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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支勇敢的队伍,以“绝地重生”的义勇背负新区、新层系油气突破的责任,深入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开展油气基础地质调查。

    这是一支勇敢的队伍,以“敢为天下先”的拼劲打破旧有的理论认知体系,探索建立新的认识。

    这是一支勇敢的队伍,以“山花烂漫丛中笑”的默默奉献使银额盆地成为公益性地质调查引领商业勘探实现重大突破的成功典范。

    10年的艰苦拼搏,开辟了一条改写历史的航道,终实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成果引领中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在务桃亥勘查区拐子湖凹陷获日产原油51.67立方米、天然气7290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油气流;终实现陕西省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温图高勒勘查区哈日凹陷获得日产9.15万立方米(无阻流量)的高产工业气流。

    顶风冒雪,跨越茫茫戈壁,责任镌刻一段银额盆地油气团队拼搏奋战的时代记忆。

    风餐露宿,丈量大漠苍凉。创新铸就一幅银额盆地油气团队坚定目标的信仰图腾。

    气贯长虹,创造不朽传奇。奉献谱写一首银额盆地油气团队代代传唱的英雄颂歌。

    这就是以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教授级高工卢进才为带头人的银额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团队(以下简称“银额盆地油气团队”)。是他们使银额盆地新区、新层系油气勘探实现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突破;是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提出的“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

    责任,镌刻一段拼搏奋战的时代记忆 

    地处中国北疆的额济纳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隶属阿拉善盟,境内多为无人居住的沙漠区域。额济纳与马可波罗元朝时记录的“亦集乃”同义,在当地额济纳土尔扈特蒙古语中为“先祖之地”的意思。这里也被国外一些历史研究专家称为匈奴最早的首都。银根地区则归属于内蒙古阿拉善盟左旗的乌力吉苏木管辖。

    而从地质学上,这里同属于银根-额济纳旗盆地(以下简称“银额盆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面积约12.3万平方千米,是我国内陆地区油气地质工作程度极低的大型沉积盆地。

    从1955年起,以中生界为目的层,数代地质人持续在银额盆地开展了较长时期的油气勘探工作。在地质学的传统认识里,石炭系-二叠系通常被认为不具备油气生成和藏储条件,是油气勘探的“被忽视区”。受“石炭纪-二叠纪碰撞造山”与“区域变质”理论的影响,银额盆地一直作为中生代沉积盆地的基底,未曾开展过针对石炭系-二叠系的油气地质调查与评价。由于缺乏统一认识,关键地质问题研究一直很薄弱。

    因为油气勘查进展缓慢,油气矿权登记程度较低,这里甚至一度作为非重点区域被舍弃。有知情人透露,2000年以后,中石油逐渐退出了这里的部分矿权。

    1998年3月,国土资源部在原地矿部的基础上成立。2000年,随着原地矿部石油地质海洋地质局改建为新星石油公司并划归中石化,国土资源部门失去了一支在大庆等许多油气田的发现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从事基础性、公益性油气地质调查的队伍,也因此暂停了战略性油气地质调查。

    在2000年的全国国土资源厅局长会上,温家宝同志曾提出,“国土资源部门不能放松油气资源战略调查的责任,争取在地质调查程度低的陆地新区和海域有新的发现”。

    沿着这一指示,中国地质调查局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于2007年启动了“银额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等一批油气基础地质调查项目,目标是主要解决影响油气地质条件与资源潜力评价的基础地质问题;明确油气资源前景,引导企业的勘探投入,实现新区、新层系油气的发现与突破。

    创新,铸就一幅坚定目标的信仰图腾 

    “争取陆地新区有新发现”,这不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这是对油气领域地质工作者提出的要求,是责任,是使命,是一场不能输的战斗。

    银额盆地油气团队在开赴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开展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前,召开了前期动员大会,成立了“先遣队”,以便前期筹备工作更加稳妥。

    随着地质调查工作有序开展,该团队开始对传统认识提出质疑:野外踏勘对区域变质提出质疑;沉积建造对大洋环境提出质疑;天然气同位素对新生古储提出质疑。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在银额盆地有所作为,必须改变思路,创新认识,探索新层系——石炭系-二叠系。

    而此时,新疆北部三塘湖盆地石炭系油气的新发现,更加坚定了他们开展银额盆地石炭系-二叠系油气基础地质调查的信心。

    银额盆地油气团队首先梳理出了制约银额盆地石炭系-二叠系油气地质条件与油气资源潜力评价的关键地质问题。一是石炭纪-二叠纪构造背景与盆地性质问题。盆地形成演化构造背景久有争议,或陆内盆地演化阶段,或洋陆演化阶段。二是原型盆地沉积格架、沉积充填特征及时空展布问题。区内从未开展过石炭纪-二叠纪沉积体系研究,原型盆地沉积构架认识不清。三是烃源岩空间分布、地球化学特征与热演化史问题。前人认为石炭系-二叠系缺乏良好的烃源岩,有些井于前中生界钻获工业油气流,也被认为属于新生古储,因此需明确生烃条件。四是石炭系-二叠系变质、变形的动力学机制,空间变化及其对油气地质条件的影响问题。五是中生界覆盖区地层层序剖面,石炭系-二叠系残留厚度、岩性组合及其时空变化。

    对争议较大的关键地质问题,该团队采用多种方法、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创新方式从不同角度寻找证据,最终形成统一认识。针对研究区石炭纪-二叠纪构造背景的争议,他们采取沉积充填、火山岩地球化学以及关键不整合界面等多方法综合研究,限定了古亚洲洋闭合时间为早石炭世之前,明确了石炭纪-二叠纪盆地性质为陆内裂谷盆地。

    通过十年不懈努力,在这片茫茫大漠,银额盆地油气团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首次发现石炭系-二叠系多套烃源岩,其厚度大、有机质含量高、干酪根类型以Ⅱ型为主、演化程度适中。

    系统确定石炭系-二叠系烃源岩的时空分布与主控因素,证实银额盆地石炭系-二叠系具有较好的生烃条件,显示了良好的油气资源潜力。

    通过岩石学、变形特征与构造演化、地层埋藏史等研究,颠覆了传统认识,创新性提出了银额盆地石炭系-二叠系不存在区域变质的新认识,开辟了区域上石炭系-二叠系油气资源勘探广阔前景。

    首次确认银额盆地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石炭系-二叠系大型含油气盆地,填补了银额盆地及周缘地区基础地质与油气地质研究的多项空白,对中国北方石炭系-二叠系油气勘探有重要指导作用。

    圈定了油气资源远景区,并优选出6个油气勘查区块,经国土资源部竞争性出让,引领企业勘探。已实施钻探的3个区块均有油气发现,其中在务桃亥勘查区拐子湖凹陷和温图高勒勘查区哈日凹陷分别获得高产工业油气流,实现银额盆地新区、新层系具有战略意义的油气勘探重大突破,不仅有力支撑了油气体制改革,大大降低企业勘探风险,同时将带动内蒙古中东部、松辽盆地及周缘新区、新层系油气的发现与突破,使中国北方新区成为新的油气战略接替区,服务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

    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建立在充分发挥基础地质优势、坚持理论和技术创新、调查研究与勘探实践紧密结合的基础之上。

    该项目成果得到了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高度认可,入选中国地质调查十大进展。卢进才的两篇学术论文入选2014年度“领跑者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名录,进一步体现了团队的创新水平。

    此外,依托油气基础地质调查成果,银额盆地油气团队出版了《银额盆地及邻区石炭系-二叠系油气地质条件与资源前景》(70万字)1部,弥补了银额盆地基础地质与油气地质研究的空白,是有新资料、新发现、新观点的重要成果,为进一步研究与勘探奠定了坚实基础与学术思想;在《地质通报》出版《内蒙古银根—额济纳旗额盆地及邻区石炭系—二叠系油气资源远景调查成果专辑》1册,收录了最新的系统成果,弥补了银额盆地基础地质与油气地质条件研究的空白,揭示了银额盆地良好的油气资源潜力与勘探前景;在《岩石学报》、《地质学报》、《吉林大学学报(地球科学版)》、《地质通报》、《新疆石油地质》和《西安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解决了一系列影响油气地质条件与资源潜力评价的基础地质问题。该项成果先后获中国地质调查成果一等奖和国土资源科技成果二等奖。

    卢进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银额盆地新区油气地质工作程度极低,历经60多年勘探历程,长期以中生界为目的层,久攻不克。通过10年扎实的基础地质调查,银额盆地油气团队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明确了银额盆地为石炭纪-二叠纪与中生代叠合盆地,支撑解决了制约油气地质条件评价的关键地质问题,选出了一批油气远景区,保障了油气的发现与突破。

    在完成“银额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项目过程中,该团队在内部紧密团结,与在银额盆地从事油气勘探的油气企业精诚合作。

    “银额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项目参与的单位超过20家,包括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所、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兰州大学、长安大学、长江大学、中科院地质地球物理所兰州油气研究中心、中石油东方地球物理公司吐哈物探处、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中国石化集团华北石油局地球物理勘探公司、中石化江汉油田分公司物探研究院、中国石化集团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陕西省地矿局物化探队、西安西凌地球物理公司、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航测遥感勘查院、山东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勘查开发院等多个中国地质调查局直属单位、高校、油气田企业和中科院科研院所,完全实现了产学研全方位结合。各方密切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使油气基础地质调查成果得到提升。该项成果是来自不同单位、不同专业组成团队协作的良好体现。

    长期以来,银额盆地油气团队与中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中石油吐哈油田分公司和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公司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银额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成果及时无偿提供给油气田公司,为油气探矿权招标和油气勘探部署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尤其是2013年中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和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公司在银额盆地分别中得3个油气探矿权以来,银额盆地油气团队与两家单位的联系更加紧密。

    多年来,该团队及时跟踪油气勘探进展,收集最新的地震及钻井资料,开展综合研究,进一步提升油气基础地质调查成果,同时积极与油气田企业交流,为油气勘探提供业务支撑,为实现银额盆地新区、新层系具有战略意义的油气勘探重大突破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奉献,谱写一首代代传唱的英雄颂歌 

    开展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工作,银额盆地油气团队充分发扬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以实际行动深刻诠释了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

    银额盆地境内多为沙漠、戈壁等无人区,冬季寒冷多风,夏季酷热干燥,高温可持续在40℃之上,沙漠中地表温度可达50℃以上。野外工作时间一般为每年的5月至8月,有时会延续到12月份。

    在这种艰苦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银额盆地油气团队自2007年起持续在戈壁沙漠深处工作10年。个中的颠沛流离与辛酸落寞,团队里的人经年难忘。

    “2008年,我们在实测芦草井剖面时住在牧民家的羊圈。驻地方圆100千米无食用淡水,项目组需往返驱车200多千米去边防连拉水,路况差,历经8小时才能载水而归。”银额盆地项目组成员回忆说,“有一次,载水车历尽艰辛回到驻地,恰恰就在离驻地不到200米,卡车上最后一个坡时,长途颠簸把水桶震得破裂,水流到地上。那可是‘生命之水’啊!大家来不及多想,果断拿出自己洗脸、洗衣服、甚至洗脚的盆放在车厢下面收集漏水,经过简单沉淀后用来做饭食用。”

    2009年,在雅干野外工作期间正值三伏盛夏,由于条件有限,只能十几个人挤在一个修铁路留下的废弃的铁皮房里。当时室外的最高温度超过40℃,由于房子的铁皮很薄,很容易被晒透,室内温度甚至远高于室外温度,每次从野外回来便像进入了蒸笼。印象最深的是当时还遇上了一次沙尘暴,因为密封较差,细小的沙子顺着帐篷的缝隙进入厨房,落到饭菜里,吃饭时真可谓是米沙参半。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却没有一个队员叫苦叫累。“我们来之前都已经做好了献身大漠的准备。”卢进才说。

    与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其他项目相比,银额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经费最大的项目,也是廉政风险最大的项目。为了确保项目资金安全高效使用,卢进才以身作则,非预算内资金坚决不违规支出,预算内资金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支出,同时对项目的每一笔资金支出和每一笔报销严格把关,既确保财政经费的合理使用,又保护了项目团队和成员。由于项目经费较大,每次西安中心的审计均会对银额盆地油气项目进行重点审计,10年来,各级审计部门均未发现任何问题。

    2016年8月,“银额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与油气勘探”现场调研与研讨会在额济纳旗举办。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银额盆地及周缘油气基础地质调查项目组在大漠坚守十年的工作精神和将基础地质和油气调查相结合的科技创新突破精神广受赞誉,被称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战略意义”的突破,对整个北方地区油气工作都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十年大漠觅黑金 一朝沙海献油气

    七月的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天蓝云淡。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出现了十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手持仪器来到一块植被较为茂盛的区域,娴熟地操控装备进行草原类判别、草原型辨识、高度测量等草原调查工作。他们正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呼和浩特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草原资源调查项目组的小伙子们。

    我国高度重视草原生态保护工作,于20世纪80年代开展了第一次全国草地资源调查,形成了一批较完整的草原资源成果。由于自然环境变化和人为因素影响,目前,我国草地资源与生态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前的调查数据已不能准确反映现状,无法满足宏观决策和草地资源管理工作的需要,亟须通过调查获取和更新数据资料。“我们就是为草原做体检的人。”小伙子们自豪地说。

    查明内蒙古草原资源现状

    我国是草原资源大国,天然草原面积达3.9亿公顷,约占国土总面积的41%。其中,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草原面积最大的省份,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27%。自2020年始,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的统一部署安排,中国地调局呼和浩特中心主要承担起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资源调查工作。

    据该中心主任李海广介绍,随着全国自然资源管理新体制的建立,为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的科学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成为新时代地质调查工作的新使命。该中心自承担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资源调查及试点任务以来,科学统筹,积极谋划,引进研究机构的专业团队,为草原资源调查取得优质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1年7月,该中心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开展业务合作,组建了10个调查工作组,共计36人,计划在40天时间内完成922个外业调查项目,涉及区域覆盖了内蒙古的大部分草原。

    “这次调查样地共涉及6个草原类,分别为温性草甸草原类、温性草原类、温性草原化荒漠类、温性荒漠草原类、温性荒漠类、地草甸类,需要查明草原类型、植被生物量、覆盖度、高度、优势种等属性,最终将提交内蒙古草原资源外业调查报告。”项目负责人索晓晶介绍道。

    除了进行常规的草原资源调查以外,该中心还引入新设备,启动了锡林浩特市草原资源试点工作,开展草原植物群落多样性和草畜平衡研究,进一步查明锡林浩特市草原资源主要优势种和产草量。研究成果可助力当地政府科学确定载畜量及合理利用草原资源,指导草场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调查作业现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2021年3月,我国印发了《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若干意见》,明确表示要整合优化草原调查队伍,健全草原调查技术标准体系。未来,我国将构建以国家队伍为主导、地方队伍为骨干、市场队伍为补充、高校院所为技术支撑的全新草原调查监测组织体系。

    针对草原资源调查任务新、技术弱、基础差等问题,中国地调局呼和浩特中心草调项目组组织了室内基础理论学习,为项目组成员讲解草原资源调查的概念、分类及调查基本流程;在此基础上,又聘请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介绍草原资源调查的基本情况,开展现场样地调查培训,围绕草灌样方调查和高大草灌样方调查等展开实训,耐心细致地解答项目组成员在实操中遇到的问题。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7月15日,该中心吹响了向草原进军的冲锋号,草调项目组闻令而动,按照“主攻东部,兼顾西部,分工作业,协作推进”的原则,分批开赴呼伦贝尔、锡林郭勒、阿拉善等作业区域。

    记者跟随第三工组来到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通过连续多日的朝夕相处,对草原资源调查工作有了新的认识:这项工作原来大有学问——

    在一片植被长势较有代表性的区域,索晓晶向记者介绍:“我们选择在这一片开展调查,是因为这里的草地具有普遍性,调查结果能反映出该区域植物的生长情况。”

    行进至一片带有洼地的草原区域时,植被虽然长势良好,但工组却没有停留。技术负责人高贺解释道:“虽然洼地周边植被长势良好,但在草原上不具有代表性。”

    在具体的调查环节中,成员们先圈起一米见方的范围,在上面覆盖一个网绳间距10厘米的网兜,然后调查这一区域内有多少种草类、草的高度等各种数据,再拿出相机拍照留底,并在平板电脑上录入原始数据,最后用剪刀小心翼翼地从草根处把植被全部齐根剪下,装进事先准备好的样品袋。科室负责人项磊表示,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带回基地进行烘干处理,然后通过对样品再次称重,分析该区域植被的产草量。

    野外调查期间,各工组对所承担的调查区域绘制了样地工作部署图,对调查样地进行了整体规划部署。所有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严格按照调查规范选取样地、样方,填写调查App和纸质表格,拍摄调查照片。就这样,一个一个数据汇聚在一起,描绘出了内蒙古草原资源的现状。

    宝剑锋从磨砺出

    中国地调局呼和浩特中心草调项目组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平均年龄不足30岁。项目组成员大多是九零后,在大学期间的学习专业基本与现在的工作没有关联。面对新的领域,他们努力学习专业知识,跟随专家现场实习,为高质量完成调查任务打下了基础。

    七八月份的内蒙古大草原,晴天时,强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雨天时,大雨往往毫无预警且来势凶猛。极端的天气给草调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下午时分,经过暴晒后的马路至少有四五十度,车胎温度升高极易出现爆胎。有一次,项目组在达茂旗满都拉地区调查时,就遇上了爆胎。因为草原幅员辽阔,从驻地到工作地路途遥远,他们在路上足足等了四五个小时才等来救援车辆,回到驻地时已接近凌晨。

    草原是各种鼠类活动频繁的场所,鼠疫防控不容小觑。野外调查期间,项目组偶尔会接触到带有病菌的鼠类粪便,因此消毒水、酒精纸巾是必不可少的随身物品。在被蚊虫叮咬时,他们也只能强忍着各种瘙痒与不适,不敢随意用手擦拭或拍打。

    如果说森林是“肺”,湿地是“肾”,那么草原就是“皮肤”,是陆地生态之基。据统计,我国草原总碳储量近400亿吨,是仅次于森林的第二大陆地生态系统碳汇,在碳达峰、碳中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草调工作对内蒙古大草原畜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除了通过调查提供精准数据外,还将为保护天然草场有序化生长、鼓励牧民有序化放牧、发展草原旅游文化提供支撑。

    经过两年的磨炼,中国地调局呼和浩特中心草调项目组已成长为我国专业的草原调查力量,未来必将为草原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

    锻造一流草原资源调查劲旅

    17岁进入地质队,到今年他已57岁。四十年山水相依,四十年风雨兼程,周琦说,他仅仅做了一件事——高原寻锰。

    风餐露宿的勘探,日晒雨淋的跋涉,这位贵州省地矿局首席科学家的脸色也基本上成了“锰褐色”。曾几何时,锰矿是南半球的“专利”,而如今,中国“贫锰”的帽子,如同当年贫油的帽子一样,被远远甩向了太平洋。周琦,一个土生土长的贵州汉子,率领团队,在黔东地区发现并探明了4个世界级超大型锰矿床,一举改变了中国锰矿在世界的格局。贵州锰矿资源储量一跃成为亚洲第一,黔东地区成为了中国锰矿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和世界级锰矿资源富集区。

    “锰矿,穷毕生精力找到它,作为地质人,我初心无悔。”周琦对笔者说。

    寻找接续资源迫在眉睫 

    进入21世纪以来,贵州锰工业迅速发展,锰矿资源需求量迅速上升,锰矿石供需缺口加大。已探明的老矿区锰矿资源几近枯竭,寻找接续矿产资源迫在眉睫。

    时任贵州省地矿局103地质队队长的周琦,把找锰当成了第一要务。他带领团队在松桃西溪堡地区开展地质普查评价,历尽曲折,未见进展。接着又在笔架山一带布置了两个钻孔,也没有结果。就这样,吃在大山里,宿在大山里,梦在大山里,周琦恨不得钻进地下看个明白,一探究竟。

    2000年春节刚过,第一个钻孔完成,显示无矿;接着打第二个钻孔,结果还是无矿……接连的失败,接踵的打击。矿在哪里呢?如何找到它?

    周琦17岁自昆明地质学校中专毕业后,就分配到103地质队,开始寻锰生涯。原有的专业知识,已有的找矿经验,显然不能回答现实问题。接二连三的失败与打击,对于弱者可能是灭顶灾难,对于强者却是营养和力量。逆水行舟,面对重重压力,必须提升自我,站到巨人肩上去。周琦选择考研,下决心深造。他一边探索,一边研学,由硕到博,完成了嬗变。“后来我才明白,传统的外生沉积成锰理论是导致失败的主因,必须寻求新路。”通过孜孜求学与独立思考,周琦渐渐找到了打开“芝麻开门”的钥匙。看那地表露头的锰矿,已经被开采得差不多了,我们必须目光向下,向深部要矿,必须将目光深入到千米以下,寻找地下的全隐伏锰矿。因为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千米以下找“盲矿”,难度大,风险高;而传统的方法是由浅入深,即从露头的矿体顺藤摸瓜,大致推测一个方向,再打钻孔检验是否有矿。周琦认为,这种方法不适用于攻深找盲,也找不到深部隐伏锰矿。

    周琦在野外踏勘

    关键时刻改变找矿方法 

    细节决定成败,思路决定出路。周琦决心沿着这一思路,探索创建一套适合于我国的锰矿成矿理论和找矿方法。理论的“大厦”,总是生长于一砖一瓦。每当野外勘查时,周琦总是发现,锰矿体中含有沥青,面对这一种奇异的地质现象,问号总在脑子里打转,“锰矿里怎么会有沥青跑进来呢?”周琦白天走路在想,晚上做梦也在思。为了搞明白就里,每到野外,周琦就坐在公路边或者坑道中,用心观察锰矿,用素描将形态画下来,用相机拍下来。饿了不知道吃,累了不知道困。回到家就翻资料,分析研究。看到他如此“痴迷”,不少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矿,本就是那样;人,却陷入了物我两忘。可周琦偏偏就死抓住这一细节不放。他翻遍了相关文献,他到处请教业内专家,拜师教授,上下求索路径,苦苦寻找着答案。

    周琦决定,再次安排技术人员对西溪堡进行更为详尽的地质工作,在不同的区域点上取样,对锰铬比值进行细致地测试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西溪堡地区,预测的矿体由北到南、从厚到薄、从有到无,分布的规律非常明显。于是周琦便决定在盆地的中心位置设计钻孔,安排带钻普查。

    第一个钻孔打下去,到500多米就见到矿,而且品位超过20%,这样高的品位在103队近几年的锰矿勘查中是极少见到的。团队上上下下都感到了振奋。第二个钻孔打下去,却没有见到矿;第三个钻孔打下去还是不理想。是停下来,还是继续勘探?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应当坚持。第四、第五个孔相继见矿了。但整个矿区还不能连成一个整体。周琦经过仔细分析和慎重考虑,决定改变思路,放弃钻探,改为坑道勘探。当坑道打到508米时,主矿体出现了,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矿体啊。周琦终于用实践证明自己的找矿理论是科学的!关键时刻,改变找矿方法,变钻探为坑探的思路与决策,无疑是天才灵感之妙笔!

    改变世界锰矿资源格局 

    2008年8月8日,贵州省地矿局与铜仁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按照“战略合作、促进发展、成果共享、风险共担”原则,对铜仁市优势矿产资源开展合作勘查,由此建立了“地方政府、地勘单位、企业”“三位一体”矿产资源合作勘查的“铜仁模式”。随即,他们对锰矿率先实施了整装勘查,开展了空前的找锰大会战。作为锰矿整装勘查指挥长的周琦,深感找锰突破的历史性机遇来了。他有对黔东地区南华纪“大塘坡式”锰矿从事30多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求,也走出了初期找锰的种种困惑,锰矿找矿新突破的曙光就在眼前。

    作为锰矿整装勘查的指挥长和技术总负责,周琦拼了,他带领的找矿团队也拼了。他们不断总结找矿经验,完善找矿理论,使黔东地区南华纪“大塘坡”式锰矿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创立了锰矿气液喷溢沉积成矿原创性理论和隐伏新类型锰矿找矿预测关键技术方法等,用以指导锰矿整装勘查区找矿预测研究和勘查工作。新的找锰理论技术指导和支撑大会战,找矿成果凸显。仅钻探工作量就完成了30多万米 ,若将钻杆相连,可以从贵阳市拉到铜仁市了。就这样,他们先后发现并探明了亚洲最大的锰矿——松桃普觉隐伏超大型锰矿,以及道坨隐伏超大型锰矿、桃子坪隐伏超大型锰矿和松桃高地隐伏超大型锰矿等4个世界级隐伏超大型锰矿,新增锰矿资源量6亿多吨。要知道,全球仅有13个储量超1亿吨的超大型锰矿,贵州铜仁就占4个,不仅改变了世界锰矿资源勘查开发格局,还一举改写了世界超大型锰矿床主要分布在南半球的历史。

    梅花香自苦寒来。历经40年,周琦终于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锰矿成矿新理论,并据此创建了一个新的隐伏锰矿找矿预测方法,使我国找锰实现了历史性重大突破,同时还创造了上万亿元的潜在资源价值。周琦因此于2017年获得了我国地质科学领域的最高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2018年,荣获贵州省最高科学技术奖;2020年5月,获得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四十年,周琦只做了这一件事,把青春无悔地献给高原,将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他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一片绿叶,承载着温馨与和睦;一方绿荫,代表着安逸与和谐。在这草木欣荣的季节,杂草也肆虐生长,影响了良乡基地的美好环境。继周口店基地义务劳动后,地调局探矿工程所团委于2018年6月14日组织青年职工在良乡基地开展义务劳动活动,对良乡基地的杂草进行了清理拔除,对草坪进行了修剪平整。

    烈日当空,大家满头大汗,鞋子和裤脚也沾满了泥土,却没有一个人嫌脏、喊苦、说累。由于杂草生长茂盛且分布较散,想要彻底清除并非易事,但这难不倒青年们,大家齐心协力、埋头苦干,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顺利拔除了绝大多数的杂草,并将草坪修整一新,有效改善了良乡基地的绿化环境。

    本次义务劳动,充分展现了探矿工程所青年职工不怕吃苦、团结协作、乐于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显著增强了青年职工“以所为家”的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更激励着大家为创造美好探矿工程所而不断努力。

    探矿工程所团委组织开展良乡基地义务劳动活动

    为丰富离退休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让离退休职工享受美好生活,感受祖国发展变化,2018年4月11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组织离退休职工90余人到桂林市平乐县漓江文化村开展春游活动。

    本次活动得到岩溶所党委的高度重视,离退休管理处精心组织,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周全,针对老同志的身体情况,就景点选择、时间确定、车辆安排、行车线路、随行人员及安全保障等各项具体事宜作了详细计划。漓江文化村位于漓江下游最后16公里江岸线,这儿水陆两路连接阳朔,却没有阳朔的过度商业化和嘈杂,至今保持着原汁原味的原生态风味。老同志们满怀喜悦的心情感受着春天的气息,放松心情、交流感情,在充满和谐欢乐的气氛中度过了有意义的一天。大家或谈笑风生互叙旧情,或在江边、花前、树下合影,或在古村小道中怡然散步,在大自然中尽情享受漓江山水风光带来的惬意和幸福。

    岩溶所相关领导也参加了本次活动,彰显了岩溶所党委对老同志的关怀。大家纷纷表示,出来走走看看,既亲近了大自然,又放松了心情,真切感受到了组织的关怀与温暖。

    岩溶所开展离退休职工春游活动


      转眼间,武警黄金六支队进入青海执行区域地质调查任务已有5年。5年来,六支队官兵在青海“无人区”克服了高寒缺氧、工作环境艰苦、自然气候恶劣等困难,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圈定各类异常55处,提供找矿靶区18处,发现小型钨、铅、锌、锑矿床各1处,大、中、小型金矿床各1处,累计提交铅、锌、锑、钨矿近10万吨,金资源量30余吨。

      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无不凝聚着野外一线官兵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艰辛与付出!

      入青地质工作“空白区”

      2011年,武警黄金六支队积极响应上级调整转型号召和西进北上战略部署,挥师挺进青海雪域高原。

      入青以来,该支队所在施工区大多是地方专业队伍进不去、待不住、拿不下、干不了的地质工作“空白区”。面对全新任务、恶劣条件和复杂环境,广大官兵始终牢记“为党树碑、为国寻金、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上高原、涉险滩、闯禁区、抗缺氧、战严寒,不断挑战身体、思想、心理和生理极限,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听党指挥”的铮铮誓言。

      
      誓师大会。

      
      庄严宣誓。



      鏖战“生命禁区”

     

     

      “抬头是雪山,低头是荒漠。”这是5月高原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于首次承担区域矿调任务的官兵来说,不仅要时刻接受高寒缺氧、头痛欲裂、恶心呕吐等强烈高原反应的考验,还要用生命与大自然抗争。2013年5月18日,三中队中队长周德富带领5名官兵前往海拔5200多米的玉女峰寻找控制点。在踏勘路上,他们突遇暴风雪袭击,随时都有被风雪卷下悬崖的危险。情急之下,周德富命令大家迅速抱成一团,紧贴地面,最终侥幸躲过一劫。

      “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氧气吃不饱,夏天穿棉袄。”这是当地牧民对智益-赛什塘工作区的真实描述。6月的智益-赛什塘,依然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这里是典型的“四高四无”(高原、高寒、高海拔、高风险,无水、无电、无人烟、无信号)禁区。艰苦的工作环境、恶劣的自然气候,让初到这里的八中队32名官兵始料未及,尽管多数官兵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大家依然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无人区”顽强作业,彰显出进青官兵敢打硬仗、善打恶仗、能打胜仗的精神风貌。




      

      

      


      为国寻金 为国筑梦

      生命有禁区,使命无禁地。从莽莽昆仑山到巍巍祁连山,从终年白雪皑皑的阿尼玛卿山到险峰高峻的巴颜喀拉山,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昼夜温差20多摄氏度,氧气不足内地的50%……就是在这样一个自然环境异常恶劣的地方,却驻扎着一支身穿迷彩服、为国寻金的部队。长期的高原工作生活使近70%的官兵出现身体不适——20%的官兵身患肺水肿、神经性耳聋耳鸣等高原疾病,有的甚至患上终生无法治愈的疾病。雪域高原见证了他们的忠诚,正是因为一茬茬黄金兵的默默付出,才为祖国找到了丰富的矿藏。

      他们用坚实的臂膀扛起“为国寻金、为国筑梦”的重任,用生命谱写出一曲感人的金色赞歌!

      
      高寒缺氧。


      
      遭遇暴风雪。

     

      穿越沼泽。


      
      一群“最可爱的人”



      这是一支顽强拼搏的队伍,他们甘于奉献、默默无闻。在这支队伍里既有年逾五旬的高级工程师,也有舍小家为大家、忘我工作的技术负责人和机长。

      王成学(左二),高级工程师,年逾五旬,项目负责人。工作中,他以老骥伏枥的奉献精神,连续2年奋战在海拔4800米的智益-赛什塘作业区。当他的岳父去逝时,他因为工作任务重未来得及下山,而这也成为他内心深深的伤痛……

      
      七中队技术负责人杨可(左),3年内相继失去两位亲人。然而,在接到进驻东乘公麻执行任务的命令后,他却忍住悲痛,毅然带领项目组奋战在海拔5100多米的阿尼玛卿山。3年来,他带领项目组技术人员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为支队在青海实现找矿突破博得“头彩”。



      机长朱军利,为了拿下2013年高原最后一钻,曾两次昏倒在海拔5080米的阿尼玛卿雪山机台上,先后被州、县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然而,当他醒过来时,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钻打完了没有?”

      这样的感人事迹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



    雪域高原见证铮铮誓言

    考察组对冒沙现象取样

    太平镇砖混房屋倒塌严重

    考察组向村民了解地表破裂情况 本版图片由地科院雅安地震野外科学考察组提供

    双石镇在地震的破坏下已成废墟

        从雅安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起,各种媒体上有关地震成因的推测、分析、判断甚至争议就非常热烈。4月22日下午,中国地质科学院召开雅安地震院士专家研讨会,从地质学的角度也对雅安地震的发震机制进行了分析和研讨。希望,他们的思索能够为人们带来一些启示。

      1.地震2小时后,地质科学家到达震中,判断为逆冲断裂

      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专家应该是最先进入震区的科学工作者。

      4月20日8时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强震,得知讯息,正在四川工作的大陆构造与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李海兵研究团队的4名成员:司家亮、云锟、张佳佳、王焕,立即从成都奔赴雅安芦山。仅仅两个小时后——10点钟,他们就从地震现场向位于北京的实验室发回了照片。

      照片可清晰地看到地震造成的破坏,乱石满地、房屋倒塌、道路损毁。当然,科学工作者的第一反应还是尽力搜集地震破裂造成的地表显示,寻找能够反映这次地震原因的蛛丝马迹。

      据前方调查的信息,此次地震的发震断裂为天全—大川逆冲断裂,为龙门山山前断裂——“安县/灌县断裂”的南段,位于宝兴和雅安之间。安县/灌县断裂的中段曾在汶川大地震时发生80公里的破裂。

      4月20日下午,李海兵研究员与司家亮等人在雅安地震重灾区芦山双石镇集结,组成科考队沿天全—大川逆冲断裂行进。据观察,地表未发现明显的破裂,但有大量地震喷沙和冒水现象。此时已经到了晚上,他们决定,第二日再奔赴宝兴,因为逆冲断裂上盘的破坏性可能更大,能够观测到的科学现象也会更多。但问题是,当时同为地震重灾区的宝兴堪称“孤岛”——由于地震造成的山体崩塌十分严重,大量巨石滚落导致交通中断,车辆无法通行。

      等待救援人员打通道路?

      心情急切的李海兵决定徒步赶去宝兴,尽管两地相距约40公里。

      21日早上8点,他们从芦山出发,经灵关,步行10多个小时赶到了宝兴县城。虽然此时已是晚上7点,但李海兵等人还是冒着余震穿行在宝兴县城查看灾情。大家的感觉是:尽管芦山至宝兴县城沿途的山体滑坡十分严重,但宝兴县城内建筑物破坏程度并不严重。

      就在同一天下午2点,中国地质科学院由副院长董树文带队的野外科学考察组也赶到了成都,随后,他们分为三个组分头工作。按计划,他们将对灾区的灾后重建选址进行相关地壳稳定性评估工作,同时对重要活动断裂进行考察,特别是将监控并高度关注新的地应力异常。

      22日上午,科考队与国土资源部在雅安市的前线指挥部会合,并研讨了下一步工作。中午12点,董树文带领的第一组继续从雅安经芦山前往双石镇。考察发现双石镇地表破裂现象不明显,但有比较集中的串珠状沙冒现象,与房屋的挤压破裂方向基本一致,方向大约北东40°;在双石镇中心人民医院后方桥头,房屋全部损毁,房基水平右行错动2~3厘米,未垮塌的房屋墙壁上均出现两组张性的X节理,钝角方向对着垂向;再往东南方向走,直到双河村林峡组,沿途一直有沙冒现象,且多为黑沙,初步判断为深部煤系地层所致。

      与此同时,由地质力学所张岳桥研究员带队的第二组从成都出发,经邛崃市、大川镇和太平镇一线到双石镇,沿途进行了震区地面破坏情况考察工作。初步结果表明:邛崃至大川间未发现地面有明显破坏,从大川附近开始出现建筑物破坏情况;大川至太平一线,沿途可见少量滑坡和崩塌,并有水泥路面破坏与变形现象,显示出较明显的近东西向挤压变形特点;在太平乡,建筑物破坏增多,常见无框架支撑的单层砖房倒塌现象,同时,土石路面出现裂缝和路基局部垮塌现象,并有平行北东向沟谷方向的小型张裂缝发育,但未见明显的同震地表破裂标志。从太平镇至双石镇,房屋破坏情况有进一步加重趋势,并在双石镇观察到水泥桥梁发生近东西向挤压变形破坏和地裂缝发育。

      由地质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侯春堂带队的第三组则直接从雅安赶往芦山前线指挥部,参加了15时国土资源部抗震救灾远程会商视频会。

      晚上,地科院运送仪器的车队从北京赶到了灾区与调查组会合。

      2.从地质角度分析,雅安地震与汶川地震存在关联

      地科院身处北京的地质专家们,热切期盼着同事们从前方传来的一切信息。同时,他们也在紧张地研究着有关雅安地震的一系列科学问题。

      4月22日下午,中国地质科学院召开雅安地震院士专家研讨会。十余位与地壳稳定性研究相关的院士专家围坐在一起,高悬的大屏幕上显示的是一道从东北向西南斜劈在地壳上的巨大裂痕——这次地震、也是汶川地震的祸首——龙门山断裂带。

      龙门山断裂带位于青藏高原东缘,与四川盆地相交,长约500公里,宽达70公里,由3条大断裂构成,自西向东分别是龙门山后山断裂、龙门山主中央断裂、龙门山主边界断裂。这里也是地震多发区。

      在一幅《汶川地震及其余震分布图》上,密密麻麻的红点堆积在龙门山断裂带的北部和中部——汶川地震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这里发生的余震次数就超过了万次。专家介绍说,5年前,由于汶川地震释放的能量巨大,龙门山断裂带北部中部近300公里的地方都发生了破裂,但是西南段的约100公里却没有破裂。

      这次破裂的恰好是当年比较稳定的地段。专家们根据现有资料初步判断,雅安地震与汶川地震的发生机理很相近,但汶川地震西南段以逆冲为主、东北端为右旋走滑断裂,雅安地震则为逆冲断裂。由于震级的差异,汶川地震的持续时间约90秒,雅安地震的持续时间约27秒,当然,两者的地表显示也差异较大。

      国家地震局拥有我国地震研究的主要科技力量,院士专家们对他们的观点十分重视。恰好当天上午,地科院的多位专家参加了国家地震局组织的一次紧急会商会,并带回了一些地震专家对雅安地震的解读。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陈运泰认为,从震源位置、机制和震级大小看,雅安芦山地震是汶川地震强余震,是汶川地震破裂向西南方向的发展。而且,他5年前曾在一份政府内参中特别提到汶川西南100公里左右的宝兴一带可能发生七级左右强余震。

      雅安地震发生后,陈运泰院士研究团队根据现有数据资料对这次地震的破裂过程做了动力学模拟,推测的结论是:雅安地震破裂沿走向30公里,沿断裂层面40公里,最大错距离为1.6米,由于地震能量靠近地表基本消耗完毕,因而地表不会产生明显的同震破裂。

      这样的推测与地科院地质科学家在现场的观测情况基本一致,不过专家们也提出,由于地震现场科考的许多信息还没有充分采集和传递,判断模型与实际情况的吻合程度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以便获得较多的详细的一手资料。

      现在地震科学界对于雅安地震是否为汶川余震的争议比较突出。对于陈运泰院士的观点,也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理由主要为:两次地震之间的时间间隔较长,且这次地震与汶川地震的余震区有一定距离,两地之间有个中间段是没有地震的。

      据地震专家的判断,在这两次发震断裂的中间存在着一个地震障碍体。

      地科院的院士专家对此也进行了讨论。有专家提出,汶川大地震的方向是从汶川向东北方向展开,主要沿龙门山断裂带中央断裂的中—北段以及前山断裂的中段展布,而芦山地震则位于龙门山断裂带南端,在靠东侧的另一条断裂带上,是不是可以考虑雅安地震是龙门山断裂带上一次新的主震。

      院士专家们认为,是否为余震可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两次地震在地质上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受力条件、孕育过程非常相似。他们还特别提出,研究地震的一大关键是对地震构造背景的准确认知,应该把活断层特别是发震的是哪条断裂搞清楚,要把地块是如何运动的搞清楚,最好建立地质模型。

      3.地应力监测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震孕育发展

      说起地震研究,许多人都会想起一个名词——地应力。

      地质力学认为,地壳内的应力活动是使地壳克服阻力、不断运动发展的原因;地壳各处发生的一切形变,如褶皱、断裂等都是地应力作用的结果。

      我们从过往专家对龙门山断裂带地震多发的解释中很容易就能找到地应力的“影子”:青藏高原以每年10~15毫米的速度向东流动,在龙门山一带受到坚硬的四川地块的阻挡,积聚了大量的构造应力,形成了断层。该断层在不断受到青藏高原挤压的情况下,成为逆冲运动的多发区,因而易于发生地震。

      地应力监测首次与地震联系起来应该是在2001年。2001年11月14日昆仑山发生8.1级地震,当时正在昆仑山活动断裂带中段西大滩附近进行两个测点地应力监测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廖椿庭研究员,获得了一组珍贵的震前震后地应力数据。数据显示,昆仑山大地震前后断裂附近地应力大小和方向均发生较大变化,震前地应力高度集中,而震后地应力大小降低约2/3。

      从此,地应力监测走上了地震监测和研究的舞台。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地震的过程也是地应力释放的过程。正是根据这样的思路,许多人认为汶川特大地震应该已经把龙门山断裂带积蓄的能量释放得差不多了,并推测汶川地震后四川百年内都不会再有强震。

      其实这样的推测与地质工作者的地应力监测结果恰恰相反。

      据参会的廖椿庭介绍,他曾在几年前进行一个名为“龙门山地质构造断裂带及其与汶川蕴震动力条件分析”的课题时,选择了三个点作为地应力测量点:一个在鲜水河断裂与龙门山断裂交界处的康定,一个在发震的映秀,还有一个就在宝兴县城。然而,测出的结果让廖椿庭都大感意外——原本估计最不稳定的康定测点,地应力值最低,而应该“平稳”的宝兴测点,最大水平主应力值却最高。当时,廖椿庭研究团队曾在科研报告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并建议继续关注。随后,地质力学所在雅安宝兴建立了长期地应力实时监测台站。

      那么,我们在雅安的地应力监测台站是否记录下了雅安芦山地震的信息?

      据专家介绍,雅安地震发震前不久监测曲线显示出跳跃,这引起了监测人员的注意,随即他们进行了跟踪分析,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确切的实例参考,综合分析尚未完成就发生了雅安地震。地震导致断电,数据也一度中断。但震后搜集的数据显示,发震时有两个方向的地应力值大幅增加。

      院士专家们研究了来自宝兴等处的地应力应变监测台站的实时监测数据,认为地应力测量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震的发生和发展,这一点非常重要,但现在的问题是:一是,许多重要的数据还没能上升为科学的认识和规律,还需要加强资料分析和综合研究;二是,当前已有的各个台站的监测资料还比较分散,数据的共享和集成还很薄弱;三是,由于地应力监测工作与其他地震监测手段还没能密切结合,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

      4.数值精确预报地震需要多部门多学科的通力合作

      地震预报是地震研究一个重要内容,更是一个人类期待解决的目标。

      就在雅安地震的前几日,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岩石圈三维结构与动力学数值模拟”项目负责人、中科院院士石耀霖在深部专项成果交流会上,谈到了地震预报的问题。当时他说,地震预报也应该像气象预报那样,从基于前兆的经验预报逐渐转变为基于物理机制的数值预报,而其中的关键物理量就是——应力。

      地震发生后不久,他又很快发表了自己对雅安芦山地震的一些认识。

      他谈到,汶川地震强烈,断裂带长达近300公里,几乎整个龙门山断裂带都发生了破裂,但是西南段却有约100公里没有破裂。于是很多人都提出疑问:这一段落会破裂吗?破裂规模会有多大?什么时候破裂?

      他引用了地质力学研究所秦向辉等人的观测结果:“对比分析2003、2008和2010年在宝兴、康定地区4个钻孔的水压致裂应力测量资料,初步揭示汶川地震后断裂西南段现今地应力环境与地震危险性。研究结果表明:龙门山断裂西南段,尤其是康定地区,地震后仍然积累有较高的地应力,震后应力调整以积累为主;龙门山断裂西南端的最大水平主应力已经达到断层活动应力临界下限值,断裂活动进入临界状态,未来具有发生逆断层活动的可能性;结合地应力测量结果、地震地质等资料认为,龙门山断裂西南端具有潜在大震危险性,值得重点关注和研究。”

      显然,地应力监测显示,西南端一段没有地震破裂,但这一段落也是主应力积累率最高的部位之一。而且,汶川地震的发生,使从映秀西南到雅安这一段的龙门山断层发生类似机制的逆掩断层的地震危险增加。

      然而问题是,对于地震什么时候会发生,现有资料还难以回答,因为只有少量不深的钻孔应力测量资料,我们在数值预报探讨中还无法在雅安芦山地震前作出确切的预报。至少我们应该能回答另外两个问题:该段落现今地应力的绝对值究竟是多少?是否已经临近了岩石的强度?

      石耀霖院士说,雅安接近7级地震的发生,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但是,在没有地壳深部(10-20公里)基于观测应力(包含孔隙流体压力)的实测资料、断层强度的资料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没有充分的定量的力学根据判断地震发生的时间——几年?几十年?几百年?就这两天见到的余震目录资料,目前的雅安芦山地震似乎还没有释放出这100公里断裂带内积蓄的能量,但是下一次接近7级地震发生在何时,尚缺乏资料作出估计。

      最后他谈到,作为数值地震预报的探讨,目前还不在于我们是否做了预报,更重要的是预报的根据。其中,地应力绝对值的测量和相对变化的可靠测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是一位地球物理学家对地应力的认识。参加本次雅安地震院士专家研讨会的三位院士同样对地应力研究颇为推崇,他们认为:地质学家在地震观测和预报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特别是采用地应力测量的手段对地质体进行监测,但地应力只是地震研究中诸多方法中的一项,加强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与其他手段相结合,这需要我们的科学界打破部门界线、学科界线,通力合作。

      面对地震后令人心痛的雅安,面对电视中无数双饱含痛楚和期待的眼睛,我们衷心地希望,有一天人类能攻克地震预报的难关,让人们远离地震的魔影。 

     

     

    用科学解剖地震 用合作赢得希望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杨志明收到了一个特殊的国际快递。包裹分量很轻,里面只有一个获奖证书——2020国际经济地质学会区域副主席讲席奖。奖项含金量很重,它来自国际矿床领域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学术组织——国际经济地质学会。

    这让他很开心。“获奖并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代表了我国矿床学研究成果已经逐渐进入了国际同行视野。”

    从进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学习、工作至今,杨志明一直潜心于青藏高原斑岩铜矿成矿规律及成矿机制研究。他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增谦的带领下,与团队成员一起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碰撞型斑岩铜矿成矿理论,并于2019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能源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杨志明

    理论探索实现从0到1的突破

    铜被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建筑工业、国防工业等重要领域,是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大宗金属之一,重要性不言而喻。

    斑岩铜矿是最主要的铜矿类型,提供了全球近3/4的铜。国际矿床学界历经数十年研究,建立起了一套经典的成矿理论,认为斑岩铜矿主要产于岩浆弧环境,形成与大洋俯冲有关。因此斑岩铜矿的分布被认定主要在环太平洋带上,特别是在东太平洋带大陆边缘的智利等国。但在21世纪初,我国青藏高原地区发现的多处斑岩铜矿,形成时已无活动的大洋俯冲,其成因无法用经典的成矿理论解释。

    西藏铜矿的铜从哪里来?怎么形成的?特征是什么?要回答这3个问题,就要进入一个理论的“无人区”,挖掘出新的“宝藏”。

    自2005年进入中国地质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起,杨志明几乎每年都要去西藏出野外,尤其是冈底斯带,有时候一待就是好几个月。跑野外、看露头、采样品,回到办公室做实验、分析数据、看文献、写文章……这样的工作模式循环往复,一直持续到现在。最终,在导师侯增谦的带领下,他和团队一起,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全新的碰撞型斑岩铜矿成矿理论。该成果拓宽了全球找铜的区域,为斑岩铜矿的勘查指出了新的方向,同时也加深了对斑岩铜矿形成机制的理解和认识,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被称为“国家科技三大奖”之一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是奖励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作出重大科学发现的个人。2019年,碰撞型斑岩铜矿成矿理论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其中,杨志明是第二主要完成人。

    开展矿床学的应用基础研究,既可以利用创新理论拓展科学认知,又能与应用紧密结合,创造经济价值。这套成矿理论模式推动了青藏高原多处大型铜矿的勘查发现,包括驱龙铜矿等大型铜矿资源。

    十多年,杨志明从地科院的一名学生成长为二级研究员。但是身份的转变并没有丝毫减弱他对地质科研的热情。最近几年,他带领自己的研究小组,连续在多个权威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论文,受到了国际关注。

    板凳甘坐十年冷

    攻读博士期间,杨志明遇到了人生中最灰心沮丧的时刻。

    在阅读了大量文献后,他感受到了与国外矿床学研究的巨大差距。“我们国家的矿床学起步晚,成矿理论研究落后国外很多。就好比人家已经建立了高楼大厦了,我们还是在打地基的阶段。”

    第一次,他因为研究地质的巨大落差和压力而差点崩溃。但也正是地质,令他以更宽广的胸怀去吸收了这种压力,转化为科研的动力。

    “聊人生侃历史,不过是以百、千年计数,而地质学动辄几百万年,地球演化更是有46亿年历史。实验室分析样品,最小可以到微米级,而讨论成矿规律则是在一个区域甚至是全球范围,又将空间拉升到108米。这种时空上大尺度的来回跨越,会在潜移默化中拓宽认知。所以地质人看待事物的变化、规律,都会放到更长的时间、更宽的空间中来衡量。”身为北京科技大学的讲座教授,杨志明上课会对学生说,学地质能令人豁达、心胸宽广。

    近20年的科研生涯,杨志明觉得自己的人生观都因地质而改变,这也是他坚持矿床学研究而毫不动摇的原因所在,因为他已融入其中、乐在其中。

    随着科研取得创新成果,荣誉也纷至沓来。2018年,他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成为自然资源部系统最年轻的“杰青”。同年,他入选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负责人。

    而这一切背后,是鲜为人知的艰辛和曲折。要知道,挑战西方奉之为圭臬的经典成矿理论,并让中国人研究出的理论在国际上得到认可,何其艰难。2007年,杨志明团队投了一篇关于碰撞型斑岩铜矿形成机制的文章到国际权威杂志,对方却以“不相信”的理由拒绝了。直到6年后,他们的文章才得以发表。

    “虽然现在理论已经成型,但是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补充,而且随着研究进展和思考的深入,又会出现新的想法,需要回头检查原来没有注意的地方。”杨志明表示,当下自己在做斑岩铜矿的同时,也会适当拓展对关键矿产的研究。青藏高原他还会继续跑下去,科研的“冷板凳”还会继续坐下去。

    专注矿床学研究不动摇

    科研的道路是漫长的,必须孜孜不倦、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杨志明却从未觉得辛苦,因为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曾经有一个月,他每天10多个小时泡在地下室整理样品,看石头,只是为了梳理清楚一个矿床中矿脉的切穿关系。“如果想要成才,出成果,就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或方向,坚持下去,10年、20年,最后肯定能成为专家。”

    在杨志明眼里,一辈子能够把一种矿床类型研究明白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所里很多专家都是在某一个领域研究了大半辈子甚至一生,才小有所成。如果别人都是花一生做一件事,那我只用10年,怎么比拼得过呢?”

    于超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专业的学生,未毕业的时候听社团学长提起了杨志明,便慕名报考了他的硕士研究生。在他眼里,杨老师十分严格。野外跑了一天,晚上还要求他们整理资料或者读文献。但令于超佩服的是,导师同样以身作则,回到单位,杨志明必须将样品切割、打磨、抛光,然后扫描后存档,他办公室里十多筐样品全是如此,一个外行直接拿起来就能看到闪烁的金属铜。

    如果为了某个事业付出了一生,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吗?杨志明的回答就如同他的名字。“选择矿床学,选择做斑岩铜矿,肯定会一直坚持下去,从没考虑过获不获奖,也从无后悔两个字。”正是这种“无悔”的信念感,令他能够潜心近20年专攻一件事。

     

    科技创新人物 杨志明:勇闯地质科学“无人区”

    2011年6月25日,南岭于都银坑科学钻探开钻。 资料图片

    绵亘起伏的南岭,巍峨壮丽,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自古便有开采矿石的记载。新中国成立后,一代又一代地质工作者不懈探索,在南岭地区找到了钨、锡、金、银、铜、稀土等国家急需的矿产资源。

    共和国从来没有忘记曾经为革命付出巨大牺牲的赣南老区。近年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怀着对老区人民的无限热忱,在赣南矿业扶贫的征途上竭尽全力,善作善成,谱写了一曲攻坚克难、精准扶贫的壮歌。

    红土地上“锡”生辉

    在中国革命史册上,江西省会昌县是一个红色的县城,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也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罗霄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

    会昌岩背锡矿矿区毗邻广东省和福建省,位于武夷山脉与南岭山脉的交汇处和江西会昌、安远、寻乌三县交界处。这是一座有着30年开采历史的老矿山,追溯它的发现与勘探,江西地矿人可谓立下了不朽功勋。

    1981年,物化探队701分队在赣南地区化探扫面时,在锡坑迳地区圈出锡异常区,原地质矿产部将其立项为《江西省会昌县岩背矿区锡矿普查》。为了探明其产状,由909大队负责钻探施工,在矿区东西向各打了一个300多米深的钻孔,却没有收获。时任江西地质科学研究所所长的吴永乐与总工程师李崇佑、分队长朱焱龄等人组织大家探讨研究,决定在露头上打一个钻孔。这一打,就是80多米厚的矿体,拉开200多米距离后再打一个孔,又见到了100多米厚的矿体,而且品位很高,这让在场的人振奋不已。

    最后探明储量锡10.1万吨左右,伴生银100多吨,是一座斑岩型大型锡矿。

    当时江西地质科学研究所有个中英合作的科研项目,英国人辛普森随项目组来到矿区考察,看到如此罕见的重大发现,惊叹道:“找到这么大的矿,你们队员可以拿到多少钱?”

    “我们有工资啊。”队员的回答令辛普森百思不解,他啧啧地感叹:“我们要是找到了这样的矿,每个人至少要拿5万英镑。”

    为了支援老区,原国土资源部把岩背锡矿作为重点扶贫项目,将多年积累的地质勘查资料无偿移交给赣州市进行开发,岩背锡矿成了县里最赚钱的企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惠及老区乡亲。

    但地质人没有止步,继续投入资金开展详细勘探,这是赣南地区实现边探边采的最早案例,也是矿业扶贫的重要标志。

    春风又绿老矿山

    铁山垅镇位于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南部,全国九大钨矿之一——铁山垅钨矿就坐落于此。

    离镇不远的地方,就是当年红军挖钨砂的露天采场。如今,采场前的山峰已被削去大半,对面是一片低矮的泥砖青瓦房,因年代久远,风雨侵蚀,大多已破烂不堪,残亘断壁随处可见。唯有一栋砖瓦结构的新房伫立在这片荒舍之间,显得格外醒目。

    沿着泥泞的小路,走近这座建筑,记者发现正门墙面上挂着一牌匾,上面写着“中华钨矿公司旧址”。据说,这是百年钨业庆典时,县里拨专款在原址上修建的。史料记载,1931年初,铁山垅钨矿成立,一年后,红军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华钨矿公司”。

    站在“中华钨矿公司”原址上极目远眺,烟雨朦胧中,群山袒露着褐色的胸膛,似乎在诉说那一段不寻常的历史。可以想见,当年在一片沸腾的山峦中,军民组成挖矿运矿队伍,穿过国民党严密的层层封索线,用钨砂换来红军急需的布匹、药材、粮食等物资,让革命的队伍得以生存与壮大。

    在这片旧居中,有一座特别的建筑,这是当年的红军医院。小院房屋虽旧,但柳枝吐绿,红梅绽放,还有一只尾巴长长漂亮的红嘴山雀在枝头啼唱,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追溯铁山垅那承载着红色基因的历史,今天的她如何焕发青春更值得人们探寻。

    退休工程师刘洪禄回忆道:“以前国民党在民窿采矿时,就像打老鼠洞一样,采富弃贫,把巷道挖成了‘Z’字形。而现在用的是‘开天窗’方法。”据了解,在矿的上部没有民房设施,允许陷落的情况下,就可使用“开天窗”法,首先恢复原有的窿道,在外部打一个巷道,与原窿道相通,慢慢往上掏,靠矿的自重把矿挤出来,掏不动的时候,装炸药侧崩一下,孔也越掏越大。矿是破碎的,当天窗打开,应力释放,就达到了控制矿区地压,为下一步机械化开采创造了条件。在难采矿资源示范项目建设中,采用这种强制崩落围岩与诱导式出矿相结合的技术,取得了很好效果,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专家的好评。

    2013年10月27日,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合作(共建)协议签字仪式在京举行。江西赣南钨矿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被授牌,其共建时间为2011年~2015年。铁山垅便是江西赣南钨矿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之一。在铁山垅实施的上坪矿区难采矿资源回收示范项目,每年可采矿12万吨,从2011年~2015年,共采矿80多万吨,盘活难采矿资源矿石量842万吨,钨金属量1.82万吨,伴生金属610吨,难采矿回采率达92.8%,潜在经济价值18亿元。

    数据证明,赣南无愧于“世界钨都”的美誉。据悉,赣州的黑钨矿资源保有储量占中国的30%左右,其销售收入占全国钨工业销售收入的35%。

    中国地质调查局通过实施钨矿调查评价及老矿山深部和外围找矿项目,为赣州市新增3万吨接续资源。

    枯木逢春,旱苗得雨。盘古山钨矿、画眉坳钨矿、会昌岩背锡矿……一座座老矿山又迎来了它们的春天。

    情注“银”坑深千丈

    2011年6月25日,在赣南温馨的扶贫记忆里,创纪录的一页被掀开——孔深3000米的南岭于都银坑科学钻探开钻。这是原国土资源部《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在南岭重要成矿带组织实施的第一口资源科学钻探井,也是在全国范围内施工的7口2000米~3000米钻探预导孔之一。孔址的确定,经过地质、矿产、地球物理探测等前期准备和专家的反复论证,以陈毓川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作后盾,还有实力雄厚勘探队伍加盟,近3000万元国家科技专项资金支持,南岭科钻一开钻便令人瞩目。

    为什么会把科钻放在于都银坑?赣南地质调查大队总工程师曾载淋解释道:“一是于都—赣县矿集区,处于南岭和武夷山两个成矿带交汇部位,两个成矿带之间的关系值得探究。二是在钨的背景下,产出丰富的银铅锌金矿,值得探索。三是银坑—青塘地区区域性推覆构造发育,对成岩成矿有什么控制作用?四是银坑一直是大家重点关注的重要找矿远景区,没有实现大的找矿突破,是不是研究没到位,需要深部揭露?”

    2014年5月18日,一列来自中国地调局的“科技列车”,载着陈毓川院士率领的30多位专家教授驶进银坑,共同把脉会诊。专家们认为:勘查区内成矿地质条件优越,目前区内已提交一个中型金矿、一个中型银矿、一个中型铅锌矿、一个大型滑石矿,地质找矿和成矿理论研究工作均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根据现有工作程度控制,完全有望实现3~4处大中型金银铅锌铜矿产地、2~3处可供开发的大型矿产地的预期目标,将为赣南多金属矿区地质找矿发挥重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科技列车”满载的智慧和深情,灌溉出南岭金银铅锌铜的璀璨矿花!

    阳春三月,驰骋在春回大地的赣南,田野里油菜花黄灿灿一片,山坡上杜鹃花开得正艳,耳畔响起那曲熟悉的《映山红》,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红色的革命年代——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莽莽南岭深深情

    8月31日早上7点05分,记者跟随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张海啟一行从首都机场起飞,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抵达甘肃敦煌机场,再经过2个小时的舟车劳顿,就到了此行的目的地——酒泉市瓜州县柳园镇,这是一个建在戈壁滩上的小镇。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北山野外项目部就坐落在这个小镇上。安顿好旅馆,记者就跟随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一起赶往项目部。

    在戈壁滩上踏勘,是个磨砺意志的活儿。

    在茫茫戈壁中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砂石地块,队员们立刻停下来选取样本。

    在探槽中寻找“宝贝”

    北山项目部负责人杜泽忠博士正在向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中心张海啟(左一)一行介绍矿调情况

    因为有记者跟随,当天的野外午餐算是很丰盛的了。大多数时候,项目部的小伙子们只用保温桶自带的开水泡一碗方便面。

    在野外忙活了一天,回程的路也是很欢快的。

     

    北山野外项目部于2016年5月正式成立,聚拢了一堆博士和硕士。据了解,项目部现有成员23人,其中博士后1人、博士5人,余下的都是硕士,成员平均年龄不到30岁,野外技术人员均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是一支年纪轻、学历高的野外团队。

    项目部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国土资源部矿产勘查指导中心矿产勘查处承担的“甘肃花牛山-柳园地区矿产调查与找矿预测”子项目。据野外项目负责人杜泽忠博士介绍,该项目属于整装勘查区找矿预测与技术应用二级项目,项目周期为2016年~2018年,核心内容是开展柳园幅、花牛山幅和长流水幅1∶5万矿产地质调查。

    进入项目部,目光所及之处让记者有些震撼——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简陋,用“寒酸”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据说,这个办公场地是从当地居委会租来的。院内的地上摆放着一些矿石标本,但是很整齐,狭小的办公室内正挤着五六个年轻人在制作图表,还有两三个小伙子正在厨房忙前忙后,为当天的午餐做着准备。

    不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饭前突然接到小伙子们的通知:喝的水没了,先吃点水果解解渴。而此时,记者的嗓子正干得有点痒,水果怎能抵得上水解渴呀。出于做客者的礼貌,记者又不好意思提出另外的要求,只得干熬着。

    杜泽忠博士向记者解释,这里的自来水是戈壁盐碱滩打出来的,碱性重,外地过来的人直接饮用的话肯定受不了。我们平常煮饭和饮用水,都是用桶装的纯净水,今天的水还没有送到。

    没想到,在这里喝口水都这么不容易。不过,这顿午餐还算丰盛,一碗面条配几道素菜,十几个人挤在一张桌子上,吃起来还是津津有味的。

    记者是在长江边上的农村长大的,没那么娇气,不相信这里的水没在此地生活习惯了的人不可以喝。当天晚上回到旅馆,记者并不信那个邪,打开水龙头灌了一壶水,烧开后泡上自带的茶叶,美滋滋地一杯一杯喝下去。坏了!这可不得了!凌晨4点半多一点,记者的肚子就不太对劲了,骨碌碌地爬起来,一直折腾到天亮,上了七八回洗手间。这种亲身测试的后果实在是很让人后悔不已。记者想,这群初到此地的小伙子们是怎么熬过这一劫的呀。

    记者粗略地了解了一下,这群80后、90后,应该说是在蜜罐里长大的,尽管来自不同的地域,但是他们大多是在水草丰美的地方长大的,突然来到这个与故乡有着天壤之别的地方过日子,那将是一种怎样的煎熬和折磨呀!

    这里的时差比东部地区要晚许多。9月1日早上8点,天刚亮,记者经过一番折腾,肚子终于消停了些。8点30分,吃过早餐,整理好野外的行头,记者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中心党委书记张海啟一行,跟随北山野外项目部的小伙子们共二十几人,坐上4辆越野车匆匆出发了,开启了这一天的野外之旅。

    汽车开出柳园镇,就见不到正儿八经的路,茫茫戈壁滩放眼望去,黑黝黝的一片,见不到一丝让人眼睛有些温润的色彩。越野车晃晃荡荡、摇摇摆摆地一路前行。记者坐在最后一辆车上压阵,前车溅起的灰尘,雾一样地在大漠戈壁飘扬,这样的场景很是刺激。记者在一路尘土中,脑子里幻化出西部牛仔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驰骋在大漠的浪漫场景,很是爷们。

    车窗外实在没有值得观赏的,除了乌黑的山丘,连茅草都难得见到一根,这样的景致也实在缺乏观赏性。越野车已经越来越颠了,人坐在车里,像羊癫疯一样,颤悠悠地摇摆,只感觉肚肠都在跟着摆动的节奏扭动着。不远处,“甘肃安西极干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十几个大字在人工砌成的水泥矮墙上横亘着,约有二三十米长,这大概是一路上见到的最美的“风景”了。

    1000多年前,大唐高僧玄奘为了求取真经,从长安出发,在今甘肃酒泉一带走出国门,踏上一条冒死西行之路。就在这条根本不是路的路上,一心求取真经的玄奘法师冒死西行,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去往西天取经。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如此描述这片戈壁:“长八百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

    当然,1000多年前,玄奘的交通工具与今天无法类比,但这里地质环境的恶劣程度恐怕千年未变。

    越野车一路往前,就基本没有路了,到处坑坑洼洼,晃荡得厉害,感觉司机开得有些随性,哪儿好走一点就往哪儿走,这样“跟着感觉走”一点也不好玩,人坐在车里颠得有些难受、有些惶恐,刚开始脑子里幻化的那点西部牛仔骑高头大马的浪漫情怀早已飞到九霄云外。

    越野车终于在一片看起来像山丘的地方停了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说是山,其实就是一片黑黝黝的戈壁。下车后,眼睛所及之处不见一颗茅草,大地像撒了柏油一般,若不是那凹凸有致的地貌结构作为天然标记,你很难分清来时的路。

    定位、测坡度角、拉测线、清理探槽、取标本、记录,项目部的小伙子们都忙开了,一个个是那么仔细、那么专注。这是地质填图的必须程序,每间隔20米就在手中的表格上做一个标记。由于这里长年极度干旱,地质锤敲打岩石的声音显得格外清脆。就这样,在茫茫戈壁中,他们演奏出只有地质人能听得懂的交响曲。

    说得粗俗一点,就是这样一个“鸟都不想来拉屎”的地方,项目部的小伙子们却还忙得如此欢愉。

    其实,记者在头一天刚刚与这帮小伙子见面的时候,听介绍中谁谁是博士,谁谁是硕士,谁谁是刚刚大学毕业,有点不屑,因为他们活像一群在工地上长期暴晒的农民工。从他们黝黑、略显古铜色的脸上,实在找不出能与之相对应的影子。在记者粗浅的印象中,他们应该是白白净净的秀丽书生。

    此时正值中午,太阳当空照下来,这是一天最热的时候,天空蓝得有些瘆人。这要在内地,这样的天气绝对是可以令人赞美的。但是这里却不同,由于地表缺乏相应的湿度与之对接,云都懒得从此飘过。阳光裹夹着强烈的紫外线,毫无遮挡地直接射到人身上,裸露的胳膊有些灼痛的感觉。

    今年31岁的杜泽忠博士皮肤黝黑,像个农民。此时,他正头顶着草帽,带着项目部的兄弟们风风火火地忙碌着。为了拍摄一点他们的工作场景,记者只得一路小跑着跟上他们的脚步。如果不知道他们的身份,远远看去,你会以为这群头顶草帽、挎着帆布包的年轻人是一群叫花子。

    杜泽忠主要从事矿床学、矿产勘查研究,刚刚博士毕业就进入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几乎是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就碰上了中国地质调查局“科研走出办公室”的号令,于是,他便顺其自然地成为了北山野外项目筹备组人员之一。就这样,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

    尽管尚未成家立业,但是作为项目负责人,杜泽忠博士既要保障项目顺利完成,又要像老大哥一样对这群小伙伴们做好日常心理疏导工作。特别是那些90后,惦念城市的喧嚣,思念父母亲人,是很正常的心理反应。每每小伙伴们有异样的情绪发生时,第一个站在他们面前的总是杜泽忠博士。就因为这样,杜泽忠被小伙伴们称为“带头大哥”。尽管这个头衔有点帮派的味道,但是杜泽忠还是很乐意接受的,只要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干活,喊什么都行,怎么亲切就怎么来。

    今年32岁的杜轶伦博士,主要从事岩浆成矿作用、战略性矿产研究。在跟记者聊天的时候,对于这样的工作环境,他说并没有感到什么苦累,地质工作本来就是如此,跟老一辈的地质工作者比起来,我们已经很舒服了。

    30岁的孙海瑞博士,主要从事矿床学研究工作。在与记者的短暂接触中,感觉他是一个很乐观向上的人,他说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所选择的专业,过去也一度想象过野外地质工作的艰苦,尽管这里的环境已经超出自己的想象,但是能跟自己的专业结合得很紧密,干起来也还算蛮有趣味的。“通过野外实践,我发现地学方面的很多知识跟在学校时老师讲的还真不是一码事。”孙海瑞说。

    刚刚27岁的吕鑫,2015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就直接进入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主要从事矿床学研究,尽管年纪轻轻,但是如今已经成长为北山野外项目部项目副负责人,业务的精湛程度令同龄人刮目相看。与其他人不同,这位年轻人眼里总释放出一股子锐气和俏皮,他跟记者开玩笑说,当初进入大学的时候,糊里糊涂就选了这个专业,人生难得一糊涂,既然糊涂了,就继续糊涂下去呗,年轻人围着地球打转转也是很有意思的。

    临近中午1点,我们准备转战下一个目的地。越野车蠕虫一般在一片低矮的骆驼刺灌木林中慢慢前行,纵横交错的沟沟坎坎把汽车弄得像摇篮般左右晃荡。在这里,又不能沿着沟豁延伸的方向直行,哪里骆驼刺的间隔空隙大一点就从哪里穿行,“戈壁滩本没有路,路在司机眼中”。

    好不容易磨磨蹭蹭地到了下一站,大家来到一个早已废弃的土夯房子边上,房子不大,也就二十几平方米的样子。说是房子,但却没有房顶,也没有大门,因为长年难下一丝雨水,加盖个房顶反而有些浪费。据说,这个房子是上世纪当地百姓盗采金矿时加盖的,盖这个房子的目的只为躲风,不为避雨。在这个房子的周围,还有数个10平方米左右的四方坑,据说这也是避风用的。

    瓜州戈壁,风大无比。当地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瓜州的风是魔鬼的兵器,无坚不摧。在瓜州的历史上,记载最多、最翔实的资料就是有关风的故事。这里每年平均有1/3的时间刮7级以上的大风,从唐代至今的1200年间,这里共有37座城池被风沙埋压,变成了废墟。可想而知,这戈壁滩上一旦起风,那将是怎样一个疯狂的场景。

    我们一行人就在这废墟般的房子边歇下来,此时已经有些饥肠辘辘了。杜泽忠博士从越野车的后备箱中拎下一大包馒头,搁在一块大石头上,还有黄瓜和西红柿,以及几包榨菜。一行二十几个人就围着大石头啃咬起来。尽管这些馒头有些干,咬到嘴里有点向外喷撒,但吃起来还蛮香的。经过一上午在汽车上的颠簸和在戈壁滩上不停地跑动,可能大家实在是饿了,居然没有一个人嫌弃这顿饭菜的质量,一个个都狼吐虎咽,咀嚼得有滋有味。

    这个废墟的外墙上“龙门客栈”四个鲜红的大字倒让人忍俊不禁。据说这几个字是来自吉林大学的郑博夫喷上去的。此时这位稚气未脱的26岁小伙子正跟几个年龄差不多的伙伴们在远处拉测绳、测剖面。年轻人在这个满目荒凉的戈壁滩上工作,的确需要有一些搞笑的戏码自娱自乐,释放一下大家的情绪。

    24岁的王虎,是成都理工大学的毕业生,这位长年在空气湿度较高的地区长大的小伙子,刚刚来到戈壁滩开展工作的时候很不适应。他告诉记者,知道西部地区干旱,但没想到干成这样,刚来的时候,唇裂、流鼻血是经常发生的事,现在习惯了一点。不过对于戈壁滩上的这段经历,他认为是他走向社会最好的历练。

    23岁的康凯是项目部年龄最小的队员,刚刚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马上就要继续读研究生了。他利用开学之前的间隙,来到戈壁滩上,与这帮大哥哥们一起见习野外地质工作。康凯半开玩笑地告诉记者,“年轻人人傻精力旺,干啥都不觉得累。尽管我来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学到了许多在课本上根本无法学到的东西,这帮大哥哥们的工作热情和对地学的严谨态度,是我学习的榜样。”

    快到下午3点了,太阳开始偏西,每每这个时候就得准备打道回府了。因为再晚一点的话可能会有狼群出没,很危险。戈壁狼不同于其它地方的狼群,由于缺乏必要的食物链,很饿,很有攻击性。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只能见到我们这群人活动的影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坚定的理想和奉献精神,是很难长时间呆下去的。不说这帮80后、90后,连我这个自诩在艰苦年代走过来的人,才匆匆经历了一下就有些急了。

    回到旅馆,脸上有些火辣辣的烧灼感。记者对张海啟书记嗔怪地抱怨,怎么把我骗到这么个鬼地方来了?张海啟书记冲记者“嘿嘿”笑笑。实际上,有时候不需要太多的语言来表达,这“嘿嘿”一笑,既是对项目部小伙子们的敬佩和赞许,也是对记者此时心态的一种理解。

    青春的奉献是有回报的。通过近2年的工作,项目组获得了一批找矿线索,进一步开展工作,有望转化成矿产地;作为中国地质调查局确定的1∶5万矿产调查示范项目,积极探索创新矿产地质专项填图及成果表达方式,形成了花牛山幅矿产地质示范性图件;同时,形成并建实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矿产调查野外团队。

    有感于小伙子们在艰苦条件下的艰辛付出,张海啟书记随后在北山项目部的座谈会上,即兴赋诗一首:

    北山寻理想,南部系故乡。

    纵横千里路,经纬万年长。

    地质乃吾本,矿产是工粮。

    青春放光彩,奋斗报国强。

    青春绽放戈壁滩

    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时期的部分笔记本。

     

    1984年10月,温家宝在苏联考察期间,与苏联地质专家座谈。

     

    1985年4月,温家宝在江西912队查看钻孔编录。

     

    1985年3月,温家宝在湖南柿竹园矿区考察时观察岩芯。

     

    温家宝在野外工作时用过的地质锤、罗盘、放大镜、小刀、计算尺、水壶。

     

    “我决不能偷懒,否则我将痛苦不可释”

     

    我在野外观察时十分细心,一丝不苟。为了定一个点,有时要跑一两个小时的山路,从不敢马虎。在行内,有“遥测点”的说法,即通过远远眺望,可以看到岩石、地层、构造。但如果上去实地观察,就要攀很高的山,走很长的路。于是,有人就将远远看到的地质现象加以描述,并根据观察点附近的地貌特征在地形底图上定点了事。在野外考察中,我从未定过一个“遥测点”。因为我的良知不允许我那样去做。我决不能偷懒,否则我将痛苦不可释。哪怕多爬一两个小时的山,我也要到实地进行观测,认真地记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摘自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

     

    “我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尊严”

     

    地质队员在野外考察时的工作和生活是单调枯燥和艰苦危险的,但也充满了神奇和乐趣。我平静从容地面对艰苦,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尊严,保持心灵的纯洁和美好,把希望寄托在明天,这样的内心,有着常人的愿望和追求,也有着神仙般的诗意和广阔。

     

    我喜欢层峦叠嶂的山峰。我们常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工作,每次上山,除了几个地质人员外,很少能见到人。有时,骑着牦牛或骆驼要走上一天。我一边走一边唱,把从小学会的歌曲都唱上一遍。空旷的山野,只有我的歌声在山谷里回响。

     

    ——摘自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

     

    “只有把别人玩耍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

     

    现在,同事们都在打扑克。我不愿在那上面多浪费时间。我想,只有把别人玩耍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才能弥补我资质的不足,才能不空耗生命,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人民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1970年5月18日

     

    “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

     

    今天是劳动节,照例休息。准备节日晚餐,忙了一天。下午6时许,晚餐结束。有的躺下休息,有的下象棋、打扑克。我和往日一样,总是看书。手头上的书不够,就反复读几遍。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有时为增进记忆,就抄书。昨晚和今早,看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1974年5月1日

     

    “生活很紧张,也很丰富”

     

    光阴荏苒,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看看自己,已经进入壮年了。在生命的长途上,我必须抓紧这每一天,每一年,刻苦地学习,努力地工作。一息尚存,我决不放弃为人民积累知识,再服务于人民。每晚都在读《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篇恩格斯的光辉著作。生活很紧张,也很丰富。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 1974年7月14日

     

    “妈妈怕我到西北冷,特意亲手织了一件毛衣”

     

    那时的地质队属后勤保障比较好的单位,劳保用品每两年发一套老羊皮里、蓝色或灰色卡其布面的皮衣皮裤。皮裤穿得少,只在出队搬家坐汽车时穿;皮袄则是御寒必备品。天气冷时,里面还得套穿一件毛衣。身上这件驼色毛衣,是妈妈怕我到西北冷,特意亲手织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穿上这件毛衣,既暖身也暖心。摸着这件毛衣,仿佛看到妈妈灯下织衣的情景。那时,我常常想念在乡下劳动的爸爸、妈妈,他们年近花甲,在乡下已经待了4年了。

     

    ——摘自祁连山地质笔记《五个山》

     

    “绝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

     

    1976年10月,我们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内乱。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揭开历史转折的新篇章。人们心头久压的乌云一扫而光,大家精神舒畅,干工作的劲头都很足。

     

    我个人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党中央提出实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之后,我开始走上基层领导岗位。1978年12月,我被甘肃省地质局任命为地质力学区测队(原区测二队)副队长、党委常委,分工主持地质力学队的生产工作。

     

    我非常关注队里职工们的生活,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尽可能地为大家多做些事。

     

    我常常告诫自己,要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绝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也不做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而要做一个有学识、有头脑、有远见、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从担任领导工作的那一天起,我便下决心认真钻研科学技术,尽快熟悉地质工作的组织管理,不敢有丝毫放松。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我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

     

    刚到政研室(1982年11月初,任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我对工作环境和人头都不熟悉,更不谙待人接物之道,甚至连学都学不会。我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但是,我必须坚强地走下去。

     

    经过接触,我了解到,政研室的几位同事业务扎实,对地质管理熟悉,文字水平高。和他们比,我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人地两生,面前的路很难。怎么办?我想,要自信,不要逃避困难,不要妄自菲薄。要有勇气,凡做一事,定要排除万难,奋力前行。通往真理和成功的路,是崎岖的路,它只欢迎具有坚韧不拔意志的勇敢者。事实上,我在甘肃就是这样从地质队到地质局走过了十五年。我相信,靠自身的努力会走下去的,关键是要有学识、有建树。我暗下决心,一切从零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走下去。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想到的”

     

    人们常说,“先有伯乐,后有千里马”。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千里马”,但我要感谢那些认识我、了解我、信任我并给我锻炼机会的“伯乐”。没有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没有像孙大光等一批令人尊敬的老同志,我仍可能还在大山里。因此,对我来说,为“官”本是偶然之事,特别是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想到的。

     

    我常想,生活对我是公平的。岂止是公平,甚至有些偏爱。机遇也是难得的,许多人比我有才华,但却没有我这样的施展条件。现在,主要是自己要有知识、有力量,有胆略。在这些方面,我还差得那样远,知识不足,经验不多。我必须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在学习和事业上。

     

    1983年3月下旬,我在东北调研途中获知被增补为党组成员。我感到身上的压力平添了很多。

     

    5月24日,部党组召开在京处级以上干部会,进行副部长人选民意测验。同时,对我在甘肃地质局的表现进行调查。民意检测的结果表明,我受到大多数人的信任。党组又集中大家的意见,将人选提交处以上干部讨论。我又得到干部群众的肯定,而且意见较为集中。孙大光对朱训说:“看来,我们没有看错人。”

     

    10月10日,经中央批准,国务院任命我为地矿部副部长。我开始参与领导地矿部全局性工作。这一年,我41岁。

     

    望着那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我心中充满崇敬和感激之情。在我还未出生时,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在我上大学时,他们已经担任了部级干部。他们为革命和建设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如今又甘当年青一代的园丁和“铺路石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11月1日,我在党组会上说:

     

    “在这样短的时间,由于党的信任和工作的需要,我被连续提拔,担任如此重要的责任。而今天的我同昨天的我并无多大变化。我深感自己的知识水平、经验积累和工作能力,同党和人民的要求,存在不小的差距。我必须保持清醒,更加自觉、奋发有为,大胆地独立负责地做好党交给我的工作;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

     

    ……

     

    我曾在工作笔记上写道:“硬是同自己的公正廉明分不开。”在第二页写了四段话,其中两段分别是:“要做一个为坚持真理不怕被打倒的人。胆大心细,既要有硬劲,又要讲方法,处理问题要留有余地。”“要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对人民负责,在困难面前不退缩,立志采取积极进取的拼搏精神。”

     

    这是我的誓言,也是我的座右铭。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我的孩子将来读到这些记载,会知道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人的价值不是用工资的多少作为尺度的,人对社会的贡献也决不是以挣钱多少可以衡量的。今晚我决定第二次放弃提级的机会。第一次是在77年底,那次队上十四个单位有十三个半单位的同志提我,我写出大字报坚决让给那些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同志。这一次是我在被提升为副队长之后,又有多数单位的同志同意我,由于我主持队上的工作,不能先为自己打算,我又决定放弃这次机会。

     

    我的孩子将来读到这些记载,会知道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他是如何处理同党和人民的关系的。我要教育他们从小就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不靠天、不靠地,也不靠父母,自强自立。说实在的,作父亲的除了在道德品质上能给孩子作个楷模外,别的不会给予什么。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79年1月15日

     

    “一个忘不掉的场景”

     

    今天是星期日,上下午又均到队上办公了。

     

    下午见到几个衣服褴褛的孩子捡煤球,不由地想起去年12月25日在酒泉火车站遇到的那个孩子……

     

    那天,我送莉与春女上火车去兰州。晚上九点多钟,候车室大厅里烟雾腾腾,呛人的旱烟味熏得难忍。候车室温度不高,许多人围着一个铁炉子烤火,几乎都是乡下的农民。聪慧的春女依偎在我的身旁,孩子穿的很暖和,毕竟是在屋里,我把她的那个棉大衣脱下,免得外出感冒。这时莉忽然发现火炉旁边有个光身的孩子在睡觉,孩子长发垢面,上身一丝不挂,身上也涂满了污泥,下身穿的是破旧的裤子,无疑是个贫苦农民的孩子。我凝视着,此时莉在我耳边的许多话我并未听进去,而是陷入了苦苦的沉思……

     

    多少天来,那个光身的孩子和烟气腾腾的候车室一直浮现在我的脑中,难以忘却。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79年1月21日

     

    “我准备后三十年不折不挠,逆水行舟”

     

    西北的夏日照例是不热的,晚风吹拂,还有些凉爽。

     

    我坐在家中,静静地回忆三十七年的道路,思考着未来,用得着一句话概括,还是那颗倔强的头颅,还是那颗赤诚的心。三十多年的历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这并不好,容易满足,而且经不起波折。我准备后三十年不折不挠,逆水行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远大的目标,还得从点滴做起。对生活仍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无论多大的压力,不要中断学习和工作。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79年7月24日

     

    “人们常恭维我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

     

    我是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独身一人到兰州的,任职是省委七九年九月份批的。三个月来外出开会几乎占据了一半多的时间,其余主要是处理日常处务工作,根本没有什么起色,每日或参加一些会议,或批阅些文件,或坐在那里东翻翻、西看看,日子就这样从身边过去了。到了晚间,人们匆匆回家过那些小康生活,而我常独自一人默然呆坐。学习无一定计划,工作和生活也缺少目标,空费精力,磨人生命。人们常恭维说,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而在我看来,除了日益增长的虚荣之外,哪有什么意义呢?人的生命这样度过,该是多么可怕而又可悲啊!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80年3月16日

     

    “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不图虚名,不鹜虚声”

     

    今日接局党委通知,据地质部政治部政组84号文批复,经部党组批准,我被任命为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

     

    我的奋斗目标: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有较高的理论修养,要确立政治经济学的主攻课题,并在某一两个领域的研究上有所创见;要熟悉地质业务技术,尤其是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在指导地质工作中要运用自如,在地球化学和成矿理论方面要选择课题,深入研究,力争有所成效;要刻苦攻读外语,三五年内,亦即45岁以前要攻破英语;要做一个干练的管理干部,有远见卓识、明确目标,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要不图虚名,不鹜虚声,做事要有计划,应该办的事切实抓紧,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力求避免。

     

    立大业必须有大志,实现自己的目标更要有非凡的勇气和极顽强的毅力。我将为祖国奋斗一生,并将此精神留给我的儿女。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81年4月7日

     

    “得官不欣,失官不恨”

     

    十一月初接通知,经中央组织部批准调部,任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地质矿产部)。

     

    十一月八日去陕西,调研科技进步问题。

     

    十二月四日返京,正式报到上班。

     

    十天来,熟悉情况,完成陕西调研报告初稿,十一日上午向部汇报。

     

    珍惜时间,提高效率,等于延长寿命。

     

    得官不欣,失官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

     

    置生死于度外,视富贵于粪土。

     

    自不惑年起,要有个新的开始,不贪一得之功,不存一孔之见,卧薪尝胆,刻苦学习,求真知灼见。自勉。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82年12月16日

     

    “入学仅几个月,我便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

     

    母校培养了我克服困难、勇于担当的勇气。

     

    选择了地质,就选择了艰苦。从入校(北京地质学院)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长期吃苦的思想准备,抱定以极大毅力克服困难的信心。我深信奋斗可以创造一切,也可以改变一切。然而,困难来得比预想的要早。入学仅几个月,我便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那时,肺结核是一种可怕的病。刚上大学就染上了这种病,又要全休、不能上课,这对我是个打击。但我认为,人要垮,首先精神先垮。只要精神不垮,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我的意志和身体。因此,我从不放弃锻炼身体,更加努力自学。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参加考试的几门课程,包括没有上完的结晶学都获得了优秀。半年后,医生允许我每天学习4小时,以后又增加为8小时。但我不把自己当成病人,坚持跑步、打球,不仅全天上课,而且早起晚睡。班上的同学都忘记了我还是个病人。殊不知,我是直到大学临毕业时才摘掉肺结核的“帽子”。大学五年全部考试课程(除一门外)、所有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都获得了优秀。

     

    ——摘自学习研究笔记引言《积累知识为人民》

     

    “我特别爱读名人传记”

     

    在学校学习期间,我阅读了大量政治、历史和哲学书籍,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也读林肯、华盛顿、丘吉尔、甘地的书;读孔孟老庄、商鞅、王安石、范仲淹的论述,也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歌德、亚当=斯密的名著。我特别爱读名人传记。《马克思传》、《恩格斯传》我爱不释手。马克思“为世界工作”的名言一直激励着我。这些著作震撼了我的心灵,锻造了我的意志,照亮了我生活的道路。我不仅读书而且笔记。我经常把名人格言抄在笔记本上,常看常思,常看常新,激励自己,下决定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

     

    到了兰州工作后,我还想学英语。1980年夏天,我报了职工业余英语学习班,每周三个晚上上课,每学期学费8元。一个近40岁的人,与一群年轻人一起学习,更应该努力。我的英语发音不准,常混有俄语的口音。有一次,老师让我站起来朗读课文,因为发音不标准,老师还在课堂上调侃我。即使这样,我还想一直坚持下去。后来因调到北京工作而停止了。我只学了两个学期。至今,我仍为未能完全掌握英语而深感遗憾。

     

    ——摘自学习研究笔记引言《积累知识为人民》

     

    (日记来源:《温家宝地质笔记》;图片由地质出版社提供)

    温家宝笔记日记选


    胡为正(左一)在向青年地质队员讲授地质知识

      古人说,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

      作为一名普通的地质科技工作者,胡为正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业操守;而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他也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在党旗下举起拳头时的铿锵誓言,并深深影响着下一代年轻的地质人。

      然而,在收获荣誉的时候,他却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可组织和领导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深知,离龚全珍式的干部要求,我还有很大差距,我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建设和谐秀美江西尽我绵薄之力!”


      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江西省举行了推选“龚全珍式好干部”活动。这是江西省深入实施“连心、强基、模范”三大工程,广泛开展“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争做龚全珍式好干部”活动取得的重大成果。此次活动中,江西省委做出决定,授予江西省各行业共10名同志“龚全珍式好干部”称号。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西藏区调队队长胡为正位列其中。

      “站上这个讲台之前,我刚从西藏高原上下来……我演讲的题目是《跋涉在雪域高原》……”这是胡为正在当选为“龚全珍式好干部”的表彰会上发言的开场白,简单,直接,不加渲染。

      在胡为正的同事眼里,他的确不善言辞,但他担得起“龚全珍式好干部”这个称号。

      胡为正,1963年出生,现任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西藏区调队队长,高级工程师。他从事野外地质勘探工作三十余载,却有一半的时间停驻在远离内陆的西藏,工作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从2000年起,为响应国家开发大西北的号召,他带领一支队伍在青藏高原一干就是14年。队员在不断变更,而他却始终坚守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

      高原环境的恶劣是有名的:低温、缺氧、风雨变幻莫测……但是,14年中,他坚持战严寒、斗风雪,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上挑战极限,参与和主持完成了西藏找矿项目9个,每个项目从设计、野外验收到最终评审均获优秀;他带头完成的项目先后获原地矿部勘查成果三等奖2次,全国图幅质量展评优秀奖1次;他参与完成的《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012年5月,他被国土资源部授予“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先进个人”称号。 他带领队员,在西藏先后发现了10余处铜、铁、砂金等矿化线索,提交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受到中国地调局的嘉奖。

      在“龚全珍式好干部”的评选过程中,他的同事评价他说,胡为正艰苦奋斗、敬业奉献、开拓创新,是江西省地矿局的先进代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是新时代地质人赋予“三光荣”精神的新内涵。他自己却说:“和龚全珍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教育事业奉献光和热的精神相比,我的成绩微不足道,但她一直是我心中的标杆。”


      温暖的“藏羚羊”

      和胡为正的徒弟们聊天,是在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的一间大会议室里。大大的圆形桌子,众人围坐。气氛从拘谨慢慢变得轻松。看得出来,每个人对胡为正都是敬重中饱含深情。

      这几年,胡为正带的徒弟都是80后。他们一毕业就跟着胡为正去了西藏。他们说,胡为正是“严父型”的领导,是老师,但更像父亲。“严”体现在工作态度上,而“父”则体现在生活上。

      1985年出生的高原毕业后的3年时间里都是和胡为正在一个项目组,“他会在工作中一遍一遍地叮嘱你:来了地调院,所有做的项目,以后都会用在发展西藏上,所以你们的态度必须认真。你们来这么苦的地方就是为了学东西。只要认真了,你们也一定会学到更多,以后在面对更多困难的时候,也就会更有底气。”高原说,从年轻人的视角看,真的感触很深,“跟着他,你会学到除专业以外的更多和人生有关的东西。”

      同是80后的江湖,刚毕业来地调院1个月,就赶上院里成立了青海沱沱河区调突击队。他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跟着队伍向沱沱河进发。刚到驻地,队伍里很多年轻人就出现了高原反应,也包括江湖。“我们到了一个姑且叫做‘宾馆’的地方,大家都难受得不想多走一步,艰苦的环境,大家心里难免有些失落,特别想能有人安慰一下……其实胡队长那时候也在病着,但他还是到大伙儿的房间和大家聊天,讲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大家一下子就觉得心里有了依靠。”江湖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

      在青藏高原,他们更愿意偷偷地在背地里叫他“ 藏羚羊”。他们说,藏羚羊以善于在高原上奔跑而著称,被称为“青藏高原的骄傲”。在他们心中,亲如父兄的胡为正就是那只让人温暖的“ 藏羚羊”,为了工作,时刻奔跑,不眠不休。

      对于这个“别称”,胡为正说,他倍感骄傲,因为这是同事对他工作态度的认可。而作为队长兼项目负责人,在这被称为人类难以生存的“地球第三极”, 他和他的队友面临太多未知的困难和风险,他必须扛起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西藏工作区,队员们每天早上7点左右就整装出发,一路上逢山过山,遇水过水,还要不停地测量、记录、采样。饿了,中午在山上吃点干粮,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背着几十斤重的岩矿石标本和设备往回赶。

      没有去过高原的人不知道,在高原,每前进一米,要花费相当于在内地步行上百米所付出的力气。而胡为正带着他的队员一天要翻越好几座高差几百米的山头。在高原上,胡为正和他的队员们是一个流动迁徙的“群族”,平均每20天搬一次家。由于缺氧,饭菜烧不熟,胃口差,队员们经常出现胃痛和病毒性感冒,每年野外工作都要瘦十多斤。藏北高原的昼夜温差大,气候特别干燥,大家经常出现脱皮、唇裂、冻手的现象,很多人都得了痔疮。长期的高原工作环境,让许多队员都患上了各种疾病,比如血压偏低、心跳变慢、记忆力减退、指甲变形、心脏肿大等。很多队员经常白天出野外,晚上回帐篷打吊针。“我们的帐篷就像医院的住院部。但大家都顽强地坚持着,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也正因为有这样一支坚强的队伍,胡为正感动和骄傲,他也用自己的行动去分担更多的责任。每一次分配任务,胡为正都会把最艰险的地质路线留给自己。而在工作过程中,他要细心观察地质现象、做好记录,还要照顾体能较弱的队员,帮着背包、标本和样品。回到驻地,队员们劳累了一天,大多倒头便睡,胡为正还要汇总大家当天的填图资料,安排第二天要跑的地质路线。

      2012年5月,胡为正和他的队友们在为完成隆格尔矿产调查项目做准备。按技术要求,队伍必须穿越一座海拔6000米的高山鞍部才能更充分完善调查资料,但这却是一次对生命极限的严峻挑战。

      汽车只能把队员送到4800米的高度,余下的路只能靠队员一步一步攀爬。随着海拔的升高,空气愈来愈稀薄,气温越来越低,雪山的坡度也愈来愈陡峭,体力消耗愈来愈大,前进速度变得十分缓慢,由最初前进100米~200米体息一次,最后竟然走一步要喘三口气。当接近顶峰时,由于岩石受强烈风化和崩塌作用,雪山异常陡峻,只能贴着山坡缓慢地匍匐前进。尽管如此,胡为正还是带着队员们拍照、画素描、采集样品。

      等完成点上的工作下山的时候,由于体内盐分消耗过多,胡为正和他的队员们觉得喝水已不能解渴了,即使是平路,两条腿也非常沉重。又累又饿的胡为正却在这时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地质现象,为两个时代地层的接触关系出露点。他刚要停下来记录地质数据,一向最能吃苦的藏族向导却不耐烦了,催促他要快点赶路,否则太晚了山上很危险。胡为正让向导带着他的队员先回驻地,他一个人转到一个小山包后面去寻找地质数据,拍照,画素描,做好地质路线调查工作。
      
      江湖说,这些在和胡为正一起工作过的同事眼里,并不稀奇。“即便是他病了,腰疼得根本没法直起来,走路也一拐一瘸,他也会装着没事人似的,照旧第一个从帐篷里爬起来,敲开冰层取水,为队友们准备好早饭,然后坚持和队友一起跑路线。”“高原上昼夜温差大,每到后半夜,帐篷边上漏风的地方都是白霜……炉里的火熄了,帐篷里就会冷得刺骨。你知道的,从熟睡中醒来,并且从稍有温热的被窝里爬起来给炉子加煤,这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但是,从胡队长和我们睡一个帐篷开始,我们的炉子夜里就再也没熄灭过。”


      留在沱沱河的遗憾

      2012年10月,为了能更合理安排高原上的工作进程,尽早结束这里的任务,节省更多的人力物力,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成立了青海沱沱河项目区调突击队。胡为正被再次推选为队长。而彼时,他刚刚结束了一年的西藏野外工作,乘坐越野车疾驰在返乡的路上。

      “这时接到院长电话,让我再上高原无人区,我一下懵了,我才从高原回来呀!这时,我多希望立刻就能见到亲人,与妻女团聚;多想让疲惫的身体回家得到充分休息。但我知道,组织上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我怎能辜负!”当月26日,胡为正带领34名突击队员,再次启程向可可西里进发。

      可可西里,胡为正深知,这将是一次充满不测的远行:这一年的2月19日,陕西物探队3名地质队员在这里失踪;11月17日,北京地质队三名地质队员在这里不幸遇难。而他的34名队员中,高原刚刚告别出生才几天的孩子,熊伟推迟了早已经敲定的婚礼,罗小川背负着父亲去世的悲痛!

      在唐古拉山以西、乌兰乌拉湖边的藏北无人区,海拔五六千米,常年冰天雪地,生活用水靠凿冰化水,气温常在零下30摄氏度,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高寒地,土豆和鸡蛋永远是冰坨状。迷路、陷车、野兽侵袭以及疾病等,几乎每天都在威胁着队员的生命。

      “在这里,队员们每天要负重步行十多千米,吃的是冻成冰疙瘩的食品,住的是跟着狂风一起摇晃的帐篷。在这里,墨镜不再是时尚的装饰物,而是在冰天雪地里保护眼睛的必需品;在这里,鞭炮不再是喜庆的象征,而是为了吓走不期而遇的野兽;在这里,速效救心丸不再是心脏病的急救药,而是每个队员缺氧救助的必备药!”胡为正把这段深刻存留在记忆里的日子写进了他表彰会上的发言稿里。依照他的性格,写下这些,只是因为心疼那些默默跟随他奋战在藏北无人区的年轻队员们。

      对于这份深情,和他一起奋战在藏北高原的队员们有着更深刻的领悟。

      2012年 11月28日的傍晚,安多工作站打来卫星电话找胡为正。

      电话是安多工作站的朱波打的,“我很委婉地告诉他,他父亲病故了。信号不好,通话时断时续,持续了很久。我打电话时也并不知道老人家去世了多久……他长久沉默。”

      在此前的一个月,从西藏回来,回到江西,胡为正去老家看望病中的父亲,却没有向组织提出要求留下来照顾父亲,而是随即又带着队伍进驻沱沱河。

      “其实,那时候,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是,胡队长会走么?因为当时工作刚刚捋顺思路,准备进入更艰苦的攻坚阶段。”高原说,“挂了电话,胡队长一个人进了一间帐篷,很久没出来。我们都默默为他收拾行李,没人去打扰他,因为同为男人,我们知道他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去处理他的悲伤。”“过了很久,他走进我们的帐篷,‘明天出野外!’‘你呢?’‘我不回去!’”

      “哎,我当时快要哭了……”高原说。

      这次变故,江湖也亲身经历,“胡队长说不回去,明天和大家一起出野外,我一直在想,第二天要怎么和他打招呼,可能所有的安慰都是苍白的……出野外,大家一路都很沉重,特意在车上放特别欢快的歌调整情绪,希望在见到胡队长的时候给他带去更正面的情绪。”

      没人知道当时胡为正是怎么想的,经过了怎样的内心挣扎才决心留下。多年以后,他在表彰会上坦白当时的心情,“我默默地看着队友们忙碌,茫然地望着帐篷外呼啸的寒风,又回头看了看堆满帐篷的地质资料和标本。兄弟们啊,此时此刻,我怎么能离开你们?突击队的工作眼看就要步入三分之二的阶段,正是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只要一个人离开,工作就将出现空缺,突击任务将很难如期完成,更何况我是一队之长。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思前想后,我决定留下来与同伴们继续战斗。然而,我内心却如刀割一般疼痛,面朝南方,我跪在地上:父亲,不孝儿子在这里给您送行了!”

      两个月后,他终于带领他的队员们一起战胜了重重困难,无人区——可可西里的攻坚战大获全胜。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几年的锤炼,我身边的几个80后青年,都已经成长为项目副负责人,基本上能够独当一面了。”胡为正说。

      一份付出一份收获。而在每一份付出的背后,都有一个坚强的支撑。对于胡为正来说,这个坚强的支撑是妻女的理解与支持。

      “说起家庭,我满腹内疚。对于妻子和女儿,我有太多的亏欠,妻子是个随队家属,瘦弱的她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她常戏谑说,家对于胡为正来说,更像是旅店,胡为正是随季节迁徙的动物,冬季才来家里暖一下。”

      “女儿从小学读到高中,我从来无暇过问。女儿转学来南昌读初中,几个中学都不肯接受,妻子急得掉眼泪,我却远在西藏,无能为力。多亏院领导和同事们伸出援手解决了困难。”

      对于母亲,他也心有亏欠。因为常年在外奔波,很少有时间陪伴母亲。2007年,胡为正在从西藏返回南昌的路上,接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后来才知道,母亲几天没进一点食物,睁着眼睛,硬是等了他几天,直到见到了儿子才安然闭上了眼睛。




    一只“藏羚羊”的雪域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