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

　　作为一名普通的地质科技工作者，胡为正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业操守；而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他也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在党旗下举起拳头时的铿锵誓言，并深深影响着下一代年轻的地质人。

　　然而，在收获荣誉的时候，他却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可组织和领导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深知，离龚全珍式的干部要求，我还有很大差距，我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建设和谐秀美江西尽我绵薄之力！”


　　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江西省举行了推选“龚全珍式好干部”活动。这是江西省深入实施“连心、强基、模范”三大工程，广泛开展“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争做龚全珍式好干部”活动取得的重大成果。此次活动中，江西省委做出决定，授予江西省各行业共10名同志“龚全珍式好干部”称号。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西藏区调队队长胡为正位列其中。

　　“站上这个讲台之前，我刚从西藏高原上下来……我演讲的题目是《跋涉在雪域高原》……”这是胡为正在当选为“龚全珍式好干部”的表彰会上发言的开场白，简单，直接，不加渲染。

　　在胡为正的同事眼里，他的确不善言辞，但他担得起“龚全珍式好干部”这个称号。

　　胡为正，1963年出生，现任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西藏区调队队长，高级工程师。他从事野外地质勘探工作三十余载，却有一半的时间停驻在远离内陆的西藏，工作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从2000年起，为响应国家开发大西北的号召，他带领一支队伍在青藏高原一干就是14年。队员在不断变更，而他却始终坚守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

　　高原环境的恶劣是有名的：低温、缺氧、风雨变幻莫测……但是，14年中，他坚持战严寒、斗风雪，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上挑战极限，参与和主持完成了西藏找矿项目9个，每个项目从设计、野外验收到最终评审均获优秀；他带头完成的项目先后获原地矿部勘查成果三等奖2次，全国图幅质量展评优秀奖1次；他参与完成的《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012年5月，他被国土资源部授予“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先进个人”称号。 他带领队员，在西藏先后发现了10余处铜、铁、砂金等矿化线索，提交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受到中国地调局的嘉奖。

　　在“龚全珍式好干部”的评选过程中，他的同事评价他说，胡为正艰苦奋斗、敬业奉献、开拓创新，是江西省地矿局的先进代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是新时代地质人赋予“三光荣”精神的新内涵。他自己却说：“和龚全珍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教育事业奉献光和热的精神相比，我的成绩微不足道，但她一直是我心中的标杆。”


　　温暖的“藏羚羊”

　　和胡为正的徒弟们聊天，是在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的一间大会议室里。大大的圆形桌子，众人围坐。气氛从拘谨慢慢变得轻松。看得出来，每个人对胡为正都是敬重中饱含深情。

　　这几年，胡为正带的徒弟都是80后。他们一毕业就跟着胡为正去了西藏。他们说，胡为正是“严父型”的领导，是老师，但更像父亲。“严”体现在工作态度上，而“父”则体现在生活上。

　　1985年出生的高原毕业后的3年时间里都是和胡为正在一个项目组，“他会在工作中一遍一遍地叮嘱你：来了地调院，所有做的项目，以后都会用在发展西藏上，所以你们的态度必须认真。你们来这么苦的地方就是为了学东西。只要认真了，你们也一定会学到更多，以后在面对更多困难的时候，也就会更有底气。”高原说，从年轻人的视角看，真的感触很深，“跟着他，你会学到除专业以外的更多和人生有关的东西。”

　　同是80后的江湖，刚毕业来地调院1个月，就赶上院里成立了青海沱沱河区调突击队。他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跟着队伍向沱沱河进发。刚到驻地，队伍里很多年轻人就出现了高原反应，也包括江湖。“我们到了一个姑且叫做‘宾馆’的地方，大家都难受得不想多走一步，艰苦的环境，大家心里难免有些失落，特别想能有人安慰一下……其实胡队长那时候也在病着，但他还是到大伙儿的房间和大家聊天，讲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大家一下子就觉得心里有了依靠。”江湖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

　　在青藏高原，他们更愿意偷偷地在背地里叫他“ 藏羚羊”。他们说，藏羚羊以善于在高原上奔跑而著称，被称为“青藏高原的骄傲”。在他们心中，亲如父兄的胡为正就是那只让人温暖的“ 藏羚羊”，为了工作，时刻奔跑，不眠不休。

　　对于这个“别称”，胡为正说，他倍感骄傲，因为这是同事对他工作态度的认可。而作为队长兼项目负责人，在这被称为人类难以生存的“地球第三极”， 他和他的队友面临太多未知的困难和风险，他必须扛起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西藏工作区，队员们每天早上7点左右就整装出发，一路上逢山过山，遇水过水，还要不停地测量、记录、采样。饿了，中午在山上吃点干粮，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背着几十斤重的岩矿石标本和设备往回赶。

　　没有去过高原的人不知道，在高原，每前进一米，要花费相当于在内地步行上百米所付出的力气。而胡为正带着他的队员一天要翻越好几座高差几百米的山头。在高原上，胡为正和他的队员们是一个流动迁徙的“群族”，平均每20天搬一次家。由于缺氧，饭菜烧不熟，胃口差，队员们经常出现胃痛和病毒性感冒，每年野外工作都要瘦十多斤。藏北高原的昼夜温差大，气候特别干燥，大家经常出现脱皮、唇裂、冻手的现象，很多人都得了痔疮。长期的高原工作环境，让许多队员都患上了各种疾病，比如血压偏低、心跳变慢、记忆力减退、指甲变形、心脏肿大等。很多队员经常白天出野外，晚上回帐篷打吊针。“我们的帐篷就像医院的住院部。但大家都顽强地坚持着，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也正因为有这样一支坚强的队伍，胡为正感动和骄傲，他也用自己的行动去分担更多的责任。每一次分配任务，胡为正都会把最艰险的地质路线留给自己。而在工作过程中，他要细心观察地质现象、做好记录，还要照顾体能较弱的队员，帮着背包、标本和样品。回到驻地，队员们劳累了一天，大多倒头便睡，胡为正还要汇总大家当天的填图资料，安排第二天要跑的地质路线。

　　2012年5月，胡为正和他的队友们在为完成隆格尔矿产调查项目做准备。按技术要求，队伍必须穿越一座海拔6000米的高山鞍部才能更充分完善调查资料，但这却是一次对生命极限的严峻挑战。

　　汽车只能把队员送到4800米的高度，余下的路只能靠队员一步一步攀爬。随着海拔的升高，空气愈来愈稀薄，气温越来越低，雪山的坡度也愈来愈陡峭，体力消耗愈来愈大，前进速度变得十分缓慢，由最初前进100米～200米体息一次，最后竟然走一步要喘三口气。当接近顶峰时，由于岩石受强烈风化和崩塌作用，雪山异常陡峻，只能贴着山坡缓慢地匍匐前进。尽管如此，胡为正还是带着队员们拍照、画素描、采集样品。

　　等完成点上的工作下山的时候，由于体内盐分消耗过多，胡为正和他的队员们觉得喝水已不能解渴了，即使是平路，两条腿也非常沉重。又累又饿的胡为正却在这时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地质现象，为两个时代地层的接触关系出露点。他刚要停下来记录地质数据，一向最能吃苦的藏族向导却不耐烦了，催促他要快点赶路，否则太晚了山上很危险。胡为正让向导带着他的队员先回驻地，他一个人转到一个小山包后面去寻找地质数据，拍照，画素描，做好地质路线调查工作。
　　
　　江湖说，这些在和胡为正一起工作过的同事眼里，并不稀奇。“即便是他病了，腰疼得根本没法直起来，走路也一拐一瘸，他也会装着没事人似的，照旧第一个从帐篷里爬起来，敲开冰层取水，为队友们准备好早饭，然后坚持和队友一起跑路线。”“高原上昼夜温差大，每到后半夜，帐篷边上漏风的地方都是白霜……炉里的火熄了，帐篷里就会冷得刺骨。你知道的，从熟睡中醒来，并且从稍有温热的被窝里爬起来给炉子加煤，这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但是，从胡队长和我们睡一个帐篷开始，我们的炉子夜里就再也没熄灭过。”


　　留在沱沱河的遗憾

　　2012年10月，为了能更合理安排高原上的工作进程，尽早结束这里的任务，节省更多的人力物力，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成立了青海沱沱河项目区调突击队。胡为正被再次推选为队长。而彼时，他刚刚结束了一年的西藏野外工作，乘坐越野车疾驰在返乡的路上。

　　“这时接到院长电话，让我再上高原无人区，我一下懵了，我才从高原回来呀！这时，我多希望立刻就能见到亲人，与妻女团聚；多想让疲惫的身体回家得到充分休息。但我知道，组织上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我怎能辜负！”当月26日，胡为正带领34名突击队员，再次启程向可可西里进发。

　　可可西里，胡为正深知，这将是一次充满不测的远行：这一年的2月19日，陕西物探队３名地质队员在这里失踪；11月17日，北京地质队三名地质队员在这里不幸遇难。而他的34名队员中，高原刚刚告别出生才几天的孩子，熊伟推迟了早已经敲定的婚礼，罗小川背负着父亲去世的悲痛！

　　在唐古拉山以西、乌兰乌拉湖边的藏北无人区，海拔五六千米，常年冰天雪地，生活用水靠凿冰化水，气温常在零下30摄氏度，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高寒地，土豆和鸡蛋永远是冰坨状。迷路、陷车、野兽侵袭以及疾病等，几乎每天都在威胁着队员的生命。

　　“在这里，队员们每天要负重步行十多千米，吃的是冻成冰疙瘩的食品，住的是跟着狂风一起摇晃的帐篷。在这里，墨镜不再是时尚的装饰物，而是在冰天雪地里保护眼睛的必需品；在这里，鞭炮不再是喜庆的象征，而是为了吓走不期而遇的野兽；在这里，速效救心丸不再是心脏病的急救药，而是每个队员缺氧救助的必备药！”胡为正把这段深刻存留在记忆里的日子写进了他表彰会上的发言稿里。依照他的性格，写下这些，只是因为心疼那些默默跟随他奋战在藏北无人区的年轻队员们。

　　对于这份深情，和他一起奋战在藏北高原的队员们有着更深刻的领悟。

　　2012年 11月28日的傍晚，安多工作站打来卫星电话找胡为正。

　　电话是安多工作站的朱波打的，“我很委婉地告诉他，他父亲病故了。信号不好，通话时断时续，持续了很久。我打电话时也并不知道老人家去世了多久……他长久沉默。”

　　在此前的一个月，从西藏回来，回到江西，胡为正去老家看望病中的父亲，却没有向组织提出要求留下来照顾父亲，而是随即又带着队伍进驻沱沱河。

　　“其实，那时候，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是，胡队长会走么？因为当时工作刚刚捋顺思路，准备进入更艰苦的攻坚阶段。”高原说，“挂了电话，胡队长一个人进了一间帐篷，很久没出来。我们都默默为他收拾行李，没人去打扰他，因为同为男人，我们知道他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去处理他的悲伤。”“过了很久，他走进我们的帐篷，‘明天出野外！’‘你呢？’‘我不回去！’”

　　“哎，我当时快要哭了……”高原说。

　　这次变故，江湖也亲身经历，“胡队长说不回去，明天和大家一起出野外，我一直在想，第二天要怎么和他打招呼，可能所有的安慰都是苍白的……出野外，大家一路都很沉重，特意在车上放特别欢快的歌调整情绪，希望在见到胡队长的时候给他带去更正面的情绪。”

　　没人知道当时胡为正是怎么想的，经过了怎样的内心挣扎才决心留下。多年以后，他在表彰会上坦白当时的心情，“我默默地看着队友们忙碌，茫然地望着帐篷外呼啸的寒风，又回头看了看堆满帐篷的地质资料和标本。兄弟们啊，此时此刻，我怎么能离开你们？突击队的工作眼看就要步入三分之二的阶段，正是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只要一个人离开，工作就将出现空缺，突击任务将很难如期完成，更何况我是一队之长。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思前想后，我决定留下来与同伴们继续战斗。然而，我内心却如刀割一般疼痛，面朝南方，我跪在地上：父亲，不孝儿子在这里给您送行了！”

　　两个月后，他终于带领他的队员们一起战胜了重重困难，无人区——可可西里的攻坚战大获全胜。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几年的锤炼，我身边的几个80后青年，都已经成长为项目副负责人，基本上能够独当一面了。”胡为正说。

　　一份付出一份收获。而在每一份付出的背后，都有一个坚强的支撑。对于胡为正来说，这个坚强的支撑是妻女的理解与支持。

　　“说起家庭，我满腹内疚。对于妻子和女儿，我有太多的亏欠，妻子是个随队家属，瘦弱的她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她常戏谑说，家对于胡为正来说，更像是旅店，胡为正是随季节迁徙的动物，冬季才来家里暖一下。”

　　“女儿从小学读到高中，我从来无暇过问。女儿转学来南昌读初中，几个中学都不肯接受，妻子急得掉眼泪，我却远在西藏，无能为力。多亏院领导和同事们伸出援手解决了困难。”

　　对于母亲，他也心有亏欠。因为常年在外奔波，很少有时间陪伴母亲。2007年，胡为正在从西藏返回南昌的路上，接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后来才知道，母亲几天没进一点食物，睁着眼睛，硬是等了他几天，直到见到了儿子才安然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