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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新闻发布会现场。于洪奇 摄

    5月16日,自然资源部召开5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以下为文字实录: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副主任,部新闻发言人袁宏: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自然资源部5月份的例行发布会。今天的发布会主题是“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引领作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介绍自然资源部发挥“多规合一”改革体制优势,提高城市空间治理能力、服务和保障民生、推动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二是解读新修订的《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三是介绍地方的典型经验和案例。

    出席今天发布会的有: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李亮,我们同时还邀请到了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广州市、成都市、深圳市、南京市自然资源系统的有关负责同志,请他们介绍地方在深化“多规合一”改革进程中的经验和做法。

    下面,首先请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同志介绍自然资源部发挥“多规合一”改革体制优势,提高城市空间治理能力、服务和保障民生、推动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

    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感谢各位新闻媒体朋友长期以来对自然资源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今天我主要就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进展情况向大家做简要介绍。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规划工作,在2014年、2019年考察北京工作时多次强调“规划科学是最大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忌讳”。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我部着力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通过7年不懈努力,完成了空间规划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重构,“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已基本形成。下面我主要从6个方面向大家介绍改革成效。

    第一,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国土空间布局优化,全面助力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发挥好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基础作用。“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为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国家重大战略提供空间支撑和基础保障。

    一是牵头编制完成我国首部“多规合一”的国家级国土空间规划。《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已于2022年10月由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对全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作出全局安排,为支撑国家战略落实提供空间保障,具有重要历史性、标志性意义,也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实践成果。

    二是结合《纲要》编制,完成全国“三区三线”划定工作,夯实国家战略落实的安全底线。我们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工作的成果,坚守耕地保护“国之大者”,划定18.65亿亩耕地和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划定陆域和海域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遏止城镇无序蔓延,加强城镇开发边界内部城镇空间功能结构优化,提升城市空间品质。

    三是推进重要区域(流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长江经济带-长江流域、京津冀、黄河流域的国土空间规划已获国务院批复实施,长三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国土空间规划已进入报批阶段,中部地区等区域正在加快编制。部分超大特大城市正在结合实际开展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

    第二,持续完善规划编制审批和实施监督,让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蓝图”落地见效。

    《若干意见》建立了“五级三类”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包括国家、省、市、县、乡镇“五级”总体规划,区域(流域)和相关领域的专项规划,以及覆盖城乡、陆海等各类区域的详细规划。

    一是全国省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已基本批复完成,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二是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这个“1”的基础上,各层级统筹和综合平衡交通、能源、水利、住建、文化、教育、卫生、民政等相关部门各行业专项规划空间需求,形成“1+N”的工作格局。工作中,我们坚持统分结合、各部门一起商量着干,促进部门融合,齐心协力,保障国家发展规划目标任务落地,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最近,我部正在重点推进耕地保护、国土绿化等自然资源领域的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强化规划引导,在“一张图”上统筹协调耕林关系,消除矛盾。

    三是持续推进详细规划改革完善。详细规划是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核发各类规划许可的唯一法定依据。我们依托“一张图”,确定各行业项目选址、空间形态和用地规模,确保用地不冲突、空间不打架,保障项目落地实施。我们正在探索存量地区、新区、乡村地区、自然保护地、海域海岛等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详细规划,特别是城市存量空间盘活优化的详细规划编制方法,加强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创新,服务城市更新实施运营维护,更好适应市场环境的需要。我们落实实用性村庄

    规划编制要求,加强对乡村地区详细规划工作的指导,近期发布了“通则式”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的编制要求,既促进乡村地区规划管理全覆盖,又减轻地方编制规划的负担。

    第三,不断健全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保障国土空间依法治理、规划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

    一是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立法。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已经明确了国土空间规划的法定地位。《国土空间规划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正在加快修改完善。此外,浙江、宁夏、海南以及南京、宁波、大连已出台国土空间规划条例,积累了丰富的立法实践经验。

    二是持续健全国土空间技术标准。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指导下,我们成立了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发布了两轮规划技术标准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发布了2项国家标准和12项行业标准,正在推进8项国家标准,25项行业标准研究工作,填补了空间治理领域多项技术标准的“空白”。例如发布《城区范围确定规程》,首次完成全国683个设市城市的城区范围划定,实现对部分城市化地区的标准化统计,并已在多领域开始应用。

    三是完善规划实施管理政策。开展了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简化审批流程,改善营商环境,向市场释放改革红利。近期将加快出台三条控制线的管理办法,对“三区三线”进行合理优化,给予地方一定的弹性空间,支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改革任务,我们正在加快研究出台覆盖全域全类型、统一衔接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

    第四,推进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促进从“静态管理”到“智慧治理”。

    一是大力推进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深化司局、部局、部门、部省的融合,立足于“两统一”管理要求,以夯实底座、规划上图、管理上图、应用链接为重点组织建设,并注重运用数字化手段,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体检评估,解决规划管理自然资源中的突出问题,真正让规划活起来、把资源管起来、让大家用起来。

    二是加强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在“一张图”基础上研发搭建连通国家、省、市、县4级的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体系,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对“三条控制线”、绿地系统线、水体保护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基础设施建设控制线,以及规划明确的其他管控引导要求的落实情况,开展常态化监测、评估、监督,及时预警、纠正、处置苗头性问题和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第五,培育国土空间规划新的支撑力量,增强科技实力,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一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动规划、土地、测绘、海洋、信息化等多领域人才队伍在开展规划编制、实施管理、监测评估及相关研究过程中,相互包容、相互借鉴,实现融合发展,不断壮大注册规划师和规划编制资质单位队伍。加强规划学科建设和规划专业人才培养,加强政产学研融合。今年,我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加强对现有规划人才培养过程的改造升级。

    二是增强规划行业科技实力。在国家中长期和“十四五”科技规划中部署国土空间规划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已建立了16个国土空间规划相关领域的重点实验室。积极应用最新科技创新成果,我部以及广东、浙江、杭州、武汉、深圳、长沙等地方自然资源部门探索部署人工智能本地化大模型,积极培育“数智规划”。

    第六,指导地方自然资源部门开展丰富的规划实践,全力服务好人民城市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我们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规划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指导各地结合人民城市建设,组织开展丰富的规划实践,例如上海15分钟生活圈、成都公园城市、杭州全龄友好城市等,真心实意帮助人民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我们组织和鼓励城乡规划师主动下基层、进社区,听取群众需求,使城乡规划师成为建设人民城市的“生力军”。我们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先后出台了支持“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平急两用”公共设施建设、城市更新等规划政策指引,加强自然资源领域的政策供给,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

    我们将以高水平规划护航城市高质量发展,实现城市让人民生活更美好,规划让城市发展更优质!谢谢大家!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副主任,部新闻发言人袁宏:下面请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李亮副局长解读新修订的《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

    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李亮: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对健全规划实时监测、定期评估、动态维护制度提出明确要求。同年,党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要求,“建立城市体检评估机制,完善规划公开制度,加强规划实施的监督考核问责”。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定期评估制度”。2022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进一步要求全国所有省、市、县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健全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2021年6月,我部印发行业标准《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在全国确立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制度。至今,该项制度已运行将近4年,帮助我们及时发现了一些工作的不足和短板,促进了政策精准度的提升,推动了“多规合一”改革的深化,也使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工作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急需完善的方面。因此,我们组织对《规程》进行了修订,2025年新版《规程》已于日前印发施行。这次修订主要有3方面考虑:

    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改革精神需要。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和近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对城市工作、国土空间治理等,提出一系列新要求,需要我们及时对标对表,对《规程》作一次全面修订。比如,我们在新版《规程》中牢牢抓住“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的要求,重点围绕提高城市的宜居性、韧性和智慧水平,调整完善了评估指标和评估重点;我们加强了“人口集聚”“空间集约”“城乡融合”“对外联通”等方面的评估内容,设置了“都市圈1小时人口覆盖率”等具体指标,引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

    二是动态完善规划的需要。增强国土空间规划的适应性,更好地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激发城市活力,推动人民城市建设,是规划体检评估工作的重要使命。

    我们把城市安全韧性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近年的重大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中举一反三,增设“蓄滞洪区和城镇开发边界重叠面积”指标,引导城镇科学布局,减少灾害损失;增设“城区范围及周边20公里农用地面积”指标,引导在城市近郊加强“米袋子”“菜篮子”等基地建设,提高疫情等极端条件下粮食自给能力;增设“水源地数量”指标,推动城市实现多水源保障,提升对水源污染事故的应对能力。我们还专门增加了老旧燃气管网改造进度及管道安全距离控制、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所空间保障、建筑垃圾处置场地设施空间保障等方面的监测评估内容,着力从源头上减少安全隐患。我们加强了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引导。比如,强化了对空间矛盾冲突的及时识别,指导各城市定期监测各类自然资源空间布局、“三区三线”实施、规划传导衔接等方面的矛盾冲突情形,针对性地完善规划及管理政策,既牢牢守住底线,也保证规划的合理优化空间,统筹好保护与发展。又如,专门增加“空间资产”“存量盘活”等方面的评估内容,精准识别存量空间盘活利用潜力区域,推动盘活存量用地和商办用房。从今年开始,我们还要求把规划实施的年度“体检报告”,逐步与综合供地计划编制和自然资源领域的示范创建、改革试点单位的确定等挂钩,加强城市国土空间绩效考核。我们更加关注人民群众的实际感受。比如,把“15分钟社区生活圈”评估提级为各城市的必选动作,分项对中小学、养老设施、文体设施、卫生服务设施、菜市场(生鲜超市)和足球场地等步行5分钟或15分钟覆盖情况,和通勤时间、人均公园绿地、自然文化遗产数量等开展定期体检评估,引导城市及时补齐短板,促进各类设施供给充分、布局优化,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

    三是国土空间治理“数智化”转型的需要。我们进一步强调数字化、智慧化方法运用,在《规程》内容上全面加强数字化工作要求,并专门开发一个数字化工具,供有需要的地方选用,指标填报、计算、展示、分析等全环节都可以在线完成。另外,我们精减了指标总数,并明确由部里统一提供6成的指标数据,地方只需填报4成的指标,着力解决填报任务重,数据获取难、协调难、口径不统一等问题。我们希望通过数字化手段运用和指标填报方式优化等改进,达到“既做好工作,又给基层减负”的效果。

    虽然新修订的《规程》相比2021年版,向前迈了一小步,但离理想的效果必然还有不小的差距,还需要我们久久为功、持续改进。恳请媒体朋友们继续帮我们收集意见建议,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制度机制持续完善,让这项工作更有用、更利民、更便捷,给人民群众带去可感可及的积极变化,谢谢大家!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副主任,部新闻发言人袁宏:“多规合一”改革以来,全国自然资源系统立足“两统一”核心职责,强化全域全要素全流程规划管理,高度关注城乡融合发展,着力健全城市规划体系,加强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不少地方通过本轮规划编制实施,探索和积累了好的经验做法。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请到了北京、上海、广东(含广州)、成都、南京等几个地方,向大家介绍地方自然资源部门在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开展规划管理、规划立法、城乡融合、耕地保护、存量空间盘活等方面的切实行动。

    下面,有请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陈少琼副主任介绍深化规划用地审批改革,推进首都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做法。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副主任陈少琼:

    各位媒体朋友:

    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北京规划自然资源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工作系列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精心编制实施《北京城市总体规(2016年—2035年)》,结合国家优化营商环境和“放管服”改革的工作部署,紧紧围绕总规实施和“两统一”核心职责,深入推进规划用地审批制度改革,构建覆盖全域全类型、统一衔接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

    下面,我重点从三个方面向大家介绍有关情况。

    一、创新服务理念,分级分类优化审批流程

    一是结合项目特点分类制定规划许可流程,大幅压缩办理时限。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常规办。相关项目规划许可办理时限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的20个工作日压缩为7个工作日。二是简办。全国首创简易低风险项目审批改革,5个工作日即可核发规划许可,还可与项目备案、施工许可等事项并联办理。截至今年一季度我们已经为超过3800余个低风险项目提供服务。三是即办。对招拍挂出让方式取得住宅用地和“三城一区”仓库厂房等4类项目试行告知承诺制,时限压减至0.5个工作日。截至今年一季度我们已经为200余个项目提供即办服务。四是免办。对于符合豁免清单的项目,直接进行备案,无需办理规划许可。截至今年一季度我们已经为130余个项目提供免办服务。二是引入“风险+信用”的管理理念,对建设工程项目开展分级分类规划监督。根据项目位置、规模、高度等特点以及实施主体信用情况,把项目区分为低风险、一般风险、较大风险和重大风险四个等级,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不同频次的现场检查;与此同时,根据不同项目类型划分不同的监督重点,居住类项目重点监督与居住人利益相关的内容,非居住类项目重点监督与城市建设公共利益相关的内容。

    二、加强协同联动,保障项目建设“减负提速”

    一是搭建交通、园林、住建等政府部门及各类市政公用企业等单位参与项目研究的“多规合一”协同平台,目前平台里共有国家、市区等部门700多家,大家一起在这个平台里统筹协调建设需求和管理要求,为各类项目提供“全程线上、一站式、集成式”规划与各专项评估服务,实现“多审合一”,加快项目前期策划生成,截至今年一季度我们已经为超过1.5万个项目提供服务。二是按照“时间相近、内容相似、主体相同”的原则,将14项测绘事项合并为4项综合测绘事项;发布地方标准,建设“多测合一”服务平台,实现各类测绘成果数据“前端统一提交+中台智能转派+后端共享互认”。自2022年6月“多测合一”平台上线以来,已累计上传约4300余份测绘成果,为企业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约20%。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多测合一”成果对接到全过程规划监督平台数据共享应用,实现动态监管、非现场监管。截至今年一季度,已有3200余个“多测合一”成果实现共享。三是推行“四师协同”(规划师、建筑师、评估师和园艺师)工作机制,共同助力规划落地最后一公里,实现规划实施共建共治共享。比如目前北京市有328个团队、数千名责任规划师长期扎根社区和乡镇,在多个规划节点提供专业支持,协助优化规划方案、参与公共空间提升等,协助解决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

    三、强化全流程闭环,确保规划一张蓝图干到底

    在规划编制层面,我们通过“1总规+2控规+14个分区规划+120个乡镇单元规划+1371个街区控规+50个专项规划”逐层传导的规划体系,实现层层深化,统筹和指导规划实施。在规划实施层面,建立决策和办理分离的规划审批制度。将建设项目规划研究决策、审批和监督办理分别设置在系统内不同部门,研究决策部门依据上位规划和技术规范,研究项目建设需求,定指标,明布局;审批办理部门依据决策结果和法律法规办理规划许可;规划核验部门依据规划审批开展全过程、清单式规划监督。通过规划“编-审-批-验”环环相扣的全流程闭环,确保规划实施“不走样”,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与此同时,我们制订《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相关配套文件,把取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多规合一、多图联审、联合验收、多测合一”等系列改革举措固化下来,充分发挥法治对市场主体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强信心的作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在自然资源部的大力指导下,不断深化“多审合一、多证合一”规划用地审批改革,持续丰富和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与实施体系,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谢谢大家!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副主任,部新闻发言人袁宏: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许健副局长介绍上海市多措并举开展审批制度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做法成效。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许健: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两统一”职责要求,多措并举开展审批制度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我们始终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着力破解建设项目审批“事项多、环节多、材料多、时间长”的根节和堵点。按照“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的目标,优化机构设置,构建了“多审合一、多证合一、多测合一、多验合一”的主线改革框架,开展了区域评估、用地清单制、不动产登记联动等辅线事项改革。具体采取了以下举措:

    一是构建“一张图”数字平台。落实“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的要求,夯实“多规合一”基础,以“上海2035”总规为引领,构建统一标准、统一坐标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整合各类空间规划数据,为分区分类实施“全域、全要素、全过程”的用途管制与规划许可提供技术支撑,成果同步向各专业部门开放,确保空间资源配置“全市一盘棋”。在一张蓝图的基础上,建立重大项目储备库和实施库,强化建设项目前期研究和策划生成,促进方案成熟稳定,统筹项目实施。

    二是重塑审批流程。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从规划资源管理的业务逻辑上突破创新,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和技术标准支撑。通过“多审合一”,整合同一阶段不同审批事项,合并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建立行政协助制度,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批采取管理部门之间“内部征询”替代企业多头跑动。通过“多证合一”,整合规划用地管理,合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与建设用地批准书,在划拨项目批准文件中整合划拨决定书管理要求;通过“多测合一”,整合用地、规划、竣工验收、不动产登记等全流程测绘业务,实现“一次委托、统一测绘、成果共享”;通过“多验合一”,整合规划核实、土地核验等5个验收事项,一并纳入建设项目综合竣工验收。积极落实自然资源部要求,推进用地用林用海联动审批。

    三是推动配套改革。开展区域评估工作,在详细规划阶段,提前完成环评、交评、能评等评估事项,减少项目审批过程中的评估评审。推进“用地清单制”改革,土地出让时,同步提供区域评估成果和用地现状普查情况,主动向企业提供各类市政管线基础信息,缩短项目准备周期。加强建设项目行政许可与不动产登记联动,开展“交地即交证”“竣工即交证”“交房即交证”实践探索。

    自2018年以来,我局已连续发布8轮改革方案,持续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其中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材料精简60%以上,审批时间减少55%以上,惠及2.4万余个工程建设项目。不动产登记案件平均办理时限从改革前的41个自然日压缩到5个工作日。企业间不动产转移登记时间压缩到90分钟以内。在上一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建筑许可指标全球排名由2018年的第172名提升至2020年的第33名。在2025年4月19日世行发布的中国企业调查结果公开数据中,建筑许可领域达到全球先进水平,这将成为今年10月中国营商环境评价的重要数据参考。

    接下来,上海将继续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引领作用,立足“五个中心”建设重要使命,通过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效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谢谢!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副主任,部新闻发言人袁宏:让我们有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朱国鸣副厅长介绍广东省编制耕地保护专项规划的做法成效。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朱国鸣: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的决策部署,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南方自己的责任田,自己还是要保”“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广东省委、省政府坚持规划引领、系统治理,2024年4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广东省耕地保护专项规划2021—2035年》,引导耕地集中整治,推进耕地连片保护和质量提升,在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基础上,系统解决当前耕地布局零散破碎、后备资源匮乏、激励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统筹推动耕地“三位一体”保护,以高水平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

    一是坚持改革导向,因地制宜推进耕地集中整治。建立耕地集中整治区储备机制,优先将地势平坦、相邻连片、适宜耕种的地块纳入耕地集中整治区,推进全面上图入库,划定了补充耕地空间,强调区内形成的耕地才能纳入非农建设补充耕地储备库。加强示范引领,自下而上划定省、市、县级耕地集中整治示范区164个,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坚持优进劣出,叠加“垦五奖一”等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支持政策,以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实施田间工程,持续降低管护成本,放大农业规模效应。截至目前,全省已列入集中整治区实施计划项目448个,计划整治规模达23.63万亩,预计可形成集中连片耕地面积21.19万亩、新增耕地面积10.29万亩,打造广州从化、珠海金湾等多个“万亩良田”整治区示范样板。

    二是坚持制度创新,探索集中连片整治实施路径。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当前耕地布局零散、管理交叉冲突、恢复动力不足等突出问题,指导9个市(县)试点探索“耕林置换”“小田并大田”“多田套合”等耕地集中连片整治实施路径,取得阶段性成效,为全面推行耕地集中整治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参考。如广州南沙探索高度城市化地区耕地保护新路径;韶关南雄集中优势资源,推动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多田套合”;河源东源探索园林地“上山”,耕地“下山”的耕林空间布局优化路径;佛山市南海和茂名高州通过设施农用地、点状供地、用地指标奖励扶持等政策叠加集成,探索多元保护协同治理。

    三是坚持系统治理,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加强系统平台的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将耕地保护专项规划、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现以图查地、以图管地,精准掌握全省耕地数量、质量等情况,加快从数据到决策、从决策到指令的过程,提升耕地管理能力。今年来,厅局联合成立统筹耕林空间治理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重点在探索解决耕地林地地类矛盾上发力,科学制定不一致地类认定处置规则,解决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与林地管理范围重叠问题,初步形成无矛盾冲突的现状“一张图”。

    四是坚持激励引导,探索建立“三位一体”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在现有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贴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提升普惠性补偿力度,每年安排8.6亿元普惠性补助资金用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健全耕地保护考核激励机制,每年安排4800万元资金和3000亩指标对年度耕地保护考核成绩优秀的市县予以奖励,利用考核奖励资金。鼓励各地利用奖励资金对网格田长巡田给予适当补贴,提升主体参与和保护积极性;建立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跨县域补偿机制,发挥区域资源价值,提升优势地区要素保障能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下一步,广东省将按照自然资源部统一部署,加快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以林草湿荒普查成果为基础,率先编制“十五五”林地保护利用规划,进一步完善耕地保护专项规划,统筹划定耕地占补平衡和国土绿化空间,推动耕地林地“三位一体”保护,为守好南方责任田,端牢中国饭碗作出广东应有的贡献。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副主任,部新闻发言人袁宏:让我们有请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邓毛颖局长,介绍广州市通过耕地保护专项规划落实广州市总体规划的做法成效。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邓毛颖:各位媒体朋友,作为全国唯一市级国土空间规划改革试点,广州国土空间规划于去年9月份获得国务院首批批复。一直以来,广州规划始终勇于改革创新,统筹安全与发展、保护与利用,构建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超大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传导体系。我们把耕地保护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为超大城市促发展、守底线,提供“广州经验”。

    一是立足岭南地理特点,持续优化美丽国土空间格局。广州北部依山、中部拥江、南部滨海,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珠江水系为脉络,划分北部山林生态区、中部沿江都市区、南部滨海新城区,构建了依山达海、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塑造了耕地护城、水网融城、森林进城、海洋亲城的风貌特色。同时,规划以流域为骨架、以现状优质耕地为主体、以城市紧凑集约发展为导向,划定14个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既守住了农业与生态的本底,又为城市留出合理的发展空间。

    二是以专项规划为抓手,探索超大城市耕地保护新路径。围绕解决城乡空间交织、耕地碎片化等问题,通过统筹农用地和建设用地整理,形成优质优美的农业空间和紧凑发展的城镇空间。以总体规划为引领,通过耕地保护专项规划谋划万亩方、千亩方、百亩方,划定271个百亩以上的耕地集中整治区,作为补充耕地空间实行落地上图管理,明确区内形成的耕地才能纳入非农建设补充耕地储备库,才能作为永久基本农田补划地块。通过专项规划实施,以耕地集中整治区为载体,因地制宜推动小田变大田,粮田变良田,探索超大城市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正向优化路径。

    三是建立多元共治模式,推动耕地被动保护向主动保护转变。制定耕地“总量平衡”任务跨区有偿调剂机制,推动中心城区和外围涉农区优势互补、责任共担。建立多主体参与、多渠道筹资的耕地补充机制,出台“以奖代补”转移支付方案,争取市场化融资,构建“社会融资-耕地恢复-收益反哺”正向循环,实现多方获益。比如,我们在从化区鳌头镇万亩良田耕地集中整治区建设过程中,由农业企业牵头对区内整治后的耕地进行整体流转与联合运营,并联同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农业科技合作,持续增加农田附加值和农民收入,也为市民休闲、平急两用、城乡融合提供了新空间。

    四是运用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技术,构建耕地保护立体防护网。全面推行田长制,形成了“天上卫星看、空中探头盯、地上田长巡”的全方位耕地保护监测体系。比如,我们在增城区建设了42处高空探头及3处无人机库,对12万亩耕地实行24小时动态监控,通过“大数据+AI”实现自动化识别与预警。以调查监测、耕地保护和执法监督等业务融合为切入口,通过“一套数”“一张图”“一个平台”全链条管理,打破“拿着图纸找地块”的时空限制,做到“底数准,边界清、管理优”,实现耕地保护全过程精细化管理。

    下一步,我们将在自然资源部和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的指导下,继续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引领作用,落实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要求,统筹推进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持续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以高水平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副主任,部新闻发言人袁宏:让我们有请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杨伟局长介绍成都市立足“两统一”职能,发挥规划引领作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做法成效。

    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杨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的战旗村视察,叮嘱我们要在乡村振兴中“走在前列,起好示范”。七年来,我们始终牢记嘱托,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自然资源部“多规合一”改革要求,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2024年,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0.8%;自2018年以来,全市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增长63.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1.6%、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由1.9缩小至1.78。

    作为常住人口超2100万的超大城市,成都约80%地域为乡村地区,“大城市带大农村”特征明显,存在镇村规模小、空间布局散、聚集能力弱等现实问题。工作中,我们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思维,重点从强化规划引领、突出地域特色、健全保障机制3个方面,加快推进超大城市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形成了一些做法。

    第一,强化规划引领,优化城乡融合发展格局

    一是保护优先,统筹全域开发利用。城乡融合的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既要促进两者协同发展,更要强化“三区三线”管控,防止城市无序蔓延、乡村资源过度消耗。我们以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依据,按照“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原则,制定镇级片区规划编制技术指引,细化明确县、镇、村级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约束指标和刚性底线,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作为推进城镇化建设不可逾越的底线红线,坚决守好、用好“天府粮仓”的每一寸良田沃土。

    二是创新理念,构建特色规划体系。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按照“地缘相近、交通相连、产业相关、人文相通”原则,将全市310个镇街整合划分为62个镇级片区、2041个村整合划分为428个村级片区,并依托道路、河流等线性要素,谋划5条串联带动片区的特色走廊。创建“片区+走廊”模式,编制镇村级规划和乡村振兴示范走廊专项规划,形成符合超大城市发展实际、具有公园城市特点的城乡一体规划体系,在更大尺度上实现了城乡资源整合、优势集聚和布局优化。

    三是协同发展,促进跨域多维融合。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编制中心城区、城市新区与县市新城结对联动规划,通过市县两级联动、县镇两级支撑,实现跨区域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发挥成都乡村地区先发优势和外溢效应,开展成都都市圈市域交界地带研究,以彭州-什邡等10组交界地带融合发展片区为示范引领,促进跨市域产业发展、要素流动、人才创新,更好地服务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第二,突出地域特色,彰显公园城市鲜明特质

    一是聚焦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优美乡村空间。关注成都平原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基因”,强化城乡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文脉延续性、风貌整体性的规划管控。注重顺应自然,加强雪山、森林、峡谷、河流、林盘聚落等生命共同体的系统保护,尊重自然地理格局和生态本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注重文化传承,坚持保护原乡生态、协调原乡风貌、倡导原乡材料、延续原乡文化、尊重原乡居民,最大限度保留蜀乡原汁原味与川西风貌特色,让每一处村落都承载一段乡愁。注重形态塑造,高标准实施川西林盘规划设计、大地景观再造工程,制定公园城市乡村形态规划设计导则等技术标准,塑造出青瓦白墙、庭院闲廊的川西民居建筑形态,保留住乡村建筑的历史印记和底蕴。

    二是聚焦烟火里的幸福成都,构建“以人为本、集约共享、舒适便利”的乡村生活圈。关注片区的人口规模、结构、流动等特征,完善以人口和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常住人口不超过10万人为单元编制“公共服务地图”,打造镇村“一站式”公共服务枢纽,构建涵盖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和全要素社区服务的15分钟城乡便民生活圈。“推窗见雪山、花田吃火锅、绿道乐骑游”,已经成为成都安逸巴适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是聚焦奋进中的创新之城,形成“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旅则旅”的乡村产业特色。关注片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统筹特色优势产业承载空间,开展“优化提质、特色立园,赋能增效、企业满园”行动,聚力打造天府农业博览园、天府粮仓现代农业产业园、天府现代种业园、天府智谷生态园等一批“天府品牌”园区,依托天府绿道和“天府蓝网”串联特色林盘、特色小镇和特色园区,形成“一片区一主业一特色”的乡村产业发展格局。

    第三,健全保障机制,提升规划实施质效

    一是做好“人才”和“平台”两项服务,保障乡村规划落地实施。创立乡村规划师制度,公开招募11批、530人次,实现“一镇一师”全覆盖,助力打通规划从编制到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破除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壁垒,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累计服务农村土地资产交易1.18万亩、交易额101.9亿元,让农村集体经济权益在规划实施中得到合法保障。

    二是融合“规划”和“产权”两个工作体系,提高乡村规划管控精度。发挥“两统一”职责优势,在全国率先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创新宅基地确权登记政策,通过权属与规划的深度融合,以“一张图”为支撑,建立“权利清晰、管控精准、实施有效”的空间治理体系,依据规划有效盘活乡村各类资源,促进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

    三是盯住“执行”和“管理”两个环节,提升乡村规划建设水平。强化规划刚性执行,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监督系统,严格按照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实施乡村项目建设。出台《乡村振兴用地使用指南》,以“工具包”的形式,把专业化的东西跟农民群众讲明白。研究建立乡村建设项目规划、选址、报批、验收、登记等全流程管理链条,确保乡村建设更加规范有序。

    下一步,我们将在自然资源部的指导下,持续提升乡村规划建设成效,统筹推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奋力走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成都路径。最后,诚挚邀请各界朋友到安逸四川、巴适成都走走看看,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谢谢大家!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副主任,部新闻发言人袁宏:让我们有请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孔繁昌副局长介绍深圳市加强规划和土地政策融合,推动存量空间盘活的做法成效。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孔繁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自然资源部也先后出台系列政策文件,推动城乡发展从增量空间依赖向存量空间挖潜转变。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在自然资源部的统筹指导下大胆先行实践,按照“政府统筹、规划引领、公益优先、节约集约”的原则,推动规划土地政策深度融合,不断探索超大城市存量空间盘活路径,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规划引领,单元统筹

    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管控作用,围绕宜居、枢纽、韧性、智慧城市的建设目标,我们以详细规划为抓手,重点选取了那些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区域,划定改造单元,按照城市功能提升、城区面貌改善、设施配套完善各方面的要求,进行重新规划,对原有的用地功能和空间布局进行优化,支撑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如福田深业上城改造项目,以前是城市边缘的工业园区,随着城市发展,现在成了核心区域,原来的工业用途已经不再合适。规划把它改造成集产业研发、酒店、公寓、商场于一体的综合体,并连接周边的城市公园,形成五个公园相互连通的格局。项目改造完成后,成了大家休闲购物的热门打卡地,经济和社会效益都很好。

    二、公益优先,完善配套

    我们始终坚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坚守并践行“公共安全、公平效率、公共利益”的规划初心,把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作为盘活优化存量空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提前预留大量的公共利益用地,用于完善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类公共配套,让人民群众在步行或骑行15分钟的空间范围内享受到生活的便利,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理念。比如南山的大冲村,以前是存在安全隐患、公共设施不足的城中村。规划改造后增加了学校、市政基础设施、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开放空间,居住环境和功能品质大幅提升,居民住得更安心、更舒服了。

    三、保护优先,传承历史

    我们在存量空间盘活中始终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把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区、历史文化街区、传统古村落、古树名木统一纳入到保护范围。相比起传统的消极保留,我们更加强调把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起来,下足“绣花功夫”、通过精细设计,推动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比如南头古城的微改造,在保留原来瓮城格局的基础上,激活内在的文化底蕴,让南头古城获得新生,已经成为深圳文化传承的“新名片”。再比如罗湖金威啤酒厂的改造,保留活化了发酵车间、罐体等工业遗存,通过巧妙的微改造和引入新的业态,变成了独特的文化新地标,既有历史味又有现代感。

    四、尊重产权,利益共享

    存量空间盘活往往涉及很多利益主体,如何统筹协调好各方利益是项目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我们在改造实践中充分尊重原权利人的既有权益,通过产权制度的创新,让各方共同分享改造的红利,推动相关权利人积极参与、共同推动存量空间盘活利用。针对不同类型的用地权属,采用差异化的处置措施,充分保障原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发挥规划的空间统筹作用,通过规划优化路网,让地块变得更加规整,让空间布局变得更加合理,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接下来,我们将在自然资源部的指导下,种好深圳这片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以规划土地政策融合为手段,探索建构面向存量的规划土地政策体系,开展更多存量空间盘活的实践,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挖掘新的空间、注入新的动能,也努力为其他城市提供更多深圳经验、深圳案例。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副主任,部新闻发言人袁宏:最后,让我们有请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何流局长,介绍南京市通过法治保障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的做法与成效。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党组书记何流: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18号文,提出“到2025年,健全国土空间规划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体系”。南京市落实国家要求,率先颁布实施了国土空间规划地方性法规《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目前,已形成以《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南京市测绘管理办法》等5部政府规章,以及《南京市详细规划技术修正管理办法》等67部规范性文件组成的、较为完善的国土空间规划地方法规政策体系,以地方立法来保障规划的高标准执行,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成效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在确立规划权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方面

    《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建立了南京市“三级三类”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明确国土空间规划法定地位,保障了市级总规提出的“南北田园、中部都市、拥江发展、城乡融合”的市域空间格局有效落实。同时,健全上下贯通、分层分类的规划传导和约束机制。此外,构建全方位监督体系,严格落实各级规划编制、规划实施情况向人大定期报告制度,建立国土空间规划监测、预警和定期评估制度,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切实维护规划的前瞻性、严肃性和连续性,并将继续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

    二是在守护文化传承,彰显城市特色风貌方面

    《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立足南京山水城林的自然禀赋和历史文化资源,专章提出对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集中的地区,以及长江岸线、城市更新等特定空间,在规划编制和管理中要凸显分类保护和风貌塑造的特殊要求,以法规保护南京“襟江带湖、龙蟠虎踞”的山水形胜,突出南京“自然山水韵、古都文化魂、国际现代貌”的总体特色。针对城市更新项目,在遵守国土空间规划、确保公共利益和安全的前提下,立法授权对于建筑间距、退让、密度、绿地率等现行技术标准,可以按照“优化不恶化”的原则,进行适当调整。助力如小西湖片区,通过“留改拆”,保留原住民生活场景,实现保护与利用“双赢”,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荣誉奖。

    三是在规划实施管理,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方面

    《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细化明确了按照“全域、全要素、全流程、全生命周期”原则,建立统一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并把“多规合一”“多审合一”“多证合一”“多验合一”等审批制度改革成果固化为法规条款。推行工业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图审查合格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施工许可证“五证”齐发,创新“供地即发证”“竣备即发证”等机制,高质高效保障产业项目和实体经济的发展。

    四是在顺应发展需要,护航民生福祉方面

    南京以自然资源部确定的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为契机,打出存量盘活法规政策“组合拳”,出台《南京市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实施方案》等“1+2”政策包,既聚焦破解低效用地“沉睡”难题,又着力激活商办设施“造血功能”,更瞄准科研用地“提质增效”,力图将政策红利精准转化为有效投资,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守牢耕地红线,健全耕地保护责任体系,以“一田一码”精细化管理为抓手,建立多部门协同的耕地保护利用联动机制,维护农民权益。

    法规政策体系是国土空间规划“五级三类四体系”的重要组成,《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对国土空间规划治理体系下衍生的多种权益关系进行重新构建,进一步理顺了各类规划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了部门职责分工,建立了协同合作机制,避免了各类技术规范、标准等叠床架屋、相互矛盾的现象。我们将以《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为根本,持续完善国土空间规划法规政策体系建设,以法治保障来更好地擘画城市未来空间发展蓝图,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支撑与服务!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副主任,部新闻发言人袁宏:感谢各位媒体朋友对自然资源工作的大力支持!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记者朋友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请会后联系我部的新闻宣传处进行咨询。

    谢谢大家!

    自然资源部5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

    一、背景

    (一)国际发展动向

    基于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活动已经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实现全球合作、促进全球发展逐步成为各国的共识。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享受全球发展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环境以及社会方面的高昂代价。人类生产活动不仅在全球范围内破坏着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同时由于过度开发,人类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联合国给出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年)报告指出:“由于人类活动的干预,2/3支持地球生命系统运转的自然资源已被严重破坏,几近耗光。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有60%处于不断退化状态,支持能力正在减弱。未来50年内,这种退化也许还将继续。”随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08年)》针对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的生态足迹,指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超出了地球承载力的近1/3。美国和中国的国家生态足迹最大,各消耗约21%的全球生物承载力。美国人均生态足迹量9.4全球公顷,可覆盖4.5个地球;中国人均生态足迹量2.1全球公顷,覆盖1个地球。”而据《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08)》,2003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量1.6全球公顷,低于2.2全球公顷的全球平均生态足迹。有关度量指标除生态足迹(人类需求)、生命地球指数(自然状况)外,还有碳足迹、水足迹。一些发达国家已形成“经济(Economy)-能源(Energy)-环境(Environment)”协调发展的“3E”模式,而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传出了“水资源破产”的预警。

    (二)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预测

    在发展的大潮席卷全球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与巨大的挑战。197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近60%,耕地、草地面积相对稳定,基于灌溉、化肥的农业增产,与人口增长相对平衡。与此同时,中国耕地数量历经20世纪80年代缓慢减少和1999~2003年迅速减少两个阶段后,进入基本受控状态。据相关数据统计,21世纪上半叶世界人口将增长70%,而人均耕地、草地面积将会减少;日益增长的人口与持续减少的耕地、草地之间的矛盾依靠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可得到缓解,人地关系预计不会到达崩溃的程度。虽然中国对改善目前形势、确保更好的发展有充分的信心,但形势依然严峻。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解决中国的水稀缺》(2009年)的报告中列举中国“每年有约250亿立方米的水因受污染而不能使用,有240亿立方米的地下水被超采,水危机导致的经济损失占GDP的2.3%,不容忽视”(我国水利部公布的地下水超采数据为120亿立方米/年),由此可见我国保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任重道远。

    (三)国家当前和近期需要

    国家发改委2008年做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中期情况的报告中,提出“十一五”后两年难以有效解决的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①能源资源利用问题。②生态环境保护问题。③空间开发结构优化问题。④粮食安全保障问题。⑤城镇化健康发展问题。⑥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等。并要求及早谋划好与之相关的“十二五”时期发展战略。这6个问题同时也是6个前瞻性研究题目,而前5项均与国土资源和国土空间的调控有关。

    从长远看,国土资源和空间战略目标将以可持续性、生态化、低碳化、信息化、全球化为依归。

    (四)经济与矿产资源全球化、区域化

    随着世界经济或结束剧烈震荡进入缓慢复苏期,包括矿产资源全球化在内的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各国的市场化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此起彼应,各国展开抢占下一轮发展经济制高点的竞争愈益激烈。在2009年全球经济复苏的曙光出现时,“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作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推手”——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角色也在悄然发生变化。APEC作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论坛起着对话和交流的作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即将面世,同时与南盟(SAARC)的区域合作开始提上日程,东北亚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进程要慢一些,上海合作组织(SCO)则以地区安全为重心,并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

    (五)国土安全隐患

    在经受全球发展冲击而引发资源、环境的国际纠纷不断的同时,我国的国土资源和空间由于历史、自然等原因也面临重大安全隐患。中印边界问题由来已久,印度除侵占我国藏南部分领土并设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外,还觊觎南疆阿克赛钦地区;国外和新疆的“东土耳其斯坦”分裂势力和恐怖组织妄图将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我国管辖海域近一半与邻国有争议,南海“九段线”虚多实少,主权深受侵蚀;钓鱼岛的主权争议,与那国岛、冲之鸟礁的军事开发问题都对我国东海海疆构成挑战。此外,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破坏、资源衰退和骤减、国际金融抢滩我国资源开发等也成为国土资源安全的胁迫因素。

    二、起点

    (一)我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也逐年提高。2008年我国的GDP总值达到30万亿元(相当于4.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人均GDP 仅3266美元,只及世界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国土经济密度以倍数增长;工业化率达48.6%,正处在工业化中期、以传统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遭遇资源“瓶颈”;城镇化率只及45.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群规划建设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市场化程度达60%,已超过市场经济临界水平;国际化程度,我国已全方位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科技创新能力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总的仍处于世界中等水平。据世界经济论坛2009年9月公布《2009~2010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大陆)列全球第29位(比2008年晋级1位),继续领跑“金砖四国”。作为人口、经济总量“双庞大”、结构复杂、非均衡性突出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如应对得当,有可能继续保持上升势头。

    (二)对国土开发程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不同估计

    1.综合评估:总体上尚未超载,西北和北方部分地区超载

    据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编著的《发展的基础——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生态基础评价》(2003年),中国“水资源和水环境的人口承载力在15亿~18亿人之间,但将从南到北大规模转移;而土地对食物的承载能力略有盈余,在未来50年内都不会超出其边界;能源与矿产资源供需失衡的形势将更加严峻,10亿吨燃煤造成的污染已接近环境的承受极限,6种大宗矿产(铁、锰、铬铁矿、铜、铝、钾盐)现已供不应求。”而《中国工业发展报告——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发展》(2005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于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中国至2050年区域科技发展路线图》(2009年)把“资源环境承载力已接近饱和”列为4个基本国情之一。

    就人口发展与资源承载能力而言,《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8年)指出,中国人口发展总体上没有超越自然资源承载能力,但是局部地区和部分资源已出现资源紧张和供需失衡现象。现有的经济发展规模和人口数量均在水土资源承载力范围之内,但区域之间极不平衡,西北部和北方部分地区超载严重。

    2.分区域评估

    1)海岸带开发不足。海岸带是连接陆地与海洋的纽带,是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的依托。我国拥有1.8万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海岸带面积达38万平方千米,约相当于沿海省(区、市)面积的1/4。专家指出,我国沿海诸省(区、市)每1000平方千米陆域的海岸线资源量,基本上与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上,但开发程度却远比那些经济发达国家为低。

    2)沿海地区局部已过度开发。在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过度开发严重,珠三角9市土地开发强度15.9%,超过了日本三大都市圈,也超过国土面积相当的荷兰;包括安徽在内的环长三角地区,国土面积(约34万~35万平方千米)与德国、日本相当或相近,开发强度(约15%~16%)超过德国(12.8%)、日本(15.0%)。海洋资源过度开发造成开发利用密度高、生态环境退化严重的局面,需要实行绿色保护的海洋政策,解决可持续开发利用问题。(《2010~2020 中国海洋战略研究》,2009)

    3.分资源门类评估

    由于长期森林过伐、草地过牧、坡地滥垦、矿产乱采,超过限度,使我国的自然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虽然近年施行了禁止乱砍滥伐、退耕还林、限制矿产开采等措施,我国的资源破坏现象有不同程度好转,总体上仍不乐观。

    我国超限开发的典型例子还包括近海水产过度捕捞,年产量峰值可达1400万吨,超限额75%,导致海洋生态系统和水产资源严重退化,产量减少,水产品个体变小。

    在水环境方面,水与环境超载,形势严峻。根据水利部2009年发布的最新数据,我国水资源总体上已经过度开发,其中黄河水资源利用率>60%,海河>98%,内陆河流域>40%。过度的开发,不仅威胁或损害河流健康,还使某些主要功能丧失。不少地方水环境开始退化,出现了水质恶化、地下水位下降、河湖干涸、湿地消失的现象,所有这些都是出现水危机的先兆。

    4.国土的粗放开发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中国当前正经历新一轮重化工业化及与其相克相生的“资源瓶颈”,资源除总量大、人均少外,在国土开发利用中的矛盾也很突出,总的资源开发强度与国土经济密度不对称,开发过程中的粗放、分散、重复、低效、退化等问题(表1)日久年深,有的积重难返。

    表1我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倾向性问题一览表

    人口基数大和粗放式强度开发加重了国土的负担,对人口、经济密集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有必要做出科学评价。国家部署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自然条件适宜性开发,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也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本依据。关于环境承载力,“十五”后期由清华大学承担的宁波市环境承载力研究,从资源供给能力、环境纳污能力、人类支持能力3个角度来量化环境承载力,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厦门大学对厦门海岸带也做了生态安全压力分析。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综合度更高,相应的难度也更大。对此,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中有实战性演练,正组织“环渤海湾重点地区环境地质调查及脆弱性评价”项目,将扩及全国海岸带资源、环境承载力调查监测和风险评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5.对国土面貌演变方向的两种预计

    基于当前国土资源的利用现状,对未来国土面貌演变方向有以下两种预计。

    1)从低收入转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提升期是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期、国土面貌向良性转变期,人均GDP 3000美元是对资源环境的边际压力的转折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4年年会的总结讲话指出这一时期的6个基本特点:“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进程加快,城市化速度上升,人口大量转移,国土面貌日新月异,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其中,“国土面貌日新月异”是良性预期。2005年,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双缩小”,“破坏大于治理”转为“破坏与治理相持”;2008年,电力弹性系数首次小于1(低于GDP增速),都顺应和促进这样的转变。

    2)《新一轮全国国土规划前期研究(中国地域空间、功能及发展)》综合报告(2006年),“第一章背景——剧烈变化的‘国土’”指出了我国国土开发和建设布局无序及空间失控态势的严重,包括:地域(空间)开发利用严重无序,建设用地过度扩张;许多地区资源环境压力过大,而支撑体系太弱;不少城市盲目攀比,贪大求洋,超前定位;一些快速发展地区环境状况令人担忧;生态退化问题依然严重,由此招致“国土安全和资源保障的危机”。这里所说的“剧烈变化”非“良性”一词所能道破。2009年9月《科技日报》关于“建设低碳城市”的对话栏目中有专家指出:“我们75%的地面水已经被污染,国土变得枯黄”,就是相应的写照。

    国土面貌是广域性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全球变化的中枢和核心主题之一)的反映,尤以人口增长胁迫下的LUCC为甚。我们终需这样的系统观测和研究成果为基础给出说明。

    三、基点

    (一)大国土

    1.活动半径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1972年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访华,在与毛泽东主席会谈时曾说:“一个民族的能力水平与活动半径成正比。”其着眼点在于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

    一个国家的国土资源和空间管理及于领土、领空、领海和管辖海域(“准国土”或“国土化海域”),我们要上天、入地、下海,所要求的技术、工程和管理能力水平也与活动半径相关。

    “大国土”指现有国土全方位的内涵深化(包括系统化、整体化、聚合化、空间化)和管理(包括监督管理)到位:在国家层面上加强统筹协调,但不因“大国土”而扩张国土空间;在部门层面上加强内融外联,也不借以扩大职能范围。

    2.内涵假设

    “大国土”即广义的国土:一是国土资源与国土空间(或地域空间)的统一;二是自然国土与人文国土的统一;三是覆盖陆海、充斥立体空间的“三维国土”;四是统筹国内地球表里诸圈层的“多圈层国土”;五是宏观和中观层面上的“和合国土”。

    (1)国土资源与国土空间

    国土资源指土地、水、矿产、生物、海洋、大气等实体性资源,它们又占有各自的区位或地域,即空间性国土。而国土资源管理现状,既有重实体资源、轻空间的倾向,如把国土(空间)规划视同“国土资源规划”;也有重空间、轻实体资源的倾向,表现为土地管理的重数量、轻质量,区域地质调查的重陆轻海。

    在适当的地形地貌条件下,农业用地的耕作层、建设用地的工程持力层都是实体,农业、建筑业等活动先选址、后丈量,基本程序是由实体到空间;探矿权首先是带有虚拟性的“空间试用权”,而采矿权是资源的用益物权,矿业过程是由空间到实体。由此可见国土资源的实体性和空间性同等重要,不可分割。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认为,国家强弱更多取决于综合国力,其构成中科技力、人才力和信息力各占25%,自然资源和资本各占12.5%。自然资源的权重只占1/8,在当前阶段可能估低了,如果加上国土空间(区位)要素更要考虑提高。

    (2)自然国土与人文国土

    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对国土垦殖和开发的历史悠久,但空间上极不均衡。开发强度,是指一个区域建设空间占该区域总面积的比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2008年全国平均开发强度达到3.48%,超出一度预计2010年达到3.23%的强度值很多,特别是东部沿海的一批城市已进入强度开发或超强开发,上海、无锡达到29%~30%,而东莞、深圳高达38%~40%,已臻于极限值,人工生态系统置换了自然生态系统。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2020年全国开发强度达到3.91%的预计值也有可能被突破,国土人工化的趋势难以逆转。资源、资产、资本“三资合一”也是人文超过自然的国土。

    另据吴霁虹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社会中,不同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知识、商业生态网络、组织流程等已成为创新活动的“新生产要素”,实现全球联系和思想交流的商业生态网络正成为新的“虚拟地产”。IBM 2008年的企业价值超过1577亿美元,然而其土地、建筑物、实验室等有形资产只占9.1%,基于空间和时间动态地创造价值的组织流程相当于“创新工厂”。由此可见,“人文国土”的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空间。

    (3)“三维”国土

    科技部2008年推出基础科学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的“三深战略”,包括“深空(宇宙空间)”“深海(公海大洋基底)”“深蓝(信息安全)”三大纵深领域,“三深”没有“深陆”。在国土资源战略的“三维国土”构架中,“深”含“深陆”“深海”,它们同属岩石圈、水圈富于探索价值的人类未知领域;“空”首先是地面以上100~110千米的“领空”或“近空”,其次是外层的“深空”或“公空”(图1),概称“陆、海、空、深”。2009年9月,我国第一个集数据、软件于一体的三维地理空间信息系统——数字地球(中国)问世。

    图1“三维”国土示意图

    国土、资源、地质各有其自然演变和随人类社会农业、工业、科技革命的变异过程,并谋求可持续发展——时间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46亿年计的地球历史可谓“深时”。这是“三深”向“四深”的发展。

    《浙江省信息化测绘体系建设发展战略》(2008年)首次提出了基于“时间维-对象维-方法维”的测绘体系概念模型,是对信息化测绘体系的基本构成与内涵的创新性探索,这也是“国土资源战略研究”吸收地方成果的一个范例。

    (4)“多圈层”国土

    大国的“陆、海、空、深”是互相影响的“多圈层”国土。176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累计开采、消费了3万多亿吨(以标煤计)化石能源,近250年间从地球岩石圈向大气圈释放出数以万亿吨计的CO2(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也贡献了>30%的份额),扰乱了地球各圈层之间的平衡,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同时,还要看到海洋-大气相互作用的重要影响,还有生物圈中土壤碳库(可抵消全球5%~15%的碳排放量)的储碳潜力。就碳排放大国而言,也可以看作“大国土”结构问题。

    钱正英在《我国的江河整治问题》(1981年)中曾经建议:“对国土整治进行统一规划,水利建设纳入国土整治的统一规划。”

    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代表团建议探索“外层空间”新领域,测绘瞄着“地-空-天一体化”目标,都是超出地球圈层范围的深空探索。

    (5)宏、中观层面的“和合”国土

    以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资源管理为例,在城乡分割体制下的土地二元配置和使用,造成城镇和农村“两栖”人口的“双重占地”,导致“两不经济”的结果,加剧了城乡用地和人地关系的紧张局面,必须实行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统筹城乡用地的战略转变。这既有利于人际和谐、人地和谐,也促进城乡融合,以臻于“和合(和谐+聚合)”境界。统筹陆海、区域(行政区、经济区、气候区等)、城乡、“三生(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等,都是形成疏密有序的“和合”国土之路。

    而国家所提倡的保护耕地的实质是保住耕作层的综合生产能力平衡,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以土地总和效益最大化为目标,都寓意于提高多元一体化程度的综合或集合,“和”“合”并用,相辅相成。

    3.陆、海、空关系

    (1)“滨海之国”与“滨、近海之国”

    大国土涉及陆海关系,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称美国为“滨海之国”,是离海岸线80千米的范围,在这个占国土面积13%的区间集中了美国51%的人口、57%的国民收入。实际上这只限于美国本土,美国又是多海洋国家,除了滨海的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还有5片海外属地(岛域或群岛),其管辖海域散布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比上述区域要大得多。就美国本土而言,我们把它看作“半环形的滨海(湖)之国”(东北角是五大湖区)。中国的陆海情况与它迵然不同,总体上是东南向临海的“滨、近海之国”。从大国土着眼,我们在看重沿海省(区、市)的同时还要看到近海省。近海省按区位可分3类:①中部近海省,涵盖中部地区6省;②西部近海省,有贵州、云南;③3个近海边疆省,即吉林(临海最近距离15千米)、黑龙江(临海最近距离<100千米)和云南(临海最近距离<500千米)。按此设想,现有沿海省(区、市)加3类近海省(区、市)共有24个,占全部省级单位的77%,这就能让更多的内陆省共享海洋资源,既有利于海洋共同开发和国土均衡,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和(海)港-腹(地)一体化,沿海省(区、市)和近海省(区、市)依托地缘关系共筑“和合国土”。

    (2)深陆和深海

    大国土包含“深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向地壳深部、深海大洋和洋壳的探索成为现实。表2列举了我国实施的部分大陆深钻和超深钻。此外,山东新汶矿业集团的一处矿井深1350米,是亚洲最深矿井;清华大学与四川二滩水电开发公司合作,在锦屏山覆盖层深2500米以下的引水隧洞旁建筑极深地下暗物质探测实验室。

    表2 我国实施的大陆深钻、超深钻一览表

    海洋正逐步成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食品生产基地、化石能源和新能源开发基地、新的水资源开发基地、新的医药资源开发基地,又是全球交通和物流通道。美国《面向21世纪海上合作战略》(2007年)认为:在世界所有国家中,美国和中国是海洋利益最大的国家(实际上两者缺乏可比性)。大国土中涵盖的深海指的是水深超过500米的海域,我国把深海资源开发列为超前部署领域,尚处于发展的中级阶段。表3概列出海平面以下的分层化。

    表3中所列海平面200米以下的深层水,保持低温、洁净,具有多种功能,在美国、日本、韩国开发利用这类较深的优质海水,已形成产业。

    (3)近空和“地空”

    城市高层建筑林立。全国大城市中现有5000多座5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建成世界第一高楼,在高密度的建成区中出现了不同产权单元在空间上层层叠加的现象,并愈益普遍化。这一层近地空间简称“地空”。表4列出了近空分层的高度以及各层对应的主要功能。

    表3 海平面以下分层化表

     

    表4近空分层化表

     

    我国利用低空(地表以上100米)风能发电居世界第四位,而“高空”(地表以上200米)风能尚未开发,这两层空域均在“地空”范围内。在更高空还有丰富、稳定的风能资源,其开发利用与航空飞行不兼容,待进一步研究。

    城市在向空中“长高”的同时还向地下延深。我国有10个城市已使用或正在建设地铁,另有8个城市提出或筹建地铁,到2020年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将达到2000~3000千米,表明城市“地铁时代”已经来临。

    “地空”和地下工程呼唤城市三维地质调查、三维地籍测绘和管理。

    4.城市“三维”地质调查和“三维”地籍测绘与管理

    地空和地下工程呼唤城市的三维地基调查和三维测绘调查,现在我国有6个城市在试点,上海、北京已经验收。

    “上海市三维城市地质调查”项目按“中心城-新城-郊区”3个规划功能区,建立“基岩地质层-第四纪地质层-工程地质层”3个层次的地质结构模型,使三维可视化地质信息系统、地面沉降防治、地下空间与地质环境容量评价、地球化学调查与农用地分等定级相对接,特别是搭建起大型、综合、动态的地理地质信息平台,可望打破多源、异构、多维数据形成的“信息孤岛”互不相通的僵局,实现全市地质信息由分散到集中管理、由平面到三维显示、由单项专业应用到多元服务的转变。另在全市地下工程普查的基础上,从黄浦区着手地下地籍调查,构建“地上地籍图-地下地籍图-地质图”系统,为地下空间管理提供有效支持。

    “北京市多参数立体地质调查”项目(2009年通过评审)推出的智能化三维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了全方位的科学依据。

    在完成6个城市试点的基础上,将考虑另33个超大城市的“三维”地质调查。

    深圳市国土与房产局正启动“三维地籍”的专项研究,这是有关城市“三维”地籍测绘和管理研究,在国内外尚处于探索阶段。而历来以二维宗地为核心、以“四至”为边界的传统地籍,都建立在宗地内产权主体同质化的基础上,而城市土地的立体化利用则以垂直方向上、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为前提,即地表、地上、地下空间可以分层开发并分属不同权利人,这就形成以六面体或多面体为基本单元的“三元产权体”,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复杂的产权簇或产权层,需要有相应的“三维地籍”测绘为支撑的“三维地籍”管理。此外,《物权法》要求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而任何不动产都占有一定的空间域,系统的三维地籍研究为在一个统一的技术框架下处理土地和房产的登记问题提供了可能。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研究地下空间资源管理与权籍调查关键技术,也有初步成果。

    从城市空间要素立体化趋势中可引出一种新型的财产权,即空间权,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相分离,成为一项独立的物权(参见《民法》第七百七十三条、第八百三十二条),在我国台湾省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空间权制度。

    住宅产业规划到2020年基本做到“户均一套房、人均一间房、功能配套、设备齐全”。在产业层面,青岛“海尔地产”为节能省地提出“小户大家(小户型、大社区),和谐住区”的理念。即通过5个空间结构把家庭做大:家居空间紧凑化,环境空间功能化,会馆空间场所化,商业空间生活化,网络空间无域化(建设数字化网络社区,用网络服务来解决物理空间解决不了的问题,使得生活无域化——与“虚拟地产”相联系)。而微观上的空间意识将会有助于模式和设计创新。

    (二)大资源

    1.内涵假设

    “大资源”即广义的自然资源及其组合开发利用。

    一是单门类自然资源及其多形态的综合利用,多功能的优选利用(如在农业用地中, 对耕作层既是“土壤水库”又是“土壤碳库”的合理利用),非常规资源和新资源的递进或接替利用。

    二是包括土地、水、矿产、生物、海洋、大气等在内的多门类自然资源及其优化组合和综合管理(如水、土资源综合管理,海洋综合管理)。

    三是大资源以土地、能源为根本,我国的耕地和宜居建设用地都是稀缺资源,要在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的前提下节约集约和多元利用土地,新能源比传统能源的范围大大拓宽,要在尽可能清洁利用化石能源的同时研发低碳导向下的替代能源。

    四是确立、推进基于生态系统的国土资源管理和海洋综合管理,与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相互交融,并探索资源、资本、资产“三位一体”的复合式管理方式,使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链、产业链、价值链层层相扣。

    五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积极利用包括国际海域在内的境外资源和公共资源。

    2.大资源与大能源

    中国在2012年将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在21世纪上半叶,能源在我国矿产资源中仍居首位。在低碳导向下的大能源发展离不开大资源、大地质的支撑(表5)。

    3.单项管理案例

    水利部基于我国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的突出水情和严峻的水资源形势,从2009年开始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这比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晚13年,但所规定的“三道红线”——开发利用“红线”即控制用水总量;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即控制入河排污总量;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即遏制用水浪费——是对水量、水质和水耗的综合调控,体现了水资源和水环境管理的相对统一,起点高于只设“一道红线”的土地管理制度,也可以说把土地管理、利用的两个最严格制度“合二而一”了。

    2009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德国波茨坦气候研究所的科学家量化分析了“蓝水”和“绿水”,其中,“蓝水”是来自河流和地下含水层的水资源,占35%,“绿水”则是源于降水、存储于土壤并通过植被蒸发而消耗掉的水资源,占65%;科学家们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应该大力研发绿水资源利用技术,由此可见土壤水作为“大资源”的一个分支兼及“大土地”“大地质”领域,应予以重视。

    表5 大能源战略及其资源、地质支持一览表

    :①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地质代表团得到启示:“非传统能源越来越受到重视,能源多样性是今后出路所在。可再生型能源可能是未来能源的主体。”

    4.综合管理案例

    中国工程院2007年关于《东北地区有关水土资源配置、生态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战略问题研究》指出,基于东北是我国水土资源搭配最好的地区,可以建成全国最大的优质商品粮基地,而东北地区过去的垦荒,实际上是占用了林、草、湿地。目前的生态与环境状况,已到了临界状态。因此得出一条基本结论:“东北地区土地利用的总体格局应当是:耕地总量不再增加,林、草、湿地不再减少,城市和工矿用地合理控制”;并指出东北“西部地区的农业发展方向必须是农牧结合,以牧为主;农作物……以雨养农业为主,在缺水地区不宜种植水稻”等,在宏观上都有道理。但一年后,即2008年推出的《吉林省增产百亿斤1斤商品粮能力建设总体规划》中规划投资62亿元引嫩入白、以稻治碱,用5年时间在该省西部新增255万亩基本农田。这反映出国家战略研究与地方战略行动脱节,见仁见智,有待实践检验。

    多门类资源的综合管理,如作为复合式资源和空间的海洋综合管理,已成为国际趋势。其核心思想是从分散的行业管理转向跨行业、跨学科和跨部门的、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20世纪90年代中期,厦门市率先建立了海洋综合管理体制,成为有关国际组织部署的东亚海洋防污和管理的示范区,但推广不易。国家海洋局受权“综合管理中国海域”已10多年,尚难到位。对此,《2010~2020中国海洋战略研究》第五章中有具体建议。

    (三)大地质

    1.内涵假设

    大地质基于经济、社会与时俱进和地质工作功能最大化,不断扩大服务领域、贯穿于生产和生态建设的全过程。

    一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打好三个(应用)基础,即资源基础(开源、节流)、环境基础(保护、修复和防灾减灾)和工程基础(岩土工程),都有旺盛需求,为夯实资源和工程基础服务的地勘、工勘已商业化, 作为环境基础前期工作的“全国土壤现状调查与污染防治大计划”(2006年)正在实施中。

    二是大地质工作即大地质产业,它跨三次产业,即为“一产”服务的农业地球化学调查和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融入矿业(现属“二产”)的矿产勘查和融入工程业的工勘作业,隶属“三产”的地质科学研究和信息服务,分别拉长产业链,不自成独立体系,大地质≠大地矿(对1991年提出的“地矿产业”要反思),按这个产业定位,现行地勘行业管理的覆盖范围还要加宽。

    三是基于国家财政支持、走在商业性地质工作的前面的公益性地质工作要做大,其信息供全社会共享,基于市场和地勘基金的商业性地质工作规模更大。

    四是地学研究多元化,地球科学正从传统的分散的单学科研究向地球系统科学研究转变,地质科学也要向地球系统科学即“大地学”拓展。

    五是适应“矿产资源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立足国内的同时,“走出去”开拓境外地质工作,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失时机地做好前期服务。

    2.大地质与大地学

    基于地质科学的大地质和基于地球科学的大地学,其研究对象相同而研究领域不同。大地学的包容面广于大地质,但有交融态势(表6)。

    表6 大地学与大地质研究方向的概略比较表

    由表6可见,两者的共同点比较多,有向地球系统科学合流趋势,但在学科上仍显示出整体和局部相包含关系的脉络。“大地质”栏中未列举的海洋、陆地地表过程恰是“大国土”关注的热点领域。

    3.大地学——科技和信息服务

    公益性地质工作以地质图件为窗口面向全社会服务。英国地调局2006年发起的《全球1∶100万数字地质图计划》,产生于矿产资源全球化催生地质调查全球化的背景,旨在推进各国既有地质图数据网络化和国际共享。为保护市民避免遭受地震、海啸、滑坡和火山爆发等地质灾害的威胁,由联合国发起在日本神户通过的《2005~2025兵库行动框架》,有关信息和知识都要及时传输到全社会。

    2008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已形成测绘服务、遥感服务、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导航4大支柱产业,总产值>600亿元;2009年增速20%,从业人员达40万人,机构>1万家;预计到2010年达到800亿~1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长5000亿元。目前,全国唯一、初具规模的黑龙江省地理信息产业园2007年在哈尔滨开园,已建起国际地理空间数据加工基地和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前景看好。《北京空间信息产业调研白皮书》披露,该产业应用领域扩大到数字奥运、政府共享平台、数据库、防灾减灾等方面,国际合作领先于全国。

    四、浅释

    “三大”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以“四面体”(图2)示意:A代表“大土地”,B代表“大海洋”,它们是“大国土”的两个主要载体,C代表“大资源”,D代表“大地质”作为基础置于底面。

    图2“三大”内在联系示意图

    (一)“四面体”扫描

    “大国土”与“大资源”有交叉重叠,宜各有侧重:“大国土”重在空间,以地表面、海平面为通用界面;“大资源”重在物质和能量,以水土、生物、能源和矿产为载体;“大地质”连同“大测绘”提供科学支撑和信息服务。三者构成一个统一、聚合的“四面体”。我国陆地空间虽大、资源品种虽多,但受结构性矛盾的深度制约,难题不少。

    定格国土空间区位的“大土地(A)”和“大海洋(B)”,其中“大土地”“七山二水一分田”,又派生出:A 高原和山地型土地结构(平原少,后备耕地少,开发成本高),A-C中低产型耕地、草地结构(优质耕地、草地少,又是少林国家)和大江河与中小湖泊型的陆地水域结构(淡水少);“大海洋”“三海两链半纷争”,源于A-B单面陆缘海与陆中海型海洋结构,而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共29个,其中15个直接相邻),于本国资源禀赋弊多利少;“大资源(C)”“门类多、总量大、人均少、时空分布不均衡、相互匹配不理想”,又派生出煤基型化石能源结构(高碳、高硫空间)和低品位型非煤大宗矿产结构(富矿少)等。

    (二)“三大”的必然性和价值取向

    “三大”既是科学理念,又是顺应必然趋势的战略定位(表7)。作为人口过量的资源大国和经济大国,必须从大处着眼,针对国土开发中长期存在的几个倾向性问题(表1),集中多方面智慧谋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大格局”(表8),使“三大”的组合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表7“三大”的必然性一览表

    表8营造国土、资源的“和合”大格局一览表

    以上大格局,有的正在形成,有的受体制和机制束缚,施展不开。现行体制、机制问题如表9所列,要有序、分期研究解决。

    提出“三大”,旨在落实科学发展观,融合部门职能,加强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与时俱进、因人而异(表10),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

    表9 “三大”的体制、机制问题一览表

    表10 人对“三大”的阶梯式需求一览表

    资源“瓶颈”有两重性,要以“三大”为杠杆,与经济发展互动,形成供、需“双向制约”,同时,还受生态、社会、政治等“多重制约”(表11)。

    表11 供需双向和多向制约一览表

    下一步,“三大”的研究领域再向“五维”拓宽,“五维”除时间维、空间维外还包括市场维、环境维、文化维。

    (三)推进“三大”的路径选择

    对于推进“三大”的路径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把“国家可持续发展国土资源战略研究”项目持久化、常态化,提高研究内容的战略含量,从国家层面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协调力度。

    2)编制部门战略规划,或加强部门发展规划的战略引导,向“三大”提升。

    3)有条件地实施部内整合,发挥基础地质调查、测绘、国土信息和经济研究工作对土地、矿产资源和海洋管理的全面支撑作用。

    4)基于“智能地球”(中国),搭建国土资源管理信息化的综合平台,从小到大,分步实现多门类资源的信息交流和共享。

    5)加强跨部门协调,在政企分开、所有权与行政权分离的前提下,逐步推进“非全能”、服务型的大部门制。

    6)在现行法规基础上适时启动国土资源和空间的综合立法。

    (四)几点困惑

    1)国土、资源管理和地质工作中积累下来的矛盾比较多,化解矛盾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是不是推出“三大”的合适时机?

    2)“三大”是从国家层面立意的,眼下设想“三大”的高度还不完全上得去。

    3)“三大”的容量放大了,没有现成的抓手,有待于实践中探索。

    (该文原载《国土资源战略与构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2009年度)》、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国际动态与参考》2010年第1期(总第439期)。本文为国土资源管理改革与战略高层论坛上的演讲。演讲于2009年11月19日。郭文华、刘丽、陈静、李政制作图表,王凌云整理。)

     
     
    国土资源战略研究的起点和基点
    张高丽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5年年会开幕式上强调
    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张高丽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讲话。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记者 侯丽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张高丽9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讲话。

      本次年会以“绿色转型的国家治理能力”为主题。在国合会中外双方副主席致辞后,张高丽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绿色发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李克强总理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当今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保护生态环境的认识高度、政策力度、实践深度不断提高,也取得显著成绩。


      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张高丽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讲话。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张高丽表示,“十三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很关键。中国将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一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有度有序利用自然。二是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对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实行总量和强度双控,实施全民节能行动计划,建设安全、清洁、低碳、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三是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坚持城乡环境治理并重,实现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四是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打造国家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五是健全生态文明法律法规,严格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和政绩考核制度,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引导、规范和约束各类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资源的行为。六是积极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努力承担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中国愿意与相关各方一道,共同推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达成全面、均衡、有力度的新协议,成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张高丽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讲话。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张高丽表示,国合会是推动中国环境与发展事业的重要窗口、桥梁和双向平台。中国政府支持国合会长期发展的态度是一贯的,希望国合会发挥人才资源丰富、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的优势,面向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需要,努力打造环境与发展领域的高端国际智库,为促进中国与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张高丽: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Martin表示,城市化是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需要去了解城市地质,英国在很多城市提出城市智能地质调查计划,为城市科学发展提供信息支撑,尤其是地下空间开发地铁系统规划建设,地质调查必须要最先开展。英国地质调查局希望能与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城市地质工作方面加强研讨与合作。

    英国地质调查局全球地球科学首席主任Martin Smith致...

    英国地质调查局全球地球科学首席主任Martin Smith致辞

    Martin表示,城市化是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需要去了解城市地质,英国在很多城市提出城市智能地质调查计划,为城市科学发展提供信息支撑,尤其是地下空间开发地铁系统规划建设,地质调查必须要最先开展。英国地质调查局希望能与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城市地质工作方面加强研讨与合作。

    英国地质调查局全球地球科学首席主任Martin Smith致...

    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已成为事关人类发展前景的全球性问题。近几十年来,随着人口急剧增长与经济快速发展,世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类活动已成为全球变化的重要驱动力。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化的推动下,各国经济发展对相互之间资源、环境与生态的影响不断加大,人类进入了生态全球化时代。面对前所未有的重大而紧迫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世界各国在持续努力探索解决之道。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基本方略的高度提出要树立“两个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推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地质调查工作迎来了新的转型发展。地质调查工作如何适应与服务全球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并推动全球与区域问题的解决,亟待深入思考。

     

    11990~2015年不同国家矿产资源人均开采量与消费量变化

    地球系统问题的全球性与区域性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影响的程度和频度发生了急剧变化,人类施加于地球系统的各种压力进入“大加速”时期,地球从全新世跨入了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影响已经接近或超过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并正在继续加剧,有可能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在第23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发出警告:地球系统越来越抵近危险的“临界点”。

    1. 全球自然资源开发从线性增长转变为指数增长,发展中国家增长尤为突出

    过去的100多年,矿产、水、土地等自然资源开发经历了从线性增长到指数增长的转变。

    (1)矿产资源:全球开采总量快速增长,发达国家主导矿产消费,发展中国家开采快速增加

    1901年以来,全球矿产开采总量经历了缓慢增长、快速增长、稳定增长与急剧增长的变化。与1901年比较,2015年全球矿产开采总量增长了32.0倍,其中化石能源增长14.6倍,金属矿石增长41倍,非金属矿石增长49.3倍。根据开采量增长情况,矿产资源开发可划分为4个阶段:1945年以前,矿产开采量缓慢增长,年均增长0.59亿吨,人均开采量1.73吨;1946~1973年,矿产开采量快速增长,年均增长6.40亿吨,人均开采量增长到5.78吨,年均增长4.0%;1974~1997年,矿产开采增速减缓,年均增长6.15亿吨,人均开采量增至6.34吨,年均增长0.4%;1998~2015年,矿产开采量急剧增长,年均增长16.05亿吨,人均开采量增至9.01吨,年均增长2%。

    近几十年来,全球矿产开采与消费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开采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OECD国家主导全球,开采量占全球的41.8%,之后开采量占全球比例不断降低,到2015年降至23.0%,并且自2007年开始由增长转变为下降趋势;金砖国家开采量快速增长,在1995年超过OECD,占全球比例由1995年的37.9%升至2015年的51.6%。从消费来看,直到2007年,OECD国家消费量呈不断增长趋势,1990~2007年平均占全球总量的52.1%,2007年之后消费量降中趋稳,近年来稳定在295.42亿吨左右,占全球比例降至2015年的36.4%;金砖国家消费量在2000年之后快速增长,年均增长6.3%,在2010年超过OECD国家,到2015年增至360.57亿吨,占全球总量的44.0%;其余国家矿产消费量保持稳定增长趋势,年均增长3.1%。

    全球资源治理体系变革滞后于全球矿产开采消费格局的变化。1990~2015年,OECD国家人均矿产消费量大大高于其人均开采量,平均高出42.2%,且这一比例有增大的趋势。这表明,发达国家所开发的矿产根本满足不了其消费需求,通过进口越来越多的原矿石、矿产品与各种制成品来补充。金砖国家、其余国家人均开采量一直大于其消费量,说明发展中国家所开采的矿产在满足本国需求之外,有相当比例以原矿石、矿产品、各种制成品等形式出口。以金砖国家为例,2015年矿产开采量14.6吨/人,消费量11.7吨/人,在满足本国需求的同时,每人平均为其他国家贡献了2.9吨的矿产。目前的全球资源治理体系与发展中国家的贡献不相适应,亟需变革,以促进全球资源优化配置。

    (2)水资源:开采总量保持增长态势下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分化

    全球水资源开采在总量持续增长态势下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差异。1901年~1950年,全球水资源开采量缓慢增长,由6713亿立方米增至12265亿立方米,年均增长1.3%;1951年~1980年,水资源开采量快速增长,年均增长3.2%;1981年以来,水资源开采量增速趋缓,年均增长0.8%。OECD国家水资源开采量在1980年由快速增长转变为稳定波动趋势,近年来稳定在9200亿立方米,占全球总量的23%。金砖国家水资源开采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1960年~2000年年均增长2.4%以上,2000年以后增速有所减缓,到2015年增至17500亿立方米,占全球总量的43.7%。全球水资源开采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灌溉农业的快速发展与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农业快速发展,加上持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用水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由于越来越多地进口工业制造产品与粮食,同时技术进步促使工业与城市用水下降,用水量自以前的增长转变为稳定或下降。

    地下水开采量快速增加,部分发展中国家含水层疏干问题严重。全球地下水开采量自20世纪60年代的3120亿立方米增至2010年的9820亿立方米,增长了3倍多。与水资源类似,地下水开采亦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发达国家地下水开采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快速增长后已趋于稳定或缓慢下降。例如,美国地下水开采1950年~1980年保持了30年的增长,之后趋于稳定。发展中国家地下水开采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处于快速增加的态势。例如,埃及1972年~2000年地下水开采量增长了6倍。地下水开采主要集中在亚洲国家,印度、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孟加拉国等5个国家地下水开采量占全球总量的53.2%。地下水开采量的快速增加导致部分地区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泉水消失、湿地萎缩、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

    (3)土地资源:城市与农业用地持续扩展,生态空间不断萎缩

    1901年~2015年,全球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是拓荒草原与森林来扩展农业用地,开发农业用地来扩展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空间不断萎缩。农业用地面积扩展趋势趋于减缓。1901年~1955年,全球农业用地面积快速增长,年均增长0.88%,占全球土地面积的比例由20.6%增至33%;1955年~2015年,农业用地面积增速趋缓,年均增长0.23%,约占全球土地面积的38.0%。从区域上看,欧盟、东欧和北美的耕地面积有所下降,而南美、非洲和亚洲的耕地面积呈扩大态势。全球森林面积不断减少。1901年~1960年,森林面积平均以每年减少0.18%的速度逐年缩小,1960年以后森林面积缩小速度减缓,年均减少0.1%。

    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扩张。遥感图像分析表明,全球城市面积6587.6万公顷,占全球土地面积的0.51%。城市用地占土地面积比例最高的地区是西欧(2.11%),其次是东亚(0.97%)、北美(0.72%)、东南亚(0.63%)。据统计,1950年~2015年人口大于1000万的城市群数量由2个增加到29个,人口500万~1000万的城市群数量由5个增加到45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估计,目前城市面积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扩展,80%的土地来自于农业用地。虽然城市占用土地面积比例很小,但是由于城市集聚了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城市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2. 全球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加剧,区域分化明显

    在不断加快的世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作用下,气候变暖、自然灾害、水土污染等日益成为影响全球发展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

    (1)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不断攀升,全球气候变化加剧

    根据观测数据,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呈加剧趋势。1901年~1960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由296ppm增至316ppm,年均增长0.11%;1960年之后,增长速度逐渐加快,1961年~1997年均增长0.36%,1997年~2015年均增长0.55%,2015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至399.57ppm。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的主要原因是化石燃料燃烧和水泥生产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2015年化石燃料燃烧与水泥生产排放了360.2亿吨二氧化碳,是1990年的1.6倍。

    发展中国家开采了越来越多的化石能源,来满足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需求。在世界经济发展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竞争优势,降低或放松了环境标准要求,推动高耗能、高污染、高碳产业发展;而发达国家对环境标准要求不断提高,以提高本国环境质量和生活舒适度。受此影响,高碳产业可能从环境标准高的发达国家向环境标准宽松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导致碳排放转移。全球碳计划(GCP)对1990年~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估算表明:OECD国家因消费造成的碳排放大于其生产造成的碳排放,且差值越来越大;相反,金砖国家生产造成的碳排放大于其消费造成的碳排放,差值亦越来越大。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开发了本国越来越多的化石能源,加工、制造成各种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承担了碳排放量上升与环境污染的代价。

    (2)重大突发性地质灾害呈上升趋势,经济损失快速增加

    全球重大地质灾害发生频次不断上升。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机构EM-DAT灾害数据库收集了各国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入库灾害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造成10人以上死亡;100人以上受到灾害影响;政府宣布应对灾害紧急状态;政府在救灾过程中呼吁国际援助。1940年~2015年,全球发生重大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697次,造成6.5万人死亡,有记录的经济损失约89.4亿美元。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重大地质灾害增长较慢,80年代以后发生频率快速增加,从80年代初的年均不足10次增加到近10年的年均18次。虽然发生频次增加,但是因灾死亡人数没有明显增长,单次地质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总体上是下降的,从1970年~1979年的136人/次下降到近5年的38人/次,说明各国地质灾害防治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地质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自80年代以来快速增加,从70年代的平均每年0.14亿美元增加到近10年的平均每年1.76亿美元。

    不同国家地质灾害发生与防治情况存在显著差异。美国1960年~2009年地质灾害共造成336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2.4亿美元(按1960年折算)。1970年以后,美国地质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平均年死亡人数在4人以下;1985年以前直接经济损失呈快速增加趋势,之后直接经济损失则呈减少的趋势。墨西哥1997年以前地质灾害发生在低水平波动,平均每年发生10次左右,平均每年导致近14人死亡;1998年以来,地质灾害显著增加,平均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增加至86次,平均每年导致50人以上死亡。尼泊尔1971年~1992年发生地质灾害频次保持稳定,多在19次上下波动;1993年以后发生频次明显增加并呈周期性波动,平均每年发生120次以上,在高发年可达380次以上。

    (3)全球水土污染处于上升态势

    已有数据研究表明,全球水土污染呈上升趋势,随着部分工业企业(特别是高污染企业)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新兴市场国家水体和土壤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污染压力。

    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日趋严重。据联合国估计,全球每天大约有200万吨工农业和生活废弃物排入地表水体中,全球每年污水产生量高达1500立方千米。在发展中国家,80%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河流、湖泊和海洋中。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全球有8.84亿人缺乏安全饮用水,全球88%的腹泻与不安全饮用水、缺乏卫生条件有关,大部分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城市化和农业种植区,地下水中的氮浓度不断上升,地下水质趋于恶化。在人类活动的作用下,孟加拉国、缅甸、阿富汗、柬埔寨、印度、中国等地区发生了地下水砷污染,影响了3500万~7500万人口的饮水安全。土壤污染问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由于长达200年的工业化过程和现代工农业的发展,欧洲土壤污染严重。据欧盟调查,38个欧洲国家发现大约有250万个场地存在污染风险,其中有34.2万个已被确认为污染场地,需要进行修复。由于土壤污染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土壤污染问题在很多国家尚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地球系统问题解决的理论框架 

    不断加速的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耦合在一起对地球系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促使人们必须从全球尺度去认识地球系统的变化机理;同时,不同区域或国家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变化出现了明显分化,与人类相互联系最为密切的近地表圈层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呈现显著的区域性特征,促使人们必须从近地表圈层去认识地球系统的变化机理。在问题驱动下,随着全球观测、信息等技术进步,地球科学形成了一门新的分支——地球系统科学;在地球系统科学理论指导下,聚焦近地表圈层形成了一个新兴领域——地球关键带。

    近年来,我国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出发,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是从生态、经济、政治、合作等方面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形成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在生态方面强调生态环境问题无边界,保护地球系统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内涵是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由此,学术界与政界在应对人类面临的地球系统问题方面高度契合,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理论框架。

    1. 地球系统科学: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地球系统科学把地球看成一个由相互作用的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等圈层构成的统一系统,重点研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解整个地球系统的过去、现今及未来的行为,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基础与对策方案。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地球系统科学以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为重点,技术方法不断发展,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体系日趋完善与成熟。

     

    地球系统问题解决的理论框架

    (1)以观测、机理、建模与解决方案为重点,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地球系统观测网不断扩展与升级,地球系统监测能力不断增强。美国NASA于1991年建立地球观测系统(EOS),利用卫星与其他手段对全球陆地表面、生物圈、地球空间、大气以及海洋进行长期观测;EOS之后,启动了地球系统任务(ESM),加深对气候系统与气候变化的认识;2017年,启动了下一代联合极轨卫星系统,用于天气预报和环境监测。美国地质调查局自1972年起陆续发射LandSat系列卫星,用于探测地球资源与环境,包括调查地下矿藏、海洋资源和地下水资源,监视农、林、畜牧业和水利资源利用,监测自然灾害和环境污染等。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自1986年开始研发SPOT系列卫星,进行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植被监测、自然灾害评估等。欧盟与欧洲航天局自2005年资助地球观测计划——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系统(GMES),由遥感卫星与陆地、海洋、大气等监测传感器组成,2013年更名为“哥白尼计划”,以扩大地球观测计划在公众中的影响力。

    地球系统变化与过程机理研究不断深化,揭示了地球系统要素不同时空尺度下的变化规律与影响。地球系统变化包括大气过程、海洋过程、陆地过程、冰冻圈过程等,这些过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由于碳循环是地球系统物质和能量循环的核心,全球碳循环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研究一直是被广泛关注的前沿问题。人们对岩石圈、陆地生态系统、海洋、大气以及人类社会等碳库的储量、在全球碳循环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机制有了深入的认识。人们认识到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是造成全球变化的重要原因,很多学者对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区域气候、土壤、水文、地质等因子变化及其对生态系统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针对全球变化的生态系统影响,学者从植物群落、植物生理生态、地下生态、水生态系统、生物入侵、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

    先后建立了多个地球系统模拟模型,地球系统变化预测能力大幅度提升。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研究机构陆续开展了大气模式、海洋模式、陆面模式、海冰模式等地球系统模拟模型的研发和应用。2000年美国NASA提出构建地球系统建模框架ESMF,包括核心框架、天气及气候建模、数据同化应用等,为地球系统建模提供了一个标准的开放资源的软件平台。ESMF发展至今,已经拥有40多个模型,包含大气圈模型、大气动力学/物理学相关模型、海洋模型、陆地和陆表模型、水文学/分水岭模型等。欧洲提出了欧洲地球系统模拟网络(ENES)计划,包括地球系统模拟集成和气候资料存储与分发两个计划,目标是建立一个高效的欧洲地球系统模拟和气候预测系统进行集成模拟研究。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启动了“地球模拟器”计划,于2002年研制成功,并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超高分辨率的全球气候系统模式的发展和模拟研究。中国科学院开发了地球系统模式CAS-ESM,集成了大气、陆面、陆冰、海洋、海冰等分量模式。

    应对全球变化提出了系列减缓、适应方案,服务制定政策、编制规划和措施决策。基于地球系统观测、机理研究与模型模拟预测,开展全球变化的适应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是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重点之一。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将所有国家都纳入了呵护地球生态确保人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当中,目标是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努力。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通过人类自身行为的改变,主动适应地球系统变化;通过土地系统和景观的重新设计,协调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性的综合协同,降低地球系统变化的风险。

    (2)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合和推进更加平衡的多学科集成,成为地球系统科学发展的未来趋势

    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于2010年提出了面向全球可持续发展地球系统科学面临的5大挑战:一是如何提高对未来环境条件及其影响预测的实用性;二是如何发展、增强和集成必要的观测系统用以管理全球和区域环境变化;三是如何预见、识别、避免与管理破坏性全球环境变化;四是采取什么样的制度、经济和行为变化以迈入全球可持续发展路径;五是如何在技术研发、政策制定与社会响应中鼓励创新来实现全球可持续性。

    面临这些重大挑战,地球系统科学将会从自然科学主导的研究转变为有广泛的科学和人文领域参与的研究,从单学科主导的研究转为更加平衡的多学科集成研究。“未来地球计划”未来10年将集中在3个方面:动态行星地球——观测、解释、了解和预测地球、环境和社会系统趋势、驱动力和过程及其相互作用;全球发展——获得管理食物、水、能源、材料、生物多样性和其他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所需要的知识;可持续性转型——了解转型过程与选择,评估跨部门和跨尺度的全球环境治理与管理战略。

    中国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这一理念被联合国纳入相关决议,与“未来地球计划”等一起共同引导与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2. 地球关键带理论:服务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地球关键带是指异质的近地表环境,岩石、土壤、水、空气和生物在其中发生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在调控着自然生境的同时,决定着维持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资源供应。地球关键带科学为近地表圈层地球系统研究提供了一个整体框架,在此框架内开展全面、系统、持续、深入的跨学科研究。可以说,地球关键带科学是地球系统科学在近地表圈层的具体实现,为地球系统科学提供区域理论基础并服务于区域与全球可持续发展。

    (1)融合地质、水文、土壤、生态等学科,地球关键带科学快速发展

    通过探索,地球关键带科学形成了一条整合研究的技术框架:循环上升的调查-监测-研究体系。通过调查、监测和研究的循环进行,不断深化对关键带及其过程时空变化规律的认识;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图件、数据和成果集成分析,针对管理者、科学家、社会公众等服务对象生产各种产品,将关键带研究成果最大程度地传递给社会。

    调查是了解地球关键带组成与结构的基础,也是部署监测和开展建模的基础。2012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了其核心科学体系科学战略(2013~2023),明确将地球关键带作为其研究的核心靶区,提出针对关键带的结构和过程进行调查,建立关键带3D/4D地质框架模型。针对土壤侵蚀、盐渍化、有机质减少和滑坡等土壤环境问题,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土壤保护主题战略,将传统的1~2m深的土壤层扩展到地表至基岩之间的未固结土层进行调查和研究。关键带调查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回答“关键带如何形成与演化”这一基本科学问题。欧盟资助的欧洲流域土壤变化项目选择了代表土壤形成不同阶段的4个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分析确定关键带形成演化的影响因素和关键带生态服务的可持续性。

    监测是了解地球关键带随时间变化的基础,为建模提供所需的输入数据和校正数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于2007年启动了关键带观测计划,先后建立了10个关键带观测站,以流域为单元,对关键带各种要素进行长期观测。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于2008年启动了陆地环境观测建设项目,先后建成了4个陆地环境观测站,为区域尺度气候变化研究提供地下水、包气带水、地表水、生物和大气的基础观测数据。法国则通过提升现有的“河流盆地网络”所属的观测站,建设关键带观测设施,以流域为单元对关键带要素进行观测。欧盟委员会于2009年启动了“欧洲流域土壤变化”项目,选择4个典型地点建立了地球关键带观测站,将土壤监测作为长期观测的重点。

    建模对于深化对关键带形成、运行与演化的科学认识具有重要的作用,始终是关键带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例如,美国关键带观测计划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能够描述关键带生态过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水文过程的系统模型,定量预测气候变化、地质作用和人类活动下关键带结构和功能的响应。关键带过程模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描述单个过程的数学模型,一类是描述多个过程叠加的耦合过程的数学模型。对于前者,目前已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模拟模型;而对于后者,是关键带建模的重点和难点,尽管近年来做了很多探索工作,耦合模型还远不成熟,仍在不断发展中。

    (2)随着地球关键带科学的形成与发展,或将促使地球表层研究发生科学变革

    地球关键带将与经济社会最密切的近地表环境作为独立的开放系统,为区域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研究提供一个完整的系统框架。地球关键带科学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近年的进展表明地球关键带科学有潜力促使地球表层研究发生科学变革,为经济社会面临的气候变化、生态系统管护、水资源安全、自然灾害防治等重大问题的解决展示了一种新的图景。未来地球关键带科学研究发展方向包括4个方面:开发一个统一的地球关键带演化理论框架;开发耦合的系统模型来探究地球关键带服务;开发一个集成的数据和测量框架并进行验证;建立多学科集成的地球关键带观测站。

    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我国提出了“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在内涵上,地球关键带与山水林田湖草异曲同工,前者侧重理论,后者侧重实践,目标均是推进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地球关键带科学是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理论基础,后者则是前者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体现。地球关键带科学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共同构成了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理论框架,共同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对地质调查工作的思考

    地球系统问题得到了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社会治理层面,围绕人类社会持续发展需求形成了“两个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在学术层面,随着全球观测、信息等技术的进步,以问题为导向,地球科学形成了新的分支——地球系统科学,聚焦近地表圈层衍生了“地球关键带”新领域。由此,政府与学界在应对地球系统问题方面高度契合,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理论框架。地质调查工作应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以地球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地球关键带为重点,加强调查、监测与机理研究,加强综合评价,服务和支撑生态文明建设。

    一是以地球关键带为重点加强综合调查评价。将地球关键带作为地质调查工作的重点靶区。按照统一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开展不同尺度的专业性基础性地质调查,充分反映地质框架的成土条件、成矿条件、水文条件等多种属性,建立地球表层三维地质框架模型。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大数据等技术,加强区域问题综合评价,形成基础扎实、数据可靠、形式多样的综合评价产品,服务区域生态治理与自然资源综合管理。

    二是以服务生态保护修复为目标加强生态地质调查。根据自然资源管理与生态保护修复需要,选择典型地区探索开展生态地质调查,形成生态地质调查技术规范。根据自然资源勘查开发的源头保护、利用节约与破坏修复全过程需要,推进不同尺度生态地质调查,提出生态保护修复地质解决方案。

    三是以服务全球资源治理为重点加强全球问题合作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加快推进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国际合作,加强产能合作,促进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立足我国优势,在前沿与关键领域,策划实施地学大科学计划,以全球岩溶动力系统资源环境、地球化学调查、青藏高原特提斯演化与资源-环境效应等为重点,推进国际地学大计划合作。

    四是以资源环境要素为重点加强地球系统探测与监测。采用卫星遥感、航空遥感等对地观测技术,定期采集全球与区域资源环境要素数据。协调、整合、新建观测站点,形成地球关键带综合监测网。开展区域自然资源数量、质量与生态综合监测,及时提出预警。围绕深部资源勘查开发与灾害防治需要,加强地壳深部探测。

    五是以提升自然资源管理决策支撑能力为重点加强地质大数据建设。整合现有地质、资源、环境、生态等调查数据,构建地质大数据核心数据库体系。建立资源环境要素数据动态更新机制,实现地质大数据与自然资源管理需求在时空上的契合。与经济、管理、社会等相关基础数据无缝链接,为自然资源管理与资源环境治理提供全方位支撑。

     

    地球关键带研究的调查-监测-研究循环体系框架

    六是以过程机理研究为基础加强综合评价。基于三维地质框架模型,加强地球系统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的机理研究,建立地球系统或地球关键带模拟模型。基于机理模型,考虑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情景,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综合评价,有针对性地提出地质解决方案。

    (作者单位: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解决地球系统问题需要新站位

    莱茵河是欧洲的重要航道及沿岸国家的供水水源,对欧洲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19世纪下半叶以来,莱茵河流域工农业快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与生态问题,莱茵河一度被称为“欧洲下水道”和“欧洲公共厕所”。莱茵河流域各国直面问题,汲取教训,制定治理目标并开展有效行动,历经多年努力,整个流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莱茵河流域管理被誉为国际流域管理的典范。梳理和总结莱茵河流域管理的发展历程、经验与做法,有助于为我国流域治理与国土空间管制提供借鉴。

    工业化城市化阶段莱茵河流域出现的主要问题 

    1850年以后,莱茵河沿岸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加速。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工业复苏和城市重建,莱茵河流域工业化再度加速,莱茵河周边建起密集的工业区,以化学工业和冶金工业为主。伴随着一个多世纪的工业化进程,莱茵河流域先后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图1 莱茵河流域综合治理历程(引自王思凯,张婷婷等.莱茵河流域综合管理和生态修复模式及其启示.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8,27(1):215-224) 

    一是废弃物任意排放,水土污染严重。

    自1850年起,随着莱茵河沿岸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加速,越来越多有机和无机物排入河道,氯负荷迅速增加。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工业复苏和城市重建,莱茵河水质更加恶化。1973~1975年监测数据表明,每年大约47吨汞、400吨砷、130吨镉、1600吨铅、1500吨铜、1200吨锌、2600吨铬、1200万吨氯化物随河水流入下游荷兰境内。

    二是生态环境快速退化,生物多样性受损严重。

    河道污染和不适当的人类活动造成了生态环境退化。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由于水力发电、航运发展和河道渠化,同时机械工具过度捕捞,鱼类大量减少。至1940年鲑鱼几乎从全莱茵河流域绝迹。水生动物区系种类数量大幅度减少,种类谱系以耐污种类为主。

    三是流域洪水问题突出,经济损失不断增大。

    莱茵河流域洪水问题十分突出。1882~1883年、1988年、1993年和1995年发生了流域性大洪水。由于流域内土地开发利用、水利和航运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天然洪泛区域不断减少,洪水最高水位、时段洪峰流量一涨再涨,沿河堤防和其他防洪工程并不能提供百分之百的安全保证,沿洪泛区受堤防保护的居民区和工业区的危险性加大,潜在的洪灾损失普遍增大。

    四是土地开发无序,次生灾害突出。

    20世纪,由于西欧人口剧增,为增加粮食产量,莱茵河两岸的土地被大规模开垦。人们在大量的灌木林地中开挖沟渠,降低水位以适合农作物生长。流域的各种自然风貌也因此被改变,排水使得大片土地沉陷并低于海平面,加上海水位上涨,致使防洪形势十分严峻。

    为了改善通航条件,采用工程措施裁弯取直和束窄河道。由于被束缚在很窄的范围内,且取直以便通航,河道水流的流速加快,河床冲蚀严重并伴随下切,水位下降,引发周边地区水位下降,森林、农田缺水,使四周湿地的生态系统大受影响。旱年,在德国境内的莱茵河段是多支叉的呈“辫子状”的游荡性河流,大量支流构成非常复杂的河系。由于洪泛区不断改变,在此区域居住十分危险。

    莱茵河流域综合治理历程与主要措施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相关国家启动了莱茵河流域治理,经历了污水治理初始阶段、水质恢复阶段、生态修复阶段、提高补充阶段(图1)。

    (1)污水治理初始阶段

    1950年,瑞士、法国、卢森堡、德国和荷兰五国联合成立了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ICPR),并于1963年签订《莱茵河保护公约》,首要目的是解决莱茵河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水污染问题。流域内各国通过委员会进行合作,但并没有明确各自在控制污染扩大方面的义务,因此在污水治理初始阶段没有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

    (2)水质恢复阶段

    1986年,瑞士发生的重大莱茵河污染事件终于唤醒民众、企业和政府,流域内各国开始着手开展莱茵河的综合治理。各国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防止水质恶化。

    (3)生态修复阶段

    在水质逐渐恢复的基础上,ICPR又提出了改善莱茵河生态系统的目标,既要保证莱茵河能够作为安全的引用水源,又要提高流域生态质量。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看待莱茵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将河流、沿岸以及所有与河流有关的区域综合考虑。

    (4)提高补充阶段

    2001年,“莱茵河2020计划”发布,明确了实施莱茵河生态总体规划。随后还制订了生境斑块连通计划、莱茵河洄游鱼类总体规划、土壤沉积物管理计划、微型污染物战略等一系列的行动计划。2000年后,这些行动计划已经从当初迫在眉睫的挑战转向更高质量环境的创建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开发上来。

    莱茵河流域综合治理措施与做法主要包括:

    (1)建立流域多国间高效合作机制

    莱茵河流经多个国家,多国之间合作是流域治理成功的重要保障。莱茵河流域合作治理的核心机制是1950年成立的ICPR,经过60多年发展,已成为全球流域治理领域的一个多国间高效合作的典范。ICPR具有多层次、多元化的合作机制,既有政府间的协调与合作,又有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以及专家学者与专业团队的合作。它不仅设有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参加的监督各国计划实施的观察员小组,而且设有许多技术和专业协调工作组,可将治理、环保、防洪和发展融为一体。

    (2)树立一体化系统生态修复理念

    在欧洲工业化进程中,莱茵河沿岸各国都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采取了大量的工程措施,如筑坝、河道疏浚,以及裁弯取直、截断小支流等。这些改造使得原先自然的、动态的、难预计的河流转变为静态的、可以设计的人工河道,以方便管理和获取各种利益。河流空间因此遭到蚕食,引发许多不良结果。而对这些不良结果的治理依然是通过引入和采取新的工程性措施,如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长此以往,莱茵河已变得面目全非。意识到过多的人为作用对河流自然发展规律的破坏,莱茵河流域治理开始探索河流的动态和一体化治理,即注重工程和非工程措施的结合,以及源头控制、分散治理。观念上的转变引导治理措施和治理目标的改变,更加注重维护、恢复河流的自然特性,且更注重其生态恢复,从而为各种生物提供了生存环境。

    (3)推进流域基础地质、环境地质与生境调查

    根据流域治理需要,莱茵河沿岸各国开展了基础地质调查、水文地质调查与填图工作。法国、德国等国家1∶10万、1∶5万地质填图已基本完成。在基础地质填图基础上,各国开展了水文地质、自然灾害等环境地质调查与填图工作。德国联邦地球科学与自然资源研究所牵头,自1960年开始经过50余年的努力,编制完成了1∶150万欧洲水文地质图系。1982年,欧共体环境总司组织编制了1∶50万欧洲地下水资源图系,由38幅、148张图件组成,覆盖了比利时、德国、丹麦、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和英国等9个国家。2013年,在对1∶150万欧洲水文地质图进行矢量化的基础上,Cornu等人编制了欧洲地下水生境分布图,反映与生物相关的地下水流、含水层孔隙大小和渗透性的空间变化。

    (4)分阶段编制并联合实施流域治理规划

    20世纪80年代以来,ICPR在国际合作框架下,签署了一系列有关莱茵河流域治理的协议。签约国家协调一致,共同采取行动,对莱茵河环境改善和流域管理起到了巨大作用。1976年,各成员国签署了控制化学污染公约、控制氯化物污染公约,要求各成员国建立监测系统和水质预警系统,控制化学物质的排放标准。1987年通过的“莱茵河行动计划”,从河流整体生态系统出发来考虑莱茵河治理,并将鲑鱼的重新回归作为治理效果的重要标志,以此提出“鲑鱼2000行动计划”。1998年,“莱茵河洪水管理行动计划”获得通过。2001年,莱茵河部长会议通过了“莱茵河2020计划”,包含4个方面的治理目标:生态系统改善、防洪、水质及地下水保护。

    (5)建立量化指标体系和各种生态修复模式

    莱茵河规划和治理在欧盟框架下统一实施,在目标上达成统一,并制定了许多量化考核指标。在“莱茵河行动计划”中,主要目标包括污染控制和改善生态环境等部分,就是以珍贵鱼类重返莱茵河(“鲑鱼2000”)为实现生态目标的重要标志,即到2000年让鲑鱼回到莱茵河。对于上述目标,每个国家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其它还有许多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公众能够直观感受到的恢复性指标,如使莱茵河兰德平原到2020年受到洪水危害的程度与1995年相比减少25%等。

    (6)建立完善的监测预警体系

    为了确保水体保护与治理的有效性,保护莱茵河委员会在莱茵河及其支流建立了水质监测站,从瑞士至荷兰共设有57个监测站点,通过最先进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对莱茵河进行监控,形成监测网络。每个监测站还设有水质预警系统,通过连续生物监测和水质实时在线监测,能及时对短期和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进行预警。ICPR和莱茵河水文组织(CHR)于1990年共同开发了“莱茵河预警模型”,对莱茵河水质进行实时监测,防止突发性污染事故。

    (7)建立流域信息互通平台

    ICPR致力于推动行动计划的有力实施,同时注重各国间的密切合作与协调。其所建立的“国际警报方案”是莱茵河沿岸各国的信息互通平台,当发现污染物时,在瑞士、法国、德国和荷兰设置的7个警报中心能够及时沟通,迅速确认污染物来源,并发布警报。

    对我国的启示 

    一是以流域为单元开展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调查评价。

    流域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调查评价是推进流域治理的基础。根据污染治理、灾害防治和水、土地等自然资源管理的需要,开展污染物、地表水、地下水、土地、生态系统等调查评价,摸清自然资源分布与生态环境变化状况;以土壤、包气带、含水层为重点开展基础地质、水文地质、生态地质综合调查,建立近地表圈层三维地质框架。

    二是建立全流域统一的监测体系。

    莱茵河综合治理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建立一个从瑞士到荷兰的统一监测体系,需要对不同国家的监测站、检测物质和分析方法进行对比并统一意见。针对我国流域的实际情况,应分别在干流、支流、湖泊、河口、近海等不同水域设置监测站点,包括水质状况、水文动态以及生物情况,全流域采用统一科学的综合监测方法,及时信息共享,掌握上下游动态,并实时在网上公布。

    三是研究制订流域综合规划与治理行动方案。

    莱茵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部历经百年的人类与河流关系史,教训极为深刻。我国流域开发建设应做好顶层设计,重视流域生态安全,统筹处理好产业布局、人口集聚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优先支持沿江城市环保基础设施适度超前发展。在控制污染物总量排放的前提下,探索激发微观主体保护流域生态环境的积极性。研究流域发源地在全球气候变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变化,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四是加强河流生态保护与修复。

    目前,我国各大流域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和水陆之间,开发建设缺乏统筹,生态空间不断被挤占,导致河流连通性降低、生态系统割裂,河流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不断降低。在过去的20多年中,莱茵河治理已经从治理污染、关注防洪效果、提高航道保证程度,到逐步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的修复。在近期的所有规划和行动计划中,保护湿地、在三角洲地区开辟自然保护区、拆除支流上的大坝或设置鱼道等具体的措施和内容,更多地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采用综合性的措施恢复河流生态系统。

    五是建立高效的跨行政区全流域协调机制。

    为了打破部门和地域之间的分割状况,在整个流域尺度上建立行政区间协调机制,着力在航运、水电开发、水利工程建设以及水资源分配等方面开展区际协作,解决水、土、生物等资源类型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管理中存在的冲突,强化流域开发管理的区域协调,减少省际之间流域纠纷事件发生,实现流域开发共建共享。探索建立流域开发管理省(市)协作组织,不定期召开流域事务协调对接会议,建立长江流域共同开发管理的合作框架,积极落实各方达成的合作共识。

    六是鼓励企业和公众参与。

    流域综合治理,需要政府和企业、公众的合作与共同努力。整合现有的流域合作管理机制并建立相应的开发交流平台,让公众能够更便捷的获取流域管理的政策法规以及水文、生态和环境监测报告等公开信息。同时,参与决策过程,监督各地的执行情况,成为流域管理的重要一员。可以学习德国的经验,颁布《环境信息法》,既保证了公众享有参与和监督的权力,还规定了公众参与环境安全管理的详细途径、方法和程序。□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莱茵河流域综合治理经验与启示

    4月2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水环所召开2018年工作会议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地质调查工作会议、中国地质调查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回顾十八大以来的工作,全面部署2018年工作任务会议听取了题为《奋进新时代 开创新征程 有力支撑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的报告,和题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报告。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砥砺奋进的五年,水环所认真贯彻落实部局党组重大决策部署,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发挥自身专业技术优势,做足水工环这篇大文章,取得大批重要科技成果,在创新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推动我国水工环的学科发展、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牵头组织开展我国首轮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调查面积440万平方千米,成果纳入《中国地球化学调查报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尺度地球化学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发布,为《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支撑全国人大《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执法检查、配合中办对腾格里沙漠区进行地下水污染调查、支持环保执法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张高丽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相关成果报告和调研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二是牵头组织的京津冀地热科技攻关列入局六大科技攻坚战,参与支撑雄安新区总体规划地质调查取得重大成果,初步建成京津冀地热资源梯级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组织完成全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浅层地温能调查,31个省(区、市)地下热水资源调查,基本查明我国地热资源赋存条件、分布特征与开发利用现状,初步评价了全国地热资源量。在西藏230米深度钻获205度高温蒸汽,首次开展我国4000米干热岩科学深钻;三是组织实施全国地下水资源及其环境问题调查评价,通过国土资源部提交国务院的“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状况及防治建议”获得温家宝总理的批示;四是组织开展全国主要城市环境地质调查评价,查明了我国306个主要城市地质环境问题及成因,成果明显提高了我国城市地质研究的总体水平。参与编制中国自然资源现状图集、京津冀地区国土资源与环境地质图集、中国城市地质报告、支撑服务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地质调查报告等贡献突出;五是首次承担完成国家973项目华北平原地下水演变机制与调控研究,成果显著提升了我国大型盆地地下水系统研究的整体水平,为缓解华北平原水资源紧缺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六是围绕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施的需求,首次查明我国主要粮食基地的13个主产区作物布局结构和灌溉农业开采地下水状况和响应关系;七是组织实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群矿采煤驱动下含水层结构变异对区域水循环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关键隔水层’的煤矿突水预警系统成功预报10余次突涌水。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五年,水环所党委坚决落实党中央和部局党组全面从严治党决策部署,坚持把严守党的政治纪律摆在首位,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认真履行监督责任,不断把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引向深入,为完成等各项目标任务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一是构建起与中央党风廉政建设要求相适应的工作体系;二是形成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三是持续营造了以严肃问责为核心的正风肃纪高压态势;四是形成了形式多样效果良好的反腐倡廉教育体系;五是打造了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需要新定位,水环所要以地下水资源与环境调查评价支撑服务自然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为新使命,抓住难得发展机遇,加快创新发展。一是打赢蓝天保卫战需要加大地热科技攻关支撑清洁能源开发利用;二是落实“水十条”、“土十条”、打赢水土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加强地下水、土壤污染调查、修复的研究;三是向地球深部进军、实施“三深一土”国土资源科技创新战略,需要我们在深部含水层探测、深部地热资源探测、地下空间探测与科学利用等深部探测任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四是城市化发展迫切需要加大城市地质调查和三维空间信息系统建设力度;五是实施脱贫攻坚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要求我们加大对贫困区地下水、地质灾害、土地质量 、清洁能源、地质环境调查的力度;六是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需要我们创新综合地质调查评价、地球关键带研究方式方法,提供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地质解决方案;七是支撑“一带一路”建设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国际交流合作,加大丝绸之路沿线、海西经济区等地区的地质工作力度。

    2018年,水环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执行部局党组重大决策部署,把服务支撑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作为科技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实现业务定位和运行机制新转变。一是举全所之力取得京津冀地热科技攻坚战重大突破;二是举全所之力推进厦门科研基地建设发展;三是精心组织实施主要含水层水质综合调查工程;四是全力推进水工环地质工作信息化建设;五是扎实推进科技平台建设;六是高质量实施地调科研业务工作;七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探索有效激励机制;八是全面推进管理服务再上新台阶;九是完善防控体系,努力防范风险。 党风廉政建设主要抓好七方面工作,一是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二是全力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三是巩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四是强化廉政风险防控,确保审计不出大问题;五是实践运用“四种形态”,全面提升监督执纪效果;六是加强党规党纪教育,强化纪律规矩意识;七是提升履职水平,加强纪检监察队伍能力建设。

    会议还宣读《关于2017年度职工和处室考核结果的通报》、《关于2017年度获得上级和地方表彰奖励的情况通报》、《关于表彰2017年度工会先进集体和个人的通知》,纪委书记宣读《关于表彰2017年度先进党支部 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的通报》、《关于表彰第五届正风正气星情况的通报》。

    会上,所领导与所属部门签订2018年度保密、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水环所全体职工170余人参加会议。

    水环所召开2018年工作会议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矿产品市场——大宗矿产”分论坛现场

    在享受了10年的贸易盛宴之后,矿产品供应商如今已经是蔫头耷脑了。

    受世界经济缓慢增长的影响,全球矿业发展势头放缓,矿产品价格、贸易等指标出现了震荡收缩,矿产品贸易高利润时代宣告终结,但矿业持续增长的总态势难以改变。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和贸易国。研究表明,近10年来出口和投资的快速扩张,刺激了矿业类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其他矿产品需求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也快速上升。

    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仍然依赖投资,中国对矿产品的需求仍将十分强劲。记者从201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获取的信息显示,过去5年,中国矿产对外贸易持续发展,矿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近5万亿美元,增长81%。

    从矿产品使用强度的历史经验与国际比较看,发达国家曾处在矿产品消费高峰平台期很长时间。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主要矿产品仍有强大而稳定的需求。有专家表示,中国主要矿产品消费整体上仍将至少有15年的高峰平台期。

    上述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可暖一暖心窝。不过,中国需求减弱影响矿产品价格暴跌也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最低点已经过去,部分产品正从供大于求向供需平衡转变,但由于实体经济没有好的回暖迹象,未来3年内矿产品价格难有大幅攀升的可能。

    矿产品需求增速放缓

    矿产品消费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全球矿产品消费2011年达到顶点,2012年开始往下掉,到2016年初进入低谷,中国需求对全球矿产品的变化影响非常大。”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一带一路”中心副主任陈其慎在201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表示。

    2013年全球经济增速下降,矿产品价格波动以及矿业的快速增长造成成本上升,全球矿业进入发展“寒冬期”。

    全球矿业经过10年黄金周期的快速增长,把整个矿产品价格和需求推到了顶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求对全球矿产品消费发挥了拉动功能。陈其慎称,中国推动城镇化建设,带动对原材料的大量需求,也带动了国际矿业走向高峰。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5年~10年转型期或去产能期,很难再现过去10年对矿产品的强劲需求。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对未来矿产品市场拉动不会像上一个周期那么强劲,矿产品市场发展和繁荣将依赖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不过,现阶段还没有办法找到哪个国家取代中国对矿产品市场的拉动。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矿业的复苏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全球矿业最低点已经过去,但是“寒冬”可能要维持比较长时间。

    今年以来,我国煤炭、铁矿石、油气、有色、非金属等矿产资源行业在政策去产能、市场去产能、企业联合冻结产能等因素推动下,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已显示出积极成效。

    煤炭市场供需失衡局面有所改善,市场环境发生了积极变化,全国煤炭产量降幅超过消费降幅,且价格回升,但是行业资金紧张、经营困难等问题依然突出。

    铁矿石价格脱离了2013年以来单边下跌行情,出现了触底反弹、合理回归、理性上涨局面。但是,全球供大于求的格局没有明显变化,国内矿山生存发展面临更大的困难。

    有色金属工业总体保持稳定运行势头,但是矿山产量持续回落,矿山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下滑,且不同金属品种之间分化运行特征突出。

    非金属矿产在去产能、调结构的推进下,主要矿产品产量、销量、价格等指标基本保持稳定或有所回升态势,行业运行质量趋于改善,但是部分矿种,例如萤石、石墨等,产能过剩迹象依然比较突出。

    全球油气供需格局多极化日益明显,供需差距减小,并且在结构上出现了“弃油求气”的征兆。

    从总体上看,中国矿产资源市场供需基本面有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陈其慎表示,中国工业化进程已基本结束,进入后工业时代,矿产品需求收窄是必然的事。

    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跟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发展历程都一样,都会放缓,虽然经济还会不断增长,但是增长速度会放慢,全球经济周期性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矿产资源消费也不例外。

    以钢、铜、铅、锌消费为例,1950年以来,全球消费趋势明显可划分为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1950年~1974年),消费量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钢5.8%、铜4.8%、铅4.9%和锌4.5%;第二个周期(1974年~1994年),消费滞胀期,年均增长率仅分别为钢0.19%、铜1.8%、铅0.2%和锌0.9%;第三个周期(1994年~2014年),消费增长又一次加速,年均增长率分别为钢3.9%、铜3.4%、铅3.5%和锌3.4%。

    从1995年到2012年,铁矿石、铝、煤炭、石油等资源性产品,都是中国因素在拉动。此间,中国在承接全球化产业转移中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5,强大的发展动能决定了其对矿产品的旺盛需求,所以中国拉动世界消费是必然的。

    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都经历了同样的过程。美国1935年开始的产业递进,从纺织到建筑,到黑色金属,再到有色金属,都经历了对矿产品需求的递增。日本也是这样,由产业演进转化为资源演进,在完成工业化后,铜、镍需求量持续增长,而钢铁需求却逐渐下降,原因在于钢铁用于城市化建筑的使命基本完成,而铜、镍之所以在继续增长,主要是用于将来高速发展的行业。

    “每类资源对应一个产业,这个产业高速发展的时候,就会对这种资源产生大量需求。”陈其慎表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全球矿产品市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在本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矿业届代表依然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矿产品消费市场充满期待。一位来自非洲的矿业届代表表示,“中国正在进行改革,正从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增长模式转换成消费驱动增长模式,虽然前面可能会遇到波折,但这艘超级油轮不会停止探索的行程。”

    矿产品难回价格高点

    来自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增长低于预期,传统矿产需求触及阶段性“天花板”,支撑大宗矿产品价格和矿业金融市场向好的基本面虚弱,矿业复苏动力衰竭。

    首先,受美国收紧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债务负担加重等因素影响,主要机构普遍都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其中,世界银行把今年初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从2.9%下调到2.4%,IMF把今年初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从3.4%下调到3.2%。

    其次,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单位GDP资源使用强度已经进入低值平台区间,煤炭、粗钢、铜等传统矿产消费与经济发展处于脱钩状态,需求总规模呈现相对稳定状态。中国是本轮矿业“黄金十年”的主要贡献者,传统矿产单位GDP资源使用强度已经或即将进入峰值平台区间,对资源需求拉动的贡献基本到位。

    此外,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例如巴西、印度、南非等,正面临艰巨的结构性调整和债务负担加重等因素影响,其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直接约束传统矿产消费规模扩张。从现在世界和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看,全球煤炭、粗钢、铜等传统矿产需求总规模分别触及38亿~39亿吨油当量、16亿~17亿吨、2200万~2300万吨的“天花板”水平。

    今年上半年,尽管全球大宗矿产品价格和矿业金融市场有所好转,但是支撑大宗矿产品价格持续回暖的基本面仍很虚弱。

    2016年上半年,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出现了近几年难见的普涨行情。黄金价格从2016年1月份最低的1062美元/盎司一度上涨至5月初接近1300美元/盎司,涨幅近23%;铁矿石价格从2016年1月份最低的39美元/吨,最高涨到了4月下旬的68美元/吨,涨幅超过70%,但仍处于历史相对较低水平;铜矿价格从2016年1月份最低的4300美元/吨的水平,最高上涨至3月下旬5000美元/吨左右的价格,涨幅约为16%。

    从矿产品市场的基本面来看,目前令人失望的宏观经济数据,并没有根本性改变需求不足的现实,供过于求的局面并未改变。

    分析称,今年上半年大宗原材料商品价格反弹的动力主要来自周期性补库存需求、美元指数高位回落带动资产再配置、前期商品价格暴跌而有内在反弹修复要求等方面的因素驱动。从长期看,经济结构调整将使得矿产品需求增速不可能像过去那么强劲,去产能和供给侧改革也将使得大宗矿产品价格继续承压。

    受经营业绩影响,今年一季度五大国际石油公司上游投资平均下降25.9%,力拓2016年削减投资至50亿美元。伴随投资缩水,主要矿业公司不断宣布减产计划,例如必和必拓宣布削减2016财年铁矿石产量1000万吨,使得本财年预期产量降为2.6亿吨;淡水河谷将2016年铁矿石产量预期削减约10%,至3.4亿~3.5亿吨。智利作为全球最大的矿山铜生产国,1月~5月铜产量约230万吨,同比减少5.3%。

    研究表明,大宗矿产品需求在经历多年高速增长后已经开始集体下滑。实际上,在上世纪70年代,大宗矿产品就已经经历过这样的周期性需求下降。1973年的石油危机打击了全球经济,当时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矿产品需求出现扎堆式集体下滑;特别是美国,危机后的10年,其一次能源、钢铁、铜、铝、铅、锌等大宗矿产消费均呈现停滞增长状态。

    当前,中国基础设施高速建设时代已经基本结束,经济“三驾马车”对资源需求的拉动作用正在减弱,并导致2015年中国大宗矿产消费出现史无前例的集体下滑。其中,2015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约28.7亿吨油当量,比2014年下降了3.4%;钢铁消费量于2013年到达顶峰,2014年和2015年合计下降幅度接近韩国2014年粗钢消费总量(5783万吨),降幅之大远超预期;2015年,精炼铜、精炼铅、精炼锌消费量分别约为1080万吨、380万吨、630万吨,比2014年分别下降4.3%、9.0%、1.2%。

    陈其慎表示,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60%,对大宗产品需求增长进入尾声,从2013年开始,中国矿产品需求从过去10年快速上升将转到未来平移,再转到下滑。当然,中国不同的产业发展形势,将决定相应的矿产资源需求形势,但价格不可能达到原来高位猛涨的程度。可以预测,未来中国矿业产值将往下走,届时矿业将开始进入夕阳产业。

    不过,从全球形势来看,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和东盟大宗矿产品的需求正在上升,但短期内很难抵消中国的趋势。因此,全球矿产品消费量不可能下降,只有价格下降,没有绝对量的下降。据分析,中国铜、铝消费量基本达到了顶点,而印度和东盟钢、铜、铝的需求在2020年以前不会大规模、大幅度上升,钢需求量也仅在1亿吨的水平,而中国钢消费量达到8亿吨,所以,印度和东盟对矿产品需求根本起不到拉动作用。

    陈其慎认为,矿产品消费总量没有往下跌的过程,只会往上走,只是不同矿产价格波动非常大,从近期全球的需求来看,矿产品供应量基本上持平,但是价格下来了,这就说明一个问题,矿产品价格主要受供需的形势转变影响,而不是由绝对量的多少来决定。

    “本轮全球经济危机可能还将持续3年~5年,中国经济转型不可能3年~5年完成,即使矿业复苏,矿产品价格也难以回到上一个周期高点。”陈其慎表示,因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经济体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像中国这样的发展力度和发展速度。

    需求减弱,矿产品市场回暖尚需时日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我国的地下水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受不同区复杂水文地质条件影响,环境变化的差异性明显,急需掌握地下水环境现状以及工业化过程对我国地下水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地下水质量与污染状况。

     

    首次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

     

    2005年1月28日,在全国地质调查工作会议上,国家决定重点启动黄淮海平原(30万平方千米)和珠江三角洲地区(4万平方千米),总面积约34万平方千米的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并评价地下水污染程度及变化趋势,编制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建立地下水污染预警系统,为有效实施地下水污染防治和地下水资源保护提供依据。

     

    国家此举旨在查明全国地下水污染状况,综合评价地下水污染程度及变化趋势,编制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与保护区划,建立地下水水质与污染预警系统,为国家地下水污染防治和地下水资源保护、完善饮用水水质标准、保障饮水安全和健康、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依据。而在当时,我国已完成了新一轮全国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但仍然面临地下水污染调查取样与测试技术相对落后的难题。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孙继朝“临危受命”,承担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示范项目。

     

    熟知孙继朝的人都了解,这位出生于1957年3月的水文地质环境科学家,主要研究领域在含水层水质综合调查工程方面,是我国地下水污染调查与评价的开拓者、杰出的水文地质学家。

     

    他1982年毕业于河北地质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调入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工作至今;先后负责筹建环境同位素实验室和全国大气降水同位素监测站网,任专题组长、水环境研究部主任;1995~2000年先后赴德国和日本进行合作与学术交流;目前正在负责项目“鄂尔多斯自流水盆地地下水富存规律研究”和“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是中国地质科学院水环所创新基地——“环境同位素应用研究和水环境研究”学科带头人,先后获全国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中国地质调查局首届杰出地质人才称号等多项荣誉。参加工作30多年来,孙继朝创新了我国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技术方法体系,引领我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不断进步。他心系水工环地质事业,带领团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绩,为国家提交了多项重要成果。

     

    从无章可循到有据可依

     

    2005年开启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是我国首次开展区域性地下水污染调查的示范性项目。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与之前开展的地下水资源调查在取样、质控等技术方法体系上是不尽相同,没有章法可依。

     

    孙继朝带领团队在引进消化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通过实践总结与创新,取得了一批丰富的成果,尤其在地下水污染调查与评价方法、取样技术及图件编制等方面。

     

    在充分利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孙继朝团队总结了国内外研究现状,采用多种调查方法与技术手段,获取了一批高质量的原创性数据,为本次调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结合工作区实际,孙继朝团队探索性地建立了一套我国地下水污染野外调查、取样、送样及质量控制技术方法体系,对有序推进我国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做出突出贡献。

     

    孙继朝团队还针对国内有机分析实验室技术能力进行了全面调研,先后引入香港某公司实验室微量有机分析测试技术及采样质量控制技术,促进了国土资源部门实验室建设,还自主研发了定深取样设备并获得了国家专利。

     

    针对评价存在的问题,孙继朝团队制定了地下水水质与污染评价的层级阶梯评价方法,使地下水无机化学指标评价和有机化学指标评价分层评价,将地下水质量评价和地下水污染评价有机结合,继承发展了地下水质量与污染评价方法和综合研究理论为我国其他相类似地区开展地下水污染调查提供了经验和示范。

     

    孙继朝团队还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污染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重点对区域水化学系统背景,地下水污染源及污染因子和高铵地下水的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深入解读污染发生发展过程;查明了地下水污染现状、地下水污染程度及变化趋势;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防污性能进行了评价,为解决成果应用形式问题,以动态观点编制了我国第一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图集,对区域研究具有重要示范作用,为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同时,该团队还建立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地污染调查评价空间数据库与信息系统,为该地区地下水污染防治和地下水资源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应用平台。

     

    孙继朝还作为主要成员,先后组织编写DZ/T0288-2015《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规范》和DZ/T0290-2015《地下水水质标准》,为我国首轮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提供了技术依据。

     

    构建现代地下水污染调查技术体系

     

    在此次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污染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的过程中,孙继朝还在实践基础上开拓创新,带领团队构建了我国地下水污染调查建立全流程现代化取样分析技术体系,其成果获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2014年度地质科技十大进展。

     

    整个技术体系的创新包括五个部分:一是成功研制系列取样器并解决痕量组分采集技术难题,发展高效实用的现场调查技术及离线萃取技术,快速准确地查明了重点地区地下水污染状况;二是通过高分辨率遥感解译调查土地利用类型与污染源分布;三是在引进技术基础上,构建了有机分析实验平台;四是组织开发集成了水土污染应急调查系统,现场高效探测水、土、气污染指标50多项,识别污染源、污染途径与污染源;五是应用物探和遥感技术调查水环境污染,探索高效率解译地下水污染晕,解析不同年代地表水土污染状况的综合方法。

     

    该项成果获国家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1项技术被《南南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适用技术手册》收录,在2011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布,显著提高了我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技术水平。

     

    成果应用服务社会民生

     

    在实施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项目过程中,孙继朝将创新的技术方法通过培训传授给项目负责人及技术骨干。

     

    自2005年起,历时十年,孙继朝负责实施的我国主要平原盆地440万平方千米的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终于完成了,我国首轮的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工作也随此结束。

     

    通过对资料的分析,孙继朝编写了《关于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初步结果的报告》和《中国地下水质量与污染调查报告》,为多个省份的环保、水利和国土资源部门的规划以及项目实施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在进行综合研究基础上,他还系统分析了我国地下水水质污染分布和演化趋势,编制提交了《中国地下水质量与污染调查报告》,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执法检查提供基础数据。我国首轮的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工作结果表明:我国主要平原及丘陵区地下水质量总体尚好,存在“六高”特征,即高铁锰、高硬度、高硫酸盐、高氟、高砷和高溶解性总固体;地下水已呈现“五化”及“三大类污染”,即盐化、硬化、硝化、酸化和多样化,以及氮污染、重金属污染和微量有机污染。该项工作通过开发集成的水土污染应急调查系统,两次为中央办公厅污染督察提供技术支撑,获得表扬;通过调查所取得的数据及成果,为制定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提供了基础数据;同时还有力支撑了我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实施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执法检查等工作。

     

    带出一支富有开创精神的团队

     

    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团队的支撑。在十余年的地下水污染调查中,孙继潮逐步培养了一支创新能力强、业务娴熟、作风硬朗的青年队伍。孙继朝团队多次获“河北省省直文明处室”称号,由于业绩突出,2010年还被评为“全国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先进集体”。

     

    孙继朝还将国外微量有机分析技术引入了地质行业,目前已建立了21个有机分析实验室,培养专业测试人员近百人;建立了质量监管体系,初步建立了地下水有机分析测试及质量控制技术体系。

     

    能打硬仗的团队,锤炼也并非朝夕之功。野外是最磨练意志的环境,最直接演练的战场。孙继朝总是身先士卒,常年带领团队奋战在野外一线。在实施我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过程中,带出了一支攻坚克难的精锐队伍。

     

    地下水污染调查取样异常艰难,源头隐匿扑朔,耗时耗力。为了识别污染源,研究人员需要经常探寻污水沟、垃圾场、危险废物处置地等场所;为查明补给区状况,研究人员需要爬山涉水,追根求源;为了调查污染源,研究人员需要常常接触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为了完成紧急任务,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当所有人“谈疆色变”时,孙继朝带领团队挺进了南疆。他的队员中,有人家中有年迈住院的老人需要照顾,有人扔下刚断奶的孩子,但他的团队面对工作的态度都是“哪里需要往哪里去”,从来没有人提过个人的困难和要求。莎车暴恐事件发生时,这支调查队伍前夜刚刚离开莎车;喀什地区地震刚过,他们抵达喀什调查……没有人因恐慌而停止工作。他们中的部分技术骨干因为过度劳累和长期接触毒害化学物质,身体已不同程度受到影响,但他们从未抱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

     

    如今,主要含水层水质综合调查工程已确立为中国地调局50个工程之一,目标任务及今后十年的努力方向已基本明确。孙继朝作为该工程的首席专家,承担了团队方向引领的作用。

     

    新的航向已定。我们将寄望于我国主要含水层水质与污染调查工作及成果尽快取得新进展,为国家发展所需的资源保障和环境健康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的开拓者

     

     

     

     

    “部分地区耕地重金属超标态势仍然比较严峻。在调查区13.86亿亩的耕地中,重金属超标的点位比例占到了8.2%,主要分布在南方。” 6月25日全国土地日当天,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2015年)》,再次为中国的土壤污染问题敲响警钟。

     

    土壤危机,是土地危机,也是农业危机,“向土壤污染宣战”直接关系到人民身体健康和国家经济安全,这也大大催生了各类污染治理和修复技术,催生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繁荣。

     

    土地日宣传周期间,记者来到位于北京西北郊区的国土资源部生态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生态地球化学研究室,与多位常年从事土壤污染调查、评价、修复的地质科技人员,面对面地谈起了人们高度关注的土壤污染修复问题。

     

      本报记者:周飞飞

     

    特邀专家:刘晓端 杨永亮 谭科艳 黄园英 刘斯文

     

      土地日专家访谈

    观点1

    具有“廉价、高效、管理简单、无二次污染”等特点的地球化学工程技术,是当前重要且极具应用前景的土壤修复手段。

    记者: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集约化的快速发展,大量污染物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土壤环境,导致土壤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那么,按照污染物的来源,我国土壤污染有哪些类别?您觉得最重要的污染源是什么?

    刘晓端:从污染物种类来看,类型大致可分为有机污染、无机污染及两者均存在的复合污染,其中有机污染物主要有多环芳烃(PAHs)、六六六和滴滴涕等有机氯农药、灭蚁灵等杀虫剂、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石油类物质等,而无机污染物主要是砷、铅、镉、铬、锌、镍、汞、铜等各类元素。

    刚刚发布的《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2015年)》显示,我国耕地重金属超标与地质作用过程密切相关,而人类活动则是造成或加剧重金属超标的重要原因。采矿、冶金、电镀等工矿企业“三废”排放,以及农业生产中污水灌溉、化肥的不合理使用、畜禽养殖等人类活动造成或加剧了局部地区耕地重金属污染。

    近几年,我们实验室一直在应用地球化学工程技术,针对金属矿山进行水土污染方面的研究。

    记者:地球化学工程技术与其他修复技术相比,有着怎样的特色?

    刘晓端:我国的土壤污染类型多样,呈现出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既有重金属、农药、抗生素和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又有放射性、病原菌等污染类型。土壤污染途径多,原因复杂,控制难度大。污染类型多样化和污染原因复杂化导致土壤污染修复工作难度增大。

    采取何种有效可行的污染治理措施,是我国目前土壤污染修复治理的关键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污染土壤修复是指利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方法转移、吸收、降解和转化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浓度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或将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的物质。大致可分为物理、化学和生物3种方法。

    土壤重金属污染传统的治理通常采用物理、化学的方法,如客土换土法、淋滤法、吸附固定法、热处理法、络合浸提法、氧化还原法、电化学法等。虽然这些方法治理效果较好,历时较短,但往往投资大,难以管理,易造成二次污染。

    与传统方法相比,生物修复技术具有成本低、来源广、无二次污染的特点,尤其适用于低浓度重金属的去除。目前,生物修复技术的主体主要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其中应用较为广泛、治理效果显著的是植物修复和微生物修复。

    地球化学工程技术,是应用地球化学的原理,通过人工制造的某些地球化学作用或利用地球化学原理制造的产品,实现环境污染治理与管理的途径、方法和技术。地球化学工程技术中常会应用非金属材料作为污染土壤修复的材料,其主要环境技术包括稀释/浓缩、分解/中和、隔离作用和固化作用。这种方法尽可能地不干扰自然界, 依靠元素自然循环来去除有关的化学元素。

    记者:近年来,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生态地球化学研究室针对不同生态系统和不同污染物的环境污染控制和修复技术开展了多项研究,应用的都是地球化学工程技术手段吗?效果怎样?

    黄园英:我们利用地球化学工程技术原理,筛选出了同时对多种重金属具有很好去除效果的矿物材料,建立了对复合重金属污染水体具有特征吸附和固定作用的处理系统,从而阻断了重金属污染元素向生态链的运移。

    与传统物理、化学和生物技术相区别,基于地球化学原理和技术,提出的低成本建造、低成本运行、快速、高效、简单的重金属污染环境的地球化学工程技术,迎合了时代发展对环保技术“廉价、高效、管理简单、无二次污染”的需求。我们已建立的示范工程运行监测数据进一步表明,以黏土矿物作为反应材料对酸性矿山废水中的重金属离子去除是非常有效的,水处理成本约为0.55元/吨,非常适合今后在工程上大规模推广应用。

    刘晓端:我们的目标是,逐步建立基于地球化学工程技术的水、土环境污染控制和修复技术体系和示范基地,强化已有技术方法的推广应用,推动技术方法的产业化进程。

    观点2

    不一定要把土壤中的污染物提取出来,可以通过对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进行吸附、固定、隔离,设置地球化学障,阻断污染元素向生态链的运移。

    记者:国土资源部生态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有关土壤污染修复的项目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且多起来的?

    刘晓端:重点实验室的前身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生态地球化学研究室,成立于1993年。20多年来,承担了一系列国家、部门重大环境地球化学研究项目,如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的“区域地球化学与农业和健康”、获国土资源科技进步二等奖的“人体硒缺乏与过剩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预测”、获国土资源科技进步一等奖的973项目“首都北京及周边地区大气、水、土环境污染机理与调控原理”,以及“地质体对水资源保障的双重作用及其应用”、“典型地区土壤污染演化及安全预警系统研究”、“东北重工业城市地球化学环境生态安全监测与修复治理的技术研究”等。

    中国开展土壤污染修复项目始于1995年,当时采用的是生物修复的方法。我们大约是在本世纪初开始进入污染土壤和水体的环境控制与地球化学修复技术研究领域的。由于国家越来越重视,这几年我们这方面的项目越来越多,如,“我国典型矿山环境污染评价与修复技术研究”、“金属矿山环境污染机理和防治研究”、“纳米铁用于饮用水中砷的有效去除技术研究”、“农田土壤中典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降解与修复”等。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我们在环境重金属污染修复领域获得了许多重要进展和成果。

    记者:请简单讲一下地球化学工程技术修复受污染土壤的思路。

    刘晓端:近10年来,实验室依托《金属矿山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地球化学工程控制修复技术开发与示范》、《生态地球化学环境与修复技术研究》,以及多个有关矿山重金属污染控制与修复技术的示范项目。

    我们的整体思路是:依据地球化学原理,充分利用地质体或自然介质的作用,通过对修复材料、修复工艺和控制技术中的关键问题的研究,建立具有对重金属元素有特征吸附、固定、隔离作用的地球化学障,阻断污染元素向生态链的运移,从而保障农作物的健康。这也说明,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不一定非要把重金属元素等“毒素”运移出来,只要把它们固化在土壤内,阻止它们进入食物链,就能保障人们的餐桌安全。

    记者:能否具体讲讲有关土壤修复示范区的情况?

    刘晓端:在安徽某铜矿的尾矿坝附近,我们建立了一个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示范区,选用一种或几种黏土矿物,结合一定的环境条件控制技术,对重金属元素进行吸附,使重金属超标土壤上种植的超标蔬菜中的重金属含量达到《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如今,该研究成果已经成功用于江西某铅锌矿冶炼厂重金属污染山体的修复,使寸草不生的酸化和多金属污染土壤得以恢复种植功能,山体复绿。

    杨永亮:我们在沈阳进行东北重工业城市地球化学环境生态安全监测与修复治理技术研究时,针对污染地区建立了水—土—植物生态保护与治理技术应用示范点。

    开展了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方法的研究和饮用地下水中重金属离子的去除技术的研究,最终形成了磷酸盐岩化学固定法对铅、锌、镉的土壤污染治理技术,以及纳米铁材料修复浅层地下水和对深层饮用地下水中的重金属元素的取出技术,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修复后土壤上长出的多种蔬菜,原土中所含的多种重金属元素均未超标,可以放心食用。这一成果受到当地农民的肯定和欢迎。

    刘斯文:在赣南地区,我们建立了离子型稀土矿山的环境修复示范区,将地球化学工程技术用于离子型稀土矿山环境污染的控制与修复,即通过在注液坑中设置地球化学障,改善坑内土壤环境,阻止污染物的迁移,保证植物的生长条件,为矿山复绿提供了基本保证。

    稀土矿山污染土壤的修复分为四步:一是通过添加自然黏土矿物,调整土壤地球化学属性,同时,筛选修复植被;二是调整修复场地的土壤地球化学属性,将调整后的好土壤装入生态袋中,利用柔性结构技术将生态袋固定在修复场地上,形成护坡,并在生态袋上进行植被喷播;三是利用地球化学障技术阻断污染,改善土壤环境,并尝试种植林木;四是长期监测修复效果。

    地质工作者在稀土矿区污染土壤的修复实践证明:土壤修复有效地改善了局部土壤地球化学环境,防止了水土流失,降低了潜在生态风险的强度。

    观点3

    自然环境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解决土壤污染问题不能就土论土。

    黄园英:在江西某铜矿附近,我们建设了酸性矿山废水重金属污染治理示范工程,以对大坞河流域土壤影响最大的重金属污染源——酸性矿山废水为研究对象,利用地球化学工程技术,分别对酸性矿山废水和土壤中重金属污染治理进行了研究,筛选出水体和土壤中重金属修复材料,形成了一整套重金属污染控制与防治技术方案。

    示范工程运行5个月的监测结果表明,以价格低廉的黏土矿物材料——凹凸棒土作为反应介质,能够对水土中重金属具有很好的治理效果,重金属锰的平均去除率为93%。经示范工程处理后的河水能够达到我国综合污水一级排放标准,水体环境和重金属含量都符合《国家农田灌溉水标准》。当地农民可以放心地用处理后的河水浇地,彻底改变了大坞河水“祸害”农田的现状。而且,原来大坞河鱼虾绝迹,经处理水质得到明显改善后,不仅鱼能生存,且可大量繁殖。

    谭科艳:针对示范区内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壤,我们通过改善土壤pH值,施用土壤改良剂,添加特定的修复材料,对土壤中重金属进行固定。经修复后的土壤种植的蔬菜,测得处理后土壤中可食用部分蔬菜中重金属含量能够满足《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的标准。

    在某铅锌矿冶炼厂旧址,我们对受镉、铅和砷等重金属污染的土壤进行了修复,修复后种植的马尾松和红叶石楠生长茂盛,而未经修复土壤种植的马尾松成活率非常低,且难以生长,充分表明了,地球化学工程技术可以大大减少土壤中重金属对植物的危害,能够抑制土壤中重金属的迁移能力,达到保护植物和保障人民健康的作用。

    记者:我注意到大家在介绍土壤污染修复的时候谈到不少水体污染修复方面的研究,两者是什么关系?

    刘晓端:土壤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土壤污染和水体污染、大气污染等问题是一个多系统的问题:地下水和地表水都会跟土壤产生接触,而空气中含有的各种污染物也会通过诸如降雨等形式渗入地表,最终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的一部分。因此,土壤修复工作针对的对象不仅是土壤,而且要同时考虑到大气和水体污染的问题。

    解决土壤污染的问题不能“就土论土”,我们的研究是“水土不分家”。

    杨永亮:《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2015年)》告诉人们,在人类活动强烈地区,工农业活动是造成土壤重金属快速累积和污染超标的原因,尤其是现今情况下,大气中有毒元素的沉降是极其重要的污染途径。

    为了研究污染物传输的季节性变化,我们选取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阿坝州卧龙高海拔地区及若尔盖高原湿地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不同季节大气、降水、地表水、土壤、植被、牦牛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变化特征,并通过后向气流轨迹分析以及应用铅同位素示踪原理,对近地表大气气溶胶污染来源进行了探讨。

    观点4

    地球化学技术方法不是万能的,应突破专业所局限,因地制宜研究复合型技术。

    记者:看来,土壤污染治理需要具备大环境观。

    刘晓端:不仅自然环境是一个整体,科学也应该没有界限,不要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中。就土壤修复技术来看,地球化学技术方法不是万能的,应该积极融合诸多相关学科的思路和方法,研究复合型技术。当然,根据我们的学科特点和优势,我们的研究方向是以地球化学技术方法为主,综合生物修复等其他各类手段。

    记者:已经有所突破了吗?

    谭科艳:有了一定的突破。

    我们选择工业污染严重的湖南株洲某地作为研究区,开展了水土重金属污染的地球化学—生物联合技术研究。研究使用不同黏土矿物和微生物修复材料同时修复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效果,探讨其产生作用的机理,为不同类型污染土壤的修复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同时开展了地球化学—微生物法处理工业废水中锰和镉的修复技术研究,综合地球化学工程技术和生物的优势,达到修复的最佳效果和最低能耗的综合治理目的。

    记者:效果怎么样?

    谭科艳:能够高效去除工业废水中的高浓度镉和锰,达到相应排放同时利用该项技术,能够使种植蔬菜中的铅、汞、砷达标。

    在这项研究中,已经完成了大批量的中试试验,采用一级硫酸盐还原生物滤池降低进水镉浓度,使其达到国家《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中对镉的排放要求;通过二级生物滤池处理,使水中镉浓度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二至三类水对镉的要求,锰的浓度达到了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目标准的限值要求。

    在深度去除废水中镉、锰的实验中,我们采用锰氧化一级生物滤池对镉锰严重超标的水进行修复,使其可以满足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对水中金属镉含量和锰含量的要求。

    实验研究了锰氧化细菌深度处理微污染水体中镉的机理,为锰氧化细菌深度去除微污染水体中其他重金属元素提供理论基础。有关专家评价,这项技术解决了环境污染锰和镉修复的难点,是地球化学—生物联合修复重金属污染技术上的一项重大突破。

    在土壤修复试验中,我们也采用了地球化学工程—生物技术——通过添加矿物和微生物,阻隔土壤中的铅、汞、砷进入生物链,使修复土壤上生长蔬菜中的三种重金属含量全部达到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修复效果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该技术对镉有显著的修复效果,对镉的修复率达到了38.71%,可有效降低重金属高污染区人体暴露的风险,为从根本上解决“镉米”等有毒农产品泛滥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技术支持的可能。

    土壤教室

    中国主要土地污染类型

    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土地污染问题,主要包括四大类:

    重金属污染场地。主要来自钢铁冶炼企业、尾矿,以及化工行业固体废弃物的堆存场,代表性的污染物包括砷、铅、镉、铬等。 

    持续性有机污染物污染场地。中国曾经生产和广泛使用过的杀虫剂类持续性有机污染物主要有滴滴涕、六氯苯、氯丹及灭蚁灵等,有些农药尽管已经禁用多年,但土壤中仍有残留。中国目前农药类持续性有机污染物场地较多。此外,还有其他持续性有机污染物污染场地,如含多氯联苯的电力设备的封存和拆解场地等。

    以有机污染为主的石油、化工、焦化等污染场地。污染物以有机溶剂类,如苯系物、卤代烃为代表。也常复合有其他污染物,如重金属等。

    电子废弃物污染场地等。粗放式的电子废弃物处置会对人群健康构成威胁。这类场地污染物以重金属和持续性有机污染物(主要是溴代阻燃剂和二噁英类剧毒物质)为主要污染特征。

    目前较为成熟的修复技术

    当前,修复技术中比较成熟或应用较多的技术有固化/稳定化技术、化学氧化/还原技术、异位热脱附技术、异位土壤洗脱技术、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土壤植物修复技术、土壤阻隔填埋技术、生物堆技术等。

    植物修复和微生物修复

    植物修复是一种利用自然生长植物或遗传培育植物修复金属污染土壤的技术的总称,是解决环境中重金属污染问题的一个很有前景的方法,并已在全球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应用。

    根据其作用过程和机理,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技术可分为3种类型:植物稳定、植物挥发、植物提取。

      土壤微生物包括与植物根部相关的自由微生物、共生根际细菌、菌根真菌,它们是根际生态区的完整组成部分。

    微生物在修复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其抗重金属机制包括生物吸附、胞外沉淀、生物转化、生物累积和外排作用。通过这些作用,微生物可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毒性,改变根际微环境,吸附积累重金属,从而提高植物对重金属的吸收、挥发或固定效率。

    不过,目前大部分微生物修复技术还局限在科研和实验室水平,实例研究还不多,无法大面积推广,对于微生物修复技术还需作更深入探索。(刘斯文)

    土壤修复的地球化学“魔法”
      在第二届全国青年地质大会暨中国地质学会首届“金罗盘奖”颁奖仪式上,贵州省地调院高级工程师谯文浪喜获此殊荣。5月4日,他登上该院第一期“道德讲堂”,作了题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演讲,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如何有那样的能力和技巧,凭着什么样的热情和执着脱颖而出?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谯文浪。

      谯文浪中等身材,圆圆的脸盘,宽宽的浓眉下边,闪动着一对精明、深沉的眼睛。高挺的鼻子显得更有精神,特别在他说话的时候,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很引人注目——整个看来,他是个健壮、英俊的地质男儿。他那脑袋中装满了丰富的地质知识真让人羡慕。当谈起担任项目负责人时,他兴致盎然、如数家珍,说到承担的地质项目工作,他是那样的得心应手、准确详尽。但对于长年艰苦的野外工作,他却不善于表达。然而,我们感觉到他内心对地质事业的热爱,对贵州地调这个大家庭的挚爱……

      谯文浪,生于1980年12月,2003年6月毕业于石家庄经济学院资源勘查工程专业。自参加工作10余年来,他致力于找矿突破,始终践行局党委提出的“实现找矿突破、加快矿业开发、拓展服务领域、构建和谐地矿”的科学发展目标,他参与和主持完成区域地质矿产调查项目14幅,其中1∶5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项目12幅、1∶25万区域地质调查项目2幅;主持完成中国地调局综合调查研究项目2项;主持完成科研项目2项,其中贵州省社会发展科技攻关项目1项。发表地质科技论文21篇,参与编写专著3部;获省部级优秀地质调查成果5项、野外验收优秀9项、优秀项目设计2项;获省地矿局资料展评综合类二等奖1项、科技成果三等奖5项。10余年来,他扎根贵州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野外一线从事基础地质、矿产地质、环境地质等调查研究工作,埋头苦干,无私奉献,为全院青年地质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投身地质 书写青春

      2003年6月,还未满23岁的谯文浪从石家庄经济学院资源勘查工程专业毕业,分配到贵州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工作,开始了他的地质生涯。2006年3月调入地调院工作,10余年来,他一直在野外从事地质勘查工作,辗转贵州、新疆、西藏,翻越贵州崇山峻岭,踏遍新疆戈壁滩,用身体丈量雪域高原。在野外工作中,他用踏实的脚步和艰辛的汗水诠释地质“三光荣”精神。他不怕苦,不怕累,甚至把生死置之度外,困难面前始终走在前头,冲在前面,哪条路线最艰苦、最困难,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青年人唯有努力学习,用知识武装自我,才能逐渐成长;唯有刻苦磨砺,自觉投身于实践,才能更快成才;唯有积极进取,迎难而上,才能取得成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简陋而艰苦的野外生活条件下,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也没有被困难打倒过。他始终从一名普通地质工作者出发,一边在工作中虚心向老师傅、老专家学习,一边通过书本自学,他立足岗位、勤学苦干,对每个技术环节和要求都反复琢磨,一步步把从学校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于野外实际工作中,用顽强拼搏的实际行动突破一个又一个极限,用青春、汗水和梦想,唤醒着埋藏亿万年的丰富矿藏,从一个青涩的大学生成长为地质勘查多面手。作为一名年轻的地质工作者,他在地质找矿的路上留下了坚实的足迹,用朴实与平凡书写着闪光的地质青春。

      立足本职 创先争优

      谯文浪说: “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认为创先争优就是自己在一个岗位上首先要敬业,尽职尽责,踏踏实实地把自己岗位上的工作做好,才能带动周围的同事一同进步,为单位的发展做贡献”。

      在实际工作中,他始终坚持立足岗位,固守平凡,从一点一滴做起,把自己的满腔热情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具体行动。他参与编写的《1∶25万毕节幅、遵义幅区域地质调查成果报告》获良好级的成果,并通过对该区的石漠化的成因的深入分析,与他人合著了《岩溶石漠化遥感监测与防护规划》;在荒凉的沙漠化地带,在恶劣的气候和险峻的环境条件下,他与全体队员一道以坚强的毅力,顽强拼搏的团队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超质提前完成了野外调查任务,参与编写的《新疆伊吾县伊吾煤矿一带1∶5万区域地质调查成果报告》、《新疆伊吾县伊吾煤矿一带1∶5万矿产调查成果报告》均获得良好以上成绩;2007年,在主持贵州1∶5万甲戎、抵季两幅数字化地质填图工作中,他深知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但怀着对地质事业的一片忠心,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通过两年的艰苦努力,按时完成了任务,野外验收和最终成果均获得了两幅优秀的好成绩,赢得了院领导、老专家和地调局成都中心的一致好评,为地调院赢得了荣誉,为广大青年职工树立了良好的榜样。2003年以来,他先后荣获院级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7次,荣获院级优秀共产党员称号3次、院级优秀党务工作者2次、局级优秀党务工作者1次、局级优秀共产党员1次,荣获局级青年岗位能手1次,院级安全生产先进个人2次。2012年荣获中国地调局“全国优秀地调项目负责人”。

      团结奋进 务实敬业

      长期以来,“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三光荣”精神是他的座右铭。在工作中,他始终保持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凭借着对地质工作的挚爱和勤奋好学的精神,逐渐成长为一名技术精湛、作风正派的年轻技术骨干。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他团结和带领项目全体队员更新观念,艰苦努力、奋力拼搏,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在项目队里,在全院青年职工面前,他常说:“要想干出一番事业,总要付出个人的心血和汗水”。谯文浪同志凭着对地质事业的执著追求和敬业精神,以他的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展示了新世纪地矿青年的勃勃生机和崭新风貌。刻苦钻研、乐观向上的他也成为青年职工学习的楷模。他所带领的团队荣获2010~2011年度省地矿局青年文明号”称号;2010~2013年度局、院“先进基层党支部”称号;2010~2011年度院“安全生产先进单位”;2011年度贵州省“模范职工小家”、2013年度“全国模范职工小家”称号;2011年度院“宣传报道先进单位”;2012年度被省总工会授予《全省工会职工素质建设工程“先进学习型班组(科室)”》荣誉称号。

      精琢地学 服务社会

      十余年如一日,谯文浪无怨无悔献身地质事业,忘我工作,吃苦耐劳,一年中多数时间是在野外度过。野外工作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但他坚持刻苦钻研,勤奋工作,用汗水换来了地质找矿及科研的累累硕果。其先后参与和主持完成的《1∶25万毕节、遵义幅区域地质调查项目》、《新疆伊吾县伊吾煤矿一带1∶5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4幅__连测)》、《1∶5万甲戎、抵季幅区域地质调查项目》、《1∶25万贵阳、独山幅区调项目》、《1∶5万梵净山、德旺、江口县、凯德幅区域地质调查项目》、《贵州凯里—三都地区寒武纪沉积格架及早寒武世镍钼钒矿研究》等调查研究项目,均获得优良级。

      特别是他主持的1∶5万甲戎、抵季幅区域地质调查项目,获得了野外验收和最终成果报告的四个优秀,得到了中国地调局专家组的一致好评。认为“该项目经过系统的区域地质调查研究,以现代地质学的新理论为指导,建立和完善了测区的地层序列,总结了测区生物和沉积盆地性质的演化规律,重塑了测区地质构造的演化史,特别是弄清了区内石炭纪晚期台地边缘的位置,为黔南地区石炭纪晚期盆地演化及性质的研究提供了详细而真实的资料,发现了多个矿(化)点,为该区矿产资源调查和评价及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提供了新的远景区”。

      2011年,他主持的1∶25万贵阳、独山幅区调(修测)项目圆满完成野外验收,评定为优秀级。该成果对测区沉积相作了系统化调查研究,为我省地史沉积格架的建立以及岩相古地理的完善提供了新的资料;新发现铝土矿化点5个,重晶石矿点10个,钒矿点7个,铁矿点3个,金矿化点6个以及对测区油气、页岩气等成矿背景及条件均作了深入的研究。对测区特别是“两高走廊带”的地质遗迹、地貌景观及地质环境作了详细调查研究。重点针对筛选的124个点作深入调查,其中地质遗迹及景观类共53个,环境地质点71个。综合分析了各类环境地质点与地质背景的关系,并就其分布规律进行了研究。为区内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及城市化的进程,特别是“两高”的安全建设、安全运行及周边地质环境的保护等环境地质问题,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支撑。

      主持的1∶5万梵净山等四幅区调项目在2011年的中期检查中得到了中国地调局充分肯定,评定为优秀级,并作为西南片区示范性项目。特别是在梵净山项目地质遗迹调查及开发中,结合测区及邻区地质遗迹和旅游资源概况,提出了“大梵净山”的概念,得到了铜仁市及梵净山旅游部门的充分认可,并力争在此基础上申请“梵净山世界地质公园”,加大旅游资源的综合开发,为带动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在艰苦的岗位上追求卓越,在平凡的地质工作中实现人生价值,谯文浪就是这样用质朴乐观的性格,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贵州地矿精神”的时代内涵,用自己的才智和热血谱写了青春无悔的赞歌。





    时代先锋 青年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