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调查局海口海洋地质调查中心分析测试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前身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第九支队化验室，2018年8月随中国地质调查局海口海洋地质调查中心改革转制，经数年发展，现已建成设施先进，业务广泛，能力突出，集分析测试与应用研究为一体的海洋特色实验室，其工作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提供了重要支撑。

脚踏实地，筚路蓝缕启山林

2018年是许多实验室工作人员回想起来都百感交集的一年。

那一年，他们脱下军装，换上一身便服。看似是卸下了一份责任，实际上却又是一段漫漫征程的开始。“单位转改了，我们该做什么？怎么做？”成为横亘在海口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心头的一道坎。

转改所涉内容，一要实现由陆转海的业务转向，二要完成从军队体制向事业单位的身份转变，这无疑对海口中心上下都提出了巨大挑战。面此困境，实验室在海口中心党委的带领下迎难而上、主动出击。党支部紧紧围绕技术力量缺乏、资质能力与需求脱节两大痛点谋发展，以中心项目需求为牵引，以公益性、保障性、战略性为着力点，狠抓人才队伍建设，加强资质能力拓展，逐渐从一个连海口中心业务所需检测量的50%都无法覆盖的实验室，蜕变为如今具有涉及金属矿及产品、非金属矿及产品、海洋矿及产品、水资源及其产品、地球化学调查、岩石矿物鉴定、地质工程等七大类检测领域资质的技术尖兵。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陆域检测工作是实验室的老本行，也是新的启程点。曾经，无数来自华南地区的样品在这里被分析化验，为国家找矿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如今，他们立足陆域业务稳步前进，在由军转民后的公共服务工作领域走到了前列。2023年，实验室作为地质调查局系统内首家入选单位，参与到了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之中，为海南地区的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尽其所能。同时，随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检测机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海南医科大学实习基地、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技术支撑单位等接连挂牌，实验室在民生服务领域持续发力，将环境、食品安全等民生大小事纳入其中，将“公益性”业务定位落到实处。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海洋是高质量战略发展要地，也是海口中心由陆转海的使命所向。转改后的短短数年，实验室就逐步褪去海洋检测工作上的稚嫩，迎来了自己的高速发展时期。在硬件设施上，建设完成7000m岩芯及海洋沉积物样品冷藏库，升级改造3400㎡的实验测试场所，配备了化学分析、岩矿鉴定、样品加工等仪器设备207台（套）。在技术能力上已经获得七大类共348个参数的检测资质，基本覆盖内部业务水样检测需求。目前每年分析检测海洋沉积物、海水、地表水、土壤及化探等样品上万件，与转改初期相比翻了几番，为七洲列岛海域1：25万区域地质调查、海南海棠湾－崖州湾海岛（礁）综合地质调查等涉海业务的顺利开展打下坚实基础。从初期的手忙脚乱到如今的得心应手，实验室从未停下脚步，力争于“十四五”期间打造成技术过硬、装备精良、特色鲜明的海洋特色实验室。

独立自主，大巧不工破万难

清洗坩埚，似乎只是一件顺手小事。然而在转改之初的实验室，技术力量匮乏，实验室的制样、检验、数据整理等工作都需要由几名主要技术人员完成。在检验工作之后，待清洗的坩埚、比色管等实验器皿堆积如山，使得技术人员不得不将大量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清洗工作之中，拖慢了检测进度。

在转制发展的关键节点，一分一秒都至关重要。作为一线技术人员，王佳翰深感其弊。于是他上网查询资料，反复实验，成功搭建了一台可以同时清洗上百个实验器具的无人值守清洗装置，节省大笔经费的同时，更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最终这一发明也被注册为“一种实验室器皿清洗装置”专利。

而这个发明的背后故事正是实验室技术人员的工作缩影。“我们作为一线工作人员，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王佳翰说道。在过去几年里，从工作中发现问题，认真思考去解决问题，围绕问题进行发明创新成为实验室的一大特色。在转改后的数年里，实验室共获得实用新型专利7项，发表SCI、EI及中文核心论文40余篇。每一项成果背后都是对工作中难题的解决，是坚实踏出的脚印。

论及发展，人才是第一资源。海口中心业务由陆转海之后，现有技术人员职业技能和业务需求不再匹配，实验室面临着巨大的人才缺口。对此，实验室一方面紧急“输血”，招揽专业技术人才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更是积极“造血”，大力推动“外培内训”以强“内功修为”，在最困难的关口不盲等盲靠，自立自强为海口中心业务保驾护航。转改以来，实验室选派人员赴外交流学习20余轮次，并在内部开展组长领学、结对帮带等活动，着力为现有人员更新知识结构，提升技术能力，使实验室技术力量得到了长足发展。2021年，实验室还实现了工勤岗职工发表中文核心论文的突破。如今，海口中心实验室已经初步完成人才梯队建设，现有工勤岗10人，技术岗17人，其中高级职称7人，中级职称7人。

求真务实，独立自主。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实验室化挑战为机遇，从零起步，踏上了打造海洋特色实验室的发展之路。

不忘初心，党建引领锻铁军

是什么使得实验室在短短几年成长为一支技术强军？

回顾这一过程，既有海口中心党委的正确决策与大力支持，也有实验室全体人员的群策群力、砥砺前行。而万山磅礴之中，自有挺秀主峰。无论是着眼民生时的想人民之所想，抑或是由陆转海背后的应国家之所需，听党指挥都是始终不动摇的精神坐标；无论是发力人才建设时的自立自强，抑或是面对日常业务时的踏实肯干，敢于斗争都是自始不褪的精神底色。谈到转制以来的几多艰辛，实验室副主任杨秀玖说道：“党和国家要求我们转向海洋，我们就转向海洋，如果后面再有新的需要，我们也是义无反顾就去干。”这正是海口中心初心不忘，使命必达的真实写照。

转改以来，实验室坚持党建引领业务发展，打造了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实验室队伍。实验室党支部于2023年荣获中央和国家机关“四强”党支部称号，团队中3人获评海南自由贸易港E类人才，2人入选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检测专家库，1人被评为海口中心改革转制5周年先进个人。

在此基础上，实验室以提升战斗力和凝聚力为核心，继续加快党建步伐。党支部每周组织全员开展党课学习活动，学理论也学团结；强化制度建设，以装备仪器采购、人员管理、预算编制与执行为切入点，搭建以岗位为点、以制度为面的廉洁风险防控机制，强制度更是强作风；聚力文化建设，组织参与“家属书廉”“漫画说廉”等文化活动，以书法作品、视频短片等丰富的表现形式传递正能量，聚正气同时聚人气。实验室以多种方式锻造政治过硬、作风优良、本领高强的高水平队伍，让“方法科学、程序严谨、数据准确、行为公正”的高质量标准实验室茁壮在党纪严明的土壤上。

2024年7月25日，海口中心首艘调查船“海洋地质二十六号”进行了首次“船装”结合海试。当天港口人头攒动，海面云气盘踞，调查船引擎轰鸣，在期盼目光中启程前往更远的海、更深的蓝。而随着“海洋地质二十六号”调查船列装下水，“三级跳”规划稳步推进，海口中心也即将跃入向海图强新阶段。在扬帆起航的当口，从来时的郁郁山林眺向前方的千岛万礁，漫漫长路，自是也无风雨也无晴。未来，实验室将会在海洋地质探测与检测领域扮演更大角色，在实战中检验转改以来的发展成果，不断推进高水平海洋特色实验室建设。

虽然窗外寒风呼啸，但参加2018年全国地质调查工作会议小组讨论的代表们热情高涨，讨论得热火朝天。他们谈认识、说感受、建诤言、献良策，共话地质调查事业的新作为。

本报记录整理了部分代表的发言，以飨读者。

新时代开辟新路

上海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副局长岑福康：这次会议是对未来一段时间地质调查工作的整体部署。上海着重在成果转化应用上探索更多模式，以项目、需求、问题为导向，城市地质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建议地质调查工作将从内生找动力与制定法规制度相结合，完善地质调查工作组织实施方式，实现专业化与社会化“双高”。

广西国土资源厅副厅长陆景宇：这次会议对落实党的十九大新要求以及2018年具体工作都做出了部署，对各省厅推进地方地质调查工作有很强的指向性。在保护生态背景下，矿业发开受到极大制约，今后地质调查与找矿应如何适应这种变化？要更多地强调地质调查的基础性、科研性，推进法律地位的确立。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刘鲁：新时代地质调查工作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目前，山东面临3个任务：一是处理转型发展与队伍稳定的关系；二是处理好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和有序开展矿业开采的关系；三是转型发展中实际问题，如整合不够、无法发挥经济效益最大化等。

建议将山东列入新旧动能转化的国家试点地区，发挥地质工作的基础先行作用。

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副巡视员孙永山：中国地质调查局在“三深”科技创新、可燃冰试采等领域取得的成果振奋人心，辽西页岩气取得突破对地方地质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辽宁的深部找矿前景很大，保护区的范围由11个部门联合研究决定，希望部里能多协调规划。

西藏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刘鸿飞：对地质调查支撑脱贫攻坚工作有3点想法：一是利用矿产资源开发反哺地方经济；二是地球化学技术更好地结合高原特色，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三是借助地质遗迹调查，提高旅游科技程度。下一步，西藏国土资源厅将倡导绿色地质勘查，发挥其在地质找矿中的引领作用；与地方需求相对接，除地质找矿外，还要与脱贫攻坚、城市建设相结合；做好矿权退出。

甘肃国土资源厅副巡视员赵玲房：希望地质调查能够更多地支持西部地区小康社会建设。在放管服改革方面，能否减少行政机关对地质报告的技术审查。

青海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刘寅秀：希望与中国地调局构建干热岩联合推进机制，加强地灾防治的技术指导。

中国核工业地质局副局长李友良：一是加强地质科技、理论、装备协同创新，严格质量管理，践行绿色勘查理念。二是大宗矿产地开发上，要加强公益性地质调查和商业性地质调查的对接。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总工程师姚超美：要重点提高业务管理水平，希望能得到中国地调局的指导。建议对小型的战略性矿产加大工作力度。

水环中心主任文冬光：地质灾害监测各个省的情况不一样。建议统一全国地质灾害监测、矿山环境地质监测乃至城市地质安全监测等技术标准规范，在全国实现数据共享。

地质力学所所长邢树文：我们在新时代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第一，单一要素和综合要素，单一要素要摸清，也要在综合的基础上运用一些现代化的方法。第二，浅部与深部，之前对浅表层次探讨得多，但深部影响因素是动因，其相关研究越来越重要。第三，内生与外生，过去偏重研究外动力，现在应加强对内生和内外动力耦合的地质作用及其引起的灾害的研究。第四，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如今，现代技术越来越重要。

中国地调局人教部主任赵奇：在人才方面，局里提出的3项人才计划确实含金量很高，但是拓展到整个行业系统需要一定的程序报批，同时也要解决如何落地的问题。在机构方面，各省区差异很大，中央不可能“一刀切”，还需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在项目方面，只要是公益性的，国家应该设置一个大项目，来安排地方从事。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应急技术指导中心）党委书记李文鹏：第一，随着党的十九大的召开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水工环工作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第二，数据共享问题。地质环境监测数据在不涉密的前提下全面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第三，地下水监测问题。目前地下水管理条例还在征求意见。水文地质调查、地下水监测、国土规划、矿产开采、城市建设等一系列与国土资源有关的事项都要在条例中有所体现。第四，水工环利用新技术的时代已经到来。

河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院长甄习春：一是地质调查工作站位很高，主要体现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二是地质调查工作科技创新能力有所增强。三是国家公益性地质调查工作效果很好，得到了领导人和社会的认可，最明显的就是，之前央视很少报道我们的工作，现在却时常在央视新闻上看到，而且都是大突破。

河南省地质调查院院长张古彬：新形势对地质调查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应该思考以什么为抓手开展新项目。希望中国地调局能在河南建设一个科技平台，研发相关技术方法，形成配套成果，推动对今后的转型发展。

江西地质调查研究院院长楼法生：党的十八大以来，地调系统在科技创新，特别是“三深一土”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的期刊上看不到。建议丰富创新科研成果发布形式，加强科研成果在系统内的传播，为今后相关领域研究提供支持。

广西地质调查院院长徐海：留住人才和人才培养都必须有项目的支持。希望中国地调局能从人才培养的角度适当地给地调院一定的项目。地质工作是一项特殊的工程，要对人才有系统的考虑。

时不我待话改革

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潘海滨：近年来，中国地调局在国内、国际的影响力和声誉得到显著提升。综合地质调查成果引领地方需求，使得基层国土、地质工作得到了地方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响应。当前正处在地勘单位改革转型期，希望部地勘司从顶层出台指导意见。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巡视员马兰峰：2017年，广东省在找矿突破、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先行区、城市地质、落实生态保护优先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广东省今后将大力倡导绿色勘查，促进转型升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整体布局，在深圳、东莞、惠州三地开展城市地质工作试点；加快清洁能源勘查，调整能源部署；做好取消地勘资质后的地勘管理工作；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促进地勘管理职能转变。

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何南飞：会议主题明确，任务明确，责任明确。一是高度关注地方队伍的改革；二是生态保护，要适应新的要求，在用地用矿方案制定中主动作为。建议在法规制定方面要超前。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局长潘树仁：一是出台意见，指导行业队伍发展，协调相关部门。二是煤炭地质除了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之外，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开采也有很大的作用，近年来，中煤地质总局的工作范围从煤矿服务延伸到煤炭（煤系）服务，高度关注煤矿中伴生资源的勘探开发利用。三是根据会议精神，贯彻国家对地质调查工作的要求，考虑煤炭人如何有所作为。

陕西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站长范立民：希望能通过大项目锻炼和培养一批人才。同时，关心各省总站的年轻同志，尤其是40岁以下的年轻骨干，他们的发展前景很大，很有潜力。

齐用力共谋发展

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刘聪：这次会议振奋了信心，明确了方向。建议全国地质工作更加接地气，跟地方工作结合更紧密，用中央地勘工作带动地方工作。同时，地质工作不要仅限于当技术能手，希望能在环保工作中听见地质人的声音，使国家、社会认识到地质工作在资源合理利用、国家资源保障中的必要性。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赤兵：一是拓展地质调查空间在当前十分重要，要因地制宜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特别是基础地质调查，让公益性地质调查的效益真正转化为地方效益；二是协调处理生态红线和国土空间优化的关系；三是紧紧抓住地质科技创新的机遇，提高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的参与度。

大数据时代，“地质云”建设要解决好条数据和块数据的关系，建议做成“混合云”，完善数据共享。

新疆国土资源厅副厅长覃家海：最近，新疆5个油气区块开标，其中3个区块分别以14.9亿元、3.8亿元、8.6亿元拍出，对地方经济有很大促进作用。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副局长琚宜太：地质调查的专业化队伍和研究队伍应加强相互合作补充。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所长石建省：新形势下地质环境监测工作面临很大的发展空间，监测的范围更广、内容更多、要求更高，需要研究探讨的东西也更多。比如，未来自然资源统一调查评价管控需要依托一个平台，地质环境监测系统有数据优势，可以发展成为自然资源综合调查评价监测平台。另外，中央队伍的优势在于有高层次的人才队伍，能接触国内外先进的理论技术；地方的优势在于长期的资料积累，有扎实的基本功。二者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地质工作。现行的财政体制、招投标机制等对这一结合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希望在改革过程中能解决这些问题，真正找到联合谋划设立承担重大项目的途径。

北京市地质环境监测总站党委书记刘霞：第一时间向主管领导汇报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建设。

建议出台一个环境检测总局（总站）的规范文件，建立合适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希望今后的会议也安排政策解读环节，并将资料发给我们。

西藏地质环境监测总站高级工程师李昆仲：一方面，我们人员比较少，专业基础力量也比较薄弱，整体地质调查程度比较低；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我们面临着机遇，许多工作都需要积极去做。一是希望通过院站给予我们指导和引领，同时加强与各省份单位的合作交流，共同推动西藏的地质调查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二是此次会议给我们施加了压力，西藏这种人员比较少、落后的地区，我们该如何定位；三是还需加强培训。

江西省环境地质监测总站站长颜春：第一，出台一个总站建设规范文件，包括人才培养、软硬件等内容。第二，组织一些覆盖全国的大型地质环境类项目，通过参与国家级大项目培养单位人才，引领地方项目的发展。

广东地质调查院院长许汉森：我们建议局里有针对性地增加地调项目的部署，以起到对地方地调院公益性工作的引领作用，实现四两拨千斤。采取措施，推进央地之间的项目合作，使地方政府能够重视相关的工作。

杜向民

杜向民，1957年10月生，黑龙江明水县人，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生导师。他于1982年1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获地质资源勘查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年7月，任长春地质学院党委副书记；1999年4月，任西安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院长；2000年4月，任长安大学党委副书记；2013年9月，任长安大学党委书记。

杜向民先后承担并完成科技部、教育部等国家级、部省级各类研究课题16项，撰写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6部，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文章40余篇，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国际《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全文转载或收录。研究成果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以及第三届全国高校德育创新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次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论文著作评选著作类二等奖等奖项。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员与毕业生合影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室

从1916年至今，中国的地质调查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创造了辉煌业绩。在中国地质调查的发端与发展过程之中，地质教育先行一步。如果自190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地质门”（即地质专业）算起，中国地质教育已有107年的历史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其中，地质教育工作起到了甚为重要的铸基作用。一部中国地质教育史，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的一个侧影。而从中国地质教育所蕴涵的与生俱来的独特气质与铮铮风骨，同样可以触摸到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重新崛起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禀性与精神。

历史是一面镜子，解读或回味，继承或借鉴，对于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继续前行与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长安大学党委书记杜向民教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以后一直在地质类院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行业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地质教育有着切身体会与独到见解，也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

那么，100年来，中国地质教育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孕育出怎样的理念与精神？新时期，国家发展与地质工作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地质教育，地质教育工作应该如何传承创新？利用杜向民教授来京参加“2016年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之机，中国矿业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有人说，从某种角度看，西方的地质教育好像是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开始的，中国地质教育的发端则显得比较凝重。在您看来，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地质教育的开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进一步说，中国地质教育有什么特点？

杜向民：的确不像西方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为肇始，带有纯科学的意味，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民族觉醒、独立与解放的强烈意识，带有悲壮的色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和民族复兴的梦想融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

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的演变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史的一条逻辑线索，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但始终不变的，是它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和行业文化，如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辩证观物等价值理念和致思方法，特别是由此而沉淀生成的“三光荣”精神，已经成为地质行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国地质教育发展始终与国家命脉紧密相连，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地质教育发轫的原因或背景？

杜向民：鸦片战争后，我国门户洞开，腐败昏聩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接连溃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国人警醒、反思。在国门失陷、一落千丈的民族危亡之机，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们自然把目光聚焦于西方的工具理性——科学。当时，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章鸿钊先生大声疾呼：“予尔时第知外人之调查中国地质者大有人在，顾未闻国人有注意及此者。夫以国人之众，竟无一人，焉得详神州一块土之地质，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之知也，已可耻矣！且以我国幅员之大，凡矿也、工也、农也、地文地理也，无一不与地质相需。地质不明，则弃利于地亦必多，农不知土壤所宜，工不知材料所出，商亦不知货其所有、易其所无，如是而欲国之不贫且弱也，其可得乎。”

地质矿产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也引起了当时政界的高度重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明确提出：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正是由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老一辈地质学家坚定地选择了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地质学的兴起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物质基础，推动了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

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老一辈地质学家多是怀着科学救国和找矿富国的理想，献身于祖国地质事业。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一批抱有“矿业兴国”、“兴学图强”忧患意识的学者从国外学成归来，拉开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序幕。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化学的张伯声先生，幸遇长他11岁的谭锡畴先生，请教“哪种学问可以救国”？谭锡畴先生告诉他：地质学。在谭先生的启发下，张伯声改学地质学，并辗转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潜心深造，最终饱学而归，为祖国地质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饱受战争洗礼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爱国精神，艰难维系着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前行步伐，创造了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等学校绝处逢生的教育史奇迹，使得我国的地质教育跨越生死存亡，得以延续和发展。

记者：这个时期外敌入侵，时局动荡，可能用“放不下一张课桌”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那么，地质教育的先辈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在基础地质调查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杜向民：地质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知识体系庞杂，外向关联度极高，实践依赖性强，且与人类经济社会环境联系密切。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加上地质学本身的特点，使得中国地质教育从一开始就有兼容并蓄、崇实致用的理念自觉。具体来说，即：重视基础(专业基础、数理化及外语)、兼容并蓄（开设多门地理学、气象学、气候学等课程）、理论联系实际（开设经济地理学等课程）、重视实践教学。

虽然在战争年代，时局动荡，地质工作的条件十分恶劣，但老一辈地质学家仍然开创性地进行了地层、古生物、构造地质等基础地质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创新了地质学理论，在某些重要领域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例如翁文灏关于甘肃大地震的地质调查，开创了用构造活动性研究地震的先河；孙云铸关于中国寒武纪三叶虫的研究，奠定了中国寒武纪下、中、上三分的化石依据；裴文中周口店猿人的研究结果，奠定了“北京猿人”的国际地位；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蜓科鉴定新理论……这些成果为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开展地质矿产调查、开发与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新中国地矿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地质教育事业取得了哪些进展？

杜向民：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教育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总方针。“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查部，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时任国家主席毛泽东这句形象的比喻，正是地质工作在当时国民经济建设中重要程度的真实写照。

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焕发了中国地质教育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短短17年，我国就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地质教育体系，在师资培养、基础建设、实验室建设及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截至1966年，除地质部三所地质学院外，全国30多所院校都设有地质系或地质专业，另有37所地质类中等专业学校，共为国家培养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累计11万人。

从1952年起，我国参照苏联模式，对大学的类型、学科、布局进行了大规模调整，翻译苏联教育的理论著作和教材，邀请苏联专家担任教育部顾问、学校顾问和教师，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等。在此之前，我国高等学校只设系（科），未分专业，苏联高等学校则是按专业培养人才。这次调整之后，我国基本上采用了苏联高等学校的专业目录，开始依据专业设置来进行人才培养。例如，北京地质学院从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教材等，都仿照莫斯科勘探地质学院。北京大学地质学专业在1955年恢复招生时，其教学计划是参照1949年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地质学系的教学计划，结合我国综合大学地质学系的实际情况和国家需要而拟定的。

同时，中国地质教育逐步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地质旅行”方式，转为一切教学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开创了中国地质教育的新模式，确立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理念。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地质人才，各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一方面大力建设有特色的野外实习基地；另一方面组织在校学生赴专业地质队进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都是经过“真刀真枪”的实践，结合生产实习内容进行选题和研究的。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包含地质教育在内的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地质教育伴随着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大潮迎来了春天，高等地质教育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地质教育教学理念与精神上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杜向民：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教育的功能定位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即面向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与改革的实际需要，面向科学技术发展的现代化潮流。

在中共中央1985年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地质教育全面推进体制改革，并逐步向更深层次展开。具体来说：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逐步转变为不同政府部门对地质教育的分割管理，政府从高度集权的统一管理逐步转为以指导、协调服务为主的宏观管理；扩大学校自主权，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并逐步建立自主发展和自我约束的发展运行机制；推进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运行机制，试行岗位聘任制、绩效考核制等，提高办学效益；探索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

随着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快速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地质学已突破原来单一的“矿产资源”和“服务于工业”的内涵，地球科学的问题域向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全方位拓展。地矿部党组于1993年明确提出了“四个转变”的地质教育发展思路，我国地质教育在教育体制改革、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诸方面发生了由“服务经济建设”向“全面服务经济社会”的理念变革。

同时，树立了依法办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相继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并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中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为我国地质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战略指导思想。

记者：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地质教育办学规模大幅攀升。同时，全球化进程加深，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对地质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在学科设置、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做了哪些改革？地学教育在理念上做出了哪些调整或创新？

杜向民：随着我国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人才培养规格由原来的学术型变为“学术＋应用＋社会服务型”。这要求地质教育既要建设一支具有高水平理论研究和教学能力的师资队伍，又要关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学生的素质提高、知识汲取、技能获得、广泛的社会适应性等多样化诉求。因此，我们提出了“树立面向21世纪的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

首先是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地学教育界理念。在教育内涵上，由传统地质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教育目的升华到“人本关怀”、“永续发展”的高度；功能定位由狭隘的专业知识教育拓展到素质培养与创新能力提高的功能域；逐步突破单一的学校模式，衍生出远程教育、网络学习、终生学习等教育形式。

其次要树立地球系统科学理念。21世纪，传统地质学的概念逐步被地球系统科学概念所取代，地球系统科学要求对地球物质客体各要素、各层次作整体观照。地球科学的知识体系变得空前繁复，衍生出大量的交叉学科和综合性学科。人类对地球系统的认知层次不断深入，要素与关系、功能与结构分析不断精细，过程预见日益准确，整体观照日益全面。因此，我们要高视点、大视野地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角度多知识域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层次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注意地球物质客体要素的多元多样性、结构的多层多重性、要素与层次间的互动互馈性，注意在过程中由迭代所引起的非线性关系，用最佳手段获取科学事实，用现代数理方法及高性能计算机整理、分析科学事实，用前沿理论解释科学事实。

记者：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奋斗历程无疑令人敬佩，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与过去相比，现在形势与条件毕竟不同了。我们该怎样教育年轻的地质工作者？

杜向民：地质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地质工作者常年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艰苦奋斗，甚至牺牲生命，这就需要一种“到艰苦地方去”的献身精神。读过《温家宝地质笔记》的人应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我在毕业的时候曾写过两份血书，要求自愿到西藏去，青年人只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就一定能取得成功。”解放初期，中国地质人正是凭借着这种“哪里需要哪安家”的献身精神，才有了一个个矿藏、油田的发现，才有了一份份基础地质研究报告的完成，才有了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的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反复强调落实“立德树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据着真理与道义的高地，最能给青年学生以正确的人生引导和智慧启迪。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地学类专业因其职业去向的野外性、流动性和艰苦性，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强化实践教学，对于培养学生野外工作能力和吃苦耐劳品格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翁文灏先生曾言：“科学之为物，阙道惟二：一曰观察事实，二曰推原始终。地质学，科学中之后起者也；吾国地质尤世界言地质者之新进也。欲图斯学之进步，亦惟有担斧入山，披荆棘斩榛莽，以求益吾事实上之知识而已。”中国早期地质教育十分重视实践教学，以地质研究所为例，学生在校3年，共安排11次野外实习，累计天数达106天。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地质教育要肩负起这样的重任，需要树立怎样的大局观？

杜向民：我们要牢固树立建设世界一流地学教育的发展理念。地学教育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一是要确立一流的地学教育观，引领行业和社会的发展；二是要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特别是一流的学术领军人才队伍；三是要建设一流的大学发展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四是要具有一流的教育培养能力和水平；五是要具有一流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

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现场

同时，在地学教育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要继续传承和弘扬“三光荣”精神，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为底蕴的“三光荣”精神，将会日久弥新，成为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地学教育、地学人才的培养能不能过得硬，除了知识和物质技术要素之外，这是不能缺少的精神之“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