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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做的,就是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从国家和地质工作的发展出发,促进地质行业最需要的改革发展和科技创新建设。”

    —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矿床地质学家

    陈毓川

    从苏联求学的

    潜心苦读

    到大厂五载的

    寂寞风雨

    1980年 陈毓川,于广西桂东南(大厂)

     

    从年轻的铁矿研究队队长

    到提出和发展

    成矿系列理论的矿床学家

    1988年9月 陈毓川在新疆阿舍勒铜矿

     

    壮年

    组织号令全国地勘工作

    晚年

    开展矿产资源战略研究

    1995年5月 陈毓川在甘肃省地矿局三大队大水金矿考察

     

    他将自己

    毕生心血

    投入到中国地质事业

    矿产勘查

    成矿预测

    区域成矿理论研究

    作出了突出贡献

    1997年10月 陈毓川在海南抱伦金矿

     

    在他的日历上

    没有周末和假日

    只有排得满满的工作

    2019年10月底 陈毓川在新疆玛尔坎苏锰矿野外照片

     

    如今

    86岁的他

    只要有时间

    就会走出京城

    走向祖国各地的深山矿区

    探索地质科学奥秘

     

    他说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找矿”

    “为国家发展服务是我一生的使命”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矿床地质学家

    陈毓川

     

    愿为地质找矿奉献一生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矿床地质学家陈毓川

    他是我国著名的矿床地质学家,提出并发展成矿系列理论,为矿产勘查、成矿预测、区域成矿理论研究作出突出贡献;他曾任原地质矿产部总工和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领导了一个时期的全国地质找矿工作。今天,已经86岁的他,仍然奋战在地质矿产科学研究的前沿,主持《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这一规模宏大、泽被后世的科学文化工程。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

    踏遍青山,为国找矿矢志不渝

    陈毓川是少年立志。受新中国成立前投身革命的长兄长姐影响,他在中学担任团支部书记时,就确立了为国为民奉献一切的共产主义信仰。

    1952年,陈毓川考入南京大学地理系,第二年被选送去苏联留学。195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顿涅茨克工业学院地质勘探专业的陈毓川,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地质科学院。从那时起,走遍祖国大江南北、为国家找矿就成了他最大的心愿。

    青年时代的他,在广西大厂锡矿区,沉下心用5年时间深入解剖典型矿床;在江西东乡枫林铜矿,带队在国内外首次提出并验证了钨在硫化矿床氧化带中的地球化学行为,破解了“含钨铁帽之谜”;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致力于火山岩成矿研究,建立了宁芜玢岩铁矿成矿理想模式。

    中年时期,他肩负重任,在原地质矿产部总工和地矿司司长、地调局局长、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等领导岗位上,全力组织推动新一轮全国普查工作、主持全国找金大会战、开展第二轮成矿区划,成为一个时代地矿工作的倡导者和引领者。

    步入晚年,他仍然激情满怀,全情投入地质科学事业,在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等舞台上,殚精竭虑为国家矿产资源安全、矿业健康发展鼓与呼。

    在陈毓川的头脑里,是没有休息日的概念的。直至今日,他每天早上都会骑着自行车来到办公室,一头扎进学术研究的海洋里,直到夜色阑珊。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要到野外矿区去,多走、多看、钻研、思考……

    “能看到普通人难以看到的风光,能更深刻地领略自然的韵味,是地质工作给予我的一份奖励。”于是,便有了他无法忘记的大厂星空和浓郁花香,有了攀登高山、俯瞰深谷的畅快淋漓。至于下坑道时遭遇爆破、考察加多岭铁矿后连人带车滚下山崖、在西藏美多锑矿区发生严重高原反应的经历,则成了他口中的“野外趣事”。

    更加令他难以忘怀的是1974年参加国庆招待会见到周总理时的情形。他说,对于周总理,自己所敬仰效仿的不仅仅是面对各种复杂局势时的大智慧,更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坚定信念。

    “国家需求是我的终身目标!”陈毓川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

    当前,陈毓川还在主持推动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对全国所有的矿产、矿产地和成矿规律进行全面的总结。他在同龄人安度晚年的时候,选择这种高强度的方式工作,就是希望为世界地质科学、为中国的地质事业留下更多、更有价值的东西。

    探索科学,孕育矿床经典理论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裕淇与陈毓川等人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之后,这一理论作为我国区域成矿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为国家矿产资源勘探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全球及各地区的地质演化历史是具有一定规律的,同时具有相似性和相对的继承性。因此,陈毓川等认为,矿化与矿床是地质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矿床成矿系列是由有成因联系的矿床所组成的自然体,因此矿床成矿系列亦可以说是在一个历史阶段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系统的最终矿床产物。

    实践证明,成矿系列是研究矿床的区域成矿规律的关键性环节,也是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在他的领导下,一大批地质科学工作者深入开展重点地质构造地区的矿床成矿系列及其时空成矿物质演化规律研究,从成矿区(带)、各省(区)至全国建立矿床成矿系列,总结区域和全国的成矿规律,并进一步应用成矿系列概念及研究成果进行成矿远景区域规划和不同比例尺的成矿预测,大大促进了我国的矿床勘查工作。

    40多年来,这一矿床研究领域的经典理论还在不断地丰富发展,并通过“中国成矿体系及区域成矿评价”“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中国矿产地质志”等项目,全面推动了中国成矿体系和区域成矿规律的研究。而最初在业内产生巨大影响的《初论矿床的成矿系列问题》,也逐步延伸为“再论”“三论”“四论”,直至目前正在修改中的“七论”。

    对于陈毓川而言,地质科学的世界是那样色彩斑斓、充满魅力。从那里,他看得到自己的梦想,听得到自己的期待,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科学道路悠远漫长,科学探索无穷无尽。他不止一次地强调,科学研究是有时代局限的,地球太复杂,我们今天对地球对矿产资源的认识、对自然法则的认识,只是阶段性的,很有可能在未来人类科技更加发达的条件下被修正甚至被推翻,所以科学工作者千万不能自以为是,更不能自得意满,一定要有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

    战略研究,推动矿业健康发展

    “陈毓川是一位矿业领域的战略家。”许多矿业界的同仁如此评价。

    追寻陈毓川的人生轨迹,梳理他在地质事业上留下的闪光足迹,一个重大事件不可或缺。那就是由他与36位院士联名提交给国务院一封题为《对地质工作情况的反映及建议》的信,促成了2006年1月28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正式发布。而这一纲领性的文件,引领了21世纪初期中国地质工作尤其是地质找矿工作最辉煌的10年。

    从2000年至今,他连续组织实施了8个中国工程院组织的矿产资源战略咨询研究项目,参加参与的项目数量更为可观。通过这些具有宏观性、战略性、综合性、前瞻性的咨询研究工作,他的站位越来越高,思考也越来越深邃。

    他对中央机构改革将各类自然资源统一管理、成立自然资源部的决策非常支持,认为此举有利于国家发展,可以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他多次给部领导进言,内容涉及矿业政策、绿色勘查、科技创新、地勘队伍改革等。

    他认为,要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要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山水林田湖草”还要加上海洋、矿产,构建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海矿”的自然系统观。“它们既是资源又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综合考虑自然资源的调查评价和科学管理,又要考虑其作为生态环境要素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就矿业而言,绿色勘查和绿色开发完全可以实现矿业与自然生态的协调,在有些荒漠地区甚至可以改善环境。”

    当然,陈毓川最为关注和忧虑的还是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他认为,矿产资源是人类经济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当前国际形势很复杂,矿产资源的安全问题也很严峻,有些矿业政策需要很好地研究和调整,使其更加有利于推动矿产资源的勘查、储备与开发。他建议国家对风险较大的初级勘查和一些矿种的勘探予以扶持,从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家应有计划地参与矿产勘查工作,使矿业稳定地发展下去。

    另外,他感到在国家对科技创新如此看重的当下,中国地质科学院要更充分地发挥科技专业研究所的创新专长,更好地承担国家深地专项任务。只有集中力量进行科技创新,推动地质科技发展,地科院才能真正成为国内国际地质领域一流的科学研究单位。

    陈毓川还特地谈到了地质工作队伍的改革:“改革既要积势蓄势谋势,又要识变求变应变,重点在于扭住关键、突出实效。通过改革让地勘队伍保存精干力量,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并过上幸福生活,是我很大的愿望。”

    “我现在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我要做的,就是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从国家和地质事业的发展出发,促进地质行业最需要的改革发展和科技创新建设。”陈毓川说。

    院士陈毓川:愿为地质找矿奉献一生

    9月21日,第36期“李四光地质科普讲坛”在北京科学中心成功举办。本期讲坛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中国地质图书馆、北京科学中心、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中国矿业报社联合承办。

    讲坛特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技术方法研究所专家作科普报告。讲座以“跟着‘海马’探秘深海”为题,介绍了深海探测的特点、水下机器人的发展历史、“海马号”的研发历程及其在深海可燃冰、多金属结核等深海矿产资源探测中的应用等科普内容。讲坛通过丰富的图片和视频,向公众生动展示了“海马 ”号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的创新技术和应用场景,展现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深海装备发展成果。

    讲坛在腾讯新闻、科普中国、今日头条、中国地质调查抖音账号、矿业界微信公众号、北京科协视频号、数字北京科学中心视频号等平台同步直播。线上、线下86万余人聆听了讲座。

    图1科普讲坛现场

    图2科普讲坛现场

    “李四光地质科普讲坛”第36期成功举办

    因为这场盛会,第26次与你相遇。

    老朋友、老地方,让对话与交流如此融洽,也让共识与信任更加稳固。在这里,我们一起见证矿业的繁荣兴盛,也共同经历矿业的凛冽寒冬;感触矿业深度调整的强劲脉搏,也洞见矿业壮阔前行的美好未来。

    25年,崎岖成大道,阡陌变通途。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一路成长、日臻完善。借助这方平台,中国矿业以开阔的胸襟、开放的姿态,加强与国际矿业的沟通融合,以一次次充分的对话,促成一次次多赢的合作。国际合作路径从无到有,多领域交流平台从小到大。一个更加绿色、更加安全、更加和谐、更加智能、更加高效的现代矿业,精彩于世界舞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矿业展会之一,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无疑是全球矿业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从中可以一窥国际矿业发展的风云变幻、大势所向。

    我们看到,合作仍是一大主题。经过25年的发展,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已成为国内外矿业企业参与矿业国际产能合作、实现共赢发展的重要平台。以“共促矿业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本届大会一如既往聚焦开放合作,推进践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和深化国际矿业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我们看到,“朋友圈”在持续扩大。本届大会迎来3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来宾,近400家国内外参展商参展,近万名参会代表和专业观众参加大会,表现出高涨的热情。

    我们看到,矿业发展前沿在突破。1场主题论坛、5场高层论坛、18场专题论坛和13场专场推介将次第拉开帷幕……矿业领域的新进展、新动向、新趋势将在这里分享碰撞,矿业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将在这里交流展示,矿业领域的新认识、新成果、新经验将在这里积淀呈现。

    此时此刻,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焦中国、聚焦矿业。

    这是一个传统而不断焕新的行业。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业已成为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时至今日,矿业的基础性地位依然没有改变,并在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不足,全球矿业发展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无疑,这一形势将进一步加速全球矿业格局的深刻变革,世界各地正同此冷暖。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全球矿业供需格局的深化调整,构建矿业命运共同体、深入推进国际合作是当务之急。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深度交融的矿业,只有在全球范围可持续的交流合作中才能得以发展繁荣。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都能从资源的可持续和绿色开发中受益,始终是发展矿业的终极目标。

    历史经验也证明,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全依赖本国的矿产资源满足自身所有的需求。矿产资源分布与利用的不均衡性,决定了必须通过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更广泛更深层次的能源资源互补与共赢。

    多年来,我国矿业行业秉持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世界很多国家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将绿色技术、绿色标准、绿色经验带到国外,把数字矿山、智能矿山、绿色矿山建到国外,有序推进新能源产业链合作,积极探索矿业高质量发展的共赢之路。与此同时,致力于形成开放稳定的国际矿产品市场,完善资源勘查开发合作机制,构建安全高效的矿产资源保障体系。

    我们有理由相信,矿业领域这样的合作还将持续,并不断深入。本届大会推出多个高质量论坛、专场推介等环节,正是有意促成国家与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产业内部之间的开放与合作,形成多方合作共赢及方式多元的发展模式。

    如今的中国矿业,早已放弃不可持续的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更加开放与现代,也更加理性与负责——注重数字技术的赋能、产业革新的裂变,注重资源安全与生态环境的统筹、矿山建设与绿水青山的协同。

    事实上,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展现出的强大韧性和向好态势,不仅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稳定力量,也让矿业经济信心回归的步伐更加坚定。2024年1-7月,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3%,涨幅较年初扩大了4.9个百分点,明显高于2023年全年的2.1%,延续了良好的增长势头。

    显然,这又是一个积极信号,对于推动中国矿业乃至全球矿业经济发展与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让我们再一次紧紧相拥,于本次大会中预判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摸准矿业生生不息的新脉动,捕捉矿业转型发展的新机遇,深化交流合作,共促矿业繁荣,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矿业力量、矿业智慧、矿业方案。

    以此为坐标,播种下希望,共赴一场关于矿业、关于人类美好未来的时间之约吧!

    Because of this event, we meet for the 26th time.

    Old friends and old places encourage cordial dialogues and foster robust consensus and trust. Here, we have observed the growth and expansion of the mining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and setbacks it has faced. We have gained insight into the mining industry's strong pulse of deep adjustment and have seen the potential for its continued advancement.

    25 years of hard effort have transformed rugged paths into paved avenues and challenging terrain into accessible routes. The China Mining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has undergone considerable growth and improvement over time. Through this platform, China's mining industry has endeavored to enhance its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mining industry with an open mind and a spirit of openness, striving to foster a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win-win partnership through constructive dialogue.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ath has evolved from a nascent concept to a tangible reality, while the multidisciplinary exchange platform has expanded from a modest beginning to a significant presence. A greener, safer, more harmonious, smarter, and more efficient modern mining industry is a valuable asset on the world stage,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like-minded professionals.

    A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mining exhibitions, the China Mining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is an invaluable barometer of global mining development, providing vital insights into the international mining landscape, and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latest trends.

    We can see that collaboration remains a pivotal focus. Over the past 25 years, the China Mining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has evolved into a major platform f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ining enterprises to engag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production capacity in the mining industry, fostering mutually beneficial partnerships. This year's conference, themed "Promoting Mining Cooperation and Creating a Better Future", maintains a focus on openness and cooperation while further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iming to facilitate and enhance international mining collaboration and foster mutually beneficial outcomes.

    We can see that the circle of friends continues to expand. This year's conference welcomes the participation of more than 30 countr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arly 400 domestic and foreign exhibitors, and nearly 10,000 delegates and professional audience members, showing high enthusiasm.

    We can see that the frontiers of development are being pushed to new heights. Over the course of this event, we will witness the launch of a comprehensive program that includes 1 theme forum, 5 high-level forums, 18 thematic forums, and 13 special promotions. New developments, trends, and directions in the mining industry will be shared and collided here. New theories,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in the mining industry will be exchanged and displayed here. New understanding,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in the mining industry will be accumulated and presented here.

    At this juncture, the world's attention is once again focused on China and the mining industry.

    This is a traditional but continually evolving industry.

    Mineral resources serve as a cornerston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mining industry stands firm as a vital and indispensable pillar within the global economy. To this day, The foundational role of mining remains unshaken,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catalyzing a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our economic and social landscapes.

    In the present moment, the global economy is entering a new period of turbulence and change, and the current momentum of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is insuffici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mining industry still faces various challenges.

    Undoubtedly, this complex situation will accelerate the profound shifts in the global mining dynamic, with the whole world facing similar challenges.

    In light of the challenging and intricat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deepening realignment of the global mining supply and demand dynamics, it is crucial to foster a collaborative mining community and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mining industry,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humanity, can only flourish and develop through sustainable global exchanges and collaborative efforts. It has always been the ultimate goal of mining development to ensure that diverse nations, classes, and individuals benefit from sustainable and green resource development.

    Historical evidence has demonstrated that no single country can rely solely on its own mineral resources to meet all its needs.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necessitate that a broader and more profound complementarity and win-win situation in energy resources be achieved through enhanced international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Over the years, China's mining industry,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benefit, has engaged in fruitful collaborations with numerous countries worldwide in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introduced green technologies, standards, and experiences abroad, built digital, intelligent, and green mines abroad, promoted the cooperation of the new energy industry chain in an orderly manner, and actively explored the win-win solu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mining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committed to forming an open and stable international mineral market, improving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r resourc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ng a safe and efficient mineral resources guarantee system.

    We are confident that such collaborative efforts in the mining sector will persist and intensify. This year's conference, with its array of high-quality forums and special promotions, aims to contribute to the opening u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ter-industries, and intra-industries, fostering a multi-party win-win solution and a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model.

    Today, China's mining industry has long abandoned its unsustainable and rudimentary development model, evolving to be more open, modern, rational, and responsible. The initiative prioritizes the advance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 security with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and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mine construction with the protection of lucid waters and green mountains.

    In fact, the strong resilience and positive trends currently demonstrated by China's economic growth not only provide a stabilizing force for global economic advancement but also reinforce confidence in the mining economy's recovery. From January to July 2024, China's investment in the mining industry's fixed assets increased by 19.3% year-on-year, which is a 4.9% rise compared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2.1% growth for the full year of 2023, thus maintaining a strong growth trajectory.

    This is undoubtedly another positive signal,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China's mining industry and, by extension, the global mining economy.

    Those who share the same vision are not separated by mountains and oceans. Let us once again embrace each other tightly, foresee the uncertainties within the certainties, feel the new pulse of the mining industry, seize the new opportunities for its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deepen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romote mining prosperity together, striv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nd contribute to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offering more mining power, wisdom, and solutions in this conference.

    Let us use this conference as a point of reference to plant the seeds of hope, and embark on a journey towards a promising future for the mining industry and for humanity as a whole!

     
    让我们再一次紧紧相拥——写在2024(第二十六届)中...

       

      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中国地质调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的几个背景

    (图源:央视新闻)

    8月28日上午,由原武警黄金部队转隶组建的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在京挂牌。指挥中心将在努力破解重大资源、生态、环境、灾害问题,支撑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工作的新征程中展现新的作为。

    据介绍,改革转制工作开展以来,在自然资源部党组领导下,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团结带领原武警黄金部队党委,顺利完成转隶移交,平稳推进各项配套工作,转制改革主体任务基本完成,初步实现了业务融合、队伍融合、管理融合、思想融合和感情融合,队伍初步融入了国家公益性地质工作体系,成为中央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撑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技术力量。

    挂牌成立后,指挥中心将持续推进转制改革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切实承担起区域基础地质调查、多金属矿产资源勘查、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海洋与海岸带地质调查等职责任务,努力建成一支政治坚定、素质良好、结构合理、装备精良、技术过硬,能够承担国家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地质调查任务的专业化队伍,全力支撑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工作。

    人民日报: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今日在京挂牌

    人民网北京2月26日电 (朱江)记者从中国地调局办公室获悉,今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十号”调查船完成中巴印度洋联合海洋地质科学考察,返抵广州海洋地质专用码头。

    本次任务是“海洋地质十号”调查船入列后的首个远洋调查科考航次,是深化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友好合作的一次重要科学合作。自2018年11月28日从广州启航,历时91天,航程26100千米,中巴两国科学家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圆满完成航次任务,实现了预期科考目标。航次期间,巴基斯坦多家组织机构科研人员到船访问交流,科考船成为两国深海地质合作交流的科技使者,有效增进了两国友谊。

    今日上午,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十号”调查船完成中巴印度洋联合海洋地质科学考察,返抵位于中国广州海洋地质专用码头。人民网 朱江 摄

    “海洋地质十号”调查船为我国自主建造的全新一代高精度具有钻探功能的综合海洋地质调查船,自2017年12月26日入列,累计海上作业262天,稳定航行57000千米,整体性能和调查设备得到了全面检验。本航次“海洋地质十号”船经历了长时间作业的磨合考验,先进技术装备安全高效运转,展现出一船多能、综合效益突出的创新优势,长周期远洋综合科学考察的优秀作业能力得到验证。

    人民网:"海洋地质十号"调查船完成中巴联合首个远洋...

    人间仙境青海湖,天地造化三江源,横空出世莽昆仑,前世今生柴达木……提到青海,许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这些享誉国内外的地质奇观。

    青海省高原、山地、平原和盆地等多种地形地貌俱全。祁连、昆仑、三江造山带结构复杂,时空演化差异性巨大,亿万年的地质演化造就了复杂而独特的地质地貌景观,形成了众多罕见、神奇的地质遗迹。其高原地质遗迹不仅具有数量大、类型多、地学内涵丰富的特点,而且地域特色显著,是十分珍贵的自然遗产,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在研究特提斯海沉积环境、青藏高原隆升过程和环境变化,以及中国东西部第四纪冰川过程与全球变化的关系上,具有突出的地学价值。

    然而,由于地域偏远,经济及交通等各方面欠发达,致使许多珍贵独特的地质遗迹成为了待字闺中的神秘少女。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地质调查局在青藏高原安排1∶25万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其中在生态环境调查部分专门部署了地质遗迹调查内容,标志着青海省地质遗迹调查的大幕正式拉开。然而对于东西长1200千米、南北宽800千米的青海省来说,尽快查明地质遗迹固然重要,但如何把这些地质遗迹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并与旅游有机结合起来,也是当务之急。

    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目前青海省地质遗迹调查、评价保护、开发利用工作程度极低,原有的地质遗迹调查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地质遗迹资源的再利用创新不足。资金短缺是困扰青海省地质遗迹调查与保护的拦路虎。

    有关专家表示,适当对地质遗迹进行开发利用,使之成为科学研究、科学普及、教学实习的基地和地区经济发展新的突破点,同时对拓宽当地居民就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进一步加强开展青海省地质遗迹资源调查,摸清家底,科学规划,盘活资源,使其得到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对促进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确保生态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人间仙境青海湖,天地造化三江源,横空出世莽昆仑,前世今生柴达木……提到青海,许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这些享誉国内外的地质奇观。

    秋高气爽的8月,是大美青海的最佳旅游季节。当中国矿业报记者随青海省地矿局“走基层、访一线”记者团,真正零距离地走入青海、接近青海、感知青海时,才深知大美青海名不虚传。除了声名远扬的几大著名景观外,青海省还有许多神秘的面纱有待揭开,还有很多独特的地质遗迹亟待开发和保护。

    “地质遗迹是地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旅游景观的重要资源基础。青海省具有漫长而独特的地质演化历史,其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的自然地质现象复杂多样。青海省72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存留的地质遗迹数量大、类型多,地学内涵极为丰富。”青海省地质调查院院长吴正寿表示,该院承担开展的西北地区重要地质遗迹调查(青海)项目实施以来,已初步厘定地质遗迹集中区10处,野外科研、科普教育基地10处,地质遗迹旅游线路12条,为下一步建设地质公园、“精准扶贫”提供了基础。

    待字“山中”无人识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当中国矿业报记者一行来到距青海省省会——西宁西60千米的湟中县共和镇盘道地质遗迹集中区时,不由得被这里集飞瀑、奇石、峡谷、石林于一体的独特地质景观而折服——“真没有想到,这里还隐藏着一个这么好的地质奇观!”

    尽管峡谷里奇峰怪石林立,飞流瀑布奔涌,潭水清澈见底,但因为还没有被发现和开发,这里至今仍是一片“处女地”,只有一条放牧者走过的羊肠小道可以勉强通过。

    而这只是青海省尚未被发现的许多地质遗迹的一个缩影,也从中折射出了青海这个旅游资源大省的尴尬现状。

    据了解,青海省高原、山地、平原和盆地等多种地形地貌俱全,南北三分明显:北部为高海拔的祁连山地,中部为中海拔的柴达木盆和西秦岭山地,南部为青南高原。祁连、昆仑、三江造山带结构复杂,时空演化差异性巨大,亿万年的地质演化造就了复杂而独特的地质地貌景观,形成了众多罕见、神奇的地质遗迹。其高原地质遗迹不仅具有数量大、类型多、地学内涵丰富的特点,而且地域特色显著,是十分珍贵的自然遗产,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在研究特提斯海沉积环境、青藏高原隆升过程和环境变化,以及中国东西部第四纪冰川过程与全球变化的关系上,具有突出的地学价值。

    “特殊的地质条件及作用,使青海省自然景观独特,部分地质遗迹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在全国乃至世界享有盛誉。”青海省地质调查院副总工程师拜永山介绍说,青海地层“五代同堂”,例如“大柴旦镇全吉山中的全吉山剖面和乌兰县欧龙布鲁克剖面”等标准剖面,三江源“中华水塔”众多水体地貌和湿地,以及丰富多样、造型独特、景色壮美的昆仑山、祁连山冰川遗迹等,其各冰期冰川地貌的关联关系、相应的堆积物在时空变化和层位方面对比的意义,以及生态环境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问题,备受地质学界以及全社会的关注。

    然而,由于地域偏远,经济及交通等各方面欠发达,青海省地质遗迹调查工作到目前为止还未系统开展,致使许多珍贵独特的地质遗迹成为了待字闺中的神秘少女。直到目前,许多省外游客甚至当地的一些游客,仅知道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昆仑山口、门源油菜花等几个名气较大的景观,而且目的性很强,基本上直奔上述景观而去而不顾其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矿业报记者在青海省同德县还发现了奇特的丹霞地貌景观,虽然南方的湖南、广东、福建等几个省份早在2010年就把“中国丹霞地貌”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目录”,尽管同德的丹霞地貌一点也不逊色于南方且紧靠省级道路,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其被遗忘、冷落的命运。

    “近年来,青海省为建设地质公园,只在年保玉则、格尔木昆仑山、青海湖、互助北山,以及2004年首次被评为青海省第一个国家级地质公园的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的坎布拉、贵德、阿尼玛卿、德令哈柏树山、查尔汗盐湖等地区开展过不同程度的地质遗迹调查工作。”拜永山说。

    百花齐放才是春

    失在俄顷,积在平日。青海省许多地质遗迹之所以长期处于沉睡之中,没有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开发,关键还在于其“平时功课”没有做足,基础调查工作薄弱,地质遗迹家底不清。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地质调查局在青藏高原安排1∶25万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其中在生态环境调查部分专门部署了地质遗迹调查内容,这标志着青海省地质遗迹调查的大幕正式拉开。

    2015年,青海省地质调查院通过招标方式承担开展了西北地区重要地质遗迹调查(青海)项目。该项目的总体目标任务是,按照《地质遗迹调查技术规范》等有关要求,在系统收集、综合研究青海省以往自然地理、经济、区域地质、水工环地质、矿产资源、遥感影像、旅游资源、人文历史等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开展青海省重要地质遗迹调查,查明省内地质遗迹类型、分布等基本特征与保护现状,了解其成因、演化过程,开展对比分析,客观评述其价值,建立青海省重要地质遗迹数据库,编制地质遗迹资源保护名录和保护规划。

    “开展青海省地质遗迹调查评价,符合中央关于‘加强藏区地质遗迹调查工作’精神,符合地方政府有关‘生态建设、旅游发展、精准扶贫’的要求。”吴正寿说,地质遗迹调查评价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和公益性工作,是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对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科研科普、推进生态建设、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具重要意义。

    对这样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青海省地质调查院自然十分重视,抽出精兵强将组织实施。重要地质遗迹调查项目开展的当年,该院就在青海省东部地区取得了阶段性工作成果,新发现了一批有望建立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集中区,初步评价认为已发现3处以上世界级重要地质遗迹,并提出了多条旅游精品路线和科普基地。

    青海省国土资源厅也非常给力,及时跟进。2016年,青海省国土资源厅根据项目取得的初步成果,新设立了省级地勘基金项目,开展同德县河北乡地质遗迹集中区、湟中县共和镇盘道地质遗迹集中区等两处地质遗迹相对集中区的详查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为当地政府提供地质公园开发建设的基础资料,推动地方的“精准扶贫”。

    “通过1年多来的工作,项目组已完成了青海省东北部地区重要地质遗迹的野外调研和全省范围内重要地质遗迹的详查工作,取得了一些初步认识和成果。”拜永山介绍说,全省初步筛选了103处重要地质遗迹,其中东部地区重点开展了11处基础类地质遗迹、55处地貌景观类地质遗迹和5处灾害类地质遗迹的调研工作,通过地质遗迹特征、通达条件、民生所需等方面的研究,初步厘定地质遗迹集中区和野外科研、科普教育基地各10处,地质遗迹旅游路线12条。

    在其初步厘定的10处地质遗迹集中区中,湟中县共和镇盘道地质遗迹集中区特点突出,岩溶地貌、火山岩地貌发育完整,集叠层石化石、瀑布、石林、峡谷和各类象形石于一体。同时,景区海拔3000米左右,自然生态保存完好,动植物资源丰富,距离省会西宁市60多千米,主干交通极好,餐饮、住宿方便,客源充足,是一处绝佳的旅游胜地。而海南州兴海县曲什安镇的黄河曲什安砂砾岩峰林地质遗迹区将独特的旅游资源与神奇的人文环境融为一体,把砂砾岩峰林、黄河、草原、绿洲、农庄等多种资源巧妙组合起来,山水相依,峰林耸奇,危崖横断,河映崇山,曲流回旋,平畴十里,小村安卧,动静结合,气势磅礴,成为青海观光旅游、休闲度假、科考探险、摄影的首选目的地之一。

    而发现过程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同德县河北乡地质遗迹集中区。2015年8月初,前去青海南部出差的拜永山偶见车前迎面飞入一处丹霞地貌,其造型奇特,色染如霞,方山、石墙、石峰、石柱间芳草没膝,古木参天,满目秀色。出差归来的他马上组织项目组前去调查,认为该丹霞地质遗迹产出在黄河流域最上游地区,对研究高原隆升、黄河溯源侵蚀历史、气候变迁等具有科学意义,并且是黄河流域与古老原始森林为伴的一处藏区丹霞地貌,由丹霞丘陵、丹霞峰丛、丹霞石墙、丹霞石柱、丹霞崖壁、丹霞峡谷、丹霞石峰、丹霞穿洞、丹霞洞穴、顺层凹槽、落水洞、天生桥等组成。

    “该地质遗迹区夏季连绵起伏的山峦、崎岖蜿蜒的山路、幽静的小径、涌动的云层、流动的羊群,配上亘古不变的丹霞地貌,宛如仙境,令人心旷神怡。其自然景观、人文历史俱佳,国内稀有,具有很高的旅游观赏价值。”谈到自己发现的“杰作”,拜永山至今依然兴奋不已。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对东西长1200千米、南北宽800千米的青海省来说,尽快查明地质遗迹固然重要,但如何把这些地质遗迹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并与旅游有机结合起来,也是当务之急。

    “青海省许多地质遗迹像一个个散落并淹没在沙滩里的珍珠,既没有被及时发掘出来,形成品牌优势,又没能靠精品旅游线路串起来发挥整体效应。”拜永山坦言道。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判断,2015年,青海省地质调查院根据地质遗迹分布,结合当地旅游资源,专门拟选了海北州八一-黑河大峡谷、仙米林场-七彩瀑布-岗什卡冰川(夏都第一峰)等12条地质遗迹旅游线路,以期让更多的地质遗迹“苏醒”过来,发挥出更大效益。

    调查保护亟待加强

    “全省重要地质遗迹成果的取得,为‘三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能够为地质遗迹保护规划和省域旅游行业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信息资料和决策依据。”拜永山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未被正式保护及尚未被发现的地质遗迹正面临着工程建设、采矿等人类活动的破坏。通过地质遗迹调查,可以提高青海省地质遗迹研究程度,为全省绿色发展提供技术指导,为今后旅游工作部署、科普基地建立及国土资源调查研究工作提供扎实的基础资料。

    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目前青海省地质遗迹调查、评价保护、开发利用工作程度极低,原有的地质遗迹调查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地质遗迹资源的再利用创新不足。据了解,时至今日,青海省全省范围内地质遗迹资源的种类、成因、分布、评价、保护等还未进行过全面统计和调查,即便是已实施的调查项目也存在调查对象种类单一、调查内容不全面、调查范围只限于地质公园内等问题。同时,青海省重要地质遗迹保护名录尚未建立,缺乏开展地质遗迹保护和省域旅游行业决策急需的重要基础信息资料。

    而2015年西北地区重要地质遗迹调查项目(青海)的开展,在青海省东部地区虽然发现了众多极具旅游观赏价值和科研价值的重要地质遗迹,但受工作性质所限,投入工作量有限,调查评价精度不足。对现有的旅游景区而言,由于缺乏专业、系统的地质遗迹(旅游景点)调查工作,青海省“旅长游短”的瓶颈问题仍然存在。

    资金短缺是困扰青海省地质遗迹调查与保护的拦路虎。据了解,由于全国性地勘工作经费下调,国家配属给本项目的经费有限,且工作周期又短(2015年~2017年)。而青海省面积达72万平方千米,地质遗迹类型复杂、点多面广是其主要特点,现有资金无法完成青海省全域重要地质遗迹调查工作。

    “地质遗迹调查、评价保护、开发利用的‘产业链’意识,在学术、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均未形成,地质遗迹的调查保护也未能在环境建设、地质生态景观开发利用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拜永山最后说,适当对地质遗迹进行开发利用,使之成为科学研究、科学普及、教学实习的基地和地区经济发展新的突破点,同时对拓宽当地居民就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进一步加强开展青海省地质遗迹资源调查,摸清家底,科学规划,盘活资源,使其得到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对促进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确保生态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同德县河北乡地质遗迹集中区的丹霞地貌

    让待字闺中的地质遗迹一展芳容


    陈毓川院士在201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发言

      地质工作以及地质队伍的兴亡取决于什么?

      在前不久举行的201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矿床地质专家陈毓川这样谈到:“地质工作与地质队伍的兴亡决定于国家的需求。新中国成立以来67年期间,地质工作虽多次起落,但可以肯定,地质工作及为其工作的地质队伍是国家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新中国成立前,从事地质与矿产勘查的地质人员共有290多人,14台钻机。新中国成立67年来,地勘行业经历了三起三落。广大地勘工作者发扬三光荣精神,克服各种困难,为国家找矿、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现阶段却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受国际、国内矿产品价格下跌,国内一些重要矿产产能过剩,矿产勘查投入缩减等因素影响,国内找矿强度明显下滑,国有地勘队伍找矿工作项目减少,影响了经济收入,面临困境。同时,自上世纪末提出的地勘单位体制改革行至此时虽总体形势乐观,但仍很艰难。非油气地勘职工也未能充分享受到现代社会发展的成果。

      在201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陈毓川专门就“新常态下地质勘查重大问题”进行专题讲座,深入剖析了我国地质工作与地勘队伍改革的相关问题。

      地质工作不同时段经历了哪些历程?地勘队伍体制改革经历了哪些历史沿革?地质工作与地勘行业体制改革将走向何处?地质工作与地勘行业体制改革应得到哪些支持?今日本报7版《“中央的重视是关键”——中国工程院院士、矿床地质专家陈毓川谈地质工作与地勘队伍改革》为您详细报道,敬请垂注。□

      “地质工作与地质队伍的兴亡决定于国家的需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地质工作虽多次起落,但可以肯定,地质工作及为其工作的地质队伍是国家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在此前举行的201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谈及地质工作与地勘队伍的作用,陈毓川院士如此评说。

      在陈毓川看来,地质工作的发展,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同步追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地质找矿发展的历史。我国从远古的旧石器时代、陶器时代到青铜器、铁器时代都进行着漫长的相适应的地质找矿与开发,先人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对于我国的地质工作沿革及自上世纪末提出的地勘单位体制改革,陈毓川院士有着自己独到的认知与理解。

      地质工作不同时段经历哪些历程

      在谈到我国的地质工作历程与形势时,他将我国的地质工作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近代地质工作,我国远落后于西方各国。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设置实业部矿务司,下设地质科,由章鸿钊主持。1913年,北京政府成立地质研究所,章鸿钊为所长,至1916年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地质勘查骨干,共计21人。1916年,地质研究所改为地质调查所,丁文江任所长,正式开始地质调查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称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台湾保持至今)。1942年后又成立矿产测勘处(归属资源委员会),谢家荣任处长。新中国成立前,从事地质与矿产勘查的地质人员共有290多人,14台钻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地质工作按照时间分六大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初期快速建设发展阶段(1949~1965年),“文革”期间无序萎缩阶段(1966~1976年),“文革”后发展阶段(1977~1990年),地质工作萎缩阶段(1991~2005年),地质工作发展阶段(2006~2012年),地质工作开始萎缩(2013年~至今)。

      “这期间可谓三起三落。”

      对这段时期地质工作所经历的跌宕历程,陈毓川院士如此总结。

      第一个高潮期(1949~1965年)。新中国成立初,新中国工业和国防建设急需矿产原料作支撑。这期间,地质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一阶段,初步建立起了地质工作的新机构及专门的地质队伍。1950年,成立中国地质计划指导委员会,李四光任主任。1952年,成立地质部,李四光任部长。此阶段陆续建立冶金、煤炭、建材、化工、石油等地质勘查部门。1952年底,地质队伍17788人。1957年底地质队伍28.61万人 ,经历1958年大跃进1960年快速增长至61.88万人,1961年调整后为29.26万人,1965年地质队伍发展到38.68万人。

      “文革”期间(1966~1976年)是第一个萎缩期,地质工作受到冲击 ,有一段时期处于无序领导状态。1970年地质部撤销,并入国家计委,成立国家计委地质局,部属地勘队伍下放到省、区、市政府管理。1975年9月,设立国家地质总局。

      “文革”后(1977~1990年 )是第二个高潮,地质工作进入迅速恢复发展期。1979年恢复地质部,1982年改名为地质矿产部。1979年成立武警黄金指挥部部队。1983年成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1991年化工部成立地质矿山局。1979年至1985年开展了第一轮全国区划工作。1985年,全面部署新一轮固体矿产普查工作。地质队伍1990年底达到112.15万人(其中石油部门44.41万人)。各类矿产资源储量有较大幅度增长。

      1991年至2005年,地质工作进入第二个低谷期,资源短缺不断加剧。1991~1998年,由于地质工作费用不足,地质勘查工作规模日益缩小,全国钻探工作量1991年为341万米,到1998年降到71万米。1997年底从事预算内地质和固体矿产矿产勘查工作的地质职工仅为9.4193万人,不到当年在职职工的1/5 (当年非油气在职职工为53.9317万人)。找矿成果大幅下降,不少矿产储量出现负增长。

      1998年4月8日,撤销地质矿产部,成立国土资源部,地勘队伍属地化,地勘单位进入体改艰难时期。1999年,成立中国地质调查局,每年10亿元地调专项经费,其中矿产勘查经费不足3亿元。2000年,各种渠道的矿产勘查投入12.46亿元,当年钻探工作量仅51.59万米,从事矿产勘查人员仅36345人,矿产勘查进入谷底。2002年7月,中国工程院、国土资源部、中科院、中国地质学会联合召开“我国矿产资源形势与对策”论坛,提出了矿产资源的严峻形势和对策建议。2003年底,37位院士向中央提出加强地质矿产勘查工作的建议,被中央采纳。

      2006~2012年是地质工作第三个发展期,资源储量大幅提升。2006年1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2006年4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2006年7月,建立中央地质勘查基金 ,之后省、区、市亦先后建立基金。2004~2010年,危机矿山勘查专项实施。2007年国土资源部部署三项矿产资源国情调查。2008年青藏高原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专项实施。2011年国务院发布《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2006年到2012年,全国固体矿产勘查投入从74亿元增长到501亿元,地质矿产勘查人员达34.9万人。国有地勘单位工作项目较多,经济状况好转。从国内来看,资源储量增加,供应能力明显提升。

      第三个萎缩期即2013年至今。受国际、国内矿产品价格下跌,国内一些重要矿产产能过剩,矿业市场企业对矿产勘查投资较快下降,中央地勘基金自2014年后停止运行以及中央财政对固体矿产勘查投入的削减等因素影响,国内找矿强度明显下滑,国有地勘队伍找矿工作项目减少,影响了经济收入,面临困境。

      地勘队伍体制改革经历了哪些历史沿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后,地质工作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体制改革就开始起动。改革的实质是地质工作实现分体运行:公益性、战略性的地质工作由国家实施;商业性包括矿产勘查由市场为主运作,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地勘单位要企业化。至今已达30多年。

      据陈毓川院士介绍,1990年底,原地质矿产部的40万地质队伍既搞区域性地质调查、地质环境调查,也搞矿产勘查。矿产勘查是主要部分,工业部门的地勘队伍71万人,其中油气勘查占44万人,主要从事矿产勘查工作。

      按1994年8月朱镕基总理批示,原地质矿产部的体制改革是将地勘队伍分“野战军”与“地方部队”。1995年成立了地质调查局和集团总公司筹备组。1997年已制订具体改革方案,后因地矿部撤销而未实施。

      工业部门的地勘单位在1983年石油部改变为中国石油集团总公司,从冶金部分出了有色金属部分,成立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核工业部改为核工业集团总公司,原部属地勘队伍均归入各总公司。

      石油部门的40多万地勘队伍成功地实现了企业化,走勘查开发一体化道路。国家给了公司探矿权,继续给了探矿经费,给了探矿成果,总公司从1988年开始从开发利润中提取勘查经费,据统计2000年油气勘查投入193亿元,其中国家拨款不到12亿元,实现了勘查经费由公司自筹。

      其他总公司还是采取勘查开发分离,勘查靠国家,改革靠地勘单位自身多种经营的途径,进展很慢,困难重重。

      1998年国土资源部成立后,加大地勘队伍体改力度。大部分地勘队伍属地化管理,进行企业化改革。特别是2011年,中央发布分类推进改革指导意见,要求2020年完成。2012年6~7月,八部委联合对地勘单位体改作了调研,肯定了地勘单位巨大贡献,了解了存在问题,建议制定具体政策促进地勘行业改革发展。

      2013年以来,中央发布了一系列有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文件,2015年,地勘单位正式进入分类改革时期。由于中央没有统一的改革意见和政策,因此,由地方自行组织改革,目前各地改革进度不一,改革分类多样,有全局公益一类的,有组建一个地调院全省企业化的,大部分趋向于公益二类。

      地质工作与地勘行业体制改革将向何处去

      地质工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新中国成立67年来,地勘行业经历了三起三落。广大地勘工作者发扬三光荣精神,克服各种困难,为国家找矿、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非油气地勘职工未能充分享受到现代社会发展的成果。

      “而今,地勘行业面对第三期萎缩,以及艰难的体制改革,国家应给予高度关注。”陈毓川院士表示,“中央的重视是关键。”

      有中央及地方领导部门的重视与有力的领导,有地勘队伍的主动努力,我国地质工作与地勘队伍体制改革总形势是乐观的。

      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下,国家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仍然都需要地质工作的支持。具体体现在:中、高精度的基础地质调查(地、物、化、遥)服务于找矿、城建、农业、海洋、工程建设等,服务领域在扩大。矿产资源勘查,需要稳定持续,勘查重点矿产将不断调整。环境地质工作(包括水工、工程地质)包括环境地质调查、评价、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任务将日益加重。

      客观地说,从需求角度衡量,目前国有地勘队伍从数量和业务素质上都还有待加强。适应国家发展不同阶段对地质工作的需求,适时主动调整队伍工作结构是必行之道。要充分发挥地勘队伍,特别是局级单位主动性,上下沟通,内部调整,有序进行。

      目前,地勘队伍体制改革的思路,从适应目前与今后地质工作需求与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出发,将地勘队伍分为三类,分别是为国家、社会从事公益性、基础性地质队伍,属于公益一类,由国家财政全额支撑;从事既为国家、社会,亦为市场所需的地质工作队伍,可属公益二类,由国家财政差额支撑;从事矿产勘查-开发的地质工作队伍进入生产经营类,实行企业化,国家要给予企业化的政策及资本金。

      从目前改革的情况看,大多数地勘单位倾向于选择公益二类。

      地质工作与地勘行业体制改革应得到哪些支持

      从社会层面看,对地质工作的重要性(包括矿产勘查)需进一步统一认识,地质矿产工作是国家发展事业中的重要工作领域,必须持续稳定地保持一定强度。要提高地质工作的社会地位,要用国家法律法规加以保障,要有国家局来统一领导组织,要有国家地质工作计划、规划,要有稳定的国家财政科目经费。

      面对地质矿产工作第三萎缩期的来临,国家应充分发挥调控作用。适当下调矿产资源税,对濒危矿业企业适当补贴;对矿产勘查加大投入,保持矿产勘查的必要强度,弥补市场企业投入的减少;要改变国家不投商业性矿产勘查的观念,要从国家实际需要出发来决策。

      对地勘单位体制改革,应加强中央层面的方向引导,并给以政策。国有地勘单位体制改革属国家大事,但缺顶层设计。2012年八部委为此调查,并有报告,但没有提出意见与政策。当前属改革的关键时期,建议国土资源部再次会同七部委紧急调查,拿出指导意见与政策,推进体改顺利进行。核心政策是公益一类要保证全额拨款,企业化改革的单位“三给”——给矿权、给勘查资金、给勘查成果,亦支持其矿产开发,作为国家给予的企业化资本金。

      为充分发挥地勘队伍在地质工作中的作用,国家在政策与措施方面应有新的内容和行动。比如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保证地质工作合理、合法的社会工作环境;恢复初始探矿权申请登记制;建立矿产资源风险勘查基金;确定地质工作知识产权,特别是找矿工作的知识产权;实行环保与找矿、采矿双赢政策与措施。制定科学、合理、切合国情的要求与管理办法。
    “中央的重视是关键”
      3月24日--25日,为落实中国地调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项目和资金管理的有关精神,增强广大领导干部和项目负责人的反腐倡廉意识,中国地调局广海局纪委分两批组织11名副处以上领导和59名项目负责人参观广东省反腐倡廉教育基地。

      在教育基地警示篇部分,展示了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以来职务犯罪的典型案例,从现实、历史的角度,举案说法,用身边案教育身边人。特别是发生在韶关、茂名等地方和省直单位的职务犯罪案例对大家触动很大,面对发生在身边的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参观人员既为他们感到惋惜,又感叹“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好可以为民谋利,用不好则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并且造成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惨痛结局”。面对曾为高官的犯罪分子痛哭流涕“我对不起父母”、“我对不起妻子”、“我对不起女儿”的悔恨,有的参观人员嗤之以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早干什么去了”;在观看“算好人生五笔账”的视频后,大家都陷入的沉思中...... 参观人员通过观看视图、详听讲解,大家多视角、深层次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程、广东省反腐倡廉工作的成效,学习了各条战线先进典型人物事迹,坚定了反腐倡廉的信心。

      参观结束后,大家纷纷签署廉政承诺书,并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会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正确对待手中权力,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不断提高反腐倡廉的自觉性和自身免疫力。
                                                             



    广海局组织参观反腐倡廉教育基地

    “继承发扬李四光先生矢志不移的爱国情怀、坚持真理的科学品格、强烈执着的创新意识、诲人不倦的师表风范、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直属机关党委统一部署下,全国地质资料馆会同李四光纪念馆日前精心组织举办了纪念李四光先生诞辰130周年档案展,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档案首次公之于众。本次展览力图通过展现“新中国记忆”中的这位地质先驱,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地质行业做出实效,带来干事创业的启迪和方向。

    中国矿业报记者通过研读解码档案里的一个个故事,以期从李四光先生的人生历程和终生追求的事业中找到一把“钥匙”,带给新时代地质事业以启迪,助力新时代地质事业开启新篇章。  

      

    1957年6月,李四光在杭州飞来峰用放大镜察看石灰岩中的有孔虫化石

    科学家是什么 

    人类对能源资源、生存环境的基础性需求,依托于地质工作的有效开展和良性运行,离不开一代代地质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而在新时代,地质工作转型升级的动力源自哪里?地质工作者的使命担当体现在什么地方?又如何从老一代地质科学家的人生旅程中汲取精神养分,在新时代里劈波斩浪,戮力前行?

    在一百多年前,有一个人,年少立下宏图志,一生践行“初心”,他就是李四光,开创了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局面,并在新中国建设中立下汗马功劳。

    很少有人知道,李四光这位地质学界的泰斗,最初留学东洋学的并不是地质专业。

    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07年,李四光被官派留学日本后考取的学校。在那里,他学习船用机械。原因是: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尤其是海军的溃败,给国人留下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阴影。造出大船打败侵略者,才能恢复国力。可是造船需要原料,原料要从矿物里来。

    于是他又去了西洋。

    伯明翰大学——1913年,李四光留学英国的目的地。就读后,他先攻读采矿专业,后转地质专业学习。原因是:他发现,造船需要钢铁,国家富强要有充足的煤铁资源,而当时的中国从根本上来说更缺乏的是开采冶炼人才。因此,他选择了当时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在以采矿专业闻名的伯明翰大学学习,而后又意识到寻找矿产则需要从地质着手。

    1934年12月,李四光应邀赴英国讲学。他决定讲授中国地质,并一反常规地从西藏高原开篇。这场融合了政治形势的自然科学讲授活动,向世界传递一个声音: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努力向学,蔚为国用。”孙中山对这位年龄最小的同盟会成员给予的厚望未被辜负。李四光顶住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风雨如磐、枪林弹雨、政治压力,接连诞生了《中国地质学》、《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冰期之庐山》等著作。他下金陵、上北平、走江城……留住并整合了地质事业发展的根基。

    1950年4月,李四光夫妇几经波折经香港回国。应国家需要投身多个领域,重振我国地质基业,为新中国的建设鞠躬尽瘁。

    回望李四光的一生,虽然足迹迂回但逻辑线条非常清晰:如何快速高质量的实现救国强国。

    科学家的爱国主义,就是如此实际而又具体。

    怎样开展科学工作 

    物质决定意识,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简单来说就是,很多时候,思想观念决定了地质科学与新发现是擦肩而过还是沙海拾贝。

    “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有了这样的双重保障,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不会自掘妄自尊大的坟墓。”如何理解李四光这段话?他用实际行动做了具体阐释。

    “是图标的记载错了,还是大家的辨析存在偏差?”1921年的春天,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的李四光,带领学生到北京西郊开展实地考察。考察中,学生发现了根据当时的官方权威著作——一本由国外知名地质学家绘制的《西山地质图》,不能自圆其说的学术结论。

    “我们应该相信谁?”“我们应该相信事实,服从真理。”面对很多同学的犹豫,李四光带领大家回头梳理自己的野外工作流程,让同学们坚定自己的判断,从逻辑上帮他们树立起相信真理、拒绝盲从的科学精神。

    “有人说‘中国贫油’,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开。”李四光从大地构造角度出发,提出找油要先找油区再找油田,并建议当时的地质部和燃料工业部,特别是石油管理局等相关部门联合起来,统一作战。在后来的全国石油勘探战役中,一座座储量丰富价值巨大的油田的发现,用事实作了回答。

    不肯轻易相信,有了受“五马饮槽”启发发现的第四纪冰川U形谷,有了中外地质学界“庐山论剑”中方的扬眉吐气;闲不下来,有了海边闲聊发现的含铀“黑沙”,开启了我国原子能工业。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科学地把力学原理和方法运用到地质学的研究中,诞生了我国地质理论界扛鼎之作《地质力学概论》,它指导了找油、找铀、地震预测;在担任地质部部长期间,特别注意工农建设中需要多学科综合技术解决的问题,常组织有关专业的科学家分工协作,共同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在李四光的一生中,这种唯物辩证法的灵活运用如影随形。

    没有坚定的家国信念、豪气和铁骨,就不能成就李四光;没有好奇心、自信心就不能成就伟大的地质探索和发现;没有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对地质人才的珍惜,就不能成就地质事业在百废待兴中的基础性、决定性地位。科学家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行业也在这一点一滴、一笔一划中行稳致远。

    “李四光”这三个字,已经不仅是地质科学知识宝库的指代,更是当代中国科学精神、科研方法的意象指代。不断提升李四光精神的社会影响力,让它转化为行业进步的推动力,需要发挥平台的优势。

    1989年1月设立的“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旨在继承发扬李四光精神,激励广大地质科技工作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科技进步多做贡献。时至今日,这一地质界大奖项又有了新的目标——为我国地质行业评选出更多优秀的科技人才,促进科技创新,肩负起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始终不忘地质人的初心和使命;牢固树立正确的人才评价导向。”

    诸多头衔背后的深意 

    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诸多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这与古人讲教学相长分不开。今天提倡的教研并重,是李四光科学报国中“芬芳”的一笔。

    李四光既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又是开拓者,被誉为“地质元帅”。除了地质学家这一身份,他还是一位蜚声中外、桃李满天下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什么时候中国的大学也能培养出自己的硕士乃至博士研究生?”站在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领奖台上,李四光心里装着这样的“中国梦”。他给自己重新定位——不仅会干,更会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李四光长期担任北大地质系教授、系主任,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地质学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四光又亲自主持了北京、长春两个地质学院的建设和成都地质学院的扩建工作,在6所大学地质系增设专科班,创办9个地质中专,为地质勘探工作和地质科研工作培训了大量的技术干部,在极短的时间内摸清了我国矿产资源家底,满足了地质事业大发展的需要。

    李四光的学生中,有构造地质学、地层古生物学和石油地质学家黄汲清;有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在古生物学领域颇具造诣的杨忠建;有为留住地质研究所而四处搜集科研用具的“逆行者”赵金科……他们都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和豁达开朗的个性,有着坚持原则、严谨求实、大胆创新的精神。

    国家发展需要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而地质调查研究是一项长期性、连续性的工作,需要人才的接续。可以说,一支高素质、能战斗、年龄结构合理的队伍,在任何时候都是极端重要的。另一方面,地球科学的高度学科交叉性,又让它具备了科普、人文的天然优势。

    “科研是让你发现问题,能让你更好地去理解知识,而育人是为学生答疑解惑,来传播真知识和正能量,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教学相长是我非常热爱、享受自己工作的一个动因。”这是当代一位科研工作者在一次采访活动中的发言,也是许许多多地质科学工作者正在做、想要做的。

    这也是此次展览以践行新时代地质文化为出发点,鼓励新一代地质工作者继承弘扬李四光精神、推动祖国地质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关注点。

    找到创新的秘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根本体现,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其中,创新成为最重要推动因素,可谓是高质量发展的“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需求日益提高,颠覆性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至关重要。

    对地质行业而言,工作机制、评价机制、要素都要转型提升。

    “用创造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求人生的出路。”这是李四光给武汉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的题词。从这所由他筹建的高校走出的莘莘学子,在后来投身国家社会经济建设中果然也不负众望。今天,这句话或可以如此套用:“用创造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求行业的出路。”

    诸多新名词、新概念袭来,其实厘清头绪,背后都是学科跨界与合作,是继承与创新的相互统一、相互促进。

    例如,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我国北部石炭二叠系含碳地层时代划分,李四光用标准、定性和定量带来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统一了各方认识,使地质学突破瓶颈继续前进。把规律加以系统化,并指导实践,是李四光的特长,也是他接连取得重大成果的核心。

    知道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实际是什么样,怎样使其变得更好,是科学之于实践的意义。

    当代地质科学,围绕研究地球环境,包括天文与人类的关系,地质构造,现代科学在地质学的应用,矿产资源和能源理论创新,地质灾害防治和有效预警预测,地质科学新领域,许许多多的种子等待发芽……创新,就是让它们开出花朵的泉水。所以,新时代地质工作转型发展,需要建立在科学的认知和知识储备更新的基础上。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从南京龙潭地质指南,到广西地层表,到古生代以后大陆上海水进退的规程,到河北沙河煤田东北部报告、鄂西川东湘桂北第四纪冰川现象述要,再到庐山地质志略……从这些历史档案中,从李四光先生的人生履历和著作中,地质工作的规律得以重新总结认识,地质事业的历史得以传承和延续,同时也让立足岗位,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聚焦需求,精准服务的“钥匙”,真正握在当代地质人手中。

    这把“钥匙”叫李四光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举办了“波澜壮阔百年党史,砥砺奋进水环六十载”史料展参观活动。2021年7月14日,水环中心组织广大离退休职工参观展览,学百年党史,忆水环中心六十年发展史。

    本次展览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主线,展示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顽强求索到长征路上奋勇向前,从抗日救亡力挽狂澜到协商建国共创伟业,从国家初创筚路蓝缕到“两弹一星”攻坚克难,从改革开放敢为人先到复兴巨轮劈波斩浪,充分展现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的举世瞩目伟大成就。

    同时,以不同历史时期影像图片及成果资料,展现水环中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紧密围绕国家和行业需求以及水工环地质领域的科学技术问题,从最初单一的水文物探找水队,逐步成长为集水工环地质调查、物探、遥感、钻探、仪器研制、信息管理等为一体的地调科研综合队伍,走过的60年风雨历程。

    参观过程中,一幅幅老照片,一张张地质成果图,让老同志们感慨万千。尤其是水环中心成立伊始就在这里工作的老同志,在照片前驻足良久,在他们面前展示的不仅是历史,更是曾经的过往,老同志们激动地讲述水环中心两次迁址、七次更名、数次变更隶属关系的发展历程,深情回忆着自己的工作经历,仿佛回到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回到了曾经奋斗过的美好日子。作为水环中心建设发展的亲历者、参与者,他们曾经以地质事业的薪火相传为己任,曾经为水环中心的发展奋力拼搏,他们感慨那段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也为今日水环中心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感到无比自豪。

    回望百年路,重温六十载,老同志们祝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祝愿水环中心更加蓬勃发展。

    水环中心离退休职工参观“波澜壮阔百年党史 砥砺奋进...

    今日浪费不光盘 明日无粮真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