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群山褶皱间丈量山河，在岩层深处探寻宝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罗盘为笔、以岩心为纸，将青春与热血镌刻进祖国的地质脉络——他们是地矿行业最平凡的坚守者，也是新时代地质精神最生动的诠释者。《中国矿业报》特开设“平凡人 平凡事”栏目，深入挖掘新时代地质精神的富矿，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地质工作者的风采，大力弘扬“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他们，重任在肩、勇毅前行，用创新思路破解项目难题；他们，挥洒青春、追逐梦想，潜心做好项目运行；他们，以项目为家，以钻机为伴，全身心投身“地质报国”伟大实践。他们就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廊坊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地表基质调查团队（以下简称“地表基质调查团队”）。正是因为有无数个他们，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地表基质调查工作中，才让个人奋斗与廊坊中心高质量发展实现“同频共振”。

勇担使命 创新思路破解发展难题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地表基质调查团队“带头人”侯红星的成长之路与野外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参加工作28年以来，他的足迹遍布红庄矿区、南坪矿区、西北沿边、华北山前平原、东北黑土地、东南海陆过渡区等。这些年，他潜心钻研业务、勇于探索创新，不仅是团队的“带头人”，更成为大家心目中名副其实的行业“带头人”。

侯红星（图中）与同事进行技术研讨 

2022年以来，侯红星带领地表基质调查团队完成东北黑土地地表基质调查任务，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2024年，他承担黄淮海地表基质调查任务。每天清晨，侯红星总是急匆匆赶往办公室，在同事们眼中，他总是那么地忙碌。他不仅要带领团队成员完成地表基质调查任务，还要到所属三级项目进行指导，帮助解决项目重大技术难题、拓展技术骨干工作思路、助力干部职工成长成才。深夜，月亮早已悄然爬上树梢，但技术室内的“战斗”还未停止。走近一看，原来是侯红星和团队骨干成员还在一起挑灯夜战，资料整理、数据分析、成果小结......大家早已经忘却了时间。

侯红星常常说道：“地表基质调查是一个全新领域，没有成熟经验可借鉴，更没有成形规范可遵循。我们要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奋力开拓，才能在业务发展的新赛道实现领跑地位。”正是凭借这种“踏实肯干、埋头苦干、科学巧干、真抓实干”的精神，侯红星带领团队出色地完成了一轮又一轮地质调查任务，为转改队伍业务转型拓展交上了一份又一份优秀的政治答卷。

深耕细作 带领团队扎根野外一线

在地表基质调查团队中，王伟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迅速成为团队的核心骨干。作为全国海岸带地表基质调查的先行者，他长期扎根野外一线，始终牢记“一家人、一条心、一盘棋、一起干”的工作理念，顶烈日、踏滩涂、斗风浪，用青春书写无怨无悔的时代答卷。

2021年，王伟担任长三角宁波地区地表基质调查项目负责人，带领团队成员从燕赵大地跨越千里奔赴宁波地区，率先打响了全国首个海陆过渡区地表基质调查“攻坚战”。 

滩涂取样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王伟没有退缩，迅速调整心态，带领团队成员开启“白加黑”“5+2”的工作模式，白天“翻山越岭”采集样品，晚上“灯火通明”整理数据。2023年8月，项目进入滩涂区取样攻坚阶段，这片介于海陆之间的特殊地带，环境极其复杂险恶，松软的淤泥深可没膝，稍有不慎便会深陷其中；40摄氏度的高温下，毫无遮蔽的滩面热浪灼人，瞬息万变的潮汐，更让安全作业时间极为短暂。面对如此艰难的时刻，王伟第一个站出来坚定地说：“我是党支部书记，这项工作由我来执行。”此后，他带领调查小组，顶着酷暑每天往返滩涂四五趟，历经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啃下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完成滩涂区取样任务。

如今，为守护国家“粮仓”安全，王伟再次主动请缨，率领团队奔赴苏北平原，投身于地表基质调查支撑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的新征程。

成长的路上没有捷径，唯有脚踏实地，默默耕耘，收获才会青睐你。”王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参加工作12年来，无论担任何种岗位、身处怎样环境，他都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团队成员取得一点又一点成绩，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无怨无悔 拼搏奋进勇当地质尖兵

“做好革命一块砖，哪儿需要往哪搬。”这正是崔学朋参加工作11年来的真实写照。谈起这位皮肤黝黑，双手布满老茧“老兵”，大家无不为他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折服。

2022年4月，他不甘平庸，毅然决然加入地表基质调查团队。面对全新领域，他没有丝毫退缩，白天带领调查小组开展背包钻施工，晚上利用休息时间“恶补”专业知识，并积极向专家教授、技术骨干请教，专业技术能力得到较大的提升，逐步成长为堪当重任的技能人才。

崔学朋（右一）与同事在野外进行背包钻施工 

2024年5月，他跟随项目组来到江苏宿迁开展地表基质调查任务。盛夏的8月酷热得如同一个巨大的“蒸笼”，闷热的空气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但这段时间又往往是野外工作的攻坚期，为了提升工作进度，他带领调查小组顶着烈日重复进行背包钻施工，找点、打钻、编录、取样、拍照，动作一气呵成。豆大的汗珠从他们被晒得黝黑的脸颊上不断滑落，身上的衣服一会儿便被汗水浸湿，紧紧地贴在皮肤上，手中的工具和钻杆被高温灼烧得滚烫，隔着手套传来难以阻隔的灼烧感。这种点位他一天要干七八个，衣服也在施工和转场过程中湿了干、干了又湿。这是一场与酷热的艰苦较量，更是一场检验责任和担当的考量。

“每次开展野外调查，我们都要备好很多矿泉水，汗水虽然浸湿了衣衫，却浇不灭我们心中的信念与热情。”崔学朋笑着说。这些年，他不仅工作兢兢业业，更以项目组为家，每当同事在工作中遇到难题，他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同事们答疑解惑，在帮助同事解决问题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综合能力素质。如今，通过不懈努力和拼搏，他早已从青涩的“技术小白”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

窥一斑而见全豹，观滴水可知沧海。侯红星、王伟、崔学朋……他们只是廊坊中心700多名干部职工中的一份子。为了地质调查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干部职工，正埋头苦干、默默奉献、团结协作、拼搏进取，以实际行动践行新一代地质人的初心与使命。

蔡家品，教授级高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探矿工程所）海洋地质调查钻探室（金刚石钻头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远大抱负”，“碰到问题就解决问题，这就是工作的最大意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自认为“没有抱负”的人，却被评为中国地质调查局杰出人才。

在中国的油气钻探领域，蔡家品的名字几乎就是一张名片，不认识他的人很少。地质人长期在野外工作，身上难免会有些江湖习气。在油气钻探这个江湖中，大家都直呼他“老蔡”，钻探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想到的总是“赶紧把老蔡喊来”。

蔡家品一直致力于钻具的研究，他带领团队研制的海洋地质调查取样工具及天然气水合物保温保压取样钻具，解决了我国在深水及超深水取样难的问题，均为国内首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国外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为我国在海洋地质调查、资源勘查（含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及工程勘察提供了技术支撑。

此外，团队研制的孕镶金刚石钻头，有效解决了在地质及油气勘探开发中，钻头寿命短和机械钻速低的难题。特别是大直径的孕镶金刚石钻头，已成功替代国外同类产品，成为国内施工方的首选。

在项目实施技术创新研发中，蔡家品始终重视青年技术人员的成长，强调团队意识，已初步建设一个在碎岩工具和海洋取样技术方面（特别是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取心技术方面）技术一流、凝聚力和战斗力强的优秀团队。

最初的追求是跳出农门

约访蔡家品，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记者从约访到采访成功，经历了40多天的时间，因为他实在太忙，总在野外帮地勘单位处理一些钻探上的难题。可以说，在钻探领域，他已经“玩”得风生水起，很难有时间歇息。

那天，记者好不容易“逮”着他了，见面时的蔡家品，不免显得有些疲惫。但即使是这样，记者也不可能放过这难得的机会。

老蔡也乐于奔跑，手机一响，立刻就打包走人往机场赶，一年到头在办公室也待不了几天。这样的生活状态，他早已经习惯了。就像他说的，在北京待上几天没有电话接，心里反而空空的，有点儿无所事事的焦虑。

这就是蔡家品，一个忙碌得坐不住的人，一个把忙碌当乐趣的科技工作者。

实际上，就像许许多多农村长大的孩子一样，要说那时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追求，未免有些虚伪，发奋念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跳出农门。蔡家品来自湖北农村，之所以认为自己没有远大的抱负，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只要是拿工资吃饭，在农村人看来就是有出息了，再说农村长大的十几岁的孩子，没有什么见识，谁会去计划将来会干什么呀。”

海上作业中的蔡家品

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抱负，1984年，蔡家品高考结束，加之分数不算太高，高中的授课老师让他填报个地质类的专业，说这样容易录取，将来也好找工作。于是，他就听了老师的，填报了成都地质学院探矿工程专业。从此，他便与探矿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大学学习期间，蔡家品越来越觉得这个专业很有意思，因为年轻人都有一种放浪的心理，将来毕业了，可以一天到晚泡在野外，纵情于山水，诗意而又浪漫，多美的差事呀。于是，他发奋学习。1988年，蔡家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了原地质矿产部探矿工程研究所。

蔡家品很感激高中时的授课老师，他确实没有骗他，学地质类专业不但好找工作，而且还被分配到了一个在北京的国家部委所属科研机构，在成都上学，能进北京，已经很了不起了，他觉得自己简直太幸运了。

进了国家部委的科研机构，担任超硬材料研究室助理工程师，同届毕业的同学们的羡慕是可以想象的，蔡家品也觉得自己不是一般的牛，有点平步青云的眩晕，一股为国奉献青春的豪情油然而生，这种感觉真是爽极了。

跟探工所三十年的不了情

到今年为止，蔡家品在探矿工程研究所已经摸爬滚打了整整30年。弹指一挥间，蔡家品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长成了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从小蔡混成了老蔡。

实际上，蔡家品也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高尚，多么有热爱事业的情操，在探矿工程所改制的时候，他也一度想过逃离。要知道，一个被财政拨款养着的科研机构，突然要改成到市场上找饭吃，这种心理的撞击是难以形容的。

20世纪90年代，是地勘行业的低谷，尤其是地勘单位属地化，钻探任务锐减，很多打钻找矿的专业技术人员，受生活所迫，靠副业养家糊口，养鸡的养鸡，养猪的养猪，彼时的状况，让一直致力于钻具研究的蔡家品，心里油然而生出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没落感。

此时，科技体制改革，原地质矿产部探矿工程研究所更名为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看似改变不大，干的活也还是原来的活，但这样的改变，却将一个铁饭碗变成了一个泥饭碗，随时可以摔破的。能不能在市场上找到饭吃？这样的恐慌与疑惑，一时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是去？是留？对于还是踌躇满志的蔡家品来说同样是种折磨。而此时的蔡家品，已经是超硬材料研究室主任助理、工程师，到外面不可能找不到待遇更好的工作。当时，探矿工程研究所正在搞金刚石钻头技术的研发，作为所里钻头技术研发的中坚力量，一旦离开，于单位于个人，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所里的领导早就看穿了蔡家品的心事，当面找他聊了很长时间，并语重心长地跟他说：“小蔡呀，留下来吧，拨开云雾见天明，这里才是你施展才能的地方。”

人在彷徨的时候，是需要一个长者赋予精神力量的。加上对一起共事多年的同事们的不舍，蔡家品于是也就留了下来，这一留就留到了现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30年。

有幸觅获一得力助手

搞科研工作，能获得一名得力助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阮海龙的到来，如同激活一池春水，让蔡家品的团队一下子更加活跃了起来。

阮海龙，高级工程师，探矿工程所海洋地质调查钻探室（金刚石钻头技术研发中心）副主任，中国地质调查局优秀人才。

阮海龙并不觉得自己干的事有什么高大上，他认为，研发出来的东西，能解决实际问题，能拿到市场上利用，能为单位赚钱，说得漂亮一点，就是成果转化能生出效益来，这事就算妥了。

蔡家品深知，搞科研要有一个多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互相密切配合的创新团队，并付诸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努力。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但由多个个体组成一个知识结构合理、团结的战斗力强的团队，就可以发挥巨大的能量。

阮海龙在海洋地质十号钻探船上

阮海龙是个80后，2006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钻探专业，在随后读研的几年中，一直跟随在蔡家品左右。阮海龙出生于浙江农村，之所以爱上钻探专业，很多的想法与当初蔡家品大学时代的想法几乎不谋而合。后来参加工作后，才知道一切并非想象中的那么浪漫，那么有纵情于山水之间的诗情画意。

研究生毕业后，阮海龙留了下来。对于自己专业的发挥，他觉得这是个再好不过的平台，加上蔡家品像老大哥一样对他的关爱，工作配合起来的那种“心有灵犀”的感觉，让人特别爽。很快，阮海龙就成了蔡家品团队的得力干将，并挑起了副主任的重担。

从某种意义上讲，蔡家品和阮海龙的组合，几乎是天撮之合，这也为后来这个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积累了创新的能量。这个科研团队一共15个人，大多都是80后，最小的1992年出生。

年轻人的思想总是活跃的，科学有时就需要年轻人的浮想联翩，灵光一闪中激发出新的解决方案。每逢技术讨论会，蔡家品和阮海龙最喜欢干的事，就是让年轻人争吵起来，因为人在激烈的争论中脑子会飞速旋转，激发出隐藏于大脑中最潜在的智慧。

决不能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

探矿工程所一直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科研方向，近些年来，特别在服务油气钻探领域发挥了积极作为。研制的孕镶金刚石钻头有效解决了在地质及油气勘探开发中钻头寿命短和机械钻速低的难题，特别是大直径的孕镶金刚石钻头，已成功替代国外同类产品成为国内钻探队伍的首选。

1999年～2001年，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人员首次在南海西沙海槽发现了显示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的地震异常信息（似海底地震发射波“BSR”）。200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专项。

尽管随后我国在海域天然气水合物钻探上获得一系列突破，但令人尴尬的是，我国海底钻探取样却一直依赖于国外技术，国内几乎没有哪一家机构在此项技术上有所进展。因此，不得不让外国人随意开价。

团队合影

眼睁睁地瞅着外国人收取那么高的价钱，而中国人又毫无办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作为从事钻具研究近二十几年的科研团队的带头人，蔡家品心里很不是滋味。其实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一定要打破外国人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把国外同类技术挤出去，这钱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挣。

实际上，对海洋钻探取样技术的了解,蔡家品最早是通过参阅了DSDP、ODP、IODP及IODP-china等网站与书面文献的大量资料，了解了国外在深海钻探技术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当时他还在想，他的团队一直在陆地搞钻头和取心工具，什么时候也拓展到海上去发挥探矿工程研究所应有的作用。

谈及被外国人卡脖子的事，作为蔡家品团队副手的阮海龙，脑子里多次泛起那个场景。那是一次随船出海的钻探作业中，几个帮忙取样的外国人，突然停下手中的活，将项目组的负责人叫过来，咕噜了一阵后，微笑着把旁边的其他人都驱赶开，然后才实施取样作业。

阮海龙打听到，刚刚的一阵咕噜，是外国专家在关键的时候故意捏你一把，要求项目组提高取样价钱。事情都到了这个份上，不答应的话，之前的作业等于是废了，项目组只好答应了外国技术人员的要求。之所以把其他人都驱离，就是为了对中国人严格保密，不想让中国人看到他们的作业程序。作为一个钻探专业的毕业生，阮海龙内心被深深地刺痛，同时也滋生出深深的责任感，“这活应该由我们来干。”

机会终于来了，2010年8月，中海油服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子课题“深水随钻取样器设计和制造技术研究”负责人找到了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经过多次深入交流，最终同意由蔡家品的团队来承担这个课题。

不久后，又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传来好消息，为解决海洋钻探取样难题，中国地质调查局设立专项资金，将《海洋地质调查钻探取样器具及工艺研究》列为科技攻关项目，起止时间为2011年1月到2012年12月，蔡家品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的实施。

这真乃好事成双。蔡家品和阮海龙以及他们的团队尽管异常兴奋，但这样的科研项目，能否在短期内取得突破，心里实在没底。

此时，从接手中海油服“深水随钻取样器设计和制造技术研究”课题，距项目结题时间不到一年（这个项目计划是3年），而且研制的随钻取样器要通过海试应用。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团队经过慎重考虑，最终接下这项任务，因为这是他们下海非常难得的机遇，也是拓宽他们技术领域绝佳的机会。

经过团队的共同努力，2012年4月，从海洋石油708号深水工程勘察船传来好消息，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研制的TK系列深水随钻取样器搭载海洋石油708号深水工程勘察船，在中国南海番禺区块水深约200米、6级风、涌浪3米的条件下，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了孔深10米（PY34-1-PL10-BH）全孔取样作业和孔深300米（PY34-1-CEP-BH）分段取样作业，一举打破我国海洋钻探船钻孔深度、取样深度两项纪录。

本次试验还检验了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为海洋钻探取样专门研制的抗涡动金刚石复合片钻头。结果表明，该钻头在作业过程中钻进效率高、成孔质量好、地层适应性强，完全满足海洋钻探各种复杂工况的要求。

这意味着，这项由国外垄断的深海钻探取样技术，已被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彻底打破，取样成本只接近外国专家取样的一半。

保温保压取样钻具破题

天然气水合物是甲烷气与水在高压低温条件下类冰状结晶物，大家形象地把它叫做“可燃冰”，一旦温度升高或压力降低至一定程度，甲烷气则会逸出，固体水合物便趋于崩解。如利用常规取心（非保压取心）设备将含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从海底取至海面时，压力或温度的变化会导致天然气水合物分解，这会扰动沉积物，有时会使岩心遭到完全的破坏，分解成一堆泥浆。

由于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环境和性质的特殊性,使用保温保压取样技术成为获得原位天然气水合物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保温保压取样钻具是获得天然气水合物真正物化特性的主要器具。而当时，这项技术也一直被一些西方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所掌控。

在突破深海钻探取样技术后，蔡家品和他的团队就开始讨论研制保温保压取样钻具的可行性，由于想取到大直径岩心，当时初步设计按照翻板密封来进行，很有挑战性，但是在翻板密封的方式上有不同的意见，最后蔡家品决定两种方式同步进行，根据室内试验的结果再来选定，整个工作有条不紊。

实际上，保温保压取样钻具的研制难度是非常大的，当时，有关单位依托863项目也在试制研发，项目进程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他们具体进展到什么程度，外界一无所知。但在2014年3月初，国内一家海洋油气勘查单位突然通知蔡家品，他们计划在4月初出海给相关单位搞保压工具的实验，问蔡家品团队的进展如何，可以免费搭载试验。蔡家品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试验机会，在他和阮海龙的带动下，团队成员加班加点赶进度。

在室内实验过程中，团队成员充分发挥智慧，对在海试中可能遇到的复杂情况做了充分的预判。比如，海底的泥沙对管子的摩擦，提起钻管过程中的卡管等，一切可以预判的状况，都在实验室中模拟完成。这段时间，团队成员深夜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为了给这帮年轻的队员鼓劲打气，常常干到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蔡家品和阮海龙便带着所有的加班人员上街烤羊肉串，喝个啤酒，然后又接着干。

由于这样的钻具是自我研发的，所有的部件不可能在市场上轻易买得到，团队成员大都学会了车工，所有的零部件几乎都是他们自己一点一点地车出来的。阮海龙跟大家自嘲，将来失业了，大家都是一个优秀的车床工人，工作随便找，饿是饿不死的。

在团队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按照海洋油气勘查单位的要求时间把钻具运到船上参加海试，这次试验的结果初步保温保压成功，对方未成功。之后，团队又回来在室内做了大量的技术改进及试验工作，于2014年7月由蔡家品亲自带队参加海试，也是与对方PK，结果是探矿工程所完胜。

2014年9月，海洋油气勘查单位专门安排一个航次到天然气水合物靶区取样，蔡家品团队再次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这是我国首次采用国产装备成功提取到保压天然气水合物样品，为我国“十三五”开展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及试开采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原标题：“生态这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图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本报记者 李 婕摄

本报西宁6月25日电　（记者李婕）青海将再创世界纪录。6月20日零时至28日24时，青海将连续9天216小时全部使用清洁能源供电，此举将打破去年该省创下的“绿电7日”世界纪录。

靠水、光、风发电，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确保安全、平衡和稳定，这是对多年来青海清洁能源发展的一次实力验证，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最好体现。

护一盆清水，润半个中国。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拥有大江河、大草原、大湿地，青海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也是观察生态中国的极佳样本。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青海正加快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转变，探索一条绿色崛起之路。

回归生态本色——“野驴、黄羊、藏羚羊、斑头雁、黑颈鹤又回来啦！”经过系统治理，青海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好转。江河源头重现千湖美景；青海湖湖泊面积相当于增加了15个西湖，有223种30余万只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全省湿地面积达814万多公顷，比2001年增加257.47万公顷，居全国首位；全省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达到88%……

保持发展绿色——青海没有海，但是有成片蓝色的“光伏海洋”。堪称太阳能资源的“聚宝盆”，青海做足“阳光工程”。打好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两张牌，不光有绿色制造工程，也有绿色惠民富民。“从前默默无闻上山庄是山上庄，于今赫赫有名头回客成回头客”，生态旅游让老山庄变了样。畜禽养殖、粮油种植、果蔬、枸杞沙棘……高原生态农牧业拉起青海绿色产业链。

探索体制特色——在玛多县黄河源头牛头碑所在地，二十出头的藏族年轻人正日夜守候黄河之源的山头。他们的特殊身份是生态管护员，管护高原家园和草场的一草一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以来，体制探索创新不断。自然保护区禁止旅游、生态区开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干部考核实行生态环保导向……青海立下许多生态规矩，用严密法治和制度创新强化执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很有启发意义，是站在更高层次上对重构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深邃思考。它所带来的发展方式转化，也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荷兰阿姆斯特丹商学院教授弗朗索瓦这样说。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已经成为青海人的共识。正如一位当地藏族干部说的，“生态这件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人，好好地干。”

青海湖一角。李晓英摄

看生态中国，绕不过青海。

拥有大江河、大草原、大湿地，青海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又因其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高寒干旱区，青海生态格外敏感脆弱，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何在发展中最大程度发挥生态价值、履行生态责任、挖掘生态潜力？

6月上旬，正是青海大地绿色萌动的时节。记者看到，从城市到乡村，从牧民草场到产业园区，从山之宗到水之源，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过程。回归生态本色，保持发展绿色，探索体制特色，从经济小省到生态大省、生态强省，大美青海正在探索一条绿色崛起之路。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回归生态本色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西宁蚊子多啦！”刚上车，青海民间环保人士，有“中华对角羚之父”称誉的葛玉修就讲起了他的新发现。蚊子，这种不招人喜欢的动物，却是青海省会西宁生态好转的直接证明。“一是水源涵养好，空气湿度大了；二是绿化好、植被更多了。”葛玉修说。

蚊子从无到有、由少变多，见证的是在高寒干旱条件下，西宁在生态保护上付诸的努力。

今天的西宁市，拥有近30万平方米梯级景观水面的湟水河穿城而过，水流不息。清晨，市民在河岸两边往来晨练。“河水比以前更干净，母亲河越来越好了。”正在清理河道的周大叔对湟水河充满感情。

早些年，因为城郊排污口直排河道，加上水量季节性不足，周边山洪沟道泥沙入河，湟水河一度浑浊不堪，城区不少河段更是浅滩裸露。要还百姓“水清、流畅、岸绿、景美”！西宁启动湟水河治理，仅2016年城区段就投资4.3亿元，7.6公里河道实现清浊分流，景观水面连续蓄积，河水水质国控达标。“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观正成为现实。

不仅是湟水河，放眼整个青海省，长江、澜沧江、黑河、黄河干流以及湟水河出省境断面水质均实现稳定达标，全省湿地面积达814万多公顷，比2001年增加257.47万公顷，居全国首位。

“三水横穿，两山对峙”，西宁市的南北两山，同样满载故事。“70年代我刚到青海的时候，两座山都是光秃秃的，完全无法想象如今的林木繁茂。”葛玉修说，他是看着西宁的两座山一点一点绿起来的。

“别地儿插根筷子都能活，而在这里，树长3年没死才是真活了。”这是青海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让树活下来，让山绿起来，这几乎是让老一辈人都头疼的难题。1989年，西宁南北山森林覆盖率仅有7.2%，而到去年，这个数字是79%。

在今天的山坡上，能看到许多梯田一样的小格子，每个方格里种上植被，这样雨水可以就地积蓄、滋润幼苗。种树还在继续，新的手段也在不断探索中。2016年4月，西宁市开始全国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确立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治山、理水、润城”。关于治山，西宁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沈敏说，“一个原则就是‘水不下山，泥不下沟’。”

就是经过这样一土一寸的山水治理，西宁城市有了蚊子。而青海的高山、草原、湖泊里，则有了更多珍稀野生动物。

看！野驴、黄羊、藏羚羊、斑头雁、黑颈鹤……从海南藏族自治州一路行车驾驶到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多县，沿途会翻过日月山，这里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线，一幅青海的珍稀物种图也随之徐徐展开。

“以前没有的动物开始出现了，以前很少见的现在开始成群出现了。” 三江源黄河源园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生态保护站站长马贵说。这里是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与动物一同回来的还有玛多县的“千湖美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鄂陵湖和星星海，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地就在此处。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江河每年向下游地区供水600多亿立方米。

谁能想到，上世纪90年代，过度放牧和全球气候变暖一度导致玛多县自然生态急剧恶化，至2005年，玛多原有的4077个湖泊半数以上消失无踪，草原上裸露的黑土滩不断扩大。

正是从这一年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启动，沙化治理、禁牧封育、退牧还草等项目悉数实施。截至目前，累计在草原植被恢复、沙漠化治理等生态修复领域投入资金183.5亿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与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前的2004年相比，三江源地区各类草地平均覆盖度增加11.6%，荒漠化面积减少近500平方公里，整个三江源水资源量增加近80亿立方米，相当于增加了560个西湖。

回归生态本色，青海全省措施有力，收获满满——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好转，青海湖湖泊面积相当于增加了15个西湖，湟鱼资源量为上世纪80年代保护初期的近30倍，有223种30余万只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可可西里申遗成功，创造了中国最大、全球海拔最高的世界遗产地新纪录；全省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达到88%；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启动……

青海省委书记、省长王建军强调，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维护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青海人的努力。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

聚力绿色发展

做好生态保护，不是不要发展。

青海的省情有一对“大小”之辨。“大”，是指青海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省（不包括自治区）。“小”，是指青海是经济总量最小的省。

72万平方公里，近600万人口，生态重省青海也面临如何更好发展、如何处理保护和发展关系的问题。

据专家初步测算，青海生态资产总价值达18.4万亿元，占全省总资产的82.7%。青海经济发展，也要围绕生态做文章，青海省负责同志思路清晰。

2017年，青海提出加快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转变。其中的要义就是放下经济总量小的包袱，把生态文明理念牢固树立起来，把高原生态农牧业、新能源产业、生态文化旅游业等生态产业打造起来，打好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两张牌。

绿色发展，青海以循环经济为主攻方向，大力实施绿色制造工程。

在青海广袤的土地上驱车驰骋，蓝天白云竞相追逐，不留意间，却会置身一片光伏的“蓝色海洋”。空气稀薄、透明度好，光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青海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是全国太阳能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条件最优的地方。尤其是柴达木盆地、共和等地，堪称太阳能资源的“聚宝盆”。

青海做足“阳光工程”。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太阳能生态发电园区，自2012年以来已有40多家企业入驻，年平均发电量达50亿千瓦时。位于共和县塔拉滩黄河公司产业园内的龙羊峡水光互补光伏电站，更是解决了光伏发电间歇性、波动性和随机性的难题。这个全球最大的水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通过电网调度系统自动调节水电发电，实现水电和光伏发电的互补，从而获得可靠的电源。2016年11月，借助这个项目，青海清洁能源首次跨区外销到江苏。

在黄河公司产业园内，还有牧民的牛羊成群。“光伏电站建起来，草场也变绿了。”国家电投集团黄河公司海南新能源发电部维护中心副主任宦兴胜说，他们监测发现，光伏板让风速减小了50%以上，蒸发量减少了30%以上，草地的水源涵养量大大增加。荒漠变成了草场，于是有了园区和牧民的合作，养出了“光伏羊”。

既有经济效益，又能助益生态，这是青海发展的重点产业。去年“青洽会”期间，青海创造了全球清洁能源连续使用168小时的纪录。截至2017年底，青海太阳能发电量居全国第一，集中式光伏电站装机容量居全国第二。

绿色发展，不光有高大上的科技产业，也有接地气的乡村生计。“从前默默无闻上山庄是山上庄，于今赫赫有名头回客成回头客”。生态旅游，就让西宁市湟中县土门关乡上山庄村彻底变了样。记者到访时，2800多亩的山头上，“早熟”的薰衣草已经成片绽放，到6月中下旬，这里就是一片花海。

去年，返乡的本村人周玉财牵头成立青海祥泉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投资3600万元开发了乡村生态旅游。土地租金、务工费、生意钱……随着游客往来，老山庄有了人气，原来的重点贫困村家家户户有了活计。

“150多户的村子，往年有时候一年娶不上一个媳妇儿，去年一年村里娶了七八个！”土门关乡党委书记党海云说，村里环境好了，村民收入多了，精气神也大不一样了，这是旅游加生态饭。周玉财说，“生态旅游加扶贫，能让企业有发展，让上山庄有长久的收益。”

虽然深居内陆，气候高寒，但先天的“劣势”和潜在的生态优势正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清洁能源；高原旅游；牦牛、藏羊、果蔬、枸杞沙棘等高原特色现代农牧产业正拉起青海的一条条绿色产业链。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严立生态规矩

不论是生态保护还是绿色发展，要立足长远，都离不开制度和体制的保障。在青海，就有许多生态的规矩。

为了防止破坏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今年5月底，玛多县政府向全社会发出通告：禁止一切社会团体、单位或个人进入扎陵湖—鄂陵湖、星星海自然保护分区开展旅游、探险活动。这意味着当地随之放弃了相关旅游收入。

去年，青海省印发《青海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对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和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进行严格的产业准入限制。这意味着舍弃对生态不友好的经济效益，从源头上做污染管控。

发展更重生态，这在青海有制度撑腰。就在不久前，青海调整2018年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取消8个省级农产品主产区所属县（市、区）和2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属县的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4项考核指标，实行以生态环保和脱贫攻坚为导向的差异化考核机制。

发展更重生态，青海还有不少体制探索。在黄河源头牛头碑所在地，四位二十出头的藏族年轻人正日日守候黄河之源的山头，他们是当地生态管护员，这里一草一木的变化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是一个不小的群体。藏族人索索也是其中一位，在自家3.5万亩草场上，他既是主人，也承担生态管护的工作。“每天在草场巡逻，看水上的草、看水底的鱼。现在环境卫生好起来，动物多了，草场也变好了。”当上生态管护员，索索每个月还能领到1800元的工资。

“生态管护员最初是将生态保护和精准扶贫结合在一起，发展到如今，早已经成为生态、党建、民族团结、精准扶贫、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稳定六位一体的载体。”生态保护站站长马贵说。截至2017年底，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已设置生态公益岗位10051个，户均年收入增加21600元，其中一半以上是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

这只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一个细节。2015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从此，三江源正式走进国家公园时代。

挂牌成立以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全力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并对3个园区所涉4个县进行大部门制改革，解决“九龙治水”和监管执法碎片化问题。例如，玛多县将原有的国土、环保、水利等部门一并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统一下设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原各部门执法机构被整合组建为管委会资源环境执法局。再例如，青海省首个专业法庭——玉树市人民法院三江源生态法庭设立运行。

“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改革，青海将继续坚持试点先行和整体推进相结合，落实和深化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生态环境监管、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生态补偿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王建军说，青海要探索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从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到万千牧民小家的草场管护；从高原的大山大湖到城市的一草一木，围绕着生态的保护、发展和改革正在青海大地上徐徐展开。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已经成为青海人的共识。正如一位当地藏族干部说的，“生态这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人，好好地干。”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8年06月26日 第 03 版）

当地时间11月26日13时，“嗡嗡嗡”，久违的声音响起，右推进电机终于正常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所属的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六号”船重启双桨，奋力向位于东太平洋的工区驶去。然而，对船上的所有人来说，刚刚过去的70多个小时里发生的一切，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鬼知道轮机部都经历了什么！”

一

“低速运行时右推进电机轴承部位声音和振动异常。”当地时间11月23日15时，轮机部二管轮耿强林在值班检查时发现了问题。

闻讯后，轮机长耿志爱、大管轮李宗超、电气工程师郑正大马上赶到了舵桨舱，初步判断是电机轴承或者连接部位有问题，继续排查故障点。三个小时后，拆下联轴节，电机空转仍有异响，振动明显，轴承成为最大隐患。

“问题严重了。“大家立即紧张起来。船长蓝明华告诉记者，右推进电机与右侧舵桨相连，为其提供动力，如果推进电机发生故障，就相当于“海六”的“右腿关节”出问题了。

怎么办？这种“大手术”，一般来说都需要“住院治疗”，或者待停泊靠港后在厂家技术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完成。显然，目前不具备如此条件，船已经离开夏威夷行驶到赤道附近，方圆5000公里都是海，无法寻找外援。

去智利船厂维修，是最稳妥的方案，但路程太远、代价太大。单桨推进的速度仅接近正常航速的一半，如果仅靠一条“腿”蹦，中途不去工区开展作业，直接驶向最近的码头，也赶不上靠泊计划，再进厂修理，时间上吃不消，可能严重影响后续的南极科考任务。

“自己动手吧!”轮机部主动请缨。有了这句话，“海六”临时党委书记孙雁鸣一直悬着的心稍稍安顿，但他也深知难度有多大：“这么大的故障，如果在船厂或者车间，有专业的拆装工具还好办一些，但船上的条件实在有限，以前还从来没做过，只能靠经验和技能。”

缺少专业工具，说明书上没有完整的零部件结构图，更没有拆装工艺流程图……对于即将要面对的困难，老轨耿志爱心里也很清楚，但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担心和焦虑，“就算遇到问题，也不用害怕，总会有办法的”。

二

位于二层的舵桨舱，犹如一个机器的迷宫，四周是各种大型设备，头顶管道密布，侧身走在里面，一不留神头就撞上了。

将疑似有问题的轴承拆下来，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当地时间11月24日12时，在不足一人高，约2平方米的空间里，塞进了8个人，老轨、大管、郑师傅、助理电机员戴文军、机工方国明、梁安林、邱石、三管轮段开明，正忙得不可开交，轮机部其他人值完班后也陆续赶来帮忙。今早已经干了四个多小时了，他们刚刚又拆下一块“硬骨头”——动力输出法兰，即电机与舵桨之间的连接件。

下午16时，坏消息传来：拆卸过程中，大家发现厂家随船提供的图纸与实际情况有差别。“按照图纸标识，轴承外面有道保护环应该是螺纹连接，但我们按照对应的方法却没法拆下来。”耿志爱的脸上不再有笑容，在和孙雁鸣、蓝明华和首席科学家邓希光商量后，决定向“家里”寻求支援。

电话打通，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领导和船舶大队负责人听闻海上的突发情况，立即与国外设备销售方联系，希望获得更详细的拆装说明书。

然而，新图纸传来，却是空欢喜一场：与船上的图纸一模一样，厂商也无法提供更多支持。

“总会有办法的。”大管轮带着大伙儿反复地研究图纸上的加工尺寸，再结合各方面的验证，最后判断——保护环的连接方式应该不是螺纹连接，而是过盈配合。所谓过盈配合，就是为了确保轴套配合得尽可能紧密，一般在设计轴和套的配合时，有意将套的尺寸加工得比轴更小一些，然后通过加热套膨胀后安装到轴上，待温度冷却后达到“抱死”效果。这也意味着，在船上的既有条件下，拆卸难度超乎想象。

轮机部船员使用液压工具拉离故障轴承 

安装调试轴承 

使用手动葫芦吊装联轴节设备

三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拆下轴承外的保护套后，就要拆卸轴承了，轴承也是过盈配合，而且直径近200毫米，和传动轴咬合得极为紧密，在狭窄的空间里，没有专业工具，人力也不可为，怎样才能拉出来？

“需要什么工具，自己动手做就行了。”轮机部成员没有被困难吓倒，能想到的任何办法都要试一下，十八般武艺样样不放过，最后锁定了船上的液压工具，同时又是切割又是焊接“捣鼓”出好些件自制工具。尽管大家心急如焚，可每个人都清楚，这台主推电机是进口的精密设备，“娇气”得厉害，必须耐着性子一毫米一毫米往外拉轴承。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地时间11月25日12时，轴承顺利拆下，大伙儿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正如所料，马达的轴承磨损严重，即使手推都能感觉到明显滞阻。

接下来的事情就更加明确了，换上备用的新轴承。于是，好不容易才卸下的每一个零件，又要艰难地重新装回去，有时仅仅装一个环就需要7、8个人忙上一个小时。

次日早晨9时，通过加热膨胀，新“关节”终于装上了。17时，通过打表测量推进电机输出轴和舵桨输入轴轴线符合要求后，联轴节安装完毕，一切准备就绪。半小时后，耿志爱与驾驶台联系，开始测试。李宗超和郑师傅一左一右，侧耳仔细辨别声音，同时用手感受马达的振动。其它的小伙子们也没闲着，或是拿起扳手紧螺丝，或是俯身倾听周边设备的声音是否正常。

“无异响，无振动。一切正常！”直到此刻，这台“外科手术”才算真正成功了。“太不容易了！”孙雁鸣反复地说:“这次海上抢修的难度史无前例，真没想到能如此迅速地顺利完成。”

四

喜讯传到万里之外的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张光学副局长也特意发来祝贺信息：“同志们的敬业精神和高超的自修工艺值得称颂。”

是啊，如此复杂的一台“手术”，完全以自己的力量完美解决，靠的是什么？回想起这三天来的一幕又一幕，我好像找到了答案。

首先是担当精神。在海上遇到突发问题，无论“海六”临时党委，还是轮机部，都是沉着应对，不推诿、不畏难。身处深海大洋，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动力源泉。

其次是“钉钉子”精神。在海上抢修的70个小时里，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难题，但比问题更多的是解决方案。在每一个重大关头，“总是有办法的”，这句话就会响起。正是凭着这股劲儿，一寸一寸地推进，才有了最后的胜利。

最后是团队精神。无论是前方和后方的配合，还是“海六”上各个部门之间的支持，无不述说着“海六是一个无比团结的集体”。具体到轮机部，更让人印象深刻。

发现故障后，我第一时间询问耿志爱，自己动手修有把握吗？“应该没问题，除了水下的部分我们没有条件修，其它的基本都可以搞定。”他既谨慎又肯定地回答。第二天，轴承拆不下时，我又问了他同样的问题。回答依然是，“应该没问题，我们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优秀，一定能找到办法。”

抢修完成后，有一个场景始终在我脑中挥之不去。11月26日上午9时许，轴承已经装好了，接下来需要“对中线”，可怎么试误差都比较大。于是，分歧出现了，不同于大管李宗超的方案，段开明和戴文军提出了另外的想法。在逼仄的空间里，大家或蹲，或跪，或坐，或弯腰，或屈膝，手上拿着扳手、锤子或其他工具，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在这里，没有老轨、大管、大师傅、机工、助理这些身份，每个人都是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不为争出输赢高下，而是共同找寻最佳的答案，像极了一群学生在课间讨论数学题的场面。

毫无疑问，这一场硬仗，“海洋六号”赢得漂亮，成功通过了考验。新的征途已在前方铺开，我们相信，只要有“海六精神”护航，未来将无坚不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