项目副负责人,基本上能够独当一面了。”胡为正说。

      一份付出一份收获。而在每一份付出的背后,都有一个坚强的支撑。对于胡为正来说,这个坚强的支撑是妻女的理解与支持。

      “说起家庭,我满腹内疚。对于妻子和女儿,我有太多的亏欠,妻子是个随队家属,瘦弱的她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她常戏谑说,家对于胡为正来说,更像是旅店,胡为正是随季节迁徙的动物,冬季才来家里暖一下。”

      “女儿从小学读到高中,我从来无暇过问。女儿转学来南昌读初中,几个中学都不肯接受,妻子急得掉眼泪,我却远在西藏,无能为力。多亏院领导和同事们伸出援手解决了困难。”

      对于母亲,他也心有亏欠。因为常年在外奔波,很少有时间陪伴母亲。2007年,胡为正在从西藏返回南昌的路上,接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后来才知道,母亲几天没进一点食物,睁着眼睛,硬是等了他几天,直到见到了儿子才安然闭上了眼睛。




    一只“藏羚羊”的雪域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