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组织开展了歌唱《我和我的祖国》活动，以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广州海洋局局属各单位、机关各处室和海上生产一线纷纷组织干部职工参与了本次歌唱活动。活动后，广州海洋局选取了部分单位及工作场景进行了录制拍摄，慷慨激昂的歌唱中，饱含着广大海洋地质工作者对伟大祖国的深深祝福。 

局机关领导和干部职工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在西太平洋执行科考任务的“海洋六号”全体队员为祖国送上深深的祝福 

在南海开展调查作业的“探宝号”船全体科考队员升国旗、唱国歌，歌唱《我和我的祖国》 

靠港补给期间，船队机关干部职工和“海洋地质十号”全体科考队员在海洋地质码头热情欢唱 

资料处理所干部职工用歌声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美好祝愿 

天然气水合物工程技术中心干部职工为祖国歌唱 

青年职工代表比心伟大祖国 

实验测试所同位素实验室科研人员歌唱祖国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演出活动现场齐唱《我和我的祖国》

 “一带一路”图示

摘要

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沿线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世界矿物原材料的主要供给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矿产资源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在产业结构等方面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亚国家油气资源丰富，但勘探开发开采能力相对较弱，基础设施建设也较薄弱。东南亚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但矿产勘查和开发程度低。我国在装备、技术、资金等方面甚有优势。这样的合作方式不但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矿业及经济发展，我国也可以优化矿业产业结构，实现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无论是沿线配套建设的铁路、公路、桥梁、水库等基础设施，还是在矿产资源勘查的基础上发展矿业，都具有深远意义。

我国拥有技术、装备、资金、人才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优势，一些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而且都有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及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的共同愿景。我国愿与其他沿线国家加强矿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沿线国家矿业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新平台，广受矿业界人士的好评。矿业巨头淡水河谷负责人直言非常看好“一带一路”，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将率先受益。

矿业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重要内容

“一带一路”战略是综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推出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繁荣与双边、多边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在2014年APEC北京峰会上，我国推出了3大创举，即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绸之路基金以及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共同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3部委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倡议，勾勒了“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其中，丝绸之路基金明确表示，将资源合作作为重要的融资支持方向。这些举措将为矿产资源合作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资金支持和贸易便利化服务等。

我国与一些沿线国家毗邻、山水相依，具有千丝万缕、唇齿相依的独特关系。相邻的国家以矿产资源合作为起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将极大地促进区域和平稳定发展，实现多方共赢，同时为加强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

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地理毗邻、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的关键领域。

对此，长期在新疆从事矿业开发的喀什西凯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韩冰也有着自己的观点：“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我国可以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但是当‘一带一路’沿线的公路、铁路打通之后，如果沿线没有产业支持，与之相关的战略部署如何落地？依靠什么来支撑？在沿线发展哪些产业？这将是要面对的一系列问题。” 韩冰进一步分析说，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新疆，以及与之毗邻的一些沿线国家，除了农业，很多地方还没有建成工业化体系，仅仅依靠农牧业，很难大规模地发展第三产业。而且，“一带一路”沿线的公路、铁路打通之后，仅依靠农牧业也远不能满足其运力。我国东西部地区差异非常大，东部依据沿海、人口稠密等要素发展服务贸易具有优势，所以服务贸易经济能够发展起来。但西部地区如果不依靠资源，发展贸易是无源之水，非常困难。即使有内地移民到新疆，如果没有持续长久的产业作为支撑，仅凭贸易一阵风过后，这些新移民还会选择再离开，很难长期驻守在这片土地上，无法实现安居乐业。而与新疆毗邻的一些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且都有迫切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需求，发展绿色矿业可作为其长久发展的支撑产业。只有这样，“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才能实施的更为顺利，才能形成最牢固的根基，也能更好地促进我国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韩冰把公司定位于“稳定勘查业务，推进矿业开发，快速结合资本市场，打造为‘三位一体’的综合矿业集团”，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地质勘查与矿业开发并举的综合性矿业公司，拥有探矿权及采矿权近百个，总面积1200平方千米，分布于新疆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州等南疆三地州， 矿权区均位于国家“358”项目的重点成矿区带上，已经探明及发现的矿产有铁、铜、铅锌、金银、锂、铷、钼、钴等。韩冰相信，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矿业企业也会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非常值得期待。

也有业内人士提醒，应该认识到“一带一路”是宏伟战略，不是囊括一两个大项目那么简单，不是短期就能完成的，加之现在的矿业开发已不是简单地实现盈利，而是走向了大地质观、大资源观和大生态观统筹推进的新时代，全面融入了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和发展的全过程，更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

一提到“一带一路”，国内多数人首先会联想到是新疆，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个重要节点，与中亚五国毗邻，中亚也是世界新能源资源基地。在2016年新疆矿博会上，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主任兼国土资源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学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渊表示，新疆与中亚五国合作找矿潜力巨大。据其介绍，全球有五大油气资源富集区，中东是其中油气资源最富集地区，中亚-俄罗斯地区次之，因此中亚五国是世界第二大待开发油气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油气资源1707亿吨（相当于1.2万亿桶），有国际机构认为中亚五国石油总储量可能高达2118亿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除此之外，中亚地区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目前发现有25处百吨以上金矿床、17处千万吨以上铜矿床、6处50万吨以上钼矿床、23处500万吨以上铅锌矿床、8处30万吨以上锑矿床、4处100万吨以上稀土矿床、30处2万吨以上铀矿床……该地区金、锌、铝、锑、锰、铬等矿产资源储量均居世界前列，已发现世界级特大型金属矿床32个，且与我国新疆同属一个成矿域，有相似的成矿环境，含有大型、超大型矿床的成矿带延伸入新疆。

不仅中亚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一些沿线国家也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一带一路”串起了一个个巨大的能源矿产宝藏，是世界矿物原材料的主要供给基地，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资源的重要角色。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在这个区域内储藏的矿产资源有近200种，价值超过250万亿美元，占全球的61%。其中，世界上煤的蕴藏量最高的地区在中国和俄罗斯境内；乌兹别克斯坦被称为“黄金之国”；东南亚诸国有长达2500千米的锡矿带，也是全球最为著名的宝玉石产区；目前已探明的石油蕴藏量最多的地区是西亚诸国；印度和俄罗斯是钻石重要产区；俄罗斯库尔斯克分布有世界最大的产铁盆地等。

“在全球成矿单元的四大成矿域中，包含１２个‘一带一路’成矿区带，各成矿区带中产出大、超大型矿床总数达３２６个，这也为‘一带一路’开发矿业奠定了有利成矿地质资源背景。”矿床地质与矿产勘查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裴荣富介绍。

合作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必由之路

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但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矿产资源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例如，中亚国家的油气资源，印尼、菲律宾的镍、铁，马来西亚、文莱的石油，越南的铝土、铁，泰国、老挝的钾盐等，都是我国急需进口的大宗矿产品。而我国丰富的稀土和钼资源，及广大的市场需求也可为相关国家所用。

除了矿产资源的互补，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的互补性还表现在产业结构等方面。从经济发展上看，沿线国家大多与我国一样属于发展中国家，拥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我国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具备了融资、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对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具有积极作用。

“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国家，勘探开发开采能力相对较弱，而且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工业体系构建、发展经济等重大任务，在此过程中矿业做出了主要贡献，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人均GDP世界排名大幅提高。”李文渊说，由于历史原因，目前中亚国家已探明的能源矿产资源，主要还是前苏联计划经济地质勘查时期的成果。近25年来，中亚各国政府由于财政收入低，地质勘查投入有限，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政府地质勘查投入很低，矿产勘查主要依赖社会投入，这些国家鼓励外资企业投入勘查，但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不透明性，中资企业面临很大的政策风险和资金风险，进行风险勘查的少，多是购买中亚各国成熟矿山或已探明的矿床，矿产资源进一步合作的空间还较大。

缅甸矿业部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局有关负责人也曾表示，缅甸的矿产资源丰富，但开发手段比较传统落后。“目前，缅甸东部地区要做进一步的矿产勘查开发，正在修订相关法律规定以吸引外国投资者，希望引进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帮助缅甸解决在矿业开发中遇到的难题。”有业内人士表示，“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很普遍。中国与东南亚地理上相邻，地质构造相连。东南亚位于中国西南三江成矿带和华南成矿带向南延伸地带，成矿条件优越，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但矿产勘查和开发程度低。”

在矿业开发方面，沿线这些国家与我国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愿景。而我国是有装备、技术、资金方面的优势，不但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矿业及经济发展，而且我国也可抓住机会，优化矿业产业结构。比如，“一带一路”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能会推升钢铁需求。这样的产能合作，不仅可以满足这些国家对钢铁的需求，还可以为国外优越的矿产资源提供市场。

同时，“一带一路”战略也将给我国国内产业带来以下发展机遇：

一是通路通航，包括交通运输业（港口、公路、铁路、物流），铁路建设与相关设备，航空服务、设备、整机生产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交通运输是优先发展领域，以加快提升我国与周边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并形成区域交通运输一体化。

二是基础设施产业链，包含建筑业（建筑及基础设施工程），装备制造业（设备及配套类装备制造），基建材料（钢铁、建材、有色等）。

三是能源建设，包括中国油气进口的管道建设相关产业，电站建设、电力设备等。

四是信息产业，抓住各国经济的数字化趋势，加快我国信息产品和服务走出去。

在矿业全球化的背景下，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将地理毗邻、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具有良好的矿产资源合作基础，且资源合作能进一步带动产能合作与经济互联，为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发展基础。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矿产合作，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必由之路。

沿线国家期待合作走向纵深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加强能源资源和产业链合作，提高就地加工转化率，共同开展资源调查评价、矿业风险监测评价，以矿产资源开发为纽带，构建利益共同体。

很多专家分析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向纵深推进，必将进一步拓展沿线各国矿业合作的空间，在互惠互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利用和整合各方优势，优势互补，激发活力，这对仍处在深度调整期的全球矿业来讲，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如今，很多沿线国家已经深切体会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能够共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并将本地区的资源、技术与资金优势等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为此，各国对沿线开展矿业合作的热情高涨。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地质调查机构的官员和学者，也纷纷表达了与中国开展矿业合作的强烈愿望。巴基斯坦地质调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巴基斯坦迫切需要发展繁荣矿业，使能源的使用率最大化。

在2015年中俄博览会东北亚矿业合作会议上，来自俄罗斯和蒙古等国的代表齐聚哈尔滨，分享了各自的找矿成果，表达了积极合作的愿望。短短半天时间，中俄就有22个矿业合作项目签约。

同年在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上，来自中国、东盟各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聚焦“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的矿业机遇，围绕矿业形势、地学研究合作、矿业政策研究、地质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与此同时，在同年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学合作论坛上，来自缅甸、越南、泰国、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矿产资源部门的代表，介绍了自己国家的资源赋存和地质勘查情况，表达出强烈地合作愿望。

新疆矿博会作为 国家“一带一路”沿线上的重要矿业展会，为中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沿线国家与中国矿企合作提供了开放的平台。在新疆矿博会举办的中国-亚欧矿业部长级论坛上，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部长级官员与我国矿界人士共同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下的矿业合作发展方向，进一步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矿业合作，这些国家的部长级官员与我国矿企及有关部门就矿业开发达成了一揽子意向合作，取得了矿业开发合作的实质性进展，新疆矿博会也因此得到周边国家矿业管理部门的广泛认可。

在当今矿业全球化大背景下，“一带一路”的战略前景，预示着沿线各国彼此之间的真诚合作，必将把各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力，从而为全球矿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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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4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12月，李克强总理开启了新一轮亚欧之旅，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标志着作为国家战略的“一带一路”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为此中国政府特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从国家顶层设计来看，“一带一路”战略以打造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伊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新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6条经济走廊和海上战略支点为核心，以通路、通航和通商为发力点，向纵深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有远近两大战略愿景，近期落于“基建互通、金融互通、产业对接、资源引入”，远期则是“商贸文化互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繁荣”。

“一带一路”战略将重点加强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经贸、产业投资、能源资源、金融、人文交流、生态环境等多领域、多方面的合作，“一带一路”的建设将极大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矿业开发，但同时也给矿业开发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

中国可燃冰勘查利器——海马号无人潜水器

新华社发

勘查团队在祁连山南缘钻探发现“可燃冰”。

冀 业摄（资料图片）

近日，俗称“可燃冰”的天然气水合物成功获批为中国第173个矿种。这虽然是业界和公众意料之中的事，但还是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人们由此预见，可燃冰作为一种战略性绿色能源，在中国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必将在勘查和开发利用方面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可燃冰被誉为“未来能源、洁净能源和21世纪能源”，这一方面在于其有能量密度极高、非常洁净等特质，另一方面在于其分布范围广、资源量巨大，可以为人类提供持久能源支持。对于环境资源压力巨大的中国来说，可燃冰更是承载着变革能源结构、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梦想。20多年来，中国科技工作者不懈努力、忘我奋斗，不仅系统提出了被实践证明正确的可燃冰成藏理论，而且形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可燃冰资源综合勘查高新技术体系，为可燃冰的开发和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储量家底知多少

在标准状况下，1立方米可燃冰可释放出164立方米天然气和0.8立方米的水，能量密度是天然气的2-5倍、是煤的10倍。这是人们对神奇的“冰火”津津乐道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样一种能量密度极高的物质，在地球上储量非常丰富。国土资源部天然气水合物重点实验室总工程师刘昌岭研究员介绍说，如果把全球可燃冰的储量折算为有机碳资源，其有机碳占总量的比例超过53%，而煤、石油、天然气三者有机碳之和仅占26.6%，也就是说，前者是后三者之和的约2倍。国际上广泛引用的可燃冰储量数据来自美国科学家科温沃登，他预测全球储量为21万亿吨油当量，与美国能源部2011年发布的数据大致相当。

具体到中国，可燃冰的储量如何呢？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王昆给出了一个数字：约800亿吨油当量。他强调，这是根据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类型及赋存状态，结合地质条件对中国海域可燃冰源量的初步预测量。冻土区是陆域可燃冰的可能成矿区，而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冻土大国，冻土区总面积达215万平方公里，具备良好的可燃冰赋存条件和资源前景。据科学家初略估算，陆域可燃冰远景资源量至少有350亿吨油当量。王昆介绍，总体上看，中国可燃冰分布广、类型多、储量非常丰富。目前，已在南海发现两个超千亿立方米的矿藏，圈定11个成矿远景区、25个有利区块。

四个勘查阶段迎头赶上

与一些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就投入可燃冰勘查研究相比，中国在可燃冰资源调查研究方面起步无疑是较晚的。据刘昌岭介绍，如果从1995年原地质矿产部设立可燃冰调研项目开始算起，不过20多年，而这20多年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预研阶段。主要开展对国外调查研究情况的调研跟踪、文献整理等工作。这个阶段有两个标志性年份。1995年，“西太平洋水合物找矿前景与方法的调研”“中国海域水合物勘测研究调研”等项目设立，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和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等机构参与其中，对水合物在世界各大洋中的形成、分布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明确指出了中国近海海域具有水合物成藏条件和资源远景。1998年，在国家“863”计划支持下，“海底水合物资源探查的关键技术”前沿性课题研究顺利启动。此外，中科院兰州冻土研究所开展了实验室合成天然气水合物研究，并通过书籍翻译将外国可燃冰领域研究进展系统介绍进来。

二是前期调查阶段。1999年，国土资源部启动了“西沙海槽区天然气水合物调查与评价”项目，首次在该区域发现了可燃冰存在的重要标志。在东沙群岛南部和台湾西南等海域，调查团队也发现了蕴藏可燃冰的证据和标志，并综合利用多种海底调查手段，包括海底取样和摄像等，对这些证据和标志进行了研究分析，初步确认了可燃冰的存在。

三是专项调查阶段。此阶段从2002年持续到2010年，参与调查的众多科研院所和大学与中石油、中石化等历时8年，实施了与可燃冰相关的4个专项，优选了南海的数个海域，开展了可燃冰调查与评价，并获得了可燃冰实物样品，取得了重大突破。与此同时，中国陆域可燃冰调查也在大力推进，初步结果显示，祁连山和漠河盆地等冻土地区具备较好可燃冰成矿条件和找矿前景。

四是“127”工程国家专项阶段。2011年，“127”工程天然气水合物专项设立，按照“海路并举，先易后难”的思路，加强对南海、东海等海域和陆域冻土区的调查研究，查明中国海陆可燃冰家底，并为进一步开展资源评价和开发做好准备。上述专项实施的目标之一是实施赶超战略，使中国可燃冰勘查等技术与国际先进国家同步，为商业开发打好基础。

推进理论和技术装备创新

四个阶段，22年努力，中国不仅摸清了可燃冰家底，而且实现了一系列勘查理论和勘查技术、装备的创新。实际上，注重创新的引领作用，把地质调查过程变成科技创新的过程，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解决资源环境基础地质问题的能力，也是中国地质领域工作的指导思想。

中国地质调查局基础调查部副主任邱海峻指出，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可燃冰在全球主要分布有两类地区：一类是水深300米—3000米的海底，在海底以下0米—1500米的沉积物中产出；另一类是陆上冻土区。成功进行可燃冰勘查，光靠上述大体模糊的判断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摸索出适合中国海域和陆域地质特征的探测理论和方式。

刘昌岭指出，中国科学家根据可燃冰成矿原因，创新性提出“渗漏型可燃冰”概念，并将可燃冰划分为“扩散型”和“渗漏型”等几种，总结出各自的特点，指出它们在南海北部具有密切的成藏关系，具备形成的地质条件，并揭示出该地区形成了南北成带状的可燃冰富集规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燃冰勘查离不开先进的装备，而4500米级深海遥控潜水器海马号就是中国可燃冰勘查的一大利器。它历时6年研发而成，实现了一批关键技术突破，包括本体结构、浮力材料、液压动力和推进、作业机械手和工具、观通导航、控制软硬件、升沉补偿装置等，是中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发的下潜深度最大、国产化率最高的无人遥控潜水器系统。该潜水器研发成功后迅速转化为应用，在南海北部陆坡发现了海底活动性“冷泉”，实现了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在可燃冰勘查过程中，中国科学家摸索出一套成熟的调查技术和特效探测技术。刘昌岭举例说，针对可燃冰赋存的相关地貌、沉积矿物等，勘查人员集成了一套可燃冰综合探测系统，综合“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调查手段，该技术已成为服务海域可燃冰常规勘探的主打技术。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7年11月25日 第 08 版）

历经20余载，我国已实现管辖海域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全覆盖，并正在加快推进1：25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精细探查海洋地质家底。

三点定位现场

海洋兴则国兴，海洋强则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海洋强国，必须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

如今，认识海洋又迈出坚实一步。5月28日，在山东青岛召开的第一届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大会上，全面反映我国管辖海域地质资源环境全貌的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系统性成果正式面向社会发布。这套覆盖我国约300万平方千米管辖海域、集综合性和原创性于一体的系列成果，不仅填补了我国管辖海域海洋区域地质国情调查的空白，而且有效提升了我国在国际海洋地学领域的话语权。

足迹遍布中国海，1∶100万海洋区调实现管辖海域全覆盖

海洋区域地质调查，是海洋地质调查工作的“开路先锋”，1∶100万比例尺是其最基本的精度。

我国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工作起步晚、起点低。随着1999年国土资源大调查专项的启动，我国开展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试点，自此拉开了对管辖海域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的序幕。

“按照国际标准分幅，可将我国300万平方千米的管辖海域分为20个1∶100万标准图幅。”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基础地质调查工程首席专家、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张勇介绍，1999年启动1∶100万南通幅示范图幅调查工作，采用先进的地质地球物理调查设备、测试手段和分析仪器，获取了大量海上地质地球物理实测数据和室内分析数据及综合研究成果。

更重要的是，通过示范图幅，探索了统一的外业调查、资料处理、样品测试分析、成果图件编制和报告编写的标准，形成了《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规范》，为后续全面展开图幅调查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2006年到2015年的10年间，我国管辖海域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全面展开。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60余家单位、千余名海洋地质工作者，调集调查船40余艘、飞机10余架、调查设备700余套，足迹遍布中国海。

多波束、地震、重力、磁力、地质取样、海底浅地层钻探、航空物探等先进调查手段齐发力，浅—中—深部一体化调查。基于采集获取的海量基础地质数据，项目团队对海底地形地貌、地球化学场、地球物理场、断裂构造及岩浆活动、深部地壳结构、环境地质因素以及矿产资源等开展了进一步研究，编制了20个国际标准分幅的地质图、构造图、地形图、地貌图、环境地质因素图和矿产图等基础性图件120幅，地球物理系列图、地球化学系列图等专业性图件300余幅，形成约2000万字的海洋区调报告。

成果总结再提升，全面反映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国情信息

走进深蓝，认识海洋。海洋区域地质调查获取的海量实测地质数据中，蕴藏着认识海洋世界的资源、环境、生态“密码”。

在20个国际标准分幅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全部完成后，调查团队开始了对调查获取的海量海洋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等资料的集成研究，使之系统化、规律化、理论化，并最终形成首套基于实测资料、全面反映我国管辖海域地质国情信息的系列成果，包括中国管辖海域第一代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系列图件、第一个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数据库和第一部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报告。在本届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大会上，这些成果正式向社会发布。

张勇介绍，基于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开展，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科学认识。比如：创新提出的“东亚洋—陆汇聚带多圈层作用”和“南海弧后扩张与左旋剪切”理论模式，重塑了东亚大陆边缘构造格局；建立了中国边缘海构造单元划分新方案，统一了中国海域中—新生代地层格架，完善了中国海域地貌分类体系。这些新认识推动了西太平洋边缘海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

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还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了基础资料和找矿靶区。据了解，这次调查圈定8个深水油气远景区、5个深层油气远景区、40个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远景区；新发现10处铁锰结核（壳）站位，通过岩矿分析发现极富稀土元素；发现多种类型的海砂资源，为海砂勘查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地质数据支撑。

“中国管辖海域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新发现并命名780个地理实体，388个获国务院批准，在海洋自然资源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编制了10余套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区自然资源与环境图集，为环渤海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等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支撑服务。”张勇介绍，作为一切海洋地质工作的基础，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将为支撑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与自然资源管理等提供更多重要的基础资料。

相较于陆地，由于有海水的覆盖，在海上开展调查和进行探测的难度更大，需要更加先进的调查技术手段。通过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的实施，形成15项海洋地质调查技术规范，初步构建起“星空地海井”调查技术体系，调查能力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尤其是在海陆过渡地带，我们应用了航空物探调查，取得了显著成效。”张勇说。

在1∶100万海洋区调工作推进的同时，项目团队还在重点海域完成了35个国际标准图幅的1∶25万海洋区调，约占我国管辖海域面积的15.2%，并探索启动了1∶5万海洋区调试点，拉开了管辖海域大比例尺调查序幕。

立足时代求变革，推动海洋区域地质调查高质量发展

区域地质调查是地质调查事业的立业之本和永恒主题，工作部署必须保持长期性、系统性和稳定性，通过持续调查和逐轮更新，不断提升对地球系统和资源环境国情的认知水平。

新时代在召唤。当前，海洋已成为世界各国竞相博弈、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战略新空间，竞争的核心是革命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能力，竞争的路径从水面到水下、从浅海到深海、从近海到大洋、从大尺度到多尺度乃至微尺度、从区域到地球系统、从机械化到智能化和网络化快速拓展。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刻影响地质调查发展方向和工作方式，要求海洋区域地质调查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指导，实现调查研究“范式革命”，尤其是聚焦中国边缘海形成演化及其资源环境效应这一主题主线，形成创新性的边缘海多圈层相互作用理论，推动我国海洋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

而目前我国中大比例尺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程度依然较低，制约了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加快海洋强国建设，需要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加快脚步。为此，2023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工作会议明确，海洋区域地质调查要聚焦南海、东海等重点海域，至2025年1∶25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覆盖率达28%，2030年达50%。

在第一届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大会上，中国地质调查局再次发出“全力推动海洋区域地质调查高质量发展”的号令：

——优化工作布局。以“陆块聚散与资源环境效应”为主线，以“中国边缘海形成与演化”为核心，在重要盆地区、权益攸关区、岛礁建设区重点布局，在重要经济区、重大工程区、生态保护区等优先布局开展1∶25万、1∶5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及专题填图。

——回归基础本源。以解决重大海洋基础地质问题为目标，查清重点海域基础地质特征，提升地质构造、地层沉积、岩石矿物、地形地貌等基础地质认知，深化成矿、成藏、致灾、生态等地质背景、地质过程、控制因素等认识。

——强化陆海统筹。以实现陆海构造单元、地层格架、圈层作用等重大地质问题衔接为目标，加强海岸带地质调查，创新海陆过渡带航空物探等先进调查技术方法，充分利用智能化、无人化设备，解决陆海一体化调查研究难题。

——加强预研究。改变以往的“网格式填图”，转变为以解决关键基础地质问题和重点需求为核心，在重点目标和关键区域，开展更有针对性和更加精细的调查研究，做到有的放矢。

号角声声催征人，牢记使命在担当。新时代，向海而兴、向海图强。我国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历经20余载从无到有、由小及大，如今站在转型升级的新起点再次扬帆启程，持续推进服务、理论、动力、结构、质量、效率“六大变革”，不断提高调查的广度、深度、精度、速度，为推动我国从海洋大国迈向海洋强国提供坚实地质力量，让浩瀚海洋更好地造福于人民。

近期，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重建古亚洲洋构造域东部洋-陆转换以及东亚大陆北部陆壳聚合过程方面取得新认识，研究通过专题地质填图，查明了中亚造山带研究中争议较大的西拉木伦河蛇绿混杂岩的物质组成和构造变形特征；通过系统年代学、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研究，确定了蛇绿岩的成因类型及其代表洋盆的构造属性，获得了反映碰撞造山作用的关键变质证据，为重建古亚洲洋构造域东部洋-陆转换以及东亚大陆北部陆壳聚合过程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地学期刊《GSA Bulletin》和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上。

我国内蒙古东南部位于中亚造山带东段南部，发育多条古生代蛇绿混杂岩带，被认为是西伯利亚和华北古板块之间古亚洲洋最终闭合的地区。由于对各条蛇绿岩带的成因类型和形成时代的认识分歧，导致地质界对该区晚古生代海洋盆地的构造属性和洋陆的演变过程，至今仍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这也是回答东亚大陆北部聚合过程的关键。西拉木伦河蛇绿混杂岩带位于中亚造山带东南部，其中蛇绿岩属于何种成因类型和所代表洋盆具有何种构造属性（是古亚洲洋演化晚期的残余洋盆、裂谷型小洋盆还是弧后盆地），是制约该区晚古生代构造演化的重大地质构造问题之一。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刘建峰研究员、李锦轶研究员及合作者在对西拉木伦河北侧杏树洼和半拉山蛇绿混杂岩开展1:5万专题地质填图基础上，对蛇绿混杂岩开展了系统的岩石学、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研究，取得了以下主要进展：

一是揭示西拉木伦河蛇绿岩代表一个类似现今太平洋的广阔洋盆，而不是裂谷或红海型小洋盆。在以往工作中，前人曾将杏树洼混杂岩中灰黑色板岩、变质粉砂岩及灰岩划分为正常的沉积地层单元，命名为上志留统杏树洼组（S3x）或西别河组（S3x），将其中的镁铁质和超镁铁质岩石划分为晚期侵入体。本研究表明，该地质单元为一套遭受了强烈的剪切变形的以硅泥质和凝灰质粉砂岩为基质，包含大小不等蛇纹岩、（枕状）玄武岩、辉长岩、硅质岩以及灰岩等外来岩块的构造混杂岩；在哈什吐井子村北山坡上可见代表洋岛/海山残片的枕状玄武岩、硅质岩和灰岩互层的复合岩块（图1）。对混杂岩中不同产状镁铁质岩块地球化学分析表明，其中既包含正常洋中脊（N-MORB）、富集洋中脊（E-MORB）、洋岛玄武岩（OIB），也包含岛弧以及陆缘弧等多种成因的蛇绿岩残片；对硅质岩岩块的分析也揭示其中存在深海和半深海环境的硅质岩。蛇绿岩和硅质岩成分的多样性表明，它们代表一个类似现今太平洋的广阔的海洋盆地，而不是裂谷或红海型小洋盆（图2A）。

 图1. 杏树洼蛇绿混杂岩中洋岛/海山岩块剖面及典型照片

二是证实西拉木伦河蛇绿岩带是西伯利亚和中朝古板块之间古亚洲洋最终闭合的位置。西伯利亚古板块南缘和中朝古板块北缘早-中二叠世及之前的地层中碎屑锆石的年龄组成具有明显的差异（图2A）。对混杂岩基质开展碎屑锆石U-Pb定年结果获得2484Ma、1862Ma、456Ma以及280Ma年龄峰值（图2B）。通过对比表明，华北古板块北缘是混杂岩基质的主要源区，其中少量中、新元古代锆石的存在暗示西伯利亚古板块南缘也提供了物源。基质中存在两侧陆缘物质的贡献指示西拉木伦河蛇绿岩带代表两大古板块的最终缝合带，这也与晚古生代末期安加拉和华夏植物群地理分区反映的板块边界位置是一致的。中亚造山带东南部五道石门-二八地、达青牧场-迪彦庙以及贺根山等蛇绿岩混杂岩中碎屑锆石组成显示西伯利亚古板块南缘的亲缘性，它们代表西伯利亚古板块南缘增生过程古俯冲带或弧后盆地的位置。

 图2. 中亚造山带东南部索伦-西拉木伦河缝合带形成过程示意图

三是提出古亚洲洋闭合之后西伯利亚和中朝古板块之间发生强烈的碰撞造山作用。在前人划分的“双井片岩”中解体出半拉山蛇绿混杂岩。不同于杏树洼蛇绿混杂岩，半拉山蛇绿混杂岩遭受了强烈的变质变形作用，基质为长英质片麻岩，岩块包括蛇纹岩、斜长角闪岩、角闪石岩（堆晶辉长岩）以及石榴斜长角闪岩。锆石U-Pb定年结果表明，石榴斜长角闪岩锆石核部年龄为279±4Ma，与半拉山中变辉长岩的形成时代相近；边部的变质年龄为256.5±1.3Ma，为晚二叠世。基质长英质片麻岩锆石边部年龄为250.2±1.0 Ma和251.5±2.5 Ma，与斜长角闪岩变质年龄相近，共同指示半拉山蛇绿混杂岩变质时代为晚二叠世末期。传统的矿物温压计计算和相平衡模拟揭示，石榴斜长角闪岩岩块经历了顺时针变质P-T演化轨迹，变质峰期的温、压条件分别可达700-725℃和8.5-8.8kbar（图3）。考虑到半拉山蛇绿混杂岩的变质特征，结合区域沉积、岩浆、变质、古地磁以及构造变形等资料，认为西伯利亚和华北古板块在晚二叠世末期沿西拉木伦河缝合带发生了强烈碰撞造山作用。

 图3. 半拉山蛇绿混杂岩中石榴斜长角闪岩P-T视剖面图

日前，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编著的《中国东北部及邻区地质图（1:2500000）及说明书》由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大型图件及专著是一部以地球系统科学、旋回演化论及全球动力学思想为指导编制的东北亚地区综合研究类成果，是沈阳地质调查中心近年来取得的一项重要科研成果，并受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任纪舜的高度评价。

该大型图件地理上跨中国、蒙古国、俄罗斯、朝鲜、韩国５个国家，编图范围西起贝加尔湖，东到萨哈林岛（库页岛），北起尚塔尔岛，南至渤海湾；地质上经历了古亚洲洋和太平洋两大构造域的叠加演化过程，地质构造极其复杂。该专著以区域不整合界面为主要依据，以超大陆的聚合与裂解为主线，梳理和建立了整个古亚洲构造域东段和太平洋构造域北段的地层-岩浆-变质-构造格架，系统总结了区域构造演化历史。总结了中国东北部及邻区中生代活动大陆边缘构造格架主体特点，探讨了“燕山运动”大地构造属性及幕次划分；梳理了中国东北部及邻区前中生代不同构造单元的地质特征，从全球超大陆旋回的角度描述了区域构造演化过程；开展了专题综合研究，并提出了东北亚地区大地构造格架一些新的认识。它是中国东北部及邻区最新的一部区域地质构造研究的总结性著作，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

该成果为东北亚地区基础地质科学问题的深入研究，为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管理以及重大工程建设提供快捷有效的基础地质信息，并填补了东北亚地区地质图数据库体系的空白，为地质大数据、“地质云”建设和社会化服务提供基础数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