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一)国际发展动向

基于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活动已经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实现全球合作、促进全球发展逐步成为各国的共识。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享受全球发展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环境以及社会方面的高昂代价。人类生产活动不仅在全球范围内破坏着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同时由于过度开发，人类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联合国给出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年)报告指出：“由于人类活动的干预，2/3支持地球生命系统运转的自然资源已被严重破坏，几近耗光。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有60%处于不断退化状态，支持能力正在减弱。未来50年内，这种退化也许还将继续。”随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08年)》针对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的生态足迹，指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超出了地球承载力的近1/3。美国和中国的国家生态足迹最大，各消耗约21%的全球生物承载力。美国人均生态足迹量9.4全球公顷，可覆盖4.5个地球；中国人均生态足迹量2.1全球公顷，覆盖1个地球。”而据《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08)》，2003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量1.6全球公顷，低于2.2全球公顷的全球平均生态足迹。有关度量指标除生态足迹(人类需求)、生命地球指数(自然状况)外，还有碳足迹、水足迹。一些发达国家已形成“经济(Economy)-能源(Energy)-环境(Environment)”协调发展的“3E”模式，而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传出了“水资源破产”的预警。

（二）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预测

在发展的大潮席卷全球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与巨大的挑战。197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近60%，耕地、草地面积相对稳定，基于灌溉、化肥的农业增产，与人口增长相对平衡。与此同时，中国耕地数量历经20世纪80年代缓慢减少和1999~2003年迅速减少两个阶段后，进入基本受控状态。据相关数据统计，21世纪上半叶世界人口将增长70%，而人均耕地、草地面积将会减少；日益增长的人口与持续减少的耕地、草地之间的矛盾依靠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可得到缓解，人地关系预计不会到达崩溃的程度。虽然中国对改善目前形势、确保更好的发展有充分的信心，但形势依然严峻。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解决中国的水稀缺》(2009年)的报告中列举中国“每年有约250亿立方米的水因受污染而不能使用，有240亿立方米的地下水被超采，水危机导致的经济损失占GDP的2.3%，不容忽视”(我国水利部公布的地下水超采数据为120亿立方米/年)，由此可见我国保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任重道远。

（三）国家当前和近期需要

国家发改委2008年做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中期情况的报告中，提出“十一五”后两年难以有效解决的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①能源资源利用问题。②生态环境保护问题。③空间开发结构优化问题。④粮食安全保障问题。⑤城镇化健康发展问题。⑥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等。并要求及早谋划好与之相关的“十二五”时期发展战略。这6个问题同时也是6个前瞻性研究题目，而前5项均与国土资源和国土空间的调控有关。

从长远看，国土资源和空间战略目标将以可持续性、生态化、低碳化、信息化、全球化为依归。

（四）经济与矿产资源全球化、区域化

随着世界经济或结束剧烈震荡进入缓慢复苏期，包括矿产资源全球化在内的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各国的市场化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此起彼应，各国展开抢占下一轮发展经济制高点的竞争愈益激烈。在2009年全球经济复苏的曙光出现时，“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作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推手”——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角色也在悄然发生变化。APEC作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论坛起着对话和交流的作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即将面世，同时与南盟(SAARC)的区域合作开始提上日程，东北亚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进程要慢一些，上海合作组织(SCO)则以地区安全为重心，并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

（五）国土安全隐患

在经受全球发展冲击而引发资源、环境的国际纠纷不断的同时，我国的国土资源和空间由于历史、自然等原因也面临重大安全隐患。中印边界问题由来已久，印度除侵占我国藏南部分领土并设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外，还觊觎南疆阿克赛钦地区；国外和新疆的“东土耳其斯坦”分裂势力和恐怖组织妄图将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我国管辖海域近一半与邻国有争议，南海“九段线”虚多实少，主权深受侵蚀；钓鱼岛的主权争议，与那国岛、冲之鸟礁的军事开发问题都对我国东海海疆构成挑战。此外，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破坏、资源衰退和骤减、国际金融抢滩我国资源开发等也成为国土资源安全的胁迫因素。

二、起点

（一）我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也逐年提高。2008年我国的GDP总值达到30万亿元(相当于4.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人均GDP 仅3266美元，只及世界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国土经济密度以倍数增长；工业化率达48.6%，正处在工业化中期、以传统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遭遇资源“瓶颈”；城镇化率只及45.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群规划建设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市场化程度达60%，已超过市场经济临界水平；国际化程度，我国已全方位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科技创新能力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总的仍处于世界中等水平。据世界经济论坛2009年9月公布《2009~2010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大陆)列全球第29位(比2008年晋级1位)，继续领跑“金砖四国”。作为人口、经济总量“双庞大”、结构复杂、非均衡性突出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如应对得当，有可能继续保持上升势头。

（二）对国土开发程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不同估计

1.综合评估：总体上尚未超载，西北和北方部分地区超载

据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编著的《发展的基础——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生态基础评价》(2003年)，中国“水资源和水环境的人口承载力在15亿~18亿人之间，但将从南到北大规模转移；而土地对食物的承载能力略有盈余，在未来50年内都不会超出其边界；能源与矿产资源供需失衡的形势将更加严峻，10亿吨燃煤造成的污染已接近环境的承受极限，6种大宗矿产(铁、锰、铬铁矿、铜、铝、钾盐)现已供不应求。”而《中国工业发展报告——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发展》(2005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于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中国至2050年区域科技发展路线图》(2009年)把“资源环境承载力已接近饱和”列为4个基本国情之一。

就人口发展与资源承载能力而言，《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8年)指出，中国人口发展总体上没有超越自然资源承载能力，但是局部地区和部分资源已出现资源紧张和供需失衡现象。现有的经济发展规模和人口数量均在水土资源承载力范围之内，但区域之间极不平衡，西北部和北方部分地区超载严重。

2.分区域评估

1)海岸带开发不足。海岸带是连接陆地与海洋的纽带，是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的依托。我国拥有1.8万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海岸带面积达38万平方千米，约相当于沿海省（区、市）面积的1/4。专家指出，我国沿海诸省（区、市）每1000平方千米陆域的海岸线资源量，基本上与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上，但开发程度却远比那些经济发达国家为低。

2）沿海地区局部已过度开发。在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过度开发严重，珠三角9市土地开发强度15.9%，超过了日本三大都市圈，也超过国土面积相当的荷兰；包括安徽在内的环长三角地区，国土面积(约34万~35万平方千米)与德国、日本相当或相近，开发强度(约15%~16%)超过德国(12.8%)、日本(15.0%)。海洋资源过度开发造成开发利用密度高、生态环境退化严重的局面，需要实行绿色保护的海洋政策，解决可持续开发利用问题。(《2010~2020 中国海洋战略研究》，2009)

3.分资源门类评估

由于长期森林过伐、草地过牧、坡地滥垦、矿产乱采，超过限度，使我国的自然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虽然近年施行了禁止乱砍滥伐、退耕还林、限制矿产开采等措施，我国的资源破坏现象有不同程度好转，总体上仍不乐观。

我国超限开发的典型例子还包括近海水产过度捕捞，年产量峰值可达1400万吨，超限额75%，导致海洋生态系统和水产资源严重退化，产量减少，水产品个体变小。

在水环境方面，水与环境超载，形势严峻。根据水利部2009年发布的最新数据，我国水资源总体上已经过度开发，其中黄河水资源利用率＞60%，海河＞98%，内陆河流域＞40%。过度的开发，不仅威胁或损害河流健康，还使某些主要功能丧失。不少地方水环境开始退化，出现了水质恶化、地下水位下降、河湖干涸、湿地消失的现象，所有这些都是出现水危机的先兆。

4.国土的粗放开发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中国当前正经历新一轮重化工业化及与其相克相生的“资源瓶颈”，资源除总量大、人均少外，在国土开发利用中的矛盾也很突出，总的资源开发强度与国土经济密度不对称，开发过程中的粗放、分散、重复、低效、退化等问题(表1)日久年深，有的积重难返。

表1我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倾向性问题一览表

人口基数大和粗放式强度开发加重了国土的负担，对人口、经济密集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有必要做出科学评价。国家部署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自然条件适宜性开发，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也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本依据。关于环境承载力，“十五”后期由清华大学承担的宁波市环境承载力研究，从资源供给能力、环境纳污能力、人类支持能力3个角度来量化环境承载力，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厦门大学对厦门海岸带也做了生态安全压力分析。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综合度更高，相应的难度也更大。对此，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中有实战性演练，正组织“环渤海湾重点地区环境地质调查及脆弱性评价”项目，将扩及全国海岸带资源、环境承载力调查监测和风险评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5.对国土面貌演变方向的两种预计

基于当前国土资源的利用现状，对未来国土面貌演变方向有以下两种预计。

1)从低收入转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提升期是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期、国土面貌向良性转变期，人均GDP 3000美元是对资源环境的边际压力的转折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4年年会的总结讲话指出这一时期的6个基本特点：“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进程加快，城市化速度上升，人口大量转移，国土面貌日新月异，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其中，“国土面貌日新月异”是良性预期。2005年，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双缩小”，“破坏大于治理”转为“破坏与治理相持”；2008年，电力弹性系数首次小于1(低于GDP增速)，都顺应和促进这样的转变。

2)《新一轮全国国土规划前期研究(中国地域空间、功能及发展)》综合报告(2006年)，“第一章背景——剧烈变化的‘国土’”指出了我国国土开发和建设布局无序及空间失控态势的严重，包括：地域(空间)开发利用严重无序，建设用地过度扩张；许多地区资源环境压力过大，而支撑体系太弱；不少城市盲目攀比，贪大求洋，超前定位；一些快速发展地区环境状况令人担忧；生态退化问题依然严重，由此招致“国土安全和资源保障的危机”。这里所说的“剧烈变化”非“良性”一词所能道破。2009年9月《科技日报》关于“建设低碳城市”的对话栏目中有专家指出：“我们75%的地面水已经被污染，国土变得枯黄”，就是相应的写照。

国土面貌是广域性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全球变化的中枢和核心主题之一)的反映，尤以人口增长胁迫下的LUCC为甚。我们终需这样的系统观测和研究成果为基础给出说明。

三、基点

(一)大国土

1.活动半径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1972年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访华，在与毛泽东主席会谈时曾说：“一个民族的能力水平与活动半径成正比。”其着眼点在于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

一个国家的国土资源和空间管理及于领土、领空、领海和管辖海域(“准国土”或“国土化海域”)，我们要上天、入地、下海，所要求的技术、工程和管理能力水平也与活动半径相关。

“大国土”指现有国土全方位的内涵深化(包括系统化、整体化、聚合化、空间化)和管理(包括监督管理)到位：在国家层面上加强统筹协调，但不因“大国土”而扩张国土空间；在部门层面上加强内融外联，也不借以扩大职能范围。

2.内涵假设

“大国土”即广义的国土：一是国土资源与国土空间(或地域空间)的统一；二是自然国土与人文国土的统一；三是覆盖陆海、充斥立体空间的“三维国土”；四是统筹国内地球表里诸圈层的“多圈层国土”；五是宏观和中观层面上的“和合国土”。

(1)国土资源与国土空间

国土资源指土地、水、矿产、生物、海洋、大气等实体性资源，它们又占有各自的区位或地域，即空间性国土。而国土资源管理现状，既有重实体资源、轻空间的倾向，如把国土(空间)规划视同“国土资源规划”；也有重空间、轻实体资源的倾向，表现为土地管理的重数量、轻质量，区域地质调查的重陆轻海。

在适当的地形地貌条件下，农业用地的耕作层、建设用地的工程持力层都是实体，农业、建筑业等活动先选址、后丈量，基本程序是由实体到空间；探矿权首先是带有虚拟性的“空间试用权”，而采矿权是资源的用益物权，矿业过程是由空间到实体。由此可见国土资源的实体性和空间性同等重要，不可分割。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认为，国家强弱更多取决于综合国力，其构成中科技力、人才力和信息力各占25%，自然资源和资本各占12.5%。自然资源的权重只占1/8，在当前阶段可能估低了，如果加上国土空间(区位)要素更要考虑提高。

(2)自然国土与人文国土

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对国土垦殖和开发的历史悠久，但空间上极不均衡。开发强度，是指一个区域建设空间占该区域总面积的比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2008年全国平均开发强度达到3.48%，超出一度预计2010年达到3.23%的强度值很多，特别是东部沿海的一批城市已进入强度开发或超强开发，上海、无锡达到29%~30%，而东莞、深圳高达38%~40%，已臻于极限值，人工生态系统置换了自然生态系统。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2020年全国开发强度达到3.91%的预计值也有可能被突破，国土人工化的趋势难以逆转。资源、资产、资本“三资合一”也是人文超过自然的国土。

另据吴霁虹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社会中，不同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知识、商业生态网络、组织流程等已成为创新活动的“新生产要素”，实现全球联系和思想交流的商业生态网络正成为新的“虚拟地产”。IBM 2008年的企业价值超过1577亿美元，然而其土地、建筑物、实验室等有形资产只占9.1%，基于空间和时间动态地创造价值的组织流程相当于“创新工厂”。由此可见，“人文国土”的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空间。

(3)“三维”国土

科技部2008年推出基础科学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的“三深战略”，包括“深空(宇宙空间)”“深海(公海大洋基底)”“深蓝(信息安全)”三大纵深领域，“三深”没有“深陆”。在国土资源战略的“三维国土”构架中，“深”含“深陆”“深海”，它们同属岩石圈、水圈富于探索价值的人类未知领域；“空”首先是地面以上100~110千米的“领空”或“近空”，其次是外层的“深空”或“公空”(图1)，概称“陆、海、空、深”。2009年9月，我国第一个集数据、软件于一体的三维地理空间信息系统——数字地球(中国)问世。

图1“三维”国土示意图

国土、资源、地质各有其自然演变和随人类社会农业、工业、科技革命的变异过程，并谋求可持续发展——时间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46亿年计的地球历史可谓“深时”。这是“三深”向“四深”的发展。

《浙江省信息化测绘体系建设发展战略》（2008年）首次提出了基于“时间维-对象维-方法维”的测绘体系概念模型，是对信息化测绘体系的基本构成与内涵的创新性探索，这也是“国土资源战略研究”吸收地方成果的一个范例。

(4)“多圈层”国土

大国的“陆、海、空、深”是互相影响的“多圈层”国土。176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累计开采、消费了3万多亿吨(以标煤计)化石能源，近250年间从地球岩石圈向大气圈释放出数以万亿吨计的CO2(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也贡献了＞30%的份额)，扰乱了地球各圈层之间的平衡，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同时，还要看到海洋-大气相互作用的重要影响，还有生物圈中土壤碳库(可抵消全球5%~15%的碳排放量)的储碳潜力。就碳排放大国而言，也可以看作“大国土”结构问题。

钱正英在《我国的江河整治问题》(1981年)中曾经建议：“对国土整治进行统一规划，水利建设纳入国土整治的统一规划。”

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代表团建议探索“外层空间”新领域，测绘瞄着“地-空-天一体化”目标，都是超出地球圈层范围的深空探索。

(5)宏、中观层面的“和合”国土

以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资源管理为例，在城乡分割体制下的土地二元配置和使用，造成城镇和农村“两栖”人口的“双重占地”，导致“两不经济”的结果，加剧了城乡用地和人地关系的紧张局面，必须实行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统筹城乡用地的战略转变。这既有利于人际和谐、人地和谐，也促进城乡融合，以臻于“和合(和谐+聚合)”境界。统筹陆海、区域(行政区、经济区、气候区等)、城乡、“三生(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等，都是形成疏密有序的“和合”国土之路。

而国家所提倡的保护耕地的实质是保住耕作层的综合生产能力平衡，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以土地总和效益最大化为目标，都寓意于提高多元一体化程度的综合或集合，“和”“合”并用，相辅相成。

3.陆、海、空关系

(1)“滨海之国”与“滨、近海之国”

大国土涉及陆海关系，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称美国为“滨海之国”，是离海岸线80千米的范围，在这个占国土面积13%的区间集中了美国51%的人口、57%的国民收入。实际上这只限于美国本土，美国又是多海洋国家，除了滨海的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还有5片海外属地(岛域或群岛)，其管辖海域散布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比上述区域要大得多。就美国本土而言，我们把它看作“半环形的滨海（湖）之国”(东北角是五大湖区)。中国的陆海情况与它迵然不同，总体上是东南向临海的“滨、近海之国”。从大国土着眼，我们在看重沿海省(区、市)的同时还要看到近海省。近海省按区位可分3类：①中部近海省，涵盖中部地区6省；②西部近海省，有贵州、云南；③3个近海边疆省，即吉林(临海最近距离15千米)、黑龙江(临海最近距离＜100千米)和云南(临海最近距离＜500千米)。按此设想，现有沿海省（区、市）加3类近海省（区、市）共有24个，占全部省级单位的77%，这就能让更多的内陆省共享海洋资源，既有利于海洋共同开发和国土均衡，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和(海)港-腹(地)一体化，沿海省（区、市）和近海省（区、市）依托地缘关系共筑“和合国土”。

(2)深陆和深海

大国土包含“深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向地壳深部、深海大洋和洋壳的探索成为现实。表2列举了我国实施的部分大陆深钻和超深钻。此外，山东新汶矿业集团的一处矿井深1350米，是亚洲最深矿井；清华大学与四川二滩水电开发公司合作，在锦屏山覆盖层深2500米以下的引水隧洞旁建筑极深地下暗物质探测实验室。

表2 我国实施的大陆深钻、超深钻一览表

海洋正逐步成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食品生产基地、化石能源和新能源开发基地、新的水资源开发基地、新的医药资源开发基地，又是全球交通和物流通道。美国《面向21世纪海上合作战略》(2007年)认为：在世界所有国家中，美国和中国是海洋利益最大的国家(实际上两者缺乏可比性)。大国土中涵盖的深海指的是水深超过500米的海域，我国把深海资源开发列为超前部署领域，尚处于发展的中级阶段。表3概列出海平面以下的分层化。

表3中所列海平面200米以下的深层水，保持低温、洁净，具有多种功能，在美国、日本、韩国开发利用这类较深的优质海水，已形成产业。

(3)近空和“地空”

城市高层建筑林立。全国大城市中现有5000多座5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建成世界第一高楼，在高密度的建成区中出现了不同产权单元在空间上层层叠加的现象，并愈益普遍化。这一层近地空间简称“地空”。表4列出了近空分层的高度以及各层对应的主要功能。

表3 海平面以下分层化表

 

表4近空分层化表

 

我国利用低空(地表以上100米)风能发电居世界第四位，而“高空”(地表以上200米)风能尚未开发，这两层空域均在“地空”范围内。在更高空还有丰富、稳定的风能资源，其开发利用与航空飞行不兼容，待进一步研究。

城市在向空中“长高”的同时还向地下延深。我国有10个城市已使用或正在建设地铁，另有8个城市提出或筹建地铁，到2020年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将达到2000~3000千米，表明城市“地铁时代”已经来临。

“地空”和地下工程呼唤城市三维地质调查、三维地籍测绘和管理。

4.城市“三维”地质调查和“三维”地籍测绘与管理

地空和地下工程呼唤城市的三维地基调查和三维测绘调查，现在我国有6个城市在试点，上海、北京已经验收。

“上海市三维城市地质调查”项目按“中心城-新城-郊区”3个规划功能区，建立“基岩地质层-第四纪地质层-工程地质层”3个层次的地质结构模型，使三维可视化地质信息系统、地面沉降防治、地下空间与地质环境容量评价、地球化学调查与农用地分等定级相对接，特别是搭建起大型、综合、动态的地理地质信息平台，可望打破多源、异构、多维数据形成的“信息孤岛”互不相通的僵局，实现全市地质信息由分散到集中管理、由平面到三维显示、由单项专业应用到多元服务的转变。另在全市地下工程普查的基础上，从黄浦区着手地下地籍调查，构建“地上地籍图-地下地籍图-地质图”系统，为地下空间管理提供有效支持。

“北京市多参数立体地质调查”项目(2009年通过评审)推出的智能化三维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了全方位的科学依据。

在完成6个城市试点的基础上，将考虑另33个超大城市的“三维”地质调查。

深圳市国土与房产局正启动“三维地籍”的专项研究，这是有关城市“三维”地籍测绘和管理研究，在国内外尚处于探索阶段。而历来以二维宗地为核心、以“四至”为边界的传统地籍，都建立在宗地内产权主体同质化的基础上，而城市土地的立体化利用则以垂直方向上、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为前提，即地表、地上、地下空间可以分层开发并分属不同权利人，这就形成以六面体或多面体为基本单元的“三元产权体”，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复杂的产权簇或产权层，需要有相应的“三维地籍”测绘为支撑的“三维地籍”管理。此外，《物权法》要求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而任何不动产都占有一定的空间域，系统的三维地籍研究为在一个统一的技术框架下处理土地和房产的登记问题提供了可能。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研究地下空间资源管理与权籍调查关键技术，也有初步成果。

从城市空间要素立体化趋势中可引出一种新型的财产权，即空间权，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相分离，成为一项独立的物权(参见《民法》第七百七十三条、第八百三十二条），在我国台湾省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空间权制度。

住宅产业规划到2020年基本做到“户均一套房、人均一间房、功能配套、设备齐全”。在产业层面，青岛“海尔地产”为节能省地提出“小户大家(小户型、大社区)，和谐住区”的理念。即通过5个空间结构把家庭做大：家居空间紧凑化，环境空间功能化，会馆空间场所化，商业空间生活化，网络空间无域化(建设数字化网络社区，用网络服务来解决物理空间解决不了的问题，使得生活无域化——与“虚拟地产”相联系)。而微观上的空间意识将会有助于模式和设计创新。

(二)大资源

1.内涵假设

“大资源”即广义的自然资源及其组合开发利用。

一是单门类自然资源及其多形态的综合利用，多功能的优选利用(如在农业用地中， 对耕作层既是“土壤水库”又是“土壤碳库”的合理利用)，非常规资源和新资源的递进或接替利用。

二是包括土地、水、矿产、生物、海洋、大气等在内的多门类自然资源及其优化组合和综合管理(如水、土资源综合管理，海洋综合管理)。

三是大资源以土地、能源为根本，我国的耕地和宜居建设用地都是稀缺资源，要在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的前提下节约集约和多元利用土地，新能源比传统能源的范围大大拓宽，要在尽可能清洁利用化石能源的同时研发低碳导向下的替代能源。

四是确立、推进基于生态系统的国土资源管理和海洋综合管理，与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相互交融，并探索资源、资本、资产“三位一体”的复合式管理方式，使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链、产业链、价值链层层相扣。

五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积极利用包括国际海域在内的境外资源和公共资源。

2.大资源与大能源

中国在2012年将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在21世纪上半叶，能源在我国矿产资源中仍居首位。在低碳导向下的大能源发展离不开大资源、大地质的支撑（表5）。

3.单项管理案例

水利部基于我国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的突出水情和严峻的水资源形势，从2009年开始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这比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晚13年，但所规定的“三道红线”——开发利用“红线”即控制用水总量；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即控制入河排污总量；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即遏制用水浪费——是对水量、水质和水耗的综合调控，体现了水资源和水环境管理的相对统一，起点高于只设“一道红线”的土地管理制度，也可以说把土地管理、利用的两个最严格制度“合二而一”了。

2009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德国波茨坦气候研究所的科学家量化分析了“蓝水”和“绿水”，其中，“蓝水”是来自河流和地下含水层的水资源，占35%，“绿水”则是源于降水、存储于土壤并通过植被蒸发而消耗掉的水资源，占65%；科学家们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应该大力研发绿水资源利用技术，由此可见土壤水作为“大资源”的一个分支兼及“大土地”“大地质”领域，应予以重视。

表5 大能源战略及其资源、地质支持一览表

注：①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地质代表团得到启示：“非传统能源越来越受到重视，能源多样性是今后出路所在。可再生型能源可能是未来能源的主体。”

4.综合管理案例

中国工程院2007年关于《东北地区有关水土资源配置、生态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战略问题研究》指出，基于东北是我国水土资源搭配最好的地区，可以建成全国最大的优质商品粮基地，而东北地区过去的垦荒，实际上是占用了林、草、湿地。目前的生态与环境状况，已到了临界状态。因此得出一条基本结论：“东北地区土地利用的总体格局应当是：耕地总量不再增加，林、草、湿地不再减少，城市和工矿用地合理控制”；并指出东北“西部地区的农业发展方向必须是农牧结合，以牧为主；农作物……以雨养农业为主，在缺水地区不宜种植水稻”等，在宏观上都有道理。但一年后，即2008年推出的《吉林省增产百亿斤1斤商品粮能力建设总体规划》中规划投资62亿元引嫩入白、以稻治碱，用5年时间在该省西部新增255万亩基本农田。这反映出国家战略研究与地方战略行动脱节，见仁见智，有待实践检验。

多门类资源的综合管理，如作为复合式资源和空间的海洋综合管理，已成为国际趋势。其核心思想是从分散的行业管理转向跨行业、跨学科和跨部门的、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20世纪90年代中期，厦门市率先建立了海洋综合管理体制，成为有关国际组织部署的东亚海洋防污和管理的示范区，但推广不易。国家海洋局受权“综合管理中国海域”已10多年，尚难到位。对此，《2010~2020中国海洋战略研究》第五章中有具体建议。

(三)大地质

1.内涵假设

大地质基于经济、社会与时俱进和地质工作功能最大化，不断扩大服务领域、贯穿于生产和生态建设的全过程。

一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打好三个(应用)基础，即资源基础(开源、节流)、环境基础(保护、修复和防灾减灾)和工程基础(岩土工程)，都有旺盛需求，为夯实资源和工程基础服务的地勘、工勘已商业化， 作为环境基础前期工作的“全国土壤现状调查与污染防治大计划”(2006年)正在实施中。

二是大地质工作即大地质产业，它跨三次产业，即为“一产”服务的农业地球化学调查和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融入矿业(现属“二产”)的矿产勘查和融入工程业的工勘作业，隶属“三产”的地质科学研究和信息服务，分别拉长产业链，不自成独立体系，大地质≠大地矿(对1991年提出的“地矿产业”要反思)，按这个产业定位，现行地勘行业管理的覆盖范围还要加宽。

三是基于国家财政支持、走在商业性地质工作的前面的公益性地质工作要做大，其信息供全社会共享，基于市场和地勘基金的商业性地质工作规模更大。

四是地学研究多元化，地球科学正从传统的分散的单学科研究向地球系统科学研究转变，地质科学也要向地球系统科学即“大地学”拓展。

五是适应“矿产资源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立足国内的同时，“走出去”开拓境外地质工作，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失时机地做好前期服务。

2.大地质与大地学

基于地质科学的大地质和基于地球科学的大地学，其研究对象相同而研究领域不同。大地学的包容面广于大地质，但有交融态势（表6）。

表6 大地学与大地质研究方向的概略比较表

由表6可见，两者的共同点比较多，有向地球系统科学合流趋势，但在学科上仍显示出整体和局部相包含关系的脉络。“大地质”栏中未列举的海洋、陆地地表过程恰是“大国土”关注的热点领域。

3.大地学——科技和信息服务

公益性地质工作以地质图件为窗口面向全社会服务。英国地调局2006年发起的《全球1∶100万数字地质图计划》，产生于矿产资源全球化催生地质调查全球化的背景，旨在推进各国既有地质图数据网络化和国际共享。为保护市民避免遭受地震、海啸、滑坡和火山爆发等地质灾害的威胁，由联合国发起在日本神户通过的《2005~2025兵库行动框架》，有关信息和知识都要及时传输到全社会。

2008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已形成测绘服务、遥感服务、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导航4大支柱产业，总产值＞600亿元；2009年增速20%，从业人员达40万人，机构＞1万家；预计到2010年达到800亿~1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长5000亿元。目前，全国唯一、初具规模的黑龙江省地理信息产业园2007年在哈尔滨开园，已建起国际地理空间数据加工基地和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前景看好。《北京空间信息产业调研白皮书》披露，该产业应用领域扩大到数字奥运、政府共享平台、数据库、防灾减灾等方面，国际合作领先于全国。

四、浅释

“三大”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以“四面体”(图2)示意：A代表“大土地”，B代表“大海洋”，它们是“大国土”的两个主要载体，C代表“大资源”，D代表“大地质”作为基础置于底面。

图2“三大”内在联系示意图

（一）“四面体”扫描

“大国土”与“大资源”有交叉重叠，宜各有侧重：“大国土”重在空间，以地表面、海平面为通用界面；“大资源”重在物质和能量，以水土、生物、能源和矿产为载体；“大地质”连同“大测绘”提供科学支撑和信息服务。三者构成一个统一、聚合的“四面体”。我国陆地空间虽大、资源品种虽多，但受结构性矛盾的深度制约，难题不少。

定格国土空间区位的“大土地(A）”和“大海洋(B）”，其中“大土地”“七山二水一分田”，又派生出：A 高原和山地型土地结构(平原少，后备耕地少，开发成本高），A-C中低产型耕地、草地结构(优质耕地、草地少，又是少林国家）和大江河与中小湖泊型的陆地水域结构(淡水少）；“大海洋”“三海两链半纷争”，源于A-B单面陆缘海与陆中海型海洋结构，而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共29个，其中15个直接相邻），于本国资源禀赋弊多利少；“大资源(C）”“门类多、总量大、人均少、时空分布不均衡、相互匹配不理想”，又派生出煤基型化石能源结构(高碳、高硫空间）和低品位型非煤大宗矿产结构(富矿少）等。

（二）“三大”的必然性和价值取向

“三大”既是科学理念，又是顺应必然趋势的战略定位(表7)。作为人口过量的资源大国和经济大国，必须从大处着眼，针对国土开发中长期存在的几个倾向性问题(表1)，集中多方面智慧谋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大格局”(表8)，使“三大”的组合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表7“三大”的必然性一览表

表8营造国土、资源的“和合”大格局一览表

以上大格局，有的正在形成，有的受体制和机制束缚，施展不开。现行体制、机制问题如表9所列，要有序、分期研究解决。

提出“三大”，旨在落实科学发展观，融合部门职能，加强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与时俱进、因人而异(表10)，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

表9 “三大”的体制、机制问题一览表

表10 人对“三大”的阶梯式需求一览表

资源“瓶颈”有两重性，要以“三大”为杠杆，与经济发展互动，形成供、需“双向制约”，同时，还受生态、社会、政治等“多重制约”(表11)。

表11 供需双向和多向制约一览表

下一步，“三大”的研究领域再向“五维”拓宽，“五维”除时间维、空间维外还包括市场维、环境维、文化维。

（三）推进“三大”的路径选择

对于推进“三大”的路径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把“国家可持续发展国土资源战略研究”项目持久化、常态化，提高研究内容的战略含量，从国家层面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协调力度。

2）编制部门战略规划，或加强部门发展规划的战略引导，向“三大”提升。

3）有条件地实施部内整合，发挥基础地质调查、测绘、国土信息和经济研究工作对土地、矿产资源和海洋管理的全面支撑作用。

4）基于“智能地球”(中国)，搭建国土资源管理信息化的综合平台，从小到大，分步实现多门类资源的信息交流和共享。

5）加强跨部门协调，在政企分开、所有权与行政权分离的前提下，逐步推进“非全能”、服务型的大部门制。

6）在现行法规基础上适时启动国土资源和空间的综合立法。

（四）几点困惑

1)国土、资源管理和地质工作中积累下来的矛盾比较多，化解矛盾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是不是推出“三大”的合适时机?

2)“三大”是从国家层面立意的，眼下设想“三大”的高度还不完全上得去。

3)“三大”的容量放大了，没有现成的抓手，有待于实践中探索。

（该文原载《国土资源战略与构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2009年度)》、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国际动态与参考》2010年第1期(总第439期)。本文为国土资源管理改革与战略高层论坛上的演讲。演讲于2009年11月19日。郭文华、刘丽、陈静、李政制作图表，王凌云整理。）

原标题：人民的获得感满满的暖暖的（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①）

图为海南三亚亚龙湾玫瑰“斗笠大姐”李玉梅在园区内修剪玫瑰。

这是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上的重要标志——小岗、深圳、海南、浦东、雄安……一个个“地标”，串联起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辉煌灿烂的40年，成为世界观察“中国奇迹”的最好窗口。 小岗、深圳、海南、浦东、雄安……改革地标连通中国的昨天、今天、明天。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图为在高铁列车上拍摄的旅客与乘务员、留学生志愿者的合影。

到2016年底，中国已投入2.4万亿元人民币建成总里程达2.2万公里的高速铁路网。如今，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城市绝大多数都已通高铁。新华社记者 邵 瑞摄

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改革开放这场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一滴水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辉。从改革开放的浩瀚海洋中，撷取几滴水珠，展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波澜壮阔。

从今天起，本报陆续推出三篇“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特别报道，敬请垂注。

变化：震撼了世界

天刚亮，15岁的朱云平起床，简单吃过早饭，穿上草鞋，腰里别上砍刀，肩上扛起一条担子和两条绳子。7点多，和村里的小伙伴结伴去很远的山上砍柴。下午一两点，他才挑着两捆柴回家。他和哥哥需要保证家里烧饭的柴火。这是他的周末生活。

周日下午，他从家里扛着一个星期的粮食，有白米、红薯、梅干菜等，步行15公里到区中学。同学大都来自农村，五六十个孩子挤在宿舍的高低铺。每人一个蚊帐，一个开水瓶，一个铝制饭盒。周五下午放学后，所有人再步行回家。

那一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的特殊年份。那一年，正是1978年。朱云平高二。

40年后，砍柴娃已经成为颇成功的华商，还进入匈牙利政府机构担任了公职。

朱云平的人生经历了华丽蜕变，而在他眼中，家乡的变化则是“天翻地覆”。

“我的家乡是浙江省青田县祯埠村。记忆中，连成一片的低矮潮湿的小瓦房，现在变成了三四层明亮通透的钢筋混凝土洋房；坑洼不平的小石子路，现在变成了平整干净的水泥路；进出村庄靠小渡船，现在架了大桥通了公路。”朱云平觉得，村里最大的变化是人，“原来，村里的人就是早起晚归，在田间辛勤劳作。现在，青壮年都出国创业或是外出务工，老人就到活动中心搓搓麻将聊聊天，有退休金有医疗保险，日子安静又安心。”

朱云平笑言，如果当年能想到国内有这么大的变化，或许就不会出国了。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不仅让朱云平这样的海外游子感慨良多，也大大震撼了世界。

德国《时代周刊》刊登《更高，更远，更快，中国》一文称，邓小平为中国经济奇迹奠定基础已经过去40年了，他允许中国农民自主生产，在南方沿海设立了经济特区，也让外国人在那里投资。这很快带来了成果——40年后的今天，数亿中国农民摆脱了贫困，村庄变成现代化的城市，配备高科技的火车在大都市之间穿行，中国的经济繁荣有很多方面让人难以置信。

数字最能令人信服。奥地利《趋势》杂志网站近日刊登题为《中国：龙的世纪》的文章称，1978年改革开放后，迎来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崛起。改革开放40年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5%，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

“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例子。”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这样描述这一“中国奇迹”。

速度：惊艳了世界

从莫斯科坐飞机到北京，再从北京坐高铁到南京，这是俄罗斯华侨吴昊最近几年每次回家的必选路线。

“从北京到南京，坐高铁只需4个半小时，如果是‘复兴号’，3个半小时就能到。”吴昊记得，25年前第一次远赴海外，从南京到北京，他坐了整整一夜的绿皮火车，又坐了整整7天的火车，到了遥远的莫斯科。“那时，我完全不敢想象今天的速度。”

吴昊至今难忘第一次回国坐高铁时的新奇与感慨。“坐在舒适宽敞的车内，望着窗外极速闪过的风景，我想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就曾乘坐新干线列车，感叹中国也需要这样的速度。”

此后，每一次回国，吴昊都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在变，而且在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变化。这种巨变的速度就像中国的高铁，呼啸向前。

7年前，吴昊发现，伴随着京沪高铁投入运行，家乡新建了一座崭新的南京南站，整栋建筑气势恢宏，成为当时“亚洲最大铁路枢纽”；再后来，他发现网上购票，刷证进站，乘坐高铁更加方便。速度快了，车次多了，环境美了，每次坐着高铁离家越来越近，一份自豪感都会从吴昊心底油然而生。

前不久，吴昊在新闻里看到，习近平主席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高铁前往天津。普京直言坐火车有种浪漫的感觉，此前他还称，希望俄罗斯和中国能够建成莫斯科和喀山之间的高铁。

“这让我们海外华侨华人特别骄傲。现在，海外都知道，高铁是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之一。未来，中国的高铁一定会在更多的国家落地开花。”吴昊说。

中国高铁的发展速度惊艳了世界。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开通了国内首条高铁线路——京津城际高铁。到2016年底，中国已投入2.4万亿元人民币建成总里程达2.2万公里的高速铁路网。如今，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城市绝大多数都已通高铁。

更重要的是，高铁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一张亮丽的“中国名片”，成为“中国速度”的最好代言人。新加坡《海峡时报》称，中国的高铁技术已经足够成熟，成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政府正在促进铁路技术和高铁列车的出口，以提高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如今，中国的高速列车已经销往全球102个国家和地区，2016年签署了高达180亿美元的高铁相关协议，比2015年增长了40%。

消费：激活了世界

2018年的夏季，洋溢着世界杯的火热。激情四射的比赛现场，中国元素十足吸睛。看台上，中国球迷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李树林，江苏省扬州市杨寿镇农民球迷协会会长，花费2万多元人民币，在俄罗斯现场享受世界杯的精彩。他一点也不孤单。国际足联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球迷购买的本届世界杯门票数超过了4万张，在所有的国家当中排行第九。而且，世界杯期间预计有10万中国游客赴俄旅游、观赛，在各国入境游客中排名前三甲，预计将给俄罗斯带来超过3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英国伦敦街头，王耀身着一袭亮眼红裙，正与家人安静地享受英式下午茶，朋友圈晒出的茶叶和糖果令人眼前一亮。这一次，王耀和家人一起在英国度假，前后16天，爱丁堡、考文特花园、伦敦桥、白金汉宫……她们悠闲地放松自己。

“最近几年，每年我都会出国度假两次，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看看景色、吃吃美食、发发呆，王耀很享受这种生活。“当然，购物也是旅行的一部分，每次旅行的费用与购物的费用基本可以达到1:1。现在国外购物很方便，有中文导购，能用支付宝微信。这次在哈罗斯退税时，钱可以直接退到‘花呗’，真的很方便。”

类似的中国人境外消费故事，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上演。这与40年前甚至十几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

“我第一次出国旅行是十六七年前了，那时候出国的中国人还比较少，不像现在，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华人面孔。更早一些，在国内想买外国货还只能去专门的商店，而且需要用外汇券。”王耀说。

如今，中国游客旺盛的购买力令世界刮目相看。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球游客总数量估计达到13.22亿人次，中国公民出境游大概为1.3亿多人次，占全球游客总数的10%。更重要的是，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花了1152.9亿美元，保持了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的位置。《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预计，2018年出境旅游花费将达1202.5亿美元。

对于全球经济而言，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疲弱的大背景下，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意义重大。根据西窗科技联合尼尔森的最新调研结果，2017年中国跨境进口零售电商交易规模达1.5万亿元人民币，具有跨境电商购物经验人群占电商购物人群比由2016年的34%增长至2017年的67%。数据显示，中国的消费者终端消费占GDP的比重达63.4%。家庭消费出现迅猛增长，增至4.5万亿美元。零售销售以年均10%的增长率稳步上升。

正如彭博社报道所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变成“全球超市”。现在中国人是以自己的购买力，成为全球经济的顶梁柱。

减贫：温暖了世界

摇晃的17条藤梯变成了牢固的2556级钢梯，运送药品上下山有了无人机，多年与世隔绝的村民开起了农家乐，村里有了4G信号后年轻人成了“网红”……一篇有关“悬崖村”近况的报道，引起人们的关注，也让曾经为它揪心的人们舒了一口气。

“悬崖村”实际名为阿土勒尔村，位于四川大凉山腹地，坐落在海拔600多米至2000多米的山坳中。过去，村民出村进村，需要攀爬落差达800米的悬崖，用木头和藤条编成的藤梯，成为生活在此的彝族同胞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快捷通道。险阻山路，闭塞交通，残酷地挡住了“悬崖村”的“致富路”。

随着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吹响，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扶贫资金、扶贫干部、扶贫理念源源不断地输向这里。

渐渐的，通往村子的路上搭起了钢梯，学校扩建成可以容纳400人的全寄宿制村小，互联网也接入了村庄，让村民与世界有了沟通的新渠道。2017年初，村里迎来了驻村扶贫干部，他们立下脱贫军令状，开展精准脱贫，开始了发展产业、搞合作社、入股分红等一系列新尝试，不仅为“悬崖村”“输血”，更要为它“造血”。

脱贫攻坚，不落下一个民族，不落下一户人家。“悬崖村”成为了新时代精准扶贫的新样本。接下来，当地政府还要花大成本，在“悬崖村”修建悬空栈道、悬崖天路、天村酒店等设施，发展乡村旅游，吸引游客前来。那时，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凭努力过上红红火火的日子。这样望得见的好未来，让村民们都充满了干劲。

这只是中国无数个脱贫故事中的一个。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解决了13亿多人民的温饱问题，减少了近8亿贫困人口，占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特别是近五年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68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到2017年底的3.1%以下。

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下“绣花”功夫落实扶贫政策、脱贫措施。中国的扶贫经验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认同。

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报道称，中国的脱贫人数占全世界总数的3/4。德国《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则强调，现在，中国的脱贫速度几乎没有减慢：5年前中国还有1亿贫困人口，今天还剩不到4000万。如今，中国正努力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万众一心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之一——世界银行行长金镛如此评说中国的脱贫成绩。创新脱贫方式——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达席尔瓦视中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榜样。

环保：美丽了世界

“有山、有水、有田，有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风景，还有一栋漂亮的房子。”这是美国《拉斯维加斯时报》总编辑王菁野向往的生活。

5月底，她和一群海外华文媒体人前往浙江采风。他们惊讶地发现，这样的美好生活在浙江已经成为现实。

走在富阳东梓关村，青石铺成的路面一尘不染。两侧民宅，白墙青瓦，古朴静谧。村子一侧，稻田葱绿，在泥土的清香中，静候丰收；另一侧，清澈澄净的富春江缓缓而过，水波浩渺，映衬着远处的青山，宛如一幅《富春山居图》。

听说有客远道而来，村民们热情地招呼大家上自家小院坐坐，一碟刚从地里摘来的新鲜蔬果，几杯清香四溢的绿茶，聊起平日的生活，村民们直道：“环境好了，生活富了，日子很舒心。”

这一幕让西班牙《侨声报》社长戴华东感触尤深。20多年前，他从浙江的一个小村庄出发，远赴海外打拼。记忆中的家乡，村子环境差，村民环保意识弱，经常随意倒垃圾、倒污水。然而，这些年再回来，他就惊喜地发现，一切大变样。“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发现，现在大家不仅追求自身生活质量的提升，还更加关注整体村貌的提升。”

变化为何这样大？一名村民道出了缘由：10多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安吉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正是有了这把绿色发展的“金钥匙”，如今不仅在浙江，中国许多地方都有了如诗如画的好风景和如火如荼的好日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中共十八大以来，正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一幅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新图景正在神州大地徐徐展开，为全球绿色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中国贡献。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追求绿水青山，不断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释放出转变发展观念、实现绿色发展的积极信号。”荷兰阿姆斯特丹商学院教授弗朗索瓦对中国政府的环保举措及显著成绩赞不绝口，“中国政府作出的努力可谓是史无前例。相信未来中国绿色发展红利将持续释放。”

“中国促进绿色发展的努力值得赞赏。这种努力不仅符合中国的需求，还为世界树立了榜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教授级讲师赛斯·卡普兰如是说。

本报记者 张红 严瑜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8年07月05日 第 08 版）

　　5月18日，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16年会暨低碳城市与新能源发展论坛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来自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国家能源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省地矿局，以及来自全国100多个城市的著名专家学者、国家新能源示范城市的领导和新能源企业代表等360余名代表出席了论坛。年会的主题为“新能源、新城市、新生活”，不仅准确把握了新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点，还顺应了人民群众对清洁、绿色、和谐新生活的期待。与会专家呼吁，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要加大科技创新，推动城市能源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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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刻不容缓

　　由于大量利用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化石燃料，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很大的威胁，城市发展利用绿色清洁新能源成为当务之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要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80％。2016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重拳治理大气雾霾，提高清洁能源比重。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理事长、陕西省原省长程安东说，从国内看，“十三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目标，并对碳排放进行了约束。例如：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较2015年降低10%，规划新能源占一次消耗能源的比重达到15%；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超过80%，PM2.5未达标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下降18%。

　　从国际上来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17项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巴黎协定，将全球气候治理的理念进一步明确为低碳绿色发展，首次将减排纳入一个统一的有法律约束的框架。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说，巴黎气候大会开启了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新阶段，“巴黎协定”指出的目标和方向，是人类发展路径创新的新成果。走绿色、低碳之路是一场国际比赛，在这场比赛中不落伍，能源革命是关键。

　　2009年，我国确定了2020年的低碳工作目标：单位GDP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达15%左右。2014~2015年，国家又确立了2030年低碳发展的目标，2030年的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2030年前后使中国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并争取提前。

　　绿色发展就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问题。我国历史性成就中积累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介绍，2014年，全国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161个城市中，仅有16个城市空气质量年均值达标，占比不到10%。2015年，东北地区重度及以上污染城市达21个，北京市启动首次红色预警，8天后再次启动，中小学停课、上千家工业企业停产限产、施工工地全部停止施工作业，社会震动很大。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认为，城市是能源消费的主要领域，同时也是我们推动能源革命、实现能源转型的一个主战场。城市的发展、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对能源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同时对能源体制机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城市面临的严重大气污染主要还是城市区域产生的，能源在城市区域消费达到70%以上。不合理的能源消费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逼迫人们必须转变能源发展的方式。”梁志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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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为建设节能、低碳、环保生态型城市不懈努力

　　生态文明的建设离不开对新能源的利用，城市（镇）化建设与城镇化质量提升对新能源的需求增加，加速了城市利用新能源、全力推动节能减排进程。

　　据梁志鹏介绍，近十几年来，国内外已经把城市能源转型作为能源转型的重要领域。在欧洲以及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很多城市提出了能源转型的目标，甚至部分城市建成了“零碳”城市。比如德国慕尼黑，最近提出了100%可再生能源的目标；丹麦、瑞典一些城市也提出了要把城市能源消费全部转向可再生能源；欧盟地区发起了可再生能源城市的市场盟约，已经有几百个城市签署了协议。

　　近5年来，我国也加快了城市绿色能源发展。“十二五”时期，我国有100个左右的城市进入到推进新能源城市的行列。2014年，国家能源局确定了北京市昌平区等81个城市为第一批创建新能源示范城市，确定了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8个首批创建的新能源示范产业园区。2015年，国务院批准张家口市作为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进行建设。张家口市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当中可再生能源比例达到30%。

　　据中共济南市委常委、副市长苏树伟介绍，围绕低碳城市建设，济南市对全市能源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减少煤炭消费、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大幅度改善空气环境质量。从2014年开始，济南市强力实施包括清洁能源推广等十大行动，其中市级县区共投入近5亿元，将原有市里16处煤矿全部关闭；加快推进山东省首个大型燃气热点项目等工作，取得较好的成效，为实现“十三五”节能减排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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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城市绿色发展，地质工作将在地热能开发利用等领域发力

　　推进城市绿色发展，地质工作将在地热能开发利用等领域发力。据山东地矿新能源有限公司刘国爱总工程师介绍，目前，我国81个创建新能源示范城市中，有30个城市提到利用地热能；8个创建新能源应用示范产业园区中，4个产业园区在发展地热能，地热能开发利用成为城市绿色发展地质工作中的重要部分。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介绍，从1995年~2015年，世界地热发电进入迅猛发展期。但是，我国并没有同步跟进，地热发电装机容量仅2.8万千瓦，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局面。

　　我国地热资源分布非常广泛，高温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藏南、滇西、川西和台湾地区，已发现高温地热系统200多处。2015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地热总资源量折合标准煤1000万亿吨以上。其中，干热岩每年可利用量12万亿~18万亿吨标煤，水热型每年可利用量3万亿~6万亿吨标煤，浅层地热能每年可利用量1万亿~2万亿吨标煤。

　　我国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可分为发电和直接利用两个方面。高温地热资源主要用于发电；中温和低温地热资源则以直接利用为主；对于25℃以下的浅层地热能，可利用地源热泵进行供暖和制冷。目前我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格局是：西南、华南发电；华北、东北供暖与养殖，华东、华中、西北地区洗浴与疗养。

　　总之，经过多年的地热资源开发，尽管我国地热发电发展滞后，但是我国直接利用地热资源量，连续多年位于世界首位。

　　2014年年底，中国地热直接利用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地热供暖比例首次超过温泉洗浴，其中，地源热泵占58%，地热供暖占19%，温泉洗浴占18%。2015年，我国地热开发利用共替代标煤2000万吨，占一次能源消费的0.465%。

　　山东省是近年来我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发展速度较快的省份。据山东省地矿局副巡视员兼总工程师徐军祥介绍，经过50多年的勘查证实，山东省17个地级城市均赋存丰富的地热资源，且分布面积广，储量大，开发条件优越。初步估算，全省可利用地热资源量约为31.863×1019焦耳，相当于150亿吨标准煤，年可利用地热能相当于1.5亿吨标准煤，浅层地热每年可利用量6.2亿吨标准煤。

　　近年来，山东省地矿局将地热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作为工作重点，先后完成了两轮全省地热资源普查评价，在济南、淄博、潍坊、日照等城市实现地热勘查新突破，初步试验解决了地热尾水回灌和尾水处理等地热可持续开发利用难题，建立了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科研示范基地，目前正在以地热田为单元进行精细化勘查评价。在浅层地温能资源调查方面，完成了全省省域调查评价，济南、东营、潍坊等城市浅层地温能资源调查，设立了山东省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示范基地和实验研究基地，成立了浅层地温能推广技术中心，完成了50多项示范工程项目，目前正在实施全省15城市1：5万浅层地温能调查评价。在其他新能源勘查方面，完成了4个页岩气参数井施工和试验，在东营完成了我国第一个干热岩科学试验钻孔，承担了我国可燃冰资源钻探和南黄海油气资源科学钻探施工等。

　　截至2015年年底，山东省有中深层地热井1000余眼，年实际开采量7300万吨，城市地热供暖面积达2930万平方米，减排二氧化碳165.9万吨。浅层地温能供热制冷面积6460万平方米，减排二氧化碳341.8万吨。与此同时，温泉旅游度假、温泉生态农业等新兴产业方兴未艾。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山东省新的产业，正在不断为全省城市发展助力、为城乡居民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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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低碳城市，要有国际视野，细化评价体系，进行科学规划

　　程安东说，实施新能源战略、打造低碳城市，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尽快展开。首先就是要调整思维方式，不仅要绿色发展方式，生活方式也要绿色。其次是要细化低碳城市建设的质量体系。应当按照“十三五”规划发展纲要的要求，提出碳排放指标，并进一步细化指标，形成指标体系，从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的控制指标出发，细化评价体系。

　　除此之外，程安东认为，国际视野很重要。比如，借力“一带一路”推动新能源合作的战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丰富的新能源，其中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低碳城市建设方面有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借助其创新思维，加强合作、发展新能源产业，既能服务于我国低碳服务建设，也有助于我国新能源产业走出去。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介绍，我国城镇化建设正经历从速度到质量提升转变的过程。目前，我国城镇空间布局不均衡。受自然条件与区域发展政策的影响，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主要分布在沿黑河—腾冲线的东南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72%的国土面积仅分布167座城市，城市数占全国的24.4%，城市人口仅占18.6%；东部地区10%的国土面积坐拥256座城市，城市数占39.1%，城市人口占52.0%。

　　据此，潘家华认为，“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要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实现紧凑集约、高效绿色发展。”

　　他的观点获得与会多个专家的赞同。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原局长、国务院参事徐锭明给与会者讲了两个故事，其一是“愤怒的小鸟”被聘为联合国低碳绿色形象大使，联合国秘书长亲自给它颁发了聘书。其二是代表了未来智能方向的“阿尔法狗人机大战”。“这意味着未来能源发展的方向，绿色、低碳、智能。”徐锭明兴致勃勃地说。

　　徐锭明认为，城市布局是未来减排动力。和工业占比一样，城市结构一旦固定也会出现“碳锁定效应”，要扭转过来很难。以上海为例。由于电力、石化和钢铁等重工业仍然是上海支柱产业，对传统能源特别是煤炭的依赖性大，导致碳减排困难，引起“碳锁定效应”。因此需要科学规划，只有当由技术与管理决定的碳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速率形成对冲，才能实现碳排放的零增长。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表示，重视城镇化的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必须从城市规划入手。首先是抑制不合理的、浪费型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尽可能降低人均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其次，要主动引导城市的能源系统供应系统建设，推动能源系统绿色低碳化发展。再其次，要加快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认真推动天然气替代传统的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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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产业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

　　新能源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高新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也是新能源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把发展新能源作为顺应科技潮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

　　新能源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十分迅速，政策扶持和技术进步是我国新能源行业未来快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本届论坛邀请了新能源发展典型城市和企业代表到会，与大家分享经验。

　　山东昌邑市副市长于冬菊表示，从2011年以来，潍坊市先后被确定为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市、首批中美低碳生态试点城市。在多年的实践中，潍坊市委市政府深刻感受到，发展低碳经济、推广新能源技术，深入推进农业的转型升级，发展低碳生态现代农业，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从源头上来解决食品安全的重要保证。

　　本次年会的承办单位——山东地矿新能源有限公司是山东省从事地热资源勘查、科研和开发利用的新能源专业队伍，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振函介绍，公司立足地矿、服务山东、走向全国，在新能源这个大家族里对地热能源深耕细作，为城市新能源产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打造了山东省第一家地热梯级利用模式示范基地，利用一眼地热井，解决了地热科研楼、洗浴理疗中心、公寓楼的冬季供暖，提供了温泉洗浴理疗的场所，为蔬菜基地冬季的蔬菜、花卉的生长提供了温泉保障，效果良好。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是衡量国家经济、技术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近年来以年均超过25%的速度快速增长，正在成为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李振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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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未来因地制宜发展新能源，加大政策扶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十三五”时期，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大中城市急剧发展的趋势还很难扭转，3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会继续发展，城镇集中用能的需求仍然在上升。我国能源结构调整，新能源替代煤炭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针对这些问题，与会专家学者提出以下解决思路：

　　一是要因地制宜发展各类非化石能源。不仅要贴近市场需求，还要多元化。

　　二是加强勘查，构筑地热开发的资源基础。开展全国地热资源调查评价，查明资源分布及类型；评价资源储量和开采潜力，形成完善的调查评价与科学开发利用技术支撑体系，为地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资源保障。

　　三是政策扶持，提供战略实施的体制保障。设立地热能开发利用基金，推进碳汇交易，促进环境定价。国家出台地热发电优先上网政策。政府在直接增加科技研发投入的同时，结合财政与信贷政策，鼓励商业银行投资地热产业。通过减税、免税等政策，加大对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单位以及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制造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出台全国统一的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税收优惠办法；落实地热发电及供暖的相关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

　　四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组建科技研发团队，实施科技攻关工程，解决地热发电技术、干热岩勘查开发、地热资源梯级综合利用、地热回灌和防腐防垢技术、新能源要发电跟传统的电网匹配、新能源储存等问题。开展地热能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的基础研究，开展干热岩工程化综合开发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高温地热能勘探设备和钻井技术研发、新型中低温地热能发电技术研发、地热能综合开发利用集成核心技术等研究。

　　五是深化价格体制改革。对传统能源要实行双控，即总量控制和强度控制，促进新能源的利用。

　　六是城市发展新能源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政府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协调统一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管理体系，把各个部门协调起来，同时还要有公共服务，包括资源信息、市场信息、标准的贯彻，还有质量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服务。

　　七是要在体制机制还有市场机制方面开展创新，尤其是要助力各种分布式能源的发展，不单纯只是发电，也包括供热，分布式能源要体现多能互补，智慧能源以及能源互联，形成集中式的能源为主的相互相融合的新型能源供应方式。

　　八是要建立城市地区性的金融支持平台，建立市场化机制，推进城市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在可再生能源电力就近输送、消费等方面，应该有优惠政策支持，促进新能源的就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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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可再生能源城市

　　在冰岛，有30万人口，几乎全部电力都是利用可再生能源提供。建筑供暖和电力生产已经完全实现了碳中和。在冰岛，只有1%的家庭消耗化石燃料供暖，全国99%的电力生产来自地热和水力资源。

　　在丹麦提斯特德市，经过20多年发展，该市能量和热量消耗几乎完全来自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沼气、地热发电厂、生物质焚烧和工业余热。各种可再生能源提供100%的电力供应，以及全市85%的热量供应。

　　在瑞典马尔默，从工业城市成功转型为知识型生态城市。该市的西港区是著名的生态城。这个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100%的能源是来自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还有用垃圾来发电等。

　　我国地热资源潜力

　　浅层地温能：7亿吨/年（336个主要城市可采资源量）。冬季供暖225亿平方米。夏季制冷235亿平方米。

　　水热型地热能：总量为12500亿吨。中低温地热能，12349亿吨，可开采量为18.7亿吨/年，发电潜力约为150万KW以上；高温地热能，151亿吨，可开采量为0.1亿吨/年，发电潜力约为846万KW。

　　干热岩地热能：总量为856万亿吨。陆地地表以下3~10千米，200万~300万亿吨；陆地地表以下3.5~7.5千米，其中，2%开采利用相当于我国2014年全国能源消耗总量的4400倍。

6月5日上午，山东省潍坊市滨海区区域地壳稳定性调查评价成果资料移交仪式在滨海区举行。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副主任高新平，怀着激动的心情，把成果资料交到滨海区管委会主任张恒道手中。

对于一项地质调查成果而言，这一刻并不寻常。它不只是简单的乙方向甲方履行了义务，而是多方合作共赢的成果，标志着一种能够催生出示范性地质调查项目的工作新机制，在实践中应运而生。

据了解，滨海区区域地壳稳定性调查评价项目，瞄准区域发展最迫切的需求，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查明了滨海区基底构造格架，评价了地壳稳定性，及时为城市规划和重大工程建设提供了基础地质依据。该项目由天津地调中心、滨海区管委会、山东省地调院共同出资，部、省、市三级联动，多方合作，开创了地质调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

潍坊市滨海区，地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两大国家级战略的重叠区。“黄蓝战略”的实施，让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被激活，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正在成为莱州湾一颗耀眼的明珠。然而，滨海区地处断裂带，地质工作程度又低，地下的情况谁也说不清楚，万一把重大工程建在断裂带上，怎么办？

2013年7月，天津地调中心主任金若时来到滨海区调研，他在震惊于滨海区发展速度的同时，提出了上面的问题。这引起了滨海区管委会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在山东省国土资源厅、潍坊市国土资源局的大力推动下，当年8月8日，滨海区管委会与天津地调中心、山东省地调院签订合作协议，正式启动滨海区区域地壳稳定性调查评价项目。

其实早在2012年，为推进“黄蓝战略”实施，天津地调中心就与潍坊市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展潍坊市区域地质和环境地质调查。滨海区区域地壳稳定性调查评价项目是在合作协议框架内，对地质调查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创新。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天津地调中心和熟悉当地地质情况的山东省地调院各自派出精兵强将，综合采用多种先进的调查手段，分析、整合各类资料，快速提交了优质的调查成果。滨海区管委会积极配合，为调查人员提供工作和生活上的便利。

潍坊市国土资源局将该项目作为一项重点工作，积极协调，大力推进。局长刘树亮多次安排部署项目对接和后勤保障工作。局有关负责人还经常深入野外一线，为项目组解决资料收集、施工协调、临时占地等问题，为工作顺利进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我们不是甲方与乙方的关系，而是‘一家人’，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高新平说，多方合作让项目进展得十分顺利。而贯穿项目实施全过程的沟通交流机制，保证了调查工作能够真正解决实际问题，也保证了调查成果的及时转化应用。

“工作一边开展，成果一边向我们提供。”滨海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范梅庆说，去年5月份，他请项目组技术人员把阶段性成果解译成通俗易懂的话语，标注在区规划图上。“看着那张图，哪里适合建什么，应当注意什么，一目了然。对于我们调整规划、开展工程建设太实用啦。”范梅庆说。

“成果提交了，但我们和滨海区的合作还没有结束。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开展地面沉降和海水入侵调查，并为城市规划提供技术服务。”高新平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