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光（1917-2005），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交通和地质矿产工作优秀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原地质矿产部党组书记、部长，2005年1月13日10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革命道路
孙大光同志，1917年1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寿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受到进步思想熏陶，向往革命。1932年在寿县中学读书期间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参加革命活动。1933年在上海长城书店学徒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调入共青团江苏省委发行部担任专职发行干事，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此后历任共青团上海市沪东区委组织部部长兼宣传部部长、闸北区委组织部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临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受
共青团江苏省委指派，任上海学生南下抗日义勇军政委，南下参加两广抗日运动。七七事变后，前往广州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广州、重庆、贵阳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他在组织安排下，曾任国统区长春市社会局局长、教育局局长。以国民党长春接收大员身份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直至东北解放。1948年，参加内蒙古土改工作，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运输贡献
新中国建立之初，孙大光同志历任东北交通部办公室主任、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交通处处长兼东北航务总局局长和大连海运学院院长、东北交通部秘书长。 1951年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就界河等事宜进行谈判并签订正式协议。同年任交通部北洋区海运管理局局长，开展了与波兰、捷克的国际远洋运输合作。1952年调入国家交通部，历任交通部计划司司长、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机关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1964年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为开辟中国远洋运输事业和改善公路、内河运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行业精神
“文化大革命”期间，孙大光同志受到迫害，被关押、监禁长达5年半之久。 1975年恢复工作后，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局长，开始着手恢复和调整国家地质工作局面，同年任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矿产勘查和海洋地质工作，倡导并确立了“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地质工作指导思想。1979年9月任地质部部长、党组书记。在他的主持下，正式启动了《矿产资源法》起草工作，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得到了强有力的推进，为地矿行政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82年5月，地质部更名为地质矿产部后，任部长、党组书记。在他的主持下，塔里木石油勘查取得突破，地质队伍基地进城步伐加快，地质工作社会化、地勘单位企业化、地质成果商品化的“三化”改革方向得以确立，确定了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三光荣”行业精神。他以独特的言传身教和实情实景培养考察人才，为国家培养选拔了大批优秀年
轻干部，前任总理温家宝就是其一手提拔至地质矿产部。他富有远见卓识，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促成了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中兴，为发展中国的地质矿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年 7月离休。
身体力行
退居二线以后，孙大光同志始终关注着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并身体力行，调查研究，向党中央建言献策。 1996年秋天，当他看到故乡教育设施仍然十分落后，毅然将他毕生精心珍藏的文物和字画，分两批捐给安徽省博物馆和安徽省的教育事业。他在病重期间，仍关心国家大事和国土资源事业的发展。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品格。
人物评价
孙大光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新中国的交通事业和地质矿产事业无私地奉献了一生。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坚持真理，刚正耿直，无私无畏，光明磊落，才思敏捷，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严于律己，兢兢业业，实事求是，知人善任，平易近人，联系群众。他艰苦奋斗，生活俭朴，始终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立下遗嘱，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科研事业，表现了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高尚情操。
孙大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的业绩将永载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光荣史册。
孙大光同志永垂不朽！
温家宝悼文
深切怀念孙大光同志
孙大光同志于五年前的今天走完了88年的人生历程。他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革命家、政治家，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共和国建设做出的卓著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留在我们心中的音容笑貌至今不能磨灭。
一
孙大光同志从16岁开始投身党的秘密工作，解放后即加入到新中国交通事业的领导行列，“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关押。1975年5月末，大光同志在“文革”中历经磨难后复出，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局长。时值“文革”后期，地质部门属于“文革”重灾区，可谓“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只身履新，义无反顾。
上任之初，“文革”尚未结束。他迅即进入角色，在向“四人帮”夺回失去时间的激愤心情中，以饱受摧残之躯和革命家的硬骨头，不屈从极“左”路线的统治，大力整顿、恢复工作秩序，实际上是与“文革”唱反调。同时，不放松当时建设急需的几项勘查任务部署。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光同志精神倍增，坚决贯彻邓小平的路线方针，肃清极“左”的流毒和影响；平反“文革”期间造成的
大量冤假错案，解放大批干部；调整和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开展“工业学大庆”，只用几年时间就收拾起烂摊子，把大局稳定下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地质部门是一个专业化的技术部门，带有封闭或半封闭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光同志强调地质工作为国民经济服务，这是一个调整的任务，也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以后，大光同志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建立适应新经济体制的地质工作管理体制，包括行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1979年他率团赴美考察后提出了“探采结合”体制。可以说，大光同志既是思想解放、积极改革的，又是坚持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尊重地质工作规律的。原地矿部《关于简政放权、搞活地质队的暂行规定》、《地质工作体制改革总体构想纲要（讨论稿）》都是他离任前出台或启动的。
1979年实行“以地质—找矿为中心”，不仅体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而且从根本上摆脱了“一五”以来地质工作目的与手段争论不休的困局；制定《地质工作三年调整纲要》，解决控制勘探、加强区域调查和普查，突出能源地质工作，扩大地质工作服务领域等问题；先后部署新一轮油气勘查工作和新一轮固体矿产普查工作。启动《矿产资源法》的调研和起草，把地矿工作引向法制的轨道。他对看准了的事，说干就干，一抓到底。对有分歧的意见，容许争论，但从不议而不决。他主持会议、处理问题，总是棱角分明、干脆利落，不拘泥小节或拖泥带水。这都表现了他的决断力。
大光同志经常深入基层，关心野外职工疾苦。1976年唐山地震后，火速赶往丰润、唐山一带看望冀东铁矿会战指挥部、实验室和地质分队的职工，在余震威胁、大雨倾盆和异味扑鼻中颠簸了三天。后来在全国跑过近百个地质队，亲身体察到野外工作、生活的艰辛。重视地质队基地建设是他时刻把职工冷暖放在心上的集中表现。在他强调和推动下，这项工作被提到地质部门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了依托大中城市的方针，逐步建成工作、学习、生活三结合的后方基地。1983年末他主持召开地质队基地建设会议，制定总体规划，保障这项工作持续下去，使大部分地质队的后顾之忧逐步得以缓解。历来流动、分散、以野外作业为基础的地质工作，从此有了相对稳定的“前进阵地”和栖身之所，这一转折与大光同志统筹全局的气度和深入一线的作风是分不开的。基地建设不仅有利于地质工作发展和转型，而且惠及地质部门的大多数人，被交口赞誉为“功德无量”的“人心工程”。“李四光抓科技，何长工抓教育，孙大光抓基地”的说法在地质部门职工中广为传颂。
1975—1985年正值我党、我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关头。这10年在大光同志毕生的职业生涯中，与从事地下工作的15年和交通行业的18年相比，要短一些，但他为我国地质工作“筚路蓝缕”所做的贡献更见辉煌。总括大光同志主持地质（矿）部门工作的10年，可以说是新中国地质工作从乱到治、实现历史性转折的10年，在逆境中恢复和中兴的10年，地质工作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酝酿和探索的10年，无论地质—找矿效果或钻探工作量都是新中国地质工作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
大光同志光明磊落，知错必改。他主持地质（矿）部门工作10年也曾有过失误，如在1976—1979年富铁矿会战期间地质队伍快速膨胀，造成了不良后果。大光同志发现后，从1979年开始严格控制队伍规模，1980年停止内部招工，力图“消肿”。对此，他既不讳疾忌医，也不文过饰非，而坦称“后悔莫及”。
大光同志退下来后，从不干预新班子的工作，不到部机关去“指手画脚”，但仍然关心地矿工作。他以69岁高龄远驰西藏，走访三个地质队，了解野外工作、生活情况，鉴于当地找煤的希望不大，提出“一靠天（太阳能）、二靠地（地热能）”的工作建议。1989年在中共第十三届五中全会中顾委第二组会上作“矿产资源形势危机四伏”的发言，这番慷慨陈词促成了翌年2月原地矿部向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汇报。特别是1999
年以耄耋之年就中国新星石油公司在改革、重组中的去向问题“斗胆披沥”，上书党政最高领导，在理清思路中起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他对地矿工作的深厚情结，久而弥坚，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二
1985年9月，大光同志离开原地矿部领导岗位，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退居二线后，戏称“闲云野鹤”，四处走动，实际上时刻关心改革开放、国计民生、党风党建大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大光同志晚年，忧国、忧民、忧党之心从未稍息，而且目光犀利，洞察时弊，思如潮涌。这段时间，我同他在地矿工作方面的交往少了，却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感受到他特立独行的倔犟禀性。
大光同志对此后党的历届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文件无不认真学习、研读，并积极建言献策，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中央的负责精神和使命感。有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由于言词激烈一点，原本共同起草的联署人有顾虑，就改由大光同志单独上报。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7月中顾委常委扩大会后，大光同志响应会议主持者的号召，上书中顾委领导。其中针对当时的物价问题、经济理论和政策认识混乱的问题、党的生活中的“透明度”问题、党的建设和党风问题，痛切陈辞，直言不讳。特别在党风问题上，历数“人们谈论的所谓‘三上三下’（即：‘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者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高级干部的子女出国和工作安排问题、干部的使用问题、党的高层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直指社会风气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三四千言，可以说是一位积5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用赤胆忠心凝聚成的字字珠玑，给人以很大的穿透力和震撼力，从他“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忠荩之言，难免逆耳。心所谓危，不敢讳饰，党性犹存，岂能为个人之苟安计”的心声和最后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尾语“我说了，我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作为结束，不难看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爱党、忧党的纯洁党性和坦荡情怀，是弥足珍贵的。
1990年8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小组会上，大光同志作了“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的发言，其中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如何缩小城乡差别、如何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端正党风要动真，在当前的政治与经济形势方面涉及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内容丰富，鞭辟入里，在会上有很大反响。
大光同志践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准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提出复查刘少奇冤案的第一人。他能言人之不敢言，既源于他大半生的政治阅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更发自他与党肝胆相照的浩然之气。“心底无私天地宽”，才能仗义执言，无所畏惧，不计其余。
1986年秋天，大光同志看到故乡教育设施仍十分落后，毅然将他后半生精心珍藏的文物和字画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和地方教育事业，以补学济困。这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彻底革命和无私奉献精神。
大光同志年逾古稀后，率先并领衔给党中央提出“关于取消向遗体告别仪式的建议”：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研究事业。这一建议在党内外引起广泛、深刻的反响。他和一批老同志共同认为，“纪念逝者，发一纸讣告，在报刊上介绍生平，或发表悼念文章回顾其功绩”，同样可以“寄托我们的哀思”，而无需许多生者形式主义地“劳民伤财”。这项移风易俗、丧事简办的倡议和个人做最后一次贡献的“坚决要求”，渗透出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高风亮节，并在大光同志身后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兑现。
三
我与大光同志于1981年8月第一次接触，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得到兼有领导、严师、益友的感受。大光同志对我和同期一批中青年干部的关怀、教诲和培养，情真意切，言犹在耳。特别是他对年轻人寄以厚望，委以重任，指明了方向就大胆放手，让他们去施展、开拓，这是很少有、也很难得的。大光同志的思想境界和工作能力堪称高超，但少有“领导高明论”；他驾驭全局往往挥洒自如，但并不恋栈、揽权；他悉心培养年轻干部，诲人不倦，却不指手画脚。
大光同志本不熟悉地质业务，到地质部门工作是“外行领导内行”，这是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的接替、转换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他首先以不畏难的精神接受这个挑战，下了不少功夫钻业务，同时“深感地质工作必须由内行来领导，如果自己不懂，工作起来就像是隔靴搔痒。如果一大批领导骨干不懂或不很懂专业技术知识，就会贻误整个事业的发展”。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外行领导内行”，或干部“四化”以来的“内行领导内行”，都有领导得好或比较好的，也有领导得不好或不够好的，这有多种原因。大光同志对地质工作的领导应属前者之列无疑，一方面，他以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高瞻远瞩，控制全局；另一方面，重视和推进干部“四化”，依靠专业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把事业推向前进。大光同志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自我学习能力，由外行变为内行，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980年地质工作的管理体制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领导后，大光同志把注意力逐步转向选拔干部、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在创造性地完成这项“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中起了很好的典范作用。他从近年擢升为省局领导的中青年干部中筛选若干优秀分子作为考察对象，亲自带队赴基层做三四十天的流动调研。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行业小团队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谈一路，各抒己见，议论风生。大光同志在与大家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兼听各方意见，近距离以至零距离地观察、鉴别干部，从而获得比较系统的第一手资料，也对组织部门提供的考核材料进行验证，做到心中有数。从1980年开始，先后组织了五批这样的考察，涉及30多名中青年干部。我有幸参加了第二批和第四批考察，在大光同志的言传身教、年轻干部相互学习和向基层干部学习中获益良多、终身受用，也切身感受到大光同志为此的殚精竭虑。这样做，既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既有唯物论、又有辩证法，可谓“独具一格”，曾受到中组部的高度评价。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是这样从山沟里被选拔出来，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
大光同志选人唯贤，选人唯实，选人从严。不仅从既有的实绩选人，而且对选上来的人也静观其进，静观其变，把动态考察贯穿于选拔、使用的全过程。
大光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历来勤于学习，博览群书，特别钟情于史籍。他认为，政治是历史的积累，不懂历史就不懂政治。在“文革”中身陷囹圄的后两年，每天读书一万字，将马、恩、列、斯全集通读了两遍；出狱后一两年时间里，又读完了十大本《世界通史》等。与大光同志共过事的人，无不佩服他谙史于心、博古通今，这是他作为政治家、懂政治所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跟大光同志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常感叹，弄不懂他有多大的知识，跟着他永远有学不完的东西。实际上，大光同志作为终身学习者，是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
“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光同志的睿智、思想和品格将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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