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适逢“华夏古陆”问世百年，为进一步活跃学术氛围、推进地学交流，立足华东、面向全国，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特设“华夏地质大讲堂”，邀请国内外地学大家杏坛讲学。3月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唐菊兴应邀开启首讲。

华东地区是“华夏古陆”的主体所在。“华夏”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春秋左传正义》释义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业已成为中国的别称。1924年，美籍北大教授葛利普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首创“华夏古陆”之说，极大促进了中国地质学研究。

唐菊兴院士率领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学术团队，长期从事青藏高原地质矿产调查研究，取得重大的铜金找矿突破。围绕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唐菊兴院士聚焦东南沿海火山岩区广受关注的铜金找矿突破问题，精心准备了题为《斑岩-矽卡岩-浅成低温热液成矿系统及勘查技术》的学术报告。报告通过全球大量典型矿床的宏观与微观地质特征介绍，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斑岩型、矽卡岩型以及高硫化-中硫化-低硫化浅成低温热液型铜金矿床的基本概念、成矿系统整体特征和主要找矿标志，提出了找矿勘查中应注意的问题；结合国内外找矿范例及自身找矿实践，介绍了有效的勘查技术及其发展趋势；最后，特别指出华东地区陆相火山岩区斑岩型-浅成低温热液型铜金矿找矿潜力巨大，“可能是产生原创性成果的窗口”。

来自华东地区行业单位、矿山企业、科研院校以及相关单位专家等近百人济济一堂，聆听院士讲课。大家纷纷表示，报告传道授业解惑，既有战略高度和理论深度，又直面地质找矿一线问题，为华东地区新一轮找矿突破工作开拓了思路、指点了迷津。今后，南京地调中心将陆续邀请相关专家学者莅临“华夏地质大讲堂”，为地质工作者奉献高水平学术盛宴。

 

唐菊兴院士报告 

 

报告会现场 

　　 

　　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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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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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1月28日，恰逢中国传统节日小年，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举办了2019年新春团拜会。地学文献中心全体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老干部欢聚一堂，共迎新春。

地学文献中心主要负责人代表领导班子成员向干部职工致以节日的问候,感谢广大职工及其家属的辛勤付出，并送上新春的祝福。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回首2018，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地学文献中心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展望2019，我们将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面对机遇和挑战，希望地学文献中心全体成员继续保持时不我待、昂扬奋斗的精神状态，始终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尽头、坚韧不拔的毅力，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事业推向前进。

团拜会上，地学文献中心领导为新春棋牌比赛获奖人员颁发了奖状，还给本命年职工送上了金猪吉祥物和新春的祝福。团拜会最后，为职工放映了两场电影，增添了欢聚的氛围，令年味更浓。

 

  

“海洋六号”科考船使用最新研制的6米深海岩芯取样钻机在西太平洋海底成功实现5.86米富钴结壳岩芯取样。

“海洋六号”在南极开展多道地震勘探。

近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六号”科考船在西太平洋实现了海洋地质调查多项突破：“海马”号在西太平洋富钴结壳矿区首次搭载ROV钻机作业，首次开展富钴结壳厚度在线声学原位探测，首次在富钴结壳矿区开展6米深海钻机应用……

从多金属结核到富钴结壳，从热液硫化物到深海稀土资源，从南海到南极……几年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六号”科考船和远洋调查研究团队秉持“科学、责任、和谐、进取”的科考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不断开拓新领域，探寻深海大洋海底矿产资源，先后执行了10个航次的科学考察，总航程20万公里，历时近1000天，近600人次参加，谱写出中国远洋科学考察和深海资源调查的宏伟篇章。

海底探宝，拓展我国资源战略空间

深海蕴藏着地球上远未认知和开发的宝藏，目前已发现了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热液硫化物和深海稀土等矿产资源，成为世界各国竞相研究开发的对象。

为了维护中国稀土资源大国地位和国际海底权益，2012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启动深海稀土资源前期研究。2013年，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六号”船与远洋调查与研究团队率先在中太平洋开展了深海稀土资源调查，证实了深海沉积物中存在一种有别于陆地的“大洋型稀土”矿床类型。经过2014年～2016年的调查，在中、西太平洋分别圈定两个深海稀土资源远景区，潜在稀土资源量可观，并初步掌握了深海稀土资源分布特征，系统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勘探技术方法。深海稀土资源的调查研究和深海稀土资源成矿远景区的圈定，为今后维护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海洋权益奠定了坚实基础。该成果也被评为2013年度中国地质调查十大进展之一。

多金属结核富含钴、镍、铜、锰等重要的战略金属资源，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主要在东太平洋开展了20多年的调查与研究，中国大洋协会于2001年成功获得了中国第一块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之后经过十几年的调查与研究，查明了我国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的资源状况，确定了可能的试开采矿区，估算了合同区不同类型的资源量。

2012年，“海洋六号”船执行中国大洋27航次科考任务时，在西太平洋海盆发现了大量高覆盖率、高丰度多金属结核，这些结核几乎均为非常完美的球状，且粒径较大，位于海底沉积物与海水界面较浅的位置；而之前发现的东太平洋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的多金属结核普遍为不规则的椭球状、碎屑状、菜花状、连生体等，大小不一，埋藏相对较深。海上现场对这些多金属结核进行化学元素分析，发现其钴元素高达0.5%，是东太平洋多金属结核钴元素的2～3倍，因此被称为富钴型多金属结核。

2013～2016年，“海洋六号”船继续开展结核调查，并成功将多波束回波探测技术应用于结核勘探中，快速圈定了10多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结核成矿远景区，初步估算了资源量，拓展了我国多金属结核战略资源空间。

不仅如此，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海洋地质工作还很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外交，为我国在大洋申请矿区奠定了重要基础。2011年，我国在西南印度洋成功获得第一块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区；2014年在西太平洋成功获得第一块富钴结壳勘探合同区；2015年在东太平洋成功获得第二块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截至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同时拥有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资源勘探合同区的国家之一。

科技创新，构建一体化远洋勘探体系

当今世界，海洋科考技术装备日新月异。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远洋调查团队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不断探索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全面提升我国大洋资源及环境调查的能力和水平。

“海洋六号”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一艘具有国内一流、国际先进水平的综合科学考察船，配置了先进的多道地震采集系统、深海水下遥控探测系统、全海深多波束测深系统、海底原位探测系统、水文调查系统等，安装了高精度的综合导航、水下定位和动力定位等多套系统和辅助设备，同时可为各种移动式调查设备提供测量和实验平台，能满足多学科、多手段综合调查要求。2009年10月入列后，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迅速将“海洋六号”投入远洋调查之中，从2011年开始，已连续6年每年承担长达约200天的远洋调查任务。

2014年，我国自主研发的 “海马”号无人遥控潜水器在“海洋六号”船通过海试验收。2015年，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远洋调查团队将其应用于海山区富钴结壳资源调查，完成了对海底结壳和生物样品的抓取，获取大量的海底高清视频数据，填补了我国海山区资源环境调查手段的一项空白，提升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水平。

此外，远洋调查团队还及时应用无人无缆遥控潜水器（AUV）、近海底声学深拖等一批高新尖海洋探测装备，获得了一大批高精度、高质量的野外调查资料，全面提升了我国远洋调查的能力和水平。他们紧跟国际技术发展趋势，不断革新技术方法应用，扩展“海洋六号”船配备的EM122多波束系统的用途，将多波束回波探测技术试验性应用于大洋航次调查中，大幅提高资源勘探效率，加速了我国矿区申请和区块优选进度。

在茫茫太平洋开展科学调查，需要团队合作，船舶机械调查设备繁多、天气海况复杂，随时可能出现各种突发状况，困难极大、风险非常高。为合理组织安排生产，保障海上作业安全顺利，远洋调查团队多年来坚持规范管理，不断总结经验，对作业方法分门别类，制定作业流程，不断改进完善，逐步形成了一套依托于“海洋六号”船的远洋调查作业规程。

重力柱状取样是远洋调查重要手段，其操作流程复杂，危险性高，起初需要十几人联合作业近一天才能完成一个站位，经过多年摸索改进，如今六七个人四五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安全性和工作效率都大为提高。

“潜龙一号” 无人无缆遥控潜水器AUV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高新设备，长约3米，重达数吨，系统复杂庞大，其收放流程和应急措施是考验作业母船和团队综合作业能力的两大难题。2013年～2014年，“海洋六号”作为作业母船第一次实施“潜龙一号”调查。AUV作业零经验的远洋调查团队科学组织、合理施工，成功实现了4级及以下海况潜器全天候安全布放与回收，成功率达到100%，为远洋调查大型设备收放作业提供了宝贵经验。

通过对多种调查手段的综合运用，以及多学科专业技术力量的广泛融合，针对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和深海稀土等大洋矿产资源调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已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以“海洋六号”船为依托，多学科、多方法、多手段立体化大洋矿产资源勘查技术方法体系。

海底命名，维护中国海洋权益

大海广阔无垠，但海水覆盖之下的海床并非同样平坦宽阔。海底地貌多姿多彩，既有地形平缓的平原，也有连绵起伏的海岭；既有高耸的海山，也有深邃的海沟。如同陆地的自然地理实体必须赋予名称一样，海底地理实体也应该赋予名称，也就是“海底命名”。

对已确认的海底地理实体进行正式命名已成为国际惯例，这不但有利于海图的编制和海洋科学勘测、开发管理，而且体现着国家对命名海域的管辖权力或科学研究成果。根根据国际海底地名分委会制定的标准，如果一个海底地理实体完全或超过50％的面积位于国家的领海以外，则可向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分委会（SCUFN）申报其命名提案，通过后编入到海底地名辞典中。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展大洋矿产资源调查，最初10年“海洋四号”等调查船利用单波束测深设备发现了一些地理实体，也作了暂时命名，如“海洋四号断裂带”“北部海山链”“东部海山区”等。但这些暂时命名缺乏统一规划，经常有一地多名或一名多地的现象。2007年开始，我国开展多金属硫化物资源调查，“大洋一号”和“李四光”号调查船在南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等海域发现大批地理实体，但也没有正式命名。尴尬的是，中国富钴结壳合同区所在的两个海山早在1997年就由“海洋四号”进行了详细地形测量，我们采用代号方式暂时命名，没有正式命名，数年后被其他国家登记了新地名。

2011年，中国大洋协会成立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工作组，全面规划和命名大洋矿产资源调查区新发现的地理实体。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地理命名团队在朱本铎教授的带领下，制定了详细的命名规划和命名规定，专门选择了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批名字，积极投身大洋协会地理实体命名工作组的工作。命名工作也卓有成效，工作伊始当年就成功申报7个海底地名，鸟巢海丘、彤弓海山群、白驹平顶海山、徐福平顶海山、瀛洲海山、蓬莱海山、方丈平顶海山…… 一批富有诗意的名字，彰显着中国文化的魅力。此后，每年都有一批海底地名提案在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分委会通过。至2016年，工作组命名163个新发现的海底地理实体，地名获国务院批准公布使用，其中63个海底地名获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分委会核准。

海底地理实体的命名工作创新性地提出我国海底地理实体的分级分类体系和命名方案，制定了国际海域海底命名的技术体系，为海底命名奠定了基础；首次提出海底命名地图的编制方法和地理实体的识别技术，并成功应用在向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分委会提交的地名提案上，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使我国的海底命名研究迅速提升到世界领先水平。

勇闯南极，探索极地科考新模式

2016年12月28日～2017年2月10日，“海洋六号”船与“雪龙号”极地科考船共同执行了中国南极第33次科学考察，全体科考队员一起迎风雪、战严寒，克服了南极海域陌生复杂、作业窗口极为有限、气候寒冷、海况急剧变化等极地冰海环境带来的严峻挑战，在精准预报的基础上，经过40多天的艰苦奋战，超额完成航次设计全部海洋调查及登陆考察任务。

这是我国自1990～1991年首次开展南极南大洋综合地质地球物理调查后，时隔26年开展的第二次南极海域综合地质地球物理综合科学考察。此次南极科学考察，创下了我国南极海域地质地球物理实测的几个首次：首次对南极海域进行了大面积、高精度、高分辨率的地球物理调查，为研究南极地质演化与全球气候变化关系奠定了基础；首次开展了大范围、立体式的多波束海底地形探测，获取了南极海底近2万平方千米三维地形地貌高精度资料，可为我国后续科学考察和船舶航行提供水深数据；首次应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地热探针，采获到南极海底地热流实测数据，填补了我国在高纬度寒冷海域相关探测空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深海蕴藏着宝藏，但要得到这些宝藏，就必须在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方面掌握关键技术。2016年的国土资源系统科技创新大会也提出了“三深一土”的科技创新战略。向深海全面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广州海洋局远洋调查团队将在拓展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的资源战略空间、全力支撑国家海洋资源保障、维护国家深海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推进党风廉政文化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根据局2019年廉政文化周活动要求，5月13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2019年廉政文化周活动全面启动。

此次活动围绕“倡廉洁正气 促转型发展”主题开展。一是纪委书记讲党课。地学文献中心纪委书记以“强化自律，增强定力，筑牢拒腐防变防线”为题，为全体党员讲党课，从四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即：一体推进“三不”需要强化自律；自律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内在要求，需要培养和巩固；自律成就人生，自律成就清廉；定力是自律的基础，党员干部需要增强的四种定力。二是进行专题教育培训。结合具体实际，中心监审部门系统梳理了近年来审计检查中发现的合同签订与管理相关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题讲解与教育培训，提高大家对合同刚性约束的认识，提升中心规范化管理和制度宣贯力度。三是观看廉政教育影片。组织中心全体干部职工观看了《最贵的房子》和《回家》两部微电影，以生动活泼的形式，警醒大家算好“七笔账”，习惯在监督下工作、生活，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文化周期间，地学文献中心组织职工参观有关展览、开展党务干部培训等活动，各党支部结合实际开展特色活动。 

中国地质学会近日开展了第九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的评奖活动。经过严格的评选程序，14位优秀的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

中国地质学会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分设地质科技研究者奖、野外地质工作者奖、教师奖。此次评选的14名获奖者中，孙有斌等6位同志获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地质科技研究者奖；李常锁等7位同志获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野外地质工作者奖，郭颖同志获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教师奖。

黄汲清是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一生始终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国内外地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生前特别关注青年地质人才的培养。

中国地质学会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是我国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奖之一，这一奖项主要奖励45岁及以下，在地质科学领域有创造性科学成就或在地质勘查及地质教育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地质工作者，该奖项已在社会上产生良好影响。黄汲清青年地质科技奖每两年颁发一次。

附获奖名单：

地质科技研究者奖

孙有斌，1973年10月出生，第四纪地质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从事风尘沉积、古季风演化及粉尘源区干旱化研究，探讨了不同时间尺度季风-干旱环境的演化过程及动力学，揭示出太阳辐射、冰量和CO2变化及大西洋经向环流对轨道-千年尺度东亚季风变率的影响，确定了冰期-间冰期黄土物源变动与大气环流强度变化的关联。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Science、Nature Geoscience、Nature Communications、EPSL、QSR等国际刊物上，已发表SCI论文80篇(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SCI论文32篇)，论文被SCI引用3400余次，高被引指数(H-Index)为32。主持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科技部973项目二级课题、中科院百人计划择优支持项目、基金委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多项课题。曾获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地质科技奖（2010年）、刘东生青年地球科学家奖（2011年）、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201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16年，排名第2）。

郭华明，1975年9月生，水文地质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博士生导师，水文地质学学科负责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际地球化学学会会员，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际SCI期刊Journal of Hydrology主编、Applied Geochemistry副主编等。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霍英东基金项目等30余项。发表论文120余篇，获批发明专利2项。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年）、原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杰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计划（2013年）、科技部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2017年）等，获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2007年）。郭华明紧密围绕高砷地下水的形成机理和治理技术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揭示了典型水文地质单元高砷地下水的分布演化规律，发现了一些典型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矿物相转变是控制地下水砷分布的重要过程；从水文地球化学和微生物学相结合的角度，揭示了地下水系统砷释放的铁氧化物和吸附态砷的微生物还原机制；定量描述了含铁矿物形成和转变对砷的吸附机理，发现内层络合的砷‐铁配位方式是关键吸附模式，揭示了与砷配位的铁原子数越多砷吸附量越大的微观机理。

郭威，1979年11月出生，地质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任吉林大学建设工程学院勘察工程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8项，发表论文59篇，出版专著3部，授权专利71件，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1项，获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四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金锤奖、吉林省青年科技奖、吉林大学李四光地学优秀青年教师奖。成功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陆域天然气水合物冷钻热采关键技术，为我国首次钻取陆域水合物和成功试开采提供了技术支撑。研发了局部化学法油页岩地下原位转化技术，地下原位成功开采出油页岩油，标志着我国油页岩资源利用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

黄雨，1973年4月出生，地质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任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Engineering Geology》等4本国际期刊编委、中国地质学会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黄雨长期从事重大工程地质灾害成因机理与防治研究，揭示了地震触发土体大变形流动的时空演化规律与致灾机制，构建了相关高性能计算模型，较好实现了灾害全过程的模拟与评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项目；出版英文专著2部，发表SCI论文72篇、EI论文53篇；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0项，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等。

朱东亚，1975年10月出生，石油地质勘探专业，博士研究生。现在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工作，研究员，主要从事沉积储层以及流体与成藏机理研究。他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中国石化科技攻关等各类科研项目（任务）10余项。在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论文61篇，其中SCI收录18篇，EI收录21篇。2014年获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地质科技奖金锤奖。

此外，朱东亚还阐述潮坪-泻湖-高能滩相白云岩体系白云岩化机制和多级次岩溶储层发育动态过程；揭示深部流体作用下孔隙发育和保持机理，预测塔里木盆地断裂-热液区域深层-超深层优质储层持续向深部拓展；建立天然超临界CO2-油耦合成藏模式，论证苏北盆地深层栖霞组为有利勘探目的层。

王晓梅，1977年6月出生，油气地球化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中国石油油气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近十年主要从事中国元古代黑色页岩沉积环境、生物种群和生烃潜力评价等基础研究，发现地球轨道力控制了元古代烃源岩发育的旋回性，首次计算14亿年前的大气氧气浓度（PAL）高达4~8% PAL，重建最古老的最低氧化带海洋。在国内外一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篇，其中SCI/EI收录34篇，SCI统计引用293篇，其中他引258篇；CSCD统计引用213篇，其中他引197篇，（合作）发表专著2部。申请国家发明专利4项，获授权1项。相关成果获省部级奖4项，2015年获中国地质学会青年科技奖银锤奖，2016年获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杰出青年科技创新人才称号。

野外地质工作者奖

李常锁，1976年3月出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现任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总工程师，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自1999年以来，一直在野外一线从事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地热地质调查研究工作。在山东省水生态环境开发与保护，济南泉水保护、服务地方经济、地矿科技创新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李常锁主持完成的“山东省1∶25万区域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项目，系统深化了对山东省水文地质环境地质条件演化规律的认识，成果获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二等奖；通过多项与济南泉水保护相关的研究，重新识别了泉水形成机理、水环境演化规律、定量评价了影响济南泉水喷涌的因素，重新划定了济南泉域边界。

近20年来，李常锁先后主持及参加完成了30多个省部级科研与生产项目，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SCI收录2篇、EI收录5篇）。曾获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四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2017年度“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王小军，1997年7月毕业于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地质勘查专业，201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党委委员、院长。

王小军先后负责完成了中石油和新疆油田分公司等科技攻关项目或课题17项，其中主持完成项目8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局级科技进步特等奖2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出版专著1本，获软件著作权1项，发表学术论文21篇。2006年被新疆油田授予“勘探方案优秀设计者”等称号，2013年负责编制的《克拉玛依油田金龙2井区块二叠系油藏评价井部署意见》方案获“评价部署优秀方案”。2017年被《新疆石油地质》杂志聘为编委，2017年被克拉玛依校区石油专业指导委员会聘为委员。王小军同志带领的研究团队相继被授予自治区级“青年突击队”、集团公司“科技工作创新团队”、克拉玛依市“工人先锋号”、“五四红旗团（青）支部”等荣誉称号。

胥燕辉，1974年12月出生，地质矿产勘查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任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第一地质勘查院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胥燕辉自1997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地质矿产勘查工作，主持完成了多项大型地质勘查项目，取得了重大地质找矿突破，尤其是在冀东铁矿勘查中成果显著，提交了多个大型及特大型铁矿，累计提交铁矿资源量近30亿吨，并系统研究了冀东铁矿成矿规律和有效的综合勘查技术方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曾获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国地质学会十大地质找矿成果十大地质科技进展、冶金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中央企业青年五四奖章、中央企业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

康世虎，1977年9月出生，资源勘查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任核工业二〇八大队地勘一处处长，研究员。

多年以来，康世虎一直坚守在野外生产一线，致力于二连盆地铀矿勘查与科研工作，先后参加和主持了20多个铀矿勘查项目，发现了超大型、大型等多个铀矿床。主持发现了以哈达图大型铀矿床为代表的重大找矿成果，单孔最高平米铀量达63.77kg/m2，创造了二连盆地铀矿勘查史上单孔平米铀量最高记录。提出了多项创新性认识，建立了“哈达图式”铀成矿模式。

康世虎先后获得国防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一项、中核集团公司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一项，中国地质学会十大找矿成果奖一项，获得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四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

张会琼，1982年12月出生，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现任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科技处处长，中国地质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绿色评价中心秘书长，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张会琼长期工作在地质调查以及科技管理一线，主要从事成矿规律、找矿预测及地质调查等方面的工作，主持或作为骨干参与国家项目11项，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6项，其中一等奖3项，“358”找矿成果一项。2017年获得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六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金锤奖，公开发表文章34篇，著作1部，在新疆哈密卡拉塔格等矿山深边部找矿预测，探索创新矿产资源基地地质-环境-技术经济“三位一体“的综合地质调查等地质科技创新实践中取得了突出成绩。

李鸿睿，1976年4月出生，地质调查与找矿专业，本科学历，现任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副院长、地质矿产勘查所所长。

李鸿睿先后参与或主持完成了10多个区域地质矿产调查、矿产勘查项目。发表论文10篇（第一作者4篇、CSCD收录一篇）。

此外，李鸿睿还先后获得2018年自然资源部国土资源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14年中国地质学会十大找矿成果奖、中国地质学会第十五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第九届甘肃省青年地质科技奖、甘肃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二等奖、甘肃省技术标兵、甘肃省地矿局第四届十大杰出青年、第二届全国地质勘查行业“最美地质队员”、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等奖项和荣誉。

傅志斌，1973年12月出生，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工，岩土工程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工，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注册岩土工程师，注册一级建造师。主要从事工程地质和岩土工程专业研究和工程实践，在复杂地质环境条件下深基坑工程、软土和超软基加固技术及设备研制、岩土文物保护勘察与治理技术等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主持项目获国家、行业和北京市优秀勘察设计奖7次，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一等奖1次，詹天佑大奖和国家优质工程奖各1次。获国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15项，全国发明展览会金奖1次。主编、参编各类规范标准9部。获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全国优秀总工程师奖、茅以升北京青年科技奖、茅以升土力学与岩土工程青年奖等荣誉。北京市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北京市“高创计划”领军人才。住建部勘察设计行业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纲要主要起草人，住建部绿色施工科技示范公告主要完成人，全国勘察设计行业2010-2018年各年度发展研究报告编撰委员。

教师奖

郭颖，1973年3月出生，宝石学、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持并完成科研项目2项，国家级教研教改项目1项、北京市专业建设项目1项，出版专著20余部，光盘14张，编写并出版教材3部，包括北京市高校精品教材2部，独立完成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2门。获得中国硅酸盐学会青年科技奖提名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北京市高等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首届青年教学名师奖；中国地质学会优秀科学传播专家（3次）；北京市青年教师基本功比赛（高校），文史组一等奖、最佳教案奖、最佳教学演示奖、最受学生欢迎奖；多次获评优秀共产党员、五四奖章等。

此外，郭颖还开展以宝玉石颜色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提出了宝石颜色比对的新方法，据此，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包括SCI论文9篇、SCIE论文1篇、国际EI论文26篇；专心教学，并发表教学法论文10余篇；投身科普，积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并在多种媒体中发声。

9月24日，中秋节，石油城大庆市已经处于深秋时节，最低气温已经下降到7℃左右，由于西北风的缘故，体感温度还要更冷一些。早上六点半，吃过早饭之后，甄甄像往常一样，来到了松页油2HF井井场，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她先参加了每日生产例会，了解钻探工程实施的具体进度和情况，记录好各项原始数据，在综合分析录井资料之后，绘制了试油选层综合柱状图。下午回到驻地后，继续编写松页油2HF井地层含油气性测试选层地质方案论证报告。晚餐时候，页岩油项目组成员一起庆祝了中秋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他们的真实写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他们的美好祝愿。吃过晚饭，在月光的陪伴下，甄甄继续制作选层设计PPT，一直忙碌到深夜。

甄甄是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两重”工作—“松辽盆地页岩油调查项目”的一名普通技术人员，她只是沈阳地调中心广大青年地质工作者的一个缩影，像她一样“两节”期间坚守野外的青年人比比皆是。

甄甄所在的能源地质研究室“松辽盆地页岩油调查项目”，除了项目负责人杨建国之外，都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平均年龄不足35岁。“两节”期间，他们大多数人都一直坚守在野外现场。肖飞作为一名年轻人，国庆假期一天也没有休息，因为这段时间正是松页油2HF井施工的关键时刻，他忙着井场交接和地层含油气性测试微地震监测准备工作现场跟踪，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压裂实验做最后的准备。能源室的其他年轻人也像他们一样坚守在松辽盆地的各个地方。

基础地质研究室2018年度承担了4项1:5万区域地质调查项目和几项综合研究项目，几乎全部项目人员都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4个区调项目今年全部进行了野外验收，两“两节”期间，他们中的多数人也一直坚守在野外进行着野外验收后的补课工作。

矿产地质研究室与基础地质室类似，绝大多数承担野外项目的人员也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秋节期间，几个项目都在进行野外验收，项目成员和领导专家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节日。

东北亚地质研究室除了承担国内的黑土地调查项目之外，还承担了涉外项目，分别在马达加斯加、俄罗斯和蒙古开展工作，中秋节有部分人还坚守在异国他乡，他们也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

水文地质和环境地质研究室，“两节”期间，多个项目组也是一直坚守在野外，从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再到渤海湾，都有他们的身影。

勘查技术研究室的年轻人由于工作特点，分布在各个研究室的项目中，从大兴安岭深处到漫长的海岸带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在所有青年地质工作者中，还有一个更为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女地质工作者，她们需要面对比男性地质工作者更多的困难，不但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女人需要相夫教子，可是从成为一名地质工作者开始，这些已经远离她们，这让她们遭受了更多的不解甚至埋怨，背后的心酸只有她们自己最能体会。除了文章开头说的甄甄，沈阳地调中心还有许多长期奋战在野外一线的女地质工作者，其中，戴慧敏是她们中的典型。

戴慧敏是沈阳地调中心唯一的女项目负责人，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更多。在室内，她积极组织协调各类技术人员，推进项目实施，并承担着大量具体工作任务。在野外，她克服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生理困难，翻越高山深谷，趟过草甸湿地，处处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她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体现‘一块砖’的精神，为东北地区土地资源摸清家底及生态保护做出自己的贡献”。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她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中国地质调查局优秀共产党员、杰出青年，辽宁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青年、“三八红旗手”，沈阳地调中心优秀职工、优秀共产党员……。可是各种荣光的背后是她对事业的巨大付出和对家人的重重愧疚，她是一个合格的项目负责人，却不是一个合格的爱人、母亲和女儿。不能为家人操持家务，不能为病床上的母亲尽孝，不能时刻陪伴女儿成长，女儿总是习惯地问她：“你工作怎么那么忙呢？”。这个时候她的心里是酸楚的，可作为一名党员，她为了顾全大局，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了个人利益，践行了自己的誓言，“做国家建设、单位发展的一块砖”。

除了甄甄、戴慧敏之外，还有中秋节依然奋战在蒙古国的柴璐、常年奋战在基础地质调查一线的庞雪娇、坚守在水文地质一线的于慧明、科室女同事一个个离开却选择坚守矿产地质一线的韩仁萍、默默付出任劳任怨的石蕾、张帆、黄欣、陈聪……。她们巾帼不让须眉，扎根野外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到今年，甄甄已经工作满五年了，这五年里她主要忙于野外工作，个人问题一直还没有解决，大家都替她着急，可野外的风吹日晒不但增强了她的体质，更塑造了她坚强的性格。“可能缘分还未到吧，我有大山为伴”，她淡淡地说。确实，很多的青年地质工作者都深有体会，选择了地质就选择了孤独，选择了地质就选择了负重前行。地质工作者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注，从人文关怀到制度建设，各方面都应该加强对野外地质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地质工作者的关心和关爱。沈阳地调中心近年来通过改善职工野外生活和工作条件、配备降温和取暖设备、领导下基层面对面谈心、发放过节福利等方式，不断提高野外一线职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截止2017年底，沈阳地调中心共有40岁以下青年职工162人，占在职职工总数的62%，这其中大部分是野外一线技术人员，共114人，约占单位青年职工总数的70%。这些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坚守在艰苦的野外工作环境下，没有周末和节假日，他们远离城市、远离家人，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当别家老人生病期间儿女守护在病床前时，当别人全家围坐在餐桌旁其乐融融的进餐时，当别人节假日带着孩子轻松愉快的畅玩时，他们却奋战在野外一线，心甘情愿工作，默默无闻付出，这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他们是沈阳地调中心年轻的一代，是东北地质调查事业的接班人。面对千山万壑，他们勇于攀登，面对艰难困苦，他们迎难而上，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新时代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用激情和汗水谱下了青春赞歌。青春，是人生中最美的那一部分，是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中最动人的词汇之一。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上最富有朝气、最富有创造性、最富有生命力的群体。他们“一定能够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在激扬青春、开拓人生、奉献社会的进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章！”

献身地质，青春无悔！

 

 

 

根据年度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结合2018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要求，6月14日-18日，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组织人员赴延安对西北五省耕地区1:2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项目开展野外安全检查。

检查组首先到达项目组野外一线生产现场，实地调研工作路线，行车路况等内容。到达项目驻地后，听取了项目组关于出队前检查、应急救援预案、野外车辆检查、安全培训以及手持北斗及车载北斗配备使用等方面的情况汇报。检查组成员与野外一线项目组人员开展谈心对话，宣讲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普及安全生产应急避险技能，解决野外安全生产实际问题。最后，集中组织项目成员观看警示教育片，采取以案说法等方式剖析典型事故和灾害案例，扩大警示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此次检查适逢中国传统节日“端午”佳节，检查组为项目组送去了粽子、西瓜等慰问品，嘱咐大家遇到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时调整作息，劳逸结合。

 

为充分发挥廉政文化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营造廉荣贪耻、风清气正的良好文化氛围，不断增强广大干部职工的廉洁自律意识，根据地调局实物资料中心2017年廉政文化周活动实施方案，实物资料中心于2016年5月8日至12日期间开展廉政文化教育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为主题，围绕“责任落实年”相关要求，在落实局纪检组关于开展廉政文化周活动实施方案的基础上，实物资料中心认真谋划，根据活动主题，精心设计自选动作，组织班子成员、副总、中层干部、项目负责、支部书记、纪检监察员及全体党员开展理论学习、知识答卷、廉政教育参观等活动。

一是参观“明镜昭廉”明代反贪尚廉历史文化园。5月11日，实物资料中心组织中层以上干部、支部书记、支部纪检员参观中央国家机关廉政教育基地“明镜昭廉”明代反贪尚廉历史文化园。“明镜昭廉”明代反贪尚廉历史文化园位于昌平区明十三陵昭陵，由昭廉广场、明代反贪尚廉历史陈列馆、明代清官廉吏展馆和海瑞事迹展馆组成。展馆通过大量的史实材料、人物塑像、实物模型等方式，展示了明代严苛的反贪制度，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文化精髓。

在一个多小时的参观过程中，大家深入了解了明代的反贪制度，被海瑞、于谦等清官两袖清风、清正廉洁的事迹所感动，从严嵩父子、魏忠贤等执法犯法、贪污贿赂的贪腐案例中受到警示，进一步理解了“清慎勤、廉生威、公生明”的深刻内涵。以史为鉴、警钟长鸣。习总书记强调指出，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需要借鉴中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本次教育活动，就是借古论今，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加强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重大意义的理解。大家表示要不断加强党性锻炼，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干干净净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做清正廉洁的共产党员。

二是学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廉政文化周期间，各支部组织开展《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专题学习讨论。引导广大党员进一步增强党性意识、规矩意识，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促进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规范化。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和中层干部提前准备发言材料，把学习内容与实际工作有机结合，谈认识、讲体会，从而带动支部党员共同学习，在严格的党内生活中，锻造政治品格、坚定做人准则、激发信念精神，切实增强党员意识和对党组织的归属感、认同感、责任感。

三是开展知识答卷。监察审计处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主要内容，在各支部组织学习研讨的基础上，组织中层以上党员干部和在职党员开展答题活动，通过答题，优化学习效果，有效促进党员干部深刻领会《准则》的主要内容，切实理解并贯彻好相关要求。

 

 

 

  

欢聚一堂

  

题写春联

  

三句半表演

  

年夜饭

  

到长城站拜年

当地时间1月28日，中国传统大年初一。上午11时，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海洋六号”航次首席科学家何高文，应中国南极长城站站长陈波相邀，利用在长城湾内避风停泊的时机，一行八人，乘坐橡皮艇到长城站拜年。

何高文告诉记者，他带给长城站的拜年礼品是一管长约30厘米的海底沉积物样品。这管样品采自长城湾，是“海洋六号”前一日到达锚地后开展箱式取样获取的，送给长城站开展研究，可以掌握更多关于长城湾锚地的地质及其他相关信息，同时也以此感谢长城站对“海洋六号”船以及航次登陆考察队的大力保障和支持。

就在前一日，“海洋六号”航次登陆考察队的10位科考队员，以长城站为基地，安全、超额完成了历时6天的菲尔德斯半岛西南部地区地质考察任务，中午12点在长城站吃过了午饭后，返回“海洋六号”船。

长城站使用的当地时间，与中国北京时间正好相差12个小时。因此，在长城站中午12点吃过午饭，也就意味着度过了中国的除夕之夜。

但在“海洋六号”船，一样还有除夕夜的精彩。下午6点，72位科考队员，一起吃上年夜饭，度过了一个独特而热闹的南极除夕夜。船长蓝明华说，这是“海洋六号”入列以来第一次在国外，在距离祖国1.7万公里的南极度过的跨年夜。

年夜饭自然是最丰盛的。“海洋六号”平日采用自助餐就餐形式，年夜饭专门改为中国人最喜欢的围餐，餐厅4个长条桌，再加上旁边的多功能活动室兼小餐厅，一共5围，每桌12~14人，有梅菜扣肉、红烧牛排、红烧油豆腐、炝炒大白菜、咸蛋花生、辣椒炒虾仁、辣子鸡、蒜蓉鲍鱼共8个菜。大副管鹏告诉记者，鲜鲍鱼是“海洋六号”在瓦尔帕莱索补给时买的，一直存放在冰库，提前为过年准备的，价格并不贵。为了准备这顿年夜饭，“海洋六号”的三位厨师何哲平、王军校、袁建良，外加每个部门派出的1人帮厨，忙乎了大半天，准备了一顿以肉为主、丰盛的南极年夜饭。

不过，最受大家欢迎的是红烧豆腐和大白菜。豆腐是厨房师傅凌晨4点起来现磨的，再油炸，忙乎了一整天专门准备的。大白菜是长城站送来的新年礼物。陈波站长听说科考船已经没有叶菜了，专门挤出点白菜、萝卜和苹果，让除夕下午返回的登陆科考队员带回船上。从去年12月28日离开蓬塔，“海洋六号”已经在南极半岛海域工作了30天，不易保存的蔬菜10天前就断货了。不过，有了如此精心的准备，除了几位值班的队员外，60多位科考队员挤在一起，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年夜饭。

晚饭后，就是“海洋六号”春晚时间了。10天前， “海洋六号”临时党委就研究确定，由调查部部门长关晓春担任“海六”春晚总导演，策划举办一场除夕晚会，陪伴大家度过除夕之夜，缓解大家的思乡之情。

晚上8点，餐厅里，身着红色队服的科考队员们齐聚一堂，闪烁的彩灯、年年有鱼的挂饰、大红的福字、欢度春节的横幅、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海洋六号航次队旗、以及组织实施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局旗，令停泊在南极冰海之中的“海洋六号”洋溢着新年的温暖和喜气。

晚会主持人宣读了来自上级单位专门发来的春节慰问电后，首席科学家何高文表演了第一个节目，题写春联。上联是“雪中犁海抒豪情”，下联是“冰间踏浪谱新篇”，横批是“建功南极”，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科考工作中的视频片段、以南极科考为主题创作的三句半、歌声、舞蹈、猜谜、抽奖，两个小时的晚会精彩不断，在科考队员们欢声笑语中，南极春晚陪伴远航的“海洋六号”科考队员们度过了远离祖国亲人的除夕。

驾驶台上，甲板部的年轻水手何能清在大红福字的日历上，写上了一个“100”。他告诉记者，从2016年10月22日从广州起航，“海洋六号”已先后执行了大洋及深海资源航次任务，到鸡年大年初一，正好是离开广州的第100天。他还补充，这个挂历是去年11月靠泊夏威夷时，热心的华侨吴先生得知“海六”要远赴南极跨年度考察，临别时赠送给“海六”的特殊礼物。

令大家都非常宽慰的是，科考船的条件不断改善，除夕、大年初一，队员们利用卫星宽带网络，向祖国和亲人拜年。

当地时间1月28日，南极，中国传统大年初一，上午11点，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海洋六号”航次首席科学家何高文，应中国南极长城站站长陈波相邀，利用在长城湾内避风停泊的时机，一行8人，乘坐橡皮艇到长城站拜年。

何高文告诉记者，他带给长城站的拜年礼品是一管长约30厘米的海底沉积物样品。这管样品采自长城湾，是“海洋六号”前一日到达锚地后，开展箱式取样获取的，送给长城站开展研究，可以掌握更多关于长城湾锚地的地质及其他相关信息。同时，也以此感谢长城站对“海洋六号”船以及航次登陆考察队的大力保障和支持。

就在前一日，“海洋六号”航次登陆考察队的10位科考队员，以长城站为基地，历时6天，安全、超额完成了航次设计的对附近的菲尔德斯半岛西南部地区展开地质考察任务，中午12点，在长城站吃过了午饭后，返回“海洋六号”船。登陆队科考队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实验测试所工程师吴聪告诉记者，按照国内的时间，登陆队算是在长城站过了除夕。

长城站使用的当地时间，与中国北京时间正好相差12个小时，因此，在长城站中午12点吃过午饭，在时光上，也就意味着已经度过了中国的除夕之夜。

但在“海洋六号”船，一样还有除夕夜的精彩。下午6点， 72位科考队员，一起吃上年夜饭，度过了一个独特而热闹的南极除夕夜。船长蓝明华说，这是“海洋六号”入列以来第一次在国外，在距离祖国一万七千公里的南极度过的跨年夜。

年夜饭自然是最丰盛的。“海洋六号”平日采用自助餐就餐形式，年夜饭专门改为中国人最喜欢的围餐，餐厅4个长条桌，再加上旁边的多功能活动室兼小餐厅，一共5围，每桌12-14人，有梅菜扣肉、红烧牛排、红烧油豆腐、炝炒大白菜、咸蛋花生、辣椒炒虾仁、辣子鸡、蒜蓉鲍鱼共8个菜。大副管鹏告诉记者，鲜鲍鱼是“海洋六号”在瓦尔帕莱索补给时买的，一直存放在冰库，提前为过年准备的，价格并不贵。为了准备这顿年夜饭，“海洋六号”的三位厨师何哲平、王军校、袁建良，外加每个部门派出的1人帮厨，忙乎了大半天，准备了一顿以肉为主，丰厚的南极年夜饭。

不过，最受大家欢迎的却是红烧豆腐和大白菜了。豆腐是厨房师傅凌晨4点起来现磨的，油炸，忙乎了一整天专门准备的。大白菜是长城站送来的新年礼物，陈波站长听说科考船已经没有叶菜了，专门挤出点白菜、萝卜和苹果，除夕下午，随返回的登陆科考队员一起运到船上，送给“海洋六号”过年。从12月28日离开篷塔，“海洋六号”已经在南极半岛海域工作了30天，不易保存的蔬菜10天前就断货了。不过，有了如此精心的准备，除了几位值班的队员外，60多位科考队员挤在餐厅和旁边的多功能厅，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年夜饭。

晚饭后，就是“海洋六号”春晚时间了。10天前， “海洋六号”临时党委就研究确定，由调查部部门长关晓春担任海六春晚总导演，负责总策划，办一场除夕晚会，陪伴大家度过除夕之夜，缓解大家的思乡之情。由于本次科考船上就本报记者一人为女性，因此，“关总导演”盛邀，女记者担任主持人，男女搭配，主持“海六”春晚。不巧，本报记者同时还被委派参加登陆考察，登上长城站，一走6天，直到除夕当日下午才回到科考船。因此，主持人换上了小鲜肉，报务员张力中，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帅哥。由两位男士担任主持人，也算是科考船的一个特色了。

晚上7:50，船长蓝明华打开广播通知，海六首届 “南极冰雪之夜” 春节联欢晚会8点正式开始，要求科考队员统一穿上大红的南极科考队队服，参加晚会。会场同样设在餐厅。闪烁的彩灯、年年有鱼的挂饰、大红的福字，欢度春节的横幅，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海洋六号航次队旗，以及组织实施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局旗，南极冰海中，“海洋六号”洋溢着新年的温暖和喜气。

主持人宣读了来自上级单位专门发来的春节慰问电后。首席科学家何高文表演了第一个节目，题写春联。上联是“雪中犁海抒豪情”，下联是“冰间踏浪谱新篇”，横批是“建功南极”，18个字，展现了科考船的豪迈之情，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科考工作中的视频片段、以南极科考为主题创作的三句半、歌声、舞蹈、猜谜、抽奖，2个小时的晚会精彩不断，科考队员们欢声笑语中，南极春晚陪伴远航的“海洋六号”科考队员们度过了远离祖国亲人的除夕。

驾驶台，甲板部的年轻水手何能清在大红福字的日历上，写上了一个“100”。他告诉记者，从10月22日，从广州启航，“海洋六号”先后执行了大洋及深海资源航次任务，到鸡年大年初一，正好是离开广州的第100天。他还补充，这个挂历是去年11月份靠泊夏威夷时，热心的华侨吴先生得知海六要远赴南极跨年度考察，临别时赠送给海六的特殊礼物。

不过，令大家非常宽慰的是，科考船的条件正在不断改善，除夕、大年初一，队员们正利用卫星宽带网络，与祖国亲人拜年。

 

 

大年初一海洋六号代表到长城站拜年

 

大年初一海洋六号代表到长城站拜年

 

红红火火看春晚

 

年夜饭

 

年夜饭

 

挥笔写对联

 

吹气球比赛

 

吉他伴奏（老轨和报务员张力中）

 

激动人心的抽奖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