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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有效遏制西南岩溶石漠化发生,我国实施了一系列退耕还林还草、人工造林等工程,极大地促进了石漠化治理,但目前仍存在植被恢复缓慢问题。石漠化恢复取决于土壤生物和植被重建,而这些过程易受到土壤养分的限制。土壤微生物调控着陆地生态系统中养分元素的循环。当土壤养分亏缺时,微生物会分泌相关酶以加快有机物的分解,释放所需养分。因此,通过研究涉及土壤养分转化的酶活性可以评估微生物生长的养分限制,一定程度解释石漠化区植被恢复缓慢的原因。然而,目前关于石漠化区造林后土壤酶活性的变化规律及其微生物生长的养分限制程度与驱动机制尚不清楚。

    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科研人员调查了云南岩溶断陷盆地石漠化区不同造林年限后土壤中涉及碳氮磷元素转化的酶活性变化规律。研究发现,岩溶石漠化区造林初期土壤胞外酶活性低且微生物生长严重受氮限制。随着造林年限的增加,土壤酶活性提高且微生物氮限制程度下降。科研人员进一步测定土壤理化性质和氮转化过程速率发现,造林后土壤结构改善和有机质含量增加,促进了土壤氮获取酶的分泌从而加快有机氮矿化,产生更多的无机氮,有效减缓微生物生长的氮限制。该研究结果从土壤胞外酶活性及其计量比角度揭示了石漠化区土壤微生物生长的关键养分限制因子及其驱动机制,为政府制定石漠化生态修复策略、提升生态服务功能等相关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相关研究成果以Stimulation of organic N mineralization by N‒acquiring enzyme activity alleviates soil microbial N limitation following afforestation in subtropical karst areas为题,发表在国际权威土壤学期刊Plant and Soil。

    石漠化区造林后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养分限制的变化规律

    西南岩溶石漠化区造林过程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养分限...

    钱塘江,浙江省的母亲河;钱塘江源头区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长三角地区重要战略水源地和华东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2018年,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被列入国家第三批试点,并启动实施。随后,建德市、淳安县、常山县、开化县四县(市)分别着眼于生态保护与历史文化融合、内陆湖泊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2021年,钱塘江源头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因特色鲜明、成效显著,入选自然资源部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发布的基于自然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典型十大案例。

    在开展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四县(市)中,有两个县隶属于衢州。作为钱塘江源头城市,衢州是浙江大花园的核心景区,扎实做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成为其保护浙江生态屏障的第一道关。

    废弃矿山变身“常山小瑞士”

    眼底是生机绿意,星罗棋布的稻田错落有致;眼前是矿山绝壁,雪山般斑斓的灰黑色岩壁高耸巍峨;抬头远眺是三衢石林,山石壮阔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当记者走进辉埠矿山公园时,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撼。你很难想象,许多年前这里曾是机器隆隆的矿区开采现场,灰尘弥漫。

    辉埠石灰石矿区整治后一角

    辉埠矿山公园位于衢州市常山县辉埠镇,这里拥有丰富的石灰石资源,开采历史悠久。2006年,当地被命名为“中国常山钙业生产基地”,石灰石资源开发利用也成为常山县最大的支柱产业之一,高峰时的2013年其年产值达到10亿元,占全县总产值的10%。然而,粗放式开发利用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也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过去的辉埠镇,天是灰色的,镇域内尘土飞扬,当地老百姓常常是晴天出门一身灰,雨天出门一身泥。”采访现场,常山县委常委、辉埠镇党委书记杨力军回忆起多年前的场景感慨万千,“因为灰尘大,当地村民种植的水稻上落满水泥浆和灰尘。丰收时节,当各地稻谷飘香,抓紧抢收时,当地的农户却因为晴天灰尘太大无法抢收,只能等到下雨天才能收割。”不仅如此,“粗放式开采还导致山体满目疮痍,坡面长时间风化剥落,岩体原生结构面长期裸露,存在大量地质安全隐患。此外,大量矿渣等松散物质导致水土流失,山体孔隙汇水及石灰岩溶解造成重度碱性水污染,严重威胁着当地水系生态环境及居民日常用水安全。”常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胡龚雅补充道。

    开展区域综合整治迫在眉睫。2013年,常山县“蓝天三衢”生态治理工程正式启动。一场以地质安全和生态绿色为出发点,以“山水林田”要素协同修复为技术着力点,以建管发力、长效机制为管理落脚点的“生态修复战”正式打响。

    工程分一期、二期两个阶段实施。第一步率先对当地的钙产业链条进行系列整治,全面关停拆除16家轻钙企业、165孔石灰立窑和201条石灰钙落后生产线,彻底切断污染源头。随后,工程对矿山边坡开展生态修复。针对矿区遗留问题复杂多样的实际,设计施工团队实施“一区一策”,有效清理宕底台地的矿渣与落石,消除矿山边坡地质灾害隐患。针对石灰石尾矿废水造成的区域性水体和土壤破坏,常山县着手实施水体环境生态修复系统,建设东乡湖生态消纳系统,引取周边大坞水库和灵湖溪的水源进入消纳池中,强化碱性水生态消纳效果,真正实现污水长效化、智能化处理排放。同时,紧密结合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林草植物保护措施和空气污染防治措施形成水土保持综合防护体系。

    不仅如此,工程还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和绿色发展理念,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整合资源进行全域规划设计和整治,将废弃矿山宕底、废渣场地复垦为耕地,将相邻未利用坡地进行连片开发改造为耕地;对旱地进行防渗层回填、改造,有效增加耕地面积,提升耕地质量。

    至此,工程多措并举,通过“山水林田”协同修复,将“地质+生态”领域的关键治理技术运用到“自然恢复+工程治理+长效管理”之中,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

    但是,常山县的石灰石储量和品位位居浙江省首位,去产能后该如何实现当地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科学利用石灰石资源,实现生态和经济效益兼得。”常山县给出了答案。

    为此,该县在整治的同时,成立了常山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泰安矿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专门负责石灰石矿产资源的科学利用和市场化运作,以及对外招商引资等工作。同时,辉埠镇凭借常山“两山合作社”这把“金钥匙”,对辉埠后社片区矿山开采、钙产品加工遗留的污染用地及周边土地进行集中收储,开展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为当地企业转型升级、引进投产企业进驻提供了优质的融资平台,从而实现生态资源向资产、资本的高水平转化,成为辉埠镇在产业转型过程中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有力助推器。

    统计显示,通过矿山地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完成废弃矿山治理面积676亩。治理后,矿山边坡失稳、崩塌情况不复存在,地质灾害威胁得到有效消除;城区环境空气优良率从2014年的81.8%上升到2021年的98.6%;通过土地平整和连片改造,新增水田360亩、旱地690亩,旱改水150亩,为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各村立足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依托辉埠工业园区平台,走出了一条契合实际、具有特色的共同富裕新路子。2020年,全镇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2006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45万元,同比增长15%……

    如今,曾经的矿区和生产企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美丽的辉埠矿山公园。打开社交平台,人们亲切地称这里为“常山小瑞士”,高大冷峻的矿山与错落有致的绿色景观碰撞形成的独特风景,吸引数万网红慕名在此拍照打卡。可以说,项目的实施,使全镇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同步提升。

    地役权补偿机制实现自然生态保护与利用双赢

    “如果我是一条鱼,我愿意游进钱江源;如果我是一只鸟,我愿意飞向古田山。”在钱江源国家公园科普馆展示区,有这样一段优美诗句格外吸引人。

    诗中提到的“钱江源”,便是浙江省母亲河钱塘江的发源地,位于衢州市开化县,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便坐落于此。钱江源园区是由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钱江源省级风景名胜区,以及连接上述保护地的生态区域整合而成,总面积252平方公里。区内保存着全球稀有的大面积呈原始状态的中亚热带低海拔典型的常绿阔叶林地带性植被,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是中国特有、世界濒危野生动物黑麂和白颈长尾雉的集中分布区,被人们称作“中国的亚马逊雨林”。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秉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功能定位,针对试点区域范围内的集体建设用地占比高等特点,创新性探索了地役权补偿的机制,辅之以社区共管机制加以具体落实,实现生物多样性的完整保护。

    据了解,在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2.3万公顷的林地面积中,集体林地占比高达79.6%。为实现集体林地统一管理,2018年2月,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国内率先启动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通过一纸协议、一套管理方式,在权属不变的前提下,规范国家公园范围内集体林地的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生态补偿的方式,实现对自然资源统一管理。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解释说,“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简单来说就是,你承诺不破坏生态环境,将林地纳入我的统一监管,我就给你一定的经济补偿。”

    2020年,在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的基础上,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又推出农田地役权改革——在村民承诺农田不使用农药、化肥等的前提下,给予农户每年每亩200元生态补偿金,此举有效激发了辖区群众保护生态的积极性。今年,生态补偿力度进一步加大,补偿金额增至每年每亩800元。2021年9月,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BD COP15)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上,论坛组委会公布了“生物多样性100+案例”全球征集活动结果,“钱江源国家公园集体土地地役权改革的探索实践”从全球26个国家的258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生物多样性100+全球特别推荐案例”。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钱江源国家公园林地、农田地役权改革覆盖4个乡镇,包括21个行政村、64个自然村,3199户10644位村民共享生态红利。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浙江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在不改变土地权属的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的地役权补偿机制和社区共管机制,实现重要自然资源的统一监管。同时,试点区强化科研监测,推进数字赋能,通过开展自然教育、融合区域发展等多种措施,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持续释放生物多样性红利,有效解决了自然生态保护与利用双赢的难题,为我国人口集中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有效范本。

    下淤村治水富民成为“中国最美乡村”

    就在常山县实施“蓝天三衢”生态治理工程、开化县着手打造“国家东部公园”并探索钱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同时,开化县音坑乡下淤村等4个村也在积极进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全域整、综合治、全面改”,曾经的乱点建成了景点,荒滩变成了公园,下淤村也成为“中国最美乡村”,书写了“百亩水岸胜过千亩良田”的佳话。

    “早些年,来我们这里的外地人很多,不过都是来采砂的。现在不同了,大家都是来旅游的。”衢州市开化县音坑乡副乡长方继高介绍说。

    行走在音坑乡双溪公园,古树成林、虬枝盘曲,脚下一条条弯曲的小路通向远方。鸟鸣声、人语声、欢笑声,汇集成一首美妙的交响曲。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挖沙船“隆隆”作响、河道被挖得坑坑洼洼……

    据开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级主任科员翁宇涛介绍,双溪公园是中村溪、马金溪两条河流百年冲刷沉淀形成的河滩地,面积约30余亩,滩上有成片的天然枫杨树林,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早前,这里一直是采砂制砂的砂场,河道无序挖砂,场地砂堆成山,洗砂、制砂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天然枫杨树林也遭受严重破坏。为此,开化县委县政府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对制砂场实施依法强制关停,并启动双溪口河滩地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在保护原有树木的基础上,通过“围护、回填、复绿、美化”等手段开展生态修复,建设生态护岸、休闲步道,种植草皮、补种景观树种,增设休闲设施和生态公厕,把脏乱差的河滩地治理成一个集茶文化交流、露营、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滨水公园,将这里打造成城市的后花园。

    在治理河滩地的同时,堤岸治理也在同步进行。“我们坚持以‘原生态+景观’,把治水和造景有机结合起来。”方继高指着河岸护坡向记者介绍,“我们使用大叠石作为护岸建设生态护坡,就地取材以青石板、鹅卵石建成河岸游步道,这样看起来建设成本增加,但是实际带来的综合效益却很高。”

    由于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当地吸引了众多游客。为此,下淤村结合马金溪打造“水岸风情、休闲下淤”,整合实施历史文化传统村落项目,大力打造下淤自身品牌,并流转490亩土地,累计投入1000多万元,建设古道修复、宗祠复建、传统美食、精品民宿等项目,以点带面发展全域旅游。据统计,目前村集体流转土地约占全村土地的90%。“通过规模化整治流转,将‘农地流转、农居集聚、耕地保护’3项措施有机结合,在鼓励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同时,结合乡村旅游,创建特色旅游品牌,真正实现依靠产业振兴、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衢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2018年,下淤村成为被18位省部级领导频频点赞的“好地方”,并先后获得国家级荣誉6个、省市级荣誉28个。村集体经济收入也得到显著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是开化县平均水平的1.5倍,实现村强民富……

    不难发现,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开展,让衢州的山更青、水更绿、园更美、人更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同时也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如今,衢州市正用“绿水青山”敲开经济发展的新大门,走出一条生态美、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

    迎全国生态日记者行 | 这里,为何被18位省部级领导频...

    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有一个美丽的乡村,这里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丘陵蜿蜒,因青山环抱,山清水秀,因此名叫“青山村”。

    近年来,青山村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一个乡村小水源地保护项目入手,逐步建立公益组织、政府、企业及村民、社会公众等共同参与的可持续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现“保护者受益、利益相关方参与、全社会共建共享”的多赢局面。2021年12月,《青山村建立水基金促进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案例》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三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未来乡村的生态美丽图景——

     龙坞水库一角 

    从小水源地保护到游客花式“打卡种草”

    在青山村,有一个常年为青山村及周边村庄提供饮用水的龙坞水库。在水库上游,2600亩的汇水区内种植着1600亩毛竹林。20世纪80年代,周边陆续建起多个毛竹加工厂。当地村民为增加毛竹和竹笋产量,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在水库周边的竹林中大量使用化肥和除草剂,造成水库氮磷超标等面源污染,影响了饮用水安全。由于水源地周边的山林属于村民承包山或自留山,因此仅通过宣传教育或单纯管控,生态改善效果并不明显。

    “龙坞水库是浙江省2万多个小型水源地的一个缩影。这些小型水源地提供了浙江省大概44%人口的饮用水,但是天然水的不合格率达90%,其中70%是因为农业面源污染。”采访中,生态保护公益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TNC)浙江项目主任张海江向记者讲述了青山村小水源地保护项目的故事。

    2015年,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大自然保护协会等决定与黄湖镇政府、青山村委会合作,通过水基金信托模式在当地开展小水源地保护项目,解决水污染问题。随后,该协会联合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万向信托等发起“善水基金”信托,并筹集33万元启动资金,在青山村开展水源地保护、绿色产业发展、自然教育基地建设等多项工作,同时引导多方参与水源地保护,并分享收益。

    如何改善龙坞水库的水质?“在当地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以及青山村的支持下,我们项目组依托‘善水基金’以高于村民种植竹子收益的价格,从43户村民手中按规定流转了水源地汇水区内化肥和农药使用最为集中、对水质影响最大的500亩毛竹林地。其中,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有关部门为我们完成当地林权登记到户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障。”张海江介绍说,当地村民可以作为投资人与“善水基金”签署信托合同,将林地承包经营权以财产权信托的方式,委托给“善水基金”集中管理(评估后确定其份额)。同时,其他机构、企业或公众个人也可以通过投资或者捐赠的形式参与信托。环保组织则负责提供水源地保护模式设计、林地管理专业化方案,集中管理水库周边全部施肥林地,确保有效控制农药、化肥使用和农业面源污染。

    经过3年的努力,龙坞水库的部分指标从Ⅲ、Ⅳ类水质提升到国家Ⅰ类水质标准,成为杭州城区周边50公里范围内最好的水体之一,其周边水源地面源污染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如今,远眺龙坞水库,宛如一弯新月镶嵌在杭州市西北的山区内;近看,山峦苍翠,绿水潺潺,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令人心旷神怡。

    水质好了,风景美了,来这里的游客自然也越来越多了。打开社交平台,经常能看到游客们通过各种风景照“花式种草”,龙坞水库也成为大家来青山村必打卡的景点之一。

    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

    事实上,组建“善水基金”信托,开展小水源地保护,建立多方参与、可持续的生态补偿机制只是该项目迈出的第一步。

    随后,青山村和“善水基金”运营方便开始不断拓展项目外延,因地制宜发展绿色产业,构建水源地保护与乡村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

    “通过积极培育市场主体,引入各方资源,开展多元化项目开发。”张海江介绍说,一方面,青山村和“善水基金”项目组积极为当地春笋等各类农产品扩展销售渠道。“青山村的竹笋在不喷洒农药后,虽然产量较以往下降了20%~30%,但市场价格却大幅提高,产品销往沪杭等城市的企业食堂、餐厅,并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另一方面,项目组在开发文创和传统手工艺品方面寻求市场与资源。融设计图书馆——中国第一个传统手工艺材料图书馆,便是由他们引进青山村的。在这里,来自德国的专业设计师将当地传统的手工竹编技艺提升为金属编织技艺,并免费教授给村民。而当地村民因为把林地租给了项目组,因此也有了更充裕的时间开展各种编织。如今,由他们编织的“水源保护”等主题手工艺品已在“中国文化展”“米兰设计周”等国内外展览会上展出,并进行市场销售,获得两倍于同类工艺品的利润。

    此外,该项目还获得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和万向信托的支持,在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支持下,将当地旧校园改造成青山自然学校。学校团队以当地返乡年轻人和外来新村民为主体,将水源地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低碳生活理念与城市居民对自然的向往链接起来,开发了砍枯竹、监测水质、植物染色等各类生态体验项目,并将青山村民培训成为讲解员、生态活动组织者、民宿服务者等,增加了村民的就业机会,并带动村民增收。

    随着村里的产业兴旺,人才聚集,村集体经济收入稳步增长,村外来访客也逐渐增多,村民生活日益丰富,公共基础设施逐渐完善。青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林红告诉记者,2019年青山村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为66.8万元,2022年总收入已增至148万元,增幅超过120%。

    可以说,青山村因水而美、因水而兴、因水而富,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通过一个乡村小水源地保护项目,青山村探索出“两山”转化新思路。

    从自然理念到生产生活方式转变

    随着水质的改善和收入的提高,村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也明显提高。在“善水基金”小水源地保护项目和青山自然学校的带动下,村民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改变,并成为生态环境改善的坚定支持者,同时他们还会主动向社会公众宣传倡导水源地保护理念。

    由青山自然学校与当地政府联合推广的“自然好邻居”计划在青山村生根发芽,并结出累累硕果——当地村民采用“近自然”的生产生活和经营方式,为来访者提供绿色农家饭和民宿服务等,降低了对自然的扰动。村民还会将经营收入的5%~10%捐赠给水源保护项目,形成受益者付费机制和上下游协作机制。同时,在余杭区共青团和民政局的支持下,项目建立了本地社会组织——青山乡村志愿者服务中心,由青山自然学校定期组织志愿者,以及聘用村民对毛竹林进行人工除草和林下植被恢复,不仅杜绝了除草剂的使用,还充分发挥了竹林的水源涵养功能。青山自然学校还联合杭州等地企业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引入外部合作机构开展垃圾分类、厨余堆肥等活动,提高村民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

    走进青山自然学校,绿树成荫,花草繁茂,随处可见“不要摘花啊”“嘘!小动物们在睡觉”的提示牌和宣传布艺。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一场有关美育与乡村教师发展的课程正在教室内进行。在这里,人们传授知识、启发探索、探讨环境保护等话题。

    在村访客中心一楼,一个写有“文明积分兑换点”提示牌显得格外醒目,提示牌的旁边摆放着各种生活用品。据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青山村驻村第一书记申恒杰介绍,青山村联合大自然保护协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水源地保护活动。同时,他们还会通过“善美青山”小程序不定期发送任务,村民们可通过完成任务和开展文明行动获得积分并兑换相应的礼品。

    如今,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已成为当地村民生产生活的一部分。2019年,因该项目特色鲜明、成效显著,余杭区提出在青山村打造“未来乡村实验区”——一个乡村小水源地保护项目正触发一场未来乡村创业和生活的变革,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也让保护者与受益者实现良性互动。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也积极组织推动《余杭区黄湖镇青山村“未来乡村实验区”概念规划》《青山村村庄规划》的编制工作,并多渠道、多途径协助支持青山村“未来乡村实验区”创建,让更多的项目在青山村得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02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要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依托不同地区独特的自然禀赋,鼓励采取多样化模式和路径,科学合理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青山村小水源地保护项目就属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中的生态补偿模式。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二级巡视员潘希统介绍说,青山村通过与生态保护公益组织合作,探索出一条采用水基金模式进行水源地生态保护及补偿的新路子。通过建立水基金信托、基于自然理念开展农业生产、对村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所形成的损失进行生态补偿、吸引和发展绿色产业等措施,引导多方参与水源地保护并分享收益,构建了市场化、多元化、可持续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现了青山村生态环境修复改善、村民生态保护意识提高、乡村绿色发展等多重目标。也正因如此,《青山村建立水基金促进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案例》成功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三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

    青山村的故事从水资源保护开始,到余杭区“未来乡村实验区”,再到浙江省未来乡村……因为坚持生态优先,青山村在保留乡风乡貌、让乡愁常在的同时,能够聚焦生态环境治理和价值转换,将生态“软优势”变成乡村振兴“强支撑”,最终延展、勾勒出一幅乡村宜居宜家宜业的美丽画卷,也为各地小型水源地保护提供了可借鉴的“青山样板”。

    迎全国生态日记者行 | 听,青山村讲述水资源保护的故...

    “还清旧账,不欠新账。”这是人们谈到矿山生态修复时常说的一句话。“还清旧账”指的就是对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修复治理。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对黄河流域历史遗留矿山生态破坏与污染状况进行调查评价,实施矿区地质环境治理、地形地貌重塑、植被重建等生态修复和土壤、水体污染治理。

    记者近日参加自然资源部“迎全国生态日记者行”主题采访活动,调研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等地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情况,并请相关专家对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修复思路和举措进行解读。

    镜头一:

    地处内蒙古西部巴彦淖尔市境内、黄河“几字弯”顶部的乌梁素海流域,是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北方防沙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阻止乌兰布和沙漠向东侵蚀,阻隔乌兰布和沙漠和库布其沙漠连通的“重要关口”,是关乎黄河中下游水生态安全的“重要节点”。

    2018年,乌梁素海流域以全国竞争性评审第一名的成绩被列入国家第三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由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重点实施乌拉山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整治等七大类工程。

    如今,修复后的乌拉山南北麓青山重现,地形地势平缓连绵。通过地质灾害治理、矿山环境治理、矿山生态修复“三重”治理方式,共治理无责任主体露天采坑1004个、无责任主体废渣堆1483个,拆除废弃工业广场123个。

    内蒙古自然资源厅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对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的指导、监管,推进工程顺利验收,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守护好这颗“塞外明珠”。

    镜头二:

    从远处看,一排排的酿酒葡萄架整齐排列,绿意盎然;走近了看,一串串葡萄像一颗颗玛瑙宝石,流光溢彩。这是记者在宁夏志辉源石葡萄酒庄的葡萄种植园里看到的喜人景象。

    贺兰山东麓位于北纬38度,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和生产高端葡萄酒的黄金地带之一。志辉源石葡萄酒庄就位于此地。然而,这里之前并不是这般模样。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贺兰山东麓一直是周边主要的砂石料来源地。长年开采一度导致这里废弃砂坑遍地、山体沟壑纵横,植被稀少、荒无人烟。

    2008年,志辉源石葡萄酒庄承包了18000亩荒地,其中6000亩为废弃矿区,选择将酒庄建设在矿区之中。通过栽种生态林,防风固沙、调节小气候,有效降低葡萄霜冻风险;通过葡萄园行间覆草,改良土壤、降低地辐热,提升葡萄品质;通过冬季挂枝,形成风障,保持水土;通过智慧化水肥管理技术,较传统灌溉方式节水超过50%,实现葡萄园生态系统减碳与增效双赢。酒庄还在占地1200亩的废弃矿区中建设运动公园,通过将生态旅游与运动休闲整合,打造以生态观光、运动休闲于一体的城市休憩地和生态旅游休闲地。

    镜头三:

    山桃、山杏、红柳、柠条、花棒……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经过治理后的石墩水铁矿区废弃矿山,各色植物迎风摇曳,充满生机。

    2021年以来,中卫市按照“北治风沙、沿黄治水、中部复草、南保水土”的总体格局,谋划了“十四五”乃至2035年全市生态保护修复的“大盘子”,石墩水铁矿区废弃矿山治理等重点生态修复项目相继落地。

    2022年,工程总投资5.06亿元的“黄河上游风沙区(中卫)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成功通过国家竞争性评审,位列全国第三名,入围全国2022年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支持范围。

    今年上半年,中卫市加快实施该项目,已开工9个子项目,通过采坑回填、地形重塑等方式,治理矿坑301个、1.6万亩,完成投资3.5亿元。今年下半年将加快舟塔、涩井沟等7个在建子项目工程进度,迎水桥、喊叫水等剩余4个子项目全部开工,年内修复矿山1396.5公顷。

    记者一路走一路看,一边思考:内蒙古、宁夏煤炭等矿产资源丰富,是我国煤炭的主产区。同时,内蒙古、宁夏生态地位凸显,都是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但又都是生态较脆弱的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在这样的地区,如何做到在科学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同时,进行系统修复治理?

    采访行程即将结束,记者来到位于中卫市的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在听该站负责人讲解的过程中,墙上“干旱区矿业废弃地生态修复技术研究”的字眼闯入记者的视野。记者随即联系到长期从事干旱区恢复生态学研究的该试验站研究员何明珠。“您都做过哪些不同类型的案例?有哪些难点,分别是怎么攻克的?通过生态修复达到了怎样的效果?未来怎么做?”面对记者连珠炮式的提问,何明珠娓娓道来。

    何明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干旱地区生态修复理论和技术研发。他做过的矿业废弃地生态修复案例主要包括:素有中国“镍都”之称的金昌市的尾矿库、毛石场等矿业废弃地的生态修复,内蒙古和宁夏露天煤矿开采区的植被重建,以及宁夏中卫市石灰岩矿山遗迹地的土壤-植被联合修复的研究。

    在何明珠看来,干旱区矿业废弃地生态修复有一些共性的难点,也是开展生态修复研究或工程建设的瓶颈。

    宁夏志辉源石酒庄在废弃矿区建设的贺兰山运动公园一角 

    难点一:降水量稀少,而且降水年际或季节分配不均,很多地方的降水量都在200毫米以下,降水一般集中在秋季。“我们知道,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干旱区的极端天气事件,例如干旱、暴雨等频发,这也为生态修复工作提出新的挑战。”何明珠说。

    难点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矿业废弃地普遍以砾石块为主,具有漏水、贫肥、地温高变幅大等特点,土壤环境基本丧失。

    难点三:在生态修复植物资源方面,目前可用于干旱区矿业废弃地生态修复的植物种类相对较少,主要包括一些广谱性的豆科、藜科、菊科、禾本科等灌木、草本。这些植物普遍具有抗旱、耐盐碱、耐重金属、生长量较大等特点。

    “简单而言,主要难点包括以上提及的水热等自然条件、土壤环境,以及生态修复植物资源等方面,对于一些特殊的矿业废弃地还涉及重金属污染风险等问题。”何明珠总结道。

    何明珠说,针对以上难点,开展干旱区矿业废弃地生态修复的总体思路是:科学治山、系统治理、固废利用、节水高效、经济可推广。

    “由于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生态环境、植物资源、土壤类型等存在共性和差异性,在大面积开展生态修复工程之前,我们都会开展预试验地建设,从土壤改良、植物筛选和配置模式、节水制度等方面进行科学的试验设计,一般要经过1~2个生长季,通过试验数据和研究结果提出适用于特定矿业废弃地生态修复的最合理、经济的治理模式。”他介绍说,这些治理模式包括利用固废物资源再利用开展土体重构和土壤改良,尽量避免大规模的客土复垦。在水资源利用方面,会采取中水二次利用,或植物种植前期短期补水等措施。生态修复植物主要通过灌木、草本结合,保持低密度的种植方式,使人工生态修复植被从“补水型”逐渐过渡到“雨养型”。

    “总体而言,我们开展过的干旱区矿业废弃地生态修复的一些科研项目成果还是取得了一些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何明珠倍感欣慰地说,研发的生态修复技术模式在工程项目中得到了推广应用,节约了水土资源、降低了工程投入,后期管护成本也很大程度降低了。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分析,一些原生植被的草本、灌木也逐渐出现了,鸟类回归和数量增加比较明显。从碳汇的角度分析,很明显地发现生态修复林地的盖度增加,灌木和草本不断演替,达到合理比例。林地的凋落物增加,土壤的保水、保肥、养分条件得到很大提升。

    何明珠话锋一转:“当然,生态修复的效果要具有长期性、稳定性,从长期生态学的角度开展持续研究、监测,不断完善创新生态修复模式,可为干旱区矿业废弃地的科学治山、系统治理提供科技支撑。”

    迎全国生态日记者行 | 因地制宜!专家为黄河流域干旱...

    七月的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天蓝云淡。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出现了十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手持仪器来到一块植被较为茂盛的区域,娴熟地操控装备进行草原类判别、草原型辨识、高度测量等草原调查工作。他们正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呼和浩特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草原资源调查项目组的小伙子们。

    我国高度重视草原生态保护工作,于20世纪80年代开展了第一次全国草地资源调查,形成了一批较完整的草原资源成果。由于自然环境变化和人为因素影响,目前,我国草地资源与生态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前的调查数据已不能准确反映现状,无法满足宏观决策和草地资源管理工作的需要,亟须通过调查获取和更新数据资料。“我们就是为草原做体检的人。”小伙子们自豪地说。

    查明内蒙古草原资源现状

    我国是草原资源大国,天然草原面积达3.9亿公顷,约占国土总面积的41%。其中,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草原面积最大的省份,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27%。自2020年始,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的统一部署安排,中国地调局呼和浩特中心主要承担起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资源调查工作。

    据该中心主任李海广介绍,随着全国自然资源管理新体制的建立,为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的科学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成为新时代地质调查工作的新使命。该中心自承担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资源调查及试点任务以来,科学统筹,积极谋划,引进研究机构的专业团队,为草原资源调查取得优质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1年7月,该中心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开展业务合作,组建了10个调查工作组,共计36人,计划在40天时间内完成922个外业调查项目,涉及区域覆盖了内蒙古的大部分草原。

    “这次调查样地共涉及6个草原类,分别为温性草甸草原类、温性草原类、温性草原化荒漠类、温性荒漠草原类、温性荒漠类、地草甸类,需要查明草原类型、植被生物量、覆盖度、高度、优势种等属性,最终将提交内蒙古草原资源外业调查报告。”项目负责人索晓晶介绍道。

    除了进行常规的草原资源调查以外,该中心还引入新设备,启动了锡林浩特市草原资源试点工作,开展草原植物群落多样性和草畜平衡研究,进一步查明锡林浩特市草原资源主要优势种和产草量。研究成果可助力当地政府科学确定载畜量及合理利用草原资源,指导草场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调查作业现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2021年3月,我国印发了《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若干意见》,明确表示要整合优化草原调查队伍,健全草原调查技术标准体系。未来,我国将构建以国家队伍为主导、地方队伍为骨干、市场队伍为补充、高校院所为技术支撑的全新草原调查监测组织体系。

    针对草原资源调查任务新、技术弱、基础差等问题,中国地调局呼和浩特中心草调项目组组织了室内基础理论学习,为项目组成员讲解草原资源调查的概念、分类及调查基本流程;在此基础上,又聘请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介绍草原资源调查的基本情况,开展现场样地调查培训,围绕草灌样方调查和高大草灌样方调查等展开实训,耐心细致地解答项目组成员在实操中遇到的问题。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7月15日,该中心吹响了向草原进军的冲锋号,草调项目组闻令而动,按照“主攻东部,兼顾西部,分工作业,协作推进”的原则,分批开赴呼伦贝尔、锡林郭勒、阿拉善等作业区域。

    记者跟随第三工组来到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通过连续多日的朝夕相处,对草原资源调查工作有了新的认识:这项工作原来大有学问——

    在一片植被长势较有代表性的区域,索晓晶向记者介绍:“我们选择在这一片开展调查,是因为这里的草地具有普遍性,调查结果能反映出该区域植物的生长情况。”

    行进至一片带有洼地的草原区域时,植被虽然长势良好,但工组却没有停留。技术负责人高贺解释道:“虽然洼地周边植被长势良好,但在草原上不具有代表性。”

    在具体的调查环节中,成员们先圈起一米见方的范围,在上面覆盖一个网绳间距10厘米的网兜,然后调查这一区域内有多少种草类、草的高度等各种数据,再拿出相机拍照留底,并在平板电脑上录入原始数据,最后用剪刀小心翼翼地从草根处把植被全部齐根剪下,装进事先准备好的样品袋。科室负责人项磊表示,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带回基地进行烘干处理,然后通过对样品再次称重,分析该区域植被的产草量。

    野外调查期间,各工组对所承担的调查区域绘制了样地工作部署图,对调查样地进行了整体规划部署。所有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严格按照调查规范选取样地、样方,填写调查App和纸质表格,拍摄调查照片。就这样,一个一个数据汇聚在一起,描绘出了内蒙古草原资源的现状。

    宝剑锋从磨砺出

    中国地调局呼和浩特中心草调项目组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平均年龄不足30岁。项目组成员大多是九零后,在大学期间的学习专业基本与现在的工作没有关联。面对新的领域,他们努力学习专业知识,跟随专家现场实习,为高质量完成调查任务打下了基础。

    七八月份的内蒙古大草原,晴天时,强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雨天时,大雨往往毫无预警且来势凶猛。极端的天气给草调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下午时分,经过暴晒后的马路至少有四五十度,车胎温度升高极易出现爆胎。有一次,项目组在达茂旗满都拉地区调查时,就遇上了爆胎。因为草原幅员辽阔,从驻地到工作地路途遥远,他们在路上足足等了四五个小时才等来救援车辆,回到驻地时已接近凌晨。

    草原是各种鼠类活动频繁的场所,鼠疫防控不容小觑。野外调查期间,项目组偶尔会接触到带有病菌的鼠类粪便,因此消毒水、酒精纸巾是必不可少的随身物品。在被蚊虫叮咬时,他们也只能强忍着各种瘙痒与不适,不敢随意用手擦拭或拍打。

    如果说森林是“肺”,湿地是“肾”,那么草原就是“皮肤”,是陆地生态之基。据统计,我国草原总碳储量近400亿吨,是仅次于森林的第二大陆地生态系统碳汇,在碳达峰、碳中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草调工作对内蒙古大草原畜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除了通过调查提供精准数据外,还将为保护天然草场有序化生长、鼓励牧民有序化放牧、发展草原旅游文化提供支撑。

    经过两年的磨炼,中国地调局呼和浩特中心草调项目组已成长为我国专业的草原调查力量,未来必将为草原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

    锻造一流草原资源调查劲旅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指示精神,落实自然资源部党组支持海伦市全面脱贫的要求,2019年1月14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主要负责人带队深入黑龙江省绥化市海伦实地调研自然资源调查工作助力贫困地区脱贫事宜。

    海伦以农业为主,生产大豆、玉米和水稻等作物,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县。但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偏远闭塞等原因,全市有19个深度贫困村,也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县。近两年沈阳地调中心在组织开展的东北黑土地地球化学调查项目中发现了海伦市富硒土地资源,建立了农产品产地溯源溯质信息查询平台,并指导海伦市政府开发富硒土地资源,在长发镇规划建设了万亩天然绿色富硒水稻示范基地,开发出“坤诺”、“硒娃娃”等品牌富硒大米,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座谈会上,沈阳地调中心、东北项目办主要负责人首先转达了自然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领导对海伦脱贫攻坚工作的高度重视,明确了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工作要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脱贫攻坚助力,要做到“精准对接、全面支持、调查扎实、服务到位”的总体要求。海伦市副市长李中国提出了“东方红水源地生态修复、通肯河流域地表水体生态修复、土地增减挂钩、土地生态质量调查、地热资源勘查、基本农田政策、地下水资源调查和化石资源调查等”八个方面的调查需求。

    海伦市市长韩启彬代表海伦市政府感谢自然资源部领导对贫困地区的深情厚谊,感谢中国地质调查局积极落实调查工作助力老区脱贫,感谢沈阳地质调查中心发现富硒土地资源,让黑土地变成“金山银山”。双方参加调研人员充分讨论,并发表意见,一致同意形成建议报自然资源部,争取对海伦市扶贫攻坚工作的进一步支持。

    海伦市政府发改局、国土局、环保局、水务局、林管局负责人和沈阳地调中心、东北项目办相关同志参加了调研。

     

     
     
    直面需求 精准对接 沈阳地调中心与海伦市政府共商脱...

    “十二五”时期,国土资源系统广大科研工作者始终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国家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紧紧围绕国土资源事业发展,积极承担国家重大、重点科研任务,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推动国土资源科技创新工作在国家科研活动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同时,涌现出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他们常年奋战在青藏高原、茫茫大海、田间地头、戈壁荒漠,把国土资源科技创新成果写在了祖国大地上。

    土地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应用卫星遥感技术实施了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和全国土地变更调查监测与核查工程,开发了“天、空、地”一体化土地调查监测车载系统,拓展了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技术,创新了“多规合一”编制方法。围绕耕地保护与节约集约用地开展科技攻关,北京土地管理公共服务、黑龙江商品粮基地建设、皖江承接产业转移用地、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用地、重庆内陆开发区用地、海南土地生态文明建设等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加快发展土地综合整治工程技术,研发土地整治新技术和新装备,实施土地综合整治示范工程,并在山东滨海盐碱地暗管改碱排盐、江苏徐州矿区土地生态修复、陕西南泥湾拦蓄排结合治沟造地、云南低丘缓坡地生态开发、广东“三旧”改造等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拓展了资源利用空间。持续推进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国土空间优化开发技术研究,有效支撑了土地管理制度和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实施。

    地质勘查技术实现突破。青藏高原地质和成矿理论研究揭示了青藏高原区域成矿规律,新发现驱龙、甲玛等7个超大型和冲江、朱诺等25个大型矿床,确定了重要巨型金属成矿带。建立勘查区“三位一体”找矿预测理论与方法体系,在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整装勘查区、老矿山深部和外围找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富铁矿成矿新理论和铜矿成矿规律新格架,形成富铁矿和铜矿成矿新认识。“煤铀兼探”技术方法在大营铀矿得到成功实践,初步建立起北方陆相盆地砂岩型铀矿成矿理论。开展天然气水合物基础地质和勘查理论研究,南海陆坡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实现重大突破。中国陆块海相成钾规律及预测研究项目取得重要进展,建立罗布泊钾盐聚集模型,提出滇西南成钾时代新认识。页岩气勘查加快推进,形成涪陵、长宁、威远、昭通4个页岩气田,安页1井通过理论创新、技术攻关,在南方复杂构造区海相古生界等新区、新层系的常规油气和页岩油气勘查取得突破。深部勘查与探测技术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制航空地球物理勘查系统和2000米地质岩芯钻探关键技术装备并投入找矿一线。自主研制的4500米级深海作业系统投入大洋资源调查应用。相继实施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WFSD)、中国白垩纪大陆科学钻探项目,带动了深部探测相关学科和技术的发展。成功实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形成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尺度、不同精度深部地质问题探测技术方法体系。自主研发了多套深部探测仪器设备,首台万米科学钻机已在松辽盆地科学钻探中应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完成煤炭、铁、铝土矿等25个矿种资源潜力预测和评价,开展石油、天然气、煤炭、煤层气、铁、锰、铬、铜等28个矿种(类)资源调查、核查和综合研究,建成全国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库和动态监督管理支持系统。实施全国油气资源动态评价,全面掌握了我国油气资源潜力最新变化。

    地质环境保护成效明显。农业地质、地热资源、城市地质环境等调查评价成果有力支撑了土地污染防治、节能减排、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保护,脆弱岩溶生态系统研究、深部咸水层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技术研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技术储备,现代地下水勘查技术体系基本建立,对大型平原盆地地下水循环机制、生态效应和科学调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地下找水为870万缺水群众解决了饮用水源。汶川地震灾区、舟曲特大型泥石流区和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建立了重大滑坡灾害减灾防灾技术体系。地裂缝监测和减灾关键技术研究取得原创性成果。地面沉降防治技术研究取得重要突破,带动了全国地面沉降监测站网建设和防控模式创新。开发了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信息系统,建成全国矿山地质环境数据库。研制了矿山地质环境相关技术标准,为我国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和综合治理区划提供了重要支撑。

    遥感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国土资源卫星遥感数据应用体系初步建立,资源一号02C卫星成功发射,国土资源部门成为高分一号、二号和三号卫星牵头主用户,加上资源三号01星、02星和海洋二号A星,已有7颗国产卫星稳定运行,获取的遥感数据在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和变更调查、矿山开发现状监测、地质灾害与地质环境调查监测、境外矿产资源调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信息技术应用有力支撑了国土资源调查与监管,建立覆盖全国、贯穿四级国土资源管理全过程的数据采集监测体系,实现业务空间信息数据实时网络化采集。研发面向海量、多源、多比例尺、异构数据集中管理和网络共享服务的高性能数据管理平台,建立集发现、预警、处置功能于一体的业务数据分析应用体系,国土资源从指标管理向空间监管推进。形成以制度为保障、以3S技术为支撑的国土资源监管新模式,基本建成以国土资源“一张图”和三大平台为主体的信息化框架体系,保障了网上办公、审批、监管、服务和交易。构建以“一库”“两网”“三系统”为主要内容的在线土地督察系统,实现例行督察、审核督察、专项督察等工作的流程化和自动化。

    国际科技合作更加活跃。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取得丰硕成果,牵头或参与了国际地球科学计划(IGCP)合作项目133项,中、美、德、加、日联合主持的青藏高原深剖面项目取得重大科学发现。参与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ICDP),组织实施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探等项目,技术水平显著提升。中、俄、蒙、哈、韩五国合作的1∶250万亚洲中部及邻区地质图系、1∶500万亚洲地质图编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亚洲地下水系列图编制工作圆满完成。“走出去”成果显著,搭建了全球地质矿产研究信息服务平台,完成全球200多个国家卫星遥感地质矿产解译,编制了80多个国家或地区矿业投资指南,为320多家企业、地勘单位及研究机构提供了信息技术服务。国际组织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先后有50余名专家担任国际组织职务,积极推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秘书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和全球尺度地球化学国际研究中心落户中国,助力我国从地质大国迈向地质强国。

    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基础研究取得突破,极地与探月研究不断深入,开展了南极普利兹湾—北查尔斯王子山基础地质研究,编制了第一幅南极板块高精度三维地壳和岩石圈结构图。开展了冰下地质研究,提出了东南极冰下山脉是泛非期碰撞缝合带的新认识。开辟探月研究新领域,开展了月球陨石定年研究,自主开发和研究了月球微型钻机。开展了月球重力场研究,建立了高精度月表元素、矿物分布特征,编制了首幅1∶250万月球地质图(虹湾幅)。古生物学系列重大成果丰富了地球生命起源和早期演化理论,先后在《自然》和《科学》杂志发表论文14篇,处于国际前列。地层学研究成果共获得9个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占目前全球的1/7。获得国家科技奖14项,其中科技进步奖9项,自然科学奖2项,国际科技合作奖3项,“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一等奖59项,二等奖283项,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科技成果推广与科学普及成效显著。建立了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共享平台,推荐土地、地质矿产、水工环、地质灾害防治科技成果777项,有力地促进了国土资源科技成果共享转化。开展了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推广应用,共发布了四批210项先进适用技术。完成了22个重要矿产“三率”调查评价,制定和发布了27个矿种“三率”指标要求。突破了低渗透油、页岩气、钒钛磁铁矿、固体钾盐和低品位胶磷矿等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技术,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建设了138个科普基地,世界地球日纪念活动扩展为主题宣传活动周,社会影响力更大,举办重大科普活动2000多场,受众1000多万人次,《中国矿物及产地》、《海洋地学科普丛书》等获全国优秀科普作品,科普工作提升了国土资源社会认知度。

    标准化成果支撑了国土资源依法行政和监管。发布实施了《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农用地定级规程》、《农用地估价规程》、《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和《页岩气资源储量计算与评价技术规范》等一批重要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依法行政、公共服务和国土资源调查评价、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有效支撑。

    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显著进展。1个团队入选国家“重点领域创新团队”,2人入选国家“万人计划”,4人入选“国家杰青”。国土资源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工程顺利实施,52人成为部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49人成为部杰出青年科技人才,37个团队成为部科技创新团队。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 姜建军

     

     

    侯增谦:创新理论支撑实现找矿突破 

     

    侯增谦在青藏高原野外

     

    侯增谦,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是我国地球科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之一,有国际影响力的矿床地质学家。20多年来,他积极投身科技体制改革,带领研究所快速发展。作为首席科学家,他领导国际科学计划IGCP-600项目1项,主持完成国家973项目2项,完成国家科技攻关课题、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杰青基金项目等多项。在大陆成矿理论、区域成矿规律和勘查评价方法三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的系统成果。

    他组织实施了青藏高原综合研究,揭示了大陆碰撞过程与主要成矿系统内在关联,科学证明大陆碰撞可以成大矿,创新提出了大陆碰撞成矿理论框架,阐释了大陆碰撞如何成矿的理论问题,被国际同行专家认为“将传统观点认识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是一项令人钦佩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就”,为国际成矿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基于上述理论框架,他创新采用Hf同位素填图新技术,系统揭示了青藏高原碰撞带岩石圈三维架构,在国际上率先阐明地壳组构和深部过程对成矿系统的控制机制;系统建立了碰撞型斑岩铜矿、盐穹控制铅锌矿和碳酸岩型稀土矿三类重要矿床的成矿新模型,丰富和发展了成矿理论。应用上述理论认识,他深入揭示了青藏高原及三江地区的成矿规律,研发了矿床勘查模型和定位预测方法,预测了4条潜在的成矿带,为西南三江和青藏高原矿产勘查工程提供了重要的部署依据,为重大找矿突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上述理论和勘查应用成果,被科技部列为973计划的重大成果。其核心成果获得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相关成果获得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侯增谦还主编国际英文专著4部,出版中文专著4部,发表SCI论文142篇。2009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和五一劳动奖章,2015年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侯增谦始终坚持将人才队伍建设作为研究所发展的重中之重,充分调动中青年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新激情,使地质所各层次优秀人才不断涌现。目前地质所共有 7位中科院院士、5位“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4位“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个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人才队伍竞争力和创新实力在国内地学机构和国土资源部系统均处于先进行列。

     

    熊盛青:追寻蓝天上的“中国梦” 

     

    熊盛青(右二)与中外专家研究航空物探仪器问题

     

    熊盛青,现任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国土资源部航空地球物理与遥感地质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长期扎根第一线,从事航空地球物理遥感技术及应用研究与勘查实践工作,是我国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主持完成国家专项、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国家地质矿产调查评价项目等20多项,取得丰硕成果。他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奖13项,并出版专著 16部,发表论文100多篇,行业技术标准1项,获得国家专利6项。

    作为首席专家,他主持完成两期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打破国外技术封锁与垄断,自主研制出系列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系统,填补我国航空重力、时间域航空电磁、航空物探遥感综合勘查技术和装备等多项国内空白,解决了一批制约我国地质找矿突破的重大装备问题,促进了我国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和装备的国产化,使我国跻身于世界航空地球物理强国。

    熊盛青主持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新技术、新方法研究,并实现大规模应用。开发出高分辨率航空物探技术,成功应用于大冶铁矿的深部直接找矿,为深部探测及开辟 “第二找矿空间”提供了技术支撑。他开创了我国航空重力勘查和航空物探遥感综合勘查方法与技术,及其在地质矿产勘查中的应用新领域,建立了相应的勘查技术体系,为油气和矿产资源高效勘查提供了新手段。同时,研发出先进实用的中高山区高精度航磁方法技术,有力支撑了“难进入”地区矿产资源快速勘查评价,引导能源和矿产勘查新发现,促进了我国地质找矿的重大突破。他主持实现了我国陆域和管辖海域高精度航磁基本覆盖,为能源、矿产勘查和地学研究提供了最为详实的地球物理资料,显著提高了我国地球物理调查工作程度,取得重大地质找矿和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他编制出版了全国航磁—地质构造—矿产预测系列图,基本摸清全国铁矿资源潜力和沉积盆地与坳陷分布,深化了全国大地构造研究。

    熊盛青长期担任单位总工程师,组建了一支创新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勘探科研团队,已成为单位科技创新的骨干力量,培养博士后5人、博士生19人。他领衔的团队于2012年入选首批国家重点领域科技创新团队,2015年被评为国土资源部科技先进集体。

    熊盛青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风严谨、勇于创新、为人正派、团结协作、甘于奉献,为推进我国航空物探与国土资源遥感技术发展和工程化应用作出重要贡献。荣获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万人计划”第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和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等荣誉。

     

    付修根:掀起羌塘盆地神秘面纱

     

    付修根在羌塘盆地进行野外调查

     

    2005年,付修根进入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开始从事藏北羌塘盆地油气资源的调查与评价工作,他在最艰苦的无人区一干就是十余年。这里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被人们称为“人类生存的禁区”,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但艰苦的条件阻挡不了付修根对祖国地质事业的热爱,他用坚韧的步伐丈量着羌塘盆地的每一寸土地,为祖国寻找未知的宝藏。

    近年来,他先后主持项目24项,在国内外刊物上公开发表专业论文132篇。在羌塘盆地油气资源战略调查项目中,他针对复杂的地表地质条件,从岩性、冻土、地形、地质条件等多个影响因素进行评估,系统地提出了二维地震最优化的采集思路,羌塘盆地二维地震勘探方法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首次清晰地识别出了地腹构造,找到了高复杂地表地质条件下的高原地震勘探技术,解决了羌塘盆地油气勘探关键的科学技术问题,解决了该地区长达20余年未解决的地震攻关问题。通过地震解译,在羌塘盆地探获了多个大型圈闭构造,为羌塘盆地的油气勘探提供了最重要的靶区,大大推动青藏高原油气勘探的理论和方法进步。

    付修根在负责的羌塘油页岩勘探项目中,较早系统地论证了我国海相油页岩成矿的沉积古环境特征,提出了羌塘盆地海相油页岩的沉积模型。以此理论模型为指导,他带领的团队新调查发现了西藏长梁山油页岩、胜利河北油页岩和长蛇山油页岩,并证实为目前我国最大规模的海相油页岩矿床。他揭示的海相油页岩横向受岩相古地理控制的规律,以及纵向受古生产力影响的规律,填补了我国在该方面研究的空白,推动了我国油页岩勘探和理论的进步。

    付修根所在的羌塘油气团队先后被评为全国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先进集体,国土资源部“十一五”科技工作先进集体,并获得多项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二等奖。

     

    曾令森:揭示地壳深熔的奥秘 

     

    曾令森在喜马拉雅山野外

     

    曾令森,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大陆动力学研究室副主任,构造地质学专业博士、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地壳深熔作用和造山带深部过程的研究,《Science Bulletin》编委和《岩石矿物学杂志》常务副主编。2014年获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曾入选万人特支计划、 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推进计划和国土资源部百人计划,曾获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先进个人、国土资源部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等荣誉称号。

    曾令森立足国际地球科学前沿,以地壳深熔作用为方向,以喜马拉雅造山带和苏鲁超高压带等为野外基地,开展大陆动力学核心问题及其构造动力学效应的研究,连续获得国家自然基金、国家科技基础平台、国家地质调查专项等资助,开展地壳深熔作用及其构造动力学效应和大陆物质深俯冲与超高压变质等方面的研究。他揭示了地壳深熔作用产生的熔体具有明显的Nd同位素不平衡和较弱Sr同位素的不平衡;提出了符合地质事实、较为简洁的控制部分熔融反应类型和副矿物地球化学行为新理论模型;发现并厘定了喜马拉雅造山带始新世和早渐新世构造岩浆事件,填补了喜马拉雅造山带碰撞早期构造岩浆作用的空白,为理解大型碰撞造山带的早期构造演化过程中深部地壳的物理和化学响应,提供了重要的观测结果。同时,首次厘定了我国境内特提斯喜马拉雅带始新世高级变质作用的时限和性质,在榴辉岩中发现了多种类型的长英质多晶包裹体和钾长石超高压相—钾质钡铝沸石,为深俯冲大陆物质部分熔融的产物,并厘定了部分熔融的时限和条件。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他已发表成果110多篇,第一作者40多篇。其中EPSL论文被评为2010年以来高引25篇论文之一,部分成果被最新的国外教科书引用,并多次应国内外学术会议或研究机构邀请作报告。

    上述成果揭示了鲜为人知的喜马拉雅造山带碰撞早期的重要构造岩浆事件、苏鲁超高压岩石部分熔融的事件和地壳深熔作用的强烈构造物理学效应, 激发了国内外同行的跟进实验和野外实测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并重构大型碰撞造山带的构造演化模型。

     

    刘福来:探索变质地质学前沿课题 

     

    刘福来在华北克拉通野外现场

     

    刘福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长期致力于“变质地质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和“造山带形成演化”的科学探索。重点开展华北克拉通高压麻粒岩和孔兹岩系成因及形成的构造背景、麻粒岩相变质作用与深熔作用成因关系高温高压实验,中国高压—超高压变质带的变质演化、年代格架及其形成的构造背景、中国不同类型造山带成因与变质演化等国际前沿课题的研究。

    他厘定华北克拉通古元古代重大变质事件群及年代格架,对全球哥伦比亚超大陆的复原作出重要贡献。连续发现华北克拉通三条古元古代构造带存在带状分布高压基性麻粒岩和高压泥质麻粒岩,限定变质演化P-T-t轨迹;进一步确定华北克拉通三条古元古代构造带为典型的陆—陆碰撞造山带;进一步准确厘定华北克拉通古元古代构造带巨量孔兹岩系延伸分布规律,发现多种成因类型的孔兹岩系,确定其成因机制及变质演化P-T-t轨迹,引领国际前沿。他在超高压变质作用研究中的创新成果引起国际的广泛关注:发现大别—苏鲁超高压变质带巨量陆壳物质深俯冲—超高压变质的确凿证据,引领国际超高压变质作用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率先以全新的研究手段,限定超高压变质带中强退变质岩石不同阶段的P-T条件,促进变质作用理论的创新和研究方法的发展;以全新的综合研究手段准确限定大别 —苏鲁超高压变质带不同演化阶段的年代时限,建立强退变质岩石连续而完整的变质演化P-T-t轨迹及年代格架,引领年代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完善。以天然块状岩石为实验样品,通过系统的高温高压实验,发现孔兹岩系在麻粒岩相变质作用过程中,不仅存在固相 + 固相之间的反应,而且存在固相与熔体之间的反应,深化了矿物相转变过程的成因机理,揭示变质演化与深熔作用之间的成因关系,促进变质反应理论的发展。

    作为项目负责人,他承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地质大调查项目等20余项。在国内外主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在 SCI数据库中被收录130余篇,SCI总引用次数达到3600余次,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入围爱思唯尔公布的SCI高引用率的中国学者榜单。 2016年入选美国地质学会会士;2013年入选欧洲地球化学学会会士,并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何高文:在深海大洋烙下“中国印”

     

    何高文在海上现场

     

    何高文,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深海矿产资源调查与评价研究工作。他16次参加中国大洋科学考察,7次担任首席科学家,5次担任航次临时党委书记,带领科考团队为我国大洋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为海洋强国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13年,我国在西太平洋国际海底区域获得第一块具有专属勘探权的富钴结壳矿区。他作为此项工作的亲历者和矿区申请书的主要编写人,参与了一系列历史性工作,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组织团队研究提出的矿区申请方案,为维护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权益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以研究成果为依托,中国大洋协会代表我国政府,在富钴结壳勘探规章通过后的第一时间,向国际海底管理局提出了我国的矿区申请,并获得批准,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同时拥有三种资源(结核、硫化物、结壳)三块矿区的国家。

    作为第一作者,他集中团队优势,建立了富钴结壳矿址的面积模型,提出了我国关于矿区申请面积的主张,获得国际认可。

    作为第一完成人,他牵头主持的“太平洋富钴结壳资源评价与我国矿区申请方案研究”项目,被评为2015年度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作为航次首席科学家,他组织完成了“蛟龙”号7000米试验区选址调查,持续组织开展深海稀土资源调查等工作,为拓展我国资源储备积极工作。

    何高文入选第一批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才开发和培养计划、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被评为全国地质勘查行业“十佳最美地质队员”。

    何高文负责的“深海矿产资源团队”入选国土资源部第一批科技创新团队培养计划。近年来,团队成员主持的科研项目近20项,参加的课题数十项,发表论文数十篇。团队连续5年出色完成大洋科考任务,为履行中国大洋协会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的勘探合同提供重要保障。

     

    唐菊兴:奋战青藏高原探获金属矿藏 

     

    唐菊兴(右四)和资源所研究人员进行钻孔现场编录

     

    唐菊兴,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区域成矿规律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二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他常年坚持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生命禁区开展科学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次,部省一、二等奖5次,地调局地质科技奖一等奖2 次,2013年入选国土资源部第一批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才开发和培养计划、第一批国土资源科技创新团队培育计划。他公开发表论文200余篇,第一作者53 篇,合作出版著作4部,其中SCI收录12篇、EI收录23篇、CSCD收录174篇、CSCD他引893次,培养博、硕士研究生60余名。他先后被评为 “全国民族团结模范先进个人”、“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获中央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2015年入选中国地质调查局首批李四光学者,“卓越地质人才”等荣誉称号。

    20多年来,唐菊兴及其研究团队致力于西藏岛弧型斑岩铜金矿、斑岩成矿系统的浅成低温热液铜(金)矿、世界级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的勘查评价及科学问题的探索。2006年至今,他主持西藏甲玛超大型铜多金属矿的勘探评价,新发现3类矿体,建立推滑覆构造控岩控矿模型,探明并新增资源量铜资源量700万吨,钼资源量69万吨,铅锌矿资源量105万吨,伴生金资源量152吨,伴生银资源量9995吨,取得重大找矿突破。2010年7月该矿投产,年创造利税近3 亿,为数百名藏族同胞提供就业岗位。2003年至今,他主持雄村超大型铜金矿的勘查评价,提出冈底斯成矿带存在俯冲型铜金成矿作用和岛弧型斑岩铜金矿的新认识,截至2013年12月,探明并新增资源量铜资源量238万吨,伴生金资源量202.7吨,伴生银资源量1041.9吨。

    他为中铝资源铁格隆南的找矿突破提供技术支撑,厘定了我国最大的浅成低温热液—斑岩型铜(金)矿床类型,破解青藏高原未发现高硫化型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床的难题。

     

    王静:土地科技领域的领军人 

     

    王静作学术报告

     

    王静,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研究员。作为土地领域科技领军人才,她长期致力于土地资源遥感监测与生态管护的基础应用和战略研究,创建和发展了国土资源部土地领域第一个重点实验室—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重点实验室,带领团队取得了重要进展和丰富创新成果。

    她入选国家第二批“万人计划”,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十一五”科技计划执行突出贡献奖、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才等荣誉。她负责的团队获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国家风沙源治理先进集体、首批国土资源科技创新团队、“十一五”科技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与课题,以及国土资源土地资源调查评价工程项目等多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以及出版论著多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 次,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次。她带领团队首次完成了全国不同区域,涉及江苏、河南、重庆、内蒙古、甘肃和徐州6个省、市的土地生态状况调查与评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标准、方法体系,不仅查清和评估了我国不同区域土地生态状况,而且培养了一批省级和地方土地科技领域青年人才,促进了土地科技产、学、研、用结合和集成创新。

    她领衔的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重点实验室及土地资源遥感监测与生态管护创新团队,已成长为我国土地科技领域的领军团队之一,是国内土地领域具有较大影响的科技创新基地。2010年,她负责的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实现了土地科技领域近十年国家科技进步奖“零”的突破;2012年,同合作团队一起再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凸显了团队科研能力在国家科技领域的地位。她带领团队负责创建和发展了江苏金坛、河南新郑、内蒙古鄂尔多斯、甘肃榆中、江苏徐州、四川都江堰6个全国不同类型的土地领域野外观测科研基地,为搭建土地资源管理研究与实践应用交流平台奠定了坚实基础。团队的科技成果在土地资源遥感监测评价、土地生态管护、土地可持续利用与规划等方面取得了重大创新性进展,已应用于国土资源管理和土地资源调查评价工程,在支撑国土资源管理和引领行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推动行业科技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海兵:为了大地的安宁

     

    李海兵在进行野外地质测量

     

    李海兵,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大陆动力学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在青藏高原大型断裂带的形成时代、变形作用、构造演化以及强地震复发行为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并对青藏高原北部形成和扩展等重大基础地质问题方面作出了贡献。

    通过对汶川地震的深入研究,他揭示和确定了判断地震与非地震断裂的特征标志,提出了石墨可作为“地震化石”的重要认识;确定了世界上最低的断层摩擦系数,第一次记录到大地震后断裂快速愈合信息,取得了地震机制和破裂过程等方面的重大创新性认识,初步解决了一直困扰在地震地质和地震物理学领域几十年的重大关键问题,完善了地震断裂理论,深化了对汶川地震机理、孕震机制和地震周期的认识,同时为地震的监测、预报和预警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数据。

    李海兵是国家科技专项“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计划”总地质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地质调查和行业基金项目等20余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地质矿产科技成果二等奖2项;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SCI 论文88篇,论著6部。他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土资源部科技领军人才、国土资源部国际合作先进个人、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等荣誉。他在国际、国内地学界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而且吸引了比利时籍活动构造专家慕名前来加入其研究团队,成为中国地质调查局系统第一位长期全职在我国工作的外国科学家。目前他已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共29人。李海兵领导的研究团队是唯一考察过青藏高原所有强地震的研究团队,为抗震救灾及防震减灾提供第一手资料,获得了对青藏高原主要大型断裂带地震活动性、活动规律和大陆动力学的新认识,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403 篇学术论文,其中SCI论文173篇,已成为国内外活动构造、断裂作用与大陆动力学研究的一支有影响力的重要力量。团队研究成果“汶川地震断裂作用”被评为2014年度中国地质调查局和中国地质科学院十大科技进展。

     

    吕庆田:拓展地球深部资源 

     

    吕庆田在矿山考察

     

    吕庆田,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他领导的深部资源探测团队,长期坚持战斗在野外一线,向地球深部进军,提高对成矿过程的认知,拓展地球深部资源,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

    他们从东部的长江中下游,到新疆的东天山,十多年如一日,坚持开展成矿带深部背景及矿集区3D结构探测、深部找矿预测等方面的研究和调查工作,在陆内成矿、矿集区“透明化”探测和深部找矿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他们提出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是陆内俯冲带的新认识。陆内造山成矿的深部过程和机制是长期未解的重大科学问题。深部资源探测团队在多尺度综合地球物理探测的基础上,发现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具有独特的结构、构造特征,沿成矿带出现“鳄鱼嘴”构造、以长江为界的“对冲”构造、软流圈“隆起”和上地幔各项异性的“三明治”结构等,进而提出成矿带燕山期成矿动力学模型。该模型包括陆内俯冲岩石圈增厚、拆沉,软流圈上隆和基性岩浆底侵等深部过程,诠释了巨型陆内成矿带的成因。

    他们提出基于稀疏地震剖面约束的重磁3D建模技术和深部找矿预测方法。 三维地质建模是深部找矿的重要基础,团队在长期探索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稀疏地震剖面约束的重磁3D建模(透明化)技术,和“三维建模+区域成矿模式+深部找矿信息”三要素综合分析的深部找矿预测方法。通过在庐枞矿集区的综合示范,在深部1500米获得重大找矿异常,检验了方法的有效性。

    不仅如此,新技术促进沙漠戈壁深部找矿取得重要突破。深部勘查技术是实现找矿突破的首要“利器”。深部资源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从区域到靶区的勘查技术流程。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在新疆伊吾县拉伊克勒克戈壁滩发现了隐伏大型斑岩—矽卡岩矿床,获得333+334铜资源量101.5万吨,预测该矿床具有超大型铜矿远景。在新疆其他地区也发现了一系列重要深部找矿线索。

    中国地质科学院深部资源团队多年来以深部探测新技术为手段,大量野外实际探测数据为基础,不断取得创新性成果和找矿发现。在国内外先后出版高水平学术专辑4期,发表论文100余篇,培养了一批资源深部探测人才,为深部资源领域的研究和调查作出了贡献。

     

    殷跃平:地灾防治的科技尖兵

     

    殷跃平(左二)在地质灾害救援现场

     

    殷跃平,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是我国地质灾害防灾减灾领域的领军人才,主持和指导了150多项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实施,主持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30余项研究任务,形成了地质灾害成灾机理研究与防控技术研发相结合的特色,为解决三峡工程库区和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区两大世界级地质灾害防治难题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荣获各类科学技术奖 16项,其中,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部省级科技一等奖2项;荣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中华环境奖;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其中单篇论文 SCI被引达190余次,单篇论文CNKI被引达380余次,两篇被评为顶尖学术论文,是全国地球科学领域被引较高的论文作者之一。他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11项,主编了2部国家规范和5部行业规范,推动了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科学化和标准化发展。

    他系统研究了特大灾难滑坡成灾机理,提出滑坡—碎屑流高速远程运动的边界层效应和强震区滑坡的竖向地震力失稳机理,发现了特大山体滑坡前缘溃决导致整体滑动的失稳规律,建立了关键块体防控理论。依据这一理论,研发防治设计支持系统,负责了三峡链子崖特大型不稳定山体的预应力锚固工程设计。

    他针对三峡库区集成创新了一套综合防治与利用技术,成功探索出确保山区城镇地质安全的滑坡体治理与综合利用模式,并推广到山区城镇规划建设中,推动了地质灾害防治由“避让防灾”阶段提升到“兴利防灾”阶段。2008年以来,他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聘为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成员,被中国工程院聘任为三峡工程建设第三方独立评估地质灾害课题副组长,为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风险管控和水库科学调度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是我国地质灾害应急著名专家,多次完成了国家重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任务,2008年被国务院任命为汶川地震国家专家委员会成员,担任次生地质灾害组副组长,2015年被任命为国务院深圳“12·20”滑坡事故原因调查专家组组长。其中,桩梁坝等新型防治技术和高寒浓雾山区监测预警技术,解决了强震山区高位泥石流防治的难题,成功应用到甘肃舟曲、四川汶川、云南鲁甸等具有世界难度的地质灾害恢复重建中。

    把科技创新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