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全 站  |  新闻  |  通知公告  |  重大计划  |  工作动态  |  队伍建设  |  关于我们  |  互动  |  图 片  |  视 频 查询到3条相关结果,系统用时0.022秒。

查询时间:时间不限

  • 时间范围


查询范围:标题+正文

排序方式:按相关度排序

检索范围:


    陈毓川院士在201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发言

      地质工作以及地质队伍的兴亡取决于什么?

      在前不久举行的201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矿床地质专家陈毓川这样谈到:“地质工作与地质队伍的兴亡决定于国家的需求。新中国成立以来67年期间,地质工作虽多次起落,但可以肯定,地质工作及为其工作的地质队伍是国家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新中国成立前,从事地质与矿产勘查的地质人员共有290多人,14台钻机。新中国成立67年来,地勘行业经历了三起三落。广大地勘工作者发扬三光荣精神,克服各种困难,为国家找矿、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现阶段却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受国际、国内矿产品价格下跌,国内一些重要矿产产能过剩,矿产勘查投入缩减等因素影响,国内找矿强度明显下滑,国有地勘队伍找矿工作项目减少,影响了经济收入,面临困境。同时,自上世纪末提出的地勘单位体制改革行至此时虽总体形势乐观,但仍很艰难。非油气地勘职工也未能充分享受到现代社会发展的成果。

      在201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陈毓川专门就“新常态下地质勘查重大问题”进行专题讲座,深入剖析了我国地质工作与地勘队伍改革的相关问题。

      地质工作不同时段经历了哪些历程?地勘队伍体制改革经历了哪些历史沿革?地质工作与地勘行业体制改革将走向何处?地质工作与地勘行业体制改革应得到哪些支持?今日本报7版《“中央的重视是关键”——中国工程院院士、矿床地质专家陈毓川谈地质工作与地勘队伍改革》为您详细报道,敬请垂注。□

      “地质工作与地质队伍的兴亡决定于国家的需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地质工作虽多次起落,但可以肯定,地质工作及为其工作的地质队伍是国家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在此前举行的201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谈及地质工作与地勘队伍的作用,陈毓川院士如此评说。

      在陈毓川看来,地质工作的发展,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同步追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地质找矿发展的历史。我国从远古的旧石器时代、陶器时代到青铜器、铁器时代都进行着漫长的相适应的地质找矿与开发,先人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对于我国的地质工作沿革及自上世纪末提出的地勘单位体制改革,陈毓川院士有着自己独到的认知与理解。

      地质工作不同时段经历哪些历程

      在谈到我国的地质工作历程与形势时,他将我国的地质工作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近代地质工作,我国远落后于西方各国。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设置实业部矿务司,下设地质科,由章鸿钊主持。1913年,北京政府成立地质研究所,章鸿钊为所长,至1916年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地质勘查骨干,共计21人。1916年,地质研究所改为地质调查所,丁文江任所长,正式开始地质调查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称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台湾保持至今)。1942年后又成立矿产测勘处(归属资源委员会),谢家荣任处长。新中国成立前,从事地质与矿产勘查的地质人员共有290多人,14台钻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地质工作按照时间分六大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初期快速建设发展阶段(1949~1965年),“文革”期间无序萎缩阶段(1966~1976年),“文革”后发展阶段(1977~1990年),地质工作萎缩阶段(1991~2005年),地质工作发展阶段(2006~2012年),地质工作开始萎缩(2013年~至今)。

      “这期间可谓三起三落。”

      对这段时期地质工作所经历的跌宕历程,陈毓川院士如此总结。

      第一个高潮期(1949~1965年)。新中国成立初,新中国工业和国防建设急需矿产原料作支撑。这期间,地质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一阶段,初步建立起了地质工作的新机构及专门的地质队伍。1950年,成立中国地质计划指导委员会,李四光任主任。1952年,成立地质部,李四光任部长。此阶段陆续建立冶金、煤炭、建材、化工、石油等地质勘查部门。1952年底,地质队伍17788人。1957年底地质队伍28.61万人 ,经历1958年大跃进1960年快速增长至61.88万人,1961年调整后为29.26万人,1965年地质队伍发展到38.68万人。

      “文革”期间(1966~1976年)是第一个萎缩期,地质工作受到冲击 ,有一段时期处于无序领导状态。1970年地质部撤销,并入国家计委,成立国家计委地质局,部属地勘队伍下放到省、区、市政府管理。1975年9月,设立国家地质总局。

      “文革”后(1977~1990年 )是第二个高潮,地质工作进入迅速恢复发展期。1979年恢复地质部,1982年改名为地质矿产部。1979年成立武警黄金指挥部部队。1983年成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1991年化工部成立地质矿山局。1979年至1985年开展了第一轮全国区划工作。1985年,全面部署新一轮固体矿产普查工作。地质队伍1990年底达到112.15万人(其中石油部门44.41万人)。各类矿产资源储量有较大幅度增长。

      1991年至2005年,地质工作进入第二个低谷期,资源短缺不断加剧。1991~1998年,由于地质工作费用不足,地质勘查工作规模日益缩小,全国钻探工作量1991年为341万米,到1998年降到71万米。1997年底从事预算内地质和固体矿产矿产勘查工作的地质职工仅为9.4193万人,不到当年在职职工的1/5 (当年非油气在职职工为53.9317万人)。找矿成果大幅下降,不少矿产储量出现负增长。

      1998年4月8日,撤销地质矿产部,成立国土资源部,地勘队伍属地化,地勘单位进入体改艰难时期。1999年,成立中国地质调查局,每年10亿元地调专项经费,其中矿产勘查经费不足3亿元。2000年,各种渠道的矿产勘查投入12.46亿元,当年钻探工作量仅51.59万米,从事矿产勘查人员仅36345人,矿产勘查进入谷底。2002年7月,中国工程院、国土资源部、中科院、中国地质学会联合召开“我国矿产资源形势与对策”论坛,提出了矿产资源的严峻形势和对策建议。2003年底,37位院士向中央提出加强地质矿产勘查工作的建议,被中央采纳。

      2006~2012年是地质工作第三个发展期,资源储量大幅提升。2006年1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2006年4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2006年7月,建立中央地质勘查基金 ,之后省、区、市亦先后建立基金。2004~2010年,危机矿山勘查专项实施。2007年国土资源部部署三项矿产资源国情调查。2008年青藏高原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专项实施。2011年国务院发布《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2006年到2012年,全国固体矿产勘查投入从74亿元增长到501亿元,地质矿产勘查人员达34.9万人。国有地勘单位工作项目较多,经济状况好转。从国内来看,资源储量增加,供应能力明显提升。

      第三个萎缩期即2013年至今。受国际、国内矿产品价格下跌,国内一些重要矿产产能过剩,矿业市场企业对矿产勘查投资较快下降,中央地勘基金自2014年后停止运行以及中央财政对固体矿产勘查投入的削减等因素影响,国内找矿强度明显下滑,国有地勘队伍找矿工作项目减少,影响了经济收入,面临困境。

      地勘队伍体制改革经历了哪些历史沿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后,地质工作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体制改革就开始起动。改革的实质是地质工作实现分体运行:公益性、战略性的地质工作由国家实施;商业性包括矿产勘查由市场为主运作,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地勘单位要企业化。至今已达30多年。

      据陈毓川院士介绍,1990年底,原地质矿产部的40万地质队伍既搞区域性地质调查、地质环境调查,也搞矿产勘查。矿产勘查是主要部分,工业部门的地勘队伍71万人,其中油气勘查占44万人,主要从事矿产勘查工作。

      按1994年8月朱镕基总理批示,原地质矿产部的体制改革是将地勘队伍分“野战军”与“地方部队”。1995年成立了地质调查局和集团总公司筹备组。1997年已制订具体改革方案,后因地矿部撤销而未实施。

      工业部门的地勘单位在1983年石油部改变为中国石油集团总公司,从冶金部分出了有色金属部分,成立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核工业部改为核工业集团总公司,原部属地勘队伍均归入各总公司。

      石油部门的40多万地勘队伍成功地实现了企业化,走勘查开发一体化道路。国家给了公司探矿权,继续给了探矿经费,给了探矿成果,总公司从1988年开始从开发利润中提取勘查经费,据统计2000年油气勘查投入193亿元,其中国家拨款不到12亿元,实现了勘查经费由公司自筹。

      其他总公司还是采取勘查开发分离,勘查靠国家,改革靠地勘单位自身多种经营的途径,进展很慢,困难重重。

      1998年国土资源部成立后,加大地勘队伍体改力度。大部分地勘队伍属地化管理,进行企业化改革。特别是2011年,中央发布分类推进改革指导意见,要求2020年完成。2012年6~7月,八部委联合对地勘单位体改作了调研,肯定了地勘单位巨大贡献,了解了存在问题,建议制定具体政策促进地勘行业改革发展。

      2013年以来,中央发布了一系列有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文件,2015年,地勘单位正式进入分类改革时期。由于中央没有统一的改革意见和政策,因此,由地方自行组织改革,目前各地改革进度不一,改革分类多样,有全局公益一类的,有组建一个地调院全省企业化的,大部分趋向于公益二类。

      地质工作与地勘行业体制改革将向何处去

      地质工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新中国成立67年来,地勘行业经历了三起三落。广大地勘工作者发扬三光荣精神,克服各种困难,为国家找矿、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非油气地勘职工未能充分享受到现代社会发展的成果。

      “而今,地勘行业面对第三期萎缩,以及艰难的体制改革,国家应给予高度关注。”陈毓川院士表示,“中央的重视是关键。”

      有中央及地方领导部门的重视与有力的领导,有地勘队伍的主动努力,我国地质工作与地勘队伍体制改革总形势是乐观的。

      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下,国家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仍然都需要地质工作的支持。具体体现在:中、高精度的基础地质调查(地、物、化、遥)服务于找矿、城建、农业、海洋、工程建设等,服务领域在扩大。矿产资源勘查,需要稳定持续,勘查重点矿产将不断调整。环境地质工作(包括水工、工程地质)包括环境地质调查、评价、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任务将日益加重。

      客观地说,从需求角度衡量,目前国有地勘队伍从数量和业务素质上都还有待加强。适应国家发展不同阶段对地质工作的需求,适时主动调整队伍工作结构是必行之道。要充分发挥地勘队伍,特别是局级单位主动性,上下沟通,内部调整,有序进行。

      目前,地勘队伍体制改革的思路,从适应目前与今后地质工作需求与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出发,将地勘队伍分为三类,分别是为国家、社会从事公益性、基础性地质队伍,属于公益一类,由国家财政全额支撑;从事既为国家、社会,亦为市场所需的地质工作队伍,可属公益二类,由国家财政差额支撑;从事矿产勘查-开发的地质工作队伍进入生产经营类,实行企业化,国家要给予企业化的政策及资本金。

      从目前改革的情况看,大多数地勘单位倾向于选择公益二类。

      地质工作与地勘行业体制改革应得到哪些支持

      从社会层面看,对地质工作的重要性(包括矿产勘查)需进一步统一认识,地质矿产工作是国家发展事业中的重要工作领域,必须持续稳定地保持一定强度。要提高地质工作的社会地位,要用国家法律法规加以保障,要有国家局来统一领导组织,要有国家地质工作计划、规划,要有稳定的国家财政科目经费。

      面对地质矿产工作第三萎缩期的来临,国家应充分发挥调控作用。适当下调矿产资源税,对濒危矿业企业适当补贴;对矿产勘查加大投入,保持矿产勘查的必要强度,弥补市场企业投入的减少;要改变国家不投商业性矿产勘查的观念,要从国家实际需要出发来决策。

      对地勘单位体制改革,应加强中央层面的方向引导,并给以政策。国有地勘单位体制改革属国家大事,但缺顶层设计。2012年八部委为此调查,并有报告,但没有提出意见与政策。当前属改革的关键时期,建议国土资源部再次会同七部委紧急调查,拿出指导意见与政策,推进体改顺利进行。核心政策是公益一类要保证全额拨款,企业化改革的单位“三给”——给矿权、给勘查资金、给勘查成果,亦支持其矿产开发,作为国家给予的企业化资本金。

      为充分发挥地勘队伍在地质工作中的作用,国家在政策与措施方面应有新的内容和行动。比如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保证地质工作合理、合法的社会工作环境;恢复初始探矿权申请登记制;建立矿产资源风险勘查基金;确定地质工作知识产权,特别是找矿工作的知识产权;实行环保与找矿、采矿双赢政策与措施。制定科学、合理、切合国情的要求与管理办法。
    “中央的重视是关键”

    2020年8月10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六号”调查船顺利抵靠海洋地质码头,圆满完成2020大洋航次科考任务。航次历时49天,漂洋过海近15000公里,出海成瘾的我仍然心潮澎湃,意犹未尽。作为第一次出海的“小萌新”,此次远洋科考让我受益匪浅,唯一的遗憾是未能一睹“海马”系列深海遥控潜水器(ROV)在海上现场作业的风采。

    当听闻“海洋地质六号”船后续的航次调查任务将使用“海马2”号ROV在“海马冷泉”开展科学考察后,立刻跟海洋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夏真陈述了我对“海马2”号的向往之情,夏所慨然同意了我的出海申请。本航段有来自上海海洋大学、中科院南海所、中科院能源所、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所的科学家组成了国内最强大的冷泉科研团队,以及广州海洋局水合物工程技术中心、实验测试研究所、海洋生态环境所和海洋技术方法研究所组成的海上技术调查队伍,再加上甲板部和轮机部船队人员28名。

    “海马”2号出水

    感谢技术负责亮哥(陈春亮)在“海洋地质六号”为我保留了我的老本行岗位——“导航”。本航段最主要的调查任务是依托“海马”2号强大的作业平台搭载多种作业工具和多家科研机构的设备在冷泉口作业,ROV下潜完成回收网兜、布放海底摄像装置、布放生物诱捕器、生物实验等多项任务,并采集海水、表层沉积物和碳酸盐岩样品。

    经过ROV室小伙子们的耐心调试,ROV成功下潜。此时的地质室成为新冠疫情期间电影院解禁以后最火爆的观影室,按进场先后顺序可分别抢占VIP观影区和一般观影区的座椅,来晚的科学家可自带小板凳找空地坐下,再晚的观影人员只能买到站票寻找“立锥之地”了。通过高清摄像头,看热闹的外行看到了笼统的“海底生物”,看门道的内行则看到了管状蠕虫、蛤类、贻贝、白瓜贝等多种冷泉生物。

    小迷妹惊叹地看着屏幕里令人眼花缭乱的海底世界,借此良机恶补了“海马冷泉”的相关知识。“海马冷泉”为国际前沿科学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窗口,引得来自于多家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们此刻汇集于“海洋地质六号”进行野外采样和学术探讨,也正是“海马”2号拥有的深海探测强大力量,使得调查取样成为可能,不愧为我的男神大“海马”。

    观众享受了视觉的盛宴之后ROV开始取样作业。任由科学家们提出多么“刁钻”地取样要求,ROV主驾驶员黄元铿都能得心应手、手到擒来、指哪打哪,只见他拿起操作手柄提、压、点、按,机械手张合自如,伸缩有度,取样一气呵成。在一旁的小迷妹被这一通操作惊艳到目瞪口呆,立刻萌生了做一名ROV驾驶员的梦想。听到技术负责亮哥和ROV室主任陈宗恒交流,国外有科学家兼任操作员的先例,我心花怒放准备坐上驾驶员座椅,却被技术负责严词喝止,告诉我ROV驾驶员的上岗必须通过严格培训。

    为了满足我当ROV驾驶员的心愿,技术负责安排了专业技术人员培训与科学任务最密切的机械手操作作业,培训从系统原理开始,接着介绍了机械手的关节组成与控制机理,随后才安排了实际操作,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如何插管取样作业,虽然这是ROV最简单的取样作业,小迷妹却费了很大劲才get到这一技能,更加佩服ROV驾驶员的精湛技艺。

    小迷妹享受着学习的幸福时刻,像是在片场客串了一把导演,给男神爱豆加了一段戏,妙不可言。完成所有作业之后,“海马”2号终于满载而归,出水一刻,他像自带bgm的英雄,一袭白衣,持剑而立,云淡风轻,帅气逼人。她又像自带光环的出水芙蓉,清晰脱俗,遗世而独立。

    广海人:小迷妹与大“海马”的初遇


    胡为正(左一)在向青年地质队员讲授地质知识

      古人说,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

      作为一名普通的地质科技工作者,胡为正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业操守;而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他也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在党旗下举起拳头时的铿锵誓言,并深深影响着下一代年轻的地质人。

      然而,在收获荣誉的时候,他却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可组织和领导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深知,离龚全珍式的干部要求,我还有很大差距,我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建设和谐秀美江西尽我绵薄之力!”


      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江西省举行了推选“龚全珍式好干部”活动。这是江西省深入实施“连心、强基、模范”三大工程,广泛开展“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争做龚全珍式好干部”活动取得的重大成果。此次活动中,江西省委做出决定,授予江西省各行业共10名同志“龚全珍式好干部”称号。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西藏区调队队长胡为正位列其中。

      “站上这个讲台之前,我刚从西藏高原上下来……我演讲的题目是《跋涉在雪域高原》……”这是胡为正在当选为“龚全珍式好干部”的表彰会上发言的开场白,简单,直接,不加渲染。

      在胡为正的同事眼里,他的确不善言辞,但他担得起“龚全珍式好干部”这个称号。

      胡为正,1963年出生,现任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西藏区调队队长,高级工程师。他从事野外地质勘探工作三十余载,却有一半的时间停驻在远离内陆的西藏,工作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从2000年起,为响应国家开发大西北的号召,他带领一支队伍在青藏高原一干就是14年。队员在不断变更,而他却始终坚守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

      高原环境的恶劣是有名的:低温、缺氧、风雨变幻莫测……但是,14年中,他坚持战严寒、斗风雪,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上挑战极限,参与和主持完成了西藏找矿项目9个,每个项目从设计、野外验收到最终评审均获优秀;他带头完成的项目先后获原地矿部勘查成果三等奖2次,全国图幅质量展评优秀奖1次;他参与完成的《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012年5月,他被国土资源部授予“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先进个人”称号。 他带领队员,在西藏先后发现了10余处铜、铁、砂金等矿化线索,提交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受到中国地调局的嘉奖。

      在“龚全珍式好干部”的评选过程中,他的同事评价他说,胡为正艰苦奋斗、敬业奉献、开拓创新,是江西省地矿局的先进代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是新时代地质人赋予“三光荣”精神的新内涵。他自己却说:“和龚全珍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教育事业奉献光和热的精神相比,我的成绩微不足道,但她一直是我心中的标杆。”


      温暖的“藏羚羊”

      和胡为正的徒弟们聊天,是在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的一间大会议室里。大大的圆形桌子,众人围坐。气氛从拘谨慢慢变得轻松。看得出来,每个人对胡为正都是敬重中饱含深情。

      这几年,胡为正带的徒弟都是80后。他们一毕业就跟着胡为正去了西藏。他们说,胡为正是“严父型”的领导,是老师,但更像父亲。“严”体现在工作态度上,而“父”则体现在生活上。

      1985年出生的高原毕业后的3年时间里都是和胡为正在一个项目组,“他会在工作中一遍一遍地叮嘱你:来了地调院,所有做的项目,以后都会用在发展西藏上,所以你们的态度必须认真。你们来这么苦的地方就是为了学东西。只要认真了,你们也一定会学到更多,以后在面对更多困难的时候,也就会更有底气。”高原说,从年轻人的视角看,真的感触很深,“跟着他,你会学到除专业以外的更多和人生有关的东西。”

      同是80后的江湖,刚毕业来地调院1个月,就赶上院里成立了青海沱沱河区调突击队。他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跟着队伍向沱沱河进发。刚到驻地,队伍里很多年轻人就出现了高原反应,也包括江湖。“我们到了一个姑且叫做‘宾馆’的地方,大家都难受得不想多走一步,艰苦的环境,大家心里难免有些失落,特别想能有人安慰一下……其实胡队长那时候也在病着,但他还是到大伙儿的房间和大家聊天,讲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大家一下子就觉得心里有了依靠。”江湖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

      在青藏高原,他们更愿意偷偷地在背地里叫他“ 藏羚羊”。他们说,藏羚羊以善于在高原上奔跑而著称,被称为“青藏高原的骄傲”。在他们心中,亲如父兄的胡为正就是那只让人温暖的“ 藏羚羊”,为了工作,时刻奔跑,不眠不休。

      对于这个“别称”,胡为正说,他倍感骄傲,因为这是同事对他工作态度的认可。而作为队长兼项目负责人,在这被称为人类难以生存的“地球第三极”, 他和他的队友面临太多未知的困难和风险,他必须扛起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西藏工作区,队员们每天早上7点左右就整装出发,一路上逢山过山,遇水过水,还要不停地测量、记录、采样。饿了,中午在山上吃点干粮,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背着几十斤重的岩矿石标本和设备往回赶。

      没有去过高原的人不知道,在高原,每前进一米,要花费相当于在内地步行上百米所付出的力气。而胡为正带着他的队员一天要翻越好几座高差几百米的山头。在高原上,胡为正和他的队员们是一个流动迁徙的“群族”,平均每20天搬一次家。由于缺氧,饭菜烧不熟,胃口差,队员们经常出现胃痛和病毒性感冒,每年野外工作都要瘦十多斤。藏北高原的昼夜温差大,气候特别干燥,大家经常出现脱皮、唇裂、冻手的现象,很多人都得了痔疮。长期的高原工作环境,让许多队员都患上了各种疾病,比如血压偏低、心跳变慢、记忆力减退、指甲变形、心脏肿大等。很多队员经常白天出野外,晚上回帐篷打吊针。“我们的帐篷就像医院的住院部。但大家都顽强地坚持着,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也正因为有这样一支坚强的队伍,胡为正感动和骄傲,他也用自己的行动去分担更多的责任。每一次分配任务,胡为正都会把最艰险的地质路线留给自己。而在工作过程中,他要细心观察地质现象、做好记录,还要照顾体能较弱的队员,帮着背包、标本和样品。回到驻地,队员们劳累了一天,大多倒头便睡,胡为正还要汇总大家当天的填图资料,安排第二天要跑的地质路线。

      2012年5月,胡为正和他的队友们在为完成隆格尔矿产调查项目做准备。按技术要求,队伍必须穿越一座海拔6000米的高山鞍部才能更充分完善调查资料,但这却是一次对生命极限的严峻挑战。

      汽车只能把队员送到4800米的高度,余下的路只能靠队员一步一步攀爬。随着海拔的升高,空气愈来愈稀薄,气温越来越低,雪山的坡度也愈来愈陡峭,体力消耗愈来愈大,前进速度变得十分缓慢,由最初前进100米~200米体息一次,最后竟然走一步要喘三口气。当接近顶峰时,由于岩石受强烈风化和崩塌作用,雪山异常陡峻,只能贴着山坡缓慢地匍匐前进。尽管如此,胡为正还是带着队员们拍照、画素描、采集样品。

      等完成点上的工作下山的时候,由于体内盐分消耗过多,胡为正和他的队员们觉得喝水已不能解渴了,即使是平路,两条腿也非常沉重。又累又饿的胡为正却在这时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地质现象,为两个时代地层的接触关系出露点。他刚要停下来记录地质数据,一向最能吃苦的藏族向导却不耐烦了,催促他要快点赶路,否则太晚了山上很危险。胡为正让向导带着他的队员先回驻地,他一个人转到一个小山包后面去寻找地质数据,拍照,画素描,做好地质路线调查工作。
      
      江湖说,这些在和胡为正一起工作过的同事眼里,并不稀奇。“即便是他病了,腰疼得根本没法直起来,走路也一拐一瘸,他也会装着没事人似的,照旧第一个从帐篷里爬起来,敲开冰层取水,为队友们准备好早饭,然后坚持和队友一起跑路线。”“高原上昼夜温差大,每到后半夜,帐篷边上漏风的地方都是白霜……炉里的火熄了,帐篷里就会冷得刺骨。你知道的,从熟睡中醒来,并且从稍有温热的被窝里爬起来给炉子加煤,这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但是,从胡队长和我们睡一个帐篷开始,我们的炉子夜里就再也没熄灭过。”


      留在沱沱河的遗憾

      2012年10月,为了能更合理安排高原上的工作进程,尽早结束这里的任务,节省更多的人力物力,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成立了青海沱沱河项目区调突击队。胡为正被再次推选为队长。而彼时,他刚刚结束了一年的西藏野外工作,乘坐越野车疾驰在返乡的路上。

      “这时接到院长电话,让我再上高原无人区,我一下懵了,我才从高原回来呀!这时,我多希望立刻就能见到亲人,与妻女团聚;多想让疲惫的身体回家得到充分休息。但我知道,组织上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我怎能辜负!”当月26日,胡为正带领34名突击队员,再次启程向可可西里进发。

      可可西里,胡为正深知,这将是一次充满不测的远行:这一年的2月19日,陕西物探队3名地质队员在这里失踪;11月17日,北京地质队三名地质队员在这里不幸遇难。而他的34名队员中,高原刚刚告别出生才几天的孩子,熊伟推迟了早已经敲定的婚礼,罗小川背负着父亲去世的悲痛!

      在唐古拉山以西、乌兰乌拉湖边的藏北无人区,海拔五六千米,常年冰天雪地,生活用水靠凿冰化水,气温常在零下30摄氏度,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高寒地,土豆和鸡蛋永远是冰坨状。迷路、陷车、野兽侵袭以及疾病等,几乎每天都在威胁着队员的生命。

      “在这里,队员们每天要负重步行十多千米,吃的是冻成冰疙瘩的食品,住的是跟着狂风一起摇晃的帐篷。在这里,墨镜不再是时尚的装饰物,而是在冰天雪地里保护眼睛的必需品;在这里,鞭炮不再是喜庆的象征,而是为了吓走不期而遇的野兽;在这里,速效救心丸不再是心脏病的急救药,而是每个队员缺氧救助的必备药!”胡为正把这段深刻存留在记忆里的日子写进了他表彰会上的发言稿里。依照他的性格,写下这些,只是因为心疼那些默默跟随他奋战在藏北无人区的年轻队员们。

      对于这份深情,和他一起奋战在藏北高原的队员们有着更深刻的领悟。

      2012年 11月28日的傍晚,安多工作站打来卫星电话找胡为正。

      电话是安多工作站的朱波打的,“我很委婉地告诉他,他父亲病故了。信号不好,通话时断时续,持续了很久。我打电话时也并不知道老人家去世了多久……他长久沉默。”

      在此前的一个月,从西藏回来,回到江西,胡为正去老家看望病中的父亲,却没有向组织提出要求留下来照顾父亲,而是随即又带着队伍进驻沱沱河。

      “其实,那时候,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是,胡队长会走么?因为当时工作刚刚捋顺思路,准备进入更艰苦的攻坚阶段。”高原说,“挂了电话,胡队长一个人进了一间帐篷,很久没出来。我们都默默为他收拾行李,没人去打扰他,因为同为男人,我们知道他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去处理他的悲伤。”“过了很久,他走进我们的帐篷,‘明天出野外!’‘你呢?’‘我不回去!’”

      “哎,我当时快要哭了……”高原说。

      这次变故,江湖也亲身经历,“胡队长说不回去,明天和大家一起出野外,我一直在想,第二天要怎么和他打招呼,可能所有的安慰都是苍白的……出野外,大家一路都很沉重,特意在车上放特别欢快的歌调整情绪,希望在见到胡队长的时候给他带去更正面的情绪。”

      没人知道当时胡为正是怎么想的,经过了怎样的内心挣扎才决心留下。多年以后,他在表彰会上坦白当时的心情,“我默默地看着队友们忙碌,茫然地望着帐篷外呼啸的寒风,又回头看了看堆满帐篷的地质资料和标本。兄弟们啊,此时此刻,我怎么能离开你们?突击队的工作眼看就要步入三分之二的阶段,正是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只要一个人离开,工作就将出现空缺,突击任务将很难如期完成,更何况我是一队之长。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思前想后,我决定留下来与同伴们继续战斗。然而,我内心却如刀割一般疼痛,面朝南方,我跪在地上:父亲,不孝儿子在这里给您送行了!”

      两个月后,他终于带领他的队员们一起战胜了重重困难,无人区——可可西里的攻坚战大获全胜。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几年的锤炼,我身边的几个80后青年,都已经成长为项目副负责人,基本上能够独当一面了。”胡为正说。

      一份付出一份收获。而在每一份付出的背后,都有一个坚强的支撑。对于胡为正来说,这个坚强的支撑是妻女的理解与支持。

      “说起家庭,我满腹内疚。对于妻子和女儿,我有太多的亏欠,妻子是个随队家属,瘦弱的她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她常戏谑说,家对于胡为正来说,更像是旅店,胡为正是随季节迁徙的动物,冬季才来家里暖一下。”

      “女儿从小学读到高中,我从来无暇过问。女儿转学来南昌读初中,几个中学都不肯接受,妻子急得掉眼泪,我却远在西藏,无能为力。多亏院领导和同事们伸出援手解决了困难。”

      对于母亲,他也心有亏欠。因为常年在外奔波,很少有时间陪伴母亲。2007年,胡为正在从西藏返回南昌的路上,接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后来才知道,母亲几天没进一点食物,睁着眼睛,硬是等了他几天,直到见到了儿子才安然闭上了眼睛。




    一只“藏羚羊”的雪域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