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家品，教授级高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探矿工程所）海洋地质调查钻探室（金刚石钻头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远大抱负”，“碰到问题就解决问题，这就是工作的最大意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自认为“没有抱负”的人，却被评为中国地质调查局杰出人才。

在中国的油气钻探领域，蔡家品的名字几乎就是一张名片，不认识他的人很少。地质人长期在野外工作，身上难免会有些江湖习气。在油气钻探这个江湖中，大家都直呼他“老蔡”，钻探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想到的总是“赶紧把老蔡喊来”。

蔡家品一直致力于钻具的研究，他带领团队研制的海洋地质调查取样工具及天然气水合物保温保压取样钻具，解决了我国在深水及超深水取样难的问题，均为国内首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国外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为我国在海洋地质调查、资源勘查（含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及工程勘察提供了技术支撑。

此外，团队研制的孕镶金刚石钻头，有效解决了在地质及油气勘探开发中，钻头寿命短和机械钻速低的难题。特别是大直径的孕镶金刚石钻头，已成功替代国外同类产品，成为国内施工方的首选。

在项目实施技术创新研发中，蔡家品始终重视青年技术人员的成长，强调团队意识，已初步建设一个在碎岩工具和海洋取样技术方面（特别是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取心技术方面）技术一流、凝聚力和战斗力强的优秀团队。

最初的追求是跳出农门

约访蔡家品，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记者从约访到采访成功，经历了40多天的时间，因为他实在太忙，总在野外帮地勘单位处理一些钻探上的难题。可以说，在钻探领域，他已经“玩”得风生水起，很难有时间歇息。

那天，记者好不容易“逮”着他了，见面时的蔡家品，不免显得有些疲惫。但即使是这样，记者也不可能放过这难得的机会。

老蔡也乐于奔跑，手机一响，立刻就打包走人往机场赶，一年到头在办公室也待不了几天。这样的生活状态，他早已经习惯了。就像他说的，在北京待上几天没有电话接，心里反而空空的，有点儿无所事事的焦虑。

这就是蔡家品，一个忙碌得坐不住的人，一个把忙碌当乐趣的科技工作者。

实际上，就像许许多多农村长大的孩子一样，要说那时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追求，未免有些虚伪，发奋念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跳出农门。蔡家品来自湖北农村，之所以认为自己没有远大的抱负，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只要是拿工资吃饭，在农村人看来就是有出息了，再说农村长大的十几岁的孩子，没有什么见识，谁会去计划将来会干什么呀。”

海上作业中的蔡家品

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抱负，1984年，蔡家品高考结束，加之分数不算太高，高中的授课老师让他填报个地质类的专业，说这样容易录取，将来也好找工作。于是，他就听了老师的，填报了成都地质学院探矿工程专业。从此，他便与探矿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大学学习期间，蔡家品越来越觉得这个专业很有意思，因为年轻人都有一种放浪的心理，将来毕业了，可以一天到晚泡在野外，纵情于山水，诗意而又浪漫，多美的差事呀。于是，他发奋学习。1988年，蔡家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了原地质矿产部探矿工程研究所。

蔡家品很感激高中时的授课老师，他确实没有骗他，学地质类专业不但好找工作，而且还被分配到了一个在北京的国家部委所属科研机构，在成都上学，能进北京，已经很了不起了，他觉得自己简直太幸运了。

进了国家部委的科研机构，担任超硬材料研究室助理工程师，同届毕业的同学们的羡慕是可以想象的，蔡家品也觉得自己不是一般的牛，有点平步青云的眩晕，一股为国奉献青春的豪情油然而生，这种感觉真是爽极了。

跟探工所三十年的不了情

到今年为止，蔡家品在探矿工程研究所已经摸爬滚打了整整30年。弹指一挥间，蔡家品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长成了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从小蔡混成了老蔡。

实际上，蔡家品也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高尚，多么有热爱事业的情操，在探矿工程所改制的时候，他也一度想过逃离。要知道，一个被财政拨款养着的科研机构，突然要改成到市场上找饭吃，这种心理的撞击是难以形容的。

20世纪90年代，是地勘行业的低谷，尤其是地勘单位属地化，钻探任务锐减，很多打钻找矿的专业技术人员，受生活所迫，靠副业养家糊口，养鸡的养鸡，养猪的养猪，彼时的状况，让一直致力于钻具研究的蔡家品，心里油然而生出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没落感。

此时，科技体制改革，原地质矿产部探矿工程研究所更名为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看似改变不大，干的活也还是原来的活，但这样的改变，却将一个铁饭碗变成了一个泥饭碗，随时可以摔破的。能不能在市场上找到饭吃？这样的恐慌与疑惑，一时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是去？是留？对于还是踌躇满志的蔡家品来说同样是种折磨。而此时的蔡家品，已经是超硬材料研究室主任助理、工程师，到外面不可能找不到待遇更好的工作。当时，探矿工程研究所正在搞金刚石钻头技术的研发，作为所里钻头技术研发的中坚力量，一旦离开，于单位于个人，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所里的领导早就看穿了蔡家品的心事，当面找他聊了很长时间，并语重心长地跟他说：“小蔡呀，留下来吧，拨开云雾见天明，这里才是你施展才能的地方。”

人在彷徨的时候，是需要一个长者赋予精神力量的。加上对一起共事多年的同事们的不舍，蔡家品于是也就留了下来，这一留就留到了现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30年。

有幸觅获一得力助手

搞科研工作，能获得一名得力助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阮海龙的到来，如同激活一池春水，让蔡家品的团队一下子更加活跃了起来。

阮海龙，高级工程师，探矿工程所海洋地质调查钻探室（金刚石钻头技术研发中心）副主任，中国地质调查局优秀人才。

阮海龙并不觉得自己干的事有什么高大上，他认为，研发出来的东西，能解决实际问题，能拿到市场上利用，能为单位赚钱，说得漂亮一点，就是成果转化能生出效益来，这事就算妥了。

蔡家品深知，搞科研要有一个多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互相密切配合的创新团队，并付诸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努力。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但由多个个体组成一个知识结构合理、团结的战斗力强的团队，就可以发挥巨大的能量。

阮海龙在海洋地质十号钻探船上

阮海龙是个80后，2006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钻探专业，在随后读研的几年中，一直跟随在蔡家品左右。阮海龙出生于浙江农村，之所以爱上钻探专业，很多的想法与当初蔡家品大学时代的想法几乎不谋而合。后来参加工作后，才知道一切并非想象中的那么浪漫，那么有纵情于山水之间的诗情画意。

研究生毕业后，阮海龙留了下来。对于自己专业的发挥，他觉得这是个再好不过的平台，加上蔡家品像老大哥一样对他的关爱，工作配合起来的那种“心有灵犀”的感觉，让人特别爽。很快，阮海龙就成了蔡家品团队的得力干将，并挑起了副主任的重担。

从某种意义上讲，蔡家品和阮海龙的组合，几乎是天撮之合，这也为后来这个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积累了创新的能量。这个科研团队一共15个人，大多都是80后，最小的1992年出生。

年轻人的思想总是活跃的，科学有时就需要年轻人的浮想联翩，灵光一闪中激发出新的解决方案。每逢技术讨论会，蔡家品和阮海龙最喜欢干的事，就是让年轻人争吵起来，因为人在激烈的争论中脑子会飞速旋转，激发出隐藏于大脑中最潜在的智慧。

决不能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

探矿工程所一直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科研方向，近些年来，特别在服务油气钻探领域发挥了积极作为。研制的孕镶金刚石钻头有效解决了在地质及油气勘探开发中钻头寿命短和机械钻速低的难题，特别是大直径的孕镶金刚石钻头，已成功替代国外同类产品成为国内钻探队伍的首选。

1999年～2001年，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人员首次在南海西沙海槽发现了显示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的地震异常信息（似海底地震发射波“BSR”）。200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专项。

尽管随后我国在海域天然气水合物钻探上获得一系列突破，但令人尴尬的是，我国海底钻探取样却一直依赖于国外技术，国内几乎没有哪一家机构在此项技术上有所进展。因此，不得不让外国人随意开价。

团队合影

眼睁睁地瞅着外国人收取那么高的价钱，而中国人又毫无办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作为从事钻具研究近二十几年的科研团队的带头人，蔡家品心里很不是滋味。其实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一定要打破外国人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把国外同类技术挤出去，这钱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挣。

实际上，对海洋钻探取样技术的了解,蔡家品最早是通过参阅了DSDP、ODP、IODP及IODP-china等网站与书面文献的大量资料，了解了国外在深海钻探技术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当时他还在想，他的团队一直在陆地搞钻头和取心工具，什么时候也拓展到海上去发挥探矿工程研究所应有的作用。

谈及被外国人卡脖子的事，作为蔡家品团队副手的阮海龙，脑子里多次泛起那个场景。那是一次随船出海的钻探作业中，几个帮忙取样的外国人，突然停下手中的活，将项目组的负责人叫过来，咕噜了一阵后，微笑着把旁边的其他人都驱赶开，然后才实施取样作业。

阮海龙打听到，刚刚的一阵咕噜，是外国专家在关键的时候故意捏你一把，要求项目组提高取样价钱。事情都到了这个份上，不答应的话，之前的作业等于是废了，项目组只好答应了外国技术人员的要求。之所以把其他人都驱离，就是为了对中国人严格保密，不想让中国人看到他们的作业程序。作为一个钻探专业的毕业生，阮海龙内心被深深地刺痛，同时也滋生出深深的责任感，“这活应该由我们来干。”

机会终于来了，2010年8月，中海油服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子课题“深水随钻取样器设计和制造技术研究”负责人找到了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经过多次深入交流，最终同意由蔡家品的团队来承担这个课题。

不久后，又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传来好消息，为解决海洋钻探取样难题，中国地质调查局设立专项资金，将《海洋地质调查钻探取样器具及工艺研究》列为科技攻关项目，起止时间为2011年1月到2012年12月，蔡家品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的实施。

这真乃好事成双。蔡家品和阮海龙以及他们的团队尽管异常兴奋，但这样的科研项目，能否在短期内取得突破，心里实在没底。

此时，从接手中海油服“深水随钻取样器设计和制造技术研究”课题，距项目结题时间不到一年（这个项目计划是3年），而且研制的随钻取样器要通过海试应用。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团队经过慎重考虑，最终接下这项任务，因为这是他们下海非常难得的机遇，也是拓宽他们技术领域绝佳的机会。

经过团队的共同努力，2012年4月，从海洋石油708号深水工程勘察船传来好消息，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研制的TK系列深水随钻取样器搭载海洋石油708号深水工程勘察船，在中国南海番禺区块水深约200米、6级风、涌浪3米的条件下，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了孔深10米（PY34-1-PL10-BH）全孔取样作业和孔深300米（PY34-1-CEP-BH）分段取样作业，一举打破我国海洋钻探船钻孔深度、取样深度两项纪录。

本次试验还检验了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为海洋钻探取样专门研制的抗涡动金刚石复合片钻头。结果表明，该钻头在作业过程中钻进效率高、成孔质量好、地层适应性强，完全满足海洋钻探各种复杂工况的要求。

这意味着，这项由国外垄断的深海钻探取样技术，已被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彻底打破，取样成本只接近外国专家取样的一半。

保温保压取样钻具破题

天然气水合物是甲烷气与水在高压低温条件下类冰状结晶物，大家形象地把它叫做“可燃冰”，一旦温度升高或压力降低至一定程度，甲烷气则会逸出，固体水合物便趋于崩解。如利用常规取心（非保压取心）设备将含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从海底取至海面时，压力或温度的变化会导致天然气水合物分解，这会扰动沉积物，有时会使岩心遭到完全的破坏，分解成一堆泥浆。

由于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环境和性质的特殊性,使用保温保压取样技术成为获得原位天然气水合物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保温保压取样钻具是获得天然气水合物真正物化特性的主要器具。而当时，这项技术也一直被一些西方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所掌控。

在突破深海钻探取样技术后，蔡家品和他的团队就开始讨论研制保温保压取样钻具的可行性，由于想取到大直径岩心，当时初步设计按照翻板密封来进行，很有挑战性，但是在翻板密封的方式上有不同的意见，最后蔡家品决定两种方式同步进行，根据室内试验的结果再来选定，整个工作有条不紊。

实际上，保温保压取样钻具的研制难度是非常大的，当时，有关单位依托863项目也在试制研发，项目进程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他们具体进展到什么程度，外界一无所知。但在2014年3月初，国内一家海洋油气勘查单位突然通知蔡家品，他们计划在4月初出海给相关单位搞保压工具的实验，问蔡家品团队的进展如何，可以免费搭载试验。蔡家品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试验机会，在他和阮海龙的带动下，团队成员加班加点赶进度。

在室内实验过程中，团队成员充分发挥智慧，对在海试中可能遇到的复杂情况做了充分的预判。比如，海底的泥沙对管子的摩擦，提起钻管过程中的卡管等，一切可以预判的状况，都在实验室中模拟完成。这段时间，团队成员深夜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为了给这帮年轻的队员鼓劲打气，常常干到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蔡家品和阮海龙便带着所有的加班人员上街烤羊肉串，喝个啤酒，然后又接着干。

由于这样的钻具是自我研发的，所有的部件不可能在市场上轻易买得到，团队成员大都学会了车工，所有的零部件几乎都是他们自己一点一点地车出来的。阮海龙跟大家自嘲，将来失业了，大家都是一个优秀的车床工人，工作随便找，饿是饿不死的。

在团队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按照海洋油气勘查单位的要求时间把钻具运到船上参加海试，这次试验的结果初步保温保压成功，对方未成功。之后，团队又回来在室内做了大量的技术改进及试验工作，于2014年7月由蔡家品亲自带队参加海试，也是与对方PK，结果是探矿工程所完胜。

2014年9月，海洋油气勘查单位专门安排一个航次到天然气水合物靶区取样，蔡家品团队再次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这是我国首次采用国产装备成功提取到保压天然气水合物样品，为我国“十三五”开展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及试开采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提起笔，却不知道从何说起，眼前浮现的依旧是那一张张黢黑的脸和身后那无尽的苍凉。水合物试采初步告捷，大家心中的石头突然失去了重量，五味杂陈，只有那深邃的眼神最能说明一切。

作为非常规能源的天然气水合物被誉为是未来石油天然气的替代能源，它的研究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在我国亦是倍受青睐。然而，这个香饽饽吃起来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很废牙。因为他的赋存条件相当苛刻，经过多年研究，地质学家普遍认为青海祁连山木里地区、青南乌丽地区、藏北羌塘盆地区域等永久冻土带具有良好的成藏条件，有利于形成天然气水合物。为了早一天俘获这个宠儿，从2008年开始，每年的4月到10月，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天然气水合物项目组，一个以八零后为主的生力军，每年都会千里跋涉，登上这壮美的雪域高原感受大自然的洗礼。雪域高原，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爱她的圣洁、高远，恨她的荒漠、绝冷。头疼、失眠、气短，都是小菜一碟，甚者会上吐下泻，血压高升，血常规指标超标等。不曾来，你不会体会；来一天，你也只是感叹她的美。事实上，她的脾气可远不像外貌这么单纯，在祁连山木里及哈拉湖工区，六七月份下大雪、冰雹是常见的事。每年年初到工地，每人都有明显的高原反应，至少需要一周的适应期才能睡个安稳觉，西藏羌北高原反应更加严重。这群年轻的小伙子，就像那刚毅的牦牛，性格倔强，在海拔4000-5100米的高原驰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意志。

让人敬畏的是，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他们并没有退却，在张永勤主任的带领下，一次又一次的迎难而上，2008年首次发现水合物，2011年踏上海拔5000米以上藏北羌塘无人区。在那里，尽是些“不毛之地”，没有人烟，没有水，植被稀疏，只能生长针茅草、苔藓和地衣之类的低等植物，夜班时候甚至要填两层棉裤才可以顶住刺骨的寒冷。从祁连山木里到西藏羌北双湖，即便空气再稀薄，也不会停下探索的步伐。当大家都躲在被窝里，通宵达旦血拼双十一的时候，他们还在海拔4000米以上，受着零下二十度的极寒，迎着八级大风。

荒芜的高原，不仅条件异常艰苦，对个人心理也是个极大地挑战。因为距离村镇比较远，交通十分不方便。在羌北双湖工区，基本上与世隔绝，没有道路，每天面对的就是茫茫雪山，和像山一样矗立的钻塔。进一次村子都要好几个小时，道路崎岖，沼泽遍地，连随车吊都要陷进去很深，有一次车甚至坏在路上三天两夜。尤其是在亲自护送不幸倒下的战友，并目睹其家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后，他们的心更是受到了深深地触动。可是，他们不敢停下来，也不能停下来。如果你不主动去亲近适应她，你将一时一刻也无法坚持下去。为了鼓励大家，为了给大家坚定信念，同在高原施工的几个兄弟单位，组织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加强自我学习的基础上，起好模范带头作用，站好每一班岗，打好每一米钻，即使脸变得再黑，也不能给钻探人抹黑。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再苦再累都是浮云，唯一让他们接受不了的是孩子那陌生的眼神。冻土天然气水合物钻采项目组在羌北及祁连山的施工人员，在2011年起，几乎每年都是4月底或5月初开始进驻工地，到10底才返回单位，期间所经受的环境及施工条件带来的困难难以言语表达。一去半年多的野外工作，不仅经受恶劣的工作环境，更是难以照顾家庭。李鑫淼同志出去半年，回来孩子已经从会坐着到会走，可是，却怎么也不肯让他进屋，见到他就躲。李小洋同志的爱人和儿子远在河南老家，一年与爱人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吴纪修同志的女儿两岁就送去幼儿园，自己长期野外施工，女儿就只能跟着妈妈和阿姨。好多时候，同一个单位的妈妈也不得不出差，女儿就只能自己跟着阿姨，夫妻俩谁也不敢往家打电话，怕孩子听到声音更想他们，会哭闹！有一次幼儿园放学的时候，女儿哀求着说：阿姨，快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可是，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守在手机和电脑旁视频，聊天，羌北和祁连山哈拉湖工区没有手机信号，靠租用卫星通讯系统与单位进行工作联系，还经常发生网络故障。他们不想孩子吗？不想家人吗？他们心中不仅有这个温暖的小家，还有一个大家。为此，他们只有坚持，坚持，再坚持！

没有枪，没有子弹，没有硝烟的战场，他们在与天斗，与地斗，与时间抗衡！

他们虽不时尚，却有一身傲骨；

他们虽不俊朗，却有一副铮铮铁脊梁！

雷锋曾说过，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原石头，就要硬生生在高原垒起一座长城，压不垮，累不弯！

这就是新一代的勘探人，这就是让人刮目相看的冻土天然气水合物钻采项目组80后们！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艰苦努力，课题组进本完成了2016年西藏羌北双湖工区、青南乌丽工区、祁连山哈拉湖工区钻探施工及祁连山木里冻土水合物试采试验任务。望着那冉冉星火在疾风中忽隐忽现，可对这群钻探人来说，它比那68年一遇的超级月亮还要晃眼！

她的光，就像传说中的阿拉丁神灯，照亮了整个雪域高原。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杨志明收到了一个特殊的国际快递。包裹分量很轻，里面只有一个获奖证书——2020国际经济地质学会区域副主席讲席奖。奖项含金量很重，它来自国际矿床领域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学术组织——国际经济地质学会。

这让他很开心。“获奖并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代表了我国矿床学研究成果已经逐渐进入了国际同行视野。”

从进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学习、工作至今，杨志明一直潜心于青藏高原斑岩铜矿成矿规律及成矿机制研究。他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增谦的带领下，与团队成员一起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碰撞型斑岩铜矿成矿理论，并于2019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能源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杨志明

理论探索实现从0到1的突破

铜被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建筑工业、国防工业等重要领域，是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大宗金属之一，重要性不言而喻。

斑岩铜矿是最主要的铜矿类型，提供了全球近3/4的铜。国际矿床学界历经数十年研究，建立起了一套经典的成矿理论，认为斑岩铜矿主要产于岩浆弧环境，形成与大洋俯冲有关。因此斑岩铜矿的分布被认定主要在环太平洋带上，特别是在东太平洋带大陆边缘的智利等国。但在21世纪初，我国青藏高原地区发现的多处斑岩铜矿，形成时已无活动的大洋俯冲，其成因无法用经典的成矿理论解释。

西藏铜矿的铜从哪里来？怎么形成的？特征是什么？要回答这3个问题，就要进入一个理论的“无人区”，挖掘出新的“宝藏”。

自2005年进入中国地质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起，杨志明几乎每年都要去西藏出野外，尤其是冈底斯带，有时候一待就是好几个月。跑野外、看露头、采样品，回到办公室做实验、分析数据、看文献、写文章……这样的工作模式循环往复，一直持续到现在。最终，在导师侯增谦的带领下，他和团队一起，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全新的碰撞型斑岩铜矿成矿理论。该成果拓宽了全球找铜的区域，为斑岩铜矿的勘查指出了新的方向，同时也加深了对斑岩铜矿形成机制的理解和认识，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被称为“国家科技三大奖”之一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是奖励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作出重大科学发现的个人。2019年，碰撞型斑岩铜矿成矿理论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其中，杨志明是第二主要完成人。

开展矿床学的应用基础研究，既可以利用创新理论拓展科学认知，又能与应用紧密结合，创造经济价值。这套成矿理论模式推动了青藏高原多处大型铜矿的勘查发现，包括驱龙铜矿等大型铜矿资源。

十多年，杨志明从地科院的一名学生成长为二级研究员。但是身份的转变并没有丝毫减弱他对地质科研的热情。最近几年，他带领自己的研究小组，连续在多个权威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论文，受到了国际关注。

板凳甘坐十年冷

攻读博士期间，杨志明遇到了人生中最灰心沮丧的时刻。

在阅读了大量文献后，他感受到了与国外矿床学研究的巨大差距。“我们国家的矿床学起步晚，成矿理论研究落后国外很多。就好比人家已经建立了高楼大厦了，我们还是在打地基的阶段。”

第一次，他因为研究地质的巨大落差和压力而差点崩溃。但也正是地质，令他以更宽广的胸怀去吸收了这种压力，转化为科研的动力。

“聊人生侃历史，不过是以百、千年计数，而地质学动辄几百万年，地球演化更是有46亿年历史。实验室分析样品，最小可以到微米级，而讨论成矿规律则是在一个区域甚至是全球范围，又将空间拉升到108米。这种时空上大尺度的来回跨越，会在潜移默化中拓宽认知。所以地质人看待事物的变化、规律，都会放到更长的时间、更宽的空间中来衡量。”身为北京科技大学的讲座教授，杨志明上课会对学生说，学地质能令人豁达、心胸宽广。

近20年的科研生涯，杨志明觉得自己的人生观都因地质而改变，这也是他坚持矿床学研究而毫不动摇的原因所在，因为他已融入其中、乐在其中。

随着科研取得创新成果，荣誉也纷至沓来。2018年，他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成为自然资源部系统最年轻的“杰青”。同年，他入选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负责人。

而这一切背后，是鲜为人知的艰辛和曲折。要知道，挑战西方奉之为圭臬的经典成矿理论，并让中国人研究出的理论在国际上得到认可，何其艰难。2007年，杨志明团队投了一篇关于碰撞型斑岩铜矿形成机制的文章到国际权威杂志，对方却以“不相信”的理由拒绝了。直到6年后，他们的文章才得以发表。

“虽然现在理论已经成型，但是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补充，而且随着研究进展和思考的深入，又会出现新的想法，需要回头检查原来没有注意的地方。”杨志明表示，当下自己在做斑岩铜矿的同时，也会适当拓展对关键矿产的研究。青藏高原他还会继续跑下去，科研的“冷板凳”还会继续坐下去。

专注矿床学研究不动摇

科研的道路是漫长的，必须孜孜不倦、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杨志明却从未觉得辛苦，因为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曾经有一个月，他每天10多个小时泡在地下室整理样品，看石头，只是为了梳理清楚一个矿床中矿脉的切穿关系。“如果想要成才，出成果，就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或方向，坚持下去，10年、20年，最后肯定能成为专家。”

在杨志明眼里，一辈子能够把一种矿床类型研究明白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所里很多专家都是在某一个领域研究了大半辈子甚至一生，才小有所成。如果别人都是花一生做一件事，那我只用10年，怎么比拼得过呢？”

于超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专业的学生，未毕业的时候听社团学长提起了杨志明，便慕名报考了他的硕士研究生。在他眼里，杨老师十分严格。野外跑了一天，晚上还要求他们整理资料或者读文献。但令于超佩服的是，导师同样以身作则，回到单位，杨志明必须将样品切割、打磨、抛光，然后扫描后存档，他办公室里十多筐样品全是如此，一个外行直接拿起来就能看到闪烁的金属铜。

如果为了某个事业付出了一生，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吗？杨志明的回答就如同他的名字。“选择矿床学，选择做斑岩铜矿，肯定会一直坚持下去，从没考虑过获不获奖，也从无后悔两个字。”正是这种“无悔”的信念感，令他能够潜心近20年专攻一件事。

 

肖序常

肖序常，1929年10月出生，贵州安顺人。中国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

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同年赴甘肃白银厂641地质队工作。

20世纪50年代后期，肖序常师从黄汲清。在黄汲清的指导下，参与《中国大地构造图》及《中国大地构造基本特征》一书的编著。60年代，在铬铁矿全国大会战的背景下，肖序常参加国家急需矿产铬铁矿的科研项目。70年代，板块构造学说由李春昱等引进中国，肖序常师从李春昱研究板块构造。与此同时，作为中法合作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中方队长，引领了青藏高原地质学研究。80年代开始，肖序常先后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进行多项国际合作交流，并先后赴法国南特大学及美国斯坦福大学地学系做短期访问学者及学术交流，获得国际地学界认同，曾任国际岩石圈委员会喜玛拉雅地区委员会（CC-1）副主席。

1991年，肖序常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目前肖序常仍坚持在科研一线工作，并承担着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领导和业务指导。挂在肖序常心上的是对中国西部等地区短缺矿产——铬铁矿前景的评价及油气能源成藏地质背景，以及生油机理的研究，而这也是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关注的问题。

肖序常到过最高的海拔高度是6400米，这是他颇为自豪的一次野外经历。肖序常强调地质工作野外实际调查的重要性，按他的话“中国地质学家‘得地独厚’，应珍惜中国广袤、结构复杂多样的大地这一最好的天然实验室”，他也总是说，“做地质的，不跑野外，怎么行呢？深入野外是做地质的基本功，虽然很苦，但是苦中有乐。”60多年来，肖序常足迹踏遍了我国东南西北，直到耄耋之年，仍赴青藏高原。

回顾肖序常的学术生涯，毕业之初，新成立的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地质队员作为业务尖兵，奔向偏僻的角落为国家找矿，这个过程中，他与这个国家一起完成了成长。最重要的是，他始终能够站在更前沿的角度，接受世界地质学的信息和反馈，也让一个时代的世界地质学通过他来看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他的学生评价他说，有时他就像是一座桥，连接此岸和彼岸。

少年出贵州

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告诉你事物的本来样子。就像1929年出生的肖序常、1919年出生的大姐肖序容、1928年出生的三姐肖序仪三位老人坐在你面前，你会发现，他们的容貌、说话神态，甚至他们的老年病，几乎都有共性。时间在这三位老人面前画了一个圈。

1929年10月，肖序常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出世前的11天，父亲肖灿牺牲于北伐战争中的湖南战场。母亲黄伯芬带着肖序常及其大姐肖序容、二哥肖序刚、三姐肖序仪回到距离贵阳100公里左右的家乡安顺。

肖家在安顺当地曾经是一个大家族，肖家的入黔始祖于明末时期由湖南到贵州作为将军镇守边关，当地现有“将军坟”，每年清明等重大节日，肖家子孙会前往拜祭。而曾经的“将军邸”为了配合旧城改造，正被拆除，那处三进院子有着70多个房间，是肖序常度过了童年以及少年时光的地方。曾经这个大家族也其乐融融，现在离散于各地。

肖家没落始于肖序常的祖父辈，肖序常父亲的英年离场，对那个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好在母亲黄伯芬出生的家族也是安顺当地的大家族。其父黄志丞也就是肖序常的外公，是清末的举人，正当赴京考进士之际，清政府崩溃，举人制度瓦解，遂留在家乡。其伯父黄尧丞，也是肖序常的大外公，民国初在北京当议员，后返回贵州参与讨袁（世凯）、讨曹（锟）运动，并成为黔江中学落户安顺的推动者之一，这所学校也是肖序常后来就读的学校。其家族中还有一位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即“四八”烈士黄齐生，同为“四八”烈士的王若飞为其侄儿，他们分别是肖序常的远房外公和远房舅舅。

这样的家族背景，让母亲黄伯芬作为女性可以去读书，并且顺利地读完了师范专业。这样的背景也让肖序常的童年与少年时光受益颇深。新、旧时代交替的年月里，黄伯芬当老师抚养子女。黄伯芬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回首往事，关于母亲黄伯芬给予的教诲，肖序常说：“母亲说过，可以不做大官，但一定要做大事。”

长肖序常9岁的哥哥肖序刚如父般的引导和影响，让肖序常时刻希望能考进“名牌的进步大学”，先在贵州大学地质系读了一年书以后，1950年随大哥肖序刚从贵州到北京，并转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自那以后，肖序常很少再回家乡。一共两次回家乡，第一次距离当初的离开有50年的跨度，第二次是2003年。用97岁大姐肖序容的话说，“走的时候，他还是学生，再回家乡，就是个科学家了”。

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姐弟四人的人生自分别后，逐渐分叉，每个人在随后的岁月里逐渐成长为独立的枝干。几十年过后往回望，个人际遇也自成系统，别有况味。

肖序仪说：“我的弟弟老老实实，除了去野外爬山找矿作研究，就是天天在办公室，白天在办公室，晚上还在办公室，看书，读外国书、看中国书，研究他的地质，这是他的一辈子。”

走出家乡的肖序常像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与新中国一起成长。通过地质与这个世界对话，产生联结，完成作为个人与国家、时代以及地质学的人生交代与使命。尽力满足国家建设与发展刚性需求的同时，与世界地质学保持了同步，在中国当代地质学史上留下了痕迹，完善了中国地质学的理论，也滋养了后人。

为国家找矿

今天看来，20世纪的中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30年代，抗战前国民政府为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开展了矿产资源勘查工作；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为建立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新中国工业体系初创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中国矿产资源工业的黄金时代。

肖序常于这个黄金时代里走出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1952年8月，从重工业部中分设出来的地质部正式成立。也是这一年的8月，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肖序常到达地质部直属的641地质队工作（甘肃白银厂），正式参加野外勘查工作。某种意义来讲，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处女地。

肖序常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找矿勘探工作中去。

那时的大西北一片荒芜，各方面条件都极为艰苦，蔬菜、肉食极为匮乏，经常食用干菜或者咸菜，新鲜菜、肉很少见到；缺乏饮用水，饮水要从40~50公里以外的黄河运来，有一辆敞篷的大解放车资助地质队，因为所处的地方是大型硫化矿床，所以，矿区水硫酸根含量很高，饮后容易让人产生腹泻，长期饮用，则致使头发脱落；住宿不但没有像样的宿舍，还十分拥挤，地质、物探和测量等人员挤在60~70平方米的旧老君庙里。

宋叔和等老同志的家都在南京，入冬年关，肖序常就对他们说，我们留下来，你们回家过年吧。但是后来年轻的地质人中，最终也就肖序常一个人留下来了。肖序常就带着两个工人在那儿填图，因为第二年要上钻，而没有大比例尺地质图就不能打钻，肖序常说：“所以要赶着把1：2000和1：5000的地质图填出来。只有打钻，才能搞清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少矿。”而那时候填图，也没有现在这些现代化的工具，肖序常他们就看望远镜测量。

因为肖序常的坚持，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矿区大比例尺地质填图，所以第二年初在矿区建立了小型岩矿鉴定分析室，短短数月内进行了岩矿鉴定、分析测试和综合研究等基础性研究工作，为1953~1954年白银厂含铜黄铁矿型大型铜矿床的顺利勘探，乃至尔后的开发，提供了确切的、有用的实际资料。

肖序常和两名工人，三个年轻人守在一起过春节。快过年了，肖序常对两位工人说：“我们去县城把头发剪一剪吧。”

坐在车里走了好长时间，终于到了距离白银100多公里的兰州市，坐在理发店里。一批两批三批，排在他们后面的人都剪完头发走了，还没给他们剪。肖序常就问那个老板怎么回事？老板说：“你们忙什么？你们不是刚放出来的吗？”

理发店老板认为肖序常等三人是劳改队的。这让肖序常和工友们很生气。生气以后，也带来思考，反思自己的形象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但是自然环境那么恶劣，怎样去注意自己的形象？

1954年3月，肖序常被地质部调回北京，4月在地质部地矿司有色金属处任职。

1952年中旬至1954年3月，甘肃白银厂工作期间，肖序常工作认真、努力，升任工区组、外围填图组组长；与第一任夫人周天厚建立了恋爱关系。后，两人于北京结婚，育有两女。

如今，白银厂早已是“白银市”，是新中国唯一一座以有色金属命名的地级市，因为找到了丰富的矿产，也被称为“铜城”，对于肖序常来说，那是他地质人生启航的地方。

后来，肖序常又去了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方，每次出发与奔赴，都是因为国家的需要。

他在这样的宏观背景里，不温不火地走着自己的道路，完成个人成长与国家使命之间的平衡。

师承黄李

也因为在白银厂时的表现和能力，1957年，28岁的肖序常迎来人生另一个大的转折，跟随黄汲清当学术助手。直到黄汲清年龄大了，肖序常当了接班人，再然后，肖序常也培养自己的学生。传帮带就这样走了下来。

当黄汲清的助手，用肖序常的话说，某种意义上是转行了，因为他曾经是找矿的，而黄汲清是做地质（大地构造）的，但黄汲清的严谨治学精神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黄汲清的指导下，肖序常参与了《中国大地构造图》及《中国大地构造基本特征》一书的编著。书中系统、详细地划分了中国大地构造的构造单元并论述了各构造单元的特征及其演化，总结了中国大地构造演化的旋回性，以及印支运动与燕山运动在中国大地构造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对区域地质调查、普查找矿及某些重大基础地质问题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60年代，肖序常参加国家急需矿产铬铁矿的科研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他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编著了《含铬基性、超基性岩地质构造特征》一书，从大地构造分析出发，对世界（国外为主）主要含铬基性、超基性岩的地质构造特征作了总结，对不同地质时期、不同大地构造阶段含铬基性、超基性岩产出特征、铬铁矿成因规律、赋存状态及找矿标志作了较详细的论述，铬铁矿一直是国家急缺矿产，此书是查阅了大量世界重要铬铁矿特征，并结合中国地质实际情况完成的著作，为铬铁矿战略部署及普查找矿等提供了较重要的科学依据。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那不是一个能够安心工作的年代。也许肖序常自认为的“出身不好”恰恰成了能够保护他的原因。因为“出身不好”，所以他为人处事谨慎、小心、温顺，淡名薄利，很少有纷争，由此有了好人缘，让他在“文革”期间并没有受到太多冲击。

十年里，虽然没有非常固定的任务，但是也有“抓革命，促生产”时需要进行的野外考察，业余时就多读书，此时因大哥肖序刚“一定要学好外语”的教诲而有的很好的英语基础，再次让肖序常的人生又有了新的机遇。中国很多学术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滞不前，但是国际上在发展，他坚持听国际广播，看外文书，所以在那样的背景下，虽然行动上有所禁锢，但是思想领域，他一直与国际同步。

20世纪70年代初，被誉为划时代地学革命的板块构造学说兴起，肖序常结合中国古造山带对板块构造“登陆”重要的依据——蛇绿岩、高压变质带及其大地构造意义以及有关成矿作用等，在《祁连山古蛇绿岩带的地质构造意义》（1978，地质学报），《藏南日喀则蛇绿岩及有关的大地构造问题》（1980，中法喜玛拉雅考察成果论文集），《喜玛拉雅岩石圈构造演化总论》（专著，1988）等论著中作了详细阐述。

李春昱是国内较早接受并引入板块构造学说的地质学家，20世纪70年代肖序常开始跟随他从事中国板块构造的研究工作。这时候，板块构造学说引起了众多年轻人的兴趣，与此同时，高考制度恢复，70年代末期，肖序常开始带学生，那时候肖序常还没有招收研究生的资格，很多年轻人是奔着李春昱来的，李春昱年纪大了，肖序常就带学生一起跑野外。

由此，肖序常挂在嘴边的有一个词：教学相长。他说，学生和老师一起成长，相互促进。肖序常带的第一批学生中的高延林，也认为与肖序常的关系“亦师亦友”。

肖序常先后培养硕士生7名，博士生5名，如今他们已经在各自领域作出了成绩，成为佼佼者，其中高俊36岁就担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2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1人获得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资助。

学生就像肖序常的一面镜子。

他们如同肖序常曾经的那样，常年奋斗在西藏、新疆。那是中国最荒凉、苍茫的地方，也是国际地学界关注的中国焦点。

这支从黄汲清、李春昱传承走来的学术体系，在中国偌大的科研发展系统里，也算是行风稳健、作风清白。学生数量不多，科研成果却是显赫。

1991年，肖序常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多年来，肖序常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省、部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何梁何利奖等。

总在前沿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现在，肖序常一直参与青藏高原及新疆的野外地质工作。

1979年的秋天，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地质地球物理系C·艾伦教授为团长、纽约州大学地质科学和环境研究系吴大铭教授为副团长的、由著名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组成的板块构造代表团一行十人抵达中国，他们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国的西藏。

因为肖序常的“三会”，即会英语、俄语、德语，肖序常作为中方代表人物带领与陪同。

1980年年初，庆祝国际地质大会成立100周年暨第26届国际地质大会在巴黎召开，肖序常参与完成的《中国特提斯蛇绿岩及其构造意义》被选为中方三篇大会发言之一，当时正值中国科技界开放不久，论文宣读引起与会地质学家的高度关注。

同样的时间里，中国地质界开始了大规模的中法合作，肖序常主持中法“喜马拉雅地质构造与岩石圈的形成和演化”合作研究项目，这是多学科喜马拉雅地学考察，历时三年，肖序常作为中方队长（法方负责人先后是Prost和C.J.Alleger教授等），多次深入青藏高原进行野外地质综合考察。

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质向世界打开大门的标志性事件。肖序常由此迈进世界地学的大门，获得国际地学界的认同。

20世纪80年代后期，肖序常先后在内蒙古、新疆以及青藏等地区进行地质科研工作，负责“305”项目中有关北疆地质构造演化项目（含中美北疆地质构造演化及油气地质背景研究）、IGCP-283项目及有关青藏高原构造演化等重大的国内、国际合作项目。

20世纪90年代，正值中国地质行业发展的低谷期。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无疑是给中国地质工作者打了一剂强心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和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会议期间接见了中外知名地质学家。肖序常为中国地质科学院代表团副团长，在大会上作了“青藏高原构造演化和隆升机制”的主题发言，大会共计4个主题发言，其中两个中方发言。

“九五”期间，肖序常负责青藏高原西北缘岩石圈结构、构造演化多学科的探测研究项目，根据深地震反射探测和岩石学及地球化学等综合研究，对当前流行的青藏高原形成、隆升的“双俯冲”模式提出质疑：提出青藏高原西北缘后期（中、上新世后以来）的隆升是由于“岩石圈双向水平挤压”和“拆沉作用”引发的新认识和模式。并与同行一起首次在西昆仑康西瓦断裂带等地新生代火山岩中发现幔源包体和巨晶，为青藏高原西北缘岩石圈三堆结构、演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

目前挂在肖序常心上的是对西部等地区短缺矿——铬铁矿前景的评价及油气能源成藏地质背景，以及生油机理的深入研究……这也是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关注的问题。

用学生高延林的话说，“肖先生在学术上总是有很前沿的精神。他始终是一个弄潮儿”。对于地质的热爱，也让历经中国政治与经济浪潮的肖序常能够“任周边潮起潮落，我自岿然不动”。对于学生及后辈而言，这已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就像是一个平静的港湾”。

因为肖序常所关注的恰都是世界地质学所关注的领域，比如青藏高原，比如无机生油机理，肖序常能很快地接收到这些前沿信息反馈出来的能量，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作出自己的评价和论证。这些再成为营养，滋养中国地质学人士，而他就像烟火的点燃者，烟火美丽芬芳自由燃放，他又去寻另一方向。

这也许是众人称道他“淡泊名利、谦逊”的原因。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回应了母亲当年的教诲：不一定要做官，但得做大事。

1929年出生的肖序常，身体并不硬朗，2015年因为学生翟庆国的及时发现，他被送进医院，诊断为“脑血栓”。他的记忆力也出现了很大的衰退，他偶尔自嘲为“痴呆症”。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不影响他再去地质的海洋里抓捕跑在最前端的信息，如“无机生油”、石墨烯等，他说：“我们应该开辟新的方向，对传统的科学理论要有勇气和能力去质疑。”

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说：“80多岁的先生还这样关注前沿信息，并且尝试找出案例、提出论证，其实对于功成名就的人来说，这是有风险的。这件事情最大的益处是丰富科学认知，让后来的年轻人看到榜样、拥有平台。”

也许只有如此，方能如肖序常所说，“科学才能进步”。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①上世纪60年代，肖序常（左一）与黄汲清一起讨论地质问题。

②1980年，肖序常（右一）与法国地质学家在西藏野外考察。

③1982年，肖序常（前排左一）与李春昱及研究生合影。

④2009年，肖序常（左三）在西藏野外考察。

 

山高水远，你在路上

即便已近90岁，医生叮嘱走路须持拐杖，但是肖序常依然每天都要去办公室。虽然家距离办公室并没有那么远，但是对于一个腿脚并不便利的老人来说，也需要走20分钟左右。

肖序常的家在一幢老建筑楼的二层，没有电梯，好在到了中国地质科学院以后，可以坐上电梯，下了电梯，再走到自己在三楼的办公室。

这个年龄，这样的身体，也许在办公室，并不一定有什么效率和产出，但是在不能去野外的情况下，在去办公室成为习惯的过程中，每天都在办公室里，也成为了一种寄托。就像他在办公室里总是会对学生或者其他晚辈说的那样：“做地质的，不去野外怎么行？”反映在此时的肖序常身上就是，怎么能不去办公室呢？那里有他多年地质工作的成果和痕迹：摊开的地质图、地质图上的放大镜，办公桌上那一摞摞的书等等。

每次见，都像是第一次见。一样的事情再说一遍，就好像是按下了重说键。

每次的情绪起伏点也一样，比如说哥哥肖序刚对其好以及不好的影响、去甘肃白银厂初涉为国找矿虽然艰苦但苦中有乐的自豪感、中法合作中美合作期间带队去国际地学界都关注的西藏时的见闻、铬铁矿寻找的担忧，以及蛇绿岩与无机生油之间关联论证的焦虑等等。如果说人的生命是一条直线，这些明显就是那条直线上隆起的各个部分。

正是它们一起组成、构建了属于肖序常特有的一生。因为年龄，已有严重衰退或者受到严重损伤的记忆力里，它们就像是海洋里的石头，硬硬的，一直都在。

肖序常会觉得他的学术生涯似乎是一个圆，因为到最后他的兴趣点又回到了他学术刚启程时的起点，都与油气有关。他实习是在玉门油田，历时5个月，还写了学术生涯中的第一篇论文，现在他最挂心的是蛇绿岩与石油之间的关联，他认为自然界中“费托效应”是存在的。

使肖序常思想转变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召开的“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大会。会议期间，肖序常获悉前苏联乌克兰顿湟茨盆地前寒武纪结晶基地（深3000~4000米）花岗质岩石、角闪岩以及外喀尔巴阡山等火山岩中发现了较大油气田；对此，他与前苏联与会地学家就前寒武纪微体古生物及深部“排气作用（The Outgassing Function of the Earth）”以及非沉积地层（火成岩）成藏等进行了讨论，深受启发。

鉴于油气需求量日益增长，肖序常认为应该尽快有权威论证出来。

肖序常有一个手写的笔记本，它每天都摊开在他的办公桌上。肖序常说他希望能快点把相关的文章写出来，科学就要走出曾经成果的禁锢，勇于开拓新的方向。“最重要的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以及水上航行的，没有油气怎么行？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油气，主要靠进口，怎么行？”

2003年，肖序常获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之地球科学奖，奖金20万元。肖序常曾设想将所获奖金拿出来成立专项基金，以资助青年学子做科研，种种原因，设想未能实现。此为肖序常至今认为是遗憾的事情。

类似想法在肖序常这里并不突兀。

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三会”，即会英语、俄语、德语，肖序常有各种去国外讲学、交流的机会。那时去国外的硬件，比如说大衣、皮箱等，都是单位暂借给他，但国外的讲学报酬，回国后他就捐了。

女儿肖芹回忆说：“也许是钱的数额太大了，因为可以买一辆小汽车了。”时间进入21世纪，肖芹希望父亲能帮她凑一笔钱买一辆汽车，“发了工资就还”，虽然数目并不大，但是肖序常拿不出来。

女婿张洪涛被肖序常认为“非常优秀，比我优秀”。一定意义上如同岳父对他的欣赏一样，张洪涛也一样敬重自己的岳父，“他是一个大科学家，大才子”，但是“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两个女儿的学习、工作等，肖序常没有很好地参与，更不要说扶助。张洪涛说：“可能对他来说，家庭生活可有可无。他这一辈子，就是做科学、做业务。”

就像是一面鲜明的旗帜，爱国、爱人民曾经引导着老一辈人进行各种精神追求。要热爱、要奉献、要忍让、要吃亏、要大度等，也由此成为老一辈人的人生哲学。只是这样的旗帜，在互联网时代，在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似乎正在被淡忘，而这样的精神追求和人生哲学，甚至被认为不合时宜。

也或者说，在当下这个时代，人们并不知道怎样可以像肖序常那辈人那样，“即使遭遇种种，依然执着与热爱，且无怨无悔。”

也如高延林参照老师一生的事迹，于某个夜晚思考时，问自己的一句话：“我做到了吗？谁做到了？”

《中国科学报》 (2017-12-04 第8版 印刻)

侯增谦（右）在野外。

侯增谦（后排右四）和团队成员、国际同行在野外考察。

侯增谦在青藏高原。

侯增谦带领团队一头扎进青藏高原，潜心研究20年，取得了重大突破，颠覆了国际流行的“碰撞难以成大矿”的传统认识，建立了青藏高原“大陆碰撞成矿理论”，回答了大陆碰撞如何成大矿的理论问题，“为青藏高原实现重大找矿突破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这项成果不仅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而且在国际矿床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

2017年11月28日，备受瞩目的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侯增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侯增谦从事矿床学研究已有四十载，长期扎根于青藏高原，在大陆成矿理论、矿床成矿模型和勘查评价方法三方面取得系统性的创新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侯增谦的履历见证了他的成长历程：先后主持完成国际地学计划IGCP项目1项、国家973项目2项，“杰青”基金、重点基金、科技攻关等重要项目十余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部级一等奖4项，同时还获国土资源部首届杰出青年和领军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等多项荣誉；主编国际英文期刊专辑4部，在Geology、EPSL、Economic Geology等国际地学主流刊物发表SCI论文167篇。此次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既是同行专家对他科研成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人生信条的高度认可。

谨遵师训、严以修身，心系青年、兼容并包

1978年夏天，17岁的侯增谦考入了河北地质学院。四年的时光，他从懵懂少年成长为优秀大学毕业生。随后，他带着对地球科学的热忱，考入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师从池际尚、莫宣学、邓晋福三位老师，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三位导师对他的科研生涯影响至深，他们的科学精神和人生态度，成为指引侯增谦前行的灯塔。

提起池际尚院士，侯增谦总是恭敬地称“池先生”：“池先生是那种又红又专的大科学家，她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新中国一成立就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国了。池先生人品高尚，业务精湛，造诣高深，对我影响极大”。而对于莫宣学院士和邓晋福教授，他有更多的机会随行左右，至今仍保持着与两位导师的紧密联系。“莫老师是一位襟怀坦荡、行事大器、和蔼可亲的学术大家，邓老师是一位思想深邃、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的著名教授，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除了这三位恩师，还有一位老师对侯增谦的科研生涯有着极大的影响和帮助：“李廷栋先生虽不是我的导师，但对我影响很大。他是地科院的老院长，时刻心系地科院的发展和青年人才的成长”。侯增谦谈到，自己正是在李廷栋、陈毓川等老先生们的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地科院一代新人。当他39岁第一次申请国家973项目的时候，正是李廷栋先生的不断鼓励和鼎力支持，才使他在强手云集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从此以侯增谦为首的一批年轻人开始在青藏高原的广阔舞台上建功立业。

先生们和蔼可亲、始终心系青年成才的高尚品德，对侯增谦的影响是深远的。自1999年招收第一位博士生以来，侯增谦招收的研究生已多达几十人。熟悉侯增谦的人知道，他对每位学生的成长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和他一同出过野外的学生更是深有体会。白天带着学生一起野外踏勘，晚上回到营地后，他还会组织学生对当天的学习进行自由讨论，生怕学生忽略掉一些重要的地质现象，形成误解误判，耽误了成长。他尽管非常期待学生尽早成才，但并不鼓励学生为了写文章而做研究，他认为“一切研究工作都应该以解决问题为前提，你的研究如果不能创新，那就解决实际问题，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作为地质研究所所长，侯增谦同样对所内年轻人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生活上，看到刚留所年轻人收入低、租房困难，他跟所班子成员商量后，制定周转房政策，优先年轻人居住，解决了许多年轻人的现实困难，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工作上，他更是不断地给年轻人创造机会，鼓励年轻人积极进取、勇挑重担，同时要求他们脚踏实地、着眼长远；为了尽快提高所内年轻人的业务水平，他主持制定了地质所青年海外研修计划，为年轻人出国深造开辟“绿色通道”。支持青年才俊申请“杰青”基金和“优青”基金，侯增谦更是不遗余力。他多次组织试讲会，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们提炼科学问题、完善研究方案、提升成果水平。“年轻人是我们所的未来，只有年轻人真正成长起来了，我们所才有未来，我们行业才有未来”——这是侯增谦一直坚信并践行的理念。

这一理念，也体现在侯增谦科研团队的建设中。作为地质所矿床学团队带头人，他秉承“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团队建设思路，从不要求团队成员必须保持与他一致的学术观点，团队成员之间常因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因此，他的团队成员大都是直来直往的脾气。这种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成为团队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

着眼大局、不计得失，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39岁成为国家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对于一般人，这已是难以逾越的高度，但侯增谦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停滞不前，而是脚踏实地、低调前行。他相继主持了第二轮973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目前还在负责一个资金超亿元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项目，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没有一刻懈怠。这些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让他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拥有了着眼大局的胸怀和眼界。

973项目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如同科技界的“大兵团作战”，参加人员和参加单位众多。作为首席科学家和项目负责人，不仅要有令人敬佩的学术水平，还需要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才能让项目高效有序地运转。良好的大局意识是做好组织协调的核心，有时要把个人和团队的利益放在大局之后。当年组织第一轮青藏高原973项目时，为了让这个极具科学意义的项目顺利启动，侯增谦与王二七研究员由竞争申请变成合作研究，最后共同承担了这一项目，从而建立了一支长期致力于青藏高原地球科学研究的科研大团队，走出来一批青藏高原地学研究的院士专家。又如他正在负责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项目，为了让更多单位参与进来，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向前台、承担重任，侯增谦放弃了做课题负责人的机会，仅在一个课题做普通参研人员。正是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大局意识，让他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又一个大项目。涉及领域广，是大项目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如何把不同专业领域的成果有机集成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侯增谦边组织项目实施边学习其他领域知识，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不断扩展知识储备，不断提升多学科交叉综合和集成创新能力。“如今，在做自己领域研究时，会自然而然地从其他领域寻找启发及证据，也算是组织大项目的意外收获吧”，侯增谦如是说。

如何带领研究团队走上国际地学前沿，一直是侯增谦的不懈追求。与美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等矿业强国比，我国矿床学研究起步晚、基础弱，存在较大的差距，要实现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谈何容易。这些年来，侯增谦带领团队，始终围绕国际前沿开拓进取，从最初的寂寂无名，如今已在国际地学界有了较大影响力。近五年，他和团队在Geology、EPSL、Economic Geology等国际权威地学期刊上连续发表了20多篇高水平文章，在国际矿床学界掀起了一股“中国旋风”。在国际经济地质学会（SEG）2017年度大会上，侯增谦团队三人获邀做专题召集人，一人受邀做主旨报告。这些成绩的取得，跟侯增谦拥有开放的国际视野是分不开的。他始终认为：“做研究不能关起门自己干，不能做井底之蛙，必须要与国际同行多合作交流，请进来，走出去，这样你的工作才有可能做到国际前沿”。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由于工作繁忙，他本人无法长时间出国交流，就鼓励团队的年轻人多去国外见见世面。目前，他团队的大部分年轻人包括研究生都有长时间的出国研修经历，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诸多大学及研究所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在走出去的同时，他还不忘把国际一流的矿床学家请进来，与团队成员一起做更密切的合作研究。国际著名的铅锌矿床学家David Leach教授，近年来每年都会来北京，与侯增谦团队开展3个月左右的合作研究。2011年，他联合David Leach、Jeremy Richards和Richard Goldfarb三位国际著名矿床学家申请的“东特提斯碰撞成矿作用”IGCP项目获得国际地科联资助，在国际上掀起了特提斯成矿作用的研究热潮。

思维敏捷、学风严谨，立足创新、厚积薄发

对于侯增谦为何能取得如今的科研成就，他的团队成员是这样评价的：“侯老师做科研有三个最让人佩服的地方，一是科研敏锐性强，二是学风严谨，三是立足国家需求注重原创性研究。”这也是与侯增谦有过合作研究的同行专家的共识。

与侯增谦讨论过科学问题的人，都会对他敏锐的洞察力产生深刻印象。他总是一语切中问题要害，并能从大家的讨论中总结、提炼出真正的科学问题。有人说这是一种天赋，侯增谦自己却认为：多读国外参考文献，多到野外实地观察，多倾心思考思辨，就会拥有这种能力。听过侯增谦学术报告的人，还会产生另一个印象：内容大气。他的报告常常涉及变质岩、火成岩、构造、地球物理、矿床学等多个学科，而且能把多个学科看似纷乱无章的信息有条不紊地讲成一个让人“脑洞大开”的故事。一位地球物理学家在听过他的项目汇报后说：“我一直在想，地球物理获得的那些认识，到底是怎么通过地质现象反映出来的，听了你的报告，我获得了很大启发。”

对于学风的严谨性，和侯增谦一起写过文章的同事和学生更有发言权。每一块样品、每一个数据，侯增谦都要求真实准确，以保证科研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于论文也是如此，不要说文章的逻辑与论证，甚至图件中每一条线的粗细、长短都不能有丝毫的差错。正是这种严谨的学风，使侯增谦面对冗杂的事务，还能够沉下心去做研究，不浮不躁，有条不紊。

洞察敏锐、学风严谨和求实创新的科学品质，铸就了侯增谦在成矿学上的不凡成就。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侯增谦跟随莫宣学院士进入素有中国“百慕大三角”之称的西南三江地区，在研究义敦岛弧古代海底热液成矿作用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他清醒地意识到，要真正揭开海底热水成矿之谜，必须遵照“将今论古”原则，开展“古今对比”研究。为此，他抓住在日本做博士后的机会，对日本黑矿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冲绳海槽现代海底黑烟囱和热水成矿进行了观察研究。2001年，侯增谦在国际矿床学权威杂志《Economic Geology》上发表了专题研究论文，2002年在地质出版社出版《古代与现代海底热水成矿作用》专著，大幅度提升了我国海底热水成矿领域的研究水平，在矿床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日本回国后，侯增谦将研究目光从古今海底投向了青藏高原。这次研究方向的转移调整，缘于侯增谦对另一重大科学问题的洞察和着迷。大洋板块俯冲产生大规模成矿作用已是地质界的共识，而大陆碰撞能否产生大规模的成矿作用？ 这不仅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找矿战略问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经过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侯增谦敏锐地将研究突破口锁定在青藏高原——全球最典型的碰撞造山带和研究碰撞成矿的天然实验室。随后，他带领团队一头扎进青藏高原，潜心研究20年，取得了重大突破，颠覆了国际流行的“碰撞难以成大矿”的传统认识，建立了青藏高原“大陆碰撞成矿理论”，回答了大陆碰撞如何成大矿的理论问题，被同行专家评价为“系统阐明了大陆碰撞带成矿系统的发育机制”，“为青藏高原实现重大找矿突破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这项成果不仅作为核心理论成果之一，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而且在国际一流矿床学杂志发表，在矿床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国际著名矿床学家R. Kerrich院士在国际地科联官方杂志《Episodes》上撰文，高度评价这项成果是“喜马拉雅大陆碰撞成矿的开拓性的集成创新成果，具有广泛影响和深度创新”，“将造山成矿的传统观点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理论高度，必将推动成矿学的未来发展”。

将自己的基础研究和国家需求结合起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池际尚院士那一代科学家的一个共同特点，侯增谦将其总结为“池际尚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感召下，侯增谦从学习岩石学步入地球科学大门，到多年潜心研究成矿理论和资源勘查，不变的是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理想和追求。他常常说：我们的科研成果要对找矿勘查工作起到指导作用，这是我们科研工作的意义所在。正是因为他对科研实用性的坚持，他的学术成果不但有成矿理论的重要突破，还实现了指导找矿的重大突破。早在1998年，侯增谦带领团队多次赴藏东玉龙和西藏冈底斯等地开展实地考察，敏锐地发现大陆碰撞造山带是斑岩铜矿形成的另一重要环境，随即对碰撞环境斑岩铜矿形成机制开展了系统研究，建立了碰撞型斑岩铜矿新模型，完善了斑岩铜矿成矿理论。理论研究与勘查评价相结合，侯增谦率先系统论证了青藏高原冈底斯带具有巨大的成矿潜力，于2001年在《中国地质》上撰文提出冈底斯带有望成为“西藏第二条斑岩铜矿带”，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国地质调查局以此为主要理论依据，部署实施了大规模的矿产勘查；西藏地勘局据此调整战略方向，将勘查重点转向斑岩铜矿。随着理论深化，他又带领团队建立了勘查模型和评价方法，为冈底斯带大型—超大型铜矿的重大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撑。2008年，他又率先提出青藏高原东北缘发育一条上千公里的巨型铅锌矿化带，并构建了褶皱逆冲系铅锌成矿新模型。针对青海多才玛找矿困局，他按照“褶皱逆冲系成矿”新思路，带领团队开展矿区构造—岩相填图和物探测量，提出“逆冲推覆构造控矿+音频大地电磁测深定位”找矿方法和具体钻探建议，指导青海矿勘五院发现了厚大富矿体，控制铅锌资源量达到620万吨，一跃成为超大型矿床。

情系高原、心怀国土，踌躇满志、整装待发

自第一次踏入西藏，侯增谦已经扎根青藏高原研究20余年了。在西藏出野外的艰苦，只有去过西藏的人才能真正体会。每次去西藏，除了要适应高海拔带来的不适，还要留下力气爬山。为了适应高原工作环境，一般人到西藏出野外，都会先在海拔相对低一些的拉萨住两三天调整一下，而这两三天对侯增谦来说太过奢侈，他经常是中午到3700米的拉萨，下午就到了5000多米的野外。偶尔在拉萨停留一晚上，也是第二天就迅速开展工作。“我没有那个时间”，侯增谦说。他从2000年开始担任矿产资源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2005年又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每一天的时间都要用在刀刃上。遇上高原反应，他都默默忍受着，争分夺秒地开展工作，几年下来，对身体损伤较大，特别是记忆力下滑得厉害。

在青藏高原最可怕的不是高原反应，而是感冒，严重的感冒甚至会要人命。有一次在沱沱河出野外时，侯增谦患上了感冒，幸好经常在野外工作的地质队员们非常有经验，给了他好几种感冒药，满满的一大把，一次性吃下去，也亏得他身体底子好，头天猛药一下，第二天感冒症状就好多了，同事们劝他休息，他说时间紧，不能耽搁，坚持跑完野外工作。尽管如此，侯增谦对青藏高原的眷恋并没有丝毫减弱，而是愈加强烈。如今，他即使再忙，也要每年去青藏高原出次野外。高原是他的福地，是他学术成长的地方，他对高原的感情已经融进了血液。

侯增谦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也有十余年了。从地质所走出的中科院院士就有17位之多。管理好这样的研究所，本身就是个挑战。他常说：“地质所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大所，作为地质所所长，既要深谋远虑，也要身先士卒，还要责任担当，必须常怀谦卑之心，公平公正办事，脚踏实地工作。”十年来，地质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国际影响力不断攀升。除了一批耀眼的科技创新成果外，这十年还出了3位院士、2位杰青和一批国家级人才工程入选者。更令人高兴的是，地质所已经凝聚和储备了一批非常优秀的青年才俊，为未来发展夯实了基础。

提及如何平衡所务及科研工作时，侯增谦不无感慨地说：“做了所长后，我其实就变成了一个业余科学家，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所务管理上了，只有晚上、周末和节假日才是我的科研时间，只是这些年对家人亏欠太多，放假的时候也没能好好陪他们。”侯增谦对能用来做研究的时间分秒必争，甚至有次住院期间都在阅读文献，他的夫人对前去探望的同事说：“刚到医院他就拿出这么一沓文献，一点儿都没有病人该有的样子，倒好像专门过来读书的。”

谈及向地球深部进军，侯增谦踌躇满志。他说，作为地质科技工作者，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对我国矿床学发展，他也特别关注，并不断强调：“与西方矿业大国相比，我们尽管在某些研究领域处于领先，但整体上还有较大差距，未来我们的矿床学研究一定不能仅满足于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多发表几篇文章，我们一定要做大文章，发挥集群效应，把更多原创性成果展现给世界，在国际矿床领域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羌塘秘境、西南峻岭、昆仑风雪、大漠孤烟，谁能想象，有这样一批青年人，抛下了舒适的城市生活，离开了他们时刻挂念的亲人，每天穿行在西部富饶美丽却又条件极为恶劣的广袤大地上。他们，无论是驻守青藏高原进行羌塘油气调查，还是挺进罗布泊优选隐伏矿床，无论是为山区百姓扫除地质灾害隐患，还是研究大数据背景下的智慧找矿技术方法，都是那样兢兢业业、不惧艰险、忘我付出。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地质调查工作者。他们的脚下，是地质科技创新无比艰辛却又奇趣无穷的道路；他们的肩上，则是我国地质调查事业辉煌的未来。

 

 探索青藏高原的地质秘密  

  

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研究所 宋 扬

 

 羌塘，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且高寒缺氧、交通不便，被视为“生命禁区”。2003年以前，羌塘地区仍是青藏高原最大的一块中比例尺地质调查空白区。虽然，近几年发现了举世瞩目的多龙铜矿，但是班公湖—怒江成矿带其他地段还没有显著的找矿突破，一直是“只见星星不见月亮”的状态。

现任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研究所区域成矿规律研究室副主任的宋扬副研究员，在收集大量地质资料和矿床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义和狭义的班公湖—怒江成矿带的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青藏高原成矿带划分工作，对新的矿产志、地质志编写以及国家基础地质编图都具有借鉴意义。

以往认为青藏高原由于不可避免的剥蚀作用，中生代浅成低温热液矿床很难保存下来。但是西藏多龙地区的千万吨级浅成低温热液型铜矿体是如何保持下来的呢？宋扬通过在野外细致编录，在矿体顶部发现了古风化壳，确认了矿床形成之后安山岩覆盖的地质事实。这种矿床保存特征在西藏尚属首例，指明在藏北高原强烈的隆升剥蚀下具有形成和发现浅成低温热液矿床的可能。这一发现，对班公湖—怒江成矿带今后公益性地质工作部署，意义重大。

2015年，宋扬带领项目组全面分析多龙地区大规模聚集成矿的主控因素，在双湖地区设立并主持了新的1∶5万矿产调查子项目。

在艰苦的阿里地区改则县无人区，宋扬和研究团队一起对中铝资源公司所属的西藏多龙勘查区9宗矿业权，与西藏地勘局地质五队、中铝资源公司技术人员密切配合，开展勘查工作部署、成矿条件研究，优选找矿靶区，建立勘查技术体系。通过细致的科学编录和研究，研究团队提出了铁格隆南为斑岩—浅成低温热液叠加型矿床的新认识，进而科学部署勘查方向，促进西藏斑岩—浅成低温热液矿床取得重大找矿突破。

2012年8月宋扬被聘为“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协助青工委成功举办了“首届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青年论坛”和“第一、二、三届全国青年地质大会”，先后获得“中国地质学会2014年度优秀信息员”称号，及第二届全国青年地质大会特别贡献奖”。

2016年，已被评为硕士生导师的宋扬，作为中国地质代表团成员，在南非开普敦举办的第35届国际地质大会上作了西藏多龙找矿突破的口头报告，在国际上展示了资源所青藏高原团队最新研究成果。在主持1∶5万4幅矿调项目期间，他努力开展团队建设，目前已经形成化探、构造、古生物、矿产、数据库等重要学科兼具的区调团队。同时，探索和组织基础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初步打造了一支能吃苦、肯坚守、善创新的骨干人才队伍。

 

写好人生大数据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力学研究所 王文磊

 

2013年，王文磊获加拿大约克大学地球空间科学博士学位。2014年，他说服了怀孕的妻子，放弃了优裕的生活，积极响应国家“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的号召，毅然回国投身地质调查事业。

回国后，王文磊以创新与传承的结合、地质科学理论与地质调查实践的结合、先进性与实用性的结合为工作目标及手段，相继参加了《西藏班公湖—怒江成矿带铜多金属矿资源基地调查》《内蒙古集宁浅覆盖区矿产地质调查》等项目。

王文磊长期致力于地质矿产、数学地质、地学信息多学科交叉研究，围绕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等多元数据找矿信息识别、提取与融合及非线性理论等前缘科学问题与方法技术难题，拓展并创新了多元、多尺度地学数据非线性融合方法与致矿异常各向异性奇异性算法，提出了研究元素构造—地球化学行为的空间定量方法、隐伏成矿地质体空间定量推断模型、成矿地质过程多因耦合机制空间不稳定性定量评价模型，建立了揭示构造—岩浆活动对成矿元素空间分布各向异性的控制作用，及成矿地质过程非线性特征内在联系的空间定量评价模型，促进了基于成矿动力学过程的矿产资源预测理论、方法的发展，为矿产调查工作部署和找矿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并为我国大数据背景下地质调查智慧找矿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方法技术以及工艺流程。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矿田构造研究室，王文磊以实现构造动力成岩成矿过程数字化定量评价为研究目标，牵头组建了由数学地质、矿田构造、矿床学及计算地球化学构成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团队，目前承担并参与多项与矿产预测理论方法创新、矿产资源调查评价有关的科研及工作项目。作为国际数学地球科学学会（IAMG）青年会员，王文磊多年来不断参与并协助学会组织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在2012年Goldschmidt年会上担任专题分会召集人。2014年被任命为国际地科联青年地球科学家学会（YES）驻IAMG代表及联络人。2016年YES换届选举中，王文磊高票当选副主席，负责学会国际科学合作工作，大大提高了我国青年地质调查科技人员在国际地学学术组织的影响力及话语权。

科技创新是国土资源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如今，面对国家一系列人才利好政策，尤其是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对科技人才培养的格外重视，王文磊的干劲更足了。他说，我们这一代年轻地质人，唯有勇于迎接挑战，积极面向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面向国土资源“三深一土”工程的科技创新战略，面向地质调查主战场，才能更快、更好、更茁壮地成长、成才，在新的历史时期，创新业，立新功！

 

地质工作能为西部做得更多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高永宝

 

高永宝永远记得2012年的那一天，在昆仑山工作多年的他，终于尝到了帐篷被大雪压垮的滋味。面对漫天大雪，刚刚从帐篷中逃出来的高永宝和队友们，虽有些狼狈，却相视而笑。

2008年，刚刚参加工作的高永宝被派往昆仑地区从事地质调查。面对高寒缺氧、气候多变的恶劣条件，他心中始终有个坚定的信念：要为国家地质调查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从此，在昆仑山伟岸的身影下，每年都会有一位青年地质工作者和他的团队奋战在海拔4000~5000米的“生命禁区”，开展野外地质矿产调查与科学研究，寻找矿产宝藏。整整8年，高永宝克服了高原反应、泥石流、狂风、暴雪、荒野抛锚、车陷沼泽等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祁漫塔格铁铜铅锌多金属整装勘查区、塔什库尔干铁矿整装勘查区、玛尔坎苏锰矿整装勘区、火烧云及外围铅锌找矿远景区等，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2016年11月，高永宝带着满腔热忱来到南疆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克州国土资源局挂职副局长。

挂职期间，高永宝深刻体会到地质工作的价值，他的“昆仑梦”也渐渐清晰。他参与编制完成了《克州矿业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克州第三轮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有力支撑了克州矿业经济发展，也极大地服务了克州产业扶贫、富民固边；西昆仑玛尔坎苏锰矿带的勘查开发也得以推动，富锰矿资源量已达3000万吨，一期电解金属锰厂已建成投产，年产值5.8亿元，年上交利税近5000万元，带动地方就业约2000人，2017~2018年商业性地质勘查投入将达2亿元。

近年来，高永宝主持及参与地质大调查项目11项、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专题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科技项目2项。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地质大调查项目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科技项目2项，现为《西昆仑铁铅锌资源基地调查与勘查示范》二级项目副负责人。

高永宝还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等广泛合作，在中酸性侵入岩浆作用成矿与找矿、镁铁—超镁铁质岩浆作用成矿与找矿以及铅锌矿床有机成矿作用、成矿模型研究等方面取得较多创新认识，并积极将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到具体找矿部署和实践中，对西北地区尤其是昆仑成矿带的找矿突破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先后在等各类中外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参与出版专著2部，入选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中国地质调查局第三批青年地质英才等，并协助南疆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工程首席，努力开展团队建设，促使西安地调中心形成了一支扎根昆仑、甘于奉献的中青年地质调查与研究队伍。

 

把百姓的平安放在心头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邓国仕

 

今年36岁的邓国仕从吉林大学毕业到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工作后，始终奋战在地质灾害调查与监测、地下水资源调查与评价研究第一线。而无论是防灾减灾还是找水扶贫，他心中最重的，就是百姓的安全与幸福。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邓国仕离开身怀六甲的爱人，主动请缨，和成都地调中心其他18名同志第一时间奔赴抗震救灾的重灾区、生命的孤岛——茂县，开展次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这也是中国地质调查局第一支进入重灾区的地质兵。

抗震救灾工作必须争分夺秒，邓国仕他们哪里顾得上自身的安危。仅仅用了3天时间，邓国仕与他的队友行进300千米，覆盖面积近4000平方千米，完成了茂县所辖23个乡镇的地质灾害应急调查，以及灾情险情评估和临时安置点选址，为灾民安置赢得了宝贵时间。此后，又进行了全面的核查和排查，最终核查原有地质灾害点115处，新调查地震诱发的次生地质灾害点219处，为灾区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2013年至今，邓国仕一直从事乌蒙山区找水打井工作。

2016年9月上旬的一天，他带领项目组一大早从德昌县麻栗乡老鹰沟出发，徒步翻越螺髻山开展水文地质调查。经过数小时，他们边走边采集和记录地质信息，山顶上，瑟瑟寒风吹过显得格外凄凉萧杀。经过一天的劳累工作，晚上，他带领项目人员搭了帐篷住下，怎料半夜竟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冰冷难眠，早晨鞋袜全部冻成了石头。此行历时七天六夜，队员们记不清这一路穿过了多少个丛林，越过了多少个沟壑，当终于看到熟悉的普格县螺髻山镇时，大家都有一种冲出重围、重见天日的感觉，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勘探队之歌》。

四年来，邓国仕扎根乌蒙山连片贫困缺水区，利用水文地质理论，结合地球物理勘探方法指导找水，开展碎屑岩区找水的地球物理方法科技创新研究，带领水文地质团队在贵州毕节地区和四川凉山地区等地完成水文地质调查4050平方千米，针对缺水村屯寻找有利的蓄水构造富水区，准确定位探采结合井井位21处并成功出水和成井（成井率达77%），实施典型泉引泉工程6处，有效缓解了乌蒙山贫困缺水区3万余人用水急需。十余年的磨砺，邓国仕已经成长蜕变成一名具有成熟科研作风和思想理念的地质人，他用扎实的专业知识理论、吃苦耐劳的敬业理念、崇高的献身精神以及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诠释了一名地质人爱人民、爱社会的高尚情怀。

 

探寻地球深部宝藏 

  

中国地质科学院深部探测中心 严加永

 

“我们干地球物理的特别喜欢西部。人文干扰小，能取得好数据，而这也意味着可以为矿产勘查提供更精准的信息。” 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深部探测中心的严加永说。

作为项目副负责人，严加永在承担地调项目《新疆东准琼河坝矿集区铁铜多金属靶区优选与隐伏矿床（体）快速定位示范研究》和新疆地勘基金《新疆伊吾县拉伊克勒克一带铁铜矿勘查》项目期间，经历两次手术，仍然坚持带队在野外一线工作。在团队努力下，拉伊克勒克靶区实现快速查证，通过大比例尺地球物理探测，在厚覆盖区之下发现了矽卡岩—斑岩铜矿。经过2011-2016年工作，最终发现拉伊克勒克铜多金属矿，获取铜资源量118.8万吨，伴生银1404.44吨、钼资源量6376吨、磁铁矿石量251.17万吨，使该矿一举迈入大型铜（银）矿行列。

2015年6月，严加永加入了地球深部探测中心团队，主要从事深部探测和矿产勘查技术研究，特别是承担深部地质调查工程下属的钦杭结合带及邻区深部地质调查等项目，使严加永积累了大量深部资源勘查技术经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改进了重磁多尺度边缘检测流程和显示方法，提高了重磁方法确定板块边界、断裂、岩体等边界的精度。该技术在长江中下游构造格架研究、铜陵矿集区构造厘定、胶东半岛和东准噶尔琼河坝地区区域构造分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系统研究了成矿带深部背景研究的经济可行方法，集成了一套计算岩石圈垂向结构（岩石圈厚度、莫霍面、居里面、磁性基底、均衡异常）和三维集成分析的技术方法。在深部探测专项Sinoprobe-3中，将该方法用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成矿深部背景研究中，获得了不同界面的起伏形态，并集成到三维可视化环境中进行交互分析，为理解成矿带深部过程提供了深部信息。

尝试了基于重磁三维反演的岩性识别工作，在庐枞、宁芜矿集区开展了试验，识别出来主要岩性的三维分布特征，为找矿预测提供了直观信息，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为矿集区“透明化”推进积累了技术。

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三维分布式电法探测试验，通过焦家带已知矿床的探测试验，总结和对比该方法在破碎蚀变岩型金矿金矿上的探测效果，并在焦家带南延带开展了探测，推断了焦家带南延的可能位置和形态。

现在的严加永满腔热情都放在了深部找矿上，他的最大梦想就是：立足于本职岗位，更好地为我国深部探测事业和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贡献力量。

 

青春的梦想从羌塘起航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宋春彦

 

羌塘高原，承载着宋春彦服务国家油气事业的青春梦想。

8年前，宋春彦第一次上羌塘，在安多的那一晚，头痛得非常厉害，胸闷、心慌、喘气、彻夜未眠，让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高原反应。

2012年是宋春彦在羌塘野外工作时间最长的一年，从5月份一直工作到了10月份，历时5个多月。当时他负责了羌塘盆地内第一口1000米深的地质调查井。

功夫不负有心人。宋春彦和同事们通过这口井的编录研究，首次发现了羌塘存在古生界油气藏以及优质的二叠系烃源岩的证据，打破了前人对于羌塘只有中生界才具有勘探潜力的片面认识。

回首过去的8年，羌塘野外地质工作种种艰辛令人难忘，其中最让宋春彦感到揪心的就是对家人关爱的缺失。每逢女儿生日，他都身在遥远的藏北高原。他多想在电话里听听女儿的声音，但由于工区没有手机信号，让这样一个简单的心愿也成为一种奢望。他只能手捧着女儿的照片，默默的说一句：“宝贝，生日快乐，爸爸爱你！”

由于藏北严重缺氧，先后导致多名与宋春彦一同到藏北开展野外工作的年轻同事患上了心脏早搏、心房不规则增大等各类高原疾病，而不得不告别了他们为之挥洒青春羌塘。宋春彦曾说：“也许某一天，我也会跟他们一样因身体原因再也去不了羌塘，但只要还能坚持，我都决不放弃，都要尽力去完成一个羌塘油气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

2016年是藏北地质调查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藏北迎来了第一口深达5500米的石油地质参数井。它是目前国内海拔最高的一口深井，也是地调局系统五大科技攻坚战的主战场。

作为直接负责这口井的子项目负责人，宋春彦在井位论证、工程设计、地质设计、施工方案审查的每个环节都小心翼翼，收集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确保不出一丝纰漏。

最后，这口羌参1井终于在2016年12月实现了开钻，从而开启了藏北油气地质调查工作的新篇章。

2017年是羌塘油气的攻坚之年。为了在雨季前多赶工期，4月初，宋春彦在进藏后，顾不上休整，第二天就赶到海拔4900米的双湖，第三天早晨便抵达了海拔5030米的钻井现场。如此快速的赶往高海拔地区，让宋春彦经历了自己生平最严重的一次高原反应，每到夜晚，全身关节钻心的疼痛，而且头痛欲裂根本无法入眠。但他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从未萌生退却、放弃的念头。因为他知道，羌塘攻坚，自己重任在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