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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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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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2018年10月20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在北京组织召开了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非常规油气地质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暨非常规油气地质学术研讨会。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马永生院士、副主任赵文智院士、高锐院士，学术委员、业内专家、油气调查中心相关负责人和研究人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宣读了油气调查中心成立新一届“非常规油气地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的通知，并向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成员颁发聘书。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委员一致表示要认真履行委员职责，积极参加重点实验室活动，切实担负起学术委员的使命，为重点实验室建设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会议就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情况进行了简要汇报。学术委员会委员高度认可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进展及现阶段成果，指出重点实验室在建设期内建立了完善的规章制度体系，形成了一支技术过硬并富有创新精神的研究队伍，构架了以国际领先大型仪器设备为主导的非常规油气实验测试技术体系，同时在页岩油气、陆域天然气水合物等方面取得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理论和技术成果，有力支撑了国家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对重点实验室的定位、研究方向、研究内容及未来建设方向，与会专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提出下一步要以建成自然资源部非常规油气地质重点实验室为目标，进一步凝心聚力，明确研究内容，加强开放共享，突出自身优势和特色，在非常规油气领域树立行业标杆，更好的服务和支撑我国非常规油气勘查开发。

会上，马永生院士做了题为《页岩油气勘探开发技术进展与建议》报告，赵文智院士做了题为《我国非常规油气资源潜力与未来发展地位》报告，庞雄奇、黎茂稳、叶建平、陆敬安、张金川教授分别做了题为《深层致密介质油气富集成藏的动力机制与相对贡献量评价》、《基于生烃化学动力学的陆相页岩含油性定量评价方法》、《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现状和技术问题讨论》、《南海北部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藏特征及试采难点分析》、《页岩气成因机理研究进展》的学术报告。报告内容涵盖了页岩油气勘探开发、煤层气产业发展现状及方向和天然气水合物试采难点等领域，与会人员认真聆听了院士专家精彩的学术报告，并展开了热烈讨论和深入交流。

油气调查中心主要负责人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感谢学术委员和专家们长期以来对油气调查中心的支持和帮助，希望重点实验室在委员和专家的指导下快速发展，在应用基础方面取得创新性成果，更好服务于国家非常规能源发展战略和油气基础地质调查。

此次会议汇聚了多名非常规油气领域的知名专家，与会人员在交流勘查开发进展、探讨现阶段非常规油气领域的难点问题的同时，明确指出下一步实验室的工作方向，对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至关重要。

非常规油气地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 

颁发学术委员会主任聘书 

 汇报重点实验室建设情况

王冬林能听懂机器的“语言”。杨 富 摄

编者按

青春的底色永远是奋斗，白族小伙王冬林从普通矿工成长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出生地质世家的田虎从技术员到工程师，王云忠、王美英夫妻从躬耕于田亩到热心修复恐龙化石……他们无不把青春献给了热爱的事业，向着心中的梦想不断攀援，一路绽放青春的光芒。

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云南省代表团里有一名穿着白族传统服饰，浑身散发着青春活力的小伙子。他在发言中反映农民工的诉求，为民族地区矿业发展鼓与呼。

他叫王冬林，是云南黄金集团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北衙金矿）三选厂磁选班长，一名普通的矿山工人，一名大山里走出来的党代表。

刻苦钻研，从“菜鸟”成长为专家

出生于1989年的王冬林，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时仅有28岁。而那时，他已经在北衙金矿工作了整整10年。10年的时间，只有初中文化背景的他，从对选矿技术工艺流程一无所知的“菜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解决难题的技术骨干，从一名普通的农民工成长为优秀工人，光荣地出席了党的十九大。

2007年，刚刚年满18岁的王冬林作出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决定——参加离家不远的北衙金矿招工。这是在白族聚居区开办的为数不多的工业企业，对振兴地方民族经济具有重要示范作用。为了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逐步走上脱贫致富之路，他报了名并被录用。

王冬林家住鹤庆县黄坪镇河西村小新庄，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种过农田，种过果树，还学过修车，但他觉得并没有找到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正当此时，在家门口兴办的北衙金矿给了他在民族大家庭成长进步的宝贵机遇。

刚到北衙金矿时，王冬林被安排在第一选矿厂工作。面对那些闻所未闻的选矿设备，他真是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会。可他没打退堂鼓，而是下定决心用勤奋、踏实和毅力战胜困难。他在工作中任劳任怨，总是挑重活干，哪里不明白就向有经验的师傅请教。三四个月下来，那些机器设备他不再陌生，而是摸清了它们的脾气，对它们产生了感情。渐渐地，他还听懂了机器的“语言”。“有时在开机器的时候，我看着水压表，仔细听水的声音，听电机的鸣响，就能判断机器是不是在最好的状态下运转。”王冬林说。渐渐地，王冬林成了多面手。平时，其他岗位的同事因事因病请假，他都马上顶上去，从未出过差错。

“小王虽然学历不高，但在工作中一直注重学习，既立足本职、能吃苦，又善于接受新理念、勇于创新。”王冬林的师傅蒋照宽对他赞不绝口。2010年10月，二选厂建成，开始试生产。有几个空缺的班长职位，王冬林报名参加应聘，在经过实战和理论考试后，被选拔担任磁选二班班长。2014年3月，北衙金矿又新建了三选厂，王冬林又选调为三选厂磁选二班班长。面对全新的生产线、全新的作业环境，他不断向现场施工人员和设备厂商专家学习，通过设备安装、设备维修和相关培训学习，很快就对设备和工艺流程了如指掌。

王冬林并不满足于在现有的技术和设备情况下原地踏步。他积极参与公司技术攻关，针对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多年来，他共提出大小提案60多项，别小看这些改革，它为全厂的产能提升、指标达标、设备稳定、生产条件优化、工作效率提升作出了贡献。

凝聚团队，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王冬林充分发挥了一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自身兢兢业业，踏实勤奋，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还主动关心帮助同事，带领大家共同进步。”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以波说。王冬林201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获得公司授予的“优秀员工”“实干之星”“先进个人”“工会积极分子”称号。2016年2月，他又被推举为“全国优秀农民工”，受到国家有关部门表彰。

王冬林常说，作为一名班长，个人行最多只是一枝独秀，大家行才能换来满园春色。对于自己钻研摸索掌握的技能，他从不吝啬，主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其他同事。尤其是对新入矿的同事，王冬林总会利用工作的间隙给他们示范操作要领，讲解各项指标参数的含义，分享多年来摸索出的经验。下班后，他经常招呼同事到自己的宿舍交流谈心，与大家共同探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为了让自己班里的同事能全面掌握各项技能，王冬林有意安排他们轮换岗位。有时谁要是操作出现了失误，他也从不责怪，而是耐心地分析、讲解，帮助同事解决问题。几年下来，王冬林为公司培养了5名班长。“王师傅既是班长又是陶瓷工，大家都钦佩他为人好、技术精，愿意跟他学技术。2014年，全厂从普通员工中提升了8名班长，从我们班冒出来的就有3人。”三选厂磁选一班班长张金荣曾经是王冬林的徒弟，他深有感触地说，自己正是在王冬林的帮助下，才从“零起点”的新手成长为技术骨干。

“对结果负责”是王冬林的口头禅。他在工作中一丝不苟，以身作则，冲在前面，把全班的同事凝聚在一起，发挥出团体的战斗力。一天凌晨，磁选工段24米浓密池阀门压死，导致大量矿浆喷出，形势严峻，情况紧急。当时王冬林正下班休息。得知消息后，他立即召集全班人员前往现场，及时止住泄漏，奋力清理矿浆。经过近一夜的苦战，矿浆被基本清理完毕，大家都变成了“泥人”。早晨8时，他照常带领全班人员准时上岗。还有一次，压滤机的电路出了故障，皮带突然停转，11吨矿石堆在上面动弹不得。这时，王冬林他们班刚好到了下班时间，该由其他班来接手工作。同事们提议“我们下班了，别管机器了，交给下一班的人吧。”王冬林说：“我们工作时间出的故障，有义务把它修好再交班。”他把全班人留了下来，先把11吨矿石从皮带上一铲一铲清理到地上，把皮带修好，再把矿石一铲一铲重新送到皮带上。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抢修，机器得以正常运转，生产没有受到影响。

做一名合格的党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十九大精神

回忆起自己2017年6月29日光荣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时，王冬林说：“得知自己当选时，有点不敢相信，十分激动，心中充满感恩之情。是党培养了我，公司培养了我。当时我就想，一定要尽我所能为家乡和农民工团体奉献自己的力量，不辜负组织和家乡父老的重托，履行好职责，为家乡父老代好言，发好声。”那段时间，王冬林认真参加培训，并先后深入矿业、物流、环保、汽车制造等行业的6家企业开展调研。他和农民工朋友面对面交流，听取他们的心声，收集他们的诉求。他把这些意见建议进行归纳、整理，带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

党的十九大期间，在云南代表团的分组讨论时，王冬林争取到两次发言的机会。他在会上反映了农民工普遍关注的看病难、上学难等实际问题，把他们的心声原汁原味地表达出来。在一次媒体开放日活动中，王冬林面对几十名中外记者提出的生态保护问题，他以自己所在的北衙金矿建设绿色矿山成效突出的生动事例，畅谈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辩证关系。“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群众急切盼望兴办产业致富，尤其深知保护好生态环境的深远意义。矿山企业一定要树立开矿一处、造福一方的理念，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只要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有效制止乱挖滥采，开发金山银山同样可以还原绿水青山。”王冬林的话得到大家的一致赞许，都夸他是个勤学习、善动脑、有远见的白族好阿哥。

从北京回来以后，王冬林深知肩上的责任，并没有沉浸于荣誉的光环之下。他一边像往常一样“4班3运转、每班8小时”工作，以实际行动带领班组成员践行十九大精神，一边积极到农村、企业、机关宣讲十九大精神，目前已宣讲30余场次，四五千人现场聆听了他的宣讲。

王冬林在宣讲中这样说：“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好好干，认真干，行行都能出状元。在新时代，我们青年人要立足岗位，努力工作，不断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正是从零开始，从自己平凡的岗位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干出了优异的成绩，闪耀出自己的光芒，并用实际行动带动和影响着周围的人。敬业、奉献、创新、担当，在他的身上，集中展现出新时代矿山工人的新形象。

贵州省地质科技园外观

启动仪式现场

12月16日，贵州地质科技园正式开园。这是贵州省地矿局用活资源存量，培育“互联网+”大地质市场形成的以地质经济为基础的商业性高科技园区，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以地质元素为主题，以地质大数据、地质大生态引领发展的科技创新园区，标志着贵州地质科技、地质大数据建设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发挥资源保障和技术支撑作用，彰显地矿综合服务能力

40余个科研创新平台和一批省内外科研机构已在园区落户

大众矿评APP、互联网农业地质大数据软件“土元素”等均已正式上线

找准大数据与地质找矿的结合点，为全国地矿行业发展探索一条新路

为什么要建地质科技园——

互联网思维下的转型升级

作为有623万贫困人口、约占全国贫困人口1/10的贵州省，要想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十三五’期间实现全部脱贫，2020年同步进入小康”的目标，地矿部门必当有所作为。

贵州省地矿局成立于1957年，拥有甲级资质113个，涵盖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农业地质、环境地质、旅游地质、城市地质等各个领域。作为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与研究重要力量和地质工作主力军，该局在一步步打开贵州地下宝藏的同时，也描绘了一个由各类矿产资源构成的立体贵州。

然而，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矿业经济持续低迷，地勘市场陷入低潮已是不争事实。“贵州作为能源资源大省，能矿企业仍然是贵州工业强省的主要支撑，对资源的刚性需求依然存在，更需要全面提高资源评价水平，提供可靠的资源保障和地质支撑。”贵州省地矿局局长付贵林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贵州省地矿局将围绕服务贵州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积极寻找项目机遇。”在他看来，地质工作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机遇与挑战，地勘行业的改革与发展，必须以服务和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出一条依托于地质优势，又不局限于地质的适合贵州地矿发展的新路。

2015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实施“大数据”“大扶贫”“大生态”发展，即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深入推进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主战略，突出抓好“大数据”“大扶贫”两大战略行动。“实施‘地矿产业转型升级、地质大数据开发利用’战略。”贵州省地矿局领导班子经过多方调研和精心筹划，决定将地质优势资源与互联网思维有机结合，依托国家及地方政策扶持，结合全局人才、技术、成果、装备等优势，推动地质大数据开发利用，以精准的产业定位、专业的运营机制、高标准的物业配套和专业化的运营团队为入驻企业提供一流的发展环境和增值服务，并作为该局打造产业转型升级、地质大数据开发利用的平台。

这一思考，在贵阳市观山湖区石林西路上落地生根；这一探索，在2016年12月16日得以呈现雏形。一个以贵州大数据战略为依托，以“园区智慧科技、产业跨界融合、运营专业极致、品牌创新生态”为发展目标的全国首家地质主题综合型科技园区——贵州地质科技园正式开园。

地质科技园能发挥什么作用——

“三张金名片”打造云未来

在贵阳市观山湖区石林西路上，9栋8层的楼房拔地而起，总建筑面积达10.5万平方米。这座贵州省内首次全部采用地源热泵系统采集浅层地温能的建筑群，总投资约4.3亿元，已成为贵州省内节能环保的样板工程和示范项目。

说起地质科技园发挥的作用，贵州省地矿局副局长朱春孝如数家珍。园区立足于空间环境、商务配套、政策措施、公共技术平台和增值服务等平台的搭建，以“园区智慧科技、产业跨界融合、运营专业极致、品牌创新生态”为发展目标，着力打造成为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知名的以地质为主题的综合服务大市场和地质产业集聚生态圈。园区内建有地质资料档案馆、地质调查院、地质环境院、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地质创客空间等，以此不断挖掘地质成果，加大资料的二次研究开发力度。比如：旅游资源、山地资源、地热水矿泉水资源、浅层地温能资源、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高速发展，都需要地质工作提供新的资源保障和支撑。

园区以大地质为基点，围绕国土资源部提出的“三深一土”科技创新战略，围绕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产业在资源、能源、环境等方面推动地质科技创新，引进行业内科研院所，合作建立41个平台，有教授工作站、博士工作站、工程中心、工作站，通过人才聚集、技术聚集、成果聚集，进一步催生各类科研项目和科技成果，助推与地质关联产业的发展。园区还是全国唯一一家以地质元素为主题，着力打造智慧地质、智慧地环、智慧科技，以地质大数据、地质大生态引领发展的科技创新园区。可以说，园区在促进地质资料开发、地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发挥地质科技创新驱动和引领作用、更好地服务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发挥资源保障和技术支撑作用，彰显地矿综合服务能力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也将成为地勘单位改革发展的载体、创新合作的平台。

“我们要着力打造‘智慧地质、智慧地环、智慧科技’三张产业金名片。”朱春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园区的目标是打造以创新、智慧、生态为理念的“互联网+大地质”产业基地和西部地区最具知名度的大地质技术、数据服务综合大市场。

其中，智慧地质板块是探索“互联网+地质科技”模式，将园区打造为集地质勘查、地质找矿、技术咨询、地质科研、测试与检测、金融服务、矿经咨询、矿业权交易、资源信息、矿企孵化、成果交流与转化为一体的地质大市场，实现推动地质行业转型升级的目标。智慧地环板块是结合能源优势拓展新能源及智能节控系统，结合技术优势整合灾害治理、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土地整治、环境修复规划设计及施工、土壤地球化学评价、水治理及保护等环境技术服务。智慧科技板块是引入大地质产业链周边中介服务机构及贵阳市重点发展产业：大数据产业、智慧旅游产业、电子商务产业、医药健康产业、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新材料产业等，文化与商品转化，吸引文创产业企业开发包装地质文化及周边产品，作为科技园文化技术支持服务平台。

地质科技园如何发展——

全力发挥科技服务和引领作用

贵州省政府十分重视贵州省地质科技园的建设，12月13日，分管副省长黄家培来到园区视察、指导工作并作出批示。他强调，要使科技园成为地勘单位改革与发展的载体，同时也成为创新与合作的平台，要围绕大地质做文章，把科技园做实、做精。要有发展理念，着眼未来、超前谋划，找准大数据与地质找矿的结合点，把科技园打造成贵州乃至全国的行业标杆，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开园当天，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校长郝芳对科技园的发展寄予厚望——希望早日成为前沿地质理论的培育中心，资源探测技术的研发基地，高端复合技术的转化平台，高层次急需人才的培育摇篮。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东兵在开园仪式上提出了期望：“希望贵州地矿局树立大地质大服务、绿色勘查的理念，以地质科技园为契机，加强科技创新，加快地质工作转型升级，更好地发挥主力军作用，更好地服务于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贵州省地矿局党委书记、局长付贵林表示：“贵州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地质资源，有着一支杰出的地质人才队伍，相信贵州省地质科技园能够推动地质科研成果的转化运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尺度地球化学国际研究中心贵州工作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贵州工作站、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产学研基地等40余个科研创新平台和一批省内外科研机构都已在园区落户。科技园已与相关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共建“云上贵州地质科技”大数据产业示范基地。在地质大数据开发应用方面，园区主导开发的首款矿业信息咨询软件平台——大众矿评APP正式上线运营，将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地质科技、咨询、交易等领域的服务。互联网农业地质大数据软件“土元素”也已上线，将有效整合地质大数据和农业大数据，为广大种植企业（户）在种植前、种植中、种植后进行指导和提供服务。不仅如此，为更好地服务入驻企业，贵州省地质科技园还整合多方资源，搭建了地质服务平台、第三方服务平台、应用技术研发平台，通过完善的服务体系，打造了项目申报、商务咨询、创业导师、投融资、法律、中介等创新增值的全套服务。

记者了解到，贵州省地质科技园在未来将立足省内地质优势资源结合贵州省大数据、大扶贫、大旅游和两化战略需要，研究开发地质资料和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地质大数据开发利用。利用地质科技园平台，围绕地质科技创新战略，在科研立项合作、土地整治、生态修复、矿山治理方面下功夫；围绕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在地质环境重大问题上下功夫；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源调整，在浅层地温能等清洁能源下功夫。此外，旅游普查成果应用、地热勘探、锰矿、铅锌、金矿、优质水资源、新型建筑材料、城镇化和贵州基础建设等方面都可以有所作为，助推地勘单位经济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贵州省地质科技园的开园，标志着贵州地质科技、地质大数据建设从此翻开新的篇章。与此同时，找准大数据与地质找矿的结合点，贵州省地质科技园的建设将为全国地矿行业发展探索一条新路，对国有地勘单位的改革与发展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可以预见，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工作站、基地落户贵州地质科技产业园，一条以地质科技创新为纽带的大数据集聚全产业链将在贵州初现端倪。

主题为“环境·生态·资源——探矿工程服务民生新战场”的“第四届探矿工程学术研讨会”于 10月15日至18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会议由《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编辑部、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理工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2011计划-地质灾害防控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成都捷丰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承办。会议开幕式由成都理工大学陈礼仪教授主持。勘探技术所所长张金昌致开幕词，成都理工大学郭朝辉副校长致欢迎词，探矿工艺所所长胡时友致词。

地调局探矿工艺所副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宋军，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专家组成员、中煤地质工程总公司北京大地特勘分公司原副经理、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杜兵建，中国石化突出贡献专家、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张金成，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教授许强，山东省鲁北地质工程勘察院副院长、研究员谭现锋，中国地质调查局探矿工艺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李子章等6名专家分别作了题为我国水工环地质调查工作部署及地质灾害防治新技术研发进展、山东平邑石膏矿坍塌事故救援及大口径救生钻孔施工技术、页岩气水平井组优快钻井技术、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的理论与实践、干热岩调查评价与钻探关键技术、绿色勘查中减少探矿工程对环境影响的技术方法的主题报告。卢予北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等27位代表分别就地质灾害防治、抢险救援钻探、环境保护与治理、地热资源勘采、非常规能源、极地钻探等方面作了专题报告。

会前还通过征稿，遴选了61篇论文汇编成研讨会专辑，此外还组织了27篇页岩气钻井技术方面的论文，出版了专辑，一并在会议上进行了书面交流。

当前，我国地质工作的重点正在进行战略性转移，钻探技术（岩土钻掘技术）的服务领域也在随之发生变化，从地质矿产勘查的主战场逐渐转向服务民生的新战场，地质灾害治理和环境保护、抢险救灾、土壤和矿山生态恢复、非常规能源的勘采等领域，探矿工程技术将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本届研讨会梳理了以往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找出了存在的问题，探讨了下一步需要研究和攻关的课题，对于整个行业适应这种转变、在困境中谋求新的发展机遇有着积极的意义。

探矿工艺所、勘探技术所、探矿工程所，深圳市地质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河北永明地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北京中车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北京六合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钻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等单位为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提供了大力的支持！

来自全国地勘、有色、冶金、煤炭等系统的28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