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燃冰勘查利器——海马号无人潜水器

新华社发

勘查团队在祁连山南缘钻探发现“可燃冰”。

冀 业摄（资料图片）

近日，俗称“可燃冰”的天然气水合物成功获批为中国第173个矿种。这虽然是业界和公众意料之中的事，但还是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人们由此预见，可燃冰作为一种战略性绿色能源，在中国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必将在勘查和开发利用方面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可燃冰被誉为“未来能源、洁净能源和21世纪能源”，这一方面在于其有能量密度极高、非常洁净等特质，另一方面在于其分布范围广、资源量巨大，可以为人类提供持久能源支持。对于环境资源压力巨大的中国来说，可燃冰更是承载着变革能源结构、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梦想。20多年来，中国科技工作者不懈努力、忘我奋斗，不仅系统提出了被实践证明正确的可燃冰成藏理论，而且形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可燃冰资源综合勘查高新技术体系，为可燃冰的开发和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储量家底知多少

在标准状况下，1立方米可燃冰可释放出164立方米天然气和0.8立方米的水，能量密度是天然气的2-5倍、是煤的10倍。这是人们对神奇的“冰火”津津乐道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样一种能量密度极高的物质，在地球上储量非常丰富。国土资源部天然气水合物重点实验室总工程师刘昌岭研究员介绍说，如果把全球可燃冰的储量折算为有机碳资源，其有机碳占总量的比例超过53%，而煤、石油、天然气三者有机碳之和仅占26.6%，也就是说，前者是后三者之和的约2倍。国际上广泛引用的可燃冰储量数据来自美国科学家科温沃登，他预测全球储量为21万亿吨油当量，与美国能源部2011年发布的数据大致相当。

具体到中国，可燃冰的储量如何呢？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王昆给出了一个数字：约800亿吨油当量。他强调，这是根据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类型及赋存状态，结合地质条件对中国海域可燃冰源量的初步预测量。冻土区是陆域可燃冰的可能成矿区，而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冻土大国，冻土区总面积达215万平方公里，具备良好的可燃冰赋存条件和资源前景。据科学家初略估算，陆域可燃冰远景资源量至少有350亿吨油当量。王昆介绍，总体上看，中国可燃冰分布广、类型多、储量非常丰富。目前，已在南海发现两个超千亿立方米的矿藏，圈定11个成矿远景区、25个有利区块。

四个勘查阶段迎头赶上

与一些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就投入可燃冰勘查研究相比，中国在可燃冰资源调查研究方面起步无疑是较晚的。据刘昌岭介绍，如果从1995年原地质矿产部设立可燃冰调研项目开始算起，不过20多年，而这20多年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预研阶段。主要开展对国外调查研究情况的调研跟踪、文献整理等工作。这个阶段有两个标志性年份。1995年，“西太平洋水合物找矿前景与方法的调研”“中国海域水合物勘测研究调研”等项目设立，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和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等机构参与其中，对水合物在世界各大洋中的形成、分布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明确指出了中国近海海域具有水合物成藏条件和资源远景。1998年，在国家“863”计划支持下，“海底水合物资源探查的关键技术”前沿性课题研究顺利启动。此外，中科院兰州冻土研究所开展了实验室合成天然气水合物研究，并通过书籍翻译将外国可燃冰领域研究进展系统介绍进来。

二是前期调查阶段。1999年，国土资源部启动了“西沙海槽区天然气水合物调查与评价”项目，首次在该区域发现了可燃冰存在的重要标志。在东沙群岛南部和台湾西南等海域，调查团队也发现了蕴藏可燃冰的证据和标志，并综合利用多种海底调查手段，包括海底取样和摄像等，对这些证据和标志进行了研究分析，初步确认了可燃冰的存在。

三是专项调查阶段。此阶段从2002年持续到2010年，参与调查的众多科研院所和大学与中石油、中石化等历时8年，实施了与可燃冰相关的4个专项，优选了南海的数个海域，开展了可燃冰调查与评价，并获得了可燃冰实物样品，取得了重大突破。与此同时，中国陆域可燃冰调查也在大力推进，初步结果显示，祁连山和漠河盆地等冻土地区具备较好可燃冰成矿条件和找矿前景。

四是“127”工程国家专项阶段。2011年，“127”工程天然气水合物专项设立，按照“海路并举，先易后难”的思路，加强对南海、东海等海域和陆域冻土区的调查研究，查明中国海陆可燃冰家底，并为进一步开展资源评价和开发做好准备。上述专项实施的目标之一是实施赶超战略，使中国可燃冰勘查等技术与国际先进国家同步，为商业开发打好基础。

推进理论和技术装备创新

四个阶段，22年努力，中国不仅摸清了可燃冰家底，而且实现了一系列勘查理论和勘查技术、装备的创新。实际上，注重创新的引领作用，把地质调查过程变成科技创新的过程，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解决资源环境基础地质问题的能力，也是中国地质领域工作的指导思想。

中国地质调查局基础调查部副主任邱海峻指出，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可燃冰在全球主要分布有两类地区：一类是水深300米—3000米的海底，在海底以下0米—1500米的沉积物中产出；另一类是陆上冻土区。成功进行可燃冰勘查，光靠上述大体模糊的判断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摸索出适合中国海域和陆域地质特征的探测理论和方式。

刘昌岭指出，中国科学家根据可燃冰成矿原因，创新性提出“渗漏型可燃冰”概念，并将可燃冰划分为“扩散型”和“渗漏型”等几种，总结出各自的特点，指出它们在南海北部具有密切的成藏关系，具备形成的地质条件，并揭示出该地区形成了南北成带状的可燃冰富集规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燃冰勘查离不开先进的装备，而4500米级深海遥控潜水器海马号就是中国可燃冰勘查的一大利器。它历时6年研发而成，实现了一批关键技术突破，包括本体结构、浮力材料、液压动力和推进、作业机械手和工具、观通导航、控制软硬件、升沉补偿装置等，是中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发的下潜深度最大、国产化率最高的无人遥控潜水器系统。该潜水器研发成功后迅速转化为应用，在南海北部陆坡发现了海底活动性“冷泉”，实现了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在可燃冰勘查过程中，中国科学家摸索出一套成熟的调查技术和特效探测技术。刘昌岭举例说，针对可燃冰赋存的相关地貌、沉积矿物等，勘查人员集成了一套可燃冰综合探测系统，综合“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调查手段，该技术已成为服务海域可燃冰常规勘探的主打技术。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7年11月25日 第 08 版）

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实施的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第二轮试采日前取得成功并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在水深1225米的南海神狐海域，试采创造了“产气总量86.14万立方米，日均产气量2.87万立方米”两项新的世界纪录，攻克了深海浅软地层水平井钻采核心技术，实现了从“探索性试采”向“试验性试采”的重大跨越，在产业化进程中，取得重大标志性成果。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26日召开的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第二轮试采成果汇报视频会上获悉，自然资源部会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联合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加快推进南海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采先导试验区建设。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北京大学等国内外70余家单位近千名业务骨干，经过两年多的集中攻关，2019年10月正式启动第二轮试采海上作业。试采团队克服了无先例可循、恶劣海况等困难，尤其是施工关键期正值新冠疫情防控最吃劲阶段，现场指挥部全面精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保障正常生产作业，于2020年2月17日试采点火成功，持续至3月18日完成预定目标任务。

据介绍，此次试采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一是创造了“产气总量、日均产气量”两项世界纪录，实现了从“探索性试采”向“试验性试采”的重大跨越。本轮试采1个月产气总量86.14万立方米、日均产气量2.87万立方米，是第一轮60天产气总量的2.8倍。试采攻克了深海浅软地层水平井钻采核心关键技术，实现产气规模大幅提升，为生产性试采、商业开采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我国也成为全球首个采用水平井钻采技术试采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的国家。二是自主研发了一套实现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采产业化的关键技术装备体系，大大提高了深海探测与开发能力。形成了六大类32项关键技术，其中6项领先优势明显。研发了12项核心装备，其中控制井口稳定的装置吸力锚打破了国外垄断。这些技术装备在海洋资源开发、涉海工程等领域具有广阔应用前景，将带动形成新的深海技术装备产业链，增强我国“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能力。三是创建了独具特色的环境保护和监测体系，进一步证实了天然气水合物绿色开发的可行性。自主创新形成了环境风险防控技术体系，构建了大气、水体、海底、井下“四位一体”环境监测体系。试采过程中甲烷无泄漏，未发生地质灾害。

据介绍，实现天然气水合物产业化，大致可分为理论研究与模拟试验、探索性试采、试验性试采、生产性试采、商业开采5个阶段。第二轮试采成功实现从“探索性试采”向“试验性试采”的阶段性跨越，迈出天然气水合物产业化进程中极其关键的一步。目前第二轮试采仍在进行中，科技人员将围绕加快推进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采产业化和实施生产性试采进行必要的试验工作。

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在江苏盐城滨海湿地完成了2020年度第一阶段野外调查工作，完成了水域初级生产力监测4站次、温室气体监测工作2站次、水文井监测维护与数据采集40站次、碳分解实验2站次、生态观测综合地质样采集12站次、柱状样采集6站、表层样60站位、表水样30站位等多项外业工作。 

本次野外调查工作自5月27日开始到7月6日结束，作业期间恰逢南方梅雨季节，给调查监测工作带来巨大挑战，青岛海洋所和烟台海岸带地质调查中心的人员密切合作，严格执行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获得了一批高质量的调查监测资料，实现了安全生产，克服了天气、蚊虫叮咬等不利条件，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地质文化，为进一步深化滨海湿地保护修复技术支撑工作奠定了基础。

外业人员开展湿地温室气体检测

外业人员开展生产力同位素示踪和监测 

外业人员开展地质取样野外工作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牵头承担的“富钴结壳合同区资源勘探与评价”项目，在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与中国大洋协会的指导下，顺利完成富钴结壳勘探合同第一个五年阶段成果报告编制，已提交国际海底管理局（ISA）。这标志着我国已圆满完成国际海底富钴结壳勘探合同第一个五年活动方案阶段性目标任务。

自1997年起，我国对太平洋5个海山区的28座海山开展了富钴结壳资源调查，在此基础上，2014年，中国大洋协会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了为期15年的国际海底富钴结壳勘探合同，矿区位于西北太平洋麦哲伦海山区，面积为3000平方千米，我国对这一矿区拥有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

作为我国富钴结壳资源调查的主要力量，广州海洋局牵头富钴结壳勘探矿区申请方案编制及后续勘探工作。自2014年以来，广州海洋局联合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机构，先后在合同区开展了资源勘查与评价、环境调查与评价、采矿技术开发与试验、选冶技术开发与评价、资源开发利用综合评价等工作，圆满完成了第一个五年阶段目标任务，取得了多方面成果：

一是圈定矿化区15个，获得了不同类型的资源量，为下一步区域放弃奠定了基础。实施中国大洋32、36、41、41B和51等5个调查航次，在采薇海山群和嘉偕平顶山群圈定矿化区15个，获得合同区推断的资源量和标示的资源量。

二是形成一套适用于不同勘探阶段的技术方法体系，勘探技术方法手段显著提升，高精尖装备得到常态化应用。根据勘探实践，编制了大洋富钴结壳资源勘查规范和规程（国标），成功拓展了多波束回波勘探技术在富钴结壳资源勘查与评价中的应用，开发了1.5米钻机、6米钻机等新型勘查装备和富钴结壳原位高频声学厚度探测系统，无人遥控潜水器（ROV）和载人潜水器（HOV）在富钴结壳勘探中得到常态化的应用，近海底观测装置得到长足的发展，勘探效率和勘探精度显著提高。

三是完成了部分区域的大比例尺地质图件编制，提出了三阶段富钴结壳成矿模型。完成合同区海山群部分区域大比例尺地质编图工作，阐明富钴结壳分布与水深、地形之间的关系，初步揭示了富钴结壳分布特征，进一步摸清富钴结壳分布规律和控矿因素，提出了富钴结壳铁锰矿物相形成、微量元素的富集和后期改造的三阶段成矿模型，有力的指导了富钴结壳勘探实践。

四是初步揭示了合同区及其邻域的生物多样性以及种类分布特征、海山流场结构特征，并积累了大量环境基线数据。利用锚系、CTD采水、浮游生物分层拖网和浮游生物垂直拖网、箱式取样器、多管取样器、大型生物诱捕系统、底栖生物撬网、ROV和HOV等手段，采集获取大量海水、浮游生物、底栖生物、沉积物、沉降颗粒物等样品，通过观测及样品分析获取各类地质基线和环境基线数据。通过对海底视频资料和样品的研究，初步分析了合同区底栖生物群落的构成、生物多样性和成带分布特征。利用获取的流场数据，初步分析了合同区海山近底层流速变化规律。

五是完成富钴结壳开采系统方案设计和海上采掘功能试验以及富钴结壳可选冶性评价工作。根据富钴结壳矿床、矿体特征和地质、地形特性，完成了年开采量100万吨系统方案设计，研制了富钴结壳规模取样装置，并完成了海上采掘功能性试验。采用选冶联合工艺对富钴结壳矿进行加工，开展了富钴结壳工艺矿物学、可选冶性评价、多种选矿方案对比等研究，形成可选冶性评价报告。

六是初步开展了富钴结壳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评价工作。通过对富钴结壳有关金属市场进行持续跟踪，建立了富钴结壳开发利用的技术和经济评价模型。开展了初步概略评价和前景预测研究。

此外，5年来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10名国际学员提供了系统培训工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贡献。

后续，广州海洋局将继续在中国大洋协会的组织下，在合同区开展一般勘探和详细勘探工作，开展第二个五年勘探工作，以支撑富钴结壳勘探合同的履行。

地质资料是人类探索地球的认识积累和客观记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数据资源。

记者从8月30日国土资源部召开的全国地质资料数字化建设与服务成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17年6月底，我国已完成34.7万档上千万件历史形成的地质资料的数字化工作，数字化率超过99%。目前，我国数字化程度已经超过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世界地质大国中首屈一指。

全国重要地质钻孔分布图

“十二五”以来数字地质资料总量增长示意图

“十二五”以来数字地质资料服务总量增长示意图

发布会上，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相关负责同志在回答中国矿业报社记者提问时称，从2002年开始，国土资源部印发了《关于开展成果地质资料电子文件汇交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2﹞93号），从制度上保证了新汇交的地质资料全部实现数字化，地质资料的汇交管理现已进入常态。我国已建立了地质资料统一汇交和分级管理制度，国家重点实施项目地质资料汇交率达到100%。

我国已积累海量权威地质资料

众所周知，地质资料广泛应用于地质调查、地球科学研究、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程建设、生态环境保护、防灾减灾、国土空间开发、城乡规划建设等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对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国土资源部储量司司长鞠建华表示，充分发挥地质资料的作用，既可以避免低水平重复工作，节约资金和时间，提高地勘工作效率，降低矿产勘查风险，又可以让全社会更好地了解地质工作成果，吸收社会资金投资矿业，更好地为我国矿业发展创造条件，对我国矿业权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还可以为推动深地探测等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宝贵的资料。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积累了海量权威的地质资料。”据鞠建华介绍，截至2017年6月底，我国馆藏成果地质资料共计50.22万档（1506万件），其中基础地质调查资料31064档、海洋地质调查资料463档、矿产勘查资料274401档、水工环地质勘查资料97876档、物化遥勘查资料32193档、地质科学研究资料46198档、技术方法研究资料4357档等；原始地质资料共计147.45万件，其中基础地质调查和非油气等矿产勘查的原始地质资料77.6万件，委托保管油气、海洋原始地质资料69.85万件；包括委托保管在内的我国馆藏实物地质资料有岩（矿）芯约103万米，标本约11万块，光薄片约14万片，样品约144万袋。

数字化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

当然，地质资料具有获取成本高、难以重复获取、再利用价值高的特点。由于新的地质工作业务领域大大扩展，地质资料的内容和信息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这给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工作带来极大挑战。

通过对破损和模糊纸质地质资料的数字化，可以极大地延长馆藏珍贵地质资料的保管和使用寿命。记者了解到，我国历史上形成的纯纸质地质资料达35.03万档（1051万件），需要全面数字化，便于更好地保管和共享利用。从“十一五”开始，我国加快了历史形成的地质资料数字化进程，特别是“十二五”以来，地质资料数字资源积累快速增长，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工作全面实现以纸介质为主向以数字化为主的跨越。

“截至2017年6月底，我国已完成34.7万档（1041万件）历史形成的地质资料的数字化工作，数字化率超过99%。”鞠建华说，2002年以来各级馆藏机构已接收数字化地质资料15.19万档（456万件），目前我国地质资料数字化程度已经超过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

据悉，除了河南、安徽、广西、西藏、甘肃等几个省份外，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地质资料数字化率均已达到100%。

此外，我国还建成了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为实现地质钻孔资料永久、安全保管，提供更直观明了、关联性强、可重复利用的数字化钻孔地质资料服务，国土资源部于2013年组织开展地质钻孔资料数字化工作。目前，已建成包含有90万个钻孔（累计进尺2.4亿米）的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其中包括数字化钻孔柱状图93万张、勘探线剖面图37万张、工程布置图6万张和样品分析结果表144万张。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汇聚了我国重要成矿带、重大经济区、主要城市群、生态脆弱区等区域的重要地质钻孔数字化资料，为更方便、更快捷、更充分利用我国钻孔地质资料奠定了坚实基础。

开创地质资料服务的新局面

地质资料的数字化提供了便捷的社会化服务，提高了地质资料保护水平和服务效率。

据介绍，2011年~2016年，全国数字地质资料服务量持续增长，2016年度服务量为2011年度服务量的3倍多，同时纸质地质资料提供利用频次逐年降低。地质资料数字化使网络服务成为最主要的服务方式，2016年全国各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到馆服务量2.4万人次，网站服务量187万次，占年度服务总量的99%。

依托数字化成果，可以实现地质资料在线浏览和信息查询，大大缩短了服务等待时间。鞠建华介绍，对地质灾害的应急响应时间从3天缩短为2个小时，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地震和四川茂县山体垮塌等重大灾害发生时，均及时快速地提供了应急数字化地质资料包服务。

“特别是前不久在四川九寨沟县7.0级地震发生后仅35分钟，就快速提取超过300档震区地质资料，在互联网发布了地质资料专项服务，为震后救援、灾情预测、重建等提供应急支持和辅助决策，同时根据现场需求及时进行其他地质资料数据处理，全力支撑应急搜救工作。我们的应急响应速度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鞠建华表示。

此外，地质资料的数字化还丰富了地质资料服务产品。为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公众需求，我国建设了1∶5万等系列区域地质图空间数据库、1∶20万等系列水文地质图数据库、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数据库等各类数据库服务产品，开发了格尔木-库尔勒铁路、“西南三江”重要成矿带等专题服务产品；制作了1∶5万区域地质图、1∶20万区域地质图等系列公开版服务产品；深入分析挖掘数字地质资料历史和档案价值，制作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地质矿产史料展、中国首批地质学生毕业百年实习报告展等展览展示服务产品，社会反响强烈，地质资料工作得到广泛宣传。

记者了解到，全国地质资料馆目前还提供定制服务，如为库格线铁路选线集成了基础地质、环境地质、地质灾害等资料，为国家地下水水质监测工程提供了黄河、淮河、海河、长江中下游等地区集成水文地质数据信息，为国家生态环境建设和保障民生等重大工程提供了数据支撑。

“海洋六号”科考船使用最新研制的6米深海岩芯取样钻机在西太平洋海底成功实现5.86米富钴结壳岩芯取样。

“海洋六号”在南极开展多道地震勘探。

近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六号”科考船在西太平洋实现了海洋地质调查多项突破：“海马”号在西太平洋富钴结壳矿区首次搭载ROV钻机作业，首次开展富钴结壳厚度在线声学原位探测，首次在富钴结壳矿区开展6米深海钻机应用……

从多金属结核到富钴结壳，从热液硫化物到深海稀土资源，从南海到南极……几年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六号”科考船和远洋调查研究团队秉持“科学、责任、和谐、进取”的科考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不断开拓新领域，探寻深海大洋海底矿产资源，先后执行了10个航次的科学考察，总航程20万公里，历时近1000天，近600人次参加，谱写出中国远洋科学考察和深海资源调查的宏伟篇章。

海底探宝，拓展我国资源战略空间

深海蕴藏着地球上远未认知和开发的宝藏，目前已发现了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热液硫化物和深海稀土等矿产资源，成为世界各国竞相研究开发的对象。

为了维护中国稀土资源大国地位和国际海底权益，2012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启动深海稀土资源前期研究。2013年，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六号”船与远洋调查与研究团队率先在中太平洋开展了深海稀土资源调查，证实了深海沉积物中存在一种有别于陆地的“大洋型稀土”矿床类型。经过2014年～2016年的调查，在中、西太平洋分别圈定两个深海稀土资源远景区，潜在稀土资源量可观，并初步掌握了深海稀土资源分布特征，系统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勘探技术方法。深海稀土资源的调查研究和深海稀土资源成矿远景区的圈定，为今后维护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海洋权益奠定了坚实基础。该成果也被评为2013年度中国地质调查十大进展之一。

多金属结核富含钴、镍、铜、锰等重要的战略金属资源，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主要在东太平洋开展了20多年的调查与研究，中国大洋协会于2001年成功获得了中国第一块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之后经过十几年的调查与研究，查明了我国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的资源状况，确定了可能的试开采矿区，估算了合同区不同类型的资源量。

2012年，“海洋六号”船执行中国大洋27航次科考任务时，在西太平洋海盆发现了大量高覆盖率、高丰度多金属结核，这些结核几乎均为非常完美的球状，且粒径较大，位于海底沉积物与海水界面较浅的位置；而之前发现的东太平洋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的多金属结核普遍为不规则的椭球状、碎屑状、菜花状、连生体等，大小不一，埋藏相对较深。海上现场对这些多金属结核进行化学元素分析，发现其钴元素高达0.5%，是东太平洋多金属结核钴元素的2～3倍，因此被称为富钴型多金属结核。

2013～2016年，“海洋六号”船继续开展结核调查，并成功将多波束回波探测技术应用于结核勘探中，快速圈定了10多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结核成矿远景区，初步估算了资源量，拓展了我国多金属结核战略资源空间。

不仅如此，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海洋地质工作还很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外交，为我国在大洋申请矿区奠定了重要基础。2011年，我国在西南印度洋成功获得第一块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区；2014年在西太平洋成功获得第一块富钴结壳勘探合同区；2015年在东太平洋成功获得第二块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截至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同时拥有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资源勘探合同区的国家之一。

科技创新，构建一体化远洋勘探体系

当今世界，海洋科考技术装备日新月异。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远洋调查团队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不断探索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全面提升我国大洋资源及环境调查的能力和水平。

“海洋六号”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一艘具有国内一流、国际先进水平的综合科学考察船，配置了先进的多道地震采集系统、深海水下遥控探测系统、全海深多波束测深系统、海底原位探测系统、水文调查系统等，安装了高精度的综合导航、水下定位和动力定位等多套系统和辅助设备，同时可为各种移动式调查设备提供测量和实验平台，能满足多学科、多手段综合调查要求。2009年10月入列后，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迅速将“海洋六号”投入远洋调查之中，从2011年开始，已连续6年每年承担长达约200天的远洋调查任务。

2014年，我国自主研发的 “海马”号无人遥控潜水器在“海洋六号”船通过海试验收。2015年，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远洋调查团队将其应用于海山区富钴结壳资源调查，完成了对海底结壳和生物样品的抓取，获取大量的海底高清视频数据，填补了我国海山区资源环境调查手段的一项空白，提升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水平。

此外，远洋调查团队还及时应用无人无缆遥控潜水器（AUV）、近海底声学深拖等一批高新尖海洋探测装备，获得了一大批高精度、高质量的野外调查资料，全面提升了我国远洋调查的能力和水平。他们紧跟国际技术发展趋势，不断革新技术方法应用，扩展“海洋六号”船配备的EM122多波束系统的用途，将多波束回波探测技术试验性应用于大洋航次调查中，大幅提高资源勘探效率，加速了我国矿区申请和区块优选进度。

在茫茫太平洋开展科学调查，需要团队合作，船舶机械调查设备繁多、天气海况复杂，随时可能出现各种突发状况，困难极大、风险非常高。为合理组织安排生产，保障海上作业安全顺利，远洋调查团队多年来坚持规范管理，不断总结经验，对作业方法分门别类，制定作业流程，不断改进完善，逐步形成了一套依托于“海洋六号”船的远洋调查作业规程。

重力柱状取样是远洋调查重要手段，其操作流程复杂，危险性高，起初需要十几人联合作业近一天才能完成一个站位，经过多年摸索改进，如今六七个人四五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安全性和工作效率都大为提高。

“潜龙一号” 无人无缆遥控潜水器AUV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高新设备，长约3米，重达数吨，系统复杂庞大，其收放流程和应急措施是考验作业母船和团队综合作业能力的两大难题。2013年～2014年，“海洋六号”作为作业母船第一次实施“潜龙一号”调查。AUV作业零经验的远洋调查团队科学组织、合理施工，成功实现了4级及以下海况潜器全天候安全布放与回收，成功率达到100%，为远洋调查大型设备收放作业提供了宝贵经验。

通过对多种调查手段的综合运用，以及多学科专业技术力量的广泛融合，针对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和深海稀土等大洋矿产资源调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已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以“海洋六号”船为依托，多学科、多方法、多手段立体化大洋矿产资源勘查技术方法体系。

海底命名，维护中国海洋权益

大海广阔无垠，但海水覆盖之下的海床并非同样平坦宽阔。海底地貌多姿多彩，既有地形平缓的平原，也有连绵起伏的海岭；既有高耸的海山，也有深邃的海沟。如同陆地的自然地理实体必须赋予名称一样，海底地理实体也应该赋予名称，也就是“海底命名”。

对已确认的海底地理实体进行正式命名已成为国际惯例，这不但有利于海图的编制和海洋科学勘测、开发管理，而且体现着国家对命名海域的管辖权力或科学研究成果。根根据国际海底地名分委会制定的标准，如果一个海底地理实体完全或超过50％的面积位于国家的领海以外，则可向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分委会（SCUFN）申报其命名提案，通过后编入到海底地名辞典中。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展大洋矿产资源调查，最初10年“海洋四号”等调查船利用单波束测深设备发现了一些地理实体，也作了暂时命名，如“海洋四号断裂带”“北部海山链”“东部海山区”等。但这些暂时命名缺乏统一规划，经常有一地多名或一名多地的现象。2007年开始，我国开展多金属硫化物资源调查，“大洋一号”和“李四光”号调查船在南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等海域发现大批地理实体，但也没有正式命名。尴尬的是，中国富钴结壳合同区所在的两个海山早在1997年就由“海洋四号”进行了详细地形测量，我们采用代号方式暂时命名，没有正式命名，数年后被其他国家登记了新地名。

2011年，中国大洋协会成立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工作组，全面规划和命名大洋矿产资源调查区新发现的地理实体。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地理命名团队在朱本铎教授的带领下，制定了详细的命名规划和命名规定，专门选择了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批名字，积极投身大洋协会地理实体命名工作组的工作。命名工作也卓有成效，工作伊始当年就成功申报7个海底地名，鸟巢海丘、彤弓海山群、白驹平顶海山、徐福平顶海山、瀛洲海山、蓬莱海山、方丈平顶海山…… 一批富有诗意的名字，彰显着中国文化的魅力。此后，每年都有一批海底地名提案在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分委会通过。至2016年，工作组命名163个新发现的海底地理实体，地名获国务院批准公布使用，其中63个海底地名获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分委会核准。

海底地理实体的命名工作创新性地提出我国海底地理实体的分级分类体系和命名方案，制定了国际海域海底命名的技术体系，为海底命名奠定了基础；首次提出海底命名地图的编制方法和地理实体的识别技术，并成功应用在向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分委会提交的地名提案上，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使我国的海底命名研究迅速提升到世界领先水平。

勇闯南极，探索极地科考新模式

2016年12月28日～2017年2月10日，“海洋六号”船与“雪龙号”极地科考船共同执行了中国南极第33次科学考察，全体科考队员一起迎风雪、战严寒，克服了南极海域陌生复杂、作业窗口极为有限、气候寒冷、海况急剧变化等极地冰海环境带来的严峻挑战，在精准预报的基础上，经过40多天的艰苦奋战，超额完成航次设计全部海洋调查及登陆考察任务。

这是我国自1990～1991年首次开展南极南大洋综合地质地球物理调查后，时隔26年开展的第二次南极海域综合地质地球物理综合科学考察。此次南极科学考察，创下了我国南极海域地质地球物理实测的几个首次：首次对南极海域进行了大面积、高精度、高分辨率的地球物理调查，为研究南极地质演化与全球气候变化关系奠定了基础；首次开展了大范围、立体式的多波束海底地形探测，获取了南极海底近2万平方千米三维地形地貌高精度资料，可为我国后续科学考察和船舶航行提供水深数据；首次应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地热探针，采获到南极海底地热流实测数据，填补了我国在高纬度寒冷海域相关探测空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深海蕴藏着宝藏，但要得到这些宝藏，就必须在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方面掌握关键技术。2016年的国土资源系统科技创新大会也提出了“三深一土”的科技创新战略。向深海全面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广州海洋局远洋调查团队将在拓展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的资源战略空间、全力支撑国家海洋资源保障、维护国家深海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道路上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