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尔吉斯斯坦野外考察

项目组向巴基斯坦相关部门汇报工作成果

项目组同乌兹别克斯坦地质矿产研究所讨论野外工作部署

编者按

古丝绸之路，是中亚五国与中国密切联系的纽带。展望未来，“一带一路”倡议成了中国与中亚五国合作的新纽带，将进一步助力双方关系的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矿产资源合作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这为我国创新“一带一路”地学领域合作机制、共享地球科学研究与发展成果、构筑地学发展合作共赢利益共同体创造了需求与基础。目前，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推动下，我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在地质工作领域加强互利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

再过几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中国北京举行，这无疑会推动“一带一路”下一阶段的建设与发展，为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一个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舞台。而地质工作作为其中重点合作领域之一，也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看到第一张中巴经济走廊的低密度地球化学图集，巴基斯坦石油与自然部部长沙希德·阿巴西兴奋地对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调中心中亚中心中巴项目组成员说：“有了这个图集，我们不仅可以进行沿线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而且还可用于环境地质、生态地质和医学地质。中巴经济走廊必将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类似的场景其实并不是个案。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在中亚中心项目组人员在其境内工作间，常常会用中国同行意想不到的方式表达同一个愿望：在地质工作领域加强互利合作，在丝绸之路上共造辉煌。

1.中亚需要统一的地学平台

中亚，既有全球重要的成矿带——特提斯成矿带横亘其中，同时也共享着天山的雄伟壮丽。

但受制于国境限制，长期以来，无论在大的特提斯成矿带上，还是在小的天山成矿带上，中亚各国都未将它们作为一个完整的成矿系统进行研究。

“新世纪后，中国在西昆仑先后发现火烧云铅锌矿、马尔坎苏优质锰矿，以及老饼—赞坎铁矿等大型、特大型矿床。这些找矿成果不仅引起了国人的瞩目，而且让相邻的塔吉克斯坦羡慕不已。”中亚中心主任李建星说，“塔吉克斯坦的同行们常常发出疑问：难道大矿不过国界？”

而类似的疑问也常会在中国同行心中升起。乌兹别克斯坦的金矿动辄几千吨，可中国境内的金矿能达到百吨级规模就会让人喜出望外。

同样的疑惑，催生了同样的愿望：将中亚当成一个完整的成矿带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在合作中取长补短、实现共赢。

2010年，中国地质调查局依托西安地调中心成立中亚地质研究中心，中亚各国地质人员的共同愿望逐渐变成了现实。到2016年底，中国地质调查局先后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4个中亚国家以及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3个西亚国家签署了地学领域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与摩尔多瓦、芬兰、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地调机构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中亚中心成立后，利用政府财政资金先后实施了《中吉合作境内外天山1∶100万成矿规律图编制与研究》《中塔合作塔吉克帕米尔地区1∶25万地球化学调查》《中巴苏莱曼山—喀喇昆仑山成矿地质背景和成矿规律对比研究》等16项地学合作项目。

得益于中亚中心各项地学合作项目不断开展、多个地学研究成果不断取得，2014年，上海经济合作组织将中亚中心纳入到自己的体系建设中。

2.搭上中国找矿突破的便车

2013年11月22日，塔吉克斯坦地质总局局长阿吉姆·伊布洛赫姆（现为塔吉克副总理）签发了自塔国成立以来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给外国人的国家奖颁奖令：授予李宝强、计文化、孟广路等三人塔吉克斯坦地质领域突出贡献奖暨国家级一等奖，授予曹新、曹积飞、王斌、范堡程、张晶、洪俊等人塔吉克斯坦地质领域突出贡献奖暨国家级二等奖。

塔国为什么要给这些人这么高的荣誉？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来自中亚中心的地质人，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使塔国矿业搭上了中国找矿突破的便车。

“2011年以来，我们共在塔吉克帕米尔地区完成6.5万平方公里的1∶100万地球化学调查工作，3万平方公里1∶25万地球化学调查工作，累计新发现30多处矿点、矿化点，经野外异常查证新发现6处矿化露头，矿种涉及铜、铅锌、铁、金、银、钼等。”塔吉克斯坦项目负责人范堡程说，其中一处被他们命名为铁银山的矿点，地表发现很好的找矿标志，除了铁矿化之外，同时还伴生有铜、银、金，具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更让塔国人欣喜的是，这里离中塔边境的卡拉苏口岸仅40公里。”范堡程说，塔吉克斯坦经济以农业、工业为主，而工业则以矿业板块为主。2013年5月19日，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在会见中国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时表示，塔吉克斯坦政府支持紫金在塔做大做强，期待紫金今后加大在塔国投资，关注和参与矿业及延伸产业和基础建设项目。“铁银山这一新发现，为塔国打造新的矿业板块奠定坚实基础。”

其实，借助中亚中心这一平台搭上中国地质找矿便车的，又何止塔吉克斯坦一家：在中亚中心的协助下，巴基斯坦在中巴经济走廊第一次拥有了25万平方公里的低密度地球化学图件，并在白沙瓦平原碱性火成岩省发现了面积达80平方公里的稀土异常区；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都拥有了第一张低密度地球化学图件，吉尔吉斯斯坦还建立了中吉天山最新最全的地球化学数据库，并首次编制了中吉天山1∶100万金属矿产成矿规律图、中吉天山跨境地球化学系列图集等，共63张图件。

3.共享共赢的舞台

中吉地质合作目前已形成了生产、研究、服务相结合的合作模式，项目成果通过境外论坛、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境外信息发布会、专题成果发布会等多种形式及时向社会发布，吸引了中国紫金矿业公司、正元公司、中国黄金等多家企业获得了采矿权和探矿权，中国的矿业投资无形中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虽然也是地球化学填图的发源地，但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技术、方法和标准仍与中国存在较大差距，分析检验的元素也只有20多个。”乌兹别克斯坦项目负责人曹积飞，从另一角度对合作共赢进行了说明。

据他介绍，作为地球化学填图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前苏联解体后经济状况最好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不仅保留有完整的地质工作队伍，而且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地质工作投入。因此，在地球化学填图中，乌国对中国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的技术方法、采样介质、检验标准等都持怀疑态度，双方在合作中甚至进行了激烈争论。经深入沟通，考虑到自己没有开展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经验，乌国最终接受了中国的方法技术和相关标准。

正是这样的争论和交流，让中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技术，成为合作国家快速摸清资源家底、圈定找矿靶区的利器。

合作带给这些国家的成果还远不止这些。据了解，自前苏联解体后，除乌兹别克斯坦外，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均未开展实质性的野外地质工作，地质工作以纯理论性的基础研究为主。合作项目开展后，中亚中心帮助吉尔吉斯斯坦将前苏联时期的1∶5万纸质地球化学数据进行数字化，建立了吉尔吉斯斯坦1∶5万地球化学数据库，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开发利用。结合成矿地质背景研究成果，2012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全境圈定了21个找矿潜力良好的预普查选区，在经进一步研究后，2015年将这些选区精选为16个，为吉方开展找矿部署提供了科学依据。

“对选区的野外验证检查过程中，发现各种矿化点、矿化线索达五六十处，其中7号区发现的金矿化带，在地表露头上宽约5米、延伸达3公里，地表捡块样测试金品位达到7~8克/吨，具有一定的规模。”王斌说，更重要的是，在中亚中心地质工作模式的影响下，吉方地质人员不仅掌握了在“故纸堆中掘宝藏”的本领，而且还形成了基础研究与矿产研究相结合的新的学术氛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秉承这一合作理念，中亚中心在合作中，特别注重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人才的培养。每到一个国家，项目组人员在沟通好填图范围后，先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进行人员培训，为他们留下利用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能快速发现资源、锁定找矿靶区且能自主开展相应工作的种子。据统计，中亚中心自成立并开展合作以来，已先后为中亚、西亚5个国家培训地球化学野外调查、采样和室内数据分析人员100余名。利用这一技术和中国一样踏上地质找矿突破的快车，对合作国来说不再是个梦想。

“前苏联的几个斯坦国家，长期致力于天山、昆仑山等在各自境内的基础地质理论研究，许多成果对我们研究青藏高原的隆起、环境变化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中亚中心更多的地质人员则说，在这种合作中，双方真正实现了优势互补、成果共享、互利共赢。

4.丝路上的舞者

中亚中心，承载的是丝绸之路中亚几国地质人合作共赢的愿望。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尽管在境外开展地质工作要面临比国内更多的困难，但中心的一帮年轻人却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异国他乡。

“巴基斯坦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大都属于热带季风气候，每年11月至次年2月是地质野外工作的黄金时期。”洪俊说，为了保证项目按期保质保量完成，中巴项目组成员已经连续两年放弃在农历新年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尽管我们每年春节后回家，心里装的都是对家人、对孩子的愧疚，但一到出野外的时候，大家又都默默地整理好行装，毫不犹豫地再次踏上征程。”

已经愧对家人了，绝不能再愧对友人！凭着这样的信念，中巴项目部的年轻人洪俊、张晶、张辉善来到巴基斯坦后，抛开对家人的思念，克服气候、饮食、文化差异带来的各种不便，手把手地教巴方派来的学员。在为巴方培养32名开展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人才的同时，拿出了令巴方满意的成果：编制了首张中巴1∶100万区域地质图，范围覆盖了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在跨境成矿带地质背景和成矿规律对比方面取得新认识。

他们的倾情奉献，获得了巴方的一致认可。在给他们精心准备的告别晚宴上，巴方代表满含深情地说：“在与你们的合作中，我们不仅学到了先进的化探方法技术、样品分析测试技术，更学到了你们的敬业态度。相比与其他国家地调机构合作的经历，这是我觉得特别轻松和愉悦的合作，因为这是真正平等互惠的合作。”

吉尔吉斯斯坦项目组的王斌，则讲述了一个至今都没敢给家人讲的故事：2014年，当他们来到吉国天山做野外调查时，好不容易学会了骑马，却没想到第二天就遭遇了意外。那天，他们完成野外观察、记录、采样后天色已晚。一看夜幕降临，大家都有点着急，都想把马赶得快点，可是越着急，马越不听指挥。天完全黑下来后，“跟着妈妈一起打工”的小马仔开始乱跑起来，驮着地质队员的马妈妈开始追起了马仔。刚开始大家还能相互招呼应，可不一会儿，大家就都走散了。

刚开始王斌还隐约能听见队友喊自己的名字，但慢慢地就只能听见山谷里的风声和野兽的叫声了。无奈之下，王斌想起了老马识途这个成语，于是他紧闭双眼、松开缰绳、死死抓稳马鞍，任凭马一会爬上陡崖、一会冲下山坡，一会越过溪水、一会穿过丛林。不知过了多久，当他感觉马的速度慢下来后，睁开眼睛，一道光亮在前方闪过，“啊，公路！到公路了！”

其他人呢？正在他焦急万分的时候，嗓子已喊哑的队长李宝强、孟广路也来到了公路上。接着，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尽管有人身体被划破、有人摔伤、有人东西丢掉了，但8名队员毕竟都安全回来了。

尽管经历了这样的危险，但吉国项目的队员们，仍每天早早起床，跃马天山。

可喜的是，中亚中心的成员尽管年纪不大，但作中外友谊使者的责任心却一点也不小。2011年8月，塔吉克斯坦项目组以一处只有3户牧民的深山小村落为临时基地开展周围地球化学调查。帕米尔高原气候变化无常，白天还艳阳高照，可到傍晚却下起了鹅毛大雪。一天，当范堡程带领的小组由于车辆故障，返回临时基地已经是当地晚上9时。可回来后，却发现还有两个小组、一辆车没有归队。

已回到基地的队员顾不上吃饭，立即在范堡程的带领下，带上物资出发援救。最终，在距离基地15公里处找到了正在徒步返回基地的4名地质队员和1名雇佣的当地司机。一见面，司机大声用俄语喊着：“安东（范堡程的俄语名字），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们的。”

原来，这组人员由于汽车故障无法排除，只好徒步返回。正当他们精疲力竭、近乎绝望时，救援人员赶到了……

这帮年轻人用自己的努力奉献，不仅将中亚中心打造成了中亚国家地学共进的平台，更将中心打造成了中亚各国地质人增进友谊的纽带。

殷鸿福院士（右）和王奉宇（中）等学生一起探讨地球生物。

有人说殷鸿福像颗螺丝钉，把自己扎在祖国的青山绿水间，数十年如一日，咬定青山不放松；更有人说他是颗金钉子，在教坛辛勤耕耘六十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地质人。殷鸿福却说：“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年轻时立下的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为祖国服务的诺言，我将继续教书育人，用自己的后半生为这个诺言和信念作证！”

“这根曾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最长的硅化木和这只恐龙，就是我和大家一起淘回来的。”7月18日，站在刚刚开馆的武汉自然博物馆序厅，83岁的中科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殷鸿福客串起了解说员。

有人说他像颗螺丝钉，把自己扎在祖国的青山绿水间，数十年如一日，咬定青山不放松；更有人说他是颗金钉子，在教坛辛勤耕耘六十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地质人。殷鸿福却说：“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年轻时立下的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为祖国服务的诺言，我将继续教书育人，用自己的后半生为这个诺言和信念作证！”

耄耋之年仍坚持野外科考

前两天，酷暑难耐，但殷鸿福却和团队的其他成员，一起来到武汉花山野外科考。随行人员担心殷鸿福顶不住烈日暴晒，让他在车里休息，但殷鸿福拒绝了。拿着放大镜，握着地质锤，殷鸿福在岩石间探寻地球的奥秘。片刻工夫，汗水就顺着脸颊淌下。

站在树荫下，殷鸿福告诉随行的团队成员，搞地质的，永远不要脱离野外作业。

1935年3月15日，殷鸿福出生于浙江。中学时，他受地理老师影响，激发起探索地球奥秘的兴趣。1952年，17岁的殷鸿福中学毕业，作为班上状元以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地质学院地质学专业。1956年5月，他远赴西北成为一名地质工作者，后来当研究生时开始兼职做助教。如果从当时算起，殷鸿福的教龄迄今超过60年。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调中心党委书记姚华舟是殷鸿福的博士生。提起恩师，姚华舟仍然难以忘记当年读博期间，跟着导师野外科考的经历。那年春天，姚华舟跟殷鸿福骑马踏上青藏高原科考。有的地方马也无法上去，只能在藏族向导的带领下徒手攀爬。有一段要涉水而过的地方，姚华舟考虑到老师腿部以前受过伤，打算背他过去，可遭到拒绝。殷鸿福跟其他小伙子一样，卷起裤腿，提着鞋子，在刺骨的冰水中跋涉穿行。

正是因为有这种钉子精神，才有了煤山金钉子的产生。1996年，殷鸿福推荐以煤山D剖面27c之底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俗称“金钉子”），2001年，煤山最终被确认为“金钉子”，此举被认为是“我国地质学可载入史册的突破性进展”，由此开拓了我国古—中生代转折和生物大灭绝的研究，推动该研究成为一个地学热点领域。

渊博的知识、开放的思想、勤奋的工作，使殷鸿福不断开创学科建设的新局面。古生物学是地球科学的传统学科，殷鸿福高瞻远瞩，先后倡导和开拓了古生物地理学、生态地层学、生物成矿学、生物地质学等一系列分支学科，由此形成了地球生物学的新学科体系，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数十年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四代传承形成完整人才梯队

每年九月，殷鸿福都会给地质专业的大一本科生上《普通地质学》这门课。

“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万人计划”入选者谢树成是殷鸿福的得意门生之一。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谢树成的三次毕业论文全都是殷鸿福指导的。谢树成这样说：“在研究上，殷老师最显著的特点是思路开阔，勇于开创新领域。”

今年起，殷鸿福院士将不再招收博士生。去年招收的徐珍，成为殷鸿福院士的关门弟子。徐珍说，跟老师讨论研究项目的时候，“他总是会问我觉得这件事怎么样？这样做行不行？他会问我有些什么想法，然后引导我去明确应该做什么，他会很乐意听我们的想法。”

许多本科生在听完殷鸿福院士的《普通地质学》后这样评价，“他讲课十分严谨、细致，并且对学生特别热情”，“而且他的时间观念非常好，每次上课他总是会提前5到10分钟进教室”。 作为也上过《普通地质学》的徐珍来说，让她印象最深的是，在最后一堂课上，殷老师让所有同学谈谈上完这门课程的感想，“虽然大家之前从未接触过地质方面其他课程，但我们说的每一个想法，他都用一个本子记下来了。”

殷鸿福所在的 “地史古生物学”团队2008年入选国家教学团队，《古生物学》《地史学》和《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入选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他领衔的科研团队自2001年来，三次以唯一或第一单位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刚刚获得中国年度大学生人物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18届本科毕业生王奉宇，即将在地大开始自己的研究生生涯。王奉宇的导师是“80后”、2016年国家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宋海军教授，宋海军的导师是“60后”、2003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童金南教授，而童金南的恩师则是殷鸿福院士。四代地质人，时间长度跨越了近70年，接力谱写了一曲薪火相传、开拓创新的地质之歌。

童金南是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他也是高考恢复后首批考入中国地质大学的大学生。1982年，他开始在地大攻读硕士研究生，成为了殷鸿福的“开山弟子”。“老师的人格魅力和科学精神对我的求学以及今后的为人师都影响深远，他是我的一盏明灯。”童金南说。年过五旬的童金南，每年仍会拿出2~3个月的时间去野外。

出生于1983年的宋海军，2003年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录取时，对于地质、古生物等是陌生的。殷鸿福院士为新生们主讲《普通地质学》课程，让宋海军找到了方向。宋海军至今都清楚地记得殷鸿福在课堂上说：地质科学，是开启地球奥秘的钥匙，我们就是要找到这个钥匙。正是在童金南的持续培养下，宋海军攻读博士学位，到海外留学，留校任教，今天已经成为专业领域知名的年轻教授，是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王奉宇是90后，他从小就喜欢收藏各种石头，2014年填报大学志愿时，就毫不犹豫地报考地质学专业。从2015年下学期，他就选定宋海军作为导师，并选定了腕足动物研究方向，走上了古生物学的研究道路。

科学家乐当科普志愿者

“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会来吗？我看不一定，只要我们从现在起珍惜环境、爱护环境、保护环境，我们一定可以留住青山绿水，阻止生物大灭绝。”18日上午，在武汉园博园长江文明馆，殷鸿福向来自武汉三镇的500多名观众做题为《保护长江》的科普报告，听众中一半是学生。

尽管年事已高，殷鸿福依然每年都到大学和中小学去跟学生们沟通、免费作科普讲座。

2018年4月，在浙江省长兴县的“金钉子”国家地质遗迹保护区，他应邀为100多名长兴县煤山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上了一堂科普辅导课，向小学生介绍地质历史、生态环境、生物演化以及“金钉子”的意义，帮助学生提升科学素养。

他还在湖北省国土资源厅主办的湖北省第48个世界地球日主题宣传活动周启动仪式上，作了《恐龙灭绝对人类演化的启示》的科普讲座。

今年6月，在首届湖北省高校科普创作大赛暨青年之星计划—科普创作训练营（武汉站）启动仪式上，殷鸿福和金振民、周忠和、龚健雅四位院士受聘担任科学顾问。

2013年，殷鸿福作为主讲人之一的《地球的过去与未来》入选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他培养的学生也成为“全国科普工作先进个人”。“尽管我国科学家不像国外一样需要通过与公众沟通来进行一项科学决策，但这并不妨碍院士们与大众沟通的自觉性。”殷鸿福表示。

殷鸿福对自己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多贡献，少索取。他主持的项目，一般都把经费划给各子课题，自己只留少量必需经费，也做到公开。他每年主持多个项目，但只拿一个项目的劳务费，有时还把自己应得的那份劳务费给了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教员。在多次专著稿费分配时，他都没有拿满应得的数额。

殷鸿福生活十分朴素，他衣着简朴，一件衣服穿很多年。前两年，他还经常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往返于家庭、教室、实验室之间。但他却多次以不同方式捐资助学，其中向学校教育基金会捐助的奖学金累计达42万元，包括2002年获“何梁何利奖”的2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