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卡利尔足迹线条图 a-成年前足迹 b-成年后足迹 c-亚成年后足迹

老瀛山丹霞地貌

在四川盆地綦江的土地之下，埋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关于1亿多年前森林和恐龙的秘密。

2003年，工作人员在老灜山莲花堡寨考察地质灾害时，意外在一个岩腔中发现许多神秘足迹。后经国内外专家研究，结果表明这处我国西南地区白垩纪中期最大规模的恐龙足迹群，在沉醒了亿年之后重见天日。

亿万年的酷跑，绝壁上的龙迹

老瀛山，海拔1310米，綦江的名山和最高峰，得名于“老氏修炼遗址，状类蓬瀛”民间传说。如今山上的白云观，仍香火缭绕。这些恐龙足迹，发现于老瀛山一处绝壁之上的岩腔中。绝壁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岩腔高不过2米，深不过数米。恐龙是如何将足迹留在这盈尺之地的呢？

这得从一种赤红色的地貌说起。发现恐龙足迹的老瀛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这里的丹霞以岩墙绝壁、穿洞孤石为典型，尤其是赤红色的岩墙绝壁往往连绵数公里，蔚为壮观。发现足迹的地方，名为莲花保寨，位于一处丹崖绝壁中央的岩腔。莲花保寨得名其实与恐龙足迹大有关系。由于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岩腔内空间开阔还极具隐蔽性。每遇战祸匪乱，当地百姓皆来些躲避。偶然间，他们发现岩腔地面有许多像莲花一样的凹坑，不知为何物，便将这里命名为莲花保寨。如今，这里还保存着寨门、寨室、石刻等古寨遗迹，以及大量石磨、石器等古人生活遗迹。亿年前的恐龙足迹和人类长期生活在一起，这也算是一种奇观。

莲花保寨恐龙足迹群，在面积不到80平方米的地面上，共有9个化石层位，已发现古脊椎动物足迹656个。足迹产出层位之多，数量之大、分布之密集、类型之齐全、保存之完美、生物多样性之丰富，在国内外均十分罕见。在足迹的保存方式上，已经发现了5种恐龙足迹化石类型，包括凹形足迹、凸形足迹、幻迹动态足迹、3D铸模足迹。不同保存方式的足迹保存于同一个化石点，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不多见。

更神奇的是，在一枚长60公分、宽40公分的化石标本上，居然发了9个不同种类、不同运动方向，且相互交叉重叠的恐龙足迹。这些恐龙凑在一起做什么呢？

这些远古的脚印来自于谁？据研究，它们分别是甲龙类、蜥脚类、兽脚类、鸟脚类等4种恐龙的“杰作”。除恐龙而外，还有翼龙类和古鸟类等非恐龙生物所留下的足迹。它们都来自于恐龙时代。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区域还发现了大量古鸟类足迹，这些足迹方向一致，体现了群体生活的特征。更难得的是，这批足迹与翼龙类足迹保存在一个层面上。具有竞争关系的两类飞行动物同时出现在这里，这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古生态学珍贵信息。依稀间，我们仍能想像1亿多前年，这里河湖纵横、鸟飞鱼跃、龙逐兽走，曾经是那么美丽和诗意。

留下这些脚印的恐龙呢？它们来自何方？又都到哪里去了？在綦江有没有像自贡那样的“恐龙公墓”呢？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不断有人挖出零星的恐龙骨骼化石。2010年，綦江开始对发现骨骼化石的区域进行系统挖掘。经过多年的挖掘、修复、装架，一只被命名为綦江龙的新种长颈龙，终于屹立在专门为它修建的展览厅。但是，綦江龙并不是莲花保寨足迹的制造者。因为，綦江龙生活在侏罗纪，而在莲花保寨留下足迹的恐龙生活在白垩纪。它们至少差了几千万年。

恐龙足迹化石，是恐龙行走于未完全固结的沉积物表面时留下来的脚印，后经成岩作用而保存下来形成的化石。因为它们是原地形成的，因而最能反映原始的沉积环境具有良好的指示湖岸和近岸古环境的作用。作为古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恐龙足迹化石也是研究恐龙生理和生活习性的重要材料。因而，恐龙足迹化石是大自然用天然的录像机为动物活动录下来的“特写镜头”，是自然历史的脚印。

形成和发现恐龙足迹化石是低概率事件，它至少满足3个条件：首先，恐龙将要经过的地面泥沙软硬适度，便于恐龙在行走之后留下足迹，并保存一段时。太硬，龙足留不下脚印；太软，脚印无法保存。其次，恐龙有幸刚好从这样的地方路过，并把脚印留在软硬适度的地面上。其三，脚印被破坏之前，迅速覆埋，形成化石。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埋藏在岩石的脚印还需要现代人发现的慧眼和运气。

如此众多的恐龙足迹，为何出现在这悬崖绝壁之上？恐龙是如何“爬上”绝壁，行走在逼仄的岩腔里的呢？实际上，恐龙生活的中生代，河湖纵横，土地平阔。莲花保寨所在地方，正好为湖滨带。恐龙留下的足迹，在岁月中凝固成化石，随后老瀛山在地壳运动中被抬升到高处，两种不同硬度的岩石之间因为差异风化，在绝壁上形成岩腔。岩腔中，原来覆盖在足迹上面的岩石逐渐崩解脱离并被带走，埋在岩石中的足迹化石，终于有机会重见天日。不是恐龙在酷跑，酷跑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四川盆地以侏罗纪的恐龙化石闻名世界。但侏罗纪之后的白垩纪，那漫长数千万年的岁月里，恐龙等古生物在此地到底如何繁衍生息，一直是个谜团。綦江莲花保寨恐龙足迹群的发现，成为揭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金钥匙。

侏罗纪的原始森林，翠屏山的木化石

恐龙是2.3亿年前到约6500万年前生活在陆地上的爬行动物，它们曾支配全球陆地生态系统超过1.6亿年之久。四川盆地作为中国四大盆地之一，如今聚居着四川省和重庆市的绝大部分人口，是中国和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诸葛亮曾赞其“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中生代时候的四川盆地，气候温润潮湿，植物繁茂，是恐龙家园。这些不仅可以通过老瀛山的恐龙足迹化石得以验证，县城旁边的翠屏山、古剑山所发现的木化石亦是证明。

2005年，几名石匠在綦江城边一个叫翠屏山的采石场挖出一根10多米长的圆柱形“石头”，形似一棵大树，“树皮”纹理清晰。后经重庆市自然博物馆鉴定后，确定为木化石。这种木化石系松杉科裸子植物，是中生代，也就是恐龙时代生长在这一地区的大型乔木，埋藏地质年代距今超过1.4亿年。

所谓木化石，是远古时候的植物树木被埋藏在地层中，树干周围的化学物质如二氧化硅、硫化铁、碳酸钙等在地下水的作用下进入到树木内部，在保留了树木形态的条件下替换了树木原来的木质成分，经过石化作用形成的植物化石。经调查，翠屏山木化石群共发现大小木化石29根，木化石的枝条和碎块，共计60余处。

这些化石是中生代南洋杉型植物的化石—贝壳杉型木，我们可以推断，在1.5亿年前的中侏罗世，地处四川盆地边缘的綦江地区，属于亚热带—热带气候，气温较高，阳光充足，雨水充沛，土地肥沃，土壤中富含植物生长所必须的各种营养元素。这里生长着高大的南洋杉木型常绿乔木，林下有着丰富的蕨类及其他植物。这些乔木是那样的枝繁叶茂，枝头三三两两地挂着几只古蝉，树下栖息着大大小小的恐龙。

綦江，是一个地名，同时一条江名。在地学界，綦江是一个光辉的名字。早在上世纪30年代，我国老一代地质学家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黄汲清等都曾来到綦江，以期从地质矿产的角度，寻找实业救国的之道。进入21世纪，两次偶然的发现改变了这里的历史，老瀛山白垩纪恐龙足迹化石群、翠屏山侏罗纪木化石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綦江国家地质公园，把我们带入一个1亿多年前的远古时代，恐龙统治的时代。物换星移、沧海桑田，虽然无数的生命出现又消失，但自然界总有神奇的方法留下这些无字天书，向我们讲述那个时代的故事。

近期，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程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带领的研究团队，在早三叠世（约2亿4千8百万年前）南漳-远安动物群中首次发现了与现生鸭嘴兽具有相似捕食方式的海生爬行动物。鸭嘴兽是最原始的哺乳动物之一，最早出现在2500万年前，现今仅生活在澳大利亚。鸭嘴兽不是通过眼睛而是通过独特的柔软嘴壳在昏暗的环境中寻找猎物。程龙等发现的两件海生爬行动物卡洛董氏扇桨龙（Eretmorhipis carrolldongi）头骨关键特征与鸭嘴兽极为相似，说明卡洛董氏扇桨龙应该具有与鸭嘴兽相似的捕食方式，可能在黄昏或者夜间捕食虾类或者其它软体动物。这是最早的四足动物盲感应（非视觉探测）捕食方式的化石记录。这一新捕食方式在南漳-远安动物群中的发现，说明海生肉食动物在早三叠世末期已经具有与现代海洋相媲美的生态多样性，暗示了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之后的海洋生态系统在早三叠世末期已经恢复，而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延迟到中三叠世中期。这一重大发现在《自然》杂志的子刊《科学报告》上发表，美国生命科学网随后进行了跟踪报道。

早三叠世南漳-远安动物群为全球最早的海生爬行动物群落之一。早三叠世时期是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之后生物复苏的关键时期，也是爬行动物向海洋辐射的起始时期，处于浅海环境的南漳-远安动物群是揭示早三叠世生物海洋生物复苏和海生爬行动物起源与演化的关键窗口。近年来，武汉地调中心南漳-远安动物群研究团队通过野外调查和化石发掘，发现了大量保存完整的珍稀海生爬行动物化石，其中包括7个新属种。上述最古老的鸭嘴兽式捕食方式是其中成果之一。

二○一一年，马晓丽在帕米尔高原开展野外工作

2010年9月，作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首位外籍“黄汲清青年人才”，马晓丽来到北京，在大陆动力学实验室李海兵课题组工作，主要进行青藏高原活动构造及地震活动性研究。

6年过去了，马晓丽不仅做出了大量优秀的科研成果，还结婚成家，做好了扎根中国的准备。

2009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从事了3年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比利时姑娘Marie-Luce Chevalier（中文名马晓丽）接到一个电话，是她在法国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读博士时的同学李海兵打来的，得知她正在找工作，李海兵立即抛来了橄榄枝：“你为什么不来中国和我们一起工作？”

马晓丽想了想，立即答应了，身为地球活动构造研究青年专家，马晓丽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位于青藏高原的喀喇昆仑断裂带，一直在青藏高原从事新构造、构造地貌、古气候、宇宙成因核素测年等方面的研究，曾经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Science》上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2篇，在其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更重要的是，马晓丽深深地热爱着那片神秘的高原。

2010年9月，作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首位外籍“黄汲清青年人才”，马晓丽来到北京，在大陆动力学实验室李海兵课题组工作，主要进行青藏高原活动构造及地震活动性研究。

棕发蓝眼的马晓丽名字却很中国，她解释说：“我的中文名是10年前李海兵的女儿给起的，当时小姑娘才11岁。我的姓Chevalier有骑士的意思，骑士都会骑马，而且马和Marie发音近似，至于晓丽是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在野外很辛苦，很冷，不能洗澡，这些我都能接受”

马晓丽的父母都是老师，母亲是小学老师，父亲是高中老师，“但他们都是搞文学的，我完全不感兴趣。”她天生就喜欢大自然，喜欢在野外爬山，搜集漂亮的石头以及观察各种动植物。

不过比利时一马平川，没有什么山，一次偶然的机会，马晓丽看到了一些壮美的火山图片，让她对岩石、地质产生了最原始的好奇心。而她对火山一直很钟情，多次实地参观火山，“我喜欢去看新的小活火山，它们可爱极了。”

在法国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攻读硕士的时候，学校没有专门进行火山研究的导师，马晓丽只好选择了活动构造研究。她选择的研究对象，正是西藏西部绵延1000余公里的喀喇昆仑断层，了解这个断层的运行机理，估算它的平均发展速度，还有其移动和活动，是评估这一地区潜在地震风险不可或缺的工作。

因此，从2002年开始，马晓丽几乎年年都会来中国，到西藏艰险的地方进行野外考察和采样。青藏高原上风景很美，但环境极其恶劣，课题组经常要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工作，晚上直接就地搭帐篷睡觉，温度低于零下十几摄氏度……这样的野外环境，很多经常出野外的男地质队员都吃不消，马晓丽却从不抱怨什么，“在野外很辛苦，很冷，不能洗澡，这些我都能接受。”

最大的考验来自高原反应，有一年去野外前，马晓丽先到香港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因为空调温度太低她患上了感冒，结果飞机刚到拉萨，她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快反应越来越严重。考察地点位于海拔4500米到5000米的地区，她连续四天不吃饭也不睡觉，只是不停吐。同事们开车将她送到当地一个简陋的医疗点，输液、吃药后，她又被送到海拔低一点的日喀则休养。

那几天，躺在病床上的马晓丽心急如焚，每年能去野外的机会不多，时间又很短，想到同事们都在野外考察，自己却只能躺在病床上，什么都干不了，她就觉得万分可惜。

曾经的经历如此痛苦，也不能打消马晓丽的热情，她反而格外珍惜每一次到西藏野外考察的机会，到达后她都会先休息两天，养精蓄锐，再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研究喀喇昆仑断裂带已经15年了，这位年轻的地质学者，做好了扎根中国的准备

到中国工作后，马晓丽很顺利地就申请到了自己的科研项目，带领一个课题组进行青藏高原板块运动的相关研究。活动构造研究听起来很深奥，但是却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在对各类型活动构造的研究中，地震构造和活动断裂的研究是最活跃的课题。事实上，地质构造的活动不一定都引起地震，但构造地震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断裂带的局部或全部冲动达到相当激烈程度而引起的。

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家，不管高原环境如何恶劣，马晓丽都坚持去现场采集数据标本，“我来过，我看过，我知道这里每一公里范围的卫片，才能得出相关的结论。”

青藏高原地区是世界上发生大陆内地震的主要地区，地震活动规律性强，是现代构造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但近代地震活动并不强烈。马晓丽从2002年就开始研究青藏高原的喀喇昆仑断裂带，至今已有15年了，完成了8篇相关科研论文。

2016年10月，她和同事们一起前往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四川西部的鲜水河活动断裂带，进行了为期三周的野外考察，同行的还有她在中国招收的两名硕士研究生。 能和中国的年轻人一起作研究，把自己会的东西分享给他们，马晓丽觉得很开心。

马晓丽还很喜欢中国的学术研究氛围，每次和同行们在一起开学术研讨会，她都听得格外认真，尤其是作青藏高原地区研究的专家们，每年见一两次面，她都觉得特别亲切，也特别有收获。

到中国这几年，马晓丽做出了大量优秀的科研成果，获得了许多创新性和前沿性的工作进展，还获得了2015年度“优秀黄汲清学者奖”。

不久前，马晓丽结婚了，2017年，她还将在地质研究所继续招收活动构造专业的研究生，这位年轻的地质学者，已经做好了扎根中国的准备。

“我很喜欢中国的饮食，漂亮的风景、寺庙和各种风俗人情”

刚到中国的时候，马晓丽觉得最大的难题是学中文，她住的小区没有外国人，也没有人会说英语，去银行、买东西、上医院都需要有人帮助，非常不方便。6个月后，马晓丽在北京五道口一家语言学校报名学中文，接受每周4个小时的一对一教学，6年过去了，虽然中文已经非常流利了，她依然保持每周两个小时的学习。由于经常要出野外，或者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无法保证学习时间，她就抽中午时间在办公室做作业，然后请同事帮忙修改一下。

而在工作之余，马晓丽和所有年轻的姑娘一样，喜欢健身、游泳、跳舞、瑜伽、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唱歌看电影，当然，还有旅行。在中国工作这几年，她去过很多地方，还经常将自己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上传到网络，有洛阳盛放的牡丹，也有壮观的云冈石窟以及初春北京的街头风景，“我还没有去过张家界，非常想去，另外还想去贵州看看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我很喜欢中国的饮食，漂亮的风景、寺庙和各种风俗人情。”而谈到中国各大景区假期人潮涌动的景象，马晓丽有自己的聪明选择，“假期的时候我就到单位来工作，等大家工作的时候我就可以休假出去旅行，而且只要带上我的电脑，在哪里我都能工作。”

而在所有的爱好中，马晓丽还是最喜欢爬山，在北京，她参加了一个朋友们组织的爬山队，大家经常相约结伴去北京的郊区爬山，特别喜欢去爬野长城。“野长城很危险吗？我觉得还好，比起青藏高原来说好爬多了。”不经意的话语流露出她内心最真实的渴望，她想念那片高原，那里有她魂牵梦萦的断裂带。她魂牵梦萦的断裂带。

北京时间8月6日，“海洋六号”船正在我国富钴结壳合同区（嘉偕平顶山群）进行多波束测量作业。经过20天的调查，已在西太平洋完成了5000多公里多波束测线，全覆盖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这次调查使用了先进的EM122多波束系统，高效获取到了高精度地形地貌资料，进一步对声回波勘探技术的应用进行了探索，在地形测量与资源勘探两个方面实现了深海探秘提速。

海底几多丘壑 多波束一探了然

在寻找马航MH370事件失踪飞机过程中，我们见识了各种先进的海洋技术，也讶异于人类对深海还是所知甚少。海底是均匀平坦的？还是异常崎岖？今天，多波束测量负责人于宗泽将带领我们参加多波束值班，一探深海究竟。中午12点，随着船舶沿测线慢慢向前，多波束采集屏幕上不停地刷新出红红绿绿的水深条带。颜色从红到蓝，表示海底水深依次增大。采集电脑根据实时数据绘制出三维地形，海底起伏一下豁然开朗。

我望着屏幕，不免出神，竟以为自己正在脚下5300米深处，独自沿着那隆起陷下行走。我们跟随多波束扫测路线，小心翼翼地穿越峡谷，再到平原放肆奔跑，半路突遇海山，一番惊奇之后，发现原来海底与陆地别无二致。游历这辽阔的海底，心情顿时舒畅，颇有些 “翻山越岭两肩霜花，风云雷电任叱咤，一路豪歌向天涯”的感觉。

据于宗泽介绍，在19世纪，海洋测深使用的还是重物垂绳，又称打水铊；1925年，第一台单波束测深仪—Fathometer诞生，人类才进入回波测深时代；到了20世纪70年代，能一次性发射多个声波的多波束测深仪横空出世，测深效率大幅提升。此次调查使用的EM122属最新一代多波束系统，具全海深测量能力，曾于2012年飞跃马里亚纳海沟，为“海洋六号”获得中国的世界最大水深10923米；以水深6000米为例，EM122每9秒发射一次声波，单次反射432个波束，能覆盖船舶左右共20公里的海底，测深效率不言而喻。

从原始的重物垂绳到先进的多波束系统，海洋测深经历了从点到线到面的“跨栏式”发展，人类也在探索自然的道路上越行越远。

回波勘探新应用

多波束测量进行中，专业助理杨永出现在仪器房，盯着屏幕，脸色严峻。“这个方向受旁浪影响，海浪产生的许多气泡在船底多波束发射器附近破裂，波束丢失，大大影响数据质量。”随着他的话，我们看到采集屏幕上实时显示的海底地形上出现了很多破洞，像极了一块烂破布。

杨永的研究方向是利用声回波勘探新技术，提高寻找海底矿产资源的效率。“海洋六号”在往年进行资源勘探时，多大量使用箱式取样和海底摄像等调查方式，以获得多个点的数据来推算整个区域的资源分布情况。而地球物理出身的杨永，有着不同于地质专业人员的思维：先使用地球物理方法解决矿产资源在面上的大致分布，之后再采用传统手段，有目的性地进行少量点、线上的工作，提高找矿效率。

作为测深为目的的多波束测量，同步获得有大量声回波强度数据，可以大致反映海底底质的软硬松散。杨永抓住这一点，将其用于区分海山富钴结壳与沉积物的分布，最大化挖掘科研数据应用潜力，赋予多波束以新的活力，完成了多波束勘探的“一鸡两吃”。

当他从多波束数据中提取出那一张张黑白的海底回波强度图，兴奋立马挂满脸上，仿佛那是他了解海底特征的眼睛，是找寻深海宝藏的钥匙。

想起中午杨永与我吃饭时聊起《西游记》，讲起他的儿子特别喜欢孙悟空，爱学里面的人物放各种法力，西北汉子的脸上有藏不住的温柔。

如今，听他讲述完推广新技术应用的努力后，我不免想起《西游记》中的一段歌词：一片诚心，一往无前，不到灵山，不回不还！任它长路漫漫，看我跃马扬鞭。

夜里1点，我躺在床上，船底有规律的多波束发射声听得分明。料想现在肯定还有一些人与多波束一样，正在努力工作，不停地刷新着自己的海底世界。在这些深海探梦人的前方，可能路还很长，但也许就在不远处，生命就在那儿开出了花儿等着他们，只等千锤百炼之后，给他们一个应该得到的惊喜!

杨永与于宗泽正讨论测线布设方案

首席科学家助理杨永在黑白信息中找到了海底异常强回波信息

织金洞世界地质公园东风湖园区

对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重大项目用地实行点供，推动试验区快速发展。图为威宁李子沟铁路大桥 郑桂洪 摄

土地整治过程中建设的引水工程

实施地灾搬迁后的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撒拉溪镇罗锅箐居民点

易地扶贫搬迁建设的居民区

云南省彝良县荞山镇土地整治项目区咪儿村村民送来锦旗

安排乌蒙山片区每县300亩新增建设用地，支持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图为青山绿水掩映下的彝家新寨

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上允镇农田整治项目（实施前）

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上允镇农田整治项目（实施中）

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上允镇农田整治项目（实施后）

自然资源部支持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织河矿区矿山环境恢复治理项目

贵州省乌蒙山片区中国西部能源基地

乌蒙磅礴，壁立千仞。

历史上，这里见证了长征路上“乌蒙磅礴走泥丸”的奇迹。如今，乌蒙山区再次写下“一步跨千年、跑步奔小康”的奇迹。曾经的“土墙草顶垒空房，屋内混居猪和羊”，变成了如今的道路宽敞、楼房林立，片区所有贫困户终于摆脱贫困。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从川南泸州进入黔西毕节，再到滇东北昭通，从仲夏到隆冬，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下，在片区部际联系会议成员单位真心实意、真金白银的帮扶下，乌蒙山片区广大干部群众付出艰苦卓绝努力，片区贫困人口从2013年底的491.2万人减少为0，3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全面解决。“全面小康”这个穿越无数苦难与辉煌的梦想，终于照进乌蒙山这片传奇的土地。

合力帮扶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乌蒙山区，横跨云贵川三省，山连山，谷接谷，十年九灾害，三年两不收。乌蒙群山，像一道道屏障阻断了片区发展的步伐。

这里脱贫难度有多大？一组数据显示出这里脱贫之难。截至2019年底，全国贫困发生率已经降至0.6%，而乌蒙山片区贫困发生率仍有2.7%，是全国贫困发生率的4.5倍。截至2020年7月，全国未脱贫摘帽的挂牌督战县共52个，乌蒙山片区就有12个，占比23.1%。

据自然资源部综合司负责人介绍，全国贫困人口规模最大、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县都在这个片区。片区山高、坡陡、谷深，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多发频发，易地扶贫搬迁任务艰巨，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扶贫产业基础薄弱，稳定脱贫压力大。这里的历程就是一部脱贫攻坚的“百科全书”。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南省昭通市考察，指出要以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有效的行动，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都要提高精准度，扶到点上、根上，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作为乌蒙山片区部际联系工作机制的牵头单位，自然资源部连续9年定期召开会议，部际、部省联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联合工作组走遍了片区三省10市、38县，就“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持续深入调研，为增强帮扶措施的针对性、差别化政策的有效性奠定基础。决胜期间，自然资源部又对部委支持事项的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努力确保每一件事都有回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自然资源部通过电话调研，书面征求意见，与挂牌督战县逐一对接，始终瞄准“两不愁三保障”和“五个一批”的关键环节，协调各方按事权划分解决地方最要紧的困难和需求。

截至目前，乌蒙山片区“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目标全部实现。不愁吃、不愁穿的问题已经先行解决。义务教育方面，目前乡村最好的建筑是承担义务教育的学校。基本医疗方面，逐步实现了贫困人口有地方看病、有医生看病、有制度保障看病和少生病的目标。住房安全方面，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农村危房改造，条件得到质的提升。同时，通过地质调查找水打井、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等，有效解决了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各有关部门聚焦“五个一批”精准扶贫主责，攻坚克难。在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方面，立足当地资源条件，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大力支持农民劳务输出。片区三省是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的“大户”，在易地搬迁脱贫一批方面，用地应保尽保，仅2019年就安排片区三省地方政府债务资金699.18亿元支持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在生态补偿脱贫一批方面，2019年安排片区生态护林员10.5万人，天然林资源保护资金1.2亿元，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1.7亿元，退耕还林还草任务300多万亩。同时，紧紧扭住教育这个根本之策，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坚决守好民生底线。

自然资源政策带来真金白银

茅草房、杈杈房，人畜混居、摇摇欲坠……接近原始的生产方式，几乎从零开始的基础设施建设，全国最深度贫困地区之一，千百年积下的历史欠账怎样才能还清？

摆脱深度贫困，必须靠强有力的政策扶持。自脱贫攻坚以来，自然资源系统连续出台多项超常规政策，加大对贫困地区倾斜力度，让贫困群众真正受益。

土地是生存发展的基础。自然资源系统充分考虑脱贫攻坚、民生工程、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等用地需求，规划建设用地规模，为脱贫攻坚提供空间保障。2017年以来，自然资源部持续对深度贫困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专项安排每县每年新增建设用地计划600亩，有效地解决了贫困地区各类重大民生项目落地。

在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用地2.15万亩，保障率100%。当前，昭通市23个新增集中安置区44所学校、33个医疗服务机构、8万亩产业基地、105万平方米“扶贫车间”和配套商业设施基本建成投用。同时，迁出地60万亩耕地、77万亩林地、0.81万亩宅基地基本实现生态恢复。

在完成空间保障的同时，自然资源部还支持贫困地区调剂使用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为脱贫攻坚带来了真金白银。截至2019年底，片区各省省内流转指标超过45万亩，流转收益超过1300亿元；跨省调出指标超过40万亩，深度贫困地区获得资金超过1200亿元。

在四川省凉山州普格县，全域全覆盖实施土地增减挂钩助力脱贫攻坚，2019年实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1600余亩，跨省交易收入4.3亿元，有效解决了14625户农村危房改造及3个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乌蒙山区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深入践行这一理念，深挖资源价值，探索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地质调查局在乌蒙山片区累计投入地质调查经费10.64亿元，安排项目98个，推动“地质调查﹢”扶贫，查明构建生态经济体系资源概况。同时，推动生态农业发展，圈定富硒土地1537万亩，其中可直接开发利用的连片基地100余处；在石漠化区及严重缺水区实施水文地质调查面积2.92万平方千米，已利用水量直接为38.7万名群众提供安全饮用水源；生态旅游发展方面，查明地质遗迹点84处，助力地学科普与人文景观为一体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这些资源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推动区域经济由“输血式”向“造血式”发展。

下足“绣花功夫”巩固脱贫成果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乌蒙山片区脱贫之后，如何巩固脱贫成果，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无缝对接”，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

对此，自然资源部进一步“培土施肥”，继续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更好地维护群众权益，巩固脱贫成果，为乡村振兴奠定基础。

针对搬迁群众安置住房的不动产登记问题，自然资源部于2020年专门印发通知，要求尽快完善审批手续，补充法定登记要件，做到应发尽发，给搬迁群众吃上“定心丸”。

针对贫困地区地质灾害防治，自然资源系统优先在贫困山区部署普适型监测预警设备，提高临灾避险能力，优先将贫困山区成熟的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性治理工程等防治项目纳入中央特大型地灾防治资金项目储备库实施，保障山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保障农民工利益，自然资源部特别强调，要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切实保障重要项目特别是劳动密集型项目用地，支持服务农民工在本地务工的需要。

乌蒙山片区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但巩固脱贫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截至2019年底，全国贫困人口规模 最大、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县都在这个片区。三省区目前监测的脱贫不稳定人口和边缘易致贫人口合计接近150万人，占全国35%，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和新致贫工作任重道远。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松劲歇脚，必须乘势而上、再接再厉、接续奋斗。

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我们期待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下，一项项政策资金的支持、一个个干部队伍的身影，以及地区和行业的对口支援、政府和社会的帮扶力量，凝聚成乡村振兴的强大推力，在乌蒙山大地上书写新的传奇！ 

新元古代伊迪卡拉纪晚期至寒武纪早期“大世纪之交”过渡期间，出现了一系列地质环境剧变和生物快速演化事件。地球历史上重大时期地质突变过程一直是国际研究的前沿和焦点，多生物门类在这个时期爆发式出现并迅速辐射演化，其化石记录是我们了解早期生命演化过程的重要证据。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唐烽研究员及多所院校组成的研究团队经过数年的考察发掘和采集，在云南安宁地区发现了一类宏体碳质压膜的实体化石新材料，命名为“条纹垂带虫”（Rugosusivitta orthogonia新属新种）。化石整体呈宏体丝带状，两侧对称，同时具有平行排列、致密整齐的横纹和纵纹，多见折叠的形式弯曲保存，喻示了化石生物的活体呈长条的扁平状而非圆柱状。这些化石赋存在两层主磷矿层之间斑脱岩夹层下0.68m处，而这一夹层的地质时代为535.2±1.7Ma（图1），这一热事件接近最早冠轮动物类群的出现时间，表明这些化石很可能代表了冠轮动物的早期原型，可能是最原始的扁形动物（扁虫类Flatworms）的化石记录。

图1.研究地区灯影组和渔户村组地层单位图，包含梅树村、江川清水沟和安宁鸣矣河三组剖面的数据。535Ma等时面在图中由箭头和实线连接，相同岩石地层单位使用虚线相互连接；（a）埃迪卡拉—寒武纪交界标志遗迹化石Treptichnus pedum在梅树村剖面的首现层位。（b）条纹扁虫化石发现于云南安宁地区鸣矣河剖面两层主磷矿层之间斑脱岩夹层下0.68m处

通过对化石标本宏观形态和显微图片的处理和分析，发现条带状新化石体长可达20cm以上。身体上的纹路细密，1mm内为7-8根，一端较粗而另一端较细，较细的一端末尾偶尔具有圆盘状的结构与身体连接。化石一端至过渡段，身体较宽具有明显的细密平行横纹；另一端至过渡段身体较窄且具有明显的平行纵纹且；过渡段具有一截较短的表面横纵纹，身体的宽度也呈过渡变化。化石身体大部分平直，部分有扭曲和折叠，整个化石呈现弯折状，而非其它圆柱体型蠕虫化石所保存的弯曲形态。这与其原始的扁平长条状躯体、以及可能在海底沉积物表面生活的生态习性（图2,3）有关。安宁条带状化石末端偶见的圆盘状结构也·很可能用于固着身体，化石生物体死亡之后固着器可能大多数脱离身体散失在原地，而身体被搬运沉积至化石富集点形成化石的富集和定向产出。

图2.（a）标本IG-170915-2 .以及其素描结构图；安宁条带状化石身体可以大致划分为三段：粗大的横纹段(TFZ)，过渡段(TZ)和细长的纵纹段(LFZ)。 （b）标本IG170922纵纹段纹饰细节，纵纹沿身体延长，贯穿整个纵纹段；（c）标本IG170922 过渡段纹饰细节，横纵纹之间过渡较为突兀，纵纹在末端接触横纹的地方略微向内收缩；（d）标本IG170922 纵纹段纹饰细节。黑色比例尺为2cm，白色比例尺为1cm

图3.（a）安宁化石在波浪动力的作用下被折叠，呈现出埋藏时的折叠形态。（b）安宁条带状化石生态复原图，化石可能在海底表面固着生活

与产出时代相近的皱节虫、陕西迹以及江川生物群中的各种宏体藻类等蠕形或带状化石对比，安宁条带状化石展现出了不同的形态学特征。由于形态简单、身体内部结构缺乏，对其分类还很困难。然而，其两侧对称属性、扁平带状的身体特征以及同时具有横向和纵向纹饰的独特特点，与现生扁虫动物门中四叶目绦虫动物非常相似，据此目前可以将其归类为早期两侧对称动物的原始物种；尤其可以进一步归属为早期扁形动物，成为扁形动物的基干类群（图4）。安宁中谊村段下部和华南其它分布区条带状化石的一致性表明，这些生物是伊迪卡拉纪—寒武纪过渡剧变期生物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4. 早期两侧对称动物系统发生图，安宁条带状化石可能的位置由红色虚线标注

扁形动物门(Platyhelminthes)是无脊椎动物中最早出现的类群之一。两侧对称体型，呈扁平的短或长带状，无呼吸系统、骨骼、循环系统和体腔，且不具真体节。其中绦虫类（Cestoda）尚未见化石报道，现生个体体长，生长期体表发育纵纹，成熟后通常分成细密的横纹状节片，无消化管，表皮特化具吸收和分泌作用，个体前端常见固著器官保存（图5）。

图5. 扁虫动物（Flatworms）的系统位置及基本体制特征

（红色箭头代表安宁条带状化石的可能位置）

安宁扁虫化石开启了早期扁形动物新的分类，填补了埃迪卡拉动物群与寒武纪动物群大爆发之间的动物化石门类。实体化石的出现，对于解释伊迪卡拉纪末期和寒武纪早期大量遗迹化石的出现提供了生物实体证据，同时原始扁形动物出现的地层对于早期生物演化和地层对比上有重要的标志作用。这类条带状化石在时空上的延限分布,还需更为深入地发掘研究，结合对比全球分布广泛的克劳德管状化石和陕西迹Shaanxilithes化石，将新种化石作为显生宙起始的标志化石可能具备较大潜力。

本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572024,41662003）和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DD20190008）联合资助，命名论文成果：Feng Tang, Sicun Song, Guangxu Zhang, Ailin Chen, Jun-ping Liu, 2020. Enigmatic ribbon-like fossil from Early Cambrian of Yunnan, China., China Geology.doi: 10.31035/cg2020056.

文章链接：. http://chinageology.cgs.cn/article/doi/10.31035/cg2020056?pageType=en

中国网讯（记者韩林） 澳大利亚独有的奇特动物鸭嘴兽，是地球上最原始的哺乳动物之一。有关其产生年代和进化历史，仍有一些待解之谜。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对我国湖北南漳-远安动物群的深入研究中，首次发现了生活在距今约2亿4千8百万年、与现生鸭嘴兽具有相似捕食方式的海生爬行动物化石。业内专家认为，这一发现对于研究现代海洋生态系统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发现的远古生物化石共有2个，都是生活在早三叠世的卡洛董氏扇桨龙，距离现在大约2亿4千8百万年，它们的头部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鸭嘴兽极为相似。这是鸭嘴兽式捕食方式在爬行动物中的首次发现，不仅将盲感应捕食方式的出现提前至早三叠世2.48亿年前，还为生物与环境协同演化提供了典型例证。

生命在距今约2.5亿年前的二叠纪末期遭遇重创，发生了地球生命史上最大的灭绝事件，约90%的物种遭到毁灭性打击，其中96%的海洋生物和70%的陆地脊椎动物灭绝。传统的观点认为，直到中三叠世（约2.42亿年前），海洋生态系统才完全恢复。南漳-远安动物群化石分布在湖北省南漳县和远安县两县交界地区，地质时代距今约2.48亿年的早三叠世末期，为全球最早的海生爬行动物群落之一。新发现的盲感应捕食方式，为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之后的海洋生态系统全面恢复提前至2.48亿年前提供了新的证据。

在此之前，湖北鳄、鱼龙和始鳍龙等多种海生爬行动物化石相继在该地区发现，这一全球最早的海生爬行动物群落的面貌，在古生物专家的努力下逐步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些化石是早三叠世生态复苏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是人类了解史前爬行动物在海洋中繁衍生息的珍贵标本，也是进一步了解地球板块运动、生态系统演化历史的重要依据。

生活在早三叠世的卡洛董氏扇桨龙的生活模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