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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6日,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军民融合地质调查中心(以下简称“军民融合中心”)主办的“黄金岁月· 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75周年华诞”——《黄金》新书发布会在四川省图书馆成功举行。

    活动开幕,军民融合中心党委书记向到场嘉宾致欢迎辞,并对《黄金》一书的出版发行表示祝贺。他在致辞中讲道:“黄金部队因金而生、以金为名,却远离着黄金所代表的财富与安逸,常年与大山结缘,与艰苦为伴,爬冰卧雪、战天斗地,谱写了40载为国寻金、地质报国的壮美史诗。”他表示,《黄金》一书彰显的是黄金人“一声令下三军随”的忠诚;讴歌的是黄金人“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坚韧;提纯的是黄金人“计利当计天下利”的境界。巍巍军功,彪炳史册,吾辈不敢忘却,以文献之、以文记之。

    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书记表达了对长期以来关心黄金部队、支持地质矿产发展的各级部门、社会各界人士和本书编委成员的感谢。他简要回顾了40年来黄金部队走过的峥嵘岁月与取得的傲人成绩,表示《黄金》一书承载了原黄金部队全体官兵的共同记忆。2018年8月正式脱装卸甲,并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后,金色精神仍一脉相承。

    四川省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人民日报》四川分社原副社长作了讲话,高度肯定了中心文化建设成绩。随后,《黄金》编写委员会代表介绍了图书编写过程,并向为这本书付出努力的各方人士表示感谢。

    据悉,《黄金》编写委员会正式成立于2021年,时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根据中心党委“历史需要铭记,精神昭示后人”的指示精神,为还原部队40 年光辉历程,编写委员会在安排5名同志分3批次走访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下属专业中心,并通过打电话、网络邮件等方式收集部队历史资料,但由于历史过于久远,收集过程极其不易。在经过多次推翻重来的艰苦创作后,《黄金》于2023年11月底结稿交卷。

    活动现场还播放了新书发布视频短片。活动结束时,到场嘉宾集体合影留念。

    据了解,《黄金》全书共计25万字,27个章节。按照以小人物反映历史变迁,从时代中找寻黄金部队的影子具体思路,分别讲述了组建成立、改警浪潮、岩金转型、护矿缉私、深部找矿、初进高原、地灾抢险、转制改革等黄金部队发展建设中的真实故事,展现了几代黄金官兵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

    希望能够通过此书,让人们了解到国家发展建设与黄金的幕后故事、了解到寻金不易;更希望以文字为载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以激励更多地质事业后来者在面对困难和挑战之时,能够找寻到前行动力和精神指引。

    岁月流金铸辉煌 历史长卷展新章

    近日,中国地质事业改革发展进程中又迎来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原武警黄金部队转隶组建的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以下简称指挥中心)在京挂牌,中央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再添一支劲旅。

    40年风雨兼程,坚守从未改变,前进从未停止,指挥中心(原武警黄金指挥部)这支找金劲旅的荣誉簿彰显了他们的忠诚与担当,见证了他们的能力和实力:原五支队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地质找矿功勋单位”荣誉称号,阳山项目组被全军评为科技创新群体奖;原三、五、九支队被国务院记一等功,原十二支队一中队被武警部队授予“地质找矿模范中队”荣誉称号,原三、十二支队被武警部队树为标兵支队;4人获评李四光地质科学奖;1人被表彰为“全国抗震模范”,1人获评“全军爱军精武标兵”和“全军作战部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奖”,2人获评“全军十大学习成才标兵”;3人荣膺“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36名科技干部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武警黄金部队转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武警黄金部队整体转为非现役专业队伍移交自然资源部,并入自然资源部所属的中国地质调查局,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管理”。至此,这支有着辉煌历史、突出贡献、优良作风的地质队伍转战新战场,开始承担起区域基础地质调查、多金属矿产资源勘查、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海洋与海岸带地质调查等职责任务,用行动证明自身实力,展现出他们的责任与担当。

    立足公益性地质工作

    在拓展新任务的同时,指挥中心立足做好传统的基础性公益性地质工作,全面落实中国地质调查局关于深化区域地质调查改革工作精神,按照推动新时代地质工作转型发展要求和区域地质调查工作部署,助推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指挥中心按照区调改革精神和服务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路,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在项目部署和管理上进一步向精细化转变。2019年承担的19个项目全部通过结题验收(区域地质调查18个,地灾调查1个),完成调查面积5070平方千米,综合研究和成果转化水平较前期有较大提升。坚持在任务中历练提升人才团队建设水平,依托三轮项目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取得的成绩得到了行业高度认可,按照“五问”“五不唯”成果与人才评价标准,2019年推荐9人入选中国地质调查局首批图幅地质填图科学家。

    与此同时,指挥中心围绕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要求,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统筹下构建“基础先行、勘查跟进、带动引领、成果共享”找矿机制,聚焦关键矿产、大宗紧缺矿产、战略新兴矿产,对在基础地质工作中确定的有进一步工作价值的地区进行深勘精查,有效调动社会资本力量,实现找矿重大突破,进一步提高国家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坚持公益性定位,找矿成果无偿交给国家。先后多次赴部地勘司、局资源评价部、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就大型资源勘查基地矿权延续、项目部署等相关问题进行对接,保障了矿产勘查项目的落地实施。持续抓好技术指导和质量监控,通过“地质云”监管平台和中期质量检查,强化项目运行的过程管控,积极协调外部专家赴项目组进行帮带指导,完成岩心钻探29200米、槽探6500立方米,4个新开项目预获新增金资源量9400千克,年度项目考核取得了一优三良的成绩。

    为全国森林资源把脉问诊

    开展森林蓄积量调查是掌握我国森林蓄积量家底,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实际行动。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9年度全国森林蓄积量调查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9]1728号)部署要求,指挥中心按照职责分工,具体实施2019年度全国森林蓄积量调查工作,承担了样地布设、样地调查、蓄积量计算以及分析评价等工作。本次调查工作是自然资源部组建后组织开展的首个全国性自然资源专项调查工作,是贯彻党中央机构改革决策部署精神、服务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和履行自然资源部“两统一”职责的一项重要举措,意义重大。

    在调查时间紧、工作任务新、关系协调难、经费缺口大、安全风险多等矛盾困难叠加的情况下,他们攻坚克难,构建了指挥中心、专业中心、项目组三级质量管理体系,压紧压实“谁调查谁负责、谁检查谁负责”的质量管理责任,坚持大事大抓,严把质量关,探索实践并重构重塑了自然资源专项调查体制机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一是形成一套完整的工作方案。编制了2019年度全国森林蓄积量调查技术方案、技术规程、工作方案、实施方案,各省(区、市)森林蓄积量调查操作细则和13个专业中心森林蓄积量调查实施方案,顺利通过专家评审论证。二是编制形成了3类报告。形成了2019年全国森林蓄积量调查成果报告、技术总结分析报告和质量评估报告,按精度要求实现了年度出数目标。三是摸清了森林蓄积量分布特征,汇总产出了工作图表。汇总形成了2019年全国及各省(区、市)森林蓄积量起源、优势树种(组)和龄组统计表。四是初步完成了数据库建设。基本搭建了样地和样木属性因子、蓄积量模型、调查影像资料等数据库。

    为做好2019年度全国森林蓄积量调查工作,指挥中心着眼履行新使命,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在专家团队建设方面,聘请唐守正院士任专家顾问、北京林业大学郑小贤教授和森林经理学博士郭韦韦为全职专家;在项目骨干设置方面,设立了项目计划协调人和工程首席专家,各专业中心有13名项目负责人和31名各省份技术负责人,负责技术管理和质量控制等工作;在提高调查综合能力方面,培训了近2000名外业调查人员,购置了各类调查装备2000余台(套),培养了一支森林蓄积量专门调查队伍,初步形成了承担全国森林蓄积量调查的工作业务体系和人才队伍。

    项目组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转制改革和任务拓展实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政治责任,全力推进主题教育落地落实。 季永健 摄

    摸清草原资源综合植被家底

    草原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主要大江大河的源头,保护草原就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为了更好地保护草原,摸清全国草原资源综合植被家底,由指挥中心和13个专业中心承担的2020年度全国草原资源综合植被盖度与生物量样地外业调查项目有条不紊地进行。

    按照自然资源部调查监测司“8月25日左右完成北方省份的外业调查工作,9月30日前完成全国所有省份外业调查工作”的部署要求,按照从北至南、先高原后平原的工作思路,13个专业中心共投入163个调查工组,组成518人的调查队伍,重点围绕草原资源外业调查选取的典型样地,通过设置草灌样方或高大草灌样方获取样方内植物的高度、盖度、植物名称和生物量等基本植被信息,填写纸质表格和调查APP记录调查数据,确保摸清全国31省(区、市)草原资源综合植被盖度与生物量的数量和空间分布。

    通过开展草原资源专项调查,将为强化草原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服务,也为深化草原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保护和修复草原生态系统提供重要的技术保障,为自然资源部履行“两统一”职责和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提供依据。

    构建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体系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和草,唯有掌握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各要素第一手观测数据,研究自然资源种类、数量、质量变化对自然资源结构功能的影响,揭示其动因机制及演变趋势,才能实现对自然资源的统一管理和高效开发利用,更好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自然资源科技创新发展规划纲要》中十二大科技工程之一,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网络工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必须有一支作风优良、能力突出的队伍承担这一任务。2019年10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向指挥中心下达了《关于做好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工作的函》(自然资办函[2019]1855号),要求团结协调自然资源系统内外各单位的观测和研究力量,在有关典型区域尽快启动示范观测,保证2020年首批观测数据上线运行和服务,2023年初步构建起指标体系完整、站网布局合理、运行基本稳定的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框架,2025年形成覆盖全国的全天候、全时段、全要素空天地立体观测能力。

    接到任务后,指挥中心以服务自然资源部履行“两统一”职责为导向,开展了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体系观测内容、空间布局等方面的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提出了全国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体系总体建设思路,创新指标体系、观测技术方法和运维管理模式,初步形成了一套满足观测体系建设的技术体系,促进了综合观测工作健康有序发展。同时,构建了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一体化平台,以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数据为主体,多渠道集成自然资源要素调查、监测、观测科学数据,实现数据汇聚、管理、专题应用和共享服务。

    截至目前,除了工程的规划部署、数据集成与应用服务两个顶层设计项目外,青藏、黄河、黑河3个示范观测项目顺利实施,支撑构建了全国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框架。青藏高原试点项目初步建立了青藏高原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体系,为研究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青藏高原冰川、冻土等自然资源变化规律及其相互影响提供了科学数据支撑。黑河试点项目对工作区域的自然资源本底数量开展实地综合观测和统计分析,为工作区内资源综合管理、国土规划、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和预警等提供了翔实数据。黄河试点项目在黄河流域选取典型景观区开展观测工作,初步探索了黄河流域景观尺度下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体系指标和技术方法,为黄河生态保护、综合治理提供了有效支持。

    在国土空间修复中践行新使命

    生态环境是生存之本、发展之源。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指挥中心一直将保护生态环境、加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作为自己的职责与使命。

    实施城市地质调查,支撑服务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在牡丹江和辽阳分别实施城市地质调查项目,查清了城市主城区地质环境条件和主要生态环境问题,评价了浅层地下水环境质量和土壤环境质量;基本查明了城市重点区地下空间地质结构特性,评价了场地工程建设适宜性;基本查明了牡丹江和辽阳市自然资源的分布和利用现状,初步编制了自然资源图集;紧密结合地方需求,开展了牡丹江地质工作与旅游经济关系研究,探讨了牡丹江地区地质旅游的发展目标,初步编制了地质文化旅游科普方案;利用水文地质调查工作,开展找水打井工作,向驻地移交10眼井,解决了1800余人安全饮水问题,有效缓解了当地群众缺水的困境。

    实施水文地质调查,服务赣南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在赣南粤北开展东江-韩江流域水文地质调查项目,聚焦流域水安全,开展找水打井3眼,解决地方季节性干旱缺水问题。同时,针对寻乌县政府在治理稀土矿山环境过程中水环境恢复缓慢的问题,项目组在已有地表水监测的基础上,于上甲村-石牌工业园一带,实施了5个地下水监测井,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了数据支撑。

    实施土地质量调查和盐渍土改良,有效支撑服务生态保护修复工作。针对大兴安岭工作区南部保护区开垦耕地情况,项目组对多布库尔保护区内人类扰动区(耕作区)与非人类扰动区的土地进行地球化学元素对比分析,结合地球化学、生态地质学,建立生态地质评价体系,系统评价土地质量状况,为当地政府提出合理化退耕还林还草的生态地质建议。通过开展南疆盐渍化项目,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开展专题合作,试点选取了野榆钱菠菜、盐地碱蓬、盐角草、梭梭等盐生草本植物、乔木在当地重度盐渍化区进行种植。目前,株苗长势良好,株高10厘米,利用排碱渠废水灌溉后已经进入快速生长期,此项成果得到当地林业及自然资源局的充分肯定,将对当地盐渍土修复、防风固沙及保护塔里木盆地“绿色长廊”起到关键作用。

    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指挥中心将始终牢记职责与使命,在部党组、局党组的统一领导下,努力破解重大资源、生态、环境、灾害问题,在支撑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工作的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辉煌。

    履行新使命 实现新作为

    8月28日上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由原武警黄金部队转隶组建的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在京挂牌,同时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了指挥中心首届领导班子的任职决定,这标志着武警黄金部队转制改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支有着辉煌历史、突出贡献、优良作风的英雄地质队伍正式进入中央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序列。

    2018年3月,党中央公开发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原武警黄金部队改革作出决策部署。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武警黄金部队转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武警黄金部队整体转为非现役专业队伍移交自然资源部,并入自然资源部所属的中国地质调查局,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管理”。

    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的正式挂牌,意味着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将以崭新的面貌正式登上新时代国家公益性地质事业的舞台,在努力破解重大资源、生态、环境、灾害问题,支撑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工作的新征程中展现新的作为。

    1979年3月7日,武警黄金部队应国家黄金战略储备迫切需要而诞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担负黄金地质普查、勘探和生产任务的部队,四十年来,完成1:5万区矿调4.5万平方千米,发现了东闯、东坪、金厂、哈达门、寨上、阳山等超大型金矿床,累计探明金矿床300多处,探获黄金资源量2300多吨,充分发挥了国家金矿勘查的主力军作用,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98抗洪,汶川、芦山、尼泊尔抗震救灾等重大任务中,也发挥了地灾应急救援专业尖兵的作用;经历多次重大改革和五次领导管理体制转隶。

    改革转制工作开展以来,在自然资源部党组的领导下,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带领原武警黄金部队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完成了转隶移交,平稳推进各项配套工作,转制改革主体任务基本完成,初步实现了业务融合、队伍融合、管理融合、思想融合和感情融合,队伍初步融入了国家公益性地质工作体系,成为中央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撑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技术力量。

    挂牌成立后,指挥中心将持续加强领导班子和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推进转制改革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持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切实承担起区域基础地质调查、多金属矿产资源勘查、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海洋与海岸带地质调查等职责任务。

    澎湃新闻: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在京挂牌成立


    陈毓川院士在201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发言

      地质工作以及地质队伍的兴亡取决于什么?

      在前不久举行的201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矿床地质专家陈毓川这样谈到:“地质工作与地质队伍的兴亡决定于国家的需求。新中国成立以来67年期间,地质工作虽多次起落,但可以肯定,地质工作及为其工作的地质队伍是国家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新中国成立前,从事地质与矿产勘查的地质人员共有290多人,14台钻机。新中国成立67年来,地勘行业经历了三起三落。广大地勘工作者发扬三光荣精神,克服各种困难,为国家找矿、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现阶段却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受国际、国内矿产品价格下跌,国内一些重要矿产产能过剩,矿产勘查投入缩减等因素影响,国内找矿强度明显下滑,国有地勘队伍找矿工作项目减少,影响了经济收入,面临困境。同时,自上世纪末提出的地勘单位体制改革行至此时虽总体形势乐观,但仍很艰难。非油气地勘职工也未能充分享受到现代社会发展的成果。

      在201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陈毓川专门就“新常态下地质勘查重大问题”进行专题讲座,深入剖析了我国地质工作与地勘队伍改革的相关问题。

      地质工作不同时段经历了哪些历程?地勘队伍体制改革经历了哪些历史沿革?地质工作与地勘行业体制改革将走向何处?地质工作与地勘行业体制改革应得到哪些支持?今日本报7版《“中央的重视是关键”——中国工程院院士、矿床地质专家陈毓川谈地质工作与地勘队伍改革》为您详细报道,敬请垂注。□

      “地质工作与地质队伍的兴亡决定于国家的需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地质工作虽多次起落,但可以肯定,地质工作及为其工作的地质队伍是国家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在此前举行的201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谈及地质工作与地勘队伍的作用,陈毓川院士如此评说。

      在陈毓川看来,地质工作的发展,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同步追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地质找矿发展的历史。我国从远古的旧石器时代、陶器时代到青铜器、铁器时代都进行着漫长的相适应的地质找矿与开发,先人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对于我国的地质工作沿革及自上世纪末提出的地勘单位体制改革,陈毓川院士有着自己独到的认知与理解。

      地质工作不同时段经历哪些历程

      在谈到我国的地质工作历程与形势时,他将我国的地质工作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近代地质工作,我国远落后于西方各国。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设置实业部矿务司,下设地质科,由章鸿钊主持。1913年,北京政府成立地质研究所,章鸿钊为所长,至1916年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地质勘查骨干,共计21人。1916年,地质研究所改为地质调查所,丁文江任所长,正式开始地质调查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称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台湾保持至今)。1942年后又成立矿产测勘处(归属资源委员会),谢家荣任处长。新中国成立前,从事地质与矿产勘查的地质人员共有290多人,14台钻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地质工作按照时间分六大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初期快速建设发展阶段(1949~1965年),“文革”期间无序萎缩阶段(1966~1976年),“文革”后发展阶段(1977~1990年),地质工作萎缩阶段(1991~2005年),地质工作发展阶段(2006~2012年),地质工作开始萎缩(2013年~至今)。

      “这期间可谓三起三落。”

      对这段时期地质工作所经历的跌宕历程,陈毓川院士如此总结。

      第一个高潮期(1949~1965年)。新中国成立初,新中国工业和国防建设急需矿产原料作支撑。这期间,地质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一阶段,初步建立起了地质工作的新机构及专门的地质队伍。1950年,成立中国地质计划指导委员会,李四光任主任。1952年,成立地质部,李四光任部长。此阶段陆续建立冶金、煤炭、建材、化工、石油等地质勘查部门。1952年底,地质队伍17788人。1957年底地质队伍28.61万人 ,经历1958年大跃进1960年快速增长至61.88万人,1961年调整后为29.26万人,1965年地质队伍发展到38.68万人。

      “文革”期间(1966~1976年)是第一个萎缩期,地质工作受到冲击 ,有一段时期处于无序领导状态。1970年地质部撤销,并入国家计委,成立国家计委地质局,部属地勘队伍下放到省、区、市政府管理。1975年9月,设立国家地质总局。

      “文革”后(1977~1990年 )是第二个高潮,地质工作进入迅速恢复发展期。1979年恢复地质部,1982年改名为地质矿产部。1979年成立武警黄金指挥部部队。1983年成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1991年化工部成立地质矿山局。1979年至1985年开展了第一轮全国区划工作。1985年,全面部署新一轮固体矿产普查工作。地质队伍1990年底达到112.15万人(其中石油部门44.41万人)。各类矿产资源储量有较大幅度增长。

      1991年至2005年,地质工作进入第二个低谷期,资源短缺不断加剧。1991~1998年,由于地质工作费用不足,地质勘查工作规模日益缩小,全国钻探工作量1991年为341万米,到1998年降到71万米。1997年底从事预算内地质和固体矿产矿产勘查工作的地质职工仅为9.4193万人,不到当年在职职工的1/5 (当年非油气在职职工为53.9317万人)。找矿成果大幅下降,不少矿产储量出现负增长。

      1998年4月8日,撤销地质矿产部,成立国土资源部,地勘队伍属地化,地勘单位进入体改艰难时期。1999年,成立中国地质调查局,每年10亿元地调专项经费,其中矿产勘查经费不足3亿元。2000年,各种渠道的矿产勘查投入12.46亿元,当年钻探工作量仅51.59万米,从事矿产勘查人员仅36345人,矿产勘查进入谷底。2002年7月,中国工程院、国土资源部、中科院、中国地质学会联合召开“我国矿产资源形势与对策”论坛,提出了矿产资源的严峻形势和对策建议。2003年底,37位院士向中央提出加强地质矿产勘查工作的建议,被中央采纳。

      2006~2012年是地质工作第三个发展期,资源储量大幅提升。2006年1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2006年4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2006年7月,建立中央地质勘查基金 ,之后省、区、市亦先后建立基金。2004~2010年,危机矿山勘查专项实施。2007年国土资源部部署三项矿产资源国情调查。2008年青藏高原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专项实施。2011年国务院发布《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2006年到2012年,全国固体矿产勘查投入从74亿元增长到501亿元,地质矿产勘查人员达34.9万人。国有地勘单位工作项目较多,经济状况好转。从国内来看,资源储量增加,供应能力明显提升。

      第三个萎缩期即2013年至今。受国际、国内矿产品价格下跌,国内一些重要矿产产能过剩,矿业市场企业对矿产勘查投资较快下降,中央地勘基金自2014年后停止运行以及中央财政对固体矿产勘查投入的削减等因素影响,国内找矿强度明显下滑,国有地勘队伍找矿工作项目减少,影响了经济收入,面临困境。

      地勘队伍体制改革经历了哪些历史沿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后,地质工作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体制改革就开始起动。改革的实质是地质工作实现分体运行:公益性、战略性的地质工作由国家实施;商业性包括矿产勘查由市场为主运作,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地勘单位要企业化。至今已达30多年。

      据陈毓川院士介绍,1990年底,原地质矿产部的40万地质队伍既搞区域性地质调查、地质环境调查,也搞矿产勘查。矿产勘查是主要部分,工业部门的地勘队伍71万人,其中油气勘查占44万人,主要从事矿产勘查工作。

      按1994年8月朱镕基总理批示,原地质矿产部的体制改革是将地勘队伍分“野战军”与“地方部队”。1995年成立了地质调查局和集团总公司筹备组。1997年已制订具体改革方案,后因地矿部撤销而未实施。

      工业部门的地勘单位在1983年石油部改变为中国石油集团总公司,从冶金部分出了有色金属部分,成立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核工业部改为核工业集团总公司,原部属地勘队伍均归入各总公司。

      石油部门的40多万地勘队伍成功地实现了企业化,走勘查开发一体化道路。国家给了公司探矿权,继续给了探矿经费,给了探矿成果,总公司从1988年开始从开发利润中提取勘查经费,据统计2000年油气勘查投入193亿元,其中国家拨款不到12亿元,实现了勘查经费由公司自筹。

      其他总公司还是采取勘查开发分离,勘查靠国家,改革靠地勘单位自身多种经营的途径,进展很慢,困难重重。

      1998年国土资源部成立后,加大地勘队伍体改力度。大部分地勘队伍属地化管理,进行企业化改革。特别是2011年,中央发布分类推进改革指导意见,要求2020年完成。2012年6~7月,八部委联合对地勘单位体改作了调研,肯定了地勘单位巨大贡献,了解了存在问题,建议制定具体政策促进地勘行业改革发展。

      2013年以来,中央发布了一系列有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文件,2015年,地勘单位正式进入分类改革时期。由于中央没有统一的改革意见和政策,因此,由地方自行组织改革,目前各地改革进度不一,改革分类多样,有全局公益一类的,有组建一个地调院全省企业化的,大部分趋向于公益二类。

      地质工作与地勘行业体制改革将向何处去

      地质工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新中国成立67年来,地勘行业经历了三起三落。广大地勘工作者发扬三光荣精神,克服各种困难,为国家找矿、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非油气地勘职工未能充分享受到现代社会发展的成果。

      “而今,地勘行业面对第三期萎缩,以及艰难的体制改革,国家应给予高度关注。”陈毓川院士表示,“中央的重视是关键。”

      有中央及地方领导部门的重视与有力的领导,有地勘队伍的主动努力,我国地质工作与地勘队伍体制改革总形势是乐观的。

      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下,国家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仍然都需要地质工作的支持。具体体现在:中、高精度的基础地质调查(地、物、化、遥)服务于找矿、城建、农业、海洋、工程建设等,服务领域在扩大。矿产资源勘查,需要稳定持续,勘查重点矿产将不断调整。环境地质工作(包括水工、工程地质)包括环境地质调查、评价、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任务将日益加重。

      客观地说,从需求角度衡量,目前国有地勘队伍从数量和业务素质上都还有待加强。适应国家发展不同阶段对地质工作的需求,适时主动调整队伍工作结构是必行之道。要充分发挥地勘队伍,特别是局级单位主动性,上下沟通,内部调整,有序进行。

      目前,地勘队伍体制改革的思路,从适应目前与今后地质工作需求与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出发,将地勘队伍分为三类,分别是为国家、社会从事公益性、基础性地质队伍,属于公益一类,由国家财政全额支撑;从事既为国家、社会,亦为市场所需的地质工作队伍,可属公益二类,由国家财政差额支撑;从事矿产勘查-开发的地质工作队伍进入生产经营类,实行企业化,国家要给予企业化的政策及资本金。

      从目前改革的情况看,大多数地勘单位倾向于选择公益二类。

      地质工作与地勘行业体制改革应得到哪些支持

      从社会层面看,对地质工作的重要性(包括矿产勘查)需进一步统一认识,地质矿产工作是国家发展事业中的重要工作领域,必须持续稳定地保持一定强度。要提高地质工作的社会地位,要用国家法律法规加以保障,要有国家局来统一领导组织,要有国家地质工作计划、规划,要有稳定的国家财政科目经费。

      面对地质矿产工作第三萎缩期的来临,国家应充分发挥调控作用。适当下调矿产资源税,对濒危矿业企业适当补贴;对矿产勘查加大投入,保持矿产勘查的必要强度,弥补市场企业投入的减少;要改变国家不投商业性矿产勘查的观念,要从国家实际需要出发来决策。

      对地勘单位体制改革,应加强中央层面的方向引导,并给以政策。国有地勘单位体制改革属国家大事,但缺顶层设计。2012年八部委为此调查,并有报告,但没有提出意见与政策。当前属改革的关键时期,建议国土资源部再次会同七部委紧急调查,拿出指导意见与政策,推进体改顺利进行。核心政策是公益一类要保证全额拨款,企业化改革的单位“三给”——给矿权、给勘查资金、给勘查成果,亦支持其矿产开发,作为国家给予的企业化资本金。

      为充分发挥地勘队伍在地质工作中的作用,国家在政策与措施方面应有新的内容和行动。比如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保证地质工作合理、合法的社会工作环境;恢复初始探矿权申请登记制;建立矿产资源风险勘查基金;确定地质工作知识产权,特别是找矿工作的知识产权;实行环保与找矿、采矿双赢政策与措施。制定科学、合理、切合国情的要求与管理办法。
    “中央的重视是关键”



    鄂尔多斯乌审旗境内的苏里格气田


    内蒙古煤田地质勘查(集团)公司(内蒙古煤田地质局)副总经理杜刚博士近年来一直关注着内蒙古非常规油气的勘探开发。作为内蒙古绿能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他所在的公司向有关部门申请的页岩气探矿权因为被含在其他企业的采矿权范围内而被搁置。有关部门的批复是,“请酌情与矿业权所属单位协商处理。”他说,协商并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矿权都处于行政垄断状态,“这在内蒙古尤其是在鄂尔多斯盆地太常见了”。


    为什么盯上页岩气?


    国际能源署预计,“21世纪是天然气的黄金时代”。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我国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能源结构转换——由以石油(或煤炭)为主向以非化石(或可再生)能源为主转换。


    国务院部署的大气污染防治10条措施其中单立一条即第4条特别强调:要“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加大天然气、煤制甲烷等清洁能源供应”。根据目前国内的技术水平和开发成本,许多专家估计,10年~20年内,在各种清洁能源中,天然气将脱颖而出,成为主力。


    事实上,相对于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 “三气”(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资源的优势凸显。以天然气为例,它比较清洁,与等热值燃料相比,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煤炭少近一半,比石油少近30%,其他污染物排放也少许多。同时,它的开发技术比较成熟,使用成本较低,可以替代煤、油,用途广泛,不受气候影响,输送便利,供应稳定。除此之外,包括煤层气、致密气和页岩气在内的非常规天然气还有两大优势。一是储量丰富。我国非常规天然气储量达200多万亿立方米,是常规天然气的5倍——我国埋深2000米以浅煤层气的地质资源量约36.81万亿立方米,相当于500亿吨的标准煤,居世界第3位;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报告《我国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利用战略研究》中显示,我国煤层气可采资源总量大约是10万亿立方米,其中大于1000亿立方米的盆地有15个;我国致密气储量约12万亿立方米;我国陆域页岩气地质资源潜力为134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潜力为25万亿立方米(不含青藏地区)。二是需求旺盛。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天然气年总产量有望达到2300亿立方米,其中,非常规天然气可快速增长至1200亿立方米,占国产天然气总量的52%,成为国产天然气的主体。


    内蒙古包括煤层气、致密气、页岩气在内的非常规天然气储量尤其丰富。


    据记者了解,目前,全国仅有的两个重点煤层气产业化生产基地之一就是鄂尔多斯盆地。而内蒙古是鄂尔多斯盆地的核心区,涵盖了整个内蒙古西部地区。有专家表示,对比探明储量,这一区域内的煤层气和页岩气目前基本上尚未开发,致密气也仅仅用了一小部分。


    在全国14个含煤层气大于5000亿立方米的盆地(群)中,内蒙古境内就有鄂尔多斯、二连、海拉尔等3个盆地(群)。其中鄂尔多斯盆地资源量在全国最大,约10.72万亿立方米(地跨蒙、晋、陕、甘、宁五省区)。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和沁水盆地的煤层气可采资源量在1万亿立方米以上。


    同时,内蒙古还有极为丰富的致密气即致密砂岩气。仅鄂尔多斯乌审旗境内的苏里格气田,致密气探明地质储量即达1.1万亿立方米,目前年产量达105亿立方米,分别占全国天然气储、产量的14.7%、12.1%。有关专家认为,仅鄂尔多斯盆地内蒙古境内(包括苏里格气田、大牛气田和乌审气田)致密气储量就在2.5万亿立方米以上。


    据内蒙古煤炭地质学会和内蒙古自治区煤田地质局对全区页岩气资源进行的初步估算,内蒙古页岩气资源潜力约30万亿立方米,有可能在中国的“页岩气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在《我国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利用战略研究》中这样表述,我国陆相富有机质页岩主要分布在新生代陆相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三叠统延长组7段页岩最好,分布于盆地中南部,面积4万~5万立方米。


    2015年春节前,由内蒙古煤田地质局和内蒙古地质调查院共同完成的内蒙古第一个页岩气调查评价参数井获得重要数据,设计井深3550米,完钻3568米,发现具有开发价值的气层4层,形成较好的工业气流,最大产能5万立方米/天,稳定产能1.95万立方米/天。专家分析认为,这一重大进展对我国北方海陆过渡相页岩油气的资源评价、战略选区等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也为内蒙古包括页岩气在内的非常规能源的开发由梦想变为现实提供了依据。


    尴尬的“清洁能源内蒙古”


    2006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编制了我国第一个煤层气发展规划,目标是,2010年,全国煤层气产量达到100亿立方米(地面抽采煤层气50亿立方米,利用率100%;井下抽采瓦斯50亿立方米,利用率60%以上),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3000亿立方米,逐步建立煤层气和煤矿瓦斯开发利用产业体系。


    从资源禀赋和国内需求考虑,在本世纪内,能源产业将始终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主导产业。把内蒙古建成清洁能源输出基地,突出“清洁”、“输出”4字,这不仅明晰了解决自治区“一煤独大”结构单一的具体路径,而且给自治区的能源产业以科学的定位,为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产业发展指明了清洁、低碳、多元、安全的必然方向。


    对于煤层气的开发利用,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领导曾做出重要批示:“大有文章可做,要抓好。”领导就是领导,寥寥数字,重视程度可窥一斑。


    早在“十一五”期间,内蒙古对于清洁能源的发展就有规划。自治区政府曾提出,“加快对海拉尔盆地、二连盆地的勘探开采步伐,推进油页岩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2009年,自治区政府也曾发布了重点矿区煤层气开发利用实施方案。


    然而,内蒙古自治区页岩气资源勘查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为尽早实现全区页岩气资源评价重大突破,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已将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工作列入《内蒙古自治区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实施方案》。2012年,内蒙古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下达“内蒙古自治区页岩气潜力调查评价及开发利用选区研究”项目,由内蒙古地质调查院承担。项目组对全区7个大型沉积盆地的含泥页岩地层进行了梳理,重点开展了页岩气形成地质背景、页岩气形成条件、页岩气储集条件及页岩气富集条件分析,最终优选出页岩气有利地区11处。研究结果表明,内蒙古页岩气资源成矿条件优越,潜力较大。


    2013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调推出的未来发展蓝图“8337”中再次对发展清洁能源信心满满,“要把内蒙古建成保障首都、服务华北、面向全国的清洁能源输出基地。”


    但直至2015年3月,媒体对此的报道仍是“内蒙古的煤层气开发利用工作仍处于筹备状态”。诸多规划、方案都因在实施中遭遇各种掣肘而成果寥寥。“至今,内蒙古页岩气也仅仅有一口参数井,没有1立方米的商品量。”内蒙古低碳发展研究院院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许柏年先生对此很是感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更是唏嘘不已。


    探寻症结沉疴


    杜刚所在的内蒙古自治区煤田地质局是自治区惟一从事煤田地质勘探专业工作的事业单位。50多年来,这个局共发现和勘探了煤盆地200多个,查明30多个大型煤田,其中准格尔煤田、东胜煤田蜚声国内外。提交各类地质报告近千件,累计探明煤炭资源储量7200亿吨,使内蒙古煤炭探明资源量达到9000多亿吨,居全国第一位。可谓战功赫赫。


    鉴于内蒙古“煤油气”共生或伴生的特殊资源富集特点,在开展煤炭地质勘查的同时,该局对油气钻探勘查业也“术有专攻”。经过多年的打造、发展,该局已拥有雄厚的钻探设备资源、人才资源和技术资料资源。多年来,该局的足迹遍布东北、西北、华北、华东等多个勘区,在延长油矿管理局、中原、大庆、长庆等油田获得了良好声誉。


    但是,现实却让杜刚等一班人颇感无力。拥有这么一支精干的队伍,一批高精尖的专业设备,却英雄无用武之地。


    国土资源部中央地勘基金管理中心主任程利伟曾表示,鄂尔多斯盆地对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至关重要。这里资源十分丰富:煤炭产量约占全国1/4,油气当量约占全国20%,蕴藏着丰富的铀、石膏、煤层气等。但这里主要矿产资源共生伴生,合理开发利用难度大,特别是矿业权重叠突出,必须统筹协调油气、煤炭、煤层气、铀矿等资源开发布局和时序。


    矿业权重叠特别是无法申请到页岩气探矿权,正是杜刚所在的内蒙古煤田地质局在勘探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过程中所遭遇的最大障碍,而且迄今无法破解。这也正是影响内蒙古自治区在非常规能源勘探开发方面无所作为的关键所在。


    “当前的油气资源管理体制并不利于推进我国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内蒙古的致密气产量虽然居全国第一,但统计却计入了对产地拥有矿业权进而有权制定游戏规划的大型国有油气公司名下,并且开发与否也取决于拥有矿权的企业,地方政府甚至无权干涉。目前,仅苏里格气田就有50%的储量未加利用。致密气储量的大量闲置已经成为非常规天然气发展存在的重要问题。”内蒙古煤田地质局一位专家对此深有体会。


    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实行的都是国有垄断经营的体制,常规天然气资源的矿业权都集中在少数大型国企手里。也就是说,除此之外,其它企业是不允许开发勘探常规天然气资源的。这种体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保证国家能源安全是必要的,但确实也遏制了地方和其他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影响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体制已经与十八大提出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背道而驰。


    据介绍,致密气本属非常规天然气资源,但在矿业权的设置上,致密气却被并入了常规天然气矿种,地方和其它企业不可能有矿业权;煤层气和页岩气虽已先后成为独立矿种,打破了管制,但依然没有打破资源垄断。而开发页岩气对于内蒙古来说,难度更大。国土资源部现有的招标区块中尚没有一块属于内蒙古地方政府或企业。这两种非常规天然气的资源有利区,大部分已被少数央企持有的矿业权区所覆盖。这样,地方政府和其他企业只能在少量空白区域申请矿业权,或者同少数央企协商合作开发。


    许柏年表示,内蒙古煤层气、页岩气等涉及非常规天然气的诸多“五年计划”均未实现预期目标,最根本的原因是非常规天然气上游矿业权的行政垄断。在内蒙古,有油气资源的盆地共13个,总面积约45万平方千米。但少数央企拥有的矿业权达164个,矿业权面积更是覆盖35.2万平方千米,几乎占据13个盆地的80%,这其中涵盖了全区的含煤范围和所有油气资源富集区。


    我国目前的《矿产资源法》规定,开采石油、天然气、放射性矿产等特定矿种,可以由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审批,并颁发采矿许可证。而对于石油、天然气勘查申请人资格,1998年发布的《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则明确规定,应另外提交国务院批准设立石油公司或同意进行石油、天然气勘查的批准文件以及勘查单位法人资格证明。许柏年表示,由于绝大部分勘查单位都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些规定就间接促成了常规油气资源全部矿业权的垄断。而对属于非常规油气资源的煤层气、页岩气的探矿权,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规定,探矿权人可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新发现矿种的探矿权、采矿权。但在实际申请过程中,任何企业的非常规油气资源矿业权却不得与少数中央企业所设置的常规油气资源矿业权重叠,而少数中央企业在其常规油气资源矿业权范围变更或新增勘探矿种却易如反掌。


    针对矿业权重叠问题,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按照申请批准的先后确定,时间在先而先得。但是对于被赋予矿业权,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探矿权人自领取勘查许可证之日起,必须按照规定完成最低勘查投入;探矿权人自领取勘查证之日起6个月内开始施工;石油、天然气勘查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7年,逾期不办理延续手续的,勘查许可证自行废止。《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如涉及到“不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备案、报告有关情况、拒绝接受监督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的;未完成最低勘查投入的;已经领取勘查许可证的勘查项目,满6个月未开始施工,或者施工后无故停止勘查工作满6个月的”其中之一,发证机关就有权吊销勘查许可证。


    但许柏年告诉记者,这些对于少数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型油气企业并不具有约束力。事实上,相应的勘探退出机制并没有在实际过程中得到执行。他甚至认为,这种上游矿业权的垄断,直接或间接对内蒙古的经济、环境、社会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比如,这种垄断一定程度造成大量油气资源被闲置,妨害了能源结构的调整,导致国家能源安全受到威胁,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损害了社会对内蒙古油气资源开发的积极性,也直接促成了内蒙古能源经济“一煤独大”,环境治理成本高昂;这种行政垄断并不执行税收属地化管理,钱拿走了,污染留在原地,客观上影响了像内蒙古这样的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也形成了社会不和谐的诱因。


    体制壁垒如何破解


    事实上,矿业权重叠带来的后续问题最直接的就是成果收益的分配。这是矿政管理的新课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既和今后的开发规划联系在一起,也需要在空间时间上作调整、分割经济利益,据说,国土资源部正在研究破解这个课题。为了把我国的多矿种兼探做大做强,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汪民曾在一次找矿突破总结会上明确要求,要加强政策指导和支持,对涉及规划部署、矿业权设置、利益调整、资料信息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加以规定和引导,确保综合勘查工作顺利开展。


    许柏年说,山西省人民政府曾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煤层气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针对煤层气提出“深化矿权管理改革”,“进一步做好煤层气矿权两级管理试点工作”,揭开了合理配置煤层气资源、从根本上解决煤层气和煤炭矿权分置重叠问题的序幕。他特别期待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能效仿山西省政府,站出来为地方企业合理的资质据理力争,与少数掌握大量煤炭开采权的央企协商,对其已获非常规油气矿业权而尚未开发的地块进行合作开发;同时,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对目前内蒙古含煤范围内尚余的少量矿权空白区,向国土资源部申请矿业权,该初始配置的矿业权,可归属地方国有资本控股企业。


    我们不妨以煤层气为例来梳理一下相关政策、法规和解决途径——


    以煤层气为例,针对其矿业权重叠问题,国家先后出台了多个相关政策条例。在煤层气资源矿业权设置上,提出国土资源部根据国家矿产资源规划,综合考虑煤层气、煤炭资源赋存状况和煤炭矿业权设置方案,在煤层气富集地区,划定并公告特定的煤层气勘查、开采区域。煤层气勘查、开采结束前,不设置煤炭矿业权。


    国土资源部出台的《关于加强煤炭和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开采管理的通知》指出,将煤层气和煤炭采矿权合二为一,煤炭开采企业和煤层气开采企业组建联合公司,走合作开发的路子。其中,煤炭企业为甲方,煤层气企业为乙方,两方合作,共同推进。如果无法合作的,由政府裁决;如果两三年达不成协议的,乙方退出。然而,由于一些利益纠葛,上述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和落实。


    2013年3月,国家能源局也出台了《煤层气产业政策》,明确提出了“煤炭远景区实施‘先采气、后采煤’,优先进行煤层气地面开发。”“已设置煤炭矿业权但尚未设置煤层气矿业权的区域,经勘查具备煤层气地面规模化开发条件的,应依法办理煤层气勘查或开采许可证手续,由煤炭矿业权人自行或采取合作等方式进行煤层气开发。在已设置煤层气矿业权的区域,根据国家煤炭建设规划5年内需要建设煤矿的,按照煤层气开发服务于煤炭开发的原则,采取合作或调整煤层气矿业权范围等方式,保证煤炭资源开发需要,并有效开发利用煤层气资源。”


    尽管诸多政策出台,但业内却普遍认为,因为涉及到地方煤矿企业、央企、民企、地方政府等多方的利益纠葛,在已经有矿权和气权的区块解决问题非常困难。仅仅依靠政策发文解决不了煤层气矿权纷争的根本问题。有专家认为,矿权的主要问题在于,在法律上气权和矿权是分开的,这两个权利不统一,利益纷争永远都存在。


    越来越多的声音希望推进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体制改革。这一呼声也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和重视。


    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2015年能源发展的主要目标包括: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双控制;适度超前部署能源生产与供应能力建设;优化能源结构;加快建设山西、鄂尔多斯盆地、内蒙古东部地区、西南地区、新疆五大国家综合能源基地;推进能源体制机制改革。


    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油气领域改革,创新勘探开发机制,促进油气管网公平接入和开放。习近平特别强调,推进能源体制改革,抓紧制定电力体制改革和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启动能源领域法律法规立改废工作。习近平强调:“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这是继李克强在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上强调“要加大路上、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创新体制机制,促进页岩气、页岩油、煤层气、致密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调整能源结构,关键要推进能源体制改革。要放开竞争性业务,鼓励各类投资主体有序进入能源开发领域公平竞争”之后,中央高层针对能源体制机制改革的又一次表态。


    能源体制的弊病已被决策层重视,旧有的格局亟待打破。


    期待中的“破冰”之路


    关于能源体制改革的“破冰”,目前业界已有两条比较清晰的思路:一是使非常规能源资源管理权彻底从“行政垄断”中解脱;另一条路是探索推进混合所有制。


    许柏年是“解放管理权”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内蒙古具备作为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体制改革试点的优势条件和法律许可。国务院2011年6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赋予先行先试政策,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力争取得突破;推进内蒙古整体列为国家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试点工作,探索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新模式。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规范矿业权及产权交易;鼓励中央企业在内蒙古的分支机构变更为独立法人,实行税收属地化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更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管理和保护本地方的自然资源;对可以由本地方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而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非常规天然气属于“可以有本地方开发的自然资源”。要充分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丰富的资源禀赋,多争取矿业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加广泛深入地同央企及国内外其它企业合作,共同促进内蒙古新兴能源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他建议,对内蒙古辖区内的油气资源矿业权区块登记按照“常规”和“非常规”试行两级管理体制,非常规油气矿业权登记授权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管理,并依法执行“退出”机制。国土资源部将致密气(致密砂岩气)列为独立矿种。国务院主管部门授权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自行制定非常规天然气中长期发展规划,经国务院主管部门统筹协调后审批公布,而涉及的公益性非常规油气资源调查评价所需的地质调查资质,也由内蒙古国土资源厅发放。建议国务院批准内蒙古自治区设立鄂尔多斯北部矿产资源综合勘探开发实验区,通过实验勘探开发,在非常规天然气矿权许可的空间里,积极推动矿产资源综合勘查与综合评价进程。


    许柏年先生的建议,不失为解决目前内蒙古乃至其它一些非常规天然气特别是页岩气、煤层气储量比较丰富,但却因为矿业权掣肘而无能为力的省区的诸多难题的一个良策,但与任何一项进入深水区的改革一样,这样的改革能否推进,一方面取决于有关方面是否具有这样的改革勇气,另一方面取决于各种利益方的博弈。因为“幸福不是毛毛雨,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而针对当前我国的能源体制存在自然垄断、行政垄断等问题,市场竞争不充分。其中,油气行业、电力行业垄断程度较高,社会资本参与程度偏低的现状,国家层面侧重推动发展混合所有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制经济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形式。这意味着将进一步向市场放权,同时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电力、煤炭、矿产、水等资源方面,未来将增强市场化配置。


    亚太石油股份公司总裁张军张军认为,目前,国内混合所有制没有切实的参与途径,上游还是比较封闭,在勘探开发领域目前仍是三大油占绝对主导地位。但在一次石油天然气混合所有制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邓郁松指出,油气行业未来改革重点值得关注,预计将很快集中在上游勘探开发领域的增量资源和石油流通体制方面。


    事实上,在上游领域,近年来对边际油田和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准入限制已有所放宽。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集团董事长周吉平就公开表示,中石油计划打造未动用储量、非常规、油气、管道、炼化和金融板块六个合作平台,引入民资,目前在管道板块已率先破冰。


    自2012年起,新疆和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就已经在尝试展开多项试点合作项目——


    2012年,中石油已进行了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新疆自治区政府与中国石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合作,在克拉玛依组建了红山油田,共同投资勘探开发准噶尔盆地油气资源。


    2014年,新疆正式启动油气资源开发改革,在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地方企业参与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促进石油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惠及新疆改善民生,让丰富的油气资源更充分地“造福”新疆。目前新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开发油气资源已探索出三种合作模式:地方企业以参股的形式在油田区块、油气炼化、低效低产油田、管道建设等方面开展项目合作;在一些新发现的油田区块以地方企业为开发主体,与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企业在当地组建股份制公司共同开发;大企业在疆分公司改制为地方企业参股子公司。


    新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认为,新疆在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引入地方和民营企业参与开发,不但有利于增加地方税收,还可以聚集更多资金、人才、技术来加快勘探开发,使油气资源开发进一步起到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顶梁柱”的作用,并推动地方相关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新疆经济实力。


    2013年12月9日,国内首个央地合作页岩气开发公司——四川长宁天然气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成都正式挂牌成立。该公司由中石油、四川省能投公司、宜宾市国资公司和北京国联能源产业投资基金联合组建而成,总注册资本30亿元,标志着社会资本、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合作早已在尝试中前进。预计未来或从放开非常规油气资源等增量资源角度推进改革,上游领域的竞争性将加强。


    无论哪种形式的改革,都将任重道远。在新的改革环境中,“混合所有制”概念的提出引人注目,尽管目前尚缺乏顶层设计及相关法律的护航,仍处在一种尝试阶段,但对于各种力量和资本而言,仍将迎来一场盛宴。而这,也许能为破解内蒙古的非常规能源勘探开发之困提供有益的启示。

    内蒙古非常规能源勘探为何举步维艰

    近日,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发布第八季“大国工匠”名单,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矿产资源调查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华伶俐榜上有名。

    华伶俐是西安矿产中心工程勘查室钻探机长、高级工程师。参加工作27年来,他一直奋战在钻探生产一线,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三等功3次、集体三等功3次,获得首届全国钻探职业技能大赛冠军,被评为“全国技术能手”、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武警黄金部队“优秀班长”,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荣誉的背后,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艰辛付出和对地质事业的赤胆忠心。

    躬身向学、苦练本领——勤劳“钻”

    自参加工作以来,华伶俐始终坚守献身使命的信念,坚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工作中,他一边研读《钻探工艺学》《钻探常见事故预防和处理》等专业书籍,一边在实践中刻苦钻研钻探技术。他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从简单的技能练起,不断钻研新地层的施工方法,不断实验新的工艺,不断总结各类施工经验教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纪录……他真正做到了操作规程烂记于心,技能运用娴熟自如,处理问题科学严谨,钻探技术精湛过硬。

    2011年11月,华伶俐参加了第一届全国钻探职业技能大赛。面对来自全国36支代表队的400多名参赛选手,他凭着过硬的基本功和心理素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一路过关斩将、脱颖而出,以总分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夺得固体矿产钻探竞赛金牌,并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这也是对他过硬的钻探技术的最大肯定。

    攻坚破难、敢为人先——沉稳“钻”

    华伶俐始终秉持着“冲锋当刀尖,上阵当排头”的信念,24年的军旅生涯铸就了他不屈不挠的军人品格。

    二十余年来,他奋斗的足迹遍布青藏高原、巍巍秦岭、大别山区、西部戈壁……每有重大任务时,他总是冲锋在前;每有施工技术难题时,他总是深钻细研;每有辛劳工作时,他总是走在最前。这种无言的榜样作用,感染、带动了身边的每一位同志,也带领团队战胜了数不清的困难。

    二十余年来,华伶俐先后南下大别山、西上祁连山,主动请缨参加阳山百吨金矿和南坪万吨钼矿会战,累计钻进4万余米,为各个工作区开出“金色花朵”立下了汗马功劳。2010年,他带领机台组织施工的河南南坪矿区ZK5507孔,是当时设计最深、难度最大的钻孔。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根据钻头和孔深关系,经过50多次试验,最终确定了合理的钻进参数,大胆使用“122绳索取芯工艺”,使钻进效率提高了3倍,所带机台创造了1560.52米的深孔钻进纪录。

    华伶俐深知,只有不断创新技术,才能适应不同任务的需要,并及时处理钻进中的各种难题。他在工作中注重思考研究、积累经验、革新方法,每次处理完井故,都会认真反思事故发生的原因和预防方法,在不同区域、不同地层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他先后摸索出复杂地层“五级成孔、套管护壁、注重异常、慢提慢下”和“两看一听一查”钻探法,均被广泛推广使用,钻井事故发生率降低到1%以下,事故处理成功率提高到98%以上。参加工作的近三十年来,他先后取得革新技术成果20多项,并据此排除钻孔故障300多次。

    华伶俐在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素质的同时,也一直在思考: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技术留在单位,为中心培养更多的钻探人才?为此,他积极开展“传帮带”,毫不吝啬地把自己学到的、悟通的、摸索的钻探技能理论拿来与同事分享交流,并且对他们严格要求、精益求精。担任机长20余年来,他先后培养出100余名技术骨干,其中5人当上了机长,3人考上了高校。

    初心不忘、重整行装——不懈“钻”

    2018年,按照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总体部署,原武警黄金部队整体转制并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启了新的征程。华伶俐本可顺应改革大潮,选择回到安徽老家工作,但他却毅然决然地留下,他说:“我离不开大家,更离不开钻机的轰隆声”。

    面对新的职能、新的使命、新的征程,他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没有因资历老而止步不前,仍然坚守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初心。他立足岗位、破浪前行,矢志钻探理论研究和技术革新,在新的时代重整行装再出发,在新的战场取得新的业绩。近5年来,他在寨上工作区推广使用水刀割刀法,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将英格尔全液压便携式钻机引入寨上矿区,探索形成了无固相抗水敏配方泥浆+薄壁绳索取心钻具+外径增大高效金刚石钻头扩孔器的钻进方法组合,成功破解了矿区深、厚、大碎裂蚀变带钻进难题,其中ZKS84-7钻孔以45度倾角钻进,刷新了西安矿产中心小倾角钻孔施工纪录;撰写的科技论文《河南栾川地区金矿复杂地层深孔岩心钻探技术》在省级期刊发表;申请获批实用新型专利1项、通过初审实用专利1项;2022年7月,被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调查指挥中心评为高级工程师,这在指挥中心工勤岗上尚属首例。

    谈到本次获得的“大国工匠”荣誉,华伶俐说:“我只是在本职岗位上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可党和国家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只能感恩组织、再接再厉。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一定会将这个荣誉作为鼓励,大力弘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努力为组织培养更多的钻探技能人才,为全力支撑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钻”出来的“大国工匠”

    2021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保持战略定力,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度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努力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一、深入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确把握保护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持续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是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认识的重大飞跃,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阐明了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保护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余村调研时就曾指出,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一理念作了进一步的深刻阐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不能因为经济发展遇到一点困难,就开始动铺摊子上项目、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念头,甚至想方设法突破生态保护红线。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充分阐明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阐明了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2005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栏目撰文指出,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不断触及自然生态的边界和底线。要为自然守住安全边界和底线,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格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充分阐明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关系,揭示了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道理。

    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并一以贯之坚持,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保护与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深邃思考,对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问题的高瞻远瞩和坚持真理的崇高精神境界。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既蕴含着发展理念的重大变革,又突出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底线要求。我们要不断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这一深刻内涵,自觉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蕴含的重要思想观点、重要思想方法和重大工作要求作为自然资源工作的根本遵循,坚定不移、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深刻感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

    近年来,江苏省东海县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湿地资源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逐步显现。图为2022年3月24日拍摄的东海县西双湖国家级湿地公园。自然资源部供图 邵光明/摄

    生态文明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科学总结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生态文明相关内容相继写入党章、宪法。全党全社会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尤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认识不断深入,保护环境和绿色发展意识显著增强。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有偿使用、“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河湖长制、林长制、天然林草原湿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补偿、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等一系列法规制度。改革完善资源环境管理体制。制定修订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长江保护法、湿地保护法等多部法律法规。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力度大幅提升。统筹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大力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水耗、地耗显著下降。推进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设立国家公园。编制实施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持续开展国土绿化。加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严格管控围填海,加强海岸带保护修复,实施“蓝色海湾”整治、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强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加强自然资源执法督察。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显示,2009—2019年10年间,林地、草地、湿地、河流、湖泊等生态功能强的地类面积增加2.6亿亩。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缩减。202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3.04%,森林蓄积量提高到175.6亿立方米。一些濒危物种种群数量稳中有升。全国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由2012年的61.7%提高到2021年的84.9%,2021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较2015年上升6.3个百分点,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较2005年下降48.4%。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肯定。

    三、充分认识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然面临诸多矛盾和挑战,生态环境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还没有到来,生态环境质量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相比,同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相比,同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相比,都还有较大差距。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看。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导致冰川加速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频发,人类活动严重威胁生物多样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显示,2011年至2020年全球地表温度比工业革命时期(1850—1900年)上升了1.09℃,多数学者认为与累积人类活动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相关。美国科学院院刊指出,1979—2017年间,南极每10年平均年融化冰体分别约为400、500、1660、2520亿吨。多项研究表明,如果对碳排放不加控制,到2100年全球海平面将明显上升。中国气象局统计数据表明,2000—2019年登陆我国的(超)强台风数量超过1980—1999年的2倍。

    从保护与发展关系的角度看。有的地方还不能很好处理当前与长远、发展中取与舍的关系,规模扩张惯性依然存在。有的地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不尽合理,耕地开垦、国土绿化与自然地理格局不相适应。自然资源安全供给压力与粗放利用并存,耕地保护的形势依然严峻,节约集约用地还有较大提升潜力。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生态保护修复科学性系统性还有待提高。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艰巨。

    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自然界的变化,特别是累积人类活动造成的恶劣变化,如果任其长期持续演化,必将给人类带来灾难。我们应该坚持有取舍、守底线,控制人类向自然无度索取的不合理欲望,守住人类活动的有形边界和无形边界,限制人类过度利用自然的不合理行为,包括某些在技术和工程上可行但违背伦理和自然的行为,最大限度减少对自然的破坏性影响,真正构建和谐共生的人与自然关系。

    四、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促进高质量发展

    自然资源部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部门。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开展一系列工作,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推动重大制度建设。贯彻党中央顶层设计,牵头起草并报请中央审定印发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自然保护地体系、所有权委托代理、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不动产登记、围填海管控、生态保护修复等10多项事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

    强化重大基础性工作。探索构建全面反映地下资源、地表基质、地表覆盖和管理要素四个层面信息的统一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统一自然资源领域用地用海等重要分类标准。完成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开展基础测绘、海岸线修测、地质灾害隐患、矿产、森林、红树林等专项调查。地质找矿取得新突破。

    稳妥推进重大改革。有序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情况。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完成5省“三区三线”划定试点并向全国推开。对利益平衡、入市用途、市场调控、市场主体意愿、农民选择权等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出稳妥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建议。出台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政策。合理增加住宅用地供应,优化竞拍规则,向市场全面公开各类住宅用地存量信息和土地出让过程中关联地块重要信息,维护市场公平。全面推行矿业权竞争性出让,根据技术原理推动实现油气探采一体化制度。结合机构改革职能并入,土地、规划、测绘实行“多审合一、多证合一、多测合一”。

    整治突出问题,努力止住新问题,稳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针对“大棚房”、破坏生态环境建“私家庄园”、农村乱占耕地建房等问题稳妥推进清查整治,同时出台政策规范设施农用地管理,保障农村村民合理宅基地用地需求。除国家重大项目外,严控新增围填海,2018年7月实施有关规定以来,违法围填海规模由以往一年几百上千公顷下降到近3年累计十多公顷。同时,分类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建立建设用地增量安排与消化存量挂钩机制,与地方政府共同努力,过去4年共消化2018年之前批而未供土地1372万亩、闲置土地436万亩。

    近年来,重庆市以国土综合整治为抓手,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图为2021年8月25日,九龙坡区西彭镇新民村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区的水稻迎来丰收季。自然资源部供图 龚安平/摄

    深入研究重大问题。把技术逻辑搞透,行政决策才会有科学的依据。比如,青藏高原冰川退缩、多年冻土面积减少、活动层厚度增加对地表径流量和生态系统有哪些重大影响?三江源地区草原退化到底是过度放牧、禁牧,还是由于冻土层变化引起地下水位下降、土壤干化导致的?有的地方出现的“小老杨”问题,到底是树龄到期,还是在本应种草的地方种树,由于蒸散耗水量增加长期积累导致地下水位下降而引发的?等等。相关问题有的已经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有的还在深入研究之中。

    我们深感当前的工作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多差距和不足,我们要坚持党中央精神和国家立场,把握好国情变化特别是同一主题下的差别化国情,把握好技术逻辑与行政逻辑相统一,把握好工作的次序、节奏、分寸,在守住底线、节约集约、多目标平衡下促进高质量发展。

    坚守粮食与能源矿产资源安全底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们要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提升全部耕地保护强度,带位置下达耕地保护任务,确保“数、线、图”一致。强化和完善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新建立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进出平衡”制度。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国内安全供应,实施新一轮战略性矿产国内找矿行动,坚持并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内矿产勘查开发差别化政策,积极推进“净矿”出让,开展煤炭露天开采用地改革试点。

    持续深化国土空间治理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落实生态保护、基本农田、城镇开发等空间管控边界,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我们要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为目标,建立国家省市县乡五级上下贯通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坚持国土空间“唯一性”,在“一张图”上协调解决各类专项规划的空间需求和矛盾冲突。“三区三线”划定为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奠定重要基础,要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约束作用,严守三条控制线。制定差别化的国土空间用途管控规则,改革重大项目用地审批制度。

    全面提升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住资源利用这个源头,推进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用,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当前土地资源利用矛盾已十分尖锐,未来10—15年将面临更大挑战,需要采取重大创新举措大力度推进节约集约用地。要严控超大、特大城市以及收缩型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全面修订各行各业用地标准,明显提升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在各类建设项目生成阶段或可行性研究阶段明确开展节约集约用地专门评价,新上项目应努力达到国内同行业节约集约用地先进水平。完善土地复合利用政策,推进多层厂房建设,明显提高园区建筑密度和容积率。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土地要素配置中的作用,探索工业用地供应出让方式转变,完善盘活闲置和低效产业用地的市场机制。探索有效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路径。全面提升矿产和海洋资源保护利用水平。

    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我们要统筹生态建设布局,逐步调整不符合自然地理格局和水资源约束的土地利用方式。通盘安排未来生态退耕、国土绿化,带位置下达绿化任务。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强化野生动植物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统筹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加强森林草原湿地保护修复,科学推进石漠化、荒漠化综合治理,开展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治理。严格管控围填海,对未开发的无居民海岛战略“留白”。健全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等监测预警体系,继续实施自然灾害防治重点工程。以乡镇为单元推进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

    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要提升生态碳汇能力,有效发挥森林、草原、湿地、海洋、土壤、冻土的固碳作用。我们要努力减少对生态空间的占用及碳库损失,科学安排植树造林空间,合理开展森林经营和更新,发挥海洋“蓝碳”潜力,不断提升碳汇增量。积极探索岩溶作用固碳、基性—超基性岩矿化固碳、海洋渔业和微生物固碳、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固碳增汇新路径。

    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强化绿色发展法律和政策保障,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法律法规。当前生态保护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能只通过事后处罚来处理,还要从更深层次、以更科学的治理机制去解决。要不断深化对党中央顶层设计的认识和实践探索,深入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全面落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完善自然资源执法督察体制。进一步健全生态保护修复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入机制,深入探索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立健全基于自然资源调查的生态系统调查评价监测体系。积极参与、配合出台有关法律法规。

     
    全面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2021年夏季的某一天,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此时虽是傍晚,但天气依然闷热。中国地质调查局海口海洋地质调查中心“海南岛湿地资源现状试点调查”项目组的小伙子们结束一天的调查工作,迎着晚霞,准备归队。

    时光荏苒,距离这支光荣的队伍脱下戎装,转制并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已两年有余。这两年多来,他们积极探索,砥砺前行,为海南省自然资源调查作出了积极贡献。

    红树林调查

    当海风还沉睡在风车海岸的梦呓里,东方市四必湾已蓝天碧海交融,一片片红树林在蓝天下绿意盎然。把镜头拉近到红树林里,几个穿着厚实下水裤的小伙子,以手脚并用的方式,正向红树林深处艰难挺进。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行进,他们到达了当天任务的第一个样地,强忍着红树林里因富营养化产生的恶臭,拉线、测量、筛选、取样。这是中国地调局海口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开展红树林调查。

    红树林调查是“海南岛湿地资源现状试点调查”项目生物多样性调查中的一部分。据介绍,红树林是地球上最珍贵的生态系统之一,具有固碳、局部气候调节、水质过滤、海岸保护以及提供物种栖息地等重要功能。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滩涂的木本植物群落,由于涨潮时被海水淹没、退潮时露出,因此又被称为“海上森林”或“海底森林”。同时,红树林也是最脆弱的生态系统之一,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和破坏。

    海南岛西部地区独特的自然驱动力形成了四必湾独特的生境结构,进而孕育维持了四必湾极富张力的生态系统。调查发现,四必湾红树林主要植物群落为单一白骨壤群落,发育程度极高,趋近顶级群落状态;白骨壤独特的生长结构造就了地区独特的淤泥状沉积环境,为漂流而来的底栖生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条件。同时,四必湾也是候鸟的天堂,全球濒危珍禽黑脸琵鹭就是这里耀眼的明星。2006年,海南东方黑脸琵鹭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2020年,《国家重要湿地名录》更是将四必湾湿地收入其中。

    此次红树林调查,主要针对四必湾红树林区宏观独特自然应力、微观生态系统两方面及其驱动因子展开。工作人员表示,将争取实现成果转化运用,支撑保护区管理工作,服务海南生态文明建设。

    湿地多样性调查现场

    鸟类调查

    鸟类是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对所食猎物有密度制约作用,还能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同时,鸟类是广泛的生物多样性状况和趋势的最准确表征之一。许多重要的水鸟栖息地生长着濒危动植物种,能直观反映湿地作为鸟类栖息地的生态环境健康程度。

    鸟类调查是海南岛湿地资源现状试点调查的一个重要环节,调查结果将有力支撑海岸带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项目组协同鸟类专家分3组利用18天时间完成设计调查点(线)任务,如实记录观测到的各种数据。通过调查,他们获得了海南岛湿地鸟类数量、种类、分布及生境状况,并与越冬季湿地鸟类调查成果相结合,综合分析了湿地物种多样性及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以期通过了解现状,对比历史记录数据,分析研究变化动因,提出保护建议,综合评判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为湿地资源合理开发保护利用提供依据,精准服务海南岛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小郑是此次鸟类调查小组的成员之一。海南岛高强度的紫外线和长时间的高温日照,让这位年仅25岁的小伙子显得有点沧桑,遮阳帽的面纱也遮不住他黝黑的脸庞。当谈起鸟类调查,他的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虽然这项工作有点儿辛苦,但能不断探索新知识,我觉得很值得。”

    从零开始到硕果丰硕

    据中国地调局海口中心主任何兵介绍,作为一支转改队伍,他们此前对湿地现状调查的认识为零。面对困难,该中心不等不靠,不断探索,集全中心力量推进项目开展,“就算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要将任务完成好。”

    “海南岛湿地资源现状试点调查”项目是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结合部、局相关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总体方案》要求,尝试探索的一个试点二级项目。项目的核心目的是探索总结湿地资源调查技术方法,主要任务包括调查海南岛湿地类型、面积及分布现状;调查典型湿地生物多样性、水环境、土壤环境、保护与利用、受威胁状况等现状,开展湿地健康状况评价;调查重要港湾、河口湿地近20年景观变化,分析变化驱动力,提出湿地保护建议;研发湿地资源调查软件,推进信息化建设。

    截至目前,通过一年半的调查和总结,项目组已掌握了海南岛湿地资源现状、湿地资源变化等重要信息。一是初步掌握了海南岛湿地资源类型、数量及空间分布特征,编制了《海南岛湿地资源》图集、《海南岛湿地常见鸟类》图鉴和科普读物。湿地资源部分矢量数据正在递交海南省林业局,用于海南国家热带雨林公园评估,为海南省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支撑。二是通过对比历史湿地资源数据,初步掌握了湿地一调、二调以来海南岛湿地资源变化状况和变化趋势,为湿地变化驱动力分析及湿地保护、管理、监测工作打下基础。三是开展了湿地生物多样性调查,初步掌握了部分湿地生物资源状况和湿地受威胁状态,为下一步管理及保护提供了数据支撑。四是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补充和完善了湿地资源调查技术方法体系,在调查范围、区划、抽样设计和指标要素等方面进行了调整。五是测试并完善了湿地资源调查软件移动端,初步编制了数据库建设标准,启动了桌面端框架搭建工作,正在申报软件著作权、专利及相关奖项。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海南岛湿地资源现状试点调查工作的顺利推进,充分展现了中国地调局海口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对地质调查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展望未来,何兵充满信心:“我们将不断探索新领域,全力推进转型发展。我们坚信未来一定可期。”

    在探索中砥砺前行

    众所周知,青藏高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与“第三极”,其东西长约2800千米,南北宽约300千米~1500千米,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总面积约250万平方千米。但是,你知道青藏高原是何时开始“生长”、怎样“生长”的吗?

    青藏高原地体构成示意图

    青藏高原的隆升是过去100个百万年以来地球历史上最重大的地质事件之一,同时也是新生代以来众多地质事件启动的诱发因素和边界条件,吸引了国内外大量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早期,学者由于研究集中于青藏高原上的某个点或地区,因此观点多倾向于高原是整体隆升的。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高原北缘,而国际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高原南部,导致不同研究者提出的观点分歧较大,在隆升历史上有早晚之争,在隆升模式上有整分之别。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1)隆升开始时间跨度大,从晚白垩世至晚更新世;(2)隆升机制上有整体隆升与渐进性生长的区别;(3)近期地学界研究指出,拉萨与羌塘地块缩短增厚的起始时间早于印度板块与亚洲板块的碰撞时间,青藏高原的隆升是否完全为碰撞成因还有待进一步讨论。总体来看,地球科学界对青藏高原生长的认识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主要体现在隆升模式与隆升历史两个方面。

    关于该高原的隆升模式,随着研究的深入与认识的加深,地质研究者逐渐认识到不能将青藏高原简单视为一个整体,“单一活塞式的整体隆升模式”需要被重新认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种主要模式。(1)“东西向穿时隆升模式”:台湾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钟孙霖及其团队通过对青藏高原东、西部钾质火山岩的对比研究认为,随着岩石圈下层的对流剥离,高原东部在40个百万年前开始快速隆升,而西部的隆升始于20个百万年前。1998年,钟孙霖在《自然》上发表论文,正式提出了先东后西的“穿时隆升模式”。(2)“向北生长模式”:法国科学院院士Tapponnier及其团队认为,高原的岩浆带具有向北年龄减小的趋势,且岩石圈的俯冲是倾斜的,在俯冲同时沿切穿高原东部的左旋走滑大断层发生了挤出作用。2001年,Tapponnier在《科学》上发表论文,正式提出了高原由东向北东生长的“向北生长模式”。(3)“原西藏高原模式”: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成善及其团队根据整个青藏高原新生代盆地的沉积记录,结合前人的研究基础,于2008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撰文提出了“原西藏高原模式”,即拉萨地体和羌塘地体在始新世就已经达到现在的海拔高度,而此时青藏高原北部还是低地,南部和西部可能还处在海洋环境中。在中新世时,高原向北、向东和向南“生长”,并在第四纪时形成现在的高原特征。

    青藏高原的隆升历史还未取得结论性共识。关于隆升的开始时间,主要有三种认识:始新世之前、始新世-上新世、更新世。关于隆升到现今高度的时间,主要有两种认识:一是8个到13个百万年前达到现今高度,二是40个百万年前达到现今高度。如果将青藏高原视为一个整体,学者们提出的隆升历史难免矛盾。现今的地质学家更倾向于将青藏高原视为一个多构造块体的大集合,不同块体在中生代-新生代连续继承性的并入欧亚板块,形成现在的高原样貌。这些构造块体以阿尔金-昆仑山缝合带、金沙江缝合带、班公-怒江缝合带、雅鲁藏布江缝合为界,自北向南依次为昆仑-柴达木地体、可可西里-松潘甘孜地体、羌塘地体与拉萨地体(如图),不同块体间应具有不同的隆升历史。

    青藏高原的隆升对亚洲乃至全球的碳循环、气候和环境变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迄今为止,地球科学界对青藏高原生长的成因、历史与模式尚存在较大的分歧,惟一可以形成的共识是:青藏高原的生长具有多阶段、非均匀、不等速的特点,不同地体应该有不同的生长过程。研究青藏高原的生长对于我们理解新生代全球气候变冷以及亚洲环境变化等许多地质过程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青藏高原是如何“生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