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已故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事迹，是一次难忘的过程。

初次接触他的生平简介，我们感到：在当下我们惯见的世俗中，他的很多做法太过“高大上”，近乎“不真实”。

他为什么要放弃英国的高薪洋房，回到祖国重新开始？

他为什么不求院士头衔、行政职务，一心只埋头研究？

他为什么非得忙到回不了家，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

黄大年教授生前在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2号井前留影。

……

我们一直在追问，寻找一个可以为他的人生轨迹、为他的不同寻常作出合理解释的答案。

我们一次次走近他的团队、朋友和学生，我们渐渐有了叹服，有了敬仰，有了瞬间迸发的泪水，有了长留心间的感动。

爱国，

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答案

当我们走进吉林大学地质宫这栋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教学楼，看到那斑驳的墙壁、老旧的楼梯，我们立刻就理解了当初很多人对他的不解：“人到中年，功成名就，你还要折腾什么？”

“如果不回国，他们一家人在英国应该会工作、生活得很好。”当我们去采访他的好友、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平时，她刚刚开口，就用纸巾掩住了眼睛。

很多人都提起他那句“高调”的表达：“国家在召唤我们，我应该回去！”坦率地讲，我们最初的反应是：年过半百，这么热血沸腾的激情从哪儿来？

在常人看来，如果他想为国效力，完全可以定期回国、两边兼顾，在吉林大学做一个“流动编”教授。

可是，他不愿意。

整整一个月，从长春到北京，从他生前同事、学生采访到他的同行、好友，涉及相关人士30多人，形成近20万字的采访笔记……

夜深人静，我们整理笔记，从入党誓言到毕业赠言，从为了学校科研放弃出国，到完成留学任务立刻返回，从听到国歌会流泪，到主动去当北京申奥志愿者，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讲述的相似情节，让我们渐渐感到，对于爱国这件事，黄大年绝不是应景式表态。

海漂多年，他心底积存的爱太炽热、太强烈，所以他无法含蓄，也无需掩饰。

吉林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任波讲的一个故事，始终在脑海中挥之不去：黄大年回国后，统战部组织了一次留学人员的艺术沙龙。那是黄大年回国后第一次进KTV，组织者要求每个人都要唱一首。

“黄老师当时很谦虚，他说：‘哎呀我特别喜欢唱，可就是一到高音就跑调。’在大家的鼓动下，他上去唱了：《垄上行》《我的中国心》、《我爱你中国》、《祖国，慈祥的母亲》、《我的祖国》……不断地唱，不断地唱。”

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当天的“麦霸”是黄老师。

“你知道‘麦霸’是什么意思吗？”

他像个孩子似的兴奋地说：“麦霸？那是一种荣誉吧！？”

那一天，结束采访，已是夜晚。我们走在吉林大学的校园里，内心因为任波的讲述震荡着，我们似乎距离他的内心更近了一步。

他的回国，捧回了一颗赤子之心。这颗心，支撑着他的付出与疲倦、奋斗与信念，熔铸成他生命的内核，散发着无尽的光与热，让那么多人众口一词、久久难忘。

回到住地，我们两人一个一遍遍听着《我爱你中国》，一个看着《我的祖国》视频中《上甘岭》的黑白电影画面……热泪盈眶。

越了解，越痛惜，越无法释然他当初的决定——即使在今天，海外留学者人才济济，我们翻看他的履历，仍觉走进一段传奇：1996年，一个名叫黄大年的中国人，刷新了英国利兹大学的历史——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在导师的惋惜、同学们的惊异中，他一天没有耽搁，踏上归程，返回祖国。

而正是他的归来，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

为什么？很多人，因为时空的阻隔、境遇的改变，渐行渐远，不再回头。而他，饱尝了奋斗的艰辛，一颗心依然滚烫。

再度归来时，他已经带领团队实现了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这项技术可以应用于军事和民用领域，是当今世界各国科技竞争乃至战略部署的制高点。一旦离开，他必须承诺不再使用此前的研究。那是一个科学家多少年奋斗的心血啊！

为什么？他已经站在了人生的巅峰，有多少人望其兴叹、欲求不得，可他却能当断即断、毅然决然！

那一刻，我们可以确信：爱国，早已深深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这是他执着认定的、用毕生生命给出的答案。

他的本真，他的率性，

正是这个社会所呼唤的清流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看到了一个率真的黄大年。有人说，他在科研项目的分配中不徇私情、“不讲情面”；有人说，他在科研项目的管理中，“盯得很紧”、有责必问……

我们问他的生前同事：他有没有发过脾气？很多人摇了摇头，想不起来。印象中，黄老师总是笑眯眯的，谦逊又和善。直到他的秘书王郁涵讲到他因为有些课题组成员的工作态度“摔手机”……

我们又找到和他“惺惺相惜”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原副院长董树文，和他“深夜长谈”的中科院地质地球物理所副所长杨长春，他们以科学家的实事求是告诉我们黄大年的困惑与焦虑，以及他如何在低谷中调整心态，又如何去积极地改造环境。

有一些细节，哪怕只言片语，却给了我们无名的感动。

当我们走进地质宫旁的机库，站在那架试飞成功的样机前，想象着拆迁队突然要来拆除机库时、黄大年情急之下躺在卡车前的情形，随口就问了句：“黄老师当时躺在哪儿？”

青年教师焦健用手一指门前的那块水泥地，眼圈红了：“那儿，黄老师当时就在那儿。”

一瞬间，我们流泪了，怔怔盯着那片空地。

这是怎样一个为了科学可以舍去自己的人啊！

在这个人们内心时常被浮躁困扰的时代，他的本真，他的率性，正是这个社会所呼唤的清流，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良知与担当。

我们接触的人越多，越看到他不同的侧面；问的问题越细，越感受到他鲜明的棱角；越是有新的发现，越停不下追寻的脚步……白天，我们就像“中了魔”，坐进一个受访者的办公室，就开始一刻不停地敲击键盘；晚上，又像“失了魂”，脑海中总在回放着那些场景：他在深夜奔波机场、火车站，他在女儿婚礼上疲惫而又幸福的微笑，学生们送走来宾后集体跪倒在他灵前……

这些点滴，聚沙成塔，从模糊变得清晰，真实映射出黄大年的精神世界。脑海中总是回响黄大年告诫学生的那句话：

“吃东西可以汤汤水水，但做事千万不能汤汤水水，唯有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才能成就最好的结果……”

黄大年曾说，他的偶像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

现在，他做到了。他用同样的选择，为人们定义了什么是高尚的灵魂、什么是信仰的坐标。

懂得他，

也懂得了和他站在一起的一群人

黄大年生前曾说，能让中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一帮人在拼命，不是我一个人……这是一个群体。

通过这次采访，我们结识了这样一个群体。

黄大年的助手于平无意中说了一句话，说施一公得知黄大年病危，连夜为他四处联系医生会诊，急得落泪。

我们很想知道，这两位身处不同研究领域、回国前并无交集的专家究竟因为什么，有着如此深厚的交情。为了采访施一公，我们等了近10天，每天和他联系，他都用短信回复“在忙，稍后联系你”，直到有一天晚上11点，他拨通我们的电话，上来第一句说：“我真的很抱歉，这段时间我有个研究内容很关键，我吃饭都是在以秒来计算。”

“以秒来计算”，这让我们立刻想到了“惜时不惜命”的黄大年。

同样功成名就的海归，同样的科研“疯子”。原本以为他们会联系紧密、经常切磋，谁知施一公说：“因为我们都太忙，没有单独吃过一次饭，即使谈话也没有一次超过半小时，但是我们回国的选择是一样的，对国家发展的想法是一致的，所以哪怕只是寥寥数语、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这就是心有灵犀、相见恨晚吧。”

到后来，说到送别，他只说了一句，声音有些颤抖：“一个赤胆忠心的人就那么走了……”我们没有再问，因为已无需再问，对于这样一群一心报国的人而言，还有什么比“壮志未酬身先死”更令人扼腕痛惜呢？！

在这群人身上，不仅仅只有爱国。他们既有爱国之心又有报国本领，他们是把爱国的理想和科学的追求完美结合起来的人。

董树文是我国最大规模深部探测项目的首席科学家。黄大年曾因为着急科研进度、抱怨人浮于事和董树文发飙，我们原以为，董树文会不高兴，甚至会排斥黄大年，可是他却面带微笑、云淡风轻地说出了那段往事，说出了他是怎样劝慰他，又是怎样支持他。那一刻，我们内心是触动的，触动于他们面对科学时的那种实事求是，触动于他们超凡脱俗的那种处世之道。

我们问了董树文一个问题：“怎么理解黄大年那种对科学探索的疯狂？”他没有迟疑，就给出一个让我们瞬间折服的回答：“科学家就得有这种激情，才有创新的驱动力。我是搞地质的，我自己现在上山前都要打针，往半月板里打针，因为我的半月板已经碎了，但是我觉得很幸福，因为一辈子干的事是你愿意干的，是很幸福的。大年也一样，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接近自己的梦想，是幸福的。”

采访快要结束时，董树文特意带我们去看深探项目的成果展，每一块展板、每一项成果，他都如数家珍。他说，深探项目结题时，他和黄大年两人去德国演讲，走下讲台的时候，台下的掌声把他们都震了。有位外国专家惊呼：“中国人不再沉默了，他们大有领先世界的势头！”

说完，严谨的董树文笑得很骄傲！那笑里，有探索者的豪迈，也有报国者的真情。

那一刻，我们的眼眶很热，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黄大年，看到了一批“从来不缺痴心”的中国科学家。我们也许不懂他们的科学，但我们却深深懂得了他们的心灵和力量。

就是这样一群人，感召着更多的人。于平说，原本以为黄老师走了，大家就散了，可是没想到，大家还在，都想把黄老师未竟的事业完成。

黄大年最得意的门生马国庆曾经为了帮老师留下来，没有出国。现在他一口气领下了好几个项目，要把老师规划的事情做完。他眼里有泪，还调侃说：“我现在这么年轻就得了颈椎病，都怪黄老师。”

黄老师生前费尽心思吸引到吉林的专家和海归人才也在想尽办法，把他弥留之际还在关心的新兴交叉学部的各项工作细化下去……

还有黄老师的那些学生，都没有忘记对老师许下的诺言：学成回来，汇聚起来，就是中国深部探测的生力军。

我们曾经很想问：58岁，太短。黄老师的这一生，值得吗？

杨长春的回答又一次让我们哭了：“很多人觉得大年苦，苦吗？不苦。从整体上讲，他回国后是幸福的。就像一滴水，不管有多曲折，汇入了大海，融入了潮流，终将改变历史的潮汐，而那之中，留下了他的印迹。”

这句话，击中了我们的心。

那一刻，我们终于懂了他。

8月31日早上7点05分，记者跟随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张海啟一行从首都机场起飞，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抵达甘肃敦煌机场，再经过2个小时的舟车劳顿，就到了此行的目的地——酒泉市瓜州县柳园镇，这是一个建在戈壁滩上的小镇。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北山野外项目部就坐落在这个小镇上。安顿好旅馆，记者就跟随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一起赶往项目部。

在戈壁滩上踏勘，是个磨砺意志的活儿。

在茫茫戈壁中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砂石地块，队员们立刻停下来选取样本。

在探槽中寻找“宝贝”

北山项目部负责人杜泽忠博士正在向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中心张海啟（左一）一行介绍矿调情况

因为有记者跟随，当天的野外午餐算是很丰盛的了。大多数时候，项目部的小伙子们只用保温桶自带的开水泡一碗方便面。

在野外忙活了一天，回程的路也是很欢快的。

北山野外项目部于2016年5月正式成立，聚拢了一堆博士和硕士。据了解，项目部现有成员23人，其中博士后1人、博士5人，余下的都是硕士，成员平均年龄不到30岁，野外技术人员均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是一支年纪轻、学历高的野外团队。

项目部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国土资源部矿产勘查指导中心矿产勘查处承担的“甘肃花牛山-柳园地区矿产调查与找矿预测”子项目。据野外项目负责人杜泽忠博士介绍，该项目属于整装勘查区找矿预测与技术应用二级项目，项目周期为2016年～2018年，核心内容是开展柳园幅、花牛山幅和长流水幅1∶5万矿产地质调查。

进入项目部，目光所及之处让记者有些震撼——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简陋，用“寒酸”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据说，这个办公场地是从当地居委会租来的。院内的地上摆放着一些矿石标本，但是很整齐，狭小的办公室内正挤着五六个年轻人在制作图表，还有两三个小伙子正在厨房忙前忙后，为当天的午餐做着准备。

不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饭前突然接到小伙子们的通知：喝的水没了，先吃点水果解解渴。而此时，记者的嗓子正干得有点痒，水果怎能抵得上水解渴呀。出于做客者的礼貌，记者又不好意思提出另外的要求，只得干熬着。

杜泽忠博士向记者解释，这里的自来水是戈壁盐碱滩打出来的，碱性重，外地过来的人直接饮用的话肯定受不了。我们平常煮饭和饮用水，都是用桶装的纯净水，今天的水还没有送到。

没想到，在这里喝口水都这么不容易。不过，这顿午餐还算丰盛，一碗面条配几道素菜，十几个人挤在一张桌子上，吃起来还是津津有味的。

记者是在长江边上的农村长大的，没那么娇气，不相信这里的水没在此地生活习惯了的人不可以喝。当天晚上回到旅馆，记者并不信那个邪，打开水龙头灌了一壶水，烧开后泡上自带的茶叶，美滋滋地一杯一杯喝下去。坏了！这可不得了！凌晨4点半多一点，记者的肚子就不太对劲了，骨碌碌地爬起来，一直折腾到天亮，上了七八回洗手间。这种亲身测试的后果实在是很让人后悔不已。记者想，这群初到此地的小伙子们是怎么熬过这一劫的呀。

记者粗略地了解了一下，这群80后、90后，应该说是在蜜罐里长大的，尽管来自不同的地域，但是他们大多是在水草丰美的地方长大的，突然来到这个与故乡有着天壤之别的地方过日子，那将是一种怎样的煎熬和折磨呀！

这里的时差比东部地区要晚许多。9月1日早上8点，天刚亮，记者经过一番折腾，肚子终于消停了些。8点30分，吃过早餐，整理好野外的行头，记者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中心党委书记张海啟一行，跟随北山野外项目部的小伙子们共二十几人，坐上4辆越野车匆匆出发了，开启了这一天的野外之旅。

汽车开出柳园镇，就见不到正儿八经的路，茫茫戈壁滩放眼望去，黑黝黝的一片，见不到一丝让人眼睛有些温润的色彩。越野车晃晃荡荡、摇摇摆摆地一路前行。记者坐在最后一辆车上压阵，前车溅起的灰尘，雾一样地在大漠戈壁飘扬，这样的场景很是刺激。记者在一路尘土中，脑子里幻化出西部牛仔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驰骋在大漠的浪漫场景，很是爷们。

车窗外实在没有值得观赏的，除了乌黑的山丘，连茅草都难得见到一根，这样的景致也实在缺乏观赏性。越野车已经越来越颠了，人坐在车里，像羊癫疯一样，颤悠悠地摇摆，只感觉肚肠都在跟着摆动的节奏扭动着。不远处，“甘肃安西极干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十几个大字在人工砌成的水泥矮墙上横亘着，约有二三十米长，这大概是一路上见到的最美的“风景”了。

1000多年前，大唐高僧玄奘为了求取真经，从长安出发，在今甘肃酒泉一带走出国门，踏上一条冒死西行之路。就在这条根本不是路的路上，一心求取真经的玄奘法师冒死西行，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去往西天取经。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如此描述这片戈壁：“长八百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

当然，1000多年前，玄奘的交通工具与今天无法类比，但这里地质环境的恶劣程度恐怕千年未变。

越野车一路往前，就基本没有路了，到处坑坑洼洼，晃荡得厉害，感觉司机开得有些随性，哪儿好走一点就往哪儿走，这样“跟着感觉走”一点也不好玩，人坐在车里颠得有些难受、有些惶恐，刚开始脑子里幻化的那点西部牛仔骑高头大马的浪漫情怀早已飞到九霄云外。

越野车终于在一片看起来像山丘的地方停了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说是山，其实就是一片黑黝黝的戈壁。下车后，眼睛所及之处不见一颗茅草，大地像撒了柏油一般，若不是那凹凸有致的地貌结构作为天然标记，你很难分清来时的路。

定位、测坡度角、拉测线、清理探槽、取标本、记录，项目部的小伙子们都忙开了，一个个是那么仔细、那么专注。这是地质填图的必须程序，每间隔20米就在手中的表格上做一个标记。由于这里长年极度干旱，地质锤敲打岩石的声音显得格外清脆。就这样，在茫茫戈壁中，他们演奏出只有地质人能听得懂的交响曲。

说得粗俗一点，就是这样一个“鸟都不想来拉屎”的地方，项目部的小伙子们却还忙得如此欢愉。

其实，记者在头一天刚刚与这帮小伙子见面的时候，听介绍中谁谁是博士，谁谁是硕士，谁谁是刚刚大学毕业，有点不屑，因为他们活像一群在工地上长期暴晒的农民工。从他们黝黑、略显古铜色的脸上，实在找不出能与之相对应的影子。在记者粗浅的印象中，他们应该是白白净净的秀丽书生。

此时正值中午，太阳当空照下来，这是一天最热的时候，天空蓝得有些瘆人。这要在内地，这样的天气绝对是可以令人赞美的。但是这里却不同，由于地表缺乏相应的湿度与之对接，云都懒得从此飘过。阳光裹夹着强烈的紫外线，毫无遮挡地直接射到人身上，裸露的胳膊有些灼痛的感觉。

今年31岁的杜泽忠博士皮肤黝黑，像个农民。此时，他正头顶着草帽，带着项目部的兄弟们风风火火地忙碌着。为了拍摄一点他们的工作场景，记者只得一路小跑着跟上他们的脚步。如果不知道他们的身份，远远看去，你会以为这群头顶草帽、挎着帆布包的年轻人是一群叫花子。

杜泽忠主要从事矿床学、矿产勘查研究，刚刚博士毕业就进入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几乎是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就碰上了中国地质调查局“科研走出办公室”的号令，于是，他便顺其自然地成为了北山野外项目筹备组人员之一。就这样，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

尽管尚未成家立业，但是作为项目负责人，杜泽忠博士既要保障项目顺利完成，又要像老大哥一样对这群小伙伴们做好日常心理疏导工作。特别是那些90后，惦念城市的喧嚣，思念父母亲人，是很正常的心理反应。每每小伙伴们有异样的情绪发生时，第一个站在他们面前的总是杜泽忠博士。就因为这样，杜泽忠被小伙伴们称为“带头大哥”。尽管这个头衔有点帮派的味道，但是杜泽忠还是很乐意接受的，只要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干活，喊什么都行，怎么亲切就怎么来。

今年32岁的杜轶伦博士，主要从事岩浆成矿作用、战略性矿产研究。在跟记者聊天的时候，对于这样的工作环境，他说并没有感到什么苦累，地质工作本来就是如此，跟老一辈的地质工作者比起来，我们已经很舒服了。

30岁的孙海瑞博士，主要从事矿床学研究工作。在与记者的短暂接触中，感觉他是一个很乐观向上的人，他说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所选择的专业，过去也一度想象过野外地质工作的艰苦，尽管这里的环境已经超出自己的想象，但是能跟自己的专业结合得很紧密，干起来也还算蛮有趣味的。“通过野外实践，我发现地学方面的很多知识跟在学校时老师讲的还真不是一码事。”孙海瑞说。

刚刚27岁的吕鑫，2015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就直接进入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主要从事矿床学研究，尽管年纪轻轻，但是如今已经成长为北山野外项目部项目副负责人，业务的精湛程度令同龄人刮目相看。与其他人不同，这位年轻人眼里总释放出一股子锐气和俏皮，他跟记者开玩笑说，当初进入大学的时候，糊里糊涂就选了这个专业，人生难得一糊涂，既然糊涂了，就继续糊涂下去呗，年轻人围着地球打转转也是很有意思的。

临近中午1点，我们准备转战下一个目的地。越野车蠕虫一般在一片低矮的骆驼刺灌木林中慢慢前行，纵横交错的沟沟坎坎把汽车弄得像摇篮般左右晃荡。在这里，又不能沿着沟豁延伸的方向直行，哪里骆驼刺的间隔空隙大一点就从哪里穿行，“戈壁滩本没有路，路在司机眼中”。

好不容易磨磨蹭蹭地到了下一站，大家来到一个早已废弃的土夯房子边上，房子不大，也就二十几平方米的样子。说是房子，但却没有房顶，也没有大门，因为长年难下一丝雨水，加盖个房顶反而有些浪费。据说，这个房子是上世纪当地百姓盗采金矿时加盖的，盖这个房子的目的只为躲风，不为避雨。在这个房子的周围，还有数个10平方米左右的四方坑，据说这也是避风用的。

瓜州戈壁，风大无比。当地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瓜州的风是魔鬼的兵器，无坚不摧。在瓜州的历史上，记载最多、最翔实的资料就是有关风的故事。这里每年平均有1/3的时间刮7级以上的大风，从唐代至今的1200年间，这里共有37座城池被风沙埋压，变成了废墟。可想而知，这戈壁滩上一旦起风，那将是怎样一个疯狂的场景。

我们一行人就在这废墟般的房子边歇下来，此时已经有些饥肠辘辘了。杜泽忠博士从越野车的后备箱中拎下一大包馒头，搁在一块大石头上，还有黄瓜和西红柿，以及几包榨菜。一行二十几个人就围着大石头啃咬起来。尽管这些馒头有些干，咬到嘴里有点向外喷撒，但吃起来还蛮香的。经过一上午在汽车上的颠簸和在戈壁滩上不停地跑动，可能大家实在是饿了，居然没有一个人嫌弃这顿饭菜的质量，一个个都狼吐虎咽，咀嚼得有滋有味。

这个废墟的外墙上“龙门客栈”四个鲜红的大字倒让人忍俊不禁。据说这几个字是来自吉林大学的郑博夫喷上去的。此时这位稚气未脱的26岁小伙子正跟几个年龄差不多的伙伴们在远处拉测绳、测剖面。年轻人在这个满目荒凉的戈壁滩上工作，的确需要有一些搞笑的戏码自娱自乐，释放一下大家的情绪。

24岁的王虎，是成都理工大学的毕业生，这位长年在空气湿度较高的地区长大的小伙子，刚刚来到戈壁滩开展工作的时候很不适应。他告诉记者，知道西部地区干旱，但没想到干成这样，刚来的时候，唇裂、流鼻血是经常发生的事，现在习惯了一点。不过对于戈壁滩上的这段经历，他认为是他走向社会最好的历练。

23岁的康凯是项目部年龄最小的队员，刚刚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马上就要继续读研究生了。他利用开学之前的间隙，来到戈壁滩上，与这帮大哥哥们一起见习野外地质工作。康凯半开玩笑地告诉记者，“年轻人人傻精力旺，干啥都不觉得累。尽管我来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学到了许多在课本上根本无法学到的东西，这帮大哥哥们的工作热情和对地学的严谨态度，是我学习的榜样。”

快到下午3点了，太阳开始偏西，每每这个时候就得准备打道回府了。因为再晚一点的话可能会有狼群出没，很危险。戈壁狼不同于其它地方的狼群，由于缺乏必要的食物链，很饿，很有攻击性。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只能见到我们这群人活动的影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坚定的理想和奉献精神，是很难长时间呆下去的。不说这帮80后、90后，连我这个自诩在艰苦年代走过来的人，才匆匆经历了一下就有些急了。

回到旅馆，脸上有些火辣辣的烧灼感。记者对张海啟书记嗔怪地抱怨，怎么把我骗到这么个鬼地方来了？张海啟书记冲记者“嘿嘿”笑笑。实际上，有时候不需要太多的语言来表达，这“嘿嘿”一笑，既是对项目部小伙子们的敬佩和赞许，也是对记者此时心态的一种理解。

青春的奉献是有回报的。通过近2年的工作，项目组获得了一批找矿线索，进一步开展工作，有望转化成矿产地；作为中国地质调查局确定的1∶5万矿产调查示范项目，积极探索创新矿产地质专项填图及成果表达方式，形成了花牛山幅矿产地质示范性图件；同时，形成并建实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矿产调查野外团队。

有感于小伙子们在艰苦条件下的艰辛付出，张海啟书记随后在北山项目部的座谈会上，即兴赋诗一首：

北山寻理想，南部系故乡。

纵横千里路，经纬万年长。

地质乃吾本，矿产是工粮。

青春放光彩，奋斗报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