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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福建沿海地区工作了将近18年,对海有浓厚的感情”“要发扬优势,做好‘海’的文章”“建设海洋强国,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海洋的关注一以贯之。“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指引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一)“海洋经济发展前途无量”

    人类居住的地球表面70%是海洋。浩瀚大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油气和生物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海洋经济有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1994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建设“海上福州”战略构想,在全国沿海城市中率先吹响“向海进军”号角。在浙江,他指出一定要做足做好海洋经济这篇文章。在上海,他要求努力争创海洋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从科研实验室到渔业种子基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前往沿海省份考察海洋经济发展,强调“海洋经济发展前途无量”“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2013年考察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时强调“要顺应建设海洋强国的需要,加快培育海洋工程制造业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2018年在上海考察时视频连线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指出“经济强国必定是海洋强国、航运强国”;2023年在广东湛江考察海洋渔业,提出“耕海牧渔,发展海洋经济大有可为、大有前途”……从构建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到布局港口、航运建设,再到统筹陆海区域重大战略对接等,习近平总书记推动把加快经济发展的触角从陆地向海洋延伸,为拓展蓝色经济空间谋篇布局、指明方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正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宽阔。

    (二)“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海洋科技发达是海洋强国的重要标志,科技水平的高度决定了海洋开发的深度。从万里碧波之上的极地破冰船、大洋科考船,到万米水下的深潜设备,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在心头——2012年6月,我国首台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深潜成功突破7000米,第二年的5月,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载人深潜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2018年4月,在海南三亚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同“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和潜航员团队互动交流;2020年11月,致信祝贺“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成功完成万米海试并胜利返航,指出“‘奋斗者’号研制及海试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具有了进入世界海洋最深处开展科学探索和研究的能力,体现了我国在海洋高技术领域的综合实力”;2024年11月,致信祝贺“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建成入列,强调这“标志着我国在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是建设海洋强国、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梦想”号等海洋科技“大国重器”不断技术迭代、逐梦深海,提升建设海洋强国的科技成色和底气。在对海洋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及科技进步的重要意义:“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科研是推动我们强国战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定要抓好”“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重点在深水、绿色、安全的海洋高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推进海洋经济转型过程中急需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一项项具体要求,指明海洋科技创新的发力点和突破点。

    (三)“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关乎美丽中国,关乎海洋强国建设。红树林,这种扎根于海岸潮间带的胎生木本植物,对它的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注。“红树林保护,我在厦门工作的时候就亲自抓。党的十八大后,我有过几次指示。这是国宝啊,一定要保护好。”2023年4月在广东湛江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国家战略,要一代接着一代干,久久为功,建设美丽中国,为保护好地球村作出我们中国人的贡献”。海洋强国建设,落脚点是实现“人海和谐”。“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之中”“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不断赋予海洋强国建设“绿色可持续”的内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健全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也是在保护生产力。统筹协调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的“蓝色引擎”才能持续迸发澎湃动力。2024年7月,《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发布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广泛开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行动、中国努力构建人海和谐海洋生态环境的积极姿态。当前,中国已迈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海洋事业迎来重大历史机遇期。唯有以生态优先的理念经略海洋,海洋福祉才能绵延不绝。

    (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海洋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世界百年变局下,全球海洋问题形势严峻,制约着人类社会和海洋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全球海洋治理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海洋命运共同体蕴含着“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东方智慧,是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波涛之上尽是波涛”。海洋具有流动性和不可分割性,国际合作开发海洋是大势所趋。依托“一带一路”建设,中国进一步密切同共建国家合作,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理念也是实践,是实现全球海洋有效治理的行动指南。中国深度参与国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制定与实施,将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建和平之海、繁荣之海、美丽之海。

      

    新华社:总书记对海洋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

    近日,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宁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以下简称“西宁中心”)生态地质调查室负责的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科创基金项目——《三江源草地植被物种多样性时空变化格局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取得重要进展。该项目不仅为三江源地区的草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还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研究论文。

    图为2000-2021年三江源草地植被物种多样性时空分布格局

    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团队成员便致力于收集和分析三江源地区自2000年以来的草地生物多样性调查数据。通过运用多种先进的机器学习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系统揭示了近22年来三江源地区草地植被物种多样性的时空变化特征和分布格局。同时,项目团队还对未来变化趋势进行了科学预测,为草原管理部门提供了决策支持。

    在研究中,团队特别关注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草地物种多样性变化的影响,利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草地生产力与多样性之间的空间关系,并揭示了驱动区域草地物种多样性变化的多种因素。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更好理解三江源地区草地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还为制定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其中,两篇研究论文,分别发表在中科院二区期刊《Remote Sensing》《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此外,该团队还在《草业科学》《环境科学》《草业学报》等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篇相关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标志着西宁中心在科创基金项目的支持下,已经在草地生态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和突破。下一步,西宁中心将继续深化与国内外科研机构的合作与交流,推动草地生态研究领域的不断创新与发展,为保护三江源地区的草地生物多样性和推动草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做出更大的贡献。

     

    西宁中心科创基金项目取得重要进展

    6月5日是第53个“世界环境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昆明中心”)滇西北高寒草甸区生态修复综合调查项目组与纳帕海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开展了以“生态地质调查服务国土空间修复 助力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主题的科普宣传活动。

    活动期间,项目组成员为公众普及世界环境日的历史沿革,讲解生态地质调查工作为保护纳帕海生态环境的现实作用。同时,项目组成员通过设立宣传咨询台、张贴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理念进行宣传,倡导纳帕海生态环境保护。此次活动共计发放宣传册300余份,吸引约400人参与其中。

    本次科普活动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和环保热情,营造了“人人关心环保、参与环保、支持环保、宣传环保”的良好氛围。滇西北高寒草甸区生态修复综合调查项目组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用好“世界环境日”等活动载体,引导公众关注生态,珍惜自然资源,增强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行动力,为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保护纳帕海 我们在行动

    4月22日是第55个世界地球日。为引导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昆明中心”)积极发挥“中国地质学会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自然资源科普馆”宣传阵地作用,以“请进来、走出去”的形式,组织开展2024年“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世界地球日主题系列活动。

    活动一:师生进展馆  专家讲科普

    4月17日,昆明市第一中学附属小学的100余名师生,怀着对地球母亲的好奇和敬畏,走进昆明中心科普馆参观研学。讲解员现场生动讲解了馆藏岩矿石、古生物化石、生物多样性等知识,引导孩子们思考地球的演化、矿石带的形成过程以及生物多样性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让他们对这颗蓝色星球产生了更加深厚的感情。接着,来自昆明中心环境地质调查室、分析测试室及矿产资源调查室的3位科普授课老师,通过一系列科普专题讲座,让孩子们了解了碳排放、金矿勘探和地质灾害的形成及应急逃生等方面的知识,并通过现场互动形式讲述了地球日的起源,号召孩子们从自身做起,将珍爱地球的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用实际行动为保护地球生态环境而努力。

    活动二:党建“红”引领科普“蓝”

    4月19日,昆明中心组织干部职工开展世界地球日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大家分批次到展览馆、科普馆参观学习,并围绕“‘珍爱地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个人能做些什么?”开展讨论交流。今年以来,昆明中心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科普服务,夯实“党建+科普”服务阵地,利用展览馆、科普馆开展特色主题党日活动,丰富干部职工文化生活,促进党建工作与科普工作融合发展。

    活动三:科普进社区 掀起“自然热”

    4月22日,昆明中心与永顺里社区联合举办地球日“科普进社区”的活动,吸引辖区众多居民积极参与。活动丰富多彩。昆明中心科普工作者通过移动科普资源展览、展板、宣传册、现场讲解等方式,用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地球的46亿年,还以《云南河湖--血脉流淌,生生不息》为题,为居民们普及云南水文形态的地域文化,在他们心中播下了保护环境的种子。

    昆明中心积极与学校社区联动,整合社会资源,以国家级研学基地科普馆为依托开展世界地球日系列宣传活动,面向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职业人群开展沉浸式、互动式、场景式科普活动,用好科普资源,做好科普加法。此次活动累计受众人次近2千,现场发放各类科普资料500余份(册)。接下来,昆明中心将紧扣“自然资源”主线,走进更多社区、学校、单位,组织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特色科普活动,唤起社会大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珍惜自然资源、保护地球环境、守护生态文明的意识,让更多的人加入探索地球奇迹、守护蓝星家园的行动中来,全力助推新时代地质科普工作高质量发展。

    探索地球奇迹 守护蓝星家园——昆明中心组织开展第5...

    4月19日,成都市新金牛公园内热闹非凡,人声鼎沸。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军民融合地质调查中心(以下简称“军民融合中心”)牵头举办的四川省第55个世界地球日科普活动启动仪式在此隆重举行。活动在四川省自然资源厅统筹指导下,汇聚了中国地质博物馆、四川省地质学会、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成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所、探矿工艺研究所等多家自然资源系统单位的力量,共同以第55个世界地球日为契机,弘扬“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活动启动仪式

    雨后蓉城,碧空如洗,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似乎都在为活动加油助威。初入会场的签名打卡环节别出心裁,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与会嘉宾们陆续走向横幅,心怀对保护地球的责任,一笔一画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每个字迹都显得认真而庄重,仿佛是在与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缔结一份永恒而神圣的誓约。

    展板宣传区,一块块制作精美的地球科普展板宛如知识的宝库,直观生动地向到场观众展示了地球资源、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观众们或凝神观看,或用手机记录下这些珍贵的信息,并积极与工作人员互动,咨询有关地球科学的专业问题,进一步理解了保护地球的重要意义。

    启动仪式作为此次地球日活动的重头戏,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自然资源厅有关领导莅临现场,为军民融合中心颁授“地学科普研学营地”的牌匾。而后受邀嘉宾共同浇筑金沙,正式启动四川省第55个世界地球日科普活动,“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金色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与此同时,公园内一系列精彩的科普互动节目正在上演。中国地质博物馆的专家亲临现场,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寓教于乐的科普讲座,成功地点燃了孩子们对地球科学的探索欲望,小朋友在科普互动中,扮演古生物学家,挖掘恐龙化石并一一复原;在矿石展示区,观众们被各式珍稀矿石所吸引,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科普答题闯关游戏更是吸引小朋友们,每一道题目都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和积极思考。

    此次世界地球日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为社会公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地学科普盛宴,更引导树立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在下面的工作中,军民融合中心将持续创新科普手段,拓宽科普途径,深化地学科普工作,通过组织更多形式多样、内容充实的科普活动,引领社会公众探索地球的奥秘,共同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为保护我们美丽的蓝色家园贡献力量!

     
    人与自然和谐交响曲在新金牛公园奏响——军民融合中...

    一、背景

    (一)国际发展动向

    基于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活动已经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实现全球合作、促进全球发展逐步成为各国的共识。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享受全球发展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环境以及社会方面的高昂代价。人类生产活动不仅在全球范围内破坏着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同时由于过度开发,人类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联合国给出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年)报告指出:“由于人类活动的干预,2/3支持地球生命系统运转的自然资源已被严重破坏,几近耗光。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有60%处于不断退化状态,支持能力正在减弱。未来50年内,这种退化也许还将继续。”随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08年)》针对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的生态足迹,指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超出了地球承载力的近1/3。美国和中国的国家生态足迹最大,各消耗约21%的全球生物承载力。美国人均生态足迹量9.4全球公顷,可覆盖4.5个地球;中国人均生态足迹量2.1全球公顷,覆盖1个地球。”而据《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08)》,2003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量1.6全球公顷,低于2.2全球公顷的全球平均生态足迹。有关度量指标除生态足迹(人类需求)、生命地球指数(自然状况)外,还有碳足迹、水足迹。一些发达国家已形成“经济(Economy)-能源(Energy)-环境(Environment)”协调发展的“3E”模式,而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传出了“水资源破产”的预警。

    (二)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预测

    在发展的大潮席卷全球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与巨大的挑战。197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近60%,耕地、草地面积相对稳定,基于灌溉、化肥的农业增产,与人口增长相对平衡。与此同时,中国耕地数量历经20世纪80年代缓慢减少和1999~2003年迅速减少两个阶段后,进入基本受控状态。据相关数据统计,21世纪上半叶世界人口将增长70%,而人均耕地、草地面积将会减少;日益增长的人口与持续减少的耕地、草地之间的矛盾依靠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可得到缓解,人地关系预计不会到达崩溃的程度。虽然中国对改善目前形势、确保更好的发展有充分的信心,但形势依然严峻。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解决中国的水稀缺》(2009年)的报告中列举中国“每年有约250亿立方米的水因受污染而不能使用,有240亿立方米的地下水被超采,水危机导致的经济损失占GDP的2.3%,不容忽视”(我国水利部公布的地下水超采数据为120亿立方米/年),由此可见我国保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任重道远。

    (三)国家当前和近期需要

    国家发改委2008年做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中期情况的报告中,提出“十一五”后两年难以有效解决的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①能源资源利用问题。②生态环境保护问题。③空间开发结构优化问题。④粮食安全保障问题。⑤城镇化健康发展问题。⑥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等。并要求及早谋划好与之相关的“十二五”时期发展战略。这6个问题同时也是6个前瞻性研究题目,而前5项均与国土资源和国土空间的调控有关。

    从长远看,国土资源和空间战略目标将以可持续性、生态化、低碳化、信息化、全球化为依归。

    (四)经济与矿产资源全球化、区域化

    随着世界经济或结束剧烈震荡进入缓慢复苏期,包括矿产资源全球化在内的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各国的市场化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此起彼应,各国展开抢占下一轮发展经济制高点的竞争愈益激烈。在2009年全球经济复苏的曙光出现时,“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作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推手”——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角色也在悄然发生变化。APEC作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论坛起着对话和交流的作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即将面世,同时与南盟(SAARC)的区域合作开始提上日程,东北亚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进程要慢一些,上海合作组织(SCO)则以地区安全为重心,并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

    (五)国土安全隐患

    在经受全球发展冲击而引发资源、环境的国际纠纷不断的同时,我国的国土资源和空间由于历史、自然等原因也面临重大安全隐患。中印边界问题由来已久,印度除侵占我国藏南部分领土并设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外,还觊觎南疆阿克赛钦地区;国外和新疆的“东土耳其斯坦”分裂势力和恐怖组织妄图将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我国管辖海域近一半与邻国有争议,南海“九段线”虚多实少,主权深受侵蚀;钓鱼岛的主权争议,与那国岛、冲之鸟礁的军事开发问题都对我国东海海疆构成挑战。此外,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破坏、资源衰退和骤减、国际金融抢滩我国资源开发等也成为国土资源安全的胁迫因素。

    二、起点

    (一)我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也逐年提高。2008年我国的GDP总值达到30万亿元(相当于4.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人均GDP 仅3266美元,只及世界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国土经济密度以倍数增长;工业化率达48.6%,正处在工业化中期、以传统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遭遇资源“瓶颈”;城镇化率只及45.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群规划建设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市场化程度达60%,已超过市场经济临界水平;国际化程度,我国已全方位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科技创新能力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总的仍处于世界中等水平。据世界经济论坛2009年9月公布《2009~2010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大陆)列全球第29位(比2008年晋级1位),继续领跑“金砖四国”。作为人口、经济总量“双庞大”、结构复杂、非均衡性突出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如应对得当,有可能继续保持上升势头。

    (二)对国土开发程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不同估计

    1.综合评估:总体上尚未超载,西北和北方部分地区超载

    据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编著的《发展的基础——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生态基础评价》(2003年),中国“水资源和水环境的人口承载力在15亿~18亿人之间,但将从南到北大规模转移;而土地对食物的承载能力略有盈余,在未来50年内都不会超出其边界;能源与矿产资源供需失衡的形势将更加严峻,10亿吨燃煤造成的污染已接近环境的承受极限,6种大宗矿产(铁、锰、铬铁矿、铜、铝、钾盐)现已供不应求。”而《中国工业发展报告——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发展》(2005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于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中国至2050年区域科技发展路线图》(2009年)把“资源环境承载力已接近饱和”列为4个基本国情之一。

    就人口发展与资源承载能力而言,《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8年)指出,中国人口发展总体上没有超越自然资源承载能力,但是局部地区和部分资源已出现资源紧张和供需失衡现象。现有的经济发展规模和人口数量均在水土资源承载力范围之内,但区域之间极不平衡,西北部和北方部分地区超载严重。

    2.分区域评估

    1)海岸带开发不足。海岸带是连接陆地与海洋的纽带,是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的依托。我国拥有1.8万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海岸带面积达38万平方千米,约相当于沿海省(区、市)面积的1/4。专家指出,我国沿海诸省(区、市)每1000平方千米陆域的海岸线资源量,基本上与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上,但开发程度却远比那些经济发达国家为低。

    2)沿海地区局部已过度开发。在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过度开发严重,珠三角9市土地开发强度15.9%,超过了日本三大都市圈,也超过国土面积相当的荷兰;包括安徽在内的环长三角地区,国土面积(约34万~35万平方千米)与德国、日本相当或相近,开发强度(约15%~16%)超过德国(12.8%)、日本(15.0%)。海洋资源过度开发造成开发利用密度高、生态环境退化严重的局面,需要实行绿色保护的海洋政策,解决可持续开发利用问题。(《2010~2020 中国海洋战略研究》,2009)

    3.分资源门类评估

    由于长期森林过伐、草地过牧、坡地滥垦、矿产乱采,超过限度,使我国的自然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虽然近年施行了禁止乱砍滥伐、退耕还林、限制矿产开采等措施,我国的资源破坏现象有不同程度好转,总体上仍不乐观。

    我国超限开发的典型例子还包括近海水产过度捕捞,年产量峰值可达1400万吨,超限额75%,导致海洋生态系统和水产资源严重退化,产量减少,水产品个体变小。

    在水环境方面,水与环境超载,形势严峻。根据水利部2009年发布的最新数据,我国水资源总体上已经过度开发,其中黄河水资源利用率>60%,海河>98%,内陆河流域>40%。过度的开发,不仅威胁或损害河流健康,还使某些主要功能丧失。不少地方水环境开始退化,出现了水质恶化、地下水位下降、河湖干涸、湿地消失的现象,所有这些都是出现水危机的先兆。

    4.国土的粗放开发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中国当前正经历新一轮重化工业化及与其相克相生的“资源瓶颈”,资源除总量大、人均少外,在国土开发利用中的矛盾也很突出,总的资源开发强度与国土经济密度不对称,开发过程中的粗放、分散、重复、低效、退化等问题(表1)日久年深,有的积重难返。

    表1我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倾向性问题一览表

    人口基数大和粗放式强度开发加重了国土的负担,对人口、经济密集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有必要做出科学评价。国家部署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自然条件适宜性开发,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也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本依据。关于环境承载力,“十五”后期由清华大学承担的宁波市环境承载力研究,从资源供给能力、环境纳污能力、人类支持能力3个角度来量化环境承载力,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厦门大学对厦门海岸带也做了生态安全压力分析。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综合度更高,相应的难度也更大。对此,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中有实战性演练,正组织“环渤海湾重点地区环境地质调查及脆弱性评价”项目,将扩及全国海岸带资源、环境承载力调查监测和风险评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5.对国土面貌演变方向的两种预计

    基于当前国土资源的利用现状,对未来国土面貌演变方向有以下两种预计。

    1)从低收入转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提升期是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期、国土面貌向良性转变期,人均GDP 3000美元是对资源环境的边际压力的转折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4年年会的总结讲话指出这一时期的6个基本特点:“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进程加快,城市化速度上升,人口大量转移,国土面貌日新月异,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其中,“国土面貌日新月异”是良性预期。2005年,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双缩小”,“破坏大于治理”转为“破坏与治理相持”;2008年,电力弹性系数首次小于1(低于GDP增速),都顺应和促进这样的转变。

    2)《新一轮全国国土规划前期研究(中国地域空间、功能及发展)》综合报告(2006年),“第一章背景——剧烈变化的‘国土’”指出了我国国土开发和建设布局无序及空间失控态势的严重,包括:地域(空间)开发利用严重无序,建设用地过度扩张;许多地区资源环境压力过大,而支撑体系太弱;不少城市盲目攀比,贪大求洋,超前定位;一些快速发展地区环境状况令人担忧;生态退化问题依然严重,由此招致“国土安全和资源保障的危机”。这里所说的“剧烈变化”非“良性”一词所能道破。2009年9月《科技日报》关于“建设低碳城市”的对话栏目中有专家指出:“我们75%的地面水已经被污染,国土变得枯黄”,就是相应的写照。

    国土面貌是广域性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全球变化的中枢和核心主题之一)的反映,尤以人口增长胁迫下的LUCC为甚。我们终需这样的系统观测和研究成果为基础给出说明。

    三、基点

    (一)大国土

    1.活动半径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1972年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访华,在与毛泽东主席会谈时曾说:“一个民族的能力水平与活动半径成正比。”其着眼点在于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

    一个国家的国土资源和空间管理及于领土、领空、领海和管辖海域(“准国土”或“国土化海域”),我们要上天、入地、下海,所要求的技术、工程和管理能力水平也与活动半径相关。

    “大国土”指现有国土全方位的内涵深化(包括系统化、整体化、聚合化、空间化)和管理(包括监督管理)到位:在国家层面上加强统筹协调,但不因“大国土”而扩张国土空间;在部门层面上加强内融外联,也不借以扩大职能范围。

    2.内涵假设

    “大国土”即广义的国土:一是国土资源与国土空间(或地域空间)的统一;二是自然国土与人文国土的统一;三是覆盖陆海、充斥立体空间的“三维国土”;四是统筹国内地球表里诸圈层的“多圈层国土”;五是宏观和中观层面上的“和合国土”。

    (1)国土资源与国土空间

    国土资源指土地、水、矿产、生物、海洋、大气等实体性资源,它们又占有各自的区位或地域,即空间性国土。而国土资源管理现状,既有重实体资源、轻空间的倾向,如把国土(空间)规划视同“国土资源规划”;也有重空间、轻实体资源的倾向,表现为土地管理的重数量、轻质量,区域地质调查的重陆轻海。

    在适当的地形地貌条件下,农业用地的耕作层、建设用地的工程持力层都是实体,农业、建筑业等活动先选址、后丈量,基本程序是由实体到空间;探矿权首先是带有虚拟性的“空间试用权”,而采矿权是资源的用益物权,矿业过程是由空间到实体。由此可见国土资源的实体性和空间性同等重要,不可分割。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认为,国家强弱更多取决于综合国力,其构成中科技力、人才力和信息力各占25%,自然资源和资本各占12.5%。自然资源的权重只占1/8,在当前阶段可能估低了,如果加上国土空间(区位)要素更要考虑提高。

    (2)自然国土与人文国土

    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对国土垦殖和开发的历史悠久,但空间上极不均衡。开发强度,是指一个区域建设空间占该区域总面积的比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2008年全国平均开发强度达到3.48%,超出一度预计2010年达到3.23%的强度值很多,特别是东部沿海的一批城市已进入强度开发或超强开发,上海、无锡达到29%~30%,而东莞、深圳高达38%~40%,已臻于极限值,人工生态系统置换了自然生态系统。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2020年全国开发强度达到3.91%的预计值也有可能被突破,国土人工化的趋势难以逆转。资源、资产、资本“三资合一”也是人文超过自然的国土。

    另据吴霁虹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社会中,不同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知识、商业生态网络、组织流程等已成为创新活动的“新生产要素”,实现全球联系和思想交流的商业生态网络正成为新的“虚拟地产”。IBM 2008年的企业价值超过1577亿美元,然而其土地、建筑物、实验室等有形资产只占9.1%,基于空间和时间动态地创造价值的组织流程相当于“创新工厂”。由此可见,“人文国土”的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空间。

    (3)“三维”国土

    科技部2008年推出基础科学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的“三深战略”,包括“深空(宇宙空间)”“深海(公海大洋基底)”“深蓝(信息安全)”三大纵深领域,“三深”没有“深陆”。在国土资源战略的“三维国土”构架中,“深”含“深陆”“深海”,它们同属岩石圈、水圈富于探索价值的人类未知领域;“空”首先是地面以上100~110千米的“领空”或“近空”,其次是外层的“深空”或“公空”(图1),概称“陆、海、空、深”。2009年9月,我国第一个集数据、软件于一体的三维地理空间信息系统——数字地球(中国)问世。

    图1“三维”国土示意图

    国土、资源、地质各有其自然演变和随人类社会农业、工业、科技革命的变异过程,并谋求可持续发展——时间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46亿年计的地球历史可谓“深时”。这是“三深”向“四深”的发展。

    《浙江省信息化测绘体系建设发展战略》(2008年)首次提出了基于“时间维-对象维-方法维”的测绘体系概念模型,是对信息化测绘体系的基本构成与内涵的创新性探索,这也是“国土资源战略研究”吸收地方成果的一个范例。

    (4)“多圈层”国土

    大国的“陆、海、空、深”是互相影响的“多圈层”国土。176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累计开采、消费了3万多亿吨(以标煤计)化石能源,近250年间从地球岩石圈向大气圈释放出数以万亿吨计的CO2(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也贡献了>30%的份额),扰乱了地球各圈层之间的平衡,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同时,还要看到海洋-大气相互作用的重要影响,还有生物圈中土壤碳库(可抵消全球5%~15%的碳排放量)的储碳潜力。就碳排放大国而言,也可以看作“大国土”结构问题。

    钱正英在《我国的江河整治问题》(1981年)中曾经建议:“对国土整治进行统一规划,水利建设纳入国土整治的统一规划。”

    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代表团建议探索“外层空间”新领域,测绘瞄着“地-空-天一体化”目标,都是超出地球圈层范围的深空探索。

    (5)宏、中观层面的“和合”国土

    以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资源管理为例,在城乡分割体制下的土地二元配置和使用,造成城镇和农村“两栖”人口的“双重占地”,导致“两不经济”的结果,加剧了城乡用地和人地关系的紧张局面,必须实行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统筹城乡用地的战略转变。这既有利于人际和谐、人地和谐,也促进城乡融合,以臻于“和合(和谐+聚合)”境界。统筹陆海、区域(行政区、经济区、气候区等)、城乡、“三生(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等,都是形成疏密有序的“和合”国土之路。

    而国家所提倡的保护耕地的实质是保住耕作层的综合生产能力平衡,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以土地总和效益最大化为目标,都寓意于提高多元一体化程度的综合或集合,“和”“合”并用,相辅相成。

    3.陆、海、空关系

    (1)“滨海之国”与“滨、近海之国”

    大国土涉及陆海关系,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称美国为“滨海之国”,是离海岸线80千米的范围,在这个占国土面积13%的区间集中了美国51%的人口、57%的国民收入。实际上这只限于美国本土,美国又是多海洋国家,除了滨海的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还有5片海外属地(岛域或群岛),其管辖海域散布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比上述区域要大得多。就美国本土而言,我们把它看作“半环形的滨海(湖)之国”(东北角是五大湖区)。中国的陆海情况与它迵然不同,总体上是东南向临海的“滨、近海之国”。从大国土着眼,我们在看重沿海省(区、市)的同时还要看到近海省。近海省按区位可分3类:①中部近海省,涵盖中部地区6省;②西部近海省,有贵州、云南;③3个近海边疆省,即吉林(临海最近距离15千米)、黑龙江(临海最近距离<100千米)和云南(临海最近距离<500千米)。按此设想,现有沿海省(区、市)加3类近海省(区、市)共有24个,占全部省级单位的77%,这就能让更多的内陆省共享海洋资源,既有利于海洋共同开发和国土均衡,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和(海)港-腹(地)一体化,沿海省(区、市)和近海省(区、市)依托地缘关系共筑“和合国土”。

    (2)深陆和深海

    大国土包含“深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向地壳深部、深海大洋和洋壳的探索成为现实。表2列举了我国实施的部分大陆深钻和超深钻。此外,山东新汶矿业集团的一处矿井深1350米,是亚洲最深矿井;清华大学与四川二滩水电开发公司合作,在锦屏山覆盖层深2500米以下的引水隧洞旁建筑极深地下暗物质探测实验室。

    表2 我国实施的大陆深钻、超深钻一览表

    海洋正逐步成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食品生产基地、化石能源和新能源开发基地、新的水资源开发基地、新的医药资源开发基地,又是全球交通和物流通道。美国《面向21世纪海上合作战略》(2007年)认为:在世界所有国家中,美国和中国是海洋利益最大的国家(实际上两者缺乏可比性)。大国土中涵盖的深海指的是水深超过500米的海域,我国把深海资源开发列为超前部署领域,尚处于发展的中级阶段。表3概列出海平面以下的分层化。

    表3中所列海平面200米以下的深层水,保持低温、洁净,具有多种功能,在美国、日本、韩国开发利用这类较深的优质海水,已形成产业。

    (3)近空和“地空”

    城市高层建筑林立。全国大城市中现有5000多座5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建成世界第一高楼,在高密度的建成区中出现了不同产权单元在空间上层层叠加的现象,并愈益普遍化。这一层近地空间简称“地空”。表4列出了近空分层的高度以及各层对应的主要功能。

    表3 海平面以下分层化表

     

    表4近空分层化表

     

    我国利用低空(地表以上100米)风能发电居世界第四位,而“高空”(地表以上200米)风能尚未开发,这两层空域均在“地空”范围内。在更高空还有丰富、稳定的风能资源,其开发利用与航空飞行不兼容,待进一步研究。

    城市在向空中“长高”的同时还向地下延深。我国有10个城市已使用或正在建设地铁,另有8个城市提出或筹建地铁,到2020年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将达到2000~3000千米,表明城市“地铁时代”已经来临。

    “地空”和地下工程呼唤城市三维地质调查、三维地籍测绘和管理。

    4.城市“三维”地质调查和“三维”地籍测绘与管理

    地空和地下工程呼唤城市的三维地基调查和三维测绘调查,现在我国有6个城市在试点,上海、北京已经验收。

    “上海市三维城市地质调查”项目按“中心城-新城-郊区”3个规划功能区,建立“基岩地质层-第四纪地质层-工程地质层”3个层次的地质结构模型,使三维可视化地质信息系统、地面沉降防治、地下空间与地质环境容量评价、地球化学调查与农用地分等定级相对接,特别是搭建起大型、综合、动态的地理地质信息平台,可望打破多源、异构、多维数据形成的“信息孤岛”互不相通的僵局,实现全市地质信息由分散到集中管理、由平面到三维显示、由单项专业应用到多元服务的转变。另在全市地下工程普查的基础上,从黄浦区着手地下地籍调查,构建“地上地籍图-地下地籍图-地质图”系统,为地下空间管理提供有效支持。

    “北京市多参数立体地质调查”项目(2009年通过评审)推出的智能化三维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了全方位的科学依据。

    在完成6个城市试点的基础上,将考虑另33个超大城市的“三维”地质调查。

    深圳市国土与房产局正启动“三维地籍”的专项研究,这是有关城市“三维”地籍测绘和管理研究,在国内外尚处于探索阶段。而历来以二维宗地为核心、以“四至”为边界的传统地籍,都建立在宗地内产权主体同质化的基础上,而城市土地的立体化利用则以垂直方向上、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为前提,即地表、地上、地下空间可以分层开发并分属不同权利人,这就形成以六面体或多面体为基本单元的“三元产权体”,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复杂的产权簇或产权层,需要有相应的“三维地籍”测绘为支撑的“三维地籍”管理。此外,《物权法》要求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而任何不动产都占有一定的空间域,系统的三维地籍研究为在一个统一的技术框架下处理土地和房产的登记问题提供了可能。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研究地下空间资源管理与权籍调查关键技术,也有初步成果。

    从城市空间要素立体化趋势中可引出一种新型的财产权,即空间权,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相分离,成为一项独立的物权(参见《民法》第七百七十三条、第八百三十二条),在我国台湾省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空间权制度。

    住宅产业规划到2020年基本做到“户均一套房、人均一间房、功能配套、设备齐全”。在产业层面,青岛“海尔地产”为节能省地提出“小户大家(小户型、大社区),和谐住区”的理念。即通过5个空间结构把家庭做大:家居空间紧凑化,环境空间功能化,会馆空间场所化,商业空间生活化,网络空间无域化(建设数字化网络社区,用网络服务来解决物理空间解决不了的问题,使得生活无域化——与“虚拟地产”相联系)。而微观上的空间意识将会有助于模式和设计创新。

    (二)大资源

    1.内涵假设

    “大资源”即广义的自然资源及其组合开发利用。

    一是单门类自然资源及其多形态的综合利用,多功能的优选利用(如在农业用地中, 对耕作层既是“土壤水库”又是“土壤碳库”的合理利用),非常规资源和新资源的递进或接替利用。

    二是包括土地、水、矿产、生物、海洋、大气等在内的多门类自然资源及其优化组合和综合管理(如水、土资源综合管理,海洋综合管理)。

    三是大资源以土地、能源为根本,我国的耕地和宜居建设用地都是稀缺资源,要在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的前提下节约集约和多元利用土地,新能源比传统能源的范围大大拓宽,要在尽可能清洁利用化石能源的同时研发低碳导向下的替代能源。

    四是确立、推进基于生态系统的国土资源管理和海洋综合管理,与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相互交融,并探索资源、资本、资产“三位一体”的复合式管理方式,使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链、产业链、价值链层层相扣。

    五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积极利用包括国际海域在内的境外资源和公共资源。

    2.大资源与大能源

    中国在2012年将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在21世纪上半叶,能源在我国矿产资源中仍居首位。在低碳导向下的大能源发展离不开大资源、大地质的支撑(表5)。

    3.单项管理案例

    水利部基于我国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的突出水情和严峻的水资源形势,从2009年开始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这比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晚13年,但所规定的“三道红线”——开发利用“红线”即控制用水总量;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即控制入河排污总量;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即遏制用水浪费——是对水量、水质和水耗的综合调控,体现了水资源和水环境管理的相对统一,起点高于只设“一道红线”的土地管理制度,也可以说把土地管理、利用的两个最严格制度“合二而一”了。

    2009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德国波茨坦气候研究所的科学家量化分析了“蓝水”和“绿水”,其中,“蓝水”是来自河流和地下含水层的水资源,占35%,“绿水”则是源于降水、存储于土壤并通过植被蒸发而消耗掉的水资源,占65%;科学家们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应该大力研发绿水资源利用技术,由此可见土壤水作为“大资源”的一个分支兼及“大土地”“大地质”领域,应予以重视。

    表5 大能源战略及其资源、地质支持一览表

    :①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地质代表团得到启示:“非传统能源越来越受到重视,能源多样性是今后出路所在。可再生型能源可能是未来能源的主体。”

    4.综合管理案例

    中国工程院2007年关于《东北地区有关水土资源配置、生态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战略问题研究》指出,基于东北是我国水土资源搭配最好的地区,可以建成全国最大的优质商品粮基地,而东北地区过去的垦荒,实际上是占用了林、草、湿地。目前的生态与环境状况,已到了临界状态。因此得出一条基本结论:“东北地区土地利用的总体格局应当是:耕地总量不再增加,林、草、湿地不再减少,城市和工矿用地合理控制”;并指出东北“西部地区的农业发展方向必须是农牧结合,以牧为主;农作物……以雨养农业为主,在缺水地区不宜种植水稻”等,在宏观上都有道理。但一年后,即2008年推出的《吉林省增产百亿斤1斤商品粮能力建设总体规划》中规划投资62亿元引嫩入白、以稻治碱,用5年时间在该省西部新增255万亩基本农田。这反映出国家战略研究与地方战略行动脱节,见仁见智,有待实践检验。

    多门类资源的综合管理,如作为复合式资源和空间的海洋综合管理,已成为国际趋势。其核心思想是从分散的行业管理转向跨行业、跨学科和跨部门的、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20世纪90年代中期,厦门市率先建立了海洋综合管理体制,成为有关国际组织部署的东亚海洋防污和管理的示范区,但推广不易。国家海洋局受权“综合管理中国海域”已10多年,尚难到位。对此,《2010~2020中国海洋战略研究》第五章中有具体建议。

    (三)大地质

    1.内涵假设

    大地质基于经济、社会与时俱进和地质工作功能最大化,不断扩大服务领域、贯穿于生产和生态建设的全过程。

    一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打好三个(应用)基础,即资源基础(开源、节流)、环境基础(保护、修复和防灾减灾)和工程基础(岩土工程),都有旺盛需求,为夯实资源和工程基础服务的地勘、工勘已商业化, 作为环境基础前期工作的“全国土壤现状调查与污染防治大计划”(2006年)正在实施中。

    二是大地质工作即大地质产业,它跨三次产业,即为“一产”服务的农业地球化学调查和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融入矿业(现属“二产”)的矿产勘查和融入工程业的工勘作业,隶属“三产”的地质科学研究和信息服务,分别拉长产业链,不自成独立体系,大地质≠大地矿(对1991年提出的“地矿产业”要反思),按这个产业定位,现行地勘行业管理的覆盖范围还要加宽。

    三是基于国家财政支持、走在商业性地质工作的前面的公益性地质工作要做大,其信息供全社会共享,基于市场和地勘基金的商业性地质工作规模更大。

    四是地学研究多元化,地球科学正从传统的分散的单学科研究向地球系统科学研究转变,地质科学也要向地球系统科学即“大地学”拓展。

    五是适应“矿产资源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立足国内的同时,“走出去”开拓境外地质工作,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失时机地做好前期服务。

    2.大地质与大地学

    基于地质科学的大地质和基于地球科学的大地学,其研究对象相同而研究领域不同。大地学的包容面广于大地质,但有交融态势(表6)。

    表6 大地学与大地质研究方向的概略比较表

    由表6可见,两者的共同点比较多,有向地球系统科学合流趋势,但在学科上仍显示出整体和局部相包含关系的脉络。“大地质”栏中未列举的海洋、陆地地表过程恰是“大国土”关注的热点领域。

    3.大地学——科技和信息服务

    公益性地质工作以地质图件为窗口面向全社会服务。英国地调局2006年发起的《全球1∶100万数字地质图计划》,产生于矿产资源全球化催生地质调查全球化的背景,旨在推进各国既有地质图数据网络化和国际共享。为保护市民避免遭受地震、海啸、滑坡和火山爆发等地质灾害的威胁,由联合国发起在日本神户通过的《2005~2025兵库行动框架》,有关信息和知识都要及时传输到全社会。

    2008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已形成测绘服务、遥感服务、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导航4大支柱产业,总产值>600亿元;2009年增速20%,从业人员达40万人,机构>1万家;预计到2010年达到800亿~1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长5000亿元。目前,全国唯一、初具规模的黑龙江省地理信息产业园2007年在哈尔滨开园,已建起国际地理空间数据加工基地和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前景看好。《北京空间信息产业调研白皮书》披露,该产业应用领域扩大到数字奥运、政府共享平台、数据库、防灾减灾等方面,国际合作领先于全国。

    四、浅释

    “三大”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以“四面体”(图2)示意:A代表“大土地”,B代表“大海洋”,它们是“大国土”的两个主要载体,C代表“大资源”,D代表“大地质”作为基础置于底面。

    图2“三大”内在联系示意图

    (一)“四面体”扫描

    “大国土”与“大资源”有交叉重叠,宜各有侧重:“大国土”重在空间,以地表面、海平面为通用界面;“大资源”重在物质和能量,以水土、生物、能源和矿产为载体;“大地质”连同“大测绘”提供科学支撑和信息服务。三者构成一个统一、聚合的“四面体”。我国陆地空间虽大、资源品种虽多,但受结构性矛盾的深度制约,难题不少。

    定格国土空间区位的“大土地(A)”和“大海洋(B)”,其中“大土地”“七山二水一分田”,又派生出:A 高原和山地型土地结构(平原少,后备耕地少,开发成本高),A-C中低产型耕地、草地结构(优质耕地、草地少,又是少林国家)和大江河与中小湖泊型的陆地水域结构(淡水少);“大海洋”“三海两链半纷争”,源于A-B单面陆缘海与陆中海型海洋结构,而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共29个,其中15个直接相邻),于本国资源禀赋弊多利少;“大资源(C)”“门类多、总量大、人均少、时空分布不均衡、相互匹配不理想”,又派生出煤基型化石能源结构(高碳、高硫空间)和低品位型非煤大宗矿产结构(富矿少)等。

    (二)“三大”的必然性和价值取向

    “三大”既是科学理念,又是顺应必然趋势的战略定位(表7)。作为人口过量的资源大国和经济大国,必须从大处着眼,针对国土开发中长期存在的几个倾向性问题(表1),集中多方面智慧谋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大格局”(表8),使“三大”的组合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表7“三大”的必然性一览表

    表8营造国土、资源的“和合”大格局一览表

    以上大格局,有的正在形成,有的受体制和机制束缚,施展不开。现行体制、机制问题如表9所列,要有序、分期研究解决。

    提出“三大”,旨在落实科学发展观,融合部门职能,加强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与时俱进、因人而异(表10),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

    表9 “三大”的体制、机制问题一览表

    表10 人对“三大”的阶梯式需求一览表

    资源“瓶颈”有两重性,要以“三大”为杠杆,与经济发展互动,形成供、需“双向制约”,同时,还受生态、社会、政治等“多重制约”(表11)。

    表11 供需双向和多向制约一览表

    下一步,“三大”的研究领域再向“五维”拓宽,“五维”除时间维、空间维外还包括市场维、环境维、文化维。

    (三)推进“三大”的路径选择

    对于推进“三大”的路径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把“国家可持续发展国土资源战略研究”项目持久化、常态化,提高研究内容的战略含量,从国家层面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协调力度。

    2)编制部门战略规划,或加强部门发展规划的战略引导,向“三大”提升。

    3)有条件地实施部内整合,发挥基础地质调查、测绘、国土信息和经济研究工作对土地、矿产资源和海洋管理的全面支撑作用。

    4)基于“智能地球”(中国),搭建国土资源管理信息化的综合平台,从小到大,分步实现多门类资源的信息交流和共享。

    5)加强跨部门协调,在政企分开、所有权与行政权分离的前提下,逐步推进“非全能”、服务型的大部门制。

    6)在现行法规基础上适时启动国土资源和空间的综合立法。

    (四)几点困惑

    1)国土、资源管理和地质工作中积累下来的矛盾比较多,化解矛盾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是不是推出“三大”的合适时机?

    2)“三大”是从国家层面立意的,眼下设想“三大”的高度还不完全上得去。

    3)“三大”的容量放大了,没有现成的抓手,有待于实践中探索。

    (该文原载《国土资源战略与构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2009年度)》、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国际动态与参考》2010年第1期(总第439期)。本文为国土资源管理改革与战略高层论坛上的演讲。演讲于2009年11月19日。郭文华、刘丽、陈静、李政制作图表,王凌云整理。)

     
     
    国土资源战略研究的起点和基点

    当地时间2017年5月23日,美国地质调查局网站发布了2018财年预算信息,预算总额为9.22亿美元,较上一财年缩减了1.378亿美元。2018财年预算重点放在对美国地质调查局核心科学使命的支持与效率提升上,以确保美国地质调查局继续致力于前沿研究,并向利益相关方和决策者提供准确的科学数据,促进对公共土地和水域的管理,保护国家的健康、安全和繁荣。

    在对美国一次能源保障方面,美国地质调查局的预算重点放在评价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的发现、质量、供应和使用上。2018财年为“能源和矿产资源核心使命”提供了7440万美元。美国地质调查局将继续对能源资源进行评价,并提供公开的科学数据和工具为能源政策的商议提供指导,同时为开展可靠的资源管理(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地热、铀和天然气水合物等能源资源)提供科学决策支持。预算使美国地质调查局能够重点了解国家重要矿产资源的成因和分布,特别是在阿拉斯加、美国中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

    在对美国公共土地管理支持方面,美国地质调查局通过为地质灾害预警和快速响应提供科技支撑、生产高分辨率的地理空间数据、应对新兴入侵物种和疾病、解决水资源问题、为地球资源卫星(Landsat 9)地面系统的开发提供支持等工作,为美国内政部对公共土地的管理提供支撑。美国地质调查局还将开展资源开采对环境影响的研究,认识矿产资源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对人类和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同时将继续开发和应用新的方法来预测、检测和认识赤潮所产生的毒素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此外,还将继续研究与饮用水有关的污染物和病原体。

    在“自然灾害核心使命”方面,2018财年预算为1.111亿美元。美国地质调查局将继续保持对自然灾害研究、监测、响应和减灾的能力。通过国家地震系统(Advanced National Seismic System)监测全国的地震情况,美国地质调查局将快速发布地震损失和态势感知信息来支持应急响应。美国地质调查局还将继续开展对火山的野外调查,并报告火山监测对策和火山灾害评价结果,同时继续向公众传递地震和火山信息。2018财年预算还支持开发、测试先进的科学设备和方法来促进滑坡监测、评估和预报,同时对大型天然火灾的灾后泥石流灾害开展评价。

    在“核心科学系统使命”方面,2018财年投入的预算为9300万美元。美国地质调查局将继续开展“三维高程项目”(3D Elevation Program)获取全国高分辨率雷达高程数据,为制作地形图提供支持,为保护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以及提高公共安全提供帮助。通过尖端技术提高测绘精度,可以为能源开发、交通和管道基础设施项目、城市规划、洪水预报、应急响应和防灾减灾提供精确规划。作为“阿拉斯加填图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地质调查局还将继续采集高分辨率干涉合成孔径雷达高程数据,同时还将开发更有效的方法来更新水文数据和制作地形图。

    在“生态系统核心使命”方面,2018财年预算为1.321亿美元,用于支持生态系统调查、健康、发展和监测。美国地质调查局将为鱼类和野生生物管理、水的过滤和污染控制、土壤健康、植物授粉、减少野火等其他自然灾害的影响等提供科学支持,还将为“合作研究单位”(Cooperative Research Units)组织提供资助,支持资源管理科学团队间的交流。美国地质调查局将继续通过为鼠尾草草原、草原火灾与干旱的相互作用以及野生动物与入侵物种相互作用等问题提供科学支持,实现长期保护和管理战略,还将针对具有较高治理经济成本和生态成本的入侵物种研究、改进检测和控制方法,包括亚洲鲤鱼、外来蚌类、海鳗、棕树蛇和缅甸蟒蛇等,并进一步开发野生动物疾病风险评估、监测和管理工具。

    在“水资源核心使命”方面,2018财年预算为1.73亿美元。该预算将用于建立一个由8000多个水位标尺组成的网络。这项持续性的研究工作对保护国家水资源至关重要。2018财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将继续与其他联邦机构、州、地方和部落合作,测量和分析用水量信息,为水资源管理者提供水资源分布和用途信息,还将关注干旱研究,包括确定雪融水在水循环中的重要性,该研究可以在干旱期间提供区域和全国范围内水资源的可用性和利用动态情况。

    在“土地资源核心使命”(以前称为“气候和土地利用核心使命”)方面,2018财年预算为1.128亿美元。对这个核心使命重新命名反映了其工作重点是满足土地管理者的实际需要。2018财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将继续执行“地球资源卫星计划”(Landsat program),包括与NASA密切合作,开发Landsat 9卫星地面系统。美国地质调查局将完善地面系统的设计并采购必要的设备,同时实现初步的运行能力以便用户能够获取全部Landsat卫星存档数据。

    此外,美国地质调查局还将编制大陆尺度的干旱自然规律图,对从古至今的干旱范围和级别进行量化,并研究干旱对陆地和水生物种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影响。这些模型将使水资源管理者能够对不同的土地利用和水资源管理策略的潜在影响进行评估,同时根据气候变化对鱼类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影响,为部落地区的规划和调整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美国地质调查局2018财年预算网址为:

    https://www.usgs.gov/about/organization/science-support/budget-planning-and-integration?qt-science_support_l3_landing_pages=0#qt-science_support_l3_landing_pages。

     

    美国地质调查局2018财年预算为9.22亿美元

    七月的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天蓝云淡。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出现了十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手持仪器来到一块植被较为茂盛的区域,娴熟地操控装备进行草原类判别、草原型辨识、高度测量等草原调查工作。他们正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呼和浩特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草原资源调查项目组的小伙子们。

    我国高度重视草原生态保护工作,于20世纪80年代开展了第一次全国草地资源调查,形成了一批较完整的草原资源成果。由于自然环境变化和人为因素影响,目前,我国草地资源与生态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前的调查数据已不能准确反映现状,无法满足宏观决策和草地资源管理工作的需要,亟须通过调查获取和更新数据资料。“我们就是为草原做体检的人。”小伙子们自豪地说。

    查明内蒙古草原资源现状

    我国是草原资源大国,天然草原面积达3.9亿公顷,约占国土总面积的41%。其中,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草原面积最大的省份,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27%。自2020年始,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的统一部署安排,中国地调局呼和浩特中心主要承担起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资源调查工作。

    据该中心主任李海广介绍,随着全国自然资源管理新体制的建立,为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的科学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成为新时代地质调查工作的新使命。该中心自承担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资源调查及试点任务以来,科学统筹,积极谋划,引进研究机构的专业团队,为草原资源调查取得优质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1年7月,该中心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开展业务合作,组建了10个调查工作组,共计36人,计划在40天时间内完成922个外业调查项目,涉及区域覆盖了内蒙古的大部分草原。

    “这次调查样地共涉及6个草原类,分别为温性草甸草原类、温性草原类、温性草原化荒漠类、温性荒漠草原类、温性荒漠类、地草甸类,需要查明草原类型、植被生物量、覆盖度、高度、优势种等属性,最终将提交内蒙古草原资源外业调查报告。”项目负责人索晓晶介绍道。

    除了进行常规的草原资源调查以外,该中心还引入新设备,启动了锡林浩特市草原资源试点工作,开展草原植物群落多样性和草畜平衡研究,进一步查明锡林浩特市草原资源主要优势种和产草量。研究成果可助力当地政府科学确定载畜量及合理利用草原资源,指导草场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调查作业现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2021年3月,我国印发了《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若干意见》,明确表示要整合优化草原调查队伍,健全草原调查技术标准体系。未来,我国将构建以国家队伍为主导、地方队伍为骨干、市场队伍为补充、高校院所为技术支撑的全新草原调查监测组织体系。

    针对草原资源调查任务新、技术弱、基础差等问题,中国地调局呼和浩特中心草调项目组组织了室内基础理论学习,为项目组成员讲解草原资源调查的概念、分类及调查基本流程;在此基础上,又聘请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介绍草原资源调查的基本情况,开展现场样地调查培训,围绕草灌样方调查和高大草灌样方调查等展开实训,耐心细致地解答项目组成员在实操中遇到的问题。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7月15日,该中心吹响了向草原进军的冲锋号,草调项目组闻令而动,按照“主攻东部,兼顾西部,分工作业,协作推进”的原则,分批开赴呼伦贝尔、锡林郭勒、阿拉善等作业区域。

    记者跟随第三工组来到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通过连续多日的朝夕相处,对草原资源调查工作有了新的认识:这项工作原来大有学问——

    在一片植被长势较有代表性的区域,索晓晶向记者介绍:“我们选择在这一片开展调查,是因为这里的草地具有普遍性,调查结果能反映出该区域植物的生长情况。”

    行进至一片带有洼地的草原区域时,植被虽然长势良好,但工组却没有停留。技术负责人高贺解释道:“虽然洼地周边植被长势良好,但在草原上不具有代表性。”

    在具体的调查环节中,成员们先圈起一米见方的范围,在上面覆盖一个网绳间距10厘米的网兜,然后调查这一区域内有多少种草类、草的高度等各种数据,再拿出相机拍照留底,并在平板电脑上录入原始数据,最后用剪刀小心翼翼地从草根处把植被全部齐根剪下,装进事先准备好的样品袋。科室负责人项磊表示,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带回基地进行烘干处理,然后通过对样品再次称重,分析该区域植被的产草量。

    野外调查期间,各工组对所承担的调查区域绘制了样地工作部署图,对调查样地进行了整体规划部署。所有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严格按照调查规范选取样地、样方,填写调查App和纸质表格,拍摄调查照片。就这样,一个一个数据汇聚在一起,描绘出了内蒙古草原资源的现状。

    宝剑锋从磨砺出

    中国地调局呼和浩特中心草调项目组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平均年龄不足30岁。项目组成员大多是九零后,在大学期间的学习专业基本与现在的工作没有关联。面对新的领域,他们努力学习专业知识,跟随专家现场实习,为高质量完成调查任务打下了基础。

    七八月份的内蒙古大草原,晴天时,强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雨天时,大雨往往毫无预警且来势凶猛。极端的天气给草调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下午时分,经过暴晒后的马路至少有四五十度,车胎温度升高极易出现爆胎。有一次,项目组在达茂旗满都拉地区调查时,就遇上了爆胎。因为草原幅员辽阔,从驻地到工作地路途遥远,他们在路上足足等了四五个小时才等来救援车辆,回到驻地时已接近凌晨。

    草原是各种鼠类活动频繁的场所,鼠疫防控不容小觑。野外调查期间,项目组偶尔会接触到带有病菌的鼠类粪便,因此消毒水、酒精纸巾是必不可少的随身物品。在被蚊虫叮咬时,他们也只能强忍着各种瘙痒与不适,不敢随意用手擦拭或拍打。

    如果说森林是“肺”,湿地是“肾”,那么草原就是“皮肤”,是陆地生态之基。据统计,我国草原总碳储量近400亿吨,是仅次于森林的第二大陆地生态系统碳汇,在碳达峰、碳中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草调工作对内蒙古大草原畜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除了通过调查提供精准数据外,还将为保护天然草场有序化生长、鼓励牧民有序化放牧、发展草原旅游文化提供支撑。

    经过两年的磨炼,中国地调局呼和浩特中心草调项目组已成长为我国专业的草原调查力量,未来必将为草原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

    锻造一流草原资源调查劲旅

    为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服务桂林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编著的《桂林山水》一书由广西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是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的大型丛书《我们的广西》中的一册,以地球系统科学和现代岩溶学思想为指导、岩溶所科研人员在桂林40多年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广泛收集国内外相关文献,用通俗易懂、简单形象的语句进行编撰,介绍桂林岩溶地貌的地理分布、形态特征和特点,以及形成的主要地质条件、成因和时间,阐述桂林岩溶地貌在世界岩溶研究中的科学意义和价值,突出其岩溶的独特性,展现桂林山水的美景,有助于加深公众对桂林山水的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的了解,强化公众对自然资源特别是对特殊遗产资源的保护意识,为保护桂林山水,促进山水与人文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认识,支撑桂林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

     

     
    《桂林山水》一书出版发行

    编者按:在服务资源、环境及生态等复杂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地质科学本身也将向前发展,形成新的学科或体系。近年来,国际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一种是以美国等为代表的将复杂性问题置于环境或生态系统中加以研究,研究对象涵盖生态系统的生命和非生命成分;另一种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将环境或生态问题置于地质范畴内探讨,突出生命组分影响下的地质客体变化等。本报今天刊俄罗斯学者V. T. 特罗费莫夫阐述生态地质学理论及其应用的文章,以飨读者。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该文发表在多年前,但仍对思考生态文明建设下的地质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地质学拟解决四类问题:一是为人类提供矿产资源;二是为人类的工程活动作地质论证;三是为人类的教育、文化和美学需求提供地质知识;四是为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作地质论证。前三类问题已被地质学家接受,并已取得了满足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成果。第四类问题的意义和开创性,在20~25年前已被地质学家察觉。解决第四类问题的发展过程,引发了地质学一个新分支的形成,称之为“生态地质学”。

    生态地质学及其对象和主题

      

      图1 岩石圈生态作用的分类

    生态地质学是地质学的新分支,致力于岩石圈上层(包括地下水和气体)的勘查,并将它看作是生态系统的主要非生物组元之一,在生态系统的组织层级(从生物群落直到生态圈)中属高层级组元。用地质学家更为熟悉的术语来说,可把生态地质学的内涵定义为地质科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的是岩石圈的生态功能,这些功能的形成规律,以及在自然及人为动因影响下这些功能发生空间和时间变化的规律,它们与生物体、首先是人类的生存和活动息息相关。

    必须指出的是,术语“生态地质学”(ecological geology)不同于“地质生态学”(geoecology)。两者存在原则性区别。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地质生态学”都是一门复合性科学,研究的是地球的所有非生物壳层(圈层),也研究生物体。“地质生态学”包容“生态地质学”,后者仅触及岩石圈一个组成部分,在相同层级上的还有“生态地理学”和“生态土壤学”等,它们也是地质生态学的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生态地质学”的概念内涵由“岩石圈生态功能(属性)”的概念确定。这个概念于1994年提出,是地质学中一个原理新颖的概念。它的内涵详细解释如下:

    生态地质学的研究对象是地质科学的常规客体:从理论上说,是岩石圈及其所有组成部分;特定地说,是岩石圈的近地表部分,主要是受人为影响的地带。它可被描述为一个多组元的动态系统,包括对生物(biota)的存在和发展产生影响的岩石、地下水和气体。

    生态地质学研究的是:“岩石圈—生物”系统,“受到人为影响的岩石圈—生物区”系统或“岩石圈—工程建设—生物区”系统;生物子系统与非生物子系统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联系;最终是,“死”物质对“活”物质的影响,或广义地说,是岩石圈与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的系统构成,意味着通过考虑岩石圈的人为改变,也把人为影响源纳入了系统之中。

    根据其内涵,所有发生过转换的系统都是生态地质系统。这两种系统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中存在的是有生命组分还是非生命组分。生物区存在并活动于岩石圈中,或者就在岩石圈表面。据此便可形成“生态地质系统”的定义。生态地质系统是岩石圈的特定部分,是在其内和其上容纳着所有生物区的环境的地质组元。生态地质系统由三个子系统组成:岩石圈(无生命的)、生物区(有生命的)和天然及人为影响源。

    生态地质学的研究主题是有关岩石圈生态功能(属性)的知识(数据系统)。因此,要考虑“岩石圈—生物区”系统中的功能关系,或“岩石工艺系统—生物区”之间的功能关系。

    岩石圈的生态功能

    岩石圈的生态功能多种多样,决定和反映着岩石圈(包括产于其中的地下水、油、气、地球物理场和地质作用)对生物区,主要是对人类的重要价值。人类的独特性在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比所有其他生物的影响都大。研究岩石圈不能采用生物生态学、生态地理学和生态土壤学研究框架内的那类途径。

    岩石圈生态功能的科学理念,意味着对岩石圈的作用要有多方面的考虑,将之视为一个存在着有机生命(各体生物、植物群、动物群和人类)的环境。从生态观点看,岩石圈主要是给生物体提供资源和能量,并通过它的资源及其地质动力学、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功能来实现(图1)。这里不考虑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功能中的社会-经济、道德和审美方面,因为它们超出了专业地质知识的范畴,事实上它们构成了一个社会生态学的关切。

    在天然及被人为改变的岩石圈与有群体结构的生物物种生物区之间,有着多种多样的关系,可把它们归结成4种功能:一是岩石圈的资源生态功能,它对生物体生存和活动所需的矿物质、有机质、有机-矿物质资源有重要意义;二是岩石圈的地球动力学生态功能,它通过自然和人为的过程和现象,决定着岩石圈对生物区状态和人类生活条件的影响;三是岩石圈的地球化学生态功能,它反映着岩石圈的自然和人为地球化学场(不均一性)对整个生物体(包括人类在内)状况的影响;四是岩石圈的地球物理生态功能,它反映着岩石圈的自然和人为地球物理场(不均一性)对生物体(包括人类在内)状况的影响。

    每种功能的内涵、它们的评价标准、信息获取方法和表述方法另有专文论述。

    岩石圈的生态属性

    岩石圈的生态功能靠具体的生态属性来实现。就“岩石圈的生态属性”这一术语而言,指的是岩石圈的特征属性,即具有特定生态重要性的属性。它取决于其物质成分、地球动力学、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学的特性,且与生物体存活的供养、生物体生存和进化条件有机关联。

    有关岩石圈生态属性的问题,是一个新问题。这里力图在岩石圈的资源及其地球动力学、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的生态功能框架内,给这些属性命名(表1)。它可能不是完整的清单,但堪作举例材料。

      表1 岩石圈的生态功能与属性

      

    生态地质情势及其状态

    用术语“生态地质情势(环境)”来表达岩石圈具体生态属性(功能)的组合,反映作为栖息地的一定岩石圈体积内生物体生存条件的现状或古状态。在一个地块或一个区域范围内,生态地质情势(situation)或许会或许不会因地而变。而且,生态地质情势也会随时间而变,在这种情况下,该情势会随时间从一种状态(state)变换成另一种状态。由于人为工艺因素和灾变性自然过程的发展,这种变换可能进行得很快,从历史观点看,有时就在瞬间。

    必须强调的是,生态地质环境(conditions)或许既取决于所有生态功能同时起作用,也会仅取决于一种生态功能,比如地球动力学功能,它会在瞬间对生物区产生较强烈的影响。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生态地质情势应该说成是“依靠岩石圈地球动力学特征形成的特色生态地质环境”。当地球化学功能在生态地质状况形成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情况下,就说它是依靠岩石圈块段的地球化学特色形成的特色生态地质环境。

    “生态地球动力学环境”、“生态地球化学环境”和“生态地球物理环境”等术语,在地质文献中也常常使用。这些术语是对上段文字特指含义的省略表达。另外,当只分析一种生态功能对生物群或人类的影响时,使用这些术语也是对的。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生态地质环境的变化或许是足够快的。人们必须把所研究对象(生态地质系统)的阶段特色称为生态地质情势(环境)的状态(state),地质学家则往往将它称为岩石圈的生态状态。可以把“生态地质情势(环境)的状态”的实质定义为某种暂时状态,并根据当时岩石圈的一种生态属性特征,或者几种生态属性(功能)的组合把这种状态估计出来。这些生态属性决定着生物体生存的有利度(水平)和或然率。

    生态地质情势的状态要根据岩石圈某些属性的暂时状态评估出来,也要描述出这些属性对活体生物产生影响的特征。根据这种定义,当对岩石圈的生态状态做评价时,就不得不一方面评价岩石圈对活体生物的资源和能源影响,另一方面评价有关活体生物响应这些影响时的特定相互作用信息。在所有的生态系统组织层级上,此类评价准则对生物体都是适用的。

    如上所述,生态地质环境的状态可以取决于岩石圈的一种属性(功能)或几种属性(功能)的组合。在地球物理功能强烈影响生物群的特殊情况下,可以说:“生态地质环境的状态取决于地球物理功能(属性)”。地质学家常常用术语“岩石圈的生态地球物理状态”来代替上面的表述。而“岩石圈的生态资源状态”、“岩石圈的生态地球化学状态”之类的术语,常被作为同义语使用。

    生态地质学的基本科学问题和实践问题

    生态地质学有5项主要任务:(1)研究岩石圈的生态功能,它们的形成规律,及其在自然和人为作用影响下发展的动力学;(2)从岩石圈生态功能变化的观点出发,针对人为成因的影响,开发评价岩石圈近地表部分稳定性的理论和方法;(3)针对岩石圈近地表地层环境与属性的控制问题,精心研制理论和方法,以保护和改善它们的生态功能;(4)研制工业废弃物利用和选择其最佳(就地质环境而论)埋置地区和层位的理论、方法和途径,以使对区域生态属性的负面影响最小化;(5)针对国土、目标客体和大型建筑的工程保护问题,精心研制进行地质论证的理论和方法,以免发生削弱其生态功能的自然和人为地质作用。

    总的来说,生态地质学的应用性问题可以通过下述途径形成:(1)论证生态系统正常运转前提下岩石圈资源的合理利用;(2)确定岩石圈近地表部的人为污染对生物群的影响;(3)针对一些生态系统或整体生态系统生物群的管理,为制定和调整解决方案进行地质论证。

    这种一般性生态-地质课题清单,通过参考早先开列的岩石圈生态功能,还可以更详细地提出来。

    生态地质学的逻辑结构

    根据生态地质学是地质学的一个科学分支,而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它的逻辑结构应该包括地质科学逻辑结构中用于解决生态问题的既定要素,以及“它自己的逻辑基础”。两者的同化不是机械式的,要遵循相当明确的关系,即生态学方法途径的逻辑。“它自己的逻辑基础”是一种逻辑支点,也能够在其它科学的理论、思想和定律中使用。

       

      图2 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的全域示意图

      A-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的逻辑基础;B-被生态地质学利用的地质学科的逻辑结构(B1-工程地质学;B2-冰川学;B3-水文地质学;B4-地球化学;B5-地球物理学;B6-矿山地质学;B7-新构造学;B8-地震大地构造学;B9-地貌学;B10-地史学与古生物学;B11-火成岩石学与沉积岩石学;B12-矿物学);C-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全域的轮廓线)

     

    对此问题的处理如图2所示。该图说明了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的镶嵌特性,就致力于解决生态问题的地质科学,以及这些地质科学对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的贡献,给出了概念图。不难看出,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冰川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和矿山地质学提供着主要的信息量,以及可用于生态地质学的大部分研究方法。在我们看来,其它地质学科及其逻辑结构可用的较少。以上结论基于一个事实,有关岩石圈生态功能的知识才是生态地质学的基础。

    基于对岩石圈生态功能的上述认识,可以对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的最重要要素划分出以下几个方面:(1)原理-岩石圈近地表部的结构、空间关系、属性和生态功能,是其地质特征的历史发展及其与自然环境和人为作用圈相互作用的结果;(2)原理-岩石圈的动力学状况(运动速率和特性)和生态功能的组元与变化,皆归因于它们的自然属性,归因于它们与环境(包括人为的工艺成因环境)相互作用的模式和强度;(3)生物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一致性定律;(4)社会发展特征与环境状况间的一致性定律(基本生态定律)。

    正是这些原理和定律形成了生态学的支点,把其它地质学科的基础整合起来,构成了生态地质学自身的那部分逻辑基础。

    生态地质学的科学分支及其在地质理论知识体系中的位置

    在生态地质学的结构中,有几个旨在分析所确定的岩石生态功能的科学分支。它们是资源生态科学、生态地球动力学、生态地球化学和生态地球物理学(图3)。

    资源生态科学是生态地质学的科学分支,涉及与维持生物区存续有关的全部问题,按资源利用的观点,其中首要的是通过提供岩石圈的矿产资源和地质空间资源维持人类社会存续,在科学技术活跃发展的新时代满足人类的需求。研究的焦点不是矿产资源的勘查和储量计算,而是评价其目前消费水平与合理使用的一致性。实质上,岩石圈矿产资源消费的管理问题,应该通过关注高层级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正常运行来解决。地质空间资源也要用生态学的观点来评价。很明显,一些地质科学的方法,主要是矿山地质学、水文地质学的方法(对矿产资源),工程地质学和冰川学的方法(对地质空间资源),应该适用于这些研究和调查。另外,这些研究应该由社会来定向,就是说应该与社会经济学紧密关联,在实践中,生态地质学家应该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及管理机构和设计院所的代表接触。生态地质学这一分支的主要课题是:考虑目前文明发展需要的矿产资源评价,对矿产资源消费的管理建议进行地质论证。

    生态地球动力学是一个大领域,包括所有涉及自然和人为地质过程对生物区影响的课题,以及评估生物群栖息地可能灾变和舒适度的课题。后一点仅关切人类社会。这些研究一直采用工程地质学、冰川学、水文地质学和构造地质学的方法来执行,与项目规划者和设计者联系。在该分支框架内执行的主要任务有:针对在工艺活动影响下的地球动力学参数变更,开发评价岩石圈近表部稳定性的方法;为保护生物区和人类社会免受影响其生存及舒适度的(天然和人为)不利和灾变地质过程的危害,对相应工程保护项目进行生态地质论证。

    生态地球化学是生态地质学的科学分支,研究天然和人为成因地球化学场对生物区的影响。在生物区内有岩石地球化学、气体地球化学和水地球化学异常。调查课题是:岩石圈的物质(矿物)成分,活动态化合物的迁移问题,元素的非正常浓度及其对生物区的影响性质问题。地球化学、矿物学、岩石学和水文地质学的方法被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生物区环境的生物医学评估资料具广泛的适用性。实际上,这类研究意味着生态地质学家要与医学专业人员和卫生服务机构建立密切联系,因为这些异常要用医学-卫生的观点来评价。

    生态地球物理学也是生态地质学的科学分支,研究重力、磁、电磁、热和放射性等天然和人为地球物理场对生物区的影响。这些场与背景值的偏差及其对生物区的影响,要借助地球物理学、大地构造学、地震构造学的方法和生物医学的学科资料来研究。与生态地球化学一样,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与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密切联系。要在该分支框架内完成的总体任务有:天然和人为源地球物理场的分析,研制评价其医学-卫生危险的方法和准则(对生物区的影响强度,评价岩石圈对工艺性污染的稳定性)。

    图3示出了生态地质在理论地质知识中的位置。在地质学的结构中包括前5个科学分支已得到承认,无需再予证明。但是,对于后两个分支,即“关于岩石圈生态功能的科学”和“关于地球的工程地质环境的科学”,其纳入地质学的合理性尚存争辩。主要争辩依据是,在科学技术活跃发展的新时代,对于涉及地球和岩石圈问题,需要强调生态理论研究的作用。目前,人为工艺因素对岩石圈外壳的影响程度,已经提高了生态地质学说在地质学中的地位,已经使这个学说可以划分为地学中的独立科学分支,已经把上面所述的后两个分支提升到了与前5个分支相同的水平。

       

      图3 生态地质学的科学分支及其在地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

    生态地质学的实用性分支

    图4说明,可以在生态地质学的构成中列出几个实用性子分支。它们是城市、矿床和复垦影响区的生态地质学,以及线状工程、热电站和核电站等影响带的生态地质学。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各类经济活动不仅在项目建设中,而且在其运营和维护时期,都应该提供对岩石圈和生物区生态影响的评估。因此,应调查的面积要比官方土地使用许可的范围更宽更广,只要在其内确定了或造成了工程客体对岩石圈生态属性的影响。

    各种经济活动在对岩石圈影响的强度、深度和性质上是各不相同的。这涉及到岩石圈的矿产资源,地质作用的活跃程度,以及自然和人为成因的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致病区的发展。

      

      图4 供人类社会正常发展和运作的生态地质学的实用分支学科

    很明显,大的城市群、采矿工程(矿山、露天矿场等)、集中在数个盆地和油气田带中的油气产业,都会对岩石圈及其生态功能产生重大的影响。对城市群而言,这种影响取决于特定的高密度城市人口;居住区,交通-通讯,大型工业、燃料和能源企业及联合企业的自营交通,均规模巨大;还取决于城市地下的支撑工程。因此,会观测到以下现象:土壤、岩石圈近地表部和水圈被活性有毒化合物强烈污染;由于热、重、电磁和地震声波等地球物理场变化,发育起致病的地球物理异常;车辆废气导致大片土地的高度重金属污染;地下水动力学和水化学机制改变;地下水储量耗竭。矿场附近岩石圈的生态性变化与下述后果关联:矿产资源枯竭,重力场变化,产生异常的地层压力,地下水动力学参数彻底转变,出现密集的人为污染区,地质环境资源减少。对线性工程而言,不利的生态后果与负面的地质作用活跃有关,与线性的人为污染晕和诱发的异常地球物理场有关。

    在不同种类经济活动影响下发生的岩石圈生态环境特性改变的清单还可能扩展,但上述这些已足以支撑得出结论。每种经济活动都与岩石圈生态属性改变的特定复杂性关联,因此要对它们进行分析,就需要运用地质科学的各类理论和方法。城市群影响着岩石圈的所有生态功能,所以要动用地质科学的整套方法,特别要涵盖图2所示的所有学科的方法。对线性建筑而言,要运用的地质科学和方法清单将取决于研究需要,首先是岩石圈地球动力学、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学功能的研究。在矿床开采方面,研究重点要集中到岩石圈资源功能的所有方面,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异常,以及一组地质作用。 

    生态地质学的任务及其应用

    原标题:“生态这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图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本报记者 李 婕摄

    本报西宁6月25日电 (记者李婕)青海将再创世界纪录。6月20日零时至28日24时,青海将连续9天216小时全部使用清洁能源供电,此举将打破去年该省创下的“绿电7日”世界纪录。

    靠水、光、风发电,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确保安全、平衡和稳定,这是对多年来青海清洁能源发展的一次实力验证,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最好体现。

    护一盆清水,润半个中国。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拥有大江河、大草原、大湿地,青海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也是观察生态中国的极佳样本。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青海正加快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转变,探索一条绿色崛起之路。

    回归生态本色——“野驴、黄羊、藏羚羊、斑头雁、黑颈鹤又回来啦!”经过系统治理,青海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好转。江河源头重现千湖美景;青海湖湖泊面积相当于增加了15个西湖,有223种30余万只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全省湿地面积达814万多公顷,比2001年增加257.47万公顷,居全国首位;全省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达到88%……

    保持发展绿色——青海没有海,但是有成片蓝色的“光伏海洋”。堪称太阳能资源的“聚宝盆”,青海做足“阳光工程”。打好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两张牌,不光有绿色制造工程,也有绿色惠民富民。“从前默默无闻上山庄是山上庄,于今赫赫有名头回客成回头客”,生态旅游让老山庄变了样。畜禽养殖、粮油种植、果蔬、枸杞沙棘……高原生态农牧业拉起青海绿色产业链。

    探索体制特色——在玛多县黄河源头牛头碑所在地,二十出头的藏族年轻人正日夜守候黄河之源的山头。他们的特殊身份是生态管护员,管护高原家园和草场的一草一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以来,体制探索创新不断。自然保护区禁止旅游、生态区开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干部考核实行生态环保导向……青海立下许多生态规矩,用严密法治和制度创新强化执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很有启发意义,是站在更高层次上对重构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深邃思考。它所带来的发展方式转化,也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荷兰阿姆斯特丹商学院教授弗朗索瓦这样说。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已经成为青海人的共识。正如一位当地藏族干部说的,“生态这件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人,好好地干。”

    青海湖一角。李晓英摄

    看生态中国,绕不过青海。

    拥有大江河、大草原、大湿地,青海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又因其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高寒干旱区,青海生态格外敏感脆弱,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何在发展中最大程度发挥生态价值、履行生态责任、挖掘生态潜力?

    6月上旬,正是青海大地绿色萌动的时节。记者看到,从城市到乡村,从牧民草场到产业园区,从山之宗到水之源,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过程。回归生态本色,保持发展绿色,探索体制特色,从经济小省到生态大省、生态强省,大美青海正在探索一条绿色崛起之路。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回归生态本色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西宁蚊子多啦!”刚上车,青海民间环保人士,有“中华对角羚之父”称誉的葛玉修就讲起了他的新发现。蚊子,这种不招人喜欢的动物,却是青海省会西宁生态好转的直接证明。“一是水源涵养好,空气湿度大了;二是绿化好、植被更多了。”葛玉修说。

    蚊子从无到有、由少变多,见证的是在高寒干旱条件下,西宁在生态保护上付诸的努力。

    今天的西宁市,拥有近30万平方米梯级景观水面的湟水河穿城而过,水流不息。清晨,市民在河岸两边往来晨练。“河水比以前更干净,母亲河越来越好了。”正在清理河道的周大叔对湟水河充满感情。

    早些年,因为城郊排污口直排河道,加上水量季节性不足,周边山洪沟道泥沙入河,湟水河一度浑浊不堪,城区不少河段更是浅滩裸露。要还百姓“水清、流畅、岸绿、景美”!西宁启动湟水河治理,仅2016年城区段就投资4.3亿元,7.6公里河道实现清浊分流,景观水面连续蓄积,河水水质国控达标。“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观正成为现实。

    不仅是湟水河,放眼整个青海省,长江、澜沧江、黑河、黄河干流以及湟水河出省境断面水质均实现稳定达标,全省湿地面积达814万多公顷,比2001年增加257.47万公顷,居全国首位。

    “三水横穿,两山对峙”,西宁市的南北两山,同样满载故事。“70年代我刚到青海的时候,两座山都是光秃秃的,完全无法想象如今的林木繁茂。”葛玉修说,他是看着西宁的两座山一点一点绿起来的。

    “别地儿插根筷子都能活,而在这里,树长3年没死才是真活了。”这是青海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让树活下来,让山绿起来,这几乎是让老一辈人都头疼的难题。1989年,西宁南北山森林覆盖率仅有7.2%,而到去年,这个数字是79%。

    在今天的山坡上,能看到许多梯田一样的小格子,每个方格里种上植被,这样雨水可以就地积蓄、滋润幼苗。种树还在继续,新的手段也在不断探索中。2016年4月,西宁市开始全国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确立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治山、理水、润城”。关于治山,西宁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沈敏说,“一个原则就是‘水不下山,泥不下沟’。”

    就是经过这样一土一寸的山水治理,西宁城市有了蚊子。而青海的高山、草原、湖泊里,则有了更多珍稀野生动物。

    看!野驴、黄羊、藏羚羊、斑头雁、黑颈鹤……从海南藏族自治州一路行车驾驶到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多县,沿途会翻过日月山,这里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线,一幅青海的珍稀物种图也随之徐徐展开。

    “以前没有的动物开始出现了,以前很少见的现在开始成群出现了。” 三江源黄河源园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生态保护站站长马贵说。这里是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与动物一同回来的还有玛多县的“千湖美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鄂陵湖和星星海,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地就在此处。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江河每年向下游地区供水600多亿立方米。

    谁能想到,上世纪90年代,过度放牧和全球气候变暖一度导致玛多县自然生态急剧恶化,至2005年,玛多原有的4077个湖泊半数以上消失无踪,草原上裸露的黑土滩不断扩大。

    正是从这一年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启动,沙化治理、禁牧封育、退牧还草等项目悉数实施。截至目前,累计在草原植被恢复、沙漠化治理等生态修复领域投入资金183.5亿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与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前的2004年相比,三江源地区各类草地平均覆盖度增加11.6%,荒漠化面积减少近500平方公里,整个三江源水资源量增加近80亿立方米,相当于增加了560个西湖。

    回归生态本色,青海全省措施有力,收获满满——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好转,青海湖湖泊面积相当于增加了15个西湖,湟鱼资源量为上世纪80年代保护初期的近30倍,有223种30余万只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可可西里申遗成功,创造了中国最大、全球海拔最高的世界遗产地新纪录;全省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达到88%;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启动……

    青海省委书记、省长王建军强调,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维护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青海人的努力。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

    聚力绿色发展

    做好生态保护,不是不要发展。

    青海的省情有一对“大小”之辨。“大”,是指青海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省(不包括自治区)。“小”,是指青海是经济总量最小的省。

    72万平方公里,近600万人口,生态重省青海也面临如何更好发展、如何处理保护和发展关系的问题。

    据专家初步测算,青海生态资产总价值达18.4万亿元,占全省总资产的82.7%。青海经济发展,也要围绕生态做文章,青海省负责同志思路清晰。

    2017年,青海提出加快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转变。其中的要义就是放下经济总量小的包袱,把生态文明理念牢固树立起来,把高原生态农牧业、新能源产业、生态文化旅游业等生态产业打造起来,打好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两张牌。

    绿色发展,青海以循环经济为主攻方向,大力实施绿色制造工程。

    在青海广袤的土地上驱车驰骋,蓝天白云竞相追逐,不留意间,却会置身一片光伏的“蓝色海洋”。空气稀薄、透明度好,光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青海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是全国太阳能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条件最优的地方。尤其是柴达木盆地、共和等地,堪称太阳能资源的“聚宝盆”。

    青海做足“阳光工程”。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太阳能生态发电园区,自2012年以来已有40多家企业入驻,年平均发电量达50亿千瓦时。位于共和县塔拉滩黄河公司产业园内的龙羊峡水光互补光伏电站,更是解决了光伏发电间歇性、波动性和随机性的难题。这个全球最大的水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通过电网调度系统自动调节水电发电,实现水电和光伏发电的互补,从而获得可靠的电源。2016年11月,借助这个项目,青海清洁能源首次跨区外销到江苏。

    在黄河公司产业园内,还有牧民的牛羊成群。“光伏电站建起来,草场也变绿了。”国家电投集团黄河公司海南新能源发电部维护中心副主任宦兴胜说,他们监测发现,光伏板让风速减小了50%以上,蒸发量减少了30%以上,草地的水源涵养量大大增加。荒漠变成了草场,于是有了园区和牧民的合作,养出了“光伏羊”。

    既有经济效益,又能助益生态,这是青海发展的重点产业。去年“青洽会”期间,青海创造了全球清洁能源连续使用168小时的纪录。截至2017年底,青海太阳能发电量居全国第一,集中式光伏电站装机容量居全国第二。

    绿色发展,不光有高大上的科技产业,也有接地气的乡村生计。“从前默默无闻上山庄是山上庄,于今赫赫有名头回客成回头客”。生态旅游,就让西宁市湟中县土门关乡上山庄村彻底变了样。记者到访时,2800多亩的山头上,“早熟”的薰衣草已经成片绽放,到6月中下旬,这里就是一片花海。

    去年,返乡的本村人周玉财牵头成立青海祥泉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投资3600万元开发了乡村生态旅游。土地租金、务工费、生意钱……随着游客往来,老山庄有了人气,原来的重点贫困村家家户户有了活计。

    “150多户的村子,往年有时候一年娶不上一个媳妇儿,去年一年村里娶了七八个!”土门关乡党委书记党海云说,村里环境好了,村民收入多了,精气神也大不一样了,这是旅游加生态饭。周玉财说,“生态旅游加扶贫,能让企业有发展,让上山庄有长久的收益。”

    虽然深居内陆,气候高寒,但先天的“劣势”和潜在的生态优势正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清洁能源;高原旅游;牦牛、藏羊、果蔬、枸杞沙棘等高原特色现代农牧产业正拉起青海的一条条绿色产业链。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严立生态规矩

    不论是生态保护还是绿色发展,要立足长远,都离不开制度和体制的保障。在青海,就有许多生态的规矩。

    为了防止破坏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今年5月底,玛多县政府向全社会发出通告:禁止一切社会团体、单位或个人进入扎陵湖—鄂陵湖、星星海自然保护分区开展旅游、探险活动。这意味着当地随之放弃了相关旅游收入。

    去年,青海省印发《青海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对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和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进行严格的产业准入限制。这意味着舍弃对生态不友好的经济效益,从源头上做污染管控。

    发展更重生态,这在青海有制度撑腰。就在不久前,青海调整2018年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取消8个省级农产品主产区所属县(市、区)和2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属县的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4项考核指标,实行以生态环保和脱贫攻坚为导向的差异化考核机制。

    发展更重生态,青海还有不少体制探索。在黄河源头牛头碑所在地,四位二十出头的藏族年轻人正日日守候黄河之源的山头,他们是当地生态管护员,这里一草一木的变化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是一个不小的群体。藏族人索索也是其中一位,在自家3.5万亩草场上,他既是主人,也承担生态管护的工作。“每天在草场巡逻,看水上的草、看水底的鱼。现在环境卫生好起来,动物多了,草场也变好了。”当上生态管护员,索索每个月还能领到1800元的工资。

    “生态管护员最初是将生态保护和精准扶贫结合在一起,发展到如今,早已经成为生态、党建、民族团结、精准扶贫、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稳定六位一体的载体。”生态保护站站长马贵说。截至2017年底,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已设置生态公益岗位10051个,户均年收入增加21600元,其中一半以上是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

    这只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一个细节。2015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从此,三江源正式走进国家公园时代。

    挂牌成立以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全力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并对3个园区所涉4个县进行大部门制改革,解决“九龙治水”和监管执法碎片化问题。例如,玛多县将原有的国土、环保、水利等部门一并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统一下设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原各部门执法机构被整合组建为管委会资源环境执法局。再例如,青海省首个专业法庭——玉树市人民法院三江源生态法庭设立运行。

    “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改革,青海将继续坚持试点先行和整体推进相结合,落实和深化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生态环境监管、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生态补偿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王建军说,青海要探索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从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到万千牧民小家的草场管护;从高原的大山大湖到城市的一草一木,围绕着生态的保护、发展和改革正在青海大地上徐徐展开。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已经成为青海人的共识。正如一位当地藏族干部说的,“生态这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人,好好地干。”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8年06月26日 第 03 版)

    【庆祝改革开放40年】青海:护一盆清水润半个中国

    2018年4月24日,在第49个世界地球日活动周期间,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联合邵阳学院开展了主题为“珍惜自然资源呵护美丽国土——讲好我们的地球故事”地球日科普活动。邵阳学院地理科学系132名师生参加了活动。

    在岩溶所专家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国土资源科普基地-中国岩溶地质馆。岩溶所专家针对地理科学专业特点细致地向同学们介绍了岩溶的定义、岩溶区的分布情况、岩溶发育的四大要素、岩溶地貌类型、岩溶地质构造特点、自然资源及岩溶区资源开发利用、岩溶生态环境特点及岩溶石漠化恢复技术典型案例等相关领域的知识。

    通过此次科普活动,同学们学习了岩溶相关基础知识,增强了节约自然资源的意识。同学们纷纷表示要为保护地球家园贡献一份爱心和力量。

    邵阳学院学生参观中国岩溶地质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