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研究所陈毓川院士指导、王岩、王登红、黄凡为主编、“中国矿产地质志”地调项目及国家出版基金联合资助的《中国矿产地质志·中国矿产地分省图集（2020）》专著正式出版，这是中国第一个全面反映全国各省矿产资源全貌的大型图集，基本摸清我国矿产资源家底，为国土资源规划提供依据，为社会大众普及了我国矿产资源国情。

该图集系统梳理了我国已发现的182个矿种64846处矿产地资料，其中大型超大型5843处、中型9310处、小型22452处，涵盖了能源、金属、非金属和水气四大类矿产，基本代表了我国目前矿产资源的现状，表明了我国矿产资源家底并不殷实，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任重道远。图集实现了“一个统一、三个覆盖”的目标，即按照统一的矿产图例开展研编，实现了已发现矿种全覆盖、矿产地全覆盖、陆域面积全覆盖，并总结了32个省/市（含台湾）矿产资源分类和分布特征等。图集可较全面反映《中国矿产地质志》现阶段研编的新成果，最大限度地、客观地体现我国矿产资源的信息量，为今后缓解矿产资源的瓶颈提供战略性理论依据，为取得重要成矿区带找矿突破指明战役性方向，为就矿找矿的战斗提供具体的工作建议。

中国可燃冰勘查利器——海马号无人潜水器

新华社发

勘查团队在祁连山南缘钻探发现“可燃冰”。

冀 业摄（资料图片）

近日，俗称“可燃冰”的天然气水合物成功获批为中国第173个矿种。这虽然是业界和公众意料之中的事，但还是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人们由此预见，可燃冰作为一种战略性绿色能源，在中国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必将在勘查和开发利用方面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可燃冰被誉为“未来能源、洁净能源和21世纪能源”，这一方面在于其有能量密度极高、非常洁净等特质，另一方面在于其分布范围广、资源量巨大，可以为人类提供持久能源支持。对于环境资源压力巨大的中国来说，可燃冰更是承载着变革能源结构、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梦想。20多年来，中国科技工作者不懈努力、忘我奋斗，不仅系统提出了被实践证明正确的可燃冰成藏理论，而且形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可燃冰资源综合勘查高新技术体系，为可燃冰的开发和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储量家底知多少

在标准状况下，1立方米可燃冰可释放出164立方米天然气和0.8立方米的水，能量密度是天然气的2-5倍、是煤的10倍。这是人们对神奇的“冰火”津津乐道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样一种能量密度极高的物质，在地球上储量非常丰富。国土资源部天然气水合物重点实验室总工程师刘昌岭研究员介绍说，如果把全球可燃冰的储量折算为有机碳资源，其有机碳占总量的比例超过53%，而煤、石油、天然气三者有机碳之和仅占26.6%，也就是说，前者是后三者之和的约2倍。国际上广泛引用的可燃冰储量数据来自美国科学家科温沃登，他预测全球储量为21万亿吨油当量，与美国能源部2011年发布的数据大致相当。

具体到中国，可燃冰的储量如何呢？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王昆给出了一个数字：约800亿吨油当量。他强调，这是根据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类型及赋存状态，结合地质条件对中国海域可燃冰源量的初步预测量。冻土区是陆域可燃冰的可能成矿区，而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冻土大国，冻土区总面积达215万平方公里，具备良好的可燃冰赋存条件和资源前景。据科学家初略估算，陆域可燃冰远景资源量至少有350亿吨油当量。王昆介绍，总体上看，中国可燃冰分布广、类型多、储量非常丰富。目前，已在南海发现两个超千亿立方米的矿藏，圈定11个成矿远景区、25个有利区块。

四个勘查阶段迎头赶上

与一些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就投入可燃冰勘查研究相比，中国在可燃冰资源调查研究方面起步无疑是较晚的。据刘昌岭介绍，如果从1995年原地质矿产部设立可燃冰调研项目开始算起，不过20多年，而这20多年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预研阶段。主要开展对国外调查研究情况的调研跟踪、文献整理等工作。这个阶段有两个标志性年份。1995年，“西太平洋水合物找矿前景与方法的调研”“中国海域水合物勘测研究调研”等项目设立，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和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等机构参与其中，对水合物在世界各大洋中的形成、分布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明确指出了中国近海海域具有水合物成藏条件和资源远景。1998年，在国家“863”计划支持下，“海底水合物资源探查的关键技术”前沿性课题研究顺利启动。此外，中科院兰州冻土研究所开展了实验室合成天然气水合物研究，并通过书籍翻译将外国可燃冰领域研究进展系统介绍进来。

二是前期调查阶段。1999年，国土资源部启动了“西沙海槽区天然气水合物调查与评价”项目，首次在该区域发现了可燃冰存在的重要标志。在东沙群岛南部和台湾西南等海域，调查团队也发现了蕴藏可燃冰的证据和标志，并综合利用多种海底调查手段，包括海底取样和摄像等，对这些证据和标志进行了研究分析，初步确认了可燃冰的存在。

三是专项调查阶段。此阶段从2002年持续到2010年，参与调查的众多科研院所和大学与中石油、中石化等历时8年，实施了与可燃冰相关的4个专项，优选了南海的数个海域，开展了可燃冰调查与评价，并获得了可燃冰实物样品，取得了重大突破。与此同时，中国陆域可燃冰调查也在大力推进，初步结果显示，祁连山和漠河盆地等冻土地区具备较好可燃冰成矿条件和找矿前景。

四是“127”工程国家专项阶段。2011年，“127”工程天然气水合物专项设立，按照“海路并举，先易后难”的思路，加强对南海、东海等海域和陆域冻土区的调查研究，查明中国海陆可燃冰家底，并为进一步开展资源评价和开发做好准备。上述专项实施的目标之一是实施赶超战略，使中国可燃冰勘查等技术与国际先进国家同步，为商业开发打好基础。

推进理论和技术装备创新

四个阶段，22年努力，中国不仅摸清了可燃冰家底，而且实现了一系列勘查理论和勘查技术、装备的创新。实际上，注重创新的引领作用，把地质调查过程变成科技创新的过程，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解决资源环境基础地质问题的能力，也是中国地质领域工作的指导思想。

中国地质调查局基础调查部副主任邱海峻指出，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可燃冰在全球主要分布有两类地区：一类是水深300米—3000米的海底，在海底以下0米—1500米的沉积物中产出；另一类是陆上冻土区。成功进行可燃冰勘查，光靠上述大体模糊的判断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摸索出适合中国海域和陆域地质特征的探测理论和方式。

刘昌岭指出，中国科学家根据可燃冰成矿原因，创新性提出“渗漏型可燃冰”概念，并将可燃冰划分为“扩散型”和“渗漏型”等几种，总结出各自的特点，指出它们在南海北部具有密切的成藏关系，具备形成的地质条件，并揭示出该地区形成了南北成带状的可燃冰富集规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燃冰勘查离不开先进的装备，而4500米级深海遥控潜水器海马号就是中国可燃冰勘查的一大利器。它历时6年研发而成，实现了一批关键技术突破，包括本体结构、浮力材料、液压动力和推进、作业机械手和工具、观通导航、控制软硬件、升沉补偿装置等，是中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发的下潜深度最大、国产化率最高的无人遥控潜水器系统。该潜水器研发成功后迅速转化为应用，在南海北部陆坡发现了海底活动性“冷泉”，实现了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在可燃冰勘查过程中，中国科学家摸索出一套成熟的调查技术和特效探测技术。刘昌岭举例说，针对可燃冰赋存的相关地貌、沉积矿物等，勘查人员集成了一套可燃冰综合探测系统，综合“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调查手段，该技术已成为服务海域可燃冰常规勘探的主打技术。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7年11月25日 第 08 版）

由陈毓川院士指导，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资源所”）王登红、王成辉、王岩研究员主编，53位编委历时15年共同参与研编完成的《中国矿产地质志·金矿卷》业已面世。

《中国矿产地质志·金矿卷》在回顾这百年金矿勘查历史的基础上，客观记录我国金矿为世人瞩目的跨世纪辉煌成就。这是我国有史以来首部全国性金矿专业志书，系统反映了我国金矿资源状况、勘查成果、矿床地质特征、成矿规律及相关研究成果。

志书在搜集整理全国范围内5349处金矿矿产地资料的基础上，首次分地区（西北、华北、东北、西南、中南、华东及山东省）系统论述了金矿资源的禀赋特征和时空分布特征，重点介绍了这一百多年来发现并勘探的178个典型金矿的地质特征和勘查成果，高度概括总结了中国金矿的总体成矿规律，实现了“编制矿产地质志，全面反映中国矿产勘查成果与成矿规律”的国家目标和科学目标；也为普及金矿知识，进一步总结金矿成矿规律，深入研究金矿成矿理论，拓展金矿找矿空间，服务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了最全面、最系统的一部专业性单矿种志书；既填补了空白，也可引领未来。

志书通过对中国金矿178个典型矿床的系统介绍和成矿规律的深入研究，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用价值，是历史性、系统性和创新性成果的集中体现。其中，金矿床（成因/工业）类型的重新划分、金矿预测类型的重新划分、金矿成矿系列的重新厘定、金矿矿集区的重新圈定及定量化研究、燕山晚期金矿“双源三向动定转化成矿动力学模式”的构建以及金矿区域成矿模式和多旋回成矿谱系的构建等方面的成果具有创新性，显著地提升了中国金矿的历史地位，而且将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发挥引领作用，对于重塑中国金矿资源新格局也具有深远意义。志书对不同类型的金矿典型矿床的找矿勘查技术方法进行了重新梳理，从矿床成矿系列的角度，以焦家式金矿、水银洞金矿等典型矿床式为单元构建了成矿模式和勘查模型，可操作性强，具有现实意义；对部分典型矿床的找矿方向还直接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建议，对于危机矿山深边部找矿、拓展资源潜力、建设大型资源基地、延长矿山服务年限等也具有现实意义，在云南墨江金厂金矿等老矿区运用“双推双控双成”成矿模式直接取得了“边研编、边应用、边实现成果转化”的找矿新进展。志书配套出版了《中国金矿成矿规律图（1∶5 000 000）》（王岩、王登红、王成辉主编），清晰展示了我国金矿资源的全貌，实现了金矿矿产地的全覆盖。

至此，中国矿产地质志已正式出版志书87部，完成了涵盖萤石、镍矿、锑矿、煤炭等战略性矿产的全国性矿种组志书19部，江西卷、台湾卷、内蒙古卷、吉林卷、海南卷、天津卷、宁夏卷、安徽卷、江苏及上海卷、陕西卷等10部省级志书的出版发行。

中国金矿成矿规律图（1∶5 000 000）

　　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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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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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共生于一个星球上，同呼吸，共命运，相互之间同生共存。人，作为自然界有能动性的智慧生物，需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主动作为，了解自然，了解我们所生活的山川湖海、鸟兽虫鱼，并充分发挥创新性的科技手段所携带的力量，以爱护之心，用行动去守护人与自然共生的星球，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作为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直属的综合性海洋地质调查研究机构，紧紧围绕海洋资源、环境与权益三大主题，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面向新时代国家能源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综合管理等重大需求，积极从事国家基础性、公益性海洋地质调查研究、天然气水合物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查和大洋、极地地质矿产综合调查研究等工作，以其基础性、专业性、创新性、公益性、开放性的工作特质统筹部署并强力推进海洋地质调查工作，全面推进科技创新，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维护国家海洋主权权益、助力加快海洋强国建设等做出了积极贡献。

2019年，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调查转型升级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新能源勘查试采、深水油气和大洋矿产资源勘查、深海地质探测、服务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及科技创新与应用等方面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贺电要求，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第二轮试采取得成功

精心组织实施试采方案，攻克了深海浅软地层水平井钻采核心技术等，2019年10月正式启动海上作业，从2020年2月17日试采点火至3月18日，超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创造了产气总量和日均产气量两项新的世界纪录，实现了从探索性试采向试验性试采的重大跨越，进一步增强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国际“领跑”优势地位，对加快推进产业化进程意义重大。

全力支撑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深水油气和大洋矿产资源勘查取得新突破

加强能源资源勘查，精准锁定中生界油气参数井井位；论证、优选出油气优选区块，助推油气矿权区出让体制改革；加强大洋矿产资源勘查，圆满完成中国大洋55航次科考任务，牵头编制《执行富钴铁锰结壳勘探合同第一个五年阶段报告》和《执行富钴铁锰结壳勘探合同2018年度报告》，支持富钴结壳国际勘探合同履行。

精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海洋地质调查开拓新局面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推进深海地质探测，助力海洋强国建设。组织“海洋地质十号”船完成中巴联合海洋地质科考，组织实施中国地质调查局深海地质第8航次科考，组织实施南海重点海域1∶25万和1∶5万区调工作，完成1∶100万南海海洋区调成果集成，编纂《南海及邻区海洋地质图集》；组织实施自然资源部成立以来首个大规模深海探测共享航次，为国内18家涉海机构开展冷泉系统调查研究和大型设备规范化海试等20余项任务提供平台支撑。

发挥专业优势服务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首次系统开展澳门海域海洋地质调查，编制完成《澳门特别行政区海域地质资源与环境图集》，为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翔实的海洋地质资料，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完成珠江口黄茅海等4个区块海砂资源详查，有力支撑了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工程建设和矿权出让管理；开展海南近海、福建台湾浅滩海砂资源调查，为地方重大工程建设提供资源保障；开展海南岛海岸带多要素综合地质调查，编制完成《海南海岸带自然资源与环境图集》和《支撑服务海南海岸带社会经济发展地质环境调查报告》，支撑服务海南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

强化交流合作，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持续开展中波、中德、中国-东盟等国际合作交流，成功举办深海地质探测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出“亚欧边缘海：过去与未来”国际大科学计划倡议；持续开展东南亚地震台站观测，实施了“中缅首次海岸带地质环境联合调查”，举办首届澜湄国家河岸带环境技术培训班。

加强关键技术研发基础理论研究，拓展海洋地质科技创新平台

科技创新力度增强，在推动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取得成效。攻克吸力锚井口稳定等关键技术，自主研发水合物保压岩心综合测试系统及实验模拟装置，成功研制深水双船拖曳式海洋电磁勘探系统、深水重磁勘探拖曳系统，引进高分辨率多道地震采集系统、无人艇、海洋可控源电磁探测系统等调查装备，无人机海上航磁测量实现技术突破，首次成功利用无人艇开展区域及海岸带地质调查，首次实现AUV-ROV联合作业，完成大规模三维海底地震调查技术试验与产业化应用，探索应用水下滑翔机技术等，“天-空-海-潜”一体化技术装备体系初步建成。

基础理论研究与技术研发同步加强，取得一批创新性成果。进一步深化天然气水合物开采理论，创新性提出“弧后扩张与左旋剪切”演化模型，拓展了南海形成演化新认识。

抓住大数据时代机遇，进一步提升海洋地质调查信息化服务能力和水平，积极打造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科技创新基地，为科研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加强地质云节点网络基础设施支撑体系和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推进高性能计算资源共享；充分挖掘海洋地质大数据支撑智能调查和社会化服务，启动三亚新基地数据中心业务；推进海洋地质项目专题数据库入库验收及质量检查工作，构建起海洋地质数据服务门户平台。

海洋地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顺利推进。中国地质调查局天然气水合物工程技术中心被授予自然资源部天然气水合物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为主要依托单位的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广州）建设启动。科技创新基地取得重要成果。南部码头和岩心库建设工程启动实施前期配套工程；南沙科技创新中心基地一期建设有序开展，研发中心和后勤中心2019年底顺利封顶；海底矿产资源重点实验室项目完成初步设计；高标准快速启动和推进三亚南海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局南海地质科学院）科研基地建设；南岗科研基地旧改工作推进顺利。

加强科技应用与科学普及，海洋地质工作影响深远

持续开展“可燃冰”科学普及工作，第一次试采沙盘亮相“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2019中国海博会和澳门科技周；“海马”号深潜器亮相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可燃冰”主题大型科普舞台剧《冰火传奇》先后在北京、广东佛山演出7场；科普进校园继续走进8所小学；南极科考图文集《走向南极——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海洋六号”航次纪实》正式出版，发表科普文章20余篇。

积极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成果显著。编制出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行动方案》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细则（修订稿）》；全民参与成果转化的良好氛围已初步形成，技术服务领域不断拓展，转化类型逐渐多样化，2019年实现成果转化项目20余个。

新时代，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将以自己的行动与成绩履行职责与使命，以其所见所知爱护我们的海洋，守护我们的家园。

2019年3月4日上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19年第1次学习扩大会议。

此次会议旨在深入传达学习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和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和《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容及精神，以及全国宣传和组织部长工作会议精神。

会议认为，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系列讲话精神，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重大成果，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党进行自我革命的“五个必须”的宝贵经验，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管党治党做出了新部署、提出了新要求，彰显了将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为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会议强调，环境监测院（技术指导中心）各党支部、各部门要及时组织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抓好《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的学习贯彻，落实好《院（中心）2019年第一季度支部学习指导意见》各项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切实将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永远在路上的韧劲和执着，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推动院（中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的成效。

环境监测院（技术指导中心）党委委员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自从1985年建立中国旅游地学研究分会并首次提出“地质公园”以来，中国旅游地学事业已走过33个春秋。30多年来，中国地质公园从无到有，从首创到持续走在世界前列，中国旅游地学行业的专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截至目前，我国已先后批准建立国家地质公园212个，总面积5.15余万平方千米，授予资格58个；批准建立省级地质公园343个；批准建立国家矿山公园33个，授予资格55个。同时，我国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37个，总面积4.6万平方千米，在全球140个世界地质公园中位居首位，占比达26%。中国是世界上地质公园数量最多、增长最快的国家，一个类型多样、分布遍及全国的地质公园体系已初步建立。

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副会长陈安泽

新时代提出新要求，也更需要新的担当。作为一门地球科学的重要分支，旅游地学如何适应新形势、谋求新发展，为全球的旅游地学提供示范？近日，《中国矿业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旅游地学创始人、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副会长陈安泽。

《中国矿业报》：中国旅游地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哪些成绩？

陈安泽：从1985年旅游地学这一名词被提出，经广大地学界的努力创新，一门以地球科学为理论基础，以服务旅游为方向，以满足人民美好的精神生活需要为宗旨的地学分支学科——旅游地学已初步建立，并已在中国地质大学等四所高校建立了旅游地学本科专业，《旅游地学原理》已经出版，《旅游地学大辞典》即将出版。旅游地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广泛走向世界。

在旅游地学理论指导下，中国创建了地质公园，并带动欧洲地质公园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的建立。可见，旅游地学在地学发展史、园林建设史以及在促进中国旅游业发展等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矿业报》：当前，中国旅游地学面临着什么样的形势？

陈安泽：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站起来、富起来的中国，正在向强起来的中国转换。人民的需求已由主要满足物质生活需求，转化为主要满足精神需求，这些都为旅游地学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2018年，自然资源部组建，其下设国家公园管理局，把所有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公园进行统一管理，这为过去侧重为地质公园服务的旅游地学创造了更广阔的服务空间。同时，文化与旅游部的建立，为旅游与文化的结合提出了新要求，也为旅游地学必须与文化相结合提出了要求。随着世界地质公园的发展，一个全球性旅游地学的高潮正在兴起，旅游地学必须更深入地走向世界，这也是旅游地学面临的新形势。

《中国矿业报》：新时代旅游地学应该如何发展？

陈安泽：新时代旅游地学发展的总方略是：

一是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旅游地学是以地质景观资源为核心、服务旅游为宗旨创立的一门新学科。在过去的30多年中，侧重于从普及地球科学知识去研究，侧重于从地质公园建设与管理角度研究，研究领域偏窄，学科体系不够完善。今后，在研究方面要拓展到全部地学景观，要加强地学文化、地学生态环境、地学美学、地学与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等研究，使旅游地学成为指导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地学文化旅游的完整体系。

二是建立一套完善的研究方法。实践-理论-再实践，进而完善学科体系，是创建旅游地学的基本方法。今后要继续坚持，但要大大扩展实践对象，不断改进研究方法，并发明一系列室外样本收集、室内分析测试的仪器、工具和手段，创新传播地学知识的手段与方法，使旅游地学从定性走向定量。

三是建设一支有理想、有奉献精神的地学队伍。创新、团结、奉献、开拓是引领旅游地学发展的基础。创新是灵魂，团结是力源，奉献是宗旨，开拓是方针。今后，要把全国有这种信念的同仁组织起来，形成一支强大的旅游地学队伍，以保障旅游地学顺利开展。

四是组建一批有战斗力的旅游地学组织。以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会为核心，推动全国每个省（市、区）都有分支机构，建立团体会员、个人会员制度。在5年内，要发展个人会员2000名、团体会员50名~100名。推动地学文化旅游联盟发展，与各类地质公园、国家公园、自然公园组织建立密切合作关系，最终推动世界旅游地学组织建立，使中国成为世界旅游地学中心。

陈安泽与地学旅游人员考察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的矿冶大峡谷

五是开拓服务领域。以地质公园为核心平台，将服务扩展到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整个地学文化旅游、全国地学研学旅行工作、建设地学文化镇村工作、推动地勘与矿业转型发展、推进高校建设旅游地学本科专业、推进旅游地学研究到科研机构以及将地球科学知识普及到全国公众中去。

《中国矿业报》：您对中国旅游地学今后的发展有什么思路和想法？

陈安泽：发展旅游地学任重道远。对旅游地学今后5年的发展，我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依托地质公园、矿山公园创建一批地学内涵丰富、功能多样、有一定规模和较高管理服务水准的“地学旅游研学基地”。5年内要建设50家。

二是规划推动一批“地学旅游精品线路”。5年内要规划建设20条~30条，平均每省1条。

三是培养打造一批“地学文化创意产业园”。5年内规划建设10家。

四是培育打造一批“地学旅游商品研发生产基地”。采用“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在5年内培育5家~10家，以提高地学旅游纪念品在旅游商品中的特色。

五是培育打造一批“地学文化特色小镇”、“地学文化村”。从精准扶贫和普及地学知识出发，5年内建立20家，总目标100家；5年内建立地学文化村100处，总目标5000处。

六是组织撰写出版《中国地质公园科学导游指南丛书》100部、《中国地质文化旅游胜景》丛书10部~20部、《精品地学旅游线路导赏词》30部。

七是组建“高校用旅游地学系列教材编委会”。组织编写出版9部核心教材：《旅游地学导论》、《地质学基础》、《地理学基础》、《旅游学概论》、《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地学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环境与地学遗产解说》、《地学旅游规划与设计》等。若干参考教材：《导游必读旅游地学手册》、《旅游地学大辞典英文版》、《地学旅游900问》、《地学景观美学概论》、《地质公园学》、《中国地质公园史》、《世界地质公园史》、《中国旅游地学史》。

八是推动高校旅游地学本科专业建设。在现有4所高校的基础上，5年内再有5所~10所高校建立相关专业。培养一大批旅游地学本科生、硕士、博士。

九是推动旅游地学研究机构体系建设，促使建立中国地质科学院旅游地学研究室，并在高校及地质单位建立10个~20个旅游地学研究中心(含台湾和香港)。

十是以省旅游地学研究会和各研究中心为平台，建立地学文化旅游导游培训体系，年培训导游1万名。

此外，还要与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合作，指导《地理中国》栏目，拍摄10部地学旅游科学专题片，拍摄10条~20条地学旅游路线专题片。同时，以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为平台筹建旅游地学基金，建立旅游地学成果评选制度，旅游地学研究项目及学生资助制度，定期公布优秀成果，并给予奖励。还要争取在5年内举办一次世界地质文化旅游大会、举办一次中国地学文化科普大会，并要全面落实铜仁倡议书。

我们已迈入新时代，旅游地学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全体旅游地学同仁要团结起来，共同为旅游地学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一套完善的研究方法、一支有地学思想的队伍、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以开拓更宽广的服务领域。中国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旅游地学这一名词，是全球旅游地学的创立者，目标是使中国人创造的旅游地学成为世界领先的地学分支学科。我国要通过5年的努力，把旅游地学做大、做强、做精，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做出更大的贡献，为全球旅游地学发展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