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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时期的部分笔记本。

     

    1984年10月,温家宝在苏联考察期间,与苏联地质专家座谈。

     

    1985年4月,温家宝在江西912队查看钻孔编录。

     

    1985年3月,温家宝在湖南柿竹园矿区考察时观察岩芯。

     

    温家宝在野外工作时用过的地质锤、罗盘、放大镜、小刀、计算尺、水壶。

     

    “我决不能偷懒,否则我将痛苦不可释”

     

    我在野外观察时十分细心,一丝不苟。为了定一个点,有时要跑一两个小时的山路,从不敢马虎。在行内,有“遥测点”的说法,即通过远远眺望,可以看到岩石、地层、构造。但如果上去实地观察,就要攀很高的山,走很长的路。于是,有人就将远远看到的地质现象加以描述,并根据观察点附近的地貌特征在地形底图上定点了事。在野外考察中,我从未定过一个“遥测点”。因为我的良知不允许我那样去做。我决不能偷懒,否则我将痛苦不可释。哪怕多爬一两个小时的山,我也要到实地进行观测,认真地记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摘自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

     

    “我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尊严”

     

    地质队员在野外考察时的工作和生活是单调枯燥和艰苦危险的,但也充满了神奇和乐趣。我平静从容地面对艰苦,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尊严,保持心灵的纯洁和美好,把希望寄托在明天,这样的内心,有着常人的愿望和追求,也有着神仙般的诗意和广阔。

     

    我喜欢层峦叠嶂的山峰。我们常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工作,每次上山,除了几个地质人员外,很少能见到人。有时,骑着牦牛或骆驼要走上一天。我一边走一边唱,把从小学会的歌曲都唱上一遍。空旷的山野,只有我的歌声在山谷里回响。

     

    ——摘自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

     

    “只有把别人玩耍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

     

    现在,同事们都在打扑克。我不愿在那上面多浪费时间。我想,只有把别人玩耍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才能弥补我资质的不足,才能不空耗生命,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人民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1970年5月18日

     

    “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

     

    今天是劳动节,照例休息。准备节日晚餐,忙了一天。下午6时许,晚餐结束。有的躺下休息,有的下象棋、打扑克。我和往日一样,总是看书。手头上的书不够,就反复读几遍。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有时为增进记忆,就抄书。昨晚和今早,看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1974年5月1日

     

    “生活很紧张,也很丰富”

     

    光阴荏苒,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看看自己,已经进入壮年了。在生命的长途上,我必须抓紧这每一天,每一年,刻苦地学习,努力地工作。一息尚存,我决不放弃为人民积累知识,再服务于人民。每晚都在读《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篇恩格斯的光辉著作。生活很紧张,也很丰富。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 1974年7月14日

     

    “妈妈怕我到西北冷,特意亲手织了一件毛衣”

     

    那时的地质队属后勤保障比较好的单位,劳保用品每两年发一套老羊皮里、蓝色或灰色卡其布面的皮衣皮裤。皮裤穿得少,只在出队搬家坐汽车时穿;皮袄则是御寒必备品。天气冷时,里面还得套穿一件毛衣。身上这件驼色毛衣,是妈妈怕我到西北冷,特意亲手织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穿上这件毛衣,既暖身也暖心。摸着这件毛衣,仿佛看到妈妈灯下织衣的情景。那时,我常常想念在乡下劳动的爸爸、妈妈,他们年近花甲,在乡下已经待了4年了。

     

    ——摘自祁连山地质笔记《五个山》

     

    “绝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

     

    1976年10月,我们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内乱。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揭开历史转折的新篇章。人们心头久压的乌云一扫而光,大家精神舒畅,干工作的劲头都很足。

     

    我个人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党中央提出实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之后,我开始走上基层领导岗位。1978年12月,我被甘肃省地质局任命为地质力学区测队(原区测二队)副队长、党委常委,分工主持地质力学队的生产工作。

     

    我非常关注队里职工们的生活,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尽可能地为大家多做些事。

     

    我常常告诫自己,要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绝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也不做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而要做一个有学识、有头脑、有远见、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从担任领导工作的那一天起,我便下决心认真钻研科学技术,尽快熟悉地质工作的组织管理,不敢有丝毫放松。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我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

     

    刚到政研室(1982年11月初,任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我对工作环境和人头都不熟悉,更不谙待人接物之道,甚至连学都学不会。我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但是,我必须坚强地走下去。

     

    经过接触,我了解到,政研室的几位同事业务扎实,对地质管理熟悉,文字水平高。和他们比,我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人地两生,面前的路很难。怎么办?我想,要自信,不要逃避困难,不要妄自菲薄。要有勇气,凡做一事,定要排除万难,奋力前行。通往真理和成功的路,是崎岖的路,它只欢迎具有坚韧不拔意志的勇敢者。事实上,我在甘肃就是这样从地质队到地质局走过了十五年。我相信,靠自身的努力会走下去的,关键是要有学识、有建树。我暗下决心,一切从零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走下去。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想到的”

     

    人们常说,“先有伯乐,后有千里马”。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千里马”,但我要感谢那些认识我、了解我、信任我并给我锻炼机会的“伯乐”。没有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没有像孙大光等一批令人尊敬的老同志,我仍可能还在大山里。因此,对我来说,为“官”本是偶然之事,特别是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想到的。

     

    我常想,生活对我是公平的。岂止是公平,甚至有些偏爱。机遇也是难得的,许多人比我有才华,但却没有我这样的施展条件。现在,主要是自己要有知识、有力量,有胆略。在这些方面,我还差得那样远,知识不足,经验不多。我必须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在学习和事业上。

     

    1983年3月下旬,我在东北调研途中获知被增补为党组成员。我感到身上的压力平添了很多。

     

    5月24日,部党组召开在京处级以上干部会,进行副部长人选民意测验。同时,对我在甘肃地质局的表现进行调查。民意检测的结果表明,我受到大多数人的信任。党组又集中大家的意见,将人选提交处以上干部讨论。我又得到干部群众的肯定,而且意见较为集中。孙大光对朱训说:“看来,我们没有看错人。”

     

    10月10日,经中央批准,国务院任命我为地矿部副部长。我开始参与领导地矿部全局性工作。这一年,我41岁。

     

    望着那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我心中充满崇敬和感激之情。在我还未出生时,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在我上大学时,他们已经担任了部级干部。他们为革命和建设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如今又甘当年青一代的园丁和“铺路石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11月1日,我在党组会上说:

     

    “在这样短的时间,由于党的信任和工作的需要,我被连续提拔,担任如此重要的责任。而今天的我同昨天的我并无多大变化。我深感自己的知识水平、经验积累和工作能力,同党和人民的要求,存在不小的差距。我必须保持清醒,更加自觉、奋发有为,大胆地独立负责地做好党交给我的工作;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

     

    ……

     

    我曾在工作笔记上写道:“硬是同自己的公正廉明分不开。”在第二页写了四段话,其中两段分别是:“要做一个为坚持真理不怕被打倒的人。胆大心细,既要有硬劲,又要讲方法,处理问题要留有余地。”“要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对人民负责,在困难面前不退缩,立志采取积极进取的拼搏精神。”

     

    这是我的誓言,也是我的座右铭。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我的孩子将来读到这些记载,会知道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人的价值不是用工资的多少作为尺度的,人对社会的贡献也决不是以挣钱多少可以衡量的。今晚我决定第二次放弃提级的机会。第一次是在77年底,那次队上十四个单位有十三个半单位的同志提我,我写出大字报坚决让给那些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同志。这一次是我在被提升为副队长之后,又有多数单位的同志同意我,由于我主持队上的工作,不能先为自己打算,我又决定放弃这次机会。

     

    我的孩子将来读到这些记载,会知道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他是如何处理同党和人民的关系的。我要教育他们从小就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不靠天、不靠地,也不靠父母,自强自立。说实在的,作父亲的除了在道德品质上能给孩子作个楷模外,别的不会给予什么。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79年1月15日

     

    “一个忘不掉的场景”

     

    今天是星期日,上下午又均到队上办公了。

     

    下午见到几个衣服褴褛的孩子捡煤球,不由地想起去年12月25日在酒泉火车站遇到的那个孩子……

     

    那天,我送莉与春女上火车去兰州。晚上九点多钟,候车室大厅里烟雾腾腾,呛人的旱烟味熏得难忍。候车室温度不高,许多人围着一个铁炉子烤火,几乎都是乡下的农民。聪慧的春女依偎在我的身旁,孩子穿的很暖和,毕竟是在屋里,我把她的那个棉大衣脱下,免得外出感冒。这时莉忽然发现火炉旁边有个光身的孩子在睡觉,孩子长发垢面,上身一丝不挂,身上也涂满了污泥,下身穿的是破旧的裤子,无疑是个贫苦农民的孩子。我凝视着,此时莉在我耳边的许多话我并未听进去,而是陷入了苦苦的沉思……

     

    多少天来,那个光身的孩子和烟气腾腾的候车室一直浮现在我的脑中,难以忘却。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79年1月21日

     

    “我准备后三十年不折不挠,逆水行舟”

     

    西北的夏日照例是不热的,晚风吹拂,还有些凉爽。

     

    我坐在家中,静静地回忆三十七年的道路,思考着未来,用得着一句话概括,还是那颗倔强的头颅,还是那颗赤诚的心。三十多年的历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这并不好,容易满足,而且经不起波折。我准备后三十年不折不挠,逆水行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远大的目标,还得从点滴做起。对生活仍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无论多大的压力,不要中断学习和工作。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79年7月24日

     

    “人们常恭维我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

     

    我是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独身一人到兰州的,任职是省委七九年九月份批的。三个月来外出开会几乎占据了一半多的时间,其余主要是处理日常处务工作,根本没有什么起色,每日或参加一些会议,或批阅些文件,或坐在那里东翻翻、西看看,日子就这样从身边过去了。到了晚间,人们匆匆回家过那些小康生活,而我常独自一人默然呆坐。学习无一定计划,工作和生活也缺少目标,空费精力,磨人生命。人们常恭维说,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而在我看来,除了日益增长的虚荣之外,哪有什么意义呢?人的生命这样度过,该是多么可怕而又可悲啊!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80年3月16日

     

    “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不图虚名,不鹜虚声”

     

    今日接局党委通知,据地质部政治部政组84号文批复,经部党组批准,我被任命为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

     

    我的奋斗目标: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有较高的理论修养,要确立政治经济学的主攻课题,并在某一两个领域的研究上有所创见;要熟悉地质业务技术,尤其是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在指导地质工作中要运用自如,在地球化学和成矿理论方面要选择课题,深入研究,力争有所成效;要刻苦攻读外语,三五年内,亦即45岁以前要攻破英语;要做一个干练的管理干部,有远见卓识、明确目标,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要不图虚名,不鹜虚声,做事要有计划,应该办的事切实抓紧,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力求避免。

     

    立大业必须有大志,实现自己的目标更要有非凡的勇气和极顽强的毅力。我将为祖国奋斗一生,并将此精神留给我的儿女。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81年4月7日

     

    “得官不欣,失官不恨”

     

    十一月初接通知,经中央组织部批准调部,任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地质矿产部)。

     

    十一月八日去陕西,调研科技进步问题。

     

    十二月四日返京,正式报到上班。

     

    十天来,熟悉情况,完成陕西调研报告初稿,十一日上午向部汇报。

     

    珍惜时间,提高效率,等于延长寿命。

     

    得官不欣,失官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

     

    置生死于度外,视富贵于粪土。

     

    自不惑年起,要有个新的开始,不贪一得之功,不存一孔之见,卧薪尝胆,刻苦学习,求真知灼见。自勉。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82年12月16日

     

    “入学仅几个月,我便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

     

    母校培养了我克服困难、勇于担当的勇气。

     

    选择了地质,就选择了艰苦。从入校(北京地质学院)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长期吃苦的思想准备,抱定以极大毅力克服困难的信心。我深信奋斗可以创造一切,也可以改变一切。然而,困难来得比预想的要早。入学仅几个月,我便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那时,肺结核是一种可怕的病。刚上大学就染上了这种病,又要全休、不能上课,这对我是个打击。但我认为,人要垮,首先精神先垮。只要精神不垮,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我的意志和身体。因此,我从不放弃锻炼身体,更加努力自学。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参加考试的几门课程,包括没有上完的结晶学都获得了优秀。半年后,医生允许我每天学习4小时,以后又增加为8小时。但我不把自己当成病人,坚持跑步、打球,不仅全天上课,而且早起晚睡。班上的同学都忘记了我还是个病人。殊不知,我是直到大学临毕业时才摘掉肺结核的“帽子”。大学五年全部考试课程(除一门外)、所有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都获得了优秀。

     

    ——摘自学习研究笔记引言《积累知识为人民》

     

    “我特别爱读名人传记”

     

    在学校学习期间,我阅读了大量政治、历史和哲学书籍,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也读林肯、华盛顿、丘吉尔、甘地的书;读孔孟老庄、商鞅、王安石、范仲淹的论述,也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歌德、亚当=斯密的名著。我特别爱读名人传记。《马克思传》、《恩格斯传》我爱不释手。马克思“为世界工作”的名言一直激励着我。这些著作震撼了我的心灵,锻造了我的意志,照亮了我生活的道路。我不仅读书而且笔记。我经常把名人格言抄在笔记本上,常看常思,常看常新,激励自己,下决定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

     

    到了兰州工作后,我还想学英语。1980年夏天,我报了职工业余英语学习班,每周三个晚上上课,每学期学费8元。一个近40岁的人,与一群年轻人一起学习,更应该努力。我的英语发音不准,常混有俄语的口音。有一次,老师让我站起来朗读课文,因为发音不标准,老师还在课堂上调侃我。即使这样,我还想一直坚持下去。后来因调到北京工作而停止了。我只学了两个学期。至今,我仍为未能完全掌握英语而深感遗憾。

     

    ——摘自学习研究笔记引言《积累知识为人民》

     

    (日记来源:《温家宝地质笔记》;图片由地质出版社提供)

    温家宝笔记日记选

     

    基本情况:甘肃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位于甘肃西部,敦煌市境内,距敦煌市区约180千米。公园内地质遗迹类型丰富多样,共77处地质遗迹点,包括地貌景观、地质构造、水体景观、环境地质遗迹景观4大类,构造形迹、流水地貌景观、风力地貌景观、沙漠地貌景观、湖沼景观、地质灾害遗迹景观6类,中小型构造、流水侵蚀地貌景观、流水堆积地貌景观、风力侵蚀地貌景观、沙漠景观、沼泽湿地景观、山体崩塌遗迹景观7个亚类。

     

    除雅丹地貌外,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内还有其他类型多样、造型奇特的风蚀地貌。园区南部较为多见的风蚀谷与风蚀残丘,其形成是由于暴雨把地表侵蚀成很多沟谷,然后风再沿着这些沟谷吹蚀,经过多次反复,谷地逐渐扩大加深,发展成峡谷,称为风蚀谷。部分风蚀残丘由于其砂泥层中垂直节理特别发育,又经过多次暴雨的反复切割与风蚀作用,松软的沙土石被卷走,原来块状的岩石被切割成一条条石柱,成为风蚀柱。风蚀柱受风的磨蚀作用,在靠近地表的地方磨蚀作用更强,使其下部凹进上部突出,再进一步发展成蘑菇状,成为风蚀蘑菇。进一步发展,风蚀蘑菇就变得很不稳定,当大风吹来时,使之摇动,成为摇摆石。风蚀柱的根部也常常由于风的吹蚀作用而形成凹坑,成为风蚀洼地。散布在地表的卵石或砾石,在风沙和相互间的作用下,被磨蚀成多个光面,而且边棱清晰鲜明,造型奇特,被称为风棱石。

     

    据记载,中国的雅丹地貌面积约2万多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青海柴达木盆地西北部,疏勒河中下游和罗布泊周围。

     

    主要景点:

     

    敦煌魔鬼城。属于古罗布泊的一部分,为沙漠平原区,光照充足,降雨量少,蒸发量大,四季多风,最大风力可达12级以上。雅丹地貌的岩石形成于距今约70万年的中更新世,为一套河湖相的砂泥质沉积物,颜色呈灰色、灰绿色和土黄色。由于风长期的猛烈吹蚀,松软的沙土石被卷走,地表被侵蚀成颇具规则的沟谷,而坚硬的土石层则成为高矮不等的土岗,强风又刀刻斧凿般地把土岗雕成一个个似人非人、似禽非禽的造型,如石人、石佛、石蘑菇、石孔雀、宝塔、蒙古包等等,千姿百态,维妙维肖。当夜幕降临之后,强劲的风发出恐怖的呼啸,犹如千万只野兽在怒吼,令人毛骨悚然。

     

    金狮迎宾。是雅丹地貌发育壮年期的产物。由于风吹、雨淋、水冲,大型雅丹体被侵蚀,沿裂隙不断崩塌而逐渐变小,形成了如雄狮伏卧的景观。

     

    猿人头像。雅丹体底部为圆形基座,上部呈柱状,其形态酷似猿人头像:凸起的眉骨,深凹的双眼,特征明显的嘴巴,像是一尊远古巨人的雕塑,在守望着这座“魔鬼城堡”。

     

    发展现状:2001年,敦煌市人民政府成立了敦煌市雅丹地貌风景区管理处,配备人员对景区进行全面保护与开发。由于地处罗布泊无人区,远离市区,无路、无电、无水、无通信联络,条件十分艰苦。在此情况下,雅丹地貌风景区管理处首先确定了保护区范围和游览观赏区,请地质专家普查地貌,请旅游专家制定总体规划,市政府公布了保护管理条例。2001年12月,敦煌雅丹被国土资源部批准列入全国第二批国家地质公园行列后,敦煌市政府投入资金修通了市区至雅丹景区的公路。景区建成光伏发电100千瓦的发电站及相关配套设施。近几年来,他们加大了雅丹的开发保护力度,与地质部门、沙漠科研院所联合开展了系列地质遗迹挖掘和保护研究,施工了环形道路,设立了外围防爬围栏等。

     

    2003年8月,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开园揭碑,并对游人开放;2006年11月,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AAAA级旅游景区;2005年3月,被西北风情旅游联合会确定为西北风情自驾车旅游基地;2011年8月,被国土资源部命名为“国土资源科普基地”;2012年10月,被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命名为“甘肃省科普教育基地”。

    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

    “我要做的,就是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从国家和地质工作的发展出发,促进地质行业最需要的改革发展和科技创新建设。”

    —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矿床地质学家

    陈毓川

    从苏联求学的

    潜心苦读

    到大厂五载的

    寂寞风雨

    1980年 陈毓川,于广西桂东南(大厂)

     

    从年轻的铁矿研究队队长

    到提出和发展

    成矿系列理论的矿床学家

    1988年9月 陈毓川在新疆阿舍勒铜矿

     

    壮年

    组织号令全国地勘工作

    晚年

    开展矿产资源战略研究

    1995年5月 陈毓川在甘肃省地矿局三大队大水金矿考察

     

    他将自己

    毕生心血

    投入到中国地质事业

    矿产勘查

    成矿预测

    区域成矿理论研究

    作出了突出贡献

    1997年10月 陈毓川在海南抱伦金矿

     

    在他的日历上

    没有周末和假日

    只有排得满满的工作

    2019年10月底 陈毓川在新疆玛尔坎苏锰矿野外照片

     

    如今

    86岁的他

    只要有时间

    就会走出京城

    走向祖国各地的深山矿区

    探索地质科学奥秘

     

    他说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找矿”

    “为国家发展服务是我一生的使命”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矿床地质学家

    陈毓川

     

    愿为地质找矿奉献一生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矿床地质学家陈毓川

    他是我国著名的矿床地质学家,提出并发展成矿系列理论,为矿产勘查、成矿预测、区域成矿理论研究作出突出贡献;他曾任原地质矿产部总工和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领导了一个时期的全国地质找矿工作。今天,已经86岁的他,仍然奋战在地质矿产科学研究的前沿,主持《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这一规模宏大、泽被后世的科学文化工程。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

    踏遍青山,为国找矿矢志不渝

    陈毓川是少年立志。受新中国成立前投身革命的长兄长姐影响,他在中学担任团支部书记时,就确立了为国为民奉献一切的共产主义信仰。

    1952年,陈毓川考入南京大学地理系,第二年被选送去苏联留学。195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顿涅茨克工业学院地质勘探专业的陈毓川,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地质科学院。从那时起,走遍祖国大江南北、为国家找矿就成了他最大的心愿。

    青年时代的他,在广西大厂锡矿区,沉下心用5年时间深入解剖典型矿床;在江西东乡枫林铜矿,带队在国内外首次提出并验证了钨在硫化矿床氧化带中的地球化学行为,破解了“含钨铁帽之谜”;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致力于火山岩成矿研究,建立了宁芜玢岩铁矿成矿理想模式。

    中年时期,他肩负重任,在原地质矿产部总工和地矿司司长、地调局局长、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等领导岗位上,全力组织推动新一轮全国普查工作、主持全国找金大会战、开展第二轮成矿区划,成为一个时代地矿工作的倡导者和引领者。

    步入晚年,他仍然激情满怀,全情投入地质科学事业,在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等舞台上,殚精竭虑为国家矿产资源安全、矿业健康发展鼓与呼。

    在陈毓川的头脑里,是没有休息日的概念的。直至今日,他每天早上都会骑着自行车来到办公室,一头扎进学术研究的海洋里,直到夜色阑珊。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要到野外矿区去,多走、多看、钻研、思考……

    “能看到普通人难以看到的风光,能更深刻地领略自然的韵味,是地质工作给予我的一份奖励。”于是,便有了他无法忘记的大厂星空和浓郁花香,有了攀登高山、俯瞰深谷的畅快淋漓。至于下坑道时遭遇爆破、考察加多岭铁矿后连人带车滚下山崖、在西藏美多锑矿区发生严重高原反应的经历,则成了他口中的“野外趣事”。

    更加令他难以忘怀的是1974年参加国庆招待会见到周总理时的情形。他说,对于周总理,自己所敬仰效仿的不仅仅是面对各种复杂局势时的大智慧,更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坚定信念。

    “国家需求是我的终身目标!”陈毓川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

    当前,陈毓川还在主持推动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对全国所有的矿产、矿产地和成矿规律进行全面的总结。他在同龄人安度晚年的时候,选择这种高强度的方式工作,就是希望为世界地质科学、为中国的地质事业留下更多、更有价值的东西。

    探索科学,孕育矿床经典理论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裕淇与陈毓川等人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之后,这一理论作为我国区域成矿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为国家矿产资源勘探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全球及各地区的地质演化历史是具有一定规律的,同时具有相似性和相对的继承性。因此,陈毓川等认为,矿化与矿床是地质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矿床成矿系列是由有成因联系的矿床所组成的自然体,因此矿床成矿系列亦可以说是在一个历史阶段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系统的最终矿床产物。

    实践证明,成矿系列是研究矿床的区域成矿规律的关键性环节,也是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在他的领导下,一大批地质科学工作者深入开展重点地质构造地区的矿床成矿系列及其时空成矿物质演化规律研究,从成矿区(带)、各省(区)至全国建立矿床成矿系列,总结区域和全国的成矿规律,并进一步应用成矿系列概念及研究成果进行成矿远景区域规划和不同比例尺的成矿预测,大大促进了我国的矿床勘查工作。

    40多年来,这一矿床研究领域的经典理论还在不断地丰富发展,并通过“中国成矿体系及区域成矿评价”“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中国矿产地质志”等项目,全面推动了中国成矿体系和区域成矿规律的研究。而最初在业内产生巨大影响的《初论矿床的成矿系列问题》,也逐步延伸为“再论”“三论”“四论”,直至目前正在修改中的“七论”。

    对于陈毓川而言,地质科学的世界是那样色彩斑斓、充满魅力。从那里,他看得到自己的梦想,听得到自己的期待,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科学道路悠远漫长,科学探索无穷无尽。他不止一次地强调,科学研究是有时代局限的,地球太复杂,我们今天对地球对矿产资源的认识、对自然法则的认识,只是阶段性的,很有可能在未来人类科技更加发达的条件下被修正甚至被推翻,所以科学工作者千万不能自以为是,更不能自得意满,一定要有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

    战略研究,推动矿业健康发展

    “陈毓川是一位矿业领域的战略家。”许多矿业界的同仁如此评价。

    追寻陈毓川的人生轨迹,梳理他在地质事业上留下的闪光足迹,一个重大事件不可或缺。那就是由他与36位院士联名提交给国务院一封题为《对地质工作情况的反映及建议》的信,促成了2006年1月28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正式发布。而这一纲领性的文件,引领了21世纪初期中国地质工作尤其是地质找矿工作最辉煌的10年。

    从2000年至今,他连续组织实施了8个中国工程院组织的矿产资源战略咨询研究项目,参加参与的项目数量更为可观。通过这些具有宏观性、战略性、综合性、前瞻性的咨询研究工作,他的站位越来越高,思考也越来越深邃。

    他对中央机构改革将各类自然资源统一管理、成立自然资源部的决策非常支持,认为此举有利于国家发展,可以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他多次给部领导进言,内容涉及矿业政策、绿色勘查、科技创新、地勘队伍改革等。

    他认为,要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要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山水林田湖草”还要加上海洋、矿产,构建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海矿”的自然系统观。“它们既是资源又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综合考虑自然资源的调查评价和科学管理,又要考虑其作为生态环境要素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就矿业而言,绿色勘查和绿色开发完全可以实现矿业与自然生态的协调,在有些荒漠地区甚至可以改善环境。”

    当然,陈毓川最为关注和忧虑的还是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他认为,矿产资源是人类经济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当前国际形势很复杂,矿产资源的安全问题也很严峻,有些矿业政策需要很好地研究和调整,使其更加有利于推动矿产资源的勘查、储备与开发。他建议国家对风险较大的初级勘查和一些矿种的勘探予以扶持,从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家应有计划地参与矿产勘查工作,使矿业稳定地发展下去。

    另外,他感到在国家对科技创新如此看重的当下,中国地质科学院要更充分地发挥科技专业研究所的创新专长,更好地承担国家深地专项任务。只有集中力量进行科技创新,推动地质科技发展,地科院才能真正成为国内国际地质领域一流的科学研究单位。

    陈毓川还特地谈到了地质工作队伍的改革:“改革既要积势蓄势谋势,又要识变求变应变,重点在于扭住关键、突出实效。通过改革让地勘队伍保存精干力量,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并过上幸福生活,是我很大的愿望。”

    “我现在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我要做的,就是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从国家和地质事业的发展出发,促进地质行业最需要的改革发展和科技创新建设。”陈毓川说。

    院士陈毓川:愿为地质找矿奉献一生

    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阶梯式发展论》首发式暨高层论坛10月20日在京举行。

    全国政协原秘书长、原地质矿产部部长、阶梯式发展论提出者和倡导者朱训在出席会议时表示,阶梯式发展论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991年提出至今已有28年。《阶梯式发展论》这本专著的形成,与众多志同道合的院士、专家的支持分不开。他希望,通过这次论坛能进一步促进阶梯式发展理论的丰富与完善,并在社会实践中获得更广泛的应用。

    研讨会上,部分专家、学者就《阶梯式发展论》进行交流讨论。专家们一致认为,《阶梯式发展论》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根基,并对现实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阶梯式发展论》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

    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两种基本状态。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

    阶梯式发展是指客观事物随时间由一个台阶跃进到另一个台阶的发展,是客观物质世界运动的重要形式,也是人类主观认识运动的重要形式,是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阶梯式发展”这一提法,形象地表达了事物发展的实质,即发展不是简单的量的增减,不是重复,而是渐进过程的“中断”,是量变基础上质的“飞跃”,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消亡,是不断向新的阶梯的攀登。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党委书记马俊杰表示,长期以来,朱训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哲学高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地质找矿实践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回顾总结,科学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矿产勘查结合起来,创建了找矿哲学及矿产勘查哲学这一新兴学科,并出版了多部论著,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得到了社科界、科技界、地学界的广泛赞誉。《阶梯式发展论》是对唯物辩证法量变质变规律在认识上的深化,形象地表达了事物发展的实质。

    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研认为,《阶梯式发展论》是对地学哲学思想的重要总结和创新,是“地学哲学文库”的最新著作,是广大地学工作者翘首以盼的重要理论专著,是在长期矿产勘查实践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总结矿产勘查实践经验提出来的,是地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创新,并在地质找矿中得到了生动实践和验证,充分显示了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的一致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方法论的角度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新的工具和科学思维方法。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表示,《阶梯式发展论》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根据,而并不是单纯的理论演绎,是以丰富的实践为基础研究出来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实践经验而得出的结论,是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

    原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原局长、全国地学哲学第九届主任孟宪来认为,阶梯式发展理论是朱训同志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其学习工作有机结合,在创立地学哲学这一新型学科并带领广大地学哲学研究工作者不懈探索创新、不断总结提升的基础上创立的科学理论。他认为,发展是永恒的。客观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主观上,人的思维和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阶梯式发展论》对此给出实践验证。发展需要过程。人的成长经历婴幼儿、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经济社会发展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些都是阶梯式发展的具体体现。《阶梯式发展论》不仅接受发展的过程论,而且提出了发展的阶梯论,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相比,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发展有其规律性,其本质是从量变到质变。一切实践活动都要有步骤、分阶段进行,不要超越历史阶段,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在现阶段经过努力也做不到的事情。而《阶梯式发展论》恰好提供了很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阶梯式发展论》具有厚重的历史积淀

    论坛上,第十届地学哲学委员会副主任兼代理秘书长、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玉平详细介绍了阶梯式发展论的形成过程。

    朱训同志1957年7月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在赣东北地质队开始了铜多金属矿等的地质勘查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全国掀起了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浪潮,他成为那个时代地质工作者积极“学哲学、用哲学”队伍中的一员。在此后几十年的地质工作生涯中,他潜心地质矿产勘查实践中的哲学问题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矿产勘查工作的实践经验,编写出版了矿产勘查哲学研究的系列论著。1960年,朱训同志首次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总结了江西乐平花亭锰矿的找矿实践,发表了《江西乐平花亭锰矿的发现是就矿找矿的成功实践》。1965年,在总结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成功发现了江西永平大型铜矿床的经验,撰写了以《江西永平大型铜矿的发现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胜利》为题的文章。1966年3月,针对地质找矿工作过程中如何科学地划分阶段问题,朱训同志撰写了《关于地质工作程序若干问题的辩证分析》一文。

    1978年4月7日,朱训同志在《江西日报》上发表了《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能前进》一文,用毛泽东实事求是的观点总结了江西地质找矿的成功经验。1978年5月,在《德兴铜矿会战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一文中,他再次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总结了德兴铜矿会战的成功经验。1978年7月,其撰写的《加强科学研究指导找矿探矿》一文提到的阶梯式发展论,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了地质科研与地质找矿之间的辩证关系。1982年,在其撰写的《论就矿找矿》一文中系统地提出了“就矿找矿论”的基本观点。1983年,在福州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学术年会上,他做了题为《正确处理地质找矿中若干关系》的学术报告,文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矛盾论的基本原理,系统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并科学处理地质找矿中的十大矛盾关系。1991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朱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2年来矿产勘查工作的成功经验,认识到国内外分阶段“台阶式”循序渐进地推进找矿工作的过程是矿产勘查工作的客观规律,于是把矿产勘查工作过程中这种“台阶式”的发展形势与恩格斯、列宁所说的“螺旋式上升”,毛泽东的“波浪式前进”两种发展形势进行对比研究,认识到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是三者的共同特点,而“台阶式发展”这种形式没有“波浪式前进”中的波峰、波谷之分,只是在某一阶段内或阶段之间出现小的波动;也没有“螺旋式上升”形式中的前进性上升和复归式上升之分。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台阶式发展形势,朱训命名为“阶梯式发展”,并于1991年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0期发表了《从矿产勘查过程看认识运动的“阶梯式发展”》一文,正式提出了“阶梯式发展”这一理论观点。

    1992年,在总结矿产勘查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找矿哲学概论》一书,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矿产勘查学有机结合的“找矿哲学”这一新型交叉学科,随即受到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誉。在《找矿哲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中,朱训同志依据矿产勘查过程,即:普查、详查、勘探的“阶梯式发展”这一客观规律,在《概论》中综述“阶梯序次递进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矿产勘查过程中的认识运动”也呈“阶梯式发展”这一观点。

    “阶梯式发展”这一理论观点提出后的20多年里,经过对自然界,特别是对地球上地质演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考察,他认识到阶梯式发展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认识领域同样是广泛存在的。2012年,他在《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第12期发表了《阶梯式发展是物质世界运动和人类认识运动的重要形式》一文,就此形成了“阶梯式发展理论”的雏形。

    2015年4月,朱训初步总结了阶梯式发展这一理论的研究成果,发表了《论阶梯式发展》,这标志着“阶梯式发展理论的体系框架的初步形成”。在近几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由他主导撰写的《阶梯式发展论》于2019年9月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作品进行出版,再次对阶梯式发展理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总结,从非常广泛的领域阐述了阶梯式发展的普遍存在,论述了“阶梯式发展”的本质、特征、规律以及理论的实践性,并明确指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多维系统。

    中国科学院院士翟裕生认为,《阶梯式发展论》的诞生有深厚的积淀。一方面,朱训长期从事地质工作几十年,从一名技术员逐步走上地矿工作的管理岗位,期间的经历使他能够对地质工作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另外,他还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由此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人生经验,这两个方面决定了《阶梯式发展论》基础比较扎实。

    《阶梯式发展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阶梯式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说明自然和社会的一切事物的发展都具有时空特征,在空间上表现为台阶性,在时间上表现为阶段性,都经历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不同的发展阶段,又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阶梯式发展论”认为“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和“阶梯式发展”都是事物发展的基本形式,这一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延续与创新,是《阶梯式发展论》的突出亮点,具有理论价值和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

    杨春贵认为,人类社会发展遵循阶梯式发展规律。目前,研究人类社会共有两种维度,一个叫技术社会形态,另一个叫经济社会形态。技术社会形态是从渔业社会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发展过程是一个一个的阶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理论来说,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再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要一个一个阶梯发展过来。所以,无论从个体的人,还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都符合阶梯式发展论。

    事实上,“阶梯式发展论”已在多年的地质工作、矿产勘查、矿业城市转型、矿业公司发展以及矿产资源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等多领域得以转化运用。

    例如,在矿产勘查工作过程中,可以以阶梯式发展来推进。矿产勘查是人类变革自然的一项社会实践和能动的认识运动。找矿过程实际是地质勘查人员对地壳中客观存在的矿产进行认识的过程。但是认识地下矿产资源的情况以及认识其他客观事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一个反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犹如爬楼梯似的逐步前进的过程。从矿产资源的特点来看,客观存在的地下矿产资源具有隐蔽性、差异性的特点,所以对地下矿产资源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需要逐步推进。从矿产勘查工作的探索性特点看,由于矿产资源具有隐蔽性和差异性,肉眼看不到全貌,即使是运用多种先进技术方法、手段来进行探测,也难以观测其全貌。所以客观实际地认识矿产情况,就要经过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探索过程。由于上述地质规律、勘查工作规律、认识规律的影响,阶梯式发展就必然成为矿产勘查活动过程中的客观规律。

    不仅止于地质勘查工作,在地质调查、矿业转型发展等更多更宽泛的领域,阶梯式发展理论也存在广泛的指导意义。

    当前地质工作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就此,王研表示,地质事业恰好正处在阶梯式发展的重要节点。阶梯式发展论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提示,地质工作要把握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尊重规律、循序渐进,认真实践、勇于创新,总结经验、善于反思,在地质事业发展转型升级、地质人才培养、地质科技创新等方面采取各种有效手段,推动地质事业从一个阶梯向另一个阶梯迈进。

    我国地质事业百余年的发展历史总的趋势是前进的,但又是分阶段的,经历了由起步阶段到奠基阶段,再到大发展阶段的发展过程,符合“阶梯式发展理论”。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廷栋认为,阶梯式发展理论提出至今已有近30年,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来总结地质工作和地球科学发展演化规律指导地质调查研究实践以及促进地质工作改革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地质工作进入以转型升级为主的新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即目标任务的双重化、服务领域的社会化、调查研究的全球化、科技创新的最大化和人才队伍的高端化。同时,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科学理论的滞后。所以,仍然需要在“阶梯式发展理论”的指导下继续推动地质事业。

    中国矿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黄金集团公司董事长宋鑫表示,目前,自然资源与矿业领域的发展也正处于转型发展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是在国土空间利用规划大格局和山水林田湖草综合管理新体制下,如何做好矿产资源规划及矿业发展,是必须认真思考并付诸行动的大事。在新的发展理念下,矿业发展面临新阶段,矿业与其他产业发展的协调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形势下,如何实现矿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绿色发展。三是如何利用矿产资源法修改机遇,完善矿政管理法规,包括矿业权出让收益、资源税法、矿业用地政策、矿业权管理、绿色勘查、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等。四是如何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为中资企业海外矿业投资提供一系列相应的服务,推动我国矿业走向世界。“阶梯式发展论”将为矿业在新时代全方位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应深入学习宣传《阶梯式发展论》,坚持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用哲学的眼光看新时代,用科学的方法论分析新形势,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辩证思维,积小胜为大胜,稳步、阶梯式地前进,推动地质工作更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阶梯式发展论》可贵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