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极端暴雨引发的突发性、群发性地质灾害，给当前防灾减灾工作带来巨大挑战。4月25日，自然资源部召开了2025年全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视频会议，指出今年全国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总体呈多发强发态势，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极端气候条件下，我国地质灾害形成分布与成灾模式将呈现哪些新的特点？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对此，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殷跃平。
殷跃平在乌蒙山区指导地质灾害调查
极端气候下，地质灾害防范应综合施策
记者：
地质灾害隐患点是如何调查识别的？
殷跃平：
防范地质灾害，首先要调查识别出隐患点在哪里，这是防灾减灾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系统开展了全国地质灾害的面上调查和详细调查，目前正在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区开展精细调查。这些调查工作动用了全国水工环地质勘查队伍力量。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地质灾害调查手段也越来越先进，以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勘查相结合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成为标配。同时，经费投入也成倍激增。例如，早期的面上调查阶段，每个县投入平均10万元，详细调查阶段每个县投入平均在百万元，而现在的精细调查阶段，每个县投入大约要千万元。由于地质作用过程在不断变化中，每年汛期或强震发生后，还要专门开展应急排查工作。
地灾隐患点的调查识别具有动态性。目前，在册纳入全国防灾减灾具自然属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大约有28.4万处。此外，还有记录在册的180多万处因开挖切脚等导致稳定性降低的风险斜坡，构成了每年的人为性地质灾害隐患点。
以滑坡为例，从防治和减灾救灾角度，传统上把地质灾害体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不稳定斜坡，开裂变形等现象显著，稍遇降雨等就会失稳滑动，我们定义其安全系数小于1.0，由于滑动成灾特征明显，相对来说防范难度不大。另一种是稳定斜坡，即使在暴雨、地震等外力作用下，也不易发生整体滑动，安全系数大于1.2，通常不作为防灾减灾的重点。第三种是欠稳定斜坡，安全系数介于1.0～1.2之间，在非汛期等正常条件下，发生整体滑动的可能性较低，但在久雨、暴雨、地震等因素作用下，安全系数极易低于1.0，也会失稳滑动形成灾害，实际上是具有高隐蔽性的不稳定斜坡，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成为每年我们防灾减灾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记者：
极端气候下，地灾隐患点识别面临哪些新问题？
殷跃平：
我们目前面临三个方面的新问题。
第一是小体积成大灾。早期的隐患点识别对象主要为体积达十万立方米至百万立方米级的大中型灾害体，其变形特征较为明显，易于识别。但是，目前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绝大多数体积在10万立方米之下，为小型、微型灾害体。我们对最近5年的地质灾害做了统计，在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和北方山区95%以上都是小微型灾害体。灾害体体积量级变小，发生地质灾害的隐蔽性、随机性就更强，准确识别难度在量级上也就加大了。
第二是远程成灾模式。我们目前对隐患点的识别评估，基本上偏重于稳定和不稳定极限平衡的静力学范畴，而对于滑动后的远程成灾风险的动力学评价明显不足。例如，今年在四川筠连发生的高位滑坡灾害，实际上滑动后转化为碎屑流，成灾范围达1800米，超出了滑源区距离的数倍，导致距离滑坡体较远的村庄被摧毁。最近几年，发生了多起高位远程地质灾害，例如2017年在四川茂县，滑坡转化为碎屑流，滑动2800米后掩埋了新磨村，导致70余人遇难。
第三是未知风险源识别。极端暴雨常态化导致了原本属于稳定的斜坡转化为欠稳定或不稳定斜坡，尤其对小微型灾害体的扰动非常明显。2023年汛期，北京西郊遭受了百年罕遇暴雨的袭击，在北京市房山区记录到4天之内降了1025.5毫米，远超过北京多年平均降雨约600毫米的量值，导致了房山、门头沟地区发生了1200多处群发性的小微型流滑地质灾害。2024年，广东、福建、湖南、广西等南方地区因极端降雨也发生了群发性小微型流滑地质灾害，特别是湖南资兴县，6月单日降雨量达643毫米，引发了19300多处群发性小微型地质灾害。
记者：
面对这些新问题，如何提高地灾隐患点精准识别与科学评价能力？
殷跃平：
针对这三个新问题的防灾减灾，我们逐渐探索出了一些新办法。
首先，对小微型地质灾害隐患点，应从易灾地质结构角度进行识别，实行“点+面”双控。例如，从地质结构上，华南地区花岗岩全强风化斜坡、西南地区岩溶煤系复合地层斜坡、华北地区推覆构造斜坡、西北地区黄土-红层二元结构斜坡等都是地质灾害的易发易灾区。
其次，从成灾地貌上，上陡下缓的靴状地貌、滑坡下部的沟谷地貌、高陡危岩带等都易于形成远程灾害。
再次，应开展不同降雨工况下，甚至地震工况下的，中型、小型和微型地质灾害隐患点评估厘定和风险分级评价。对近年来的多起特大灾害的复盘分析表明，即使是安全系数大于1.2的稳定斜坡，在罕遇暴雨的作用下，也会形成新的灾害，这也就是每年汛期大量地质灾害发生在隐患点之外的重要原因。
我们对2024年汛期福建、广东、湖南的群发性小微型地质灾害进行复盘，发现即使是安全系数大于1.8的超稳定全强风化花岗岩斜坡，在罕遇暴雨作用下，也会失稳滑动，特别是切坡建房未支护的斜坡更易失稳成灾。
记者：
我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殷跃平：
在调查识别隐患点的基础上，需要对灾害发生的时间做出及时的判断。目前，在全国地质灾害隐患调查识别的基础上，主要采用“群测群防”的方式进行监测预警。
“十四五”以来，我国地质灾害科技减灾的能力显著提升，并对6.6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安装了监测预警仪器。但是，由于地质灾害隐患点主要散布于运行环境复杂的广大农村山区，受技术精度的限制，这种监测预警仪器主要适用于大变形的短临预警。同时，这些隐患点威胁对象一般仅为数户人家，受经费的限制，监测点主要采用主剖面的方式布设，对灾害体面上的控制精度仍然有限，因此称之为普适型监测预警仪。近三年来，普适型监测预警仪已成功预报灾情约150起，涉及可能伤亡人数3000余人，并有效预警险情近600起，紧急撤离约1.1万人，成效非常显著，推动了我国地质灾害从群测群防体系向“人防+技防”相结合的监测预警体系提升。
记者：
极端气候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面临哪些挑战？如何提高复杂山区重特大地灾隐患的专业监测预警能力？
殷跃平：
经过多年努力，威胁百人以上的滑坡基本得到控制。但是，泥石流成为对人民生命财产威胁最大的地质灾害灾种。
我统计了一下，目前威胁人数大于100人的泥石流隐患点约有4800处，其中威胁人数大于1000人的泥石流沟有240多处。受极端气候变化的影响，对泥石流的监测预警难度也更大，造成的重特大地质灾害风险更高，特别是在西部高寒山区，无法利用现有的普适型监测仪器作出及时预警。
2024年8月3日，四川康定姑咱镇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从海拔5000米高山启动后形成山洪泥石流灾害，致使雅康高速康定至泸定段日地1号隧道至2号隧道间桥梁垮塌和姑咱镇日地村房屋冲毁，27人死亡。据了解，当时，姑咱镇日地沟沟口的降雨量仅25 毫米左右，并未达到泥石流发生阈值。
这是由于西部高山区易形成地形雨，降雨量从沟口到半山腰再到沟顶差别很大，沟口降雨量虽然仅几十毫米，但后山可能已达到特大暴雨等级。
实际上，针对这些地区高位泥石流的专业化监测预警设备的研发已经较为成熟，关键是认识上的问题。泥石流大多发生在高陡偏远山区，通常对其调查勘查精度不够、成灾动力学机理研究不深、监测预警技术适配性较差、工程防治等级偏低，这也是每年汛期重特大泥石流灾害易发高发的原因。因此，对于威胁百人、数百人，甚至千人以上的西部高山或极高山区的泥石流灾害点，必须走更加专业化的监测预警之路，即“技防”为先、“人防”辅助。就像疑难杂症仅靠社区医院是不行的，必须依靠三甲医院的力量。
记者：
极端气候下，如何提高地质灾害综合防灾减灾能力？
殷跃平：
除了极端气候的影响，人类工程活动范围的扩大，也加大了地质灾害发生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复杂山区的城市、乡镇和居民点建设的扩张，切坡建房和切坡修路的范围扩大，令原本稳定的坡体变得不再稳定，遇极端气候更易诱发地质灾害，在某些地区甚至出现“切坡就滑”的现象。
在防灾减灾体系中，调查评价和监测预警仅是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中的一环，要与避让搬迁和工程治理相结合。针对当前灾害“中心”向乡村转移的现状，要加强农村国土空间规划中地质安全风险评估，特别是农民切坡盖房，要指导进行简易治理，可以采取修建矮挡墙等降险措施，屋后还要留出一定的避让距离，以降低灾害潜在风险。
在一些矿区，人口迅速增加，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高。要针对村庄、居民点，开展“以人为本”的精准调查，加强易灾地层的隐患点与崩塌滑坡易发区带双管控，应运用新理论新技术，科学划定地质灾害红线，该搬迁避让就搬迁，该监测预警就安装设备，该治理就做好工程治理。只有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能源安全与人居环境安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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