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服务”做贡献，鲜花掌声送模范。

3月28日，在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下称成都综合所）召开的第六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上，贵州毕节-六盘水大型能源资源基地技术攻关团队毫无悬念地被评为“2018年度优秀创新团队”。

“‘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是成都综合所在新形势下向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建设转型的第一个项目，也是我所‘全力服务于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和自然资源中心工作，全力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成都综合所所长、党委书记胡泽松说，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项目组在乌蒙山扶贫开发区黔西北毕节威宁县哲觉镇一带新发现1处超大型、1处大型新类型沉积型稀土矿床。此次找矿取得的重大突破，不仅拓宽了我国稀土矿成矿规律研究领域和找矿空间，为我国打造又一个新的稀土勘查开发基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推动乌蒙山地区扶贫攻坚，以及黔西北毕节-六盘水建成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撑基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项目也是对中国地质调查局能源资源基地资源潜力-技术经济-地质环境“三位一体”调查评价的一次新实践。

一系列成果的取得绝非偶然。对于成都综合所及其项目团队而言，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也是一次艰巨的考验，更是一次利用传统优势技术支撑服务新型地质调查工作的严格检验……

强强联合 共克时艰

黔西北毕节-六盘水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基地，覆盖国家重点扶贫的乌蒙山区毕节市和六盘水市。该地区“三稀”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上二叠统宣威组底部，发现有大量富含稀土的粘土岩建造。2012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以毕节、六盘水、兴义为节点城市，充分发挥能源矿产资源优势，建设我国南方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撑基地。

事实上，毕节威宁-赫章地区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由来已久，但针对“三稀”矿产的调查研究并不多。解放前，丁文江、刘之远、黄懿、罗绳武等人对区内的地层及煤、汞等矿产资源层曾做过概略调研。而该地区系统的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则始于1960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前人对这一地区开展过众多地质矿产研究工作，但是主要针对铜、铅锌、锰矿等。自1997年开始，地质工作者陆续在黔西北地区发现二叠系宣威组底部存在一套富稀土粘土岩，但稀土的赋存状态、成矿模式、成因类型、可利用性等问题均未查明，加之成矿规律不清，找矿迟迟未取得突破。近年来，贵州省地矿局、贵州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成都理工大学等单位瞄准“三稀”资源，对含稀土的磷块岩、铝土岩矿床、磷矿床伴生的“三稀”元素进行了初步研究。然而，真正意义上深入推进该区域“三稀”资源综合地质调查工作的还要从成都综合所和贵州省地矿局的合作说起。

俗话说：处处留心皆学问。而成都综合所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幸运地立项并取得重大突破，既与他们强烈的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有关，也与他们平日的留心积累有很大关系。当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提出“三位一体”调查评价体系、支撑服务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建设时，成都综合所就开始了筹划谋局，试图在这方面闯出一条新路。经过资料综合分析，他们了解到当地的稀土矿线索，并深入分析了难以开发利用的“症结”。

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战略需要，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的明确要求，地方脱贫攻坚战的迫切需求，加上自身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以及技术优势和信息资源优势，使成都综合所上下很快达成了共识，举全所之力，主攻贵州毕节地区稀土矿。

说干就干，时不我待。2017年1月10日，成都综合所与贵州省地矿局开展了一次座谈。此次会议，双方达成了合作共识，即以能源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为平台，重点开展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调查、技术经济与环境影响概略性评价等工作；通过大型能源资源基地综合调查，查明资源现状、资源潜力、矿石可利用性，摸清区域地质环境特征和承载力，共同建立资源基地技术经济与环境影响概略性评价体系，为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矿政管理提供服务。同年2月28日，成都综合所召开会议启动“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三稀’资源大型基地”建设工作，明确了为贵州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矿政管理提供基础服务的目标。紧接着，3月7日，成都综合所与贵州省地矿局在成都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三稀”资源大型基地。根据协议，双方将以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建设为引领，围绕“区调、矿调、环调”地质调查评价、能源资源经济性评价工作、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示范，结合精准扶贫行动，共建产学研创新平台，推动地质科技成果集成与转化。

随后，“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项目正式启动实施。

为了加快推进中国地质调查局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建设工作部署，成都综合所按照“协同创新、融合创新”的思路，特别成立了项目联合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同时编制了“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项目实施方案。通过整合双方资源、技术、业务优势，共同推进基地建设，以服务地方需求实现服务国家需求的目标，有效创新地质调查工作模式。在服务国家能源资源保障战略的同时，助推乌蒙山毕节地区脱贫攻坚。

科技创新 迎难而上

开弓没有回头箭。

正当项目如火如荼地开展时，技术人员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威宁、赫章两县沉积型稀土矿尚处于勘查开发的起步阶段。根据沉积型稀土的赋存状态来看，矿体多出露于地表，开采地质条件较好。含矿层段在威宁及赫章地区分布广泛，资源潜力巨大。但是2018年以前，整个黔西北地区沉积型稀土矿的成矿规律、稀土赋存状态及可利用性均未查明，选冶工艺也未曾取得进展。一度有分析认为，该类型稀土矿并不具备勘查开发价值。业内权威专家对此也是质疑声不断。有人认为，在此地区根本找不到大矿；有人则认为，即便是侥幸找到了矿，也很难“拿”出来。

成都综合所顶着巨大的压力，通过层层传导，最后落到了项目组全体人员身上。个中滋味，也只有亲历过的人体会最深刻——

谈起该项目，项目团队成员惠博博士不无感慨地说：“这是我工作至今啃得最难的一块骨头！为了有效富集回收该地区稀土资源，项目组成员都付出了大量心血。”

其实，从1997年开始，黔西北沉积型稀土就不断受到关注，但是至今尚未有明确的矿石赋存状态研究及选冶工艺突破。“贵州沉积型稀土原矿中稀土氧化物(REO)含量最高时可达1.6%，平均约0.15%。但是，由于无独立的稀土矿物，采用常规的物理选矿方法无法实现稀土的富集回收。”惠博解释说。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惠博与项目组其他成员早在半年前就开始筹划准备。项目开展之初，他们主要采用常规的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和处理，但是许多问题都没有说透。

“这不是一类传统的矿石，在对这一类矿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拿出客观的科学数据来证明它是否具备勘查开发价值。”惠博说，对于该项目的科研攻关，成都综合所领导高度重视，先后两次开动员会，要求技术人员每月向项目负责人、科技处负责人及所长汇报进展情况。

可是，纵使技术人员使尽浑身解数，倔强的石头依旧不为所动。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了，无数次试验都无功而返，研究进展依旧未能达到预期。难道真如前人所说“该类型稀土矿并不具备勘查开发价值？”此时，成都综合所内上下压力倍增。

专家组与科研人员研讨钻孔岩芯中稀土含矿层的垂向演化趋势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终于，大家找到了突破口。通过反复试验和实地调查，项目组确定了两个重点攻关方向：一是在工作手段上采取多学科联合的方式，即工艺矿物学、地质学、冶金学联合攻关。二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在常规手段没有得出结果的情况下，引入一些假设性的试验。

首先是工艺矿物学先行。惠博介绍说，这就如同我们在医院看病一般，需要先问诊（即取样），查明病因（即查明矿石成因）。在这个过程中，工艺矿物学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选用了关于物质和结构分析目前国内最先进的手段，例如化学分析里的荧光、XRD分析、电子探针等，并利用国际先进的矿物分析试验设备将矿石的基本性质从里到外、从粗到细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还与其他类型矿石进行类比分析。在以往的试验中，我们主要采用10倍、20倍的显微镜，但是在该矿石的分析研究中，我们甚至采用了近千倍的显微镜，以及做材料的技术手段，终于查清了矿石中各元素的赋存状态。

“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在此基础上，技术人员开始开展选矿研究，却无功而返。冶金技术随后及时跟进，开展了浸出试验，验证理论上的赋存形式。通过试验，对大家通过仪器观察的现象进行了定量化的佐证。综合比对国内外相关资料，整个研究工作中，我们团队做得更深入、科研链条也更长，基本上做到了类似产品的级别。”惠博说。

而此次项目能够取得重要成果，主要基于两方面的经验：一是多学科联合攻关。这要归功于成都综合所的优势业务领域之一——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成都综合所拥有一支涵盖地质找矿、资源综合利用、综合评价等专业层次布局合理的专业人才队伍。“成都综合所在一矿变多矿、贫矿变富矿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优势，特别是一些呆滞的、我们认为可能在技术上或者经济上不过关的资源，所里也有成功的案例。所以，多学科联合攻关也成为这次试验研究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胡泽松说。

二是科学的思维方式。胡泽松认为，在研究过程中，不能轻易否定研究对象，要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我国是世界稀土资源储量大国，不但储量丰富，且还具有矿种和稀土元素齐全、稀土品位高及矿点分布合理等优势，全国稀土资源总量的98%分布在内蒙古、江西、广东、四川、山东等地区，形成北、南、东、西的分布格局，并具有北轻南重的分布特点。但是，该项目发现的稀土类型完全不同于这两种状态，也区别于深海稀土，在标准上并没有可借鉴性。

通过综合分析研究，项目组最终确定黔西北地区的稀土矿床为独特的“沉积型”稀土矿床——发生于二叠纪末的巨量岩浆活动是华南陆块演化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地质事件，导致了扬子克拉通西部峨眉山大火成岩省的形成。在大火成岩省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常伴随有区域岩石圈地壳的大规模抬升和地表岩石的去顶剥蚀。峨眉山大火成岩省的主要岩性为玄武岩和层状-似层状火山碎屑岩，且构成峨眉山大火成岩省主体的玄武岩及火山碎屑岩富含铁族、高场强元素和稀土元素。在晚二叠世温润潮湿的古地理环境和频繁的海侵、海退作用下，玄武岩及火山碎屑岩便易于发生强烈的风化、蚀变和剥蚀作用，经进一步搬运、沉积、富集便形成了黔西北地区独特的“沉积型”稀土矿床。

同时，项目在开展过程中还形成了绿色高效的“预处理-选择性浸出”冶金新工艺。试验结果表明，稀土元素浸出率高于85%，同时铝、铁、钛和硅等主要杂质浸出率均小于5%。此工艺流程短、选择性强，绿色高效，对推动地质科技成果转化，助推黔西北毕节-六盘水建设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撑基地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近8个月的科研攻关，沉睡的稀土宝藏终于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

三大突破 意义深远

2019年3月28日，在成都综合所召开的第六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上，贵州毕节-六盘水大型能源资源基地技术攻关团队被评为该所“2018年度优秀创新团队”。对于贵州毕节-六盘水团队来说，这项荣誉实至名归。

首先，他们取得了沉积型稀土矿产的重大找矿突破。该团队在对稀土含矿层精细的岩相古地理、沉积微相和稀土沉积成矿要素研究基础上，锁定富稀土层的岩相类型，建立成矿模式，通过矿产检查，于毕节市威宁县麻乍镇新发现超大型稀土矿1处，于威宁县哲觉镇新发现大型稀土矿1处。

其次，攻克了新类型稀土矿产综合利用的技术瓶颈。通过系统工艺矿物学研究，首次查明了该稀土赋存于以高岭石（83%以上）为主的粘土岩中，无独立稀土矿物，成因类型属“沉积型”，工业类型为类质同象离子吸附型。该类型稀土的粒度极细，选冶难度极大，团队中青年优秀骨干进行了四阶段的选冶试验攻坚，最终创新性研发出针对此类型稀土矿的“预焙烧处理-选择性酸浸”工艺流程，使得该类型稀土的综合回收率超过85%，攻克了选冶难题。

第三，创新了能源资源基地技术经济评价及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方法。通过对威宁重点工作区地质环境调查评价，项目组结合已有资料的二次开发和整理，对威宁、赫章地区地表水、地下水、地壳稳定性、植被覆盖率、土壤环境、空气质量、石漠化、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等进行了系统总结，编制各类环境图件15张，提出了下一步恢复治理和绿色矿山建设方案，同时建立了一套适用于以黔西北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岩溶地区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对接需求 精准扶贫

2018年12月12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综合所与贵州省地矿局一行来到贵州省毕节市。与以往不同，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将前期形成的综合地质调查成果进行移交。

本次移交的综合地质调查成果，是依托于成都综合所与贵州省地矿局共同实施的“贵州省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综合地质调查”项目成果，形成的《贵州省毕节-六盘水能源资源基地威宁-赫章地区勘查开发布局建议书（2018）》（以下简称《建议书》）1份，附图图册1套（包含相关附图31份）。《建议书》对毕节市威宁县、赫章县优势矿产资源的现有资源条件、潜在资源条件、技术经济条件、地质环境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全面评价，在此基础上，划分了3处重点勘查开发区，2处次重点勘查开发区及6处不宜开发区。同时，为了更好地对接毕节市政府需求，有针对性地部署下一步工作，成都综合所还表示，将与贵州省地矿局共同协助毕节市建立“三稀资源绿色勘查开发基地”，做好技术支撑工作。

两周后，毕节市政府发来信函，对于成都综合所移交的“贵州省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综合地质调查”项目阶段性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对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毕节开展的地质找矿工作高度认可。信函中写道：

“《建议书》对我市威宁县、赫章县优势矿产资源的现有资源条件、潜在资源条件、技术经济条件、地质环境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全面评价，特别针对两县广泛分布、资源潜力巨大的沉积型稀土矿产进行了论述，提供了有进一步工作价值的超大型稀土矿1处，大型稀土矿1处；研发的沉积型稀土综合利用技术原型，将浸出率从5%～20%提高到85%以上，为我市对该类型稀土矿产的采选及利用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建议书》及附图图册内容丰富，涵盖了我市威宁、赫章两县优势矿产资源潜力、综合利用潜力、地质环境现状及变化趋势等方面，划分了3处重点勘查开发区，2处次重点勘查开发区及6处不宜开发区，对我市绿色矿业发展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划提供了基础地质资料，为我市打造‘三稀资源绿色勘查开发试验基地’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这封信函不仅是对项目成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工作的鼓励与肯定。

精准脱贫不仅是地质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更是政治担当。

近年来，中国地质调查局在乌蒙山区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安排了项目，重点开展能源资源调查、重要矿产资源调查及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工环地质调查等工作。这些项目，均瞄准了贫困地区的实际需求，解决急需问题，有的发现了新的矿产地，有的查清了地质环境情况，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贵州乌蒙山片区是整个乌蒙山片区中的重点贫困片区，贫困面广量大，贫困程度深，脱贫形势十分严峻。“贵州省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综合地质调查”项目阶段性成果提出，毕节威宁地区应从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基地向沉积型稀土、沉积型锂矿、铅锌等战略性、新兴矿产资源基地转变的发展新思路，对于有效服务地区绿色勘查开发、助力乌蒙山扶贫攻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尾 声

采访中，除了科技创新，团队成员严谨求真的钻研精神也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记者询问惠博技术攻关后的心情时，他的回答出乎意料——如释重负。回望项目整体开展过程，虽然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和成果，但是团队成员却依然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工作结束后，他们没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而是第一时间总结经验和教训：一是不能草率下结论；二是研究工作需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的确，成功往往都是眷顾有准备的人。地质调查工作不仅需要科技创新，更需要像他们一样锲而不舍、严谨务实。

新时代地质调查工作有新定位，即“全力支撑能源、矿产、水和其他战略资源安全保障，精心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工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相信，在新的征程中成都综合所人将飞得更高、行得更远！

2016年9月21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水工环地质科技创新研讨会在河北保定召开。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研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有关领导出席会议。

王研指出，我国水工环地质工作的发展，不仅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过程，也是基础理论不断丰富完善、技术方法不断提升的过程。科技创新是水工环地质工作兴盛的灵魂，是支撑引领水工环地质工作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提升水工环地质工作能力和水平的倍增器。

王研表示，中国地质调查局把加快推动地质科技创新作为“重中之重”的首要工作，水工环地质科技创新初步明确了“十三五”期间四个方面的目标要求。一是在地球化学、岩溶地质、海岸带综合地质调查、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等领域取得突破，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二是推动化学地球、岩溶环境等国际大科学计划，建实建强全球尺度地球化学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岩溶研究中心；三是创建地热研究中心、活动断裂与工程地质研究中心、地下水污染防治研究中心、水土环境分析测试技术研发中心等业务中心。四是全面修订水工环技术标准，大力加强水工环基础地质调查，在水工环地质、地球化学、海岸带地质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促进成果转化应用。

王研强调，国家、国土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关于科技创新的战略部署和主要任务已经明确，关键在狠抓落实。水工环方面:一是积极配合，全力做好“地球深部探测计划（工程）”重大科技专项申报工作。二是集思广益，加快编制水工环地质调查科技创新方案。三是坚持调查、编图、数据库“三位一体”，统筹推进水工环地质调查标准的修订。四是把握要求，适应财政体制改革，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吉林大学、成都理工大学、长安大学、河北地质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的特邀专家围绕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经验、野外大型试验场建设经验、国家重大仪器研发专项经验、国家防灾减灾科技创新、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与地质环境、中深层地热能成因与关键技术研究、对地观测技术在水工环地质调查中的应用、工程地质调查研究方法、盆地尺度地下水演化、水文地质试验场建设与参数获取和页岩气开发与环境影响等方面科技创新经验和建议。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部介绍了灾害地质调查、水文地质调查、环境地质调查科技创新的思路，初步提出了“十二五”水工环地质调查的科技创新目标。与会专家代表围绕重振工程地质学科和做好水文地质科技创新踊跃发言、建言献策，体现了学科交叉融合，突出了科技创新，为水工环地质调查提质增效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地质调查局有关部室、有关直属单位和6大地质院校有关专家学者，特邀专家和水工环地质调查工程首席专家参加会议。

研讨会现场1

研讨会现场2

还记得，我从去年接到大洋航次生物和环境调查的任务起，就开始收集资料和构思。虽从事海洋生态和环境研究多年，但在此之前我最远也只去过两千多米水深的中国南海海域，研究区域集中在海岸带及近海海域。深海对我而言，神秘莫测却又让我满怀期待和向往。参加大洋航次是难得的机会，能让我与深海亲密接触，欣喜之余，越发感到责任重大。为了更好地完成本航次生物调查任务，从设备材料选购，到研究内容商定，再到现场处理和实验过程改进，最后到生物调查方案敲定，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翘首跂踵后，“海洋地质六号”船满载着大家的鼓励与期待扬帆起航。此行之前，全体“海洋地质六号”成员在海试时经历了台风涌浪带来的严峻考验，几乎每个人对晕船这件“小事”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走航期间，工作任务交底、仪器设备使用、地质采样、生物采样培训、“海六”大讲堂、消防演习、救生演习、党员学习、党员突击队和青年突击队宣誓等活动井井有序地开展，每一天都获益良多。

“海六”大讲堂之《海洋生态调查案例及启示》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顺利抵达工区后，所有调查队员各就各位，首站重力活塞取样成功获取了超过8m的柱状样，瞬间士气倍增。紧接着是深水型浮游生物拖网的第一个站位。根据船上缆车数量及条件，我要求厂商对设备进行了改进，原本一次只下一个网，经过改良后可以同时下三个网，提高了采样效率。值得高兴的是，拖网采样首战也成功，同时采到大、中、小型浮游生物样品。

下放深水型浮游生物拖网　　

采获浮游生物样品

接下来是第一个箱式采样，经过约5个小时收放设备之漫长等待，伴随对讲机中“还有200米出水”......“50m”，“仪器房，设备出水！”的声音，大家早早地准备好取样工具在后甲板边静候。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在缓缓上升的缆绳和泛着轻浪的海面，汗水顺着头发根滴落，早已浸湿衣襟却不曾察觉。待到箱式出水时，生物采样需经过抽取上覆水、刮取表层沉积物样品、插入定量框和PC管、筛选大型底栖生物、现场处理插管样品、实验室过滤和提取水体样品等步骤，我们顺利获取了微生物、底栖生物和表层沉积物样品。

与此同时，大家兵分三路，除现场处理生物样品外，地质样品的现场处理和下一个站位准备工作必须同步进行。由于大家初次配合，第一个箱式从开始取样到所有现场处理步骤完成大约需要6个小时，这意味着这个站位的样品刚处理完，下一个站位的样品已经出水。因此，考验海洋工作者毅力和决心的时刻来了，但凡遇到箱式采样，就是马不停蹄地连续作业。

实验室过滤和提取水体样品

生活不可能总是甜的，要想去远处看风景还要承受舟车劳顿的艰辛呢，更何况是海上作业。

首次采样都成功后，一个个站位穿插着重力柱、拖网以及箱式采样紧张有序地进行。生物采样是新增项目，起初大家对流程不熟悉，加上船上海洋生物方向的调查人员数量有限，为了保证样品质量，生物采样我都会现场跟进，从早班一直做到大夜班，几天下来也是疲惫不堪。

后来经过首席、船长、技术负责以及跟班领导们不断协商调整，采样手段、作业顺序和人员安排更合理，工作效率也有了明显提高。早、中、晚班小伙伴各自做好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后，只要看到群里发消息，比较典型的是谭式交流（谭玉芳博士）“大家来水文室，加鸡腿”、“水文室加羊排啦”、“加生蚝”等等，都会赶来水文室帮忙处理样品，本航段“最具人气奖”非水文室莫属。

之后的柱状分样，三班小伙伴轮流上阵，谁也没落下，分样分累了可以转场坐着写编号，也算“休息放松”；海底摄像需要人手一直盯着地质室大屏幕做现场记录，由于盯久了会感觉自己在坐过山车，所以每半小时换人，一记就是一整天，但这些都已经不是问题；还有后甲板、轮机部、驾驶台、仪器房等部门的配合，才能使整个调查过程安全有效运行，每一个人都认真对待、默默付出，都是“最美广海人”。渐渐地我发现，虽然还是很忙，但大家的状态在不知不觉发生转变——由起初样品接踵而来的疲惫和丧气，变成了事情再多，总会慢慢做完，大家齐心协力，心情也就变得开朗明快起来。

这让我不禁感叹，团队的力量，真好！

进入21世纪，海洋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主要沿海大国纷纷把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列为本国的重大发展战略。我国正在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的伟大事业，深海作为国家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需要多学科支撑，也呼唤更多创新思维和技术。这迫切需要海洋工作者深入思考与系统谋划，为海洋资源合理利用、生态保护与修复、政府决策等提供基础保障。基于此，海洋人需要行动起来，切实履职、善作善成、服务大局。（文/唐得昊 图/韦振权）

在蓝鲸一号平台举行主题党日活动

可燃冰试采好比“豆腐上打钻，金钢钻刻花”，难度可想而知。在这场科技攻坚战中，试采团队特别是年轻人大胆探索，勇挑重担，在可燃冰勘查开发理论、技术、工程和装备全流程实现自主创新，彰显出新一代青年科技工作者的风采。

2017年5月18日，我国向世界宣布：首次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这标志着，通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在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勘查试采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在这支领跑世界的可燃冰试采团队中，组建于2016年的中国地质调查局天然气水合物工程技术中心是核心力量。这支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水合物勘查研究团队为主体，集合优势力量组建的科技创新队伍，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青年集体。他们忠诚执行部、局党组科学部署，承担可燃冰勘查试采核心理论、技术、装备攻关等急难险重任务，很好地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

创新探索，铸就试采奇迹

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背后，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在南海深耕细作数十年的积淀，是几代地质人持续努力，是试采团队敢为人先、科技攻坚的奋斗历程，更是青年一代地质科技工作者追逐梦想、创新探索的成长之路。

要进行试采，选取试采井位是首要任务。2016年，中国地质调查局明确由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承担试采工程任务后，地质团队争分夺秒对前期调查成果进行认真梳理，最终锁定神狐海域2个矿体，优选出3口试采井位。

随着试采准备工作的推进，试采目标调整为“日产万方，持续一周”，试采现场指挥部指挥长叶建良要求地质人员重新审视井位，从水合物系统成藏理论及确保新目标的实现出发，增加第4口试采井。

年轻博士匡增桂和同事们一起展开对地震资料的精细解释，他创新性地提出了“构造控制下水合物系统二次聚集”成藏模式，大胆提出了新的试采井位。2017年3月，试采工程正式开钻，钻杆一根根钻向深海，挺进可燃冰储层，新模式能否经受实践检验，新井位能否达到“日产万方”要求，可燃冰试采作为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攻坚战的一号工程，30出头的匡增桂压力倍增，他反复地推演着，不允许自己有丝毫失误。2017年5月10日，试采点火成功，熊熊火焰验证了匡增桂及同事们关于水合物成藏模式的新构想，也显示出经过近20年不懈努力，在一代代地质工作者的延续传承下，以“80后”为代表的青年地质科学家们已迅速成长起来，有能力有实力担当起新时代新能源勘探开发的重任。

追逐梦想，勇担生力军重任

可燃冰试采是一项系统工程，追逐梦想的青年一代，是科技攻坚战的生力军。

“80后”寇贝贝，曾担任海上石油平台总监，为可燃冰试采事业所吸引，他放弃了国外石油公司开出的优厚薪资条件，2016年加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试采团队。他和团队成员们对国内石油行业市场进行全面摸底，显著优化了试采经费方案和商务合同技术条款。他们数次赴油气开发现场，调研论证试采防砂、生产测试方案以及平台建造等，开展储层改造试验。试采任务重强度高压力大，年轻人也有点吃不消，寇贝贝住院治疗做短暂的休整后，提前出院重返团队，赴平台开展试采。在水合物试采最紧张的大半年时间里，他仅有寥寥数日返回家中陪伴妻儿，体重也减少了12斤。但作为试采前线指挥部的代表，他圆满完成与合作方的技术对接任务，确保工程安全、平稳和高效运行。

深海松软未固结储层可燃冰开发是世界性难题，试采团队大胆创新，创造性地引入水井和软弱地基处理技术对储层进行改造。科技攻坚战，青年冲锋在前。数九寒冬，工程师卢秋平赶赴曹妃甸码头，参与陆地试验的组织实施，在刺骨的寒冷中，一遍遍调整钻具，一次次测量试验数据，顺利完成了储层改造陆地试验工作。但储层改造技术能否应用到深海工程中，这一全新尝试，处处充满着未知的困难。试采开钻了，储层改造的试验开始了。南海海面上高温夹杂着潮湿，青年工程师们轮流驻守在仪表房、混砂泵、振动筛、高架槽等关键点，24小时不间断地收集各类井下相关信息，调整和优化施工参数。有人把在深海松软未固结储层上的可燃冰试采比喻为“豆腐上打钻，金刚钻刻花”，说的是既要确保近千吨的井口和井下系统可靠安放，还不能破坏像海底软弱的地层，以确保试采不会因为出砂和地层塌陷而失败。经过大胆创新，反复推演，团队成功地完成了极其复杂的井下试采系统安装，并经受住了60天试采的考验。

可燃冰试采的创举中，青年尤其是具有高学历的青年在这场科技攻坚战中崭露头角。中心60位职工，其中博士20名，硕士34名，70%以上的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尉建功是德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国外再好，也没有自己的家好。”他说，自己的梦想就是能有机会参与祖国的可燃冰研发工作。2015年他回国后，来到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工作基地，成为试采团队的一员。

试采前线指挥部指挥长叶建良大胆启用年轻人。他放手让年轻人去干、去闯、去创新，让更多的年轻人挑起重担。试采平台各个组的组长、副组长和一些技术领域的主任、副主任大多都是年轻的“80后”。团队作出决策后，青年骨干们挑起重担，他们夜以继日展开上千次模拟实验，获取上万组的数据，为确立了行之有效的工作原则，保障了试采期间平稳连续产气打下坚实基础；试采期间，他们24小时轮流驻扎现场，在潮湿高温的海上平台现场实时跟踪工程参数，厚厚的工作服经常被汗水浸透；在闷热且嘈杂的振动筛边，他们采集分析水、砂样本，判断储层改造效果，全身被稀泥糊满；他们夜以继日，却无一人叫苦叫累。

无私奉献，彰显新一代青年风采

2017年，我国南海可燃冰连续试采60天，取得了持续产气时间最长、产气总量最大，气流稳定、环境安全等多项重大突破性成果，创造了产气时长和总量的世界纪录。

终于试采任务全部完成了，寇贝贝将最后一批离开平台。他回忆着过去的一幕幕，从试采前的紧张、忐忑、焦虑到而今的释然、欣喜、期待，他感慨在自己的岗位上圆满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问心无愧。一直失眠的他，终于在离开平台的前一晚睡了最踏实的一觉。

工程组青年工程师黄芳飞，在平台上度过了100多天，他记不清有多少个不眠之夜，但最难忘的是“苗柏”台风来临的前夜。为了确保测试的延续性，试采团队迎战台风，坚守岗位，最终顺利通过台风考验，为我国海域试采持续采气60天提供了保障。

康冬菊是团队中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承担着试采测井资料解释工作。这位年轻的妈妈因为工作经常出差，只好给宝宝断了母乳。可燃冰试采开始了，接到上平台工作的通知，她狠狠心对母亲说，“妈，你把孩子带到另一个房间吧，我得出发去海上了，孩子见到我走肯定要哭的。”就这样自己一个人悄悄地溜出家门，抹抹泪，奔赴试采现场。试采胜利结束，终于可以回家与宝贝团聚了，她却对工作多日的平台有了一份不舍。综合组组长王静丽温婉而干练，试采期间，负责工程内外协调联络，带队完成了上百件函件和计划拟写，以及数不清的日报、周报、月报，以及接待、后勤、报账等。她和丈夫万庭辉共同奋战在试采团队中，并为此推迟了要孩子的计划。而高挑娟秀的于哲到试采平台工作近两月，她说，“我虽没赶上试采的开始，但坚持到了最后。”她深入了解试采工作的全过程，做好积累，发挥特长，成为优秀的试采工作科技传播者。

正是这种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驱动着中国可燃冰团队追赶世界的脚步，超越发达国家试采勘查水平，实现了我国在可燃冰勘查开发理论、技术、工程和装备全流程的自主创新，也彰显出新一代青年科技工作者的风采。

年轻的试采团队在这场攀登世界高峰的科技攻坚战，追逐梦想、勇挑重担、无私奉献，充分展现了青春风采。如今，已有29人次先后获得各类省部级荣誉。试采团队荣获了“广东五四青年奖章集体”，团支部被共青团中央授予2017年度“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荣誉。

2018年2月5日上午，地调局水环中心召开2018年离退休职工迎新春茶话会，水环中心中心领导、管理部门负责人，及部分离退休职工代表，共计29人齐聚一堂，共贺新春佳节，共话水环中心发展。

水环中心主任文冬光同志介绍了水环中心2017年工作取得的成果、天津基地建设进展情况以及未来的工作设想。离退休老同志们对水环中心取得的各项成绩给予了肯定，纷纷表示成绩让人振奋，荣誉感倍增。老领导邵德富和孙德钦同志激动地表示，水环中心2017年在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防砂技术和干热岩勘查技术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他们感到很骄傲，他们相信水环中心会越来越好，会取得更大成绩。

水环中心各项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离退休老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水环中心将继续发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贤的优良传统，用心做好离退休老同志的服务保障工作，倾听老同志的呼声和要求，为老同志多办实事，多做好事，让大家事业上有荣誉感、组织上有归属感、生活上有幸福感，让大家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为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地调局探矿工艺所全体职工廉洁自律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强化廉政风险防控，2017年10月30日，地调局探矿工艺所纪委利用防治室支部组织生活会和警示教育的机会，对防治室支部的全体党员和干部职工进行一次集体廉政提醒谈话。这是对实践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常态化进行的新的探索。

谈话围绕纪委2017年线索核查案例，首先开展了一次见人见事见问题的警示教育，不仅使被处分对象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让参会的所有党员、干部经历了一次以身边人为例的警醒。“一人受处分，大家受教育”，使监督执纪震慑效应倍增，警示效果更好的入脑入心。

围绕警示教育内容，纪委提出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尽快把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为推动地质调查事业改革发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新型地质调查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二是要坚持遵规守纪，做对党忠诚的党员干部。党员干部必须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做到忠诚于党、忠诚于事业、忠诚于单位。纪律和规矩是管党治党的尺子，一个单位是风清气正，还是乌烟瘴气，取决于这个单位的党员干部是不是守纪律、讲规矩。要认真学习党内法规，尤其是与自己岗位、单位有关的规定条文要重点把握，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做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营造好探矿工艺所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树立好工艺所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良好形象。三是要坚持廉洁自律，做干净干事的党员干部。党员干部在做决策、定措施、抓工作时，多想一想法律的依据、规范的程序、制度的要求，坚持按法律办事、按程序办事、按制度办事，要在全室形成互相监督、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达到相互提醒、相互警示、共同干净的目的，四是要坚持尽职履责，做敢于担当的党员干部。干工作要敢担责、敢担当。每位职工要不放松对工作要求，不丧失工作激情，积极推进项目进度，绝不降低项目的标准和质量。五是要强化对廉政风险点的防控，做到平时就要抓，而且要抓早抓细，对于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早警示、早纠正、早处理，决不能养痈遗患，让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大家纷纷表示，纪委的谈话提醒，充分体现了“教育是一份情怀，严管是一份厚爱”，要把此次提醒谈话当作党组织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不断增强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能担当、会担当。在今后工作中一定依纪依规依法办事，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确保探矿工艺所全年工作目标的顺利完成。

探矿工艺所部分党委成员、纪委委员、防治室党员、干部职工40余人参加了提醒谈话。

孙大光（1917-2005），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交通和地质矿产工作优秀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原地质矿产部党组书记、部长，2005年1月13日10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革命道路

孙大光同志，1917年1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寿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受到进步思想熏陶，向往革命。1932年在寿县中学读书期间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参加革命活动。1933年在上海长城书店学徒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调入共青团江苏省委发行部担任专职发行干事，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此后历任共青团上海市沪东区委组织部部长兼宣传部部长、闸北区委组织部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临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受

共青团江苏省委指派，任上海学生南下抗日义勇军政委，南下参加两广抗日运动。七七事变后，前往广州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广州、重庆、贵阳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他在组织安排下，曾任国统区长春市社会局局长、教育局局长。以国民党长春接收大员身份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直至东北解放。1948年，参加内蒙古土改工作，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运输贡献

新中国建立之初，孙大光同志历任东北交通部办公室主任、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交通处处长兼东北航务总局局长和大连海运学院院长、东北交通部秘书长。 1951年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就界河等事宜进行谈判并签订正式协议。同年任交通部北洋区海运管理局局长，开展了与波兰、捷克的国际远洋运输合作。1952年调入国家交通部，历任交通部计划司司长、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机关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1964年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为开辟中国远洋运输事业和改善公路、内河运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行业精神

“文化大革命”期间，孙大光同志受到迫害，被关押、监禁长达5年半之久。 1975年恢复工作后，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局长，开始着手恢复和调整国家地质工作局面，同年任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矿产勘查和海洋地质工作，倡导并确立了“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地质工作指导思想。1979年9月任地质部部长、党组书记。在他的主持下，正式启动了《矿产资源法》起草工作，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得到了强有力的推进，为地矿行政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82年5月，地质部更名为地质矿产部后，任部长、党组书记。在他的主持下，塔里木石油勘查取得突破，地质队伍基地进城步伐加快，地质工作社会化、地勘单位企业化、地质成果商品化的“三化”改革方向得以确立，确定了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三光荣”行业精神。他以独特的言传身教和实情实景培养考察人才，为国家培养选拔了大批优秀年

轻干部，前任总理温家宝就是其一手提拔至地质矿产部。他富有远见卓识，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促成了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中兴，为发展中国的地质矿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年 7月离休。

身体力行

退居二线以后，孙大光同志始终关注着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并身体力行，调查研究，向党中央建言献策。 1996年秋天，当他看到故乡教育设施仍然十分落后，毅然将他毕生精心珍藏的文物和字画，分两批捐给安徽省博物馆和安徽省的教育事业。他在病重期间，仍关心国家大事和国土资源事业的发展。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品格。

人物评价

孙大光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新中国的交通事业和地质矿产事业无私地奉献了一生。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坚持真理，刚正耿直，无私无畏，光明磊落，才思敏捷，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严于律己，兢兢业业，实事求是，知人善任，平易近人，联系群众。他艰苦奋斗，生活俭朴，始终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立下遗嘱，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科研事业，表现了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高尚情操。

孙大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的业绩将永载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光荣史册。

孙大光同志永垂不朽！

温家宝悼文

深切怀念孙大光同志

孙大光同志于五年前的今天走完了88年的人生历程。他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革命家、政治家，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共和国建设做出的卓著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留在我们心中的音容笑貌至今不能磨灭。

一

孙大光同志从16岁开始投身党的秘密工作，解放后即加入到新中国交通事业的领导行列，“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关押。1975年5月末，大光同志在“文革”中历经磨难后复出，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局长。时值“文革”后期，地质部门属于“文革”重灾区，可谓“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只身履新，义无反顾。

上任之初，“文革”尚未结束。他迅即进入角色，在向“四人帮”夺回失去时间的激愤心情中，以饱受摧残之躯和革命家的硬骨头，不屈从极“左”路线的统治，大力整顿、恢复工作秩序，实际上是与“文革”唱反调。同时，不放松当时建设急需的几项勘查任务部署。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光同志精神倍增，坚决贯彻邓小平的路线方针，肃清极“左”的流毒和影响；平反“文革”期间造成的

大量冤假错案，解放大批干部；调整和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开展“工业学大庆”，只用几年时间就收拾起烂摊子，把大局稳定下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地质部门是一个专业化的技术部门，带有封闭或半封闭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光同志强调地质工作为国民经济服务，这是一个调整的任务，也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以后，大光同志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建立适应新经济体制的地质工作管理体制，包括行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1979年他率团赴美考察后提出了“探采结合”体制。可以说，大光同志既是思想解放、积极改革的，又是坚持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尊重地质工作规律的。原地矿部《关于简政放权、搞活地质队的暂行规定》、《地质工作体制改革总体构想纲要（讨论稿）》都是他离任前出台或启动的。

1979年实行“以地质—找矿为中心”，不仅体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而且从根本上摆脱了“一五”以来地质工作目的与手段争论不休的困局；制定《地质工作三年调整纲要》，解决控制勘探、加强区域调查和普查，突出能源地质工作，扩大地质工作服务领域等问题；先后部署新一轮油气勘查工作和新一轮固体矿产普查工作。启动《矿产资源法》的调研和起草，把地矿工作引向法制的轨道。他对看准了的事，说干就干，一抓到底。对有分歧的意见，容许争论，但从不议而不决。他主持会议、处理问题，总是棱角分明、干脆利落，不拘泥小节或拖泥带水。这都表现了他的决断力。

大光同志经常深入基层，关心野外职工疾苦。1976年唐山地震后，火速赶往丰润、唐山一带看望冀东铁矿会战指挥部、实验室和地质分队的职工，在余震威胁、大雨倾盆和异味扑鼻中颠簸了三天。后来在全国跑过近百个地质队，亲身体察到野外工作、生活的艰辛。重视地质队基地建设是他时刻把职工冷暖放在心上的集中表现。在他强调和推动下，这项工作被提到地质部门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了依托大中城市的方针，逐步建成工作、学习、生活三结合的后方基地。1983年末他主持召开地质队基地建设会议，制定总体规划，保障这项工作持续下去，使大部分地质队的后顾之忧逐步得以缓解。历来流动、分散、以野外作业为基础的地质工作，从此有了相对稳定的“前进阵地”和栖身之所，这一转折与大光同志统筹全局的气度和深入一线的作风是分不开的。基地建设不仅有利于地质工作发展和转型，而且惠及地质部门的大多数人，被交口赞誉为“功德无量”的“人心工程”。“李四光抓科技，何长工抓教育，孙大光抓基地”的说法在地质部门职工中广为传颂。

1975—1985年正值我党、我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关头。这10年在大光同志毕生的职业生涯中，与从事地下工作的15年和交通行业的18年相比，要短一些，但他为我国地质工作“筚路蓝缕”所做的贡献更见辉煌。总括大光同志主持地质（矿）部门工作的10年，可以说是新中国地质工作从乱到治、实现历史性转折的10年，在逆境中恢复和中兴的10年，地质工作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酝酿和探索的10年，无论地质—找矿效果或钻探工作量都是新中国地质工作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

大光同志光明磊落，知错必改。他主持地质（矿）部门工作10年也曾有过失误，如在1976—1979年富铁矿会战期间地质队伍快速膨胀，造成了不良后果。大光同志发现后，从1979年开始严格控制队伍规模，1980年停止内部招工，力图“消肿”。对此，他既不讳疾忌医，也不文过饰非，而坦称“后悔莫及”。

大光同志退下来后，从不干预新班子的工作，不到部机关去“指手画脚”，但仍然关心地矿工作。他以69岁高龄远驰西藏，走访三个地质队，了解野外工作、生活情况，鉴于当地找煤的希望不大，提出“一靠天（太阳能）、二靠地（地热能）”的工作建议。1989年在中共第十三届五中全会中顾委第二组会上作“矿产资源形势危机四伏”的发言，这番慷慨陈词促成了翌年2月原地矿部向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汇报。特别是1999

年以耄耋之年就中国新星石油公司在改革、重组中的去向问题“斗胆披沥”，上书党政最高领导，在理清思路中起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他对地矿工作的深厚情结，久而弥坚，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二

1985年9月，大光同志离开原地矿部领导岗位，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退居二线后，戏称“闲云野鹤”，四处走动，实际上时刻关心改革开放、国计民生、党风党建大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大光同志晚年，忧国、忧民、忧党之心从未稍息，而且目光犀利，洞察时弊，思如潮涌。这段时间，我同他在地矿工作方面的交往少了，却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感受到他特立独行的倔犟禀性。

大光同志对此后党的历届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文件无不认真学习、研读，并积极建言献策，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中央的负责精神和使命感。有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由于言词激烈一点，原本共同起草的联署人有顾虑，就改由大光同志单独上报。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7月中顾委常委扩大会后，大光同志响应会议主持者的号召，上书中顾委领导。其中针对当时的物价问题、经济理论和政策认识混乱的问题、党的生活中的“透明度”问题、党的建设和党风问题，痛切陈辞，直言不讳。特别在党风问题上，历数“人们谈论的所谓‘三上三下’（即：‘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者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高级干部的子女出国和工作安排问题、干部的使用问题、党的高层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直指社会风气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三四千言，可以说是一位积5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用赤胆忠心凝聚成的字字珠玑，给人以很大的穿透力和震撼力，从他“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忠荩之言，难免逆耳。心所谓危，不敢讳饰，党性犹存，岂能为个人之苟安计”的心声和最后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尾语“我说了，我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作为结束，不难看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爱党、忧党的纯洁党性和坦荡情怀，是弥足珍贵的。

1990年8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小组会上，大光同志作了“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的发言，其中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如何缩小城乡差别、如何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端正党风要动真，在当前的政治与经济形势方面涉及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内容丰富，鞭辟入里，在会上有很大反响。

大光同志践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准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提出复查刘少奇冤案的第一人。他能言人之不敢言，既源于他大半生的政治阅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更发自他与党肝胆相照的浩然之气。“心底无私天地宽”，才能仗义执言，无所畏惧，不计其余。

1986年秋天，大光同志看到故乡教育设施仍十分落后，毅然将他后半生精心珍藏的文物和字画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和地方教育事业，以补学济困。这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彻底革命和无私奉献精神。

大光同志年逾古稀后，率先并领衔给党中央提出“关于取消向遗体告别仪式的建议”：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研究事业。这一建议在党内外引起广泛、深刻的反响。他和一批老同志共同认为，“纪念逝者，发一纸讣告，在报刊上介绍生平，或发表悼念文章回顾其功绩”，同样可以“寄托我们的哀思”，而无需许多生者形式主义地“劳民伤财”。这项移风易俗、丧事简办的倡议和个人做最后一次贡献的“坚决要求”，渗透出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高风亮节，并在大光同志身后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兑现。

三

我与大光同志于1981年8月第一次接触，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得到兼有领导、严师、益友的感受。大光同志对我和同期一批中青年干部的关怀、教诲和培养，情真意切，言犹在耳。特别是他对年轻人寄以厚望，委以重任，指明了方向就大胆放手，让他们去施展、开拓，这是很少有、也很难得的。大光同志的思想境界和工作能力堪称高超，但少有“领导高明论”；他驾驭全局往往挥洒自如，但并不恋栈、揽权；他悉心培养年轻干部，诲人不倦，却不指手画脚。

大光同志本不熟悉地质业务，到地质部门工作是“外行领导内行”，这是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的接替、转换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他首先以不畏难的精神接受这个挑战，下了不少功夫钻业务，同时“深感地质工作必须由内行来领导，如果自己不懂，工作起来就像是隔靴搔痒。如果一大批领导骨干不懂或不很懂专业技术知识，就会贻误整个事业的发展”。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外行领导内行”，或干部“四化”以来的“内行领导内行”，都有领导得好或比较好的，也有领导得不好或不够好的，这有多种原因。大光同志对地质工作的领导应属前者之列无疑，一方面，他以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高瞻远瞩，控制全局；另一方面，重视和推进干部“四化”，依靠专业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把事业推向前进。大光同志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自我学习能力，由外行变为内行，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980年地质工作的管理体制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领导后，大光同志把注意力逐步转向选拔干部、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在创造性地完成这项“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中起了很好的典范作用。他从近年擢升为省局领导的中青年干部中筛选若干优秀分子作为考察对象，亲自带队赴基层做三四十天的流动调研。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行业小团队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谈一路，各抒己见，议论风生。大光同志在与大家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兼听各方意见，近距离以至零距离地观察、鉴别干部，从而获得比较系统的第一手资料，也对组织部门提供的考核材料进行验证，做到心中有数。从1980年开始，先后组织了五批这样的考察，涉及30多名中青年干部。我有幸参加了第二批和第四批考察，在大光同志的言传身教、年轻干部相互学习和向基层干部学习中获益良多、终身受用，也切身感受到大光同志为此的殚精竭虑。这样做，既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既有唯物论、又有辩证法，可谓“独具一格”，曾受到中组部的高度评价。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是这样从山沟里被选拔出来，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

大光同志选人唯贤，选人唯实，选人从严。不仅从既有的实绩选人，而且对选上来的人也静观其进，静观其变，把动态考察贯穿于选拔、使用的全过程。

大光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历来勤于学习，博览群书，特别钟情于史籍。他认为，政治是历史的积累，不懂历史就不懂政治。在“文革”中身陷囹圄的后两年，每天读书一万字，将马、恩、列、斯全集通读了两遍；出狱后一两年时间里，又读完了十大本《世界通史》等。与大光同志共过事的人，无不佩服他谙史于心、博古通今，这是他作为政治家、懂政治所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跟大光同志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常感叹，弄不懂他有多大的知识，跟着他永远有学不完的东西。实际上，大光同志作为终身学习者，是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

“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光同志的睿智、思想和品格将与我们同在。

2019年10月31日-11月1日，全国矿产资源节约集约与综合利用研讨会在海口召开。会议围绕推进矿产资源集中开发和有效保护，提高矿产资源节约集约与综合利用水平，研讨了新兴战略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新技术，为加强技术创新与应用，促进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献计献策。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矿山企业代表等46人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由中国地质学会矿产资源保护综合利用专业委员会、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中国矿业报社指导，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稀土资源应用技术创新中心主办，盛和海南文盛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矿产综合利用》编辑部承办。

会上，成都综合利用所代表中国地质学会矿产资源保护综合利用专业委员会指出，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矿产综合利用与节约集约工作面临着新任务、新机遇、新挑战，如何把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矿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需要全体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研究人员敢于斗争、敢于创新、敢于实践。

会议强调，第三次产业革命，能源、资源需求是地质调查工作的着力点。会议提倡广大地质工作者，一是要着力解决关键矿产资源需求保障，紧盯关键金属矿产调查对支撑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发挥地质调查工作先行性、基础性、战略性的作用；二是国家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确权，需要有矿产资源利用技术经济评价支撑；三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的指示，全面审视绿色矿山建设的发展理念、政策措施，运用矿产综合利用技术方法，划出绿色矿山建设开发的合理边际；四是研究国家公益性资金引导撬动市场资源的有效途径，通过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调动社会资源和资本的积极性，使国家财政投入产生放大和倍增作用。

研讨会上，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立足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作了题为“我国矿产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稀土开发技术提升国际话语权”、“浮选药剂进展”、“生物成因次生含铁矿物的制备及其催化类芬顿反应的应用研究”、“铼铀等战略性矿产综合利用技术”、“高硫致密性铝土矿高效利用关键技术”、“磷矿选矿理论基础及中低品位胶磷矿选矿工艺”、“攀西地区白马辉长岩型超低品位钒钛磁铁矿选铁试验研究”、“悬浮焙烧-铁钛分离新技术”等精彩的学术报告。

11月1日上午，全体与会代表参观了海南海拓矿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