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图示

摘要

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沿线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世界矿物原材料的主要供给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矿产资源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在产业结构等方面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亚国家油气资源丰富，但勘探开发开采能力相对较弱，基础设施建设也较薄弱。东南亚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但矿产勘查和开发程度低。我国在装备、技术、资金等方面甚有优势。这样的合作方式不但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矿业及经济发展，我国也可以优化矿业产业结构，实现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无论是沿线配套建设的铁路、公路、桥梁、水库等基础设施，还是在矿产资源勘查的基础上发展矿业，都具有深远意义。

我国拥有技术、装备、资金、人才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优势，一些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而且都有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及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的共同愿景。我国愿与其他沿线国家加强矿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沿线国家矿业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新平台，广受矿业界人士的好评。矿业巨头淡水河谷负责人直言非常看好“一带一路”，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将率先受益。

矿业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重要内容

“一带一路”战略是综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推出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繁荣与双边、多边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在2014年APEC北京峰会上，我国推出了3大创举，即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绸之路基金以及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共同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3部委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倡议，勾勒了“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其中，丝绸之路基金明确表示，将资源合作作为重要的融资支持方向。这些举措将为矿产资源合作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资金支持和贸易便利化服务等。

我国与一些沿线国家毗邻、山水相依，具有千丝万缕、唇齿相依的独特关系。相邻的国家以矿产资源合作为起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将极大地促进区域和平稳定发展，实现多方共赢，同时为加强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

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地理毗邻、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的关键领域。

对此，长期在新疆从事矿业开发的喀什西凯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韩冰也有着自己的观点：“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我国可以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但是当‘一带一路’沿线的公路、铁路打通之后，如果沿线没有产业支持，与之相关的战略部署如何落地？依靠什么来支撑？在沿线发展哪些产业？这将是要面对的一系列问题。” 韩冰进一步分析说，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新疆，以及与之毗邻的一些沿线国家，除了农业，很多地方还没有建成工业化体系，仅仅依靠农牧业，很难大规模地发展第三产业。而且，“一带一路”沿线的公路、铁路打通之后，仅依靠农牧业也远不能满足其运力。我国东西部地区差异非常大，东部依据沿海、人口稠密等要素发展服务贸易具有优势，所以服务贸易经济能够发展起来。但西部地区如果不依靠资源，发展贸易是无源之水，非常困难。即使有内地移民到新疆，如果没有持续长久的产业作为支撑，仅凭贸易一阵风过后，这些新移民还会选择再离开，很难长期驻守在这片土地上，无法实现安居乐业。而与新疆毗邻的一些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且都有迫切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需求，发展绿色矿业可作为其长久发展的支撑产业。只有这样，“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才能实施的更为顺利，才能形成最牢固的根基，也能更好地促进我国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韩冰把公司定位于“稳定勘查业务，推进矿业开发，快速结合资本市场，打造为‘三位一体’的综合矿业集团”，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地质勘查与矿业开发并举的综合性矿业公司，拥有探矿权及采矿权近百个，总面积1200平方千米，分布于新疆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州等南疆三地州， 矿权区均位于国家“358”项目的重点成矿区带上，已经探明及发现的矿产有铁、铜、铅锌、金银、锂、铷、钼、钴等。韩冰相信，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矿业企业也会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非常值得期待。

也有业内人士提醒，应该认识到“一带一路”是宏伟战略，不是囊括一两个大项目那么简单，不是短期就能完成的，加之现在的矿业开发已不是简单地实现盈利，而是走向了大地质观、大资源观和大生态观统筹推进的新时代，全面融入了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和发展的全过程，更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

一提到“一带一路”，国内多数人首先会联想到是新疆，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个重要节点，与中亚五国毗邻，中亚也是世界新能源资源基地。在2016年新疆矿博会上，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主任兼国土资源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学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渊表示，新疆与中亚五国合作找矿潜力巨大。据其介绍，全球有五大油气资源富集区，中东是其中油气资源最富集地区，中亚-俄罗斯地区次之，因此中亚五国是世界第二大待开发油气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油气资源1707亿吨（相当于1.2万亿桶），有国际机构认为中亚五国石油总储量可能高达2118亿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除此之外，中亚地区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目前发现有25处百吨以上金矿床、17处千万吨以上铜矿床、6处50万吨以上钼矿床、23处500万吨以上铅锌矿床、8处30万吨以上锑矿床、4处100万吨以上稀土矿床、30处2万吨以上铀矿床……该地区金、锌、铝、锑、锰、铬等矿产资源储量均居世界前列，已发现世界级特大型金属矿床32个，且与我国新疆同属一个成矿域，有相似的成矿环境，含有大型、超大型矿床的成矿带延伸入新疆。

不仅中亚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一些沿线国家也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一带一路”串起了一个个巨大的能源矿产宝藏，是世界矿物原材料的主要供给基地，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资源的重要角色。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在这个区域内储藏的矿产资源有近200种，价值超过250万亿美元，占全球的61%。其中，世界上煤的蕴藏量最高的地区在中国和俄罗斯境内；乌兹别克斯坦被称为“黄金之国”；东南亚诸国有长达2500千米的锡矿带，也是全球最为著名的宝玉石产区；目前已探明的石油蕴藏量最多的地区是西亚诸国；印度和俄罗斯是钻石重要产区；俄罗斯库尔斯克分布有世界最大的产铁盆地等。

“在全球成矿单元的四大成矿域中，包含１２个‘一带一路’成矿区带，各成矿区带中产出大、超大型矿床总数达３２６个，这也为‘一带一路’开发矿业奠定了有利成矿地质资源背景。”矿床地质与矿产勘查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裴荣富介绍。

合作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必由之路

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但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矿产资源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例如，中亚国家的油气资源，印尼、菲律宾的镍、铁，马来西亚、文莱的石油，越南的铝土、铁，泰国、老挝的钾盐等，都是我国急需进口的大宗矿产品。而我国丰富的稀土和钼资源，及广大的市场需求也可为相关国家所用。

除了矿产资源的互补，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的互补性还表现在产业结构等方面。从经济发展上看，沿线国家大多与我国一样属于发展中国家，拥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我国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具备了融资、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对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具有积极作用。

“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国家，勘探开发开采能力相对较弱，而且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工业体系构建、发展经济等重大任务，在此过程中矿业做出了主要贡献，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人均GDP世界排名大幅提高。”李文渊说，由于历史原因，目前中亚国家已探明的能源矿产资源，主要还是前苏联计划经济地质勘查时期的成果。近25年来，中亚各国政府由于财政收入低，地质勘查投入有限，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政府地质勘查投入很低，矿产勘查主要依赖社会投入，这些国家鼓励外资企业投入勘查，但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不透明性，中资企业面临很大的政策风险和资金风险，进行风险勘查的少，多是购买中亚各国成熟矿山或已探明的矿床，矿产资源进一步合作的空间还较大。

缅甸矿业部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局有关负责人也曾表示，缅甸的矿产资源丰富，但开发手段比较传统落后。“目前，缅甸东部地区要做进一步的矿产勘查开发，正在修订相关法律规定以吸引外国投资者，希望引进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帮助缅甸解决在矿业开发中遇到的难题。”有业内人士表示，“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很普遍。中国与东南亚地理上相邻，地质构造相连。东南亚位于中国西南三江成矿带和华南成矿带向南延伸地带，成矿条件优越，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但矿产勘查和开发程度低。”

在矿业开发方面，沿线这些国家与我国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愿景。而我国是有装备、技术、资金方面的优势，不但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矿业及经济发展，而且我国也可抓住机会，优化矿业产业结构。比如，“一带一路”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能会推升钢铁需求。这样的产能合作，不仅可以满足这些国家对钢铁的需求，还可以为国外优越的矿产资源提供市场。

同时，“一带一路”战略也将给我国国内产业带来以下发展机遇：

一是通路通航，包括交通运输业（港口、公路、铁路、物流），铁路建设与相关设备，航空服务、设备、整机生产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交通运输是优先发展领域，以加快提升我国与周边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并形成区域交通运输一体化。

二是基础设施产业链，包含建筑业（建筑及基础设施工程），装备制造业（设备及配套类装备制造），基建材料（钢铁、建材、有色等）。

三是能源建设，包括中国油气进口的管道建设相关产业，电站建设、电力设备等。

四是信息产业，抓住各国经济的数字化趋势，加快我国信息产品和服务走出去。

在矿业全球化的背景下，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将地理毗邻、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具有良好的矿产资源合作基础，且资源合作能进一步带动产能合作与经济互联，为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发展基础。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矿产合作，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必由之路。

沿线国家期待合作走向纵深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加强能源资源和产业链合作，提高就地加工转化率，共同开展资源调查评价、矿业风险监测评价，以矿产资源开发为纽带，构建利益共同体。

很多专家分析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向纵深推进，必将进一步拓展沿线各国矿业合作的空间，在互惠互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利用和整合各方优势，优势互补，激发活力，这对仍处在深度调整期的全球矿业来讲，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如今，很多沿线国家已经深切体会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能够共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并将本地区的资源、技术与资金优势等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为此，各国对沿线开展矿业合作的热情高涨。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地质调查机构的官员和学者，也纷纷表达了与中国开展矿业合作的强烈愿望。巴基斯坦地质调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巴基斯坦迫切需要发展繁荣矿业，使能源的使用率最大化。

在2015年中俄博览会东北亚矿业合作会议上，来自俄罗斯和蒙古等国的代表齐聚哈尔滨，分享了各自的找矿成果，表达了积极合作的愿望。短短半天时间，中俄就有22个矿业合作项目签约。

同年在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上，来自中国、东盟各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聚焦“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的矿业机遇，围绕矿业形势、地学研究合作、矿业政策研究、地质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与此同时，在同年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学合作论坛上，来自缅甸、越南、泰国、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矿产资源部门的代表，介绍了自己国家的资源赋存和地质勘查情况，表达出强烈地合作愿望。

新疆矿博会作为 国家“一带一路”沿线上的重要矿业展会，为中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沿线国家与中国矿企合作提供了开放的平台。在新疆矿博会举办的中国-亚欧矿业部长级论坛上，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部长级官员与我国矿界人士共同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下的矿业合作发展方向，进一步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矿业合作，这些国家的部长级官员与我国矿企及有关部门就矿业开发达成了一揽子意向合作，取得了矿业开发合作的实质性进展，新疆矿博会也因此得到周边国家矿业管理部门的广泛认可。

在当今矿业全球化大背景下，“一带一路”的战略前景，预示着沿线各国彼此之间的真诚合作，必将把各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力，从而为全球矿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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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4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12月，李克强总理开启了新一轮亚欧之旅，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标志着作为国家战略的“一带一路”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为此中国政府特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从国家顶层设计来看，“一带一路”战略以打造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伊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新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6条经济走廊和海上战略支点为核心，以通路、通航和通商为发力点，向纵深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有远近两大战略愿景，近期落于“基建互通、金融互通、产业对接、资源引入”，远期则是“商贸文化互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繁荣”。

“一带一路”战略将重点加强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经贸、产业投资、能源资源、金融、人文交流、生态环境等多领域、多方面的合作，“一带一路”的建设将极大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矿业开发，但同时也给矿业开发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

近日，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调查工程》首席专家冯安生研究员作序，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资源所”）张佳文教授级高工和蔡剑辉研究员团队与成都理工大学数理学院郭科教授和魏友华副教授团队依托“滇东北硫磺矿渣综合利用技术研发与示范”地质调查项目，历时13年合作完成的国内第一部硫铁矿固废调查评价专著《滇东北镇雄硫磺渣资源环境特征及调查评价方法》由地质出版社出版发行。

滇东北地区是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镇雄县是革命老区县、乌蒙山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扶持县、著名赤水河的发源地；而硫磺渣是化工炼硫生产过程排放的、含多种有用组分和有害组分，且具有资源属性和环境属性的典型硫铁矿固体废弃物。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个世纪90年代，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区利用当地的优势矿产硫铁矿和煤，先后在50多个片、点建起100多个硫磺厂和3100多座冶炼炉，采用土法炼硫工艺生产“小硫磺”产品，将炼硫业逐步发展成为山区脱贫致富的支柱性产业。调查发现，这些年尽管政府不断加大对矿区生态环境治理的力度，关停并转这些硫磺厂已有30来年，但过去排放的废渣、废气、废水对当地山水林田湖草沙产生的环境效应却一直延续至今。

本专著团队依托所承担的地调项目，将选题对准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需求，持续聚焦长江流域滇东北地区历史遗存的“小硫磺”固废问题，运用多方法、从多角度，调查评价镇雄县硫磺渣的资源环境属性和有用组分的可利用性，针对其物质组成、赋存状态、资源潜力和环境效应，向当地政府和矿山企业提出综合利用、科学处置和合理保护的对策建议。

这项长达13年的科研工作涉及学科专业多，实物工作量大，需要调查和研究相结合，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合作团队运用遥感地质调查、路线调查、区域调查、重点地段调查、环境地质调查、轻型山地工程、勘查采样、工艺矿物学研究、选矿试验研究和数学地质等多种技术方法，对滇东北地区以镇雄县为主的数十家制硫企业排放和堆存的亿吨硫磺渣进行了系统的调查评价。项目不仅查明了该类型矿业固废对环境的污染主要因炼硫排放的废气、废水与废渣引起；矿区生态环境破坏主要包括水资源破坏、土地占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和矿产资源浪费。硫磺渣长期堆存可能诱发山体滑坡并引发矿渣性复合型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还查明了该地区硫磺渣的成因特征、分布范围、赋存状态、物质组成、结构构造、资源潜力及炼硫工艺；查明了滇东北地区硫磺渣的成分特征，确定该地区的硫磺渣是一种含铁钛的弱磁性高硫贫渣或高硫极贫渣，其中有用组分铁、钛具有较好的综合利用价值。

研究表明，滇东北地区废弃的硫磺渣中的有价元素具有工业利用价值。鉴于当地生产硫磺所用原矿类型、炼硫工艺、废渣组构相同，开发利用较为方便，利用湿式磁重联选主干流程将镇雄县黑树矿区低铁含量硫磺渣从全铁23%、20%的入选给矿富集到精矿产品59.96%、60.33%，富矿比分别达到2.61、3.02。这说明这类极贫渣有用组分不仅可选，而且选矿主干流程可行，适合用于回收滇东北地区硫磺渣有用组分的选矿作业。依据此试验，如进一步形成工业规模生产能力，按照回收每吨含铁60%以上的铁精矿消耗硫磺渣8~10 t计算，从滇黔川交界地区长年堆存的亿吨硫磺渣中，可回收数千万吨含铁60%以上的铁精矿，这相当于找到了一个新的无剥采比的大型露天磁（赤）铁矿床，硫磺渣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的综合效益将十分显著。

专家组认为，本专著所建立的滇东北地区硫铁矿固废多技术路线组合调查和多学科综合评价方法及所取得的综合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研究得到的结论和提出的对策建议对科学处置和综合利用我国硫铁矿固废具有启示意义，相关工作方法可以为国内矿业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调查评价提供重要参考。 

虽然窗外寒风呼啸，但参加2018年全国地质调查工作会议小组讨论的代表们热情高涨，讨论得热火朝天。他们谈认识、说感受、建诤言、献良策，共话地质调查事业的新作为。

本报记录整理了部分代表的发言，以飨读者。

新时代开辟新路

上海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副局长岑福康：这次会议是对未来一段时间地质调查工作的整体部署。上海着重在成果转化应用上探索更多模式，以项目、需求、问题为导向，城市地质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建议地质调查工作将从内生找动力与制定法规制度相结合，完善地质调查工作组织实施方式，实现专业化与社会化“双高”。

广西国土资源厅副厅长陆景宇：这次会议对落实党的十九大新要求以及2018年具体工作都做出了部署，对各省厅推进地方地质调查工作有很强的指向性。在保护生态背景下，矿业发开受到极大制约，今后地质调查与找矿应如何适应这种变化？要更多地强调地质调查的基础性、科研性，推进法律地位的确立。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刘鲁：新时代地质调查工作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目前，山东面临3个任务：一是处理转型发展与队伍稳定的关系；二是处理好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和有序开展矿业开采的关系；三是转型发展中实际问题，如整合不够、无法发挥经济效益最大化等。

建议将山东列入新旧动能转化的国家试点地区，发挥地质工作的基础先行作用。

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副巡视员孙永山：中国地质调查局在“三深”科技创新、可燃冰试采等领域取得的成果振奋人心，辽西页岩气取得突破对地方地质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辽宁的深部找矿前景很大，保护区的范围由11个部门联合研究决定，希望部里能多协调规划。

西藏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刘鸿飞：对地质调查支撑脱贫攻坚工作有3点想法：一是利用矿产资源开发反哺地方经济；二是地球化学技术更好地结合高原特色，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三是借助地质遗迹调查，提高旅游科技程度。下一步，西藏国土资源厅将倡导绿色地质勘查，发挥其在地质找矿中的引领作用；与地方需求相对接，除地质找矿外，还要与脱贫攻坚、城市建设相结合；做好矿权退出。

甘肃国土资源厅副巡视员赵玲房：希望地质调查能够更多地支持西部地区小康社会建设。在放管服改革方面，能否减少行政机关对地质报告的技术审查。

青海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刘寅秀：希望与中国地调局构建干热岩联合推进机制，加强地灾防治的技术指导。

中国核工业地质局副局长李友良：一是加强地质科技、理论、装备协同创新，严格质量管理，践行绿色勘查理念。二是大宗矿产地开发上，要加强公益性地质调查和商业性地质调查的对接。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总工程师姚超美：要重点提高业务管理水平，希望能得到中国地调局的指导。建议对小型的战略性矿产加大工作力度。

水环中心主任文冬光：地质灾害监测各个省的情况不一样。建议统一全国地质灾害监测、矿山环境地质监测乃至城市地质安全监测等技术标准规范，在全国实现数据共享。

地质力学所所长邢树文：我们在新时代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第一，单一要素和综合要素，单一要素要摸清，也要在综合的基础上运用一些现代化的方法。第二，浅部与深部，之前对浅表层次探讨得多，但深部影响因素是动因，其相关研究越来越重要。第三，内生与外生，过去偏重研究外动力，现在应加强对内生和内外动力耦合的地质作用及其引起的灾害的研究。第四，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如今，现代技术越来越重要。

中国地调局人教部主任赵奇：在人才方面，局里提出的3项人才计划确实含金量很高，但是拓展到整个行业系统需要一定的程序报批，同时也要解决如何落地的问题。在机构方面，各省区差异很大，中央不可能“一刀切”，还需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在项目方面，只要是公益性的，国家应该设置一个大项目，来安排地方从事。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应急技术指导中心）党委书记李文鹏：第一，随着党的十九大的召开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水工环工作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第二，数据共享问题。地质环境监测数据在不涉密的前提下全面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第三，地下水监测问题。目前地下水管理条例还在征求意见。水文地质调查、地下水监测、国土规划、矿产开采、城市建设等一系列与国土资源有关的事项都要在条例中有所体现。第四，水工环利用新技术的时代已经到来。

河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院长甄习春：一是地质调查工作站位很高，主要体现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二是地质调查工作科技创新能力有所增强。三是国家公益性地质调查工作效果很好，得到了领导人和社会的认可，最明显的就是，之前央视很少报道我们的工作，现在却时常在央视新闻上看到，而且都是大突破。

河南省地质调查院院长张古彬：新形势对地质调查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应该思考以什么为抓手开展新项目。希望中国地调局能在河南建设一个科技平台，研发相关技术方法，形成配套成果，推动对今后的转型发展。

江西地质调查研究院院长楼法生：党的十八大以来，地调系统在科技创新，特别是“三深一土”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的期刊上看不到。建议丰富创新科研成果发布形式，加强科研成果在系统内的传播，为今后相关领域研究提供支持。

广西地质调查院院长徐海：留住人才和人才培养都必须有项目的支持。希望中国地调局能从人才培养的角度适当地给地调院一定的项目。地质工作是一项特殊的工程，要对人才有系统的考虑。

时不我待话改革

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潘海滨：近年来，中国地调局在国内、国际的影响力和声誉得到显著提升。综合地质调查成果引领地方需求，使得基层国土、地质工作得到了地方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响应。当前正处在地勘单位改革转型期，希望部地勘司从顶层出台指导意见。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巡视员马兰峰：2017年，广东省在找矿突破、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先行区、城市地质、落实生态保护优先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广东省今后将大力倡导绿色勘查，促进转型升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整体布局，在深圳、东莞、惠州三地开展城市地质工作试点；加快清洁能源勘查，调整能源部署；做好取消地勘资质后的地勘管理工作；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促进地勘管理职能转变。

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何南飞：会议主题明确，任务明确，责任明确。一是高度关注地方队伍的改革；二是生态保护，要适应新的要求，在用地用矿方案制定中主动作为。建议在法规制定方面要超前。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局长潘树仁：一是出台意见，指导行业队伍发展，协调相关部门。二是煤炭地质除了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之外，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开采也有很大的作用，近年来，中煤地质总局的工作范围从煤矿服务延伸到煤炭（煤系）服务，高度关注煤矿中伴生资源的勘探开发利用。三是根据会议精神，贯彻国家对地质调查工作的要求，考虑煤炭人如何有所作为。

陕西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站长范立民：希望能通过大项目锻炼和培养一批人才。同时，关心各省总站的年轻同志，尤其是40岁以下的年轻骨干，他们的发展前景很大，很有潜力。

齐用力共谋发展

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刘聪：这次会议振奋了信心，明确了方向。建议全国地质工作更加接地气，跟地方工作结合更紧密，用中央地勘工作带动地方工作。同时，地质工作不要仅限于当技术能手，希望能在环保工作中听见地质人的声音，使国家、社会认识到地质工作在资源合理利用、国家资源保障中的必要性。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赤兵：一是拓展地质调查空间在当前十分重要，要因地制宜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特别是基础地质调查，让公益性地质调查的效益真正转化为地方效益；二是协调处理生态红线和国土空间优化的关系；三是紧紧抓住地质科技创新的机遇，提高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的参与度。

大数据时代，“地质云”建设要解决好条数据和块数据的关系，建议做成“混合云”，完善数据共享。

新疆国土资源厅副厅长覃家海：最近，新疆5个油气区块开标，其中3个区块分别以14.9亿元、3.8亿元、8.6亿元拍出，对地方经济有很大促进作用。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副局长琚宜太：地质调查的专业化队伍和研究队伍应加强相互合作补充。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所长石建省：新形势下地质环境监测工作面临很大的发展空间，监测的范围更广、内容更多、要求更高，需要研究探讨的东西也更多。比如，未来自然资源统一调查评价管控需要依托一个平台，地质环境监测系统有数据优势，可以发展成为自然资源综合调查评价监测平台。另外，中央队伍的优势在于有高层次的人才队伍，能接触国内外先进的理论技术；地方的优势在于长期的资料积累，有扎实的基本功。二者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地质工作。现行的财政体制、招投标机制等对这一结合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希望在改革过程中能解决这些问题，真正找到联合谋划设立承担重大项目的途径。

北京市地质环境监测总站党委书记刘霞：第一时间向主管领导汇报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建设。

建议出台一个环境检测总局（总站）的规范文件，建立合适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希望今后的会议也安排政策解读环节，并将资料发给我们。

西藏地质环境监测总站高级工程师李昆仲：一方面，我们人员比较少，专业基础力量也比较薄弱，整体地质调查程度比较低；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我们面临着机遇，许多工作都需要积极去做。一是希望通过院站给予我们指导和引领，同时加强与各省份单位的合作交流，共同推动西藏的地质调查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二是此次会议给我们施加了压力，西藏这种人员比较少、落后的地区，我们该如何定位；三是还需加强培训。

江西省环境地质监测总站站长颜春：第一，出台一个总站建设规范文件，包括人才培养、软硬件等内容。第二，组织一些覆盖全国的大型地质环境类项目，通过参与国家级大项目培养单位人才，引领地方项目的发展。

广东地质调查院院长许汉森：我们建议局里有针对性地增加地调项目的部署，以起到对地方地调院公益性工作的引领作用，实现四两拨千斤。采取措施，推进央地之间的项目合作，使地方政府能够重视相关的工作。

欧洲的火山和沉积盆地中蕴藏着丰富的地热资源，熔岩驱动的高热烩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冰岛、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多用于发电；可供直接利用的中、高温地热资源多分布于盆地地区，如法国、德国、波兰、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而随着地源热泵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浅层地热资源随处可用，尤其在奥地利、瑞士、德国和瑞典等多个国家得到广泛推广应用。

目前，欧洲将地热利用方式划分为地热发电、直接利用和地源热泵三类，这三类地热利用市场均占据重要地位。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报告显示，全球地热装机总容量2015年大约为82GW（吉瓦），地源热泵利用比例最高，达到61%，其中欧洲占据着最大的地源热泵市场。从具体国家来看，地热能装机总容量最高的前15个国家的总装机容量达到全球的85%，这其中有10个国家分布在欧洲。

从整个欧洲来看，地热发电、直接利用和地源热泵三种地热利用方式都得到较好的应用和发展，而且都已具备相关的成熟技术。目前的研究和攻关焦点在于进一步降低成本，使地热利用更具市场竞争力。

1 高温地热发电占主导，中低温地热发电势头正旺

在欧洲，地热发电已经成为一种环境友好，且可持续的能源供应方式，这也使欧洲的地热发电市场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截至2014年底，全球地热发电厂装机容量达12GW，其中欧洲地热发电装机容量约为2060MW（兆瓦），占全球总量的17%左右。

近10年来，全球地热发电量也在持续增长，年均增长率在3%左右，2014年全球地热发电量达到74TWh（太瓦时）。其中，欧洲88座地热发电厂总发电量为12TWh，占全球地热发电量的16.2%，10年间6.3%的年均增长率更是高于全球水平。目前，欧洲地热发电主要分布在意大利、冰岛和土耳其三个国家，占比分别为44%、43%和10%。其中，近几年地热发电量的增加主要集中于土耳其和冰岛，而意大利地热发电量相对稳定。由于2014年试运转和维修的原因，欧洲地热发电厂的产能利用率在76%左右，与过去几年的水平相当。

发电技术方面，主要有干蒸汽发电、闪蒸发电和有机朗肯循环发电等，其中干蒸汽发电和闪蒸发电技术主导欧洲市场，占比分别为40%和42%。比如，意大利以干蒸汽发电技术占据主导；冰岛地热资源为高温湿蒸汽资源，几乎都采用闪蒸发电技术。但最近10年，利用中低温地热能的有机朗肯循环（简称ORC）发电技术发展较快。由于土耳其拥有丰富的中低温地热资源，ORC发电技术成为主流。

2014年欧洲地热发电容量较2013年新增170MW，并全部来自于土耳其。从发电方式来看，新增容量全部集中在ORC方面，这主要是由于中温地热发电的增加，但传统发电装置仍占据主导地位。为了更加高效地利用地热资源，冰岛、法国、德国和土耳其已启动了围绕地热发电的地热综合利用项目，以地热发电为主，采用“热电联供”或“冷热电联供”模式，在解决电力的同时为周边地区的居民提供供热或制冷需求，这将显著提高当地地热资源利用效率。

2 地热直接利用技术已成熟，新技术出现较少

地热的直接利用主要包括：区域供暖、洗浴和游泳加热、温室加热、水产养殖池加热、工业用热、农业干燥和融雪等方式。目前，欧洲地热直接利用最为活跃的部门仍然是集中供暖，欧洲地热能委员会（EGEC）统计显示，2014年欧洲地热供暖产热量新增大约80GWh（吉瓦时），总计达到4260GWh，占到地热直接利用的40%。2015年欧洲地热直接利用装机总容量估计为4701.7MW，主要利用国为冰岛、土耳其、法国和匈牙利等。目前欧洲共有257个地热集中供暖厂，主要分布在法国、冰岛和匈牙利等国家，2014年和2015年共新增23个。

地热直接利用技术已经成熟，最近，除了在建筑供暖的集成利用方面有一些新的进展外，地热能直接利用领域并没有多少新专利。目前，供热系统是推动地热直接利用最有力的部门，由于地热流体往往不适合直接被分配到区域供热网络中，因此地热直接利用的发展取决于其他行业热交换器先进技术的发展。而在地热资源开发方面，一个新的概念“三重系统”被提出来，主要是通过钻探一个新的生产井，同时把前两个钻井转换成回灌井，以此来延长设计项目的寿命。这个概念已经在法国付诸应用，它可以使地热能源延长30年的使用寿命。目前，越来越多的供热系统开始采用此三重系统。

3 地源热泵技术方兴未艾，环保型技术成为关注点

地源热泵技术在欧洲获得广泛推广应用，2013年“欧洲地热大会”（EGC）将地源热泵作为地热利用的一个独立分类进行统计。据JRC2015年报告，全球地源热泵总装机容量约为50GW，其中欧洲装机容量达到19GW，全球占比最高，达到38%左右，其次为美洲和亚洲。

EGEC数据显示，目前瑞典、德国、法国、瑞士和挪威成为欧洲地源热泵领域的领头羊，5个国家地源热泵装机容量之和占欧洲的69%。欧洲的地源热泵市场已经从过去由许多小型本地公司组成的市场发展成为主要由供暖和空调制造商组成的大规模的市场。目前，欧洲热泵及地源热泵市场被几个主要生产商所控制，这些大的制造商主要来自于地源热泵发展较为迅速的德国和瑞典。

当前，地源热泵技术研发的主要目标在于提高地源热泵系统的效率和减少运作成本，主要进展包括：降低维修和养护成本，改进控制系统，使用更有效的液体工质，提高辅助设备（如泵和风扇）的工作效率。目前，地源热泵的COP值（用于评价热泵的能源转换率）通常在3～4左右，通过优化设计提高热泵的COP值是目前技术发展的主要关注点。同时，开发环保型的，并且具有更好的热特性的新型防冻液也是地源热泵技术发展的关注点。通过降低钻孔热阻指标（RB）以提高浅层地热系统的“赫尔斯特伦效率”也被寄予厚望。可以预期这些技术进步都将有助于提高地源热泵系统的效率。

4 针对不同利用方式推出系列支持政策

欧洲地热资源利用的发展离不开欧盟在区域层面推出的一系列支持政策和联合行动计划。欧盟通过其“研究和创新框架计划”和其他鼓励机制来支持地热资源的开发，并且通过建立相应的法律和政策框架来促进地热资源的有序健康发展。从1998年欧洲地热能源委员会成立、2000年欧洲热泵协会成立，到2010年EERA地热联合计划启动、2012年地热ERA-NET计划启动，欧洲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平台和联合计划不断完善；从2004年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起草决议以促进地热开发，到2012年《地热科技的战略研究重点》发布，明确欧洲地热开发利用的方向和目标，欧洲对地热能开发的支持政策不断细化。

针对地热能开发和利用，欧盟内部存在着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政策支持制度。这些支持政策在不同成员国间有所不同，同时因三种不同地热利用方式（发电、直接利用和地源热泵）的发展现状而有所差异。

欧盟地热发电补贴形式多样，但进展较慢。地热发电项目通常具有前期投入大、开发时间长的特点，至少需要3年时间，平均开发时间大约为5至7年。鉴于此，欧盟在2009年立法要求在传统电力系统运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优先安排可再生能源发电。欧盟对地热发电的政策支持方式主要有：风险保险基金、上网电价补贴政策（FIT）、可再生能源溢价机制（FIP）、可交易证书、投标和软贷款等。虽然FIT和FIP这些基于市场的机制通常适用于多种新能源技术，但在地热发电项目的应用并不理想，因此欧盟对地热发电提供类似政策支持的国家并不多，目前实行FIT政策的有奥地利、法国、德国等9个国家，实行FIP的则仅有意大利、荷兰等4个国家。

目前，欧洲地热能的直接利用和地源热泵技术已经较为成熟，补贴正在逐渐减少。政府财政支持的方式主要有投资补助、减税、碳排放税减免、保险和低息贷款等，目前欧盟多数国家仅保留投资补助这一项支持政策，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仍实行多种财政支持政策，比如法国在投资补助、减税、碳排放税减免和保险等方面都有支持。EGEC认为，从成本的角度看，地热取暖技术（增强型地热系统除外）与化石燃料采暖技术相比变得更有竞争力，这使得政府对地热直接利用和地源热泵技术的补贴逐步降低。但同时，地热开发前期投入大依然阻碍着地热相关技术的发展，因此需要引进一些创新性的融资工具，例如能源服务公司（ESCO）或对地源热泵消耗的电力给予折扣。

“这次成果交流是展示中心2018年度代表性成果，展现职工良好风貌，接受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和专家检阅的重要平台。”在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召开的2018年度成果交流会上,中心主任徐勇如是说。

记者了解到，这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连续第10年举办年度成果交流会，已成为该中心业务交流和人才团队建设的重要平台。此次交流共有8项研究成果参加汇报交流并获得了与会领导和专家细致而深入的点评。此次交流会还设置展台展示最新地质图件和成果专著，该中心各项目组向与会代表分享了部分报告、图件和光盘。

陈毓川院士，李廷栋院士、国务院参事张洪涛，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邓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周宏春，以及来自自然资源部相关司局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的学术顾问、特邀专家及部分职工等200余人参加了交流会。

数据采集、成熟应用，地质填图有了翅膀

据了解，PRB地质数据采集模型最早是基于区调工作规程创建的，基于粒度理论的地质数据采集模型，能够适用于各种比例尺的数字填图工作。PRB模型在区调工作中成熟应用后，成功扩展到矿产调查、探矿工程、化探数据、环境和灾害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地质遗迹调查等领域的数据采集。

据信息化部刘畅介绍：“随着地质调查工作的深入开展，传统的开发与应用模式正面临挑战。主要表现为某些综合性标准内容过多，开发工作量巨大，开发周期长。如矿调数据采集模型，包含273个数据表，8000多个数据项；专业领域标准分类细，更新快；综合地质调查项目增多，用户面临多种标准交叉融合使用等困扰。”

在发展研究中心2018年度成果交流会现场，地质填图数字化、地球系统科学理论研究、非洲矿业投资前景、未来我国地质调查发展、“可燃冰”开发、“地质云”建设等热点问题，有了答案和方向。

该模型实现了扩展表的设计字段创建与编辑、野外数据采集、数据导入与输出等基本操作。并支持对字段属性进行编辑，或者对其关联的多媒体、文件或素描数据进行浏览。在输出方面支持简单二维表单输出和复杂表单输出等多种模式。

据了解，此项成果在2017年完成原型系统开发，并完成DGSInfo（数字地质调查综合数据管理平台）和Rgmap（数字地质调查野外数据采集系统）的集成工作，目前已申报发明专利一项，并进入实审期。

在实际应用方面，目前该项成果与青岛海洋所、北京地质矿产研究院、南京地质调查中心、武汉大学水利工程学院4家单位开展了“海岸带地质调查数据采集”示范、新疆东天山综合地质调查项目开展示范应用、“钦杭成矿带德兴-歙县地区地质矿产调查”二级项目覆盖区区调槽型钻调查等多项合作。

地球系统、科学理论，为自然资源“把把脉”

众所周知，随着工业化、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对相互之间的资源环境影响不断加大。全球性与区域性资源、环境、生态、灾害问题相互交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资源开发引发环境生态与灾害问题、大气CO2浓度上升呈加剧趋势、区域资源消费引发其他区域资源环境问题。

纵观我国地质调查事业，目前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调整、大转型时期。中国地质调查局领导审时度势，积极谋划，服务方向由过去以支撑服务矿产资源管理为主向支撑服务以清洁能源、关键矿产、水等战略资源为重点的整个自然资源管理转变；指导理论由传统的地质科学向地球系统科学转变；发展动力由主要依靠承担项目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转变。

在交流会上，发展研究中心杨建锋提出，以地球系统科学理论指导地质工作转型发展，需要思考为什么需要新的理论（形势与趋势）；为什么是地球系统科学理论（地球系统科学内涵）；我们准备好了吗（国外探索与国内进展）；应该怎么办（思考与建议）的问题。从这五个问题中他提出了地球系统科学如何发展的问题。

他在报告中论述：“人类活动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地质应力，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影响已经接近或超过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并正在继续加剧，或有可能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目前地球正从全新世跨入了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

他建议，应统筹规划推进空地观测、地面监测、深地探测网络体系。积极推动部门合作、中央地方合作，逐步形成覆盖资源、环境、空间、灾害等多要素的星-空-地监测体系。要加强地表关键带、海岸带、城市群、深部地壳、大洋和两极调查监测和研究。加强地球表层关键带生态地质调查。实施地壳深部探测工程，解决成油、成矿、致灾机理，推动城市地下空间利用。深化认识海岸带关键地质过程，积极推进大洋资源调查与两极科学考察。

加强基础、互联互通，非洲投资“大有可为”

境外地质调查部的王秋舒在会上表示：“非洲是地球上已知最大的含有太古宙克拉通的大陆，前寒武纪地层特别是早前寒武系广泛发育，占据了非洲大陆约80%以上的地区，构成了非洲地台的核心，并成为非洲大陆最主要的控矿因素。”

独特的地质条件造就了非洲“世界自然资源仓库”之称。已发现近200种矿产资源，而铁矿资源在规模和品位上与巴西和澳大利亚的世界级铁矿相似。锰矿资源同样非常丰富，储量140 亿吨，占全球储量67%。

据了解，2018年，我国在非洲矿业投资额为1.73亿元，占境外总投资的70%，较2017年增加了30%。王秋舒建议，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应从国家层面研究制定非洲能源资源合作战略规划，中央财政设立专项加大对非洲地质矿产调查支持力度；加强与非洲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的密切联系，建立双边、多边国家合作机制；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帮助非洲国家建立矿产勘查、开发、冶炼、加工、贸易产业链，促进非洲经济发展；在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派驻资源外交官和派遣维和部队承担国际维和任务，为中非能源资源合作保驾护航。

他还强调，要加强非洲基础设施项目合作力度，提升非洲互联互通水平，为中国在非洲能源资源合作提供有力支撑，建议围绕非洲“三网一化”建设需求，提升非洲国家互联互通水平。加强非洲国家铁路、公路、港口、电站、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项目合作力度，建设一批连接能源资源富集区与交通便利地区的大型基础设施，打造非洲能源资源输送大通道。

实施非洲能源资源潜力评价计划，摸清非洲能源资源禀赋，夯实中非矿业合作基础。全面开展与非洲国家地学合作交流与研究，建立“中国-非洲地学合作中心”。

另外，还要充分发挥基础性、战略性地质调查先导性作用，实施非洲能源和其它重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计划，重点围绕主要含油气盆地和主要成矿区带，开展我国紧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圈定一批可供深度勘查的资源富集区，精准对接中资企业“走出去”需求，努力为中资企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信息服务，积极推介优质矿产勘查项目，有效降低投资风险，助力中非矿业投资合作取得实效。

夯实基础、提高认知，结构调整“山雨欲来”

发展研究中心规划研究室张万益、方圆、陈骥团队作了我国地质调查规划研究的报告。

据该团队报告：“我国传统地质调查在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时，研究对象过于单一。具体主要表现在以研究地球表面岩石圈和水圈为主，对与之相互关联的大气圈、生物圈涉及较少，更没有把各圈层当作一个整体来平衡人与地球之间的关系。在学科方面，由于设置过细，各专业调查工作相互割裂，各学科之间交叉融合不够，解决重大问题的集成性成果较少。

该团队认为，未来我国地质调查的发展任务应该是夯实基础地质调查，提高地球认知水平。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指导，解决岩石地层构造古生物等基础地球科学问题及多圈层作用基础地质问题，并且要突出能源矿产调查评价，全力支撑国家能源安全保障以服务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为核心。

“要聚焦生产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加快推进油气、页岩油气、铀钍、地热等清洁低碳能源调查评价和加强战略性新兴和大宗紧缺矿产调查评价，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张万益说。

最后他们提出，国际国内形势变化需要我国地质调查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我国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快速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仍处于高位运行，但对矿产资源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能源资源调查需要进一步调整找矿重点、优化调查布局。

另外，地球系统科学的进步和以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对地质调查的影响日益广泛而深刻，迫切需要将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作为转型升级的发展动力。

信息共享、无缝对接，如此方可“油然而生”

“截至2018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68％，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升至45.3%。我国应强化油气资源安全保障，加大油气资源勘探与开发力度，但现实情况却是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对油气资料的需求与可提供公开服务的地质资料信息资源，成为了主要矛盾！”地质资料开发服务部张慧军在会上坦言。

张慧军认为，下一步油气地质资料管理工作应高度重视，自上而下需要专人负责，全面梳理工作内容，研究制订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节点和要求，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全面推进工作进展；落实责任任务，强化工作措施，切实保障资料质量。

另外，还要严格按照《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和2017年1号文的要求，执行油气矿权有效期届满汇交，加强油气地质资料汇交监管和委托管理，促进地质资料及时汇交、应交尽交。同时，进一步加大油气地质资料矿权延续保护的力度，提升各油气公司汇交积极性和主动性。

据介绍，2014年，原国土资源部已经组织开展了渤海湾盆地油气钻井数据库试点建设工作。通过清理，全面掌握了油气钻井资料汇交情况，并具备了组织开展全国油气钻井数据库建设的条件，建议在开展补交工作时，一并考虑全国油气钻井数据库建设工作。

“并且，要充分考虑油气公司对于油气地质资料的权责关系，进一步完善油气地质资料共享服务与开发利用机制，发挥市场主体活力，全面提升油气地质资料共享服务的水平。”张慧军表示。

摸清家底、技术突破，“可燃冰”开发任重道远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后续任务依然艰巨繁重”海洋室张涛在会上坦言。

众所周知，天然气水合物是21世纪公认的可接替煤炭、石油等常规能源的新型绿色能源。它具有分布区域广，在全球已累计发现超过220个水合物矿点；资源规模大，其资源量是全球约20万亿吨油的当量和清洁环保的特点。

但开发可燃冰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小觑。据张涛介绍，目前主要集中在：在资源层面勘探程度低，资源储量需进一步明确，相关规范标准有待完善；在技术层面开采方法和开采技术仍在探索，离规模化生产还有差距；在经济层面单井产量低、开发成本高，未能达到商业化开发要求等。

他提出，自从2017年5月18日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后，推动天然气水合物产业化发展成为地调局一项重要工作。天然气水合物产业化发展不仅面临资源、技术、环境、工程、经济等多方面的挑战，而且在国内外无成熟的经验可循，全靠自己去探索。通过分析发现，天然气水合物产业化与美国页岩气在发展路径与发展模式等方面有较多相通之处，其成熟的经验对天然气水合物的产业化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通过分析美国页岩气发展的经验，报告提出了我国天然气水合物产业化发展在资源、技术、政策、装备、人才等领域的方向和措施。”张涛说。

点上开发、面上保护，向地球深部“进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向地球深部进军是必须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

据了解，地球内部可利用的成矿空间分布在从地表到地下一万米，目前世界先进水平勘探开采深度已达2500至4000米，而我国大多小于500米。走向深部，向深部要资源应是我国矿产开发的必然选择。

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薛建玲在会上提出，应改变铺摊子找矿的传统思路，由面上要资源转向向深部要资源，实现“点上开发，面上保护”的开发格局。

她介绍：“深部找矿勘查活动主要集中在地表以下，对地表生态扰动较小；受相同或相似控矿条件的影响，在已有勘查开发基地的深部发现优质资源的概念较大并可以充分利用现有产能和探采选设施，实现多快好省等优势。

数据集成、共享服务，“地质云”让工作更高效

我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如何将人工智能和信息云计算与我国地质调查数据结合发挥其互联互通、数据共享、智能计算等作用，将会给我国地质调查事业插上智慧的翅膀。

“中国地质调查局历来高度重视地质工作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在信息化推进地质调查工作的现代化中，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成果。”“地质云”建设团队负责人高振记表示，近年来，“地质云”项目组技术团队攻克了一道道难关，跨越了一条条沟壑，历时多年，“地质云2.0”如期上线。

记者了解到，团队目前已完成了局系统29个节点单位数据互联互通和1个省级节点示范接入；建立了多门类自然资源数据库；全面接入地质资料服务；按雄安新区标准建设了城市地质信息平台4个标志性成果。

高振记介绍，下一步这一团队将围绕调查（科研）、管理、共享、服务不同类型用户需求，以地质大数据中心建设为核心，以地质调查“在线化”、“智能化”为目标，三位一体推进地质云、大数据与智能化建设。

2018年11月8-9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派员参加了在海口召开的“2018深海能源大会”。王淑玲研究员作为大会特约嘉宾在“深海能源勘探与开发”分论坛做了《北极的战略意义及油气资源开发前景》演讲，得到与会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好评。 

深海能源大会是由海南省人民政府、中国工程院、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深海领域高端会议，深海能源大会自2015年举办以来，始终紧扣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和推进海南海洋强省建设的主题，已发展成为深海领域开展学术交流、促进行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主题为“加强科技创新，开发深海能源”，议题包括南海油气勘探开发现状、前景和最新政策解读、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最新技术成果、深海工程关键技术与装备 、深海钻完井技术、新型船舶与深海海洋平台 、天然气水合物勘探与开发以及海洋可再生能源。

大会邀请了包括壳牌公司、美国福陆公司、挪威船级社、英国船级社、苏格兰国际发展局等著名跨国企业和机构的高层领导和相关专家参会，吸引了海洋油气、工程技术、天然气水合物、海洋矿产资源、海洋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近1000人参会，推进了深海能源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深海科技创新和海洋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张占海，国家能源局油气副司长王祥进，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忠钦，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702所名誉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有生，中国海油总地质师谢玉洪，美国陆福公司业务发展副总裁Andy Ralph，苏格兰国际发展局首席油气专家Tan RossGary Sopr等进行了大会主旨演讲。

通过此次会议学习和交流，参会人员及时掌握了国内外深海能源开发工程技术与装备、深海能源勘探与开发、新型船舶与深海海洋平台、深海钻完井技术以及天然气水合物勘探与开发等方面最新动态及成果，提升了地学文献中心在海洋领域的认知度，为地学文献中心今后在海洋领域的研究、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此次参会为地学文献中心更好地完成中国地质调查局天然气水合物钻采船（大洋钻探船）项目及中国海洋地质调查战略研究任务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跟踪掌握深海油气勘探开发现状及技术前沿领域态势、收集相关资料、与海洋领域相关单位及研究人员进行交流学习和建立联系开拓了渠道。

从1978年到2018年，是刚刚到达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在这四十年里，整个国家是一艘开足马力迎风破浪、驶向未来的大船。漫漫风雨途，每一个行业都心怀憧憬、力量满身，而每一代人，都砥砺向前、倾心奉献。这也正是这个国家四十年来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泉。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从1978年成立，到2018年壮大，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整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与取得的成就或许可以成为探视整个行业科技与发展的一个窗口。

梦想启航的地方

四十年前，原国家地质总局批复同意了中国地质科学院关于建设矿产综合利用中间试验基地计划任务书，同意中国地质科学院在郑州成立国家地质总局郑州矿产综合利用中间试验研究基地。1982年，原地质矿产部将地质部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筹备处改称为地质矿产部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郑州分所。1986年，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复同意恢复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管理体制，更名为地矿部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为原地质矿产部直属事业单位。2000年，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同意，研究所更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2005年，郑州综合利用所划归中国地质调查局直接管理。如今，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简称“郑州综合利用所”）已成为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直属科研机构。

四十年来，支撑国家矿产资源管理决策、支撑国家重大工程实施、保障国家经济建设资源需求；创新实现矿产资源节约集约与综合利用，完成标准化建设，储备大批领军人才；建成国家非金属矿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郑州矿产资源利用评价中心、自然资源部多金属矿评价与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野外试验基地、河南省黄金资源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郑州市吸附催化重点实验室等多个国家级、省部级和市级科技创新平台；共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60余项，拥有专利近百项，多人获省部级人才等荣誉称号……四十年来，数历风雨，屡经沿革，郑州综合利用所在漫漫征途中蜕变成一支勇于创新、敢打硬仗的地质科技劲旅。

如今，根据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求，郑州综合利用所的主攻方向实现了调整和拓展，除了开展矿产综合利用高效利用、综合利用、循环利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示范，开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及开发利用效率评价，开展矿产资源区域调查、矿产勘查及可利用性评价、大型矿产资源基地资源环境综合地质调查与评价等优势项目外，还可承担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和海洋、深部矿产资源及非传统矿产资源可利用性调查评价，矿山和重要城市生态地质环境调查评价，新材料资源调查与评价等任务，以承担地质调查工作为重心，为国家矿产资源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这一支地质行业的科技劲旅，在四十年中已然成长为一支支撑服务国家自然资源管理决策及地质调查中心工作不容忽视的力量。

搭建平台支撑科研

“有科研平台支撑才能有机会出更多科技创新的成果，硬件设备必不可缺。”这是数年里郑州综合利用所历任负责人坚信并秉承的理念。该所抓住一切机会，争取各方支持，建立科技创新平台。

四十年来，郑州综合利用所先后建成国家非金属矿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郑州矿产资源利用评价中心、自然资源部多金属矿评价与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野外试验基地、河南省黄金资源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郑州市吸附催化重点实验室等6个科技创新平台。

国家非金属矿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于1992年成立，1995年顺利通过国家科技委员会验收。中心围绕国家资源、环保等领域的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和共性关键技术，开展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提高矿产资源价值及加强非金属矿保护与利用等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研究，结合高水平人才的培养、高层次学术交流与行业技术服务基地的建设，发展成为非金属矿加工利用的技术创新基地、科技成果的辐射源、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如今，中心共有各类科研仪器设备800余台套，形成规模化的生产线共9条；围绕非金属矿资源高效利用研究工作，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及横向科研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分子筛产品的研发、膨润土矿改性技术、钾长石矿高效利用技术、硅藻土矿高效利用、蓝晶石类矿物（蓝晶石、红柱石、夕线石）分选提纯、珍珠岩保温材料的制备、复杂磷矿的浮选、盐卤资源的高效利用、复杂萤石矿的浮选分离技术、碳酸钙除杂及改性技术、超纯石墨矿提纯技术等在国内居于领先水平；在非金属矿加工装备研发方面，研制了非金属专用浮选机、 新型双室搅拌磨、超细粉碎-表面改性一体化装备、非金属矿专用干式永磁强磁选机、非金属矿专用碎磨机等新型高效装备。目前，中心综合研究能力跻身国内非金属矿行业一流研究机构行列。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野外试验基地是原国土资源部2011年第一批命名和建设的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基地，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占地120亩，是在矿业领域具有一定通用性的科技成果转化半工业试验及工业试验基地。其日处理原矿能力达50~300吨，可广泛开展金属矿综合利用、非金属矿综合利用、尾矿综合利用的技术研究及成果孵化。

在过去5年里，基地针对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低、技术不够突出、尾矿和废渣等二次资源综合利用不足等问题，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研究课题，系统研发了无氟弱酸条件下长石石英浮选分离、钾长石差异化选别、智能光电拣选、尾矿干排等成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及装备，为同类非金属矿产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提供了技术准备。

自然资源部多金属矿评价与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于2012年获批建设，2015年通过验收。面对我国复杂多金属矿资源开发利用难的问题，重点实验室围绕共伴生多金属矿资源综合利用、难选冶多金属矿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多金属矿利用现状调查评价及数据库建设，开展了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创新，解决了一批难选冶复杂多金属矿综合利用关键技术难题，为我国重要难选冶矿产资源技术难题攻克和重要矿产“三率”综合调查与评价提供技术支撑。

全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也挂靠郑州综合利用所运行。全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分技术委员会（SAC/TC93/SC9）成立于2011年1月，由资源管理部门、矿业研究院所、设计单位、矿业院校、矿山企业等领域的29位专家组成。截至2018年7月，委员会已审查发布《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指标及其计算方法》、《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等标准10余项。其中，《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指标及其计算方法》规范统一了“三率”作为行业评价指标，为资源管理部门制定发布重要矿产“三率”标准提供了标准支撑；《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等9大行业绿色矿山建设标准，是目前全球首次发布的国家级绿色矿山建设行业标准，标志着我国的绿色矿山建设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新阶段，将对我国矿业行业的绿色发展起到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作用。目前，委员会还组织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质量基础的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NQI）专项中6项国家标准研究工作；计划开展12项本领域标准研究制定。

同时，为更充分服务地方经济发展，郑州综合利用所建成了河南宜阳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野外试验基地、郑州高新区中试基地和本部基地的中试车间等3个功能齐全、设施一流的中试基地，拥有矿物分选提纯、超细粉碎和改性、矿物材料试制、冶金化工、选矿装备试制、光电拣选、高聚物复合材料试制、真空回转活化、工业示范线等9条工程化示范生产线，可为国内外提供各类矿产资源开发和评价的技术服务、选矿设备以及非金属矿深加工等服务。其中，矿物分选提纯示范生产线已成为国内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领域规模最大、技术装备先进、功能齐全的示范生产线；矿物加工工业生产线试验规模已超过南非明泰克研究所和芬兰冶金研究中心，居世界首位。

创新成果层出不穷

西班牙小说家松苏内吉说，有总是从无开始的，是靠两只手和一个聪明的脑袋变出来的。

有科技创新平台，只要肯勤奋努力，矢志不渝，创新成果指日可待。

数十年来，郑州综合利用所为矿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做了大量基础性、公益性调查与研究工作，通过技术创新、成果推广、综合利用技术政策标准研究及面向行业的新技术服务，为提升我国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6年12月，原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国家能源局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由郑州综合利用所起草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制度工作方案》，提出以矿产资源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为目标，以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开公示为基础，动态调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科学评价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健全完善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激励约束机制，推动矿产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要在现有27个矿种“三率”最低指标基础上，研究制定领跑者指标，到“十三五”末完成46个矿种“三率”最低指标和领跑者指标，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评估体系；到2020年建成调查评估常态化、科学化、标准化和激励约束差别化的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制度，基本建立主要矿种 “三率”指标体系，提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同时，该所还在满足国家需求开拓新资源及改善修复矿山地质环境方面成就卓著。

截至目前，已取得科研成果800余项，获省部级以上奖励的科技成果60余项。其中，磁团聚重选新工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原地矿部科技进步特等奖；西藏铯硅华的发现及提取试验研究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西藏扎布耶盐湖资源评价-矿床成因、地质勘查、动态观察与开发试验，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磁铁矿选矿提质节能新技术磁场筛选法及应用，获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另获部级二等奖8项、协会一等奖1项。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在50%以上，技术辐射全国23个省（区）百余个矿山企业。

除科研成果外，还拥有一系列专利设备及产品。如应用于磁铁矿选矿领域的CSX系列磁场筛选机，其整体性能、效果及独创性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已在30余家大型铁矿山企业推广应用，并出口至南美。再如，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建筑、石油天然气、空分行业、制冷、乙醇干燥及水处理行业等的分子筛、阻燃剂，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更远销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等国。

除科研成果及专利外，相关资质的获得也是社会和业界对其能力和水平的认可。

郑州综合利用所目前已获得国家CMA实验室资质认定、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CNAS国家实验室认可，具有岩矿鉴定、岩矿测试、选冶试验地质实验测试甲级资质，固体矿产勘查甲级资质，区域地质调查乙级资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调查丙级资质。在学术方面，该所具有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分析测试、岩矿鉴定和冶金化工领域的硕士学位授予权，累计培养硕士研究生20余名。主办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矿产保护与利用》从1981年创刊就坚持宣传国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介绍矿业管理和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非金属矿深加工的最新研究成果，传播科技信息，交流学术思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人才建设初显成效

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场伟大战役的胜利离不开指挥官的正确谋略。

面对累累硕果，郑州综合利用所党委书记、所长冯安生感触颇深：“这是我们的团队紧盯国家重大战略和市场需求，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精心打造科技创新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服务的结果。”

的确，地质科技人才是地质调查事业改革发展的关键因素。

中国地质调查局曾出台的《中共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关于加强地质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试行）》中提出，科学技术是地质调查事业改革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人才资源是地质调查事业改革发展的第一资源，地质调查过程就是科技创新和人才成长过程，必须下大力气解决人才问题。

由此看来，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或许是郑州综合利用所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坚持把人才资源作为推进事业改革发展的第一资源，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人才发展的政策措施，人才队伍建设初见成效。”谈到人才工作，冯安生介绍说，截至目前，郑州综合利用所在编人员143人。其中，博士13人、硕士67人、大学本科37人、大学专科14人，硕士以上占比56%，大学本科以上占比82%，高学历人员明显增加；专业技术岗位人员106人，占职工总数的74%；高级职称技术人员48人、中级职称技术人员41人。目前，该所拥有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资源环境领域主题专家组专家1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1人、国家注册咨询工程师5人、中央国家机关会计领军人才1人，河南省优秀专家3人、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1人，原国土资源部百名跨世纪科技人才1人、原国土资源部百人计划1人、第一批原国土资源部杰出青年科技人才3人、第一批原国土资源部科技创新团队1个，中国地质调查局优秀地质人才2人，郑州市科技创新创业骨干人才1人。

郑州综合利用所严格执行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五问”“五不唯”人才和成果评价标准，着力把好选人用人方向，不断提升干部的管理能力和专业能力，加强后备人才队伍建设，真正为地质调查事业选出“政治强、懂专业、善治理、敢担当、作风正”的干部。

作为这支队伍的“指挥官”，冯安生对未来充满信心：“总体上看，郑州综合利用所人才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学历及专业水平的层次分布趋于合理，能力素质显著提升，人才成长环境明显改善。‘三率’调查团队、盐湖综合利用团队、尾矿利用团队、磁选高效化技术设备制造团队已初步成型，能够为矿产综合利用事业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智保障。”

党的建设关系重大，牵动全局。

多年来，该所党委坚持把党建工作作为总统领，全面加强党对各项事业的领导，抓重大、抓尖端、抓基础，为精心服务自然资源中心工作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为主动适应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该所深入开展各种专题学习，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四个服从”，严格党内组织生活；通过领导干部讲党课等宣传教育，将党的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理想信念，提高党性修养；加强支部班子建设，夯实基层党组织，筑强战斗堡垒；在局系统内率先为支部设立专门办公室、活动室等场所，打造党建宣传长廊；广泛开展“四态”问卷调查，进一步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保持队伍稳定，激发和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营造民主、团结、积极、向上的和谐氛围和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新华社深圳5月21日电 题：深圳突进源头创新 发起“原点冲击”

新华社记者周科、刘宏宇

2016年4月12日拍摄的深圳前海。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全球招才引智、设立诺奖实验室、发力中外合办高校、打造大科学装置群……系列举措让深圳再度成为瞩目的焦点。

从学习到创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深圳迅速崛起，成为全球重要的科技节点城市，但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不足，也成了制约“巨人”成长的“阿喀琉斯之踵”。

站立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节点，深圳不断发起“原点冲击”，全力打造科研新起点、技术新起点、产业新起点。

这是2017年9月6日拍摄的深圳华强北赛格电子市场。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全球“寻人之旅” 夯实创新根本

我国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3.0T高场超导磁共振成像仪，诞生于深圳南山区一所面积2000余平方米的实验室。

这是深圳引进的第一所诺奖实验室，以2003年诺贝尔奖医学奖获得者、磁共振成像技术之父——保罗·劳特伯命名成立。

人才是第一资源，也是核心竞争力。

作为创新之都的深圳，最缺的是“金字塔尖”的技术和产业。为此，深圳开启全球范围的“寻人之旅”。

深圳，不断向全球伸出橄榄枝，加大海外引才力度。

保罗·劳特伯之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里耶·瓦谢尔来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科比尔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巴里·马歇尔也来了。截至目前，已有近10家诺奖得主科研机构在深圳陆续挂牌成立。

每一个顶尖学者背后，都是一个团队。深圳举措频频，包括诺奖得主在内的尖端人才纷纷汇聚深圳。

截至2018年3月，深圳累计确认“孔雀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3264人，外籍人才1.6万在深圳工作。

深圳，也积极在科技资源高地搭建交流平台。

在美国，在欧洲，在以色列，深圳都在布局海外创新孵化器。2017年5月，深圳市美国旧金山海外创新中心、英国伦敦海外创新中心、法国伊夫林海外创新中心等首批7家深圳市海外创新中心正式授牌。

“未来，深圳还将建设更多海外创新中心，努力在全球范围集聚配置创新资源，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科技合作竞争。”深圳科创委政策法规处处长潘伟旗说。

格拉布斯实验室负责人张绪穆说：“深圳，不仅有强大供应链和工厂支持，还有越来越厚重的知识沉淀。”

“人才效应”与市场协同作用，近年苹果、微软、高通、英特尔、三星等跨国公司纷纷在深圳设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机构和科技服务机构。

“国际尖端人才，可以补深圳源头创新之短板，夯实创新之根本。”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说。

2017年7月13日，工作人员在位于深圳的中国国家基因库操作基因测序仪测序。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建设大科学装置工程 寻求0到1的突破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大学城，位于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南部的一块空地虚席以待，这里未来将建设E级超级计算机。

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潮流和趋势，深圳上马了一批大科学装置工程。

“‘十三五’期间，深圳计划投资40亿元，打造E级计算机。”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主任刘明伟说，E级计算机将使中心的计算能力提升1000倍，每秒可进行百亿亿次数学运算。

刘明伟介绍，E级计算机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大型科学装置，为湾区基础科学研究、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供强有力支持，同时也为大湾区的科技创新提供有力支撑。

“新一轮科技周期需要大工程的支撑。”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胡伟武说。

随着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和国家基因库的建成使用，深圳的基础研究能力有了很大突破。

深圳夯实基础的努力不止于此。2014年前后，深圳掀起了一轮合作办学的高潮。香港中文大学在深圳设立分校，从2014年起正式招生，短短两年多时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就发展成在校人数达2000人的现代化大学。

一个学院保守估计投入要几亿、上十亿元。目前，深圳已有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等十余所高等院校。

“大科学装置，科研院所，可能没有即期产出、效用，但那将是我们前进的基点。”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说，前沿科学实现0到1的突破就是因为有大平台，只有大平台才能真正诞生大科学。

在光启东莞生态园的研发基地，集广域互联网信息传输和光学监控于一体的“云端号”准备升空（2016年7月7日摄）。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新型研发机构 激发前所未有的活力

从艰难的起步创建，到立于全球超材料技术领域前沿，2010年成立的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仅仅用了几年时间。与此同时，其所属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也迅速发展成为深圳科技领域的“独角兽”企业。

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刘若鹏说，光启的成功离不开其作为“新型科研机构”所取得的突破，它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有效地缝合了经济、科技“两张皮”，构建了全新的产业链条。

新型科研机构像企非企，似事业非事业的科研单位，也就是有人形象比喻的“四不像”。

深圳提出大力夯实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全过程创新产业链。在企业与人才、大科学装置、高等院校之间，“四不像”是重要的连接器。

目前，深圳已有类似科研机构数十家。

作为其中的代表，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在源头创新方面成绩斐然：世界首创超声脑调控方法及验证系统；首次合成纳米人工红细胞，开发肿瘤检测诊疗一体的可视化精准医疗；成功实施亚洲首例多功能神经假肢手术；研制国际首台柔软材料爬行机器人……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杨建华认为，产生“聚变效应”的原因在于，作为新型科研机构，产学研资“四位一体”创新机制和集聚一流人才是关键所在。

今年一季度，全社会研发投入达216.7亿元，增长15.1%，占GDP比重4.16%；新增各级各类创新载体51家，累计达1800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11230家，占全国总数的8.2%。

改革创新，活力迸发。“随着源头创新动能的不断增强，深圳站在了新一轮科技突破的起点上。”深圳市发改委主任聂新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