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邕城，朱槿花开正艳。5月22日，2025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以下简称“矿业合作大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这场以“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共促中国-东盟矿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矿业盛会，吸引了近400位矿业领域嘉宾代表，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点石成金”对话。

“智慧+绿色”的矿业叙事

走进矿业合作大会现场，柳工集团的“智慧矿山系统”展台前人头攒动。巨大的可视化平台上，矿山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实时呈现——从矿石运输轨迹到设备能耗数据，从边坡安全监测到智能排班调度，整个矿山仿佛装上了“智慧大脑”。

“这套系统让矿山运营从‘经验驱动’升级为‘数据驱动’。”现场技术人员介绍，通过数字化采集、智能化分析和可视化管控，矿山正逐步实现智慧化、低碳化、无人化运行。来自印尼的矿业代表阿迪安托在体验后感叹：“这完全改变了我们对传统矿业的认知。”

1.2万平方米的展区内，来自8个国家的369家展商和采购商团齐聚一堂。200余个展位集中展示了矿业领域的前沿创新成果。从地质勘查到矿业投融资，从矿山装备到绿色技术，从智慧矿山到AI应用。这些创新成果不仅展现了矿业装备制造的高端水平，更为行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技术路径。

“智慧化是矿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矿业联合会专家指出，“智能采矿、智能选矿、智能管控等全流程的矿山智慧化建设已成为现实，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矿业智能发展已成行业共识。”

“我们热切期盼与大家在推进智能化发展中向智而行、共享新机，推动建设人工智能矿业应用项目，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绿色矿山建设、矿产资源勘查、矿山安全生产等领域的创新应用，为矿业合作发展增添新动力。”广西代表表示。

“地质密码”里的合作基因

5月23日举办的矿业合作大会项目签约推介洽谈会推介了16个矿业项目，现场签约项目12个。这些项目既有来自国内如河南省、内蒙古自治区等省（自治区），也有来自国外如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家。“主要还是以东盟国家居多，包括印度尼西亚的铝土矿、马来西亚彭亨州穆阿扎姆·沙阿的铁多金属矿矿权、柬埔寨上丁省松昂地区铜金多金属矿勘探等。”现场一位工作人员介绍道。

广西与东盟陆海相连，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与东盟国家在矿业领域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近年来，中国-东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中国-东盟地学合作中心等一系列重要合作平台先后成立，为双方在矿业、地质勘查、卫星遥感、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开展多方位、深层次合作奠定了基础。其中，依托中国-东盟地学合作中心，双方地学领域交流日趋常态化，地质调查及地学科研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作为中国-东盟矿业合作重要项目，中国援建的柬埔寨国家地质实验室于2019年落成移交，其为柬埔寨自然资源与环境开发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技术支撑，促进了中国矿业企业对柬埔寨的投资合作和矿业开发。”中国-东盟地学合作中心（南宁）副主任黎海龙说道。

柬埔寨矿业能源部矿产资源总局局长翁·狄波拉表示，许多中国投资者已在柬埔寨开展推动矿业发展的相关业务，不久前，广西桂奥海外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正式获得柬埔寨磅士卑省奥拉地区勘探许可证。为吸引中国矿业企业并促进矿业合作，柬埔寨有关部门通过法律和监管框架、外商直接投资及投资激励等措施鼓励投资。

共绘矿业发展新图景

“矿业是拉动东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支柱。”老挝能源与矿产部副部长占沙温·本农表示，中国拥有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产业链，在支持东盟矿业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中国矿业联合会代表在发表主旨演讲时提到，多年来，在中国与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持续深化矿业合作，众多中国矿业企业赴东盟国家投资兴业，有效实现了优势互补。

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对矿业人才培育、技术创新、绿色转型的期待更趋强烈。近年来，广西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中国-东盟矿业人才交流培训机制，对东盟国家选派学员开展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的培训，成效明显并渐成体系，有效推动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矿业合作方面相向而行。

“我们要把在中国-东盟矿业人才交流培训班学到的先进技术带回去，也要把一些合作项目带过来推介给中国的企业，进一步加强柬中两国在矿业方面的合作，共绘矿业发展新图景。”柬埔寨桑波学员说。

当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旁的民族大道点亮华灯，形似矿脉走向的光带串联起东盟各国的国旗。正如一位参会的代表所言：“从地下的矿脉到地上的合作，我们正在编织更紧密的矿业经纬。”这场山海相连的盛会证明，当科技创新遇上传统产业，当绿色发展照进资源开发，中国-东盟这条跨越山海的“矿业丝路”，正用全新的钻头向合作共赢的矿脉深处掘进。

谷雨时节，南疆塔里木盆地绿洲区胡杨发芽、棉苗吐绿、梨花绽放……万物崭露春妍。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三团的500亩“盐渍化生态修复示范”基地里一片火热景象，中国地质调查局乌鲁木齐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的科研人员正在精心打理着盐碱地里新出的“幼苗”。这些“幼苗”不仅有植物的，还有动物和微生物的。据介绍，经过实践，这种“地上种草、地表育藻、地下养虫”的新模式，初步达成盐渍化土壤生态循环效果，正在为南疆盐碱地生态改良和开发利用挖掘新的潜力。

草、藻、虫，是如何跟盐渍化土壤联系在一起的？科研人员介绍，这里的草不是一般的草，而是新疆盐生植物种质资源库中的优质高耐盐植物，在土壤改良循环链中，负责“吃掉”土壤里的盐。

2019年起，乌鲁木齐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联合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经过三年筛选试种，在南疆“不毛之地”盐渍土里成功种植出盐地碱蓬、盐角草、盐爪爪等26种高耐盐碱植物。它们中有的能当蔬菜，有的能成药材，有的能作景观花卉和青贮饲料，最重要的是它们吸收盐分的能力非常强。数据表明，每亩盐生植物平均可以从土壤中带走400~500公斤盐分。今年，科研人员继续扩大筛选种类，不仅栽种了胡杨、沙枣等乔木，还试种了玉米、高粱、豆类、蓖麻等粮食和经济作物，植物种类达到36种，目前均长势良好。

这里的藻，是小球藻。科研人员介绍，小球藻是从生物土壤结皮中分离、纯化得到的，通过人工培养，再喷施接种到盐碱地表层，就能形成人工藻结皮。由于小球藻的生物特性，这张“面膜”对于盐碱地来说，能够起到“固沙、增肥、生态修复”作用。此外，小球藻还被用于培育循环链上的另一重要环节——卤虫。

卤虫，是鱼虾幼体的绝佳饲料，经济价值高，特别能耐高盐碱。2021年，科研人员采用粗盐配制成2%~3%盐度的人工海水与当地大于5%盐度的地下卤水进行对比试验，探索出符合当地卤水养殖卤虫的方法。卤虫的生长不仅可以使当地水域内的生态系统得到平衡，还可以改善生态环境。今年，科研人员在示范基地扩建了2个5000平方米的卤虫养殖池，通过前期“小池低盐（度）孵化、中池中盐（度）培育”，计划在五月中旬将正式投入“大池高盐（度）养殖”。

一边通过种植发展盐土农业，一边利用现有卤水开展养殖，盐碱地上因此有了这样一番草、藻、虫循环共生改良盐碱地的生动景象。“这一模式，不仅能科学引导盐土咸水资源综合利用的新路径，也有望解决南疆地区长期困扰当地群众的淡水资源缺乏、土壤盐渍化等问题。”该科研团队负责人说。

塔河蜿蜒春光丽，斜阳生辉春耕忙。放眼“盐渍化生态修复示范”基地，盐地碱蓬、野榆钱菠菜等一年生植物籽落碱地、遇水又生；盐爪爪、盐穗木等多年生灌木冲破枯黄、风吹复绿；小球藻、丰年虫在盐土咸水里孕育生机，野鸭、沙鼠、塔兔们也时常悄悄“造访”这片碱地上的“新绿洲”。

“我们这个‘皇硒菜’，可以生吃、凉拌，也可以炒鸡蛋、包饺子，非常亚克西……”仲夏时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三团（以下简称“三十三团”）棉农阿迪力·哈合提夫妇正操着浓郁的“疆普”，在自家盐碱地头利用短视屏直播带货。虽然直播技巧略显生疏，但他们手中的“碱地珍品”却引来不少网友关注。

他们种的“皇硒菜”，学名是盐地碱蓬，幼苗可做菜，种子可榨油，有极高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保健价值。最早将“皇硒菜”大规模引进该团的是中国地质调查局乌鲁木齐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良修复这里的盐渍化土壤。今年初，该中心再度与三十三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惠农联商、助民资政、科研攻关等一系列举措，进一步汇聚修复治理保护合力，探索推进乡村振兴新模式。

惠农——修复利用盐碱地，量产创收

2019年，中国地调局乌鲁木齐中心“南疆地区盐渍化区生态地质调查”项目组进驻三十三团，率先在塔里木盆地实施盐渍土改良应用示范工程。2020年，项目组实施“盐土咸灌”，成功在盐碱地上种出盐生植物。实验发现，这些植物能对盐碱土壤起到积极的修复作用，有利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而且成本低、来源广，不会造成二次污染。更重要的是，种植盐生植物不占用现有耕地，节约农业灌溉淡水，还能防风固沙。同时，盐生植物的经济价值可观，这让南疆塔里木盆地深处燃起了复垦复绿的希望。

盐碱地竟能种出“宝贝”？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2021年，三十三团加大对项目组的支持力度，无偿提供500亩盐碱地及相应的基础设施，与中国地调局乌鲁木齐中心共同建设“盐渍化区生态修复治理示范园区”。项目组从新疆盐生植物数据库中优选了32个物种进行种植，进一步筛选出耐盐碱、聚盐分、生长快、生物量高、有潜在经济价值、能适应当地环境的物种，提高生态修复产品的多样性。

当地百姓看到实验结果后，主动要求尝试种植盐地碱蓬。项目组便免费为他们提供种子，手把手教技术。（三月种、四月出、五月长、六月摘、七月采、八月收。）盐地碱蓬周期短、见效快，并且种植周期与棉花、香梨等不冲突，不仅增加了当地可利用耕地，还提高了棉农、果农们额外创收的积极性。

现场指导

推广——将“皇硒菜”推向餐桌，树立品牌

研究发现，盐地碱蓬的茎叶和种籽营养成分完整齐全，成熟收割后可做青贮饲料，深加工后还可提取植物盐，是货真价实的“碱地珍品”。如何把它带出沙漠，最大限度发挥其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这是当地政府和百姓最关注的。

政府有需要，群众有热情，项目组就义无反顾。他们积极与三十三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对接协调，通过政府牵线，顺利与当地农业合作社达成协议：5月中旬起，项目组从500亩示范园区内精选10亩盐地碱蓬，每日采摘新鲜茎叶，经过简单整理后交给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负责在当地免费推广。经过不到半个月的努力，盐地碱蓬就赢得了好的口碑，甚至名声远扬，传到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城市。

看到盐地碱蓬的美好前景，三十三团绿水青山农业合作社主动邀请中国地调局乌鲁木齐中心以技术股方式加入合作社，共同开展产学研合作，并注册“皇硒菜”商标，强化三十三团原产地专利保护，努力打造特色有机蔬菜品牌，使其成为新疆兵团农产品中的佼佼者。

项目负责人蒋磊在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正值盐地碱蓬生长中期，茎叶嫩绿，最适合大面积采摘，平均下来亩产可达300公斤，净利润2000元。”经过人工采摘、包装检疫、冷藏运输，不到12小时，“皇硒菜”就能出现在百姓的餐桌上。此外，项目组还利用业余时间指导当地百姓开展网络直销，日销量可达上百公斤。

“皇硒菜”种植 王志 何亮 摄

科研——瞄准盐生卤虫培育，拓展新路

“皇硒菜”的种植成功，让中国地调局乌鲁木齐中心更加坚定运用科学技术改良生态环境、助力经济发展的信心。项目组一边种好盐生植物，一边把目光瞄准了盐生卤虫——丰年虫。卤虫是一种重要的饵料生物和良好的实验动物材料，十分受水产养殖从业者的青睐。

今年4月，该中心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签订“荒漠藻类培养及卤水养殖在南疆生态脆弱区应用示范”合作协议。双方计划利用半年时间，在示范园区的每条人工排碱沟（共计约150平方米）里养殖卤虫及藻类。

为了能让卤虫顺利在三十三团的盐碱水中安家，项目组进行了大量科学实验。负责该实验的崔丽洋，每天要在8平方米的人工养殖实验池观察守望10个小时以上。从他案头堆叠的实验记录表上，就能看出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据他介绍，卤虫卵为休眠卵，需经过外界刺激后才会活化，再孵化成无节幼虫，其中最重要的因子是盐度和温度。项目组采用粗盐配制成2%~3%盐度的人工海水与当地大于5%盐度的地下咸水进行对比试验，探索当地盐碱水卤虫养殖新方法。

幼虫孵化后，项目组要每日监测矿化度及水温变化，上下幅度不超过0.5%，每日投喂项目组培植的成熟小球藻2~3次；一周后，幼虫生长至2~3毫米，出现第一次蜕皮现象，持续时长5~12小时不等；20天后，生长至5~8毫米，开始第一次交配产卵……这些细微的观察，让项目组获得了该地区盐碱水养殖卤虫的宝贵资料。

“根据实验效果，预期卤虫养殖每亩可产成虫10~15千克、干虫卵2~3千克，经济价值可达8000~10000元，不仅能实现当地农排碱水的开发利用，也能助力渔业养殖产业增收增产。”崔丽洋自豪地说。

据悉，中国地调局乌鲁木齐中心将加强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科研合作，力争在年底前筛选出适宜塔里木河下游盐碱地改良应用的成熟藻类1种，建立盐渍化藻类修复示范田1处，培养塔里木河下游原生盐渍化藻类2种，建立卤虫养殖示范样地1处，并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的塔里木河下游卤虫养殖技术手册。

转化——打造农业科普基地，绿色发展

旅游业是我国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前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在中国地调局乌鲁木齐中心与三十三团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双方就“走生态之路，兴乡村旅游，助乡村振兴”达成一致意见。

3月初，项目组一出队到达三十三团，该团就派出相关部门对接规划生态旅游事宜。经过实地踏勘、征求意见、交流讨论，双方最终确定了以“盐渍化区生态修复治理示范区”为依托，建立“沙漠农业科普基地”，进而共同推进申请国家级地质公园的规划目标。

为了积极响应政府规划，项目组第一时间将2年来的地质调查数据无偿贡献出来，并将编制的塔里木河下游生态功能分区图无偿提供给三十三团，为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4月初，项目组结合立项以来对塔里木灌区中部地貌类型、植被分布、包气带岩性结构以及盐渍化的发育程度、变化规律的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土壤盐渍化的诱发因素及主控因子，为三十三团建立了典型农田土壤盐渍化灾害预警模型。5月初，项目组采用层次分析-模糊数学法，构建了盐渍化区生态地质脆弱性评价模型，编制了三十三团生态地质脆弱性评价图，为当地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提供了参考。

“通过两年多的工作，我们基本摸清了三十三团自然资源家底，并通过盐生植物筛选，建成了集植物多样性科普和生态修复体验于一体的盐生植物园和观测基地。”项目组负责人蒋磊说。

据悉，三十三团现有葫芦岛、清水湾、阿拉峡海子等旅游景区及千年胡杨等旅游景点。“下一步，我们将借助中国地调局乌鲁木齐中心的技术优势和科研成果，积极打造国家级乌鲁克沙漠公园，大力发展沙漠经济、盐碱经济，让广大百姓切实享受到生态修复治理带来的红利。”三十三团政委杨淼森介绍说。

仲夏时节，置身南疆腹地的三十三团，站在高处眺望，远景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广袤荒凉，中景是棉田油绿与碱地苍白的撞色，近景是一垄垄“皇硒菜”遍布在沙漠盐碱地的田园嫩绿。这一幅幅美丽的画面，无不辉映着生态文明建设焕发的生机和活力。

◆InSAR：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是指利用雷达卫星获取的相位信息，通过干涉测量的方式实现地表形态与形变测量的雷达遥感应用技术。特点是观测范围大，精度高，快速高效，可发现正在“活动”的隐患，特别是一些微小缓慢，人不易觉察的地表变形。

◆高精度DEM：即数字高程模型，指分辨率和精度在米级的三维地形数据。特点是精细刻画地表三维形态变化，与光学遥感、InSAR等联合使用，有助于识别灾害体的位置、范围、朝向、坡向等形态信息。

◆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即一般意义上的“遥感”，主要通过可见光谱段对地观测成像，是目前遥感应用最广泛的影像数据。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可直观地反映地表覆盖、地物类型等要素，揭示与隐患相关的地表特征，如裂缝、鼓丘、滑塌等现象。

◆LiDAR：一般指三维激光扫描，通过激光雷达对地观测，获取精细三维地形数据。特点是可穿透植被，清晰看到斜坡结构、断层裂缝等地表信息。

浩瀚宇宙，卫星凝视着地球，以“上帝视角”记录着地表的动态变化；山峦之上，无人机悄然掠过，精准“透视”出高山峡谷的旧伤新痕；边坡危岩，专业人员“按图索骥”，结合孕灾规律和地质条件靶向核查。

上述天空地作业，均指向同一个目标——识别地质灾害隐患。

小试牛刀

全国地灾高中易发区迎来“体检”

京城五月，繁花似锦，绿意盎然。

位于北四环边上的奥运大厦6层，此刻却充斥着紧张的气氛：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的技术团队争分夺秒解译着卫星遥感数据，赶在汛前，将全国121万平方千米地质灾害高中易发集中连片区疑似隐患“揪”出来，为各地防灾减灾提供参考。这是他们第二年开展“国家级”大规模地质灾害隐患识别。

我国地质灾害点多面广，滑坡、崩塌、泥石流等致灾因素众多。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全国每年新发生的地灾70%都在已查明的隐患点范围之外。其中，滑坡最为常见，占全国灾害发生次数和影响程度的92%以上。

消除“盲区”，解决“隐患在哪里”始终是“防”的难题。

“2017年6月24日四川茂县新磨村高位远程滑坡和2018年金沙江白格滑坡的发生让业内清晰地认识到，仅靠传统的调查排查和群测群防手段很难对高位、高隐蔽性的滑坡隐患进行早期识别，必须借助现代对地观测技术，尽可能全面的从广域尺度上探测和发现隐患点。”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遥感技术研究所负责人葛大庆说。

为攻克防灾“卡脖子”环节，2019年，自然资源部部署开展了基于综合遥感技术的地质灾害隐患识别示范工作，目标两个：一是论证规模化开展隐患识别的技术可行性与应用效果；二是推动构建国家级和省级隐患识别中心，形成“1﹢N”的分级组织模式，由国家级隐患识别中心统筹全国尺度上的普查识别和技术引领，省级中心负责本省详细调查与现场核查，力求在3～5年内掌握全国地灾隐患的“底数”。其中，国家级隐患识别中心主要依托航遥中心推进隐患识别业务。

经过充分论证与应用实践，确立了综合应用空天地多源遥感观测技术，以“形态、形变、形势”为识别内容的重大隐蔽性地灾隐患早期识别技术思路，形成了包括专题信息提取、隐患特征识别、野外核查验证的业务流程，丰富了地灾调查评价业务工作方式。

葛大庆介绍，地灾隐患综合遥感识别技术就是通过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影像与高精度DEM进行潜在灾害体“形态”调查，揭示地质背景、几何形态、地表覆被变化等成灾要素；以不同分辨率lnSAR监测获取斜坡体地表“形变”信息，表征活动状态，判别变形部位、滑移规模和活动阶段；以长时序InSAR形变数据、地质资料、威胁对象等综合分析变形活动的发展趋势以及致灾“形势”，判别疑似隐患，并最终经现场核查验证完成识别确认。

“综合遥感识别从技术上体现了多源遥感手段的互补，降低了单一技术有效识别不足的概率。同时充分利用孕灾背景、基础地质条件以及已有隐患状况，从信息解译、判断、现场核查与最终确认上体现综合性，避免信息不足带来的认识偏颇。”葛大庆强调。

2020年该项工作有了实质性进展。

在自然资源部部署下，航遥中心组织相关力量对全国地灾高中易发区10省市开展地灾隐患综合遥感识别，覆盖黄河上游、四川强震区、藏东南地区、滇西北地区、三峡库区五类典型地灾分布区，面积118万平方千米。

“此次识别聚焦大型活动性灾害隐患，以滑坡、不稳定斜坡为主，兼顾泥石流、崩塌等其他类型。同时，以人为本，突出对村庄、集镇等人口聚集地区和重大基础设施威胁严重的隐患。”葛大庆告诉记者。

在识别层次上，一是发挥摸底的作用，对于“人迹罕至、人不能至”的地区，以及其他工作薄弱区或者空白区，综合遥感识别作为先行手段，为地面调查指明“靶区”；二是体现动态监测作用，通过技术手段揭示与灾害发育相关的“变化”特征，对于地面工作程度较高的地区，与大比例尺调查并行，互为补充。

在工作模式上，实行分级协同。即由航遥中心牵头组织相关技术单位进行隐患识别，为省市提供疑似隐患识别成果。各地核查时首先将疑似隐患与已有隐患库对比，现场核查主要针对新发现的隐患，并根据危险性和危害程度开展相应的防灾工作。

经过4个多月作业，全国地灾高中易发区221个县区8450处疑似隐患被“揪”了出来。经地方核查，识别正确率在30%以上。其中，青海、四川、湖北分别达到了76.5%、69.9%和62.86%，特别是四川省，核查确认的隐患近半为新增隐患，很好地体现了综合遥感技术发现未知隐患的作用。

统计显示，2020年在罕见极端天气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全国地灾发生数比2019年增加26.8%，地灾造成的死亡（失踪）人数减少37.9%。这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答卷上，留下了综合遥感识别技术的印记。

“地灾隐患综合遥感识别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探索性工作。”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许强如是评价：

其一，通过示范区域研究，基本构建了一套基于综合遥感技术的地灾隐患识别技术方法体系和流程。其二，从单一技术手段到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形成了统一认识并对各类技术的优点和局限性有了比较清楚的认知。其三，地勘队伍在技术推广应用中，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有了明显改变。其四，识别了一批新的地灾隐患，尤其是滑坡，这是实实在在的成果。

甘肃省地矿局第一地质矿产勘查院灾防院院长王岩对此深有体会。去年“8·13”陇东南特大群发地灾后，航遥中心下发了一批隐患分布图，灾防院对张家川县113个疑似隐患点进行了野外调查验证，确定地灾隐患80处，全部为滑坡，其中新增地灾隐患70处。

“综合遥感识别技术能准确判断出斜坡是否变形，为技术人员判定滑坡灾害提供了可靠依据，同时加强了工作区地灾隐患点调查程度，补充完善了隐患点数据库。希望这类遥感核查项目能辐射更多的县区，相关技术能普及到地勘单位，提高技术人员对灾害的辨识率。”王岩说。

广泛实践

地方“自选动作”有声有色

目前，地灾隐患综合遥感识别技术已被广泛接受，四川、贵州、陕西、重庆、甘肃等省市陆续开展识别任务，落实《地质灾害防治三年行动实施纲要》规定任务。技术力量雄厚的省份积极尝试“自选动作”，探索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防灾减灾方式。

“多灾多难”的四川，便是其中之一。

四川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地质灾害防治研究院副院长马志刚介绍，去年四川在全国开展示范工作的基础上，部署实施了省级地灾隐患综合遥感识别与监测项目，分片区对川北、川西南、川西、川东川南开展了InSAR监测和光学遥感筛查，发现和圈定了一批高位地灾隐患点；查明了重要城镇及交通沿线、地灾高易发区等重点地段的地灾情况。同时，选取了重大地灾隐患点或处于持续变形的重大工程治理点开展遥感追踪监测评价。

记者了解到，和国家示范工作相比，四川省级地灾隐患综合遥感识别有4方面特点：

一是分层级部署。在国家部署“面”的基础上，增设了“重点地段”和“重大地灾隐患点”两个层次，实现了综合遥感识别工作的粗细结合。二是多手段应用。为克服高密度植被覆盖区InSAR识别效果较差的技术短板，增加了“机载LiDAR”和无人机航空摄影，发挥其可穿透植被或高精度的优势。三是全灾种解译。将泥石流纳入隐患识别范围，实现了突发地灾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全灾种的解译分析。四是双路径分析。将找出存在形变且未登记在册的隐患点和查找正在变形的登记在册的隐患点作为识别的两个路径，一体化考虑，为地灾风险评价、汛前隐患排查提供了重要靶区。

“目前四川已将地灾隐患识别纳入常态化防灾工作，并将解译成果作为地灾风险调查、汛前排查、重要强降雨天气后隐患排查的工作依据，实现了从被动应急救灾到主动防灾的转变。”马志刚说。

“天无三日晴”的贵州，2016年在全国率先引进了综合遥感识别技术中的InSAR 开展地灾隐患的早期识别。5年来，全省共监测发现疑似滑坡形变区2000余处，经核查确认新发现地灾隐患600余处。

“InSAR也抓住了一些地表变形不明显的在册地灾隐患点，帮助我们加强管理，采取综合防治措施，该治理的治理，该搬迁的搬迁。把‘隐患在哪里’问题又向前推了一小步。”贵州省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指导中心研究员刘秀伟告诉记者。

近年来，贵州积极将技术逻辑与行政逻辑结合。去年9月，水城县发耳镇发生大滑坡，方量达80余万立方，InSAR和地面监测同时捕捉到地表动态，适时发布了预警信息，政府及时将受地灾隐患威胁的群众及重要财产转移到安全区域，把损失降到了最低。

“事实上，2017年我们就监测到了发耳滑坡隐患。专家调查分析认为滑坡形变在可承受范围内，暂时不用大规模搬迁，通过持续监测和防控既能保证群众安全，又可保障当地生产经营活动有序开展，最大限度降低隐患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刘秀伟介绍，3年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序，老百姓生产生活如常，技术保障为行政决策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撑。

记者了解到，目前贵州地灾防治管理模式从以隐患点为主要管理对象，逐渐转变为以隐患点和风险斜坡为对象的“点面双控”风险管理。今年年底，全省以县为单元的精度优于1∶5万的地灾风险斜坡详细调查将全面完成。

“斜坡与隐患点不同，‘病’不算重，常规设备监测投入大，管控效果不理想，但风险又不得不防。”刘秀伟说。对此，贵州正积极探索将InSAR运用到风险斜坡管控中，力争使该技术从地灾隐患识别迈向监测预警，提高风险斜坡的综合管控能力，为“灾害什么时候发生”探路。

科学认识

地灾隐患综合遥感识别技术不能“包治百病”

多地实践证明，地灾隐患综合遥感识别成果可“指导排查，辅助调查，引导勘察”，提高了调查的针对性，减少了地面工作量，部分解决了“隐患在哪里”的难题。

但专家同时强调，地灾隐患识别是多种技术手段、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综合遥感识别技术有其局限性，不可能“包治百病”，现有的技术手段仍难以识别前期没有明显变形或变化很快的突发性灾害隐患，这一点务必要科学理性地认识。

“每种技术都有优势和短板，实操中须要因地制宜。”葛大庆说，比如，光学遥感容易受云雾天气和分辨率影响，大规模应用中往往难以获取亚米级的遥感数据，解译对专家经验和知识依赖度较高。

“有的观点认为，综合遥感识别就是应用InSAR技术，这也是不对的。”葛大庆进一步阐释，InSAR能敏锐捕捉地表的动态变化，与光学遥感影像综合运用，可在植被覆盖度较低、高陡地区大范围普查，识别高位、隐蔽性的灾害隐患。比如在地层内部有损伤，地表持续活动的四川强震区，效果就很好。

但是，InSAR会受到观测角度、植被状况、地形结构、水汽以及数据处理技术的影响和制约，普适性存在一定局限。同时，对于事前没有明显变形迹象，或者变形过程极短的突发性地灾，因其超出了雷达卫星有效观测的能力范围，InSAR很难发挥作用。比如2019年7月23日贵州水城县突发的特大山体滑坡，事前未出现明显变形迹象，InSAR未探测到变形信息。此外，在广东、浙江、福建等植被覆盖率较高的地区，光学遥感、InSAR等技术适用性受限，漏识率也较高。

“天空地一体化防灾，以广域普查﹢局部详查﹢重点核查的方式分层次开展，是识别和防范地灾隐患最科学有效的方式。”许强认为。

“天”指在卫星层次，用InSAR和高分辨率光学遥感技术开展广域普查；“空”指在航空平台层面，用无人机机载LiDAR和三维摄影测量技术开展局部详查；“地”即地面专业人员有重点的进行调查复核，以及地面勘查和监测。

“通常，我们会用两种或多种技术手段背靠背地做，然后相互校验和补充。如果两种方法的结果能对上和相互检验，地灾隐患就可以确认了。”许强说。

2015年，许强团队通过InSAR发现川西某村寨的山后有一处正在变形的大型滑坡区，由于最高海拔达到了4600米，人工没法上去调查复核，一直没能确认。3年后，在四川省支持下，团队运用LiDAR和三维摄影测量对该区域进行了航飞，经多种技术手段比对分析最终确认了蠢蠢欲动的滑坡隐患。

多名业内人士指出，专业知识决定了技术应用的深度。在地灾防治领域，地质专家好比“医生”，InSAR、LiDAR等技术手段应用，如同为疑似隐患点做“CT”“B超”。是否患“病”，“病”征如何，最终还得依靠“医生”根据各种测试结果综合判定。如果不掌握足够的地质知识，对灾害形成条件、发育特征、成因机理等不了解，很难用好先进技术。

扬长补短

人防技防一起上，天上地下一起看

甘肃立节北山老滑坡“苏醒”、四川洪雅突发高位远程崩滑、湖南安化切坡建房引发山体滑坡……今年以来，全国已发生200余起地灾，随着汛期的到来，地灾防治工作迎来大考。

如何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多层次多技术手段综合运用，人防﹢技防”是专家们的一致观点。

许强指出，近年来我国地灾防治工作取得显著进步，一是构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灾群测群防体系，解决了我国地灾点多面广的问题；二是现代技术的有效运用，包括综合遥感技术、监测预警、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成效显著；三是引入了风险防控的理念，从以群测群防为代表的自发性防灾，发展到理论化防灾、技术化防灾、体系化防灾逐渐成熟。但是，地灾防治工作也面临瓶颈，最突出的就是对第三类隐患——具有突发性失稳破坏的潜在不稳定斜坡，目前还很难依靠技术手段提前发现。

“地灾隐患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正在变形的区域。第二类是历史上曾出现过变形破坏、有损伤的区域。第三类就是潜在不稳定斜坡，即历史上从未出现变形破坏，目前也无明显变形迹象，但其稳定性相对较差，暂时处于基本稳定或欠稳定状态，一旦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比如一场强降雨或人工开挖坡角就有可能突发地灾。”许强阐释。

记者了解到，对于第一类隐患，InSAR和高分辨率光学影像能很好地进行识别。第二类隐患，运用LiDAR 最为有效，并可以三维摄影测量辅助。而第三类隐患，靠遥感技术已无能为力，必须动用物探、钻探等手段，把斜坡地下结构和含水状况查清楚才能判断其稳定性，但潜在不稳定斜坡点多面广，防不胜防。

“现阶段，第三类隐患还主要依靠群测群防来防范，当然我们也正在研发航空物探技术，希望能快速查明地下结构，评价其稳定性。”许强说。

今后一段时期，地灾防治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展突破？

许强建议，一是要构建航空遥感联盟，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全国航空遥感力量，尽快实现航空遥感数据的全国全覆盖。二是要发展航空物探，尽可能多地将潜在不稳定斜坡的地下结构和含水状态搞清楚，把第三类隐患找出来。

葛大庆认为，提高综合遥感识别能力，找到更多地灾隐患，一方面要着力发展专业目标的遥感卫星，强化源头的有效观测与数据保障，进一步提升卫星监测的频率、精度和针对性。“地灾隐患识别目前主要用欧空局哨兵-1号卫星C波段数据，以及日本ALOS-2卫星L波段数据，但受卫星观测周期和范围限制，一些地方还不能有效覆盖，分辨率也不够，限制了可识别的范围、规模和精度。”葛大庆说。

另一方面，大规模业务化识别工作要进一步提高遥感识别信息处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尽可能将专家知识转为模型或者方法，提升智能识别“去伪识真”的本领，降低人员劳动强度。此外，还要加快培养具有地灾专业知识，又掌握遥感、InSAR以及地理信息技术的人才。

马志刚指出，现阶段地灾源头管控理念还有待提升，“‘源头管控’虽然是旧词新用，但在地灾防治上是一个全新的认识，是推动地灾‘早期防’到‘源头控’观念转变的重要变革。”

近年来，四川按照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式开展了地灾易发县县域地灾风险评价、隐患识别分析等工作，初步摸清了隐患和风险的家底，获得了较为丰富的基础性成果资料。但是，扎实推进基础工作并不代表地灾“防”的工作就做好了，如何依托现有成果和技术把地灾隐患“管起来”，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风险是当前的难题。

对此，马志刚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加快构建地灾隐患点、风险区双控新格局。充分运用地灾易发县县域地灾风险评价、遥感识别监测等成果，选择重点区域开展风险管控试点，形成“识别、监测、管控”结合的风险管控体系，不断提高地灾隐患识别和风险管控能力。

二是努力做好科技防灾。在加大群专结合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的同时，重点建立一个综合监测预警平台，构建一套地灾监测预警管理体系，培养一支技术团队，形成“风险提前管控，空天地隐患识别，气象风险动态预报、专业设备持续监测、信息平台实时预警，现场人员动态核查”的监测预警新局面。

（绘图 陈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