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经绥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杨经绥在智利开展现代洋壳调查野外工作

2015年春节期间，杨经绥率团队在智利开展野外工作

杨经绥与白文吉研究员在俄罗斯乌拉尔野外

对杨经绥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2017年11月28日，中国科学院公布2017年院士增选结果，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杨经绥光荣当选。

杨经绥发现和厘定了我国柴北缘、东秦岭和西藏松多等3条高压/超高压变质带；厘定了东昆仑阿尼马卿和西昆仑库地蛇绿岩组合，为建立高原北部古板块体制的演化作出重要贡献。他建立的“蛇绿岩型（罗布莎型）金刚石”，为世界开启了研究深地幔物质的重要新窗口。

杨经绥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已经整整40年。40年里，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爬上了数不清的山峰。对他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从书本到野外

青藏高原给了他最好的淬炼

1977年，杨经绥从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那时的他血气方刚，大学期间系统而刻苦的学习，让他装了满脑子地质学知识。可对地质学研究来说，野外实践尤其重要。刚刚走出校门的杨经绥，最需要的就是到野外一线去历练，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投射到岩石上，真正走进大自然的地质王国。

这时，青藏高原的群山发来了遥远的呼唤。1978年正是全国铬铁矿会战的尾声，杨经绥参加了西藏藏北东巧铬铁矿和蛇绿岩填图及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和罗布莎铬铁矿调研项目，他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就与这片大山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杨经绥无疑是幸运的，青藏高原虽然气候严酷，工作条件艰苦，但其地质的独特性、复杂性，作为野外地质工作的历练场，是再好不过的了。杨经绥满腔热血地投入野外工作中，跑路线、看剖面、填图、写报告，高寒缺氧的环境并没有难住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知青经历。入学长春地质学院之前，杨经绥曾在北大荒从事了5年生产劳动。茫茫荒原，天寒地冻，练就了他健壮的体质，馈赠给他勇气和毅力。杨经绥曾说，经历过北大荒岁月，他对任何恶劣的自然条件不再有畏惧感。

项目负责人白文吉特别器重这个工作勤奋、踏实的小伙子，经常鼓励他，指导他。这让杨经绥很快成长起来，熟练掌握了一项项专业技能。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已经从初出茅庐的书生变成能够在野外独当一面的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

项目结束后，杨经绥从西藏回到北京，但他很快就等来了再上高原的机会。1980年，中国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地学研究项目同时，来自全国的地质精英组成了18个青藏高原地质调查分队，准备全面开展高原地质研究。得知这一消息后，杨经绥马上跑去找刚刚被任命为第一分队队长的姜春发。“姜老师，我在西藏东巧铬铁矿区填过图，很喜欢和向往高原工作，也不怕吃苦，让我加入您的团队吧。”杨经绥诚恳而充满期待地说。姜春发对杨经绥的人品和工作态度已有耳闻，痛快地答应了这个主动请缨的年轻人。

这一去就是5年。杨经绥在人烟稀少的高原，从事东、西昆仑蛇绿岩研究，探索曾经浩瀚的大洋，如今成为莽莽昆仑山的地质构造背景。在旁人看来艰苦而寂寥的工作，杨经绥却说“干得很过瘾”。是啊，昆仑山口、帕米尔、红其拉甫、阿里……光是这些名字，就有种天高海阔的豪迈。几辆车，几个人，带上帐篷、汽油、日用品，一跑就是几个月。最长的一次，他们在野外连续工作8个月。

在神奇美丽的边疆，杨经绥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搞地质研究，看再多教科书，都不如去野外现场看一看。但光在野外跑，也不行。必须带着思考，带着科学问题跑。”随着对东、西昆仑上这一带了解的加深，杨经绥脑子里产生了一个个地质科学问题，他一边在野外工作，一边寻找问题的答案。

项目结束时，项目组合作的专著《昆仑开合构造》获得了当年原地矿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姜春发把杨经绥的名字放在了作者中的第二位。“姜老师，我们7个人，我年龄最小，排在第二个不合适吧？”杨经绥一度谦让。姜春发说：“这个排名顺序是按照对项目贡献的大小，而不是年龄大小。”

走出校园后，杨经绥一脚踏入的野外，就是青藏高原，一晃就是8年。这段时期，杨经绥谦虚地称之为实习阶段。通过“实习”，他加深了对岩石、构造的认识，熟悉了青藏高原的地质环境，增长了见识，为之后的地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披荆斩棘的地学研究利剑，经过淬炼，锋芒初露。

解密特提斯

海外留学给了他全球的视野

1986年，杨经绥被公派留学加拿大，在达霍西大学吉姆霍尔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早在两年前，霍尔教授就认识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1984年，杨经绥到塞浦路斯参加国际科学钻探培训班。他和来自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两名学生一组进行地质填图、写地质报告，吉姆正是指导老师。杨经绥过硬的基本功和严谨的科学作风让吉姆印象深刻。

再次见到杨经绥，吉姆问他：“你的论文打算做中国的青藏高原还是塞浦路斯呢？”杨经绥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用3个月的时间查阅各种英文文献，了解国际地学界岩石和构造领域的研究情况。当时，关于青藏高原的研究很少，文献多数来自国内。而关于塞浦路斯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已经有大量的论文发表，研究比较深入。塞浦路斯拥有全球最经典的古特提斯洋地质遗迹，记录了完整的地质层序和特提斯洋的历史。研究古特提斯洋形成和关闭的过程，有望对地球上大陆和海洋的形成产生新的认识。青藏高原，也是古特提斯洋的一部分。选择塞浦路斯，便于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也便于导师的指导。而选择塞浦路斯，也意味着必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发现，挑战性很强。吉姆认可了他的选择。

1987年，杨经绥再次来到塞浦路斯。吉姆帮他联系了当地一户人家，让他住在家里面。每天一大早，杨经绥就骑着山地车上山去，一个接着一个地看地质剖面，详细记录地质特征。有一天下山时，山地车速度很快，不小心撞到一道坎，连人带车都飞了出去。杨经绥的膝盖摔破了，山地车也摔坏了。那里距离他住的地方还很远，正发愁怎么回去时，幸好一辆卡车路过，停了车。车上下来一个当地人，在了解了杨经绥的困难之后，答应帮他修车。好心人把杨经绥带到家里，在车库里帮他修好了山地车。“真没想到一个中国年轻人会骑着自行车，在我们国家的大山里辛苦地研究地质，太了不起了。”

回到住处时，天色已晚。杨经绥远远地望见他借宿那户人家的老妈妈正在门口焦急地眺望。看到杨经绥，她眼泪流了出来，“到了时间还没回来，我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我没事，就是摔了一跤，车子已经修好了。”杨经绥一边安慰老妈妈，心中一股暖意涌了上来。

过了段时间，吉姆来检查杨经绥的工作，在看了他的各种记录和成果后，对他野外工作的扎实大加赞扬。反过来，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培养方式、和善正派的为人，也给杨经绥很多有益的影响。

杨经绥的博士论文《塞浦路斯古海底构造重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认识，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海外留学生涯，给了他地学研究的全球视野，使他把握到研究领域最前沿的脉动。他的剑，磨得更锋利了。

毅然返高原

在我国发现两条超高压变质带

1994年春节，杨经绥在大洋对岸收到时任中国地科院地质所所长许志琴发给国外留学人员的新春贺信。许志琴在信里说，所里正在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研究项目，祖国需要人才，欢迎他们回来参加。

看到信后，杨经绥思绪万千，激动不已。青藏高原，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是他熟悉而热爱的地方。当年，自己还有一些问题没搞清楚，如今增长了知识，回去一定要解开谜题。

4个月后，杨经绥就坐上了回国的飞机，又从北京直奔东昆仑。那又是一段过瘾的时光，故地重游，杨经绥的眼里却看到了比过去更丰富的东西。同时，他也感受到了团队良好的科研氛围，每个人都很努力、很敬业。“我一直认为，搞科研，一方面要找到兴趣点，另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团队。许志琴院士带领的青藏高原研究团队，正符合我的期待。更重要的是，我的事业在中国。”于是杨经绥对许志琴说：“我想回来，正式参加你们的项目。”许志琴听了非常高兴。

杨经绥的选择是正确的。1995年，地质研究所破格评杨经绥为研究员，1996年他开始带研究生，1998年被聘为地质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3年，杨经绥获得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宣传部、教育部、统战部、科学技术部六部委颁发的“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2007年，他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每一年，杨经绥和同事们都有很长一段时间奔波在青藏高原的野外。他们去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甚至无人区。危险时刻躲藏在他们身边。1997年在可可西里，科研团队突遇暴风雪，温度极低，气压下降，几乎所有人都被强烈的高原反应击倒。到了夜里，一位同事突然昏迷，情况危急，急需输液，可蜷缩在车里，液体怎么也输不进体内。为了挽救同事的生命，杨经绥二话不说，爬到车顶，高举起吊瓶，在凛冽的风雪中站了一个小时，直至同事病情好转。2004年秋天，杨经绥和他的科研小组在野外作业时，不幸遭遇车祸。他受了重伤，断了五根肋骨和一根锁骨。在危难之时，他首先想的是别人，让医生先抢救别的伤员。在敦煌医院重症病房里，他还念念不忘工作。

就在他们经历艰险的时候，新的发现也悄悄到来了。1996年，杨经绥和同事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鱼卡发现了榴辉岩，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都兰发现榴辉岩和含柯石英片麻岩，建立了中国西部一条长350千米的早古生代超高压变质带，开辟了西部超高压变质岩研究的新热点。

“榴辉岩和柯石英是板块碰撞时在超高压条件下形成的。温度不能太高，压力却要很高。基于当时的发现，我推测我国大陆沿着中央造山带发生过两次碰撞，一次发生在5亿年前，一次在2亿年前。但是推测需要证据来支撑。”杨经绥说。

2002年，支撑他推测的证据终于被找到了。那年春节期间，杨经绥和同事采用激光拉曼谱方法，对从秦岭取回来的几千个样本进行研究，从中发现典型的超高压矿物——金刚石。秦岭金刚石的发现，为中国西部的超高压变质带延至东秦岭提供了关键性的科学证据。杨经绥等人据此提出了沿中央造山带存在4000千米的早古生代和印支两期超高压变质作用事件的巨型超高压变质带的大思路，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柴北缘和东秦岭两条超高压变质带，已被国际超高压权威标注在新的全球超高压变质带分布图上，为推进超高压变质带研究和中国关键构造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

罗布莎突破

深地幔研究领跑世界

杨经绥心里，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1980年，西藏罗布莎铬铁矿，选矿时选出了金刚石。此事曾轰动一时，多数人不相信，认为地质背景完全不对，不可能出现金刚石。还有几名外国专家专程来考察，认为选出的金刚石是混染的。

当年，杨经绥和老师白文吉就在罗布莎，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明明就是金刚石！杨经绥意识到，把这件事情研究清楚，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有可能会带动重大理论突破。他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弥补自己和白老师当年留下的遗憾，重回罗布莎。

2006年，杨经绥如愿承担了罗布莎铬铁矿研究项目。这一次，他们很快就又发现了金刚石，而且是在原矿石里发现的。可消息传出去，国际地学界依然是一片质疑声。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来了，日本的科学家也来了，要取回样品自己验证。当他们也选出金刚石，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微量元素分析后，终于相信了中国科学家的发现。他们就像发现新大陆般惊喜万分，回国后，在各种会议上为罗布莎的金刚石正名。铬铁矿里金刚石等超高压矿物的发现，把过去认识中浅部的地质运动，一下延伸到400公里深。

过去研究地球深部的运动，都是在实验室里模拟，找不到样品来研究、来证实。如今终于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岩石，来讲述地球演变的故事。美国一位院士撰写文章指出，杨经绥团队发现的罗布莎型金刚石，或者说蛇绿岩型金刚石，为世界地学界打开了一扇研究深地幔矿物和作用的窗口。2015年，国际地科联批准了国际地球科学研究计划“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IGCP-649）。

杨经绥的全球视野，让他提出全球化的研究思路，即从全球尺度选择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代表性蛇绿岩，查明金刚石等强还原超高压矿物群在古今大洋岩石圈中的空间展布、赋存状态及其形成和保留机制，探讨和揭示全球不同构造背景的地幔物质组成和深部地质作用。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们的团队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国家基金委支持，分别开展了塞浦路斯特罗多斯、阿尔巴尼亚、缅甸、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地的蛇绿岩和铬铁矿调查取样。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地幔研究中心团队通过蛇绿岩型铬铁矿这个窗口，研究地幔过渡带深度的矿物群，探讨铬铁矿的深部成因，为蛇绿岩铬铁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我国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和领跑地位，带动了多国科研人员参与合作。杨经绥说：“例如，我们目前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科研人员开展广泛和深入合作，每年我们都有研究人员去国外开展地质调查，取回不少样品，进行实验室合作研究，以我为主发表了合作论文。有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已经用我们提出的研究思路，申请到了科研项目，并且邀请我们为项目指导。”

2017年，杨经绥带领各国科学家在古巴采集了近3吨蛇绿岩和铬铁矿样品。运用现代高科技分析测试手段，它们可能揭开古加勒比大洋的裂解和关闭历史，同时可以探讨铬铁矿的成因，探讨深地幔矿物和深部物质的循环和侵位。明年，“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计划去澳大利亚和新加里多尼亚举办研讨会并进行野外调查取样，将首次取得南太平洋小岛上的铬铁矿。杨经绥说：“我们十分期待，来自地球南半球的样品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奥秘。”

40年的科研生涯，杨经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向着心中坚定的方向一步步攀登。如今，他已经带着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自豪，登上了深地幔研究的世界高度。但他依然没有松懈，因为更美的风景在更高更远处。

“海洋六号”收缆起航

“海洋四号”科考船在南极

时隔26年，重返南极。

这是两艘科考船的南极情缘，也是两名南极科考队员的人生故事。

2016年12月28日14时，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所属的“海洋六号”船从智利最南端城市蓬塔起航，直奔南极，执行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海洋六号”航次任务。参加科考的72位科考队员中，曾到过南极的仅有寥寥几人，何发光、邓希光是其中的两位。

何发光：重返南极的见证者

翻看着当年的老照片，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船舶大队大队长、在这次南极科考中担任“海洋六号”船指导船长的何发光，向记者讲述了26年前的南极故事：

1990年10月到1991年5月，科考船“海洋四号”赴南极海域，作为中国第七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成员之一，在南极海域开展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综合调查。这是我国在南极海域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综合调查。当时，何发光刚刚从大学毕业，以见习二副的身份随船出航。

何发光回忆道，“海洋四号”船只有3000多吨，比现在的“海洋六号”小了1/3。船上90多位科考队员，大多是4人一个房间，上下铺，没有独立的卫生间，没有造水机，淡水非常缺乏。到南极后，更是如此。为了节约用水，船上一大半以上的队友都剃了光头。

何发光告诉记者，当时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通信条件差，和家里联系主要靠写信，往来一次要一个多月。那时，观测气象变化主要依靠人工。有一次，极地突发气旋，而“海洋四号”正火速赶往锚地避险，由于风浪太大，抛下锚链后也一直没能稳住，情况万分紧急，只能拼命迎风顶住，直到最后关头，锚链咬住，船才稳住了。

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成为何发光最宝贵的人生记忆。他把这些照片存进手机，随身携带。2016年5月，在得知“海洋六号”被批准执行第33次南极科考航次任务后，已经50岁的何发光主动请缨，报名参加这一重大任务。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当年经历的一次回顾，更是对中国极地科考能力显著提升、极地科研欣欣向荣的亲身见证。

何发光说，20多年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一直有着重返南极的梦想。“海洋六号”入列后，很快开展了极地工作能力论证，论证结果认为具备在极地夏季浮冰区开展工作的条件。后来，又经过了几年大洋工作的磨练。到2015年，“海洋六号”南极科考工作开始筹备，获得国家极地主管部门批准后，船舶大队作了充分准备。

如今的科考船“海洋六号”，不仅配备了现代化的通信联络设备，还可以定时接收卫星云图，大大提高了船舶的避险能力。在科考生活条件方面，更是有了很大改善，比如，开放了微信、网络电话等，科考队员们每天都可以和家里联系。船上装备有造水机，生活用水很方便。为了这次南极科考，还专门更换了登陆艇、救生艇，并专门为每位科考队员定制了整套的防寒服装、鞋帽等。

26年过去了，何发光亲眼见证着我国科考船工作生活条件发生的显著改善。

邓希光：新一代大洋南极科考中坚

邓希光是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矿产所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担任“海洋六号”船南极科考航次的首席科学家助理。他师从我国第一代“南极人”、我国南极地质科考事业开创者刘小汉。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邓希光于1997年11月~1998年1月，从智利蓬塔乘坐西班牙科考船出发，在西班牙科考站开展南极科考，并完成了题为《西南极南设得兰群岛中新生代火山岩基底沉积学及其大地构造制约》的博士论文。19年来，随着我国极地科考任务的持续开展，参与其间的他也已经成长为新一代的大洋南极科考中坚。这次南极科考中，他将率领一个10人团队完成登陆考察。

在蓬塔港外抛锚期间，邓希光给“海洋六号”船科考队员们作了关于南极科考的科普讲座。他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南极概况、区域地质研究现状、研究程度以及我国南极科学考察的主要情况，并展示了自己19年前参加南极考察的经历。

邓希光说，南极是地球上至今未被开发、未被污染的洁净大陆，蕴藏着无数的科学之谜和信息，是科学研究的圣地，与全球环境变化、经济可持续发展、人类的生存和命运休戚相关。如今，我国南极科考的调查力量，调查深度和工作环境，都比以前有了很大进步。从早期的“向阳红十号”，到中期的“极地号”、“雪龙号”，到“海洋六号”科考船，特别是现在，新的极地科考船已经开工建设，反映出我国对极地工作的重视。

自1984年组织第一次南极科学考察以来，我国已经完成了32次南极科学考察，建立了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4个南极科学考察站，在极地冰川学、海洋学、地质学、生物生态学、大气科学、日地物理学等领域积累了大量观测数据，建立了极地科学数据和标本样品的共享平台，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科学新发现，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以2005年我国完成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地面进入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冰穹A，2009年在该地区建成我国南极昆仑站为标志，中国极地考察正在由极地大国向极地强国迈进。

在这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4月，我们迎来了第51个世界地球日。今年地球日的宣传主题是“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受疫情影响，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力学研究所围绕宣传主题，通过网上展馆、地球日宣传专栏以及科普长廊等通俗易懂、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弘扬李四光精神和自然资源科学普及活动。 

李四光纪念馆开通网上展馆，在线推出影视作品《走进李四光纪念馆》、《名人之后带您参观李四光纪念馆（上.下）》、《李四光是一面光辉旗帜》以及6集大型文献纪录片《李四光》，让您足不出户便能领略李四光的光辉一生，感受他爱国、求实、创新、奉献的科学家精神。通过《解读“天池”：山顶的湖》、《一带一路之地质瑰宝》等多篇优秀科普作品，进一步普及地球科普知识，提升公众对地球的认知程度,增强节约集约利用资源、珍惜和保护自然资源、建设生态文明、共建美丽中国的意识。

地质力学所外网创建了第51个世界地球日宣传专栏，包括科普获奖文章、科普书籍、科普课件、科普视频以及科普刊出文章等5大板块，展示了近年来所科研人员创作的近40个优秀科普作品。

在李四光故居的科普长廊上，组织了以《你真的了解海洋吗？》为主题的科普展示，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海底地貌、海洋生物、海洋资源等科普知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科学自然观，还是一种生态价值观，是开展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的价值追求。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世界地球日系列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社会各界的地球环境保护意识和资源危机忧患意识，倡导大家低碳生活、美化环境、关爱生命，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资源，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019年11月17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与中国科学技术馆联合主办，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普办公室（地学文献中心）、地质力学研究所承办的“李四光地质科普讲坛（第十一期）”暨中科馆大讲堂在中国科学技术馆举行,李四光外孙女邹宗平女士作了题为 “李四光的求学之路”主题讲座。北京市中小学生和家长等近400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李四光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地质科学奠基人之一，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领导人和开拓者。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称赞“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他把一生奉献给了科学和祖国的建设事业，他毕生研究地球科学，取得了诸多重大科学发现。本期讲座，邹宗平女士向大家讲述了李四光“上下求索、不懈奋斗”的求学历程，展示了李四光“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的成长足迹。李四光作为科学界的一面旗帜， 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而且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并发扬光大。

此次活动是落实《中国地质调查局科学技术普及规划（2017-2020）》的重要措施，是社会深度认识和全面了解地质调查工作的新窗口，在传播地质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了示范作用。中国地质调查局将针对地质调查重大突破性成果及地质文化精神，定期组织权威专家面向社会公众举办科学普及讲座，打造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李四光地质科普讲坛”。

时隔26年，重返南极。

这是两艘科考船的南极情缘，也是两名南极科考队员的人生故事。从1984年我国首次开展南极科考工作以来，正是依托一代代“极地人”的不畏艰苦、奋力前行，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极地科考的大国，还朝着极地科考强国的方向稳步迈进。

12月21日，“海洋六号”船来到了南极小镇——智利篷塔。这里是智利最南的城市，也是南极科考船补给的最后一站。参加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海洋六号”船72位科考队员中，曾到过南极仅有寥寥几人，何发光、邓希光是其中的两位。

翻看着当年的老照片，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船舶大队大队长，在这次南极科考中担任“海洋六号”船指导船长的何发光向记者讲述了26年前的南极故事：

1990年10月到1991年5月，科考船“海洋四号”赴南极海域，作为中国第七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成员之一，在南极海域开展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综合调查。当时，何发光刚刚从大学毕业，以见习二副的身份随船出航。这次行程不仅让他见到了企鹅、海豹和冰川大陆，也让初出茅庐的他真正体验到了南极科考的艰难困苦。

“海洋四号”船隶属于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它执行的这次科学考察，是我国在南极海域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何发光回忆道，“海洋四号”船只有3000多吨，比现在的“海洋六号”小了三分之一。船上90多位科考队员，大多数是4个人一间，上下铺，没有独立的卫生间，没有造水机，淡水非常缺乏。到南极后，更是如此，所有房间的水龙头都关掉，只留厨房一个水龙头，大家要洗脸刷牙冲凉，就拿桶到厨房去接水。在南极的几十天，都是这么过来的。为了节约用水，船上一大半以上的队友都剃了光头。要过春节了，为了给大家弄点水洗个澡，船上用缆绳牵着水管从长城站上取了一次水，费了很大劲。

何发光告诉记者，当时的通讯、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艰苦。和家里联系，主要靠写信，往来一次要一个多月，给每位科考队员也只配发了三件服装御寒。尤其是，气象预报条件还比较差，每天要依靠人工观测气象变化，由于极地气候状况变化莫测，科考船几次遭遇险情，有一次差点船毁人亡。当时，极地突发气旋，“海洋四号”火速赶往锚地避险，由于风浪太大，抛下锚链后也一直没能稳住，情况万分紧急，只能拼命迎风顶住，直到最后关头，锚链咬住，船终于稳住了。当晚，降下暴风雪，第二天早晨，大家发现船钟上被冻上了厚厚的一层冰。

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成为何发光最宝贵的人生记忆。他把这些照片存进手机，随身携带。今年5月，在得知“海洋六号”被批准执行第33次南极科考航次任务后，已经50岁的何发光主动请缨，报名参与这一重大任务。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当年经历的一次回顾，更是对中国极地科考能力显著提升、极地科研欣欣向荣的亲身见证。

何发光说，20多年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一直有着重返南极的梦想。“海洋六号”入列后，很快开展了极地工作能力论证，论证结果认为具备在极地夏季浮冰区开展工作的条件。后来，又经过了几年大洋工作的磨练。到2015年，开始筹备开展南极科学考察这项工作，获得国家极地主管部门批准后，船舶大队做了充分的准备，自己投入精力也比较多，也比较早就报名了。应该说，和26年前相比较，现在科考船工作生活条件都好了很多。现在去南极，没有以前想象的难度那么大了，有信心完成任务。

如今的科考船“海洋六号”不仅配备了现代化的通讯联络设备，可以定时接受卫星云图，大大提高了船舶的避险能力。在科考生活条件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增加了很多人性化的内容，比如，开放了微信、网络电话等，科考队员们每天都可以和家里联系。船上装备有造水机，生活用水很方便。一般科考队员或单间或两人一间，有独立的卫生间，生活居住条件都有了显著改善。为了这次南极科考，还专门更换了登陆艇、救生艇，新增了通讯卫星网络设备，并专门为每位科考队员定制了整套的防寒服装、鞋帽等。26年过去了，何发光亲眼见证着我国科考船工作生活条件发生的显著改善。

邓希光是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矿产所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担任“海洋六号”船南极科考航次的首席科学家助理。他师从我国第一代“南极人”、我国南极地质科考事业开创者刘小汉。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邓希光于1997年11月-1998年1月，从智利篷塔乘坐西班牙科考船出发，在西班牙科考站开展南极科考，并完成了题为《西南极南设得兰群岛中新生代火山岩基底沉积学及其大地构造制约》的博士论文。19年来，随着我国极地科考任务的持续开展，参与其间的他也已经成长为新一代的大洋南极科考中坚。这次南极科考中，他将率领一个十人团队完成登陆考察。

在篷塔港外抛锚期间，邓希光给“海洋六号”船科考队员们做了关于南极科考的科普讲座。他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南极概括、区域地质研究现状、研究程度以及我国南极科学考察的主要情况，并展示了自己19年前参加南极考察的经历。

邓希光说，南极，是地球上至今未被开发、未被污染的洁净大陆，蕴藏着无数的科学之谜和信息，是科学研究的圣地，是与全球环境变化、经济可持续发展、人类的生存和命运休戚相关的最后疆土。如今，我国南极科考的调查力量，调查深度和工作环境，都比以前有了很大进步。从早期的向阳红十号，到中期的极地号、雪龙号，到“海洋六号”科考船，特别是现在，新的极地科考船已经开工建设，反映出我国重视极地工作的态度。

自1984年组织第一次南极科学考察以来，我国已经完成了32次南极科学考察，建立了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四个南极科学考察站，在极地冰川学、海洋学、地质学、生物生态学、大气科学、日地物理学等领域积累了大量观测数据，建立了极地科学数据和标本样品的共享平台，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科学新发现，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以2005年我国完成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地面进入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冰穹A，2009年在该地区建成我国南极昆仑站为标志，中国极地考察正在由极地大国向极地强国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