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在青岛组织召开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水合物试采、环境监测及综合评价应用示范”项目启动会暨2017年工作会。

据了解，“水合物试采、环境监测及综合评价应用示范”项目为“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任务之一，由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牵头，联合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中国石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大学等9家具有技术优势的科研单位共同承担。该项目将依托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工程，针对关键技术应用示范需求，通过技术研发和集成，对水合物试采、环境监测的工艺和装备进行应用示范和综合评价，搭建水合物富集区精细勘探、目标开采和环境监测及综合评价实验平台，为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工程提供技术支撑，提升我国水合物开采技术水平。

本次会议分项目实施方案论证会、项目启动会、2017年工作汇报与研讨交流会三个阶段进行。

项目实施方案论证会由项目业务主管揭晓蒙主持，孙清处长介绍了项目论证背景和实施方案论证要求，实施方案论证专家组组长由任平教授担任。青岛海洋所所长、项目负责人吴能友研究员针对我国首次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进展和面临的关键问题，详细报告了项目实施方案。专家组经过提问和讨论，一致认为实施方案提出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明确，同意实施方案。最后，孙清、丁抗作了重要讲话。孙清强调，天然气水合物试采面向国际前沿，仍有很多科学与技术问题有待解决，希望项目组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天然气水合物试采的特殊性和难度，攻坚克难，在第一次试采的基础上，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提升技术指标，实现项目提出的目标任务。丁抗提出，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仍面临很多挑战，项目组应在认真分析第一次试采成功的基础上，客观公正地看待存在的问题，减少盲目性，集中优势和精力，寻找突破点和切入点。同时，他强调了天然气水合物试采环境监测的重要性。

项目启动会由吴能友主持。杨胜雄和揭晓蒙作了重要讲话。杨胜雄作为责任专家，介绍了“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实行的责任专家工作机制，强调了项目过程管理流程及责任专家参与的关键节点，希望项目组加强关键节点的管理。掲晓蒙介绍了国家重点计划项目管理要求，希望项目组加强国家科技管理政策和规范学习，做到工作有据；发挥合作精神，认真做好项目内外合作；重视专家组的作用。

随后，吴能友传达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2017年度项目启动会、2017年工作会议精神，贯彻学习了国家科技计划有关管理办法。胡高伟副研究员代表项目管理办公室宣贯了“海洋仪器设备研制管理”与“海洋仪器设备海上试验管理”两个规范。会议审议通过“水合物试采、环境监测及综合评价应用示范”项目组织管理架构和项目管理办法。

2017年工作汇报与研讨交流期间。项目下设6个课题组相关负责人分别汇报了总体设计和研究进展。以任平教授为组长的专家组对项目组前期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着重对课题成果形式、考核指标和方案进行了梳理和研讨。专家组认为天然气水合物是目前世界科技的前沿，也是未来能源战略需求的资源，该项目的实施对于我国水合物产业化开发，解决能源短缺、满足人类能源需求具有重大的意义。专家组提出，项目组下一步要严格控制质量，做好项目内部的管理和协调工作，要以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工程为依托，集中精力，聚焦目标，各课题考核指标要充分体现与水合物试采示范工程的关系，争取在“十三五”末期能够实现项目预期目标，为水合物开采提供技术支撑。

科技部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海洋处孙清处长、揭晓蒙主管，“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所长丁抗研究员，“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副组长、上海交通大学任平教授，项目责任专家、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总工程师杨胜雄教授级高工，项目技术咨询专家组成员中国石油集团公司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孙金声教授级高工，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羊维瓒教授级高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姜伟教授级高工和闫江梅高工，国家海洋局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刘保华研究员，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孙宝江教授出席会议，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科技计划处、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外事部科研处和基础调查部天然气水合物处有关领导和代表，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指挥部办公室领导和专家，项目承担单位代表以及项目组成员等70余人参加会议。

 “一带一路”图示

摘要

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沿线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世界矿物原材料的主要供给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矿产资源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在产业结构等方面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亚国家油气资源丰富，但勘探开发开采能力相对较弱，基础设施建设也较薄弱。东南亚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但矿产勘查和开发程度低。我国在装备、技术、资金等方面甚有优势。这样的合作方式不但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矿业及经济发展，我国也可以优化矿业产业结构，实现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无论是沿线配套建设的铁路、公路、桥梁、水库等基础设施，还是在矿产资源勘查的基础上发展矿业，都具有深远意义。

我国拥有技术、装备、资金、人才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优势，一些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而且都有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及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的共同愿景。我国愿与其他沿线国家加强矿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沿线国家矿业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新平台，广受矿业界人士的好评。矿业巨头淡水河谷负责人直言非常看好“一带一路”，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将率先受益。

矿业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重要内容

“一带一路”战略是综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推出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繁荣与双边、多边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在2014年APEC北京峰会上，我国推出了3大创举，即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绸之路基金以及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共同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3部委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倡议，勾勒了“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其中，丝绸之路基金明确表示，将资源合作作为重要的融资支持方向。这些举措将为矿产资源合作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资金支持和贸易便利化服务等。

我国与一些沿线国家毗邻、山水相依，具有千丝万缕、唇齿相依的独特关系。相邻的国家以矿产资源合作为起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将极大地促进区域和平稳定发展，实现多方共赢，同时为加强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

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地理毗邻、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的关键领域。

对此，长期在新疆从事矿业开发的喀什西凯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韩冰也有着自己的观点：“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我国可以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但是当‘一带一路’沿线的公路、铁路打通之后，如果沿线没有产业支持，与之相关的战略部署如何落地？依靠什么来支撑？在沿线发展哪些产业？这将是要面对的一系列问题。” 韩冰进一步分析说，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新疆，以及与之毗邻的一些沿线国家，除了农业，很多地方还没有建成工业化体系，仅仅依靠农牧业，很难大规模地发展第三产业。而且，“一带一路”沿线的公路、铁路打通之后，仅依靠农牧业也远不能满足其运力。我国东西部地区差异非常大，东部依据沿海、人口稠密等要素发展服务贸易具有优势，所以服务贸易经济能够发展起来。但西部地区如果不依靠资源，发展贸易是无源之水，非常困难。即使有内地移民到新疆，如果没有持续长久的产业作为支撑，仅凭贸易一阵风过后，这些新移民还会选择再离开，很难长期驻守在这片土地上，无法实现安居乐业。而与新疆毗邻的一些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且都有迫切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需求，发展绿色矿业可作为其长久发展的支撑产业。只有这样，“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才能实施的更为顺利，才能形成最牢固的根基，也能更好地促进我国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韩冰把公司定位于“稳定勘查业务，推进矿业开发，快速结合资本市场，打造为‘三位一体’的综合矿业集团”，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地质勘查与矿业开发并举的综合性矿业公司，拥有探矿权及采矿权近百个，总面积1200平方千米，分布于新疆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州等南疆三地州， 矿权区均位于国家“358”项目的重点成矿区带上，已经探明及发现的矿产有铁、铜、铅锌、金银、锂、铷、钼、钴等。韩冰相信，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矿业企业也会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非常值得期待。

也有业内人士提醒，应该认识到“一带一路”是宏伟战略，不是囊括一两个大项目那么简单，不是短期就能完成的，加之现在的矿业开发已不是简单地实现盈利，而是走向了大地质观、大资源观和大生态观统筹推进的新时代，全面融入了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和发展的全过程，更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

一提到“一带一路”，国内多数人首先会联想到是新疆，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个重要节点，与中亚五国毗邻，中亚也是世界新能源资源基地。在2016年新疆矿博会上，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主任兼国土资源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学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渊表示，新疆与中亚五国合作找矿潜力巨大。据其介绍，全球有五大油气资源富集区，中东是其中油气资源最富集地区，中亚-俄罗斯地区次之，因此中亚五国是世界第二大待开发油气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油气资源1707亿吨（相当于1.2万亿桶），有国际机构认为中亚五国石油总储量可能高达2118亿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除此之外，中亚地区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目前发现有25处百吨以上金矿床、17处千万吨以上铜矿床、6处50万吨以上钼矿床、23处500万吨以上铅锌矿床、8处30万吨以上锑矿床、4处100万吨以上稀土矿床、30处2万吨以上铀矿床……该地区金、锌、铝、锑、锰、铬等矿产资源储量均居世界前列，已发现世界级特大型金属矿床32个，且与我国新疆同属一个成矿域，有相似的成矿环境，含有大型、超大型矿床的成矿带延伸入新疆。

不仅中亚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一些沿线国家也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一带一路”串起了一个个巨大的能源矿产宝藏，是世界矿物原材料的主要供给基地，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资源的重要角色。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在这个区域内储藏的矿产资源有近200种，价值超过250万亿美元，占全球的61%。其中，世界上煤的蕴藏量最高的地区在中国和俄罗斯境内；乌兹别克斯坦被称为“黄金之国”；东南亚诸国有长达2500千米的锡矿带，也是全球最为著名的宝玉石产区；目前已探明的石油蕴藏量最多的地区是西亚诸国；印度和俄罗斯是钻石重要产区；俄罗斯库尔斯克分布有世界最大的产铁盆地等。

“在全球成矿单元的四大成矿域中，包含１２个‘一带一路’成矿区带，各成矿区带中产出大、超大型矿床总数达３２６个，这也为‘一带一路’开发矿业奠定了有利成矿地质资源背景。”矿床地质与矿产勘查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裴荣富介绍。

合作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必由之路

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但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矿产资源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例如，中亚国家的油气资源，印尼、菲律宾的镍、铁，马来西亚、文莱的石油，越南的铝土、铁，泰国、老挝的钾盐等，都是我国急需进口的大宗矿产品。而我国丰富的稀土和钼资源，及广大的市场需求也可为相关国家所用。

除了矿产资源的互补，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的互补性还表现在产业结构等方面。从经济发展上看，沿线国家大多与我国一样属于发展中国家，拥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我国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具备了融资、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对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具有积极作用。

“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国家，勘探开发开采能力相对较弱，而且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工业体系构建、发展经济等重大任务，在此过程中矿业做出了主要贡献，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人均GDP世界排名大幅提高。”李文渊说，由于历史原因，目前中亚国家已探明的能源矿产资源，主要还是前苏联计划经济地质勘查时期的成果。近25年来，中亚各国政府由于财政收入低，地质勘查投入有限，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政府地质勘查投入很低，矿产勘查主要依赖社会投入，这些国家鼓励外资企业投入勘查，但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不透明性，中资企业面临很大的政策风险和资金风险，进行风险勘查的少，多是购买中亚各国成熟矿山或已探明的矿床，矿产资源进一步合作的空间还较大。

缅甸矿业部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局有关负责人也曾表示，缅甸的矿产资源丰富，但开发手段比较传统落后。“目前，缅甸东部地区要做进一步的矿产勘查开发，正在修订相关法律规定以吸引外国投资者，希望引进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帮助缅甸解决在矿业开发中遇到的难题。”有业内人士表示，“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很普遍。中国与东南亚地理上相邻，地质构造相连。东南亚位于中国西南三江成矿带和华南成矿带向南延伸地带，成矿条件优越，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但矿产勘查和开发程度低。”

在矿业开发方面，沿线这些国家与我国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愿景。而我国是有装备、技术、资金方面的优势，不但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矿业及经济发展，而且我国也可抓住机会，优化矿业产业结构。比如，“一带一路”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能会推升钢铁需求。这样的产能合作，不仅可以满足这些国家对钢铁的需求，还可以为国外优越的矿产资源提供市场。

同时，“一带一路”战略也将给我国国内产业带来以下发展机遇：

一是通路通航，包括交通运输业（港口、公路、铁路、物流），铁路建设与相关设备，航空服务、设备、整机生产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交通运输是优先发展领域，以加快提升我国与周边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并形成区域交通运输一体化。

二是基础设施产业链，包含建筑业（建筑及基础设施工程），装备制造业（设备及配套类装备制造），基建材料（钢铁、建材、有色等）。

三是能源建设，包括中国油气进口的管道建设相关产业，电站建设、电力设备等。

四是信息产业，抓住各国经济的数字化趋势，加快我国信息产品和服务走出去。

在矿业全球化的背景下，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将地理毗邻、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具有良好的矿产资源合作基础，且资源合作能进一步带动产能合作与经济互联，为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发展基础。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矿产合作，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必由之路。

沿线国家期待合作走向纵深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加强能源资源和产业链合作，提高就地加工转化率，共同开展资源调查评价、矿业风险监测评价，以矿产资源开发为纽带，构建利益共同体。

很多专家分析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向纵深推进，必将进一步拓展沿线各国矿业合作的空间，在互惠互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利用和整合各方优势，优势互补，激发活力，这对仍处在深度调整期的全球矿业来讲，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如今，很多沿线国家已经深切体会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能够共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并将本地区的资源、技术与资金优势等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为此，各国对沿线开展矿业合作的热情高涨。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地质调查机构的官员和学者，也纷纷表达了与中国开展矿业合作的强烈愿望。巴基斯坦地质调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巴基斯坦迫切需要发展繁荣矿业，使能源的使用率最大化。

在2015年中俄博览会东北亚矿业合作会议上，来自俄罗斯和蒙古等国的代表齐聚哈尔滨，分享了各自的找矿成果，表达了积极合作的愿望。短短半天时间，中俄就有22个矿业合作项目签约。

同年在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上，来自中国、东盟各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聚焦“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的矿业机遇，围绕矿业形势、地学研究合作、矿业政策研究、地质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与此同时，在同年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学合作论坛上，来自缅甸、越南、泰国、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矿产资源部门的代表，介绍了自己国家的资源赋存和地质勘查情况，表达出强烈地合作愿望。

新疆矿博会作为 国家“一带一路”沿线上的重要矿业展会，为中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沿线国家与中国矿企合作提供了开放的平台。在新疆矿博会举办的中国-亚欧矿业部长级论坛上，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部长级官员与我国矿界人士共同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下的矿业合作发展方向，进一步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矿业合作，这些国家的部长级官员与我国矿企及有关部门就矿业开发达成了一揽子意向合作，取得了矿业开发合作的实质性进展，新疆矿博会也因此得到周边国家矿业管理部门的广泛认可。

在当今矿业全球化大背景下，“一带一路”的战略前景，预示着沿线各国彼此之间的真诚合作，必将把各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力，从而为全球矿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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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4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12月，李克强总理开启了新一轮亚欧之旅，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标志着作为国家战略的“一带一路”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为此中国政府特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从国家顶层设计来看，“一带一路”战略以打造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伊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新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6条经济走廊和海上战略支点为核心，以通路、通航和通商为发力点，向纵深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有远近两大战略愿景，近期落于“基建互通、金融互通、产业对接、资源引入”，远期则是“商贸文化互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繁荣”。

“一带一路”战略将重点加强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经贸、产业投资、能源资源、金融、人文交流、生态环境等多领域、多方面的合作，“一带一路”的建设将极大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矿业开发，但同时也给矿业开发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

3月1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参加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污染场地土壤及地下水原位采样新技术与新设备”启动会在苏州举行，武汉地调中心相关负责人及该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四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骆永明研究员、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成杭新研究员作为科技部指定的项目跟踪专家，与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6位专家共同组成了项目咨询专家组，对项目及各课题进行指导。项目负责人程功弼围绕项目概况、研究内容、预期成果、考核指标及项目管理方案进行了整体汇报，6位课题负责人分别就各课题进行详细介绍。

武汉地调中心刘学浩博士汇报了课题四“污染场地地下水U型管分层快速取样技术与设备研发”的相关内容。专家组对该课题实施方案进行了详细论证并给予肯定，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指导与建议。课题四的目标是开展地下水分层快速采样新技术与新设备研发工作，可有效解决“地下水分层采样效率低、耗时长、样品代表性差”等关键技术问题。同时，结合其他课题成果，以期打造土壤及地下水一体化原位采样设备，实现“精准高效、环保低耗、系统规范”的目标。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领导解读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相关的管理办法与系列规章制度，对本项目的新技术新设备研发和市场导向给予高度肯定，希望项目组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开展联合攻关和协同创新，确保本项目的科研成果和技术产品可有效服务市场。本次项目启动会统一了思路，确立了重点，为顺利完成项目目标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参会领导和专家合影

刘学浩博士汇报课题实施方案 

中国可燃冰勘查利器——海马号无人潜水器

新华社发

勘查团队在祁连山南缘钻探发现“可燃冰”。

冀 业摄（资料图片）

近日，俗称“可燃冰”的天然气水合物成功获批为中国第173个矿种。这虽然是业界和公众意料之中的事，但还是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人们由此预见，可燃冰作为一种战略性绿色能源，在中国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必将在勘查和开发利用方面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可燃冰被誉为“未来能源、洁净能源和21世纪能源”，这一方面在于其有能量密度极高、非常洁净等特质，另一方面在于其分布范围广、资源量巨大，可以为人类提供持久能源支持。对于环境资源压力巨大的中国来说，可燃冰更是承载着变革能源结构、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梦想。20多年来，中国科技工作者不懈努力、忘我奋斗，不仅系统提出了被实践证明正确的可燃冰成藏理论，而且形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可燃冰资源综合勘查高新技术体系，为可燃冰的开发和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储量家底知多少

在标准状况下，1立方米可燃冰可释放出164立方米天然气和0.8立方米的水，能量密度是天然气的2-5倍、是煤的10倍。这是人们对神奇的“冰火”津津乐道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样一种能量密度极高的物质，在地球上储量非常丰富。国土资源部天然气水合物重点实验室总工程师刘昌岭研究员介绍说，如果把全球可燃冰的储量折算为有机碳资源，其有机碳占总量的比例超过53%，而煤、石油、天然气三者有机碳之和仅占26.6%，也就是说，前者是后三者之和的约2倍。国际上广泛引用的可燃冰储量数据来自美国科学家科温沃登，他预测全球储量为21万亿吨油当量，与美国能源部2011年发布的数据大致相当。

具体到中国，可燃冰的储量如何呢？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王昆给出了一个数字：约800亿吨油当量。他强调，这是根据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类型及赋存状态，结合地质条件对中国海域可燃冰源量的初步预测量。冻土区是陆域可燃冰的可能成矿区，而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冻土大国，冻土区总面积达215万平方公里，具备良好的可燃冰赋存条件和资源前景。据科学家初略估算，陆域可燃冰远景资源量至少有350亿吨油当量。王昆介绍，总体上看，中国可燃冰分布广、类型多、储量非常丰富。目前，已在南海发现两个超千亿立方米的矿藏，圈定11个成矿远景区、25个有利区块。

四个勘查阶段迎头赶上

与一些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就投入可燃冰勘查研究相比，中国在可燃冰资源调查研究方面起步无疑是较晚的。据刘昌岭介绍，如果从1995年原地质矿产部设立可燃冰调研项目开始算起，不过20多年，而这20多年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预研阶段。主要开展对国外调查研究情况的调研跟踪、文献整理等工作。这个阶段有两个标志性年份。1995年，“西太平洋水合物找矿前景与方法的调研”“中国海域水合物勘测研究调研”等项目设立，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和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等机构参与其中，对水合物在世界各大洋中的形成、分布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明确指出了中国近海海域具有水合物成藏条件和资源远景。1998年，在国家“863”计划支持下，“海底水合物资源探查的关键技术”前沿性课题研究顺利启动。此外，中科院兰州冻土研究所开展了实验室合成天然气水合物研究，并通过书籍翻译将外国可燃冰领域研究进展系统介绍进来。

二是前期调查阶段。1999年，国土资源部启动了“西沙海槽区天然气水合物调查与评价”项目，首次在该区域发现了可燃冰存在的重要标志。在东沙群岛南部和台湾西南等海域，调查团队也发现了蕴藏可燃冰的证据和标志，并综合利用多种海底调查手段，包括海底取样和摄像等，对这些证据和标志进行了研究分析，初步确认了可燃冰的存在。

三是专项调查阶段。此阶段从2002年持续到2010年，参与调查的众多科研院所和大学与中石油、中石化等历时8年，实施了与可燃冰相关的4个专项，优选了南海的数个海域，开展了可燃冰调查与评价，并获得了可燃冰实物样品，取得了重大突破。与此同时，中国陆域可燃冰调查也在大力推进，初步结果显示，祁连山和漠河盆地等冻土地区具备较好可燃冰成矿条件和找矿前景。

四是“127”工程国家专项阶段。2011年，“127”工程天然气水合物专项设立，按照“海路并举，先易后难”的思路，加强对南海、东海等海域和陆域冻土区的调查研究，查明中国海陆可燃冰家底，并为进一步开展资源评价和开发做好准备。上述专项实施的目标之一是实施赶超战略，使中国可燃冰勘查等技术与国际先进国家同步，为商业开发打好基础。

推进理论和技术装备创新

四个阶段，22年努力，中国不仅摸清了可燃冰家底，而且实现了一系列勘查理论和勘查技术、装备的创新。实际上，注重创新的引领作用，把地质调查过程变成科技创新的过程，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解决资源环境基础地质问题的能力，也是中国地质领域工作的指导思想。

中国地质调查局基础调查部副主任邱海峻指出，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可燃冰在全球主要分布有两类地区：一类是水深300米—3000米的海底，在海底以下0米—1500米的沉积物中产出；另一类是陆上冻土区。成功进行可燃冰勘查，光靠上述大体模糊的判断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摸索出适合中国海域和陆域地质特征的探测理论和方式。

刘昌岭指出，中国科学家根据可燃冰成矿原因，创新性提出“渗漏型可燃冰”概念，并将可燃冰划分为“扩散型”和“渗漏型”等几种，总结出各自的特点，指出它们在南海北部具有密切的成藏关系，具备形成的地质条件，并揭示出该地区形成了南北成带状的可燃冰富集规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燃冰勘查离不开先进的装备，而4500米级深海遥控潜水器海马号就是中国可燃冰勘查的一大利器。它历时6年研发而成，实现了一批关键技术突破，包括本体结构、浮力材料、液压动力和推进、作业机械手和工具、观通导航、控制软硬件、升沉补偿装置等，是中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发的下潜深度最大、国产化率最高的无人遥控潜水器系统。该潜水器研发成功后迅速转化为应用，在南海北部陆坡发现了海底活动性“冷泉”，实现了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在可燃冰勘查过程中，中国科学家摸索出一套成熟的调查技术和特效探测技术。刘昌岭举例说，针对可燃冰赋存的相关地貌、沉积矿物等，勘查人员集成了一套可燃冰综合探测系统，综合“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调查手段，该技术已成为服务海域可燃冰常规勘探的主打技术。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7年11月25日 第 08 版）

2008年5月，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的余震尚未平息，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大陆动力学研究室主任李海兵已带领团队站在了地震破裂带的起始点——映秀镇。每当青藏高原及邻区发生强震，李海兵总是第一时间奔赴野外现场，记录震区的每一条陡坎、每一道裂痕。“地震破裂是如何发生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后续有什么危险？只有回答好这些问题，读懂大地的语言，才能真正为百姓宜居撑起安全保障之伞。”这成为他三十年科研生涯的最佳注脚。

探索地震活动密码

了解李海兵的人都知道，他有着与生俱来的科研天赋：越是复杂和未知的地质现象，越能点燃他求知的火焰。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毕业后，他加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师从著名地质学家许志琴院士，开启了与青藏高原的不解之缘。祁连山的褶皱、东昆仑的断裂、喀喇昆仑的岩层，都成为他解读地球演化的密码本。进入21世纪，青藏高原发生多次强震。2001年11月14日，东昆仑8.1级大地震发生，李海兵第一次被大地震的破坏深深震撼。“几十秒内，大地被撕裂数百公里；不同断裂为何能同时破裂？”这些疑问如烙印般刻在他心里，也让他将研究方向锁定在青藏高原地震机制与迁移规律上。从此，哪里有强震，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从东昆仑到新疆乌什，从四川汶川到青海玉树，他踏遍青藏高原及邻区13次强震现场，冒着余震、滑坡、泥石流等危险第一时间冲进震区，与时间赛跑，抢抓第一手数据。“印象最深的还是汶川地震，当时考察组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揭开地震真相，绝不能让类似的悲剧再发生。”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李海兵至今历历在目。作为科考队长的他，带领团队沿着300多公里长的龙门山断裂带由南西向北东前行，白天靠着两条腿跋山涉水、翻越滑坡体，时不时还要躲避从高处滚落的巨石，不放过任何一处可能的地震活动遗迹；晚上则在帐篷内加班加点整理分析资料，裹着睡袋打个盹儿就又开始新一天的工作。最终，经过连续一个多月的考察和分析，获得了大量宝贵的原始资料，及时形成对发震机制的认识，为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想要真正认识和了解地震的形成机理、力学过程，不能仅靠观察地表破裂，还要读懂地球深部的语言，通过钻探了解地下深部地震残留下的温度信息和物质信息等，向地下进军。汶川地震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工程正式启动，李海兵出任总地质师。从此，钻探现场成了他的第二个“家”——在钻探实施的8年中，他大部分时间留在现场关注钻探情况和岩心特征，甚至在钻探现场度过了4个春节。

高原上的地质人生

“地质工作的主战场永远在野外。”这句朴实的话语，是李海兵三十余年科研生涯的真实写照。从青葱岁月到知天命之年，他的足迹踏遍青藏高原每一处地质奇观，被同行称为“高原上的拼命三郎”。上世纪90年代，中法第二轮国际合作项目“东昆仑岩石圈缩短机制”开始实施，它不仅承载着解析地球演化密码的科学重任，更是中国地质学走向国际舞台的重要契机。作为项目野外地质考察工作的主力，平均每天奔波十几个小时。在一次野外考察返程时，原本仅没过膝盖的河水因冰川融水暴涨至半人高。面对冰冷的湍急水流，他将珍贵的岩石标本紧贴胸前，头顶着防水包裹的考察笔记，毅然踏入刺骨的激流。忆及往事，他坦言：“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护送样品和记录本要紧！”2003年深秋，海拔5000多米的阿里无人区见证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连续四个月的高强度科考工作让李海兵轰然倒下，急性肺水肿将他推入生死边缘。医生们经过几周的接力抢救，才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却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肺部纤维化的创伤印记。主治医师指着CT片上的斑驳阴影发出最后通牒，禁止他再上高原。但次年春天，这个“不听话”的病人再次整装出发，身影融入了青藏高原连绵的山脉中。像这样的“冒险故事”在李海兵三十多年的野外工作中还有很多，有些甚至他自己都忘了，团队成员却记忆犹新：“李海兵老师在玉树地震调查时陷进沼泽泥潭，差点就没过胸。”“跟着李老师，我们还见过野外的棕熊。”“在西藏羌塘无人区开展综合调查时，李老师和我们一起徒步越岭、踏冰涉水，遇到暴风雪了还要鼓励大家。”透过这些记忆碎片，一个矢志不渝、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地质人形象愈发清晰。

科研报国筑安澜

三十载寒暑更迭，李海兵带领团队在青藏高原构造地质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性成果。他带领团队揭示了阿尔金、东昆仑、鲜水河、龙门山等青藏高原主要断裂带的几何展布、断裂组合和地震危险性，加深了地震机制关键科学问题的认识，大大提升了对青藏高原强震活动性规律的认识。凝聚他无数心血的“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工程像一枚打入地底深处的探针，时刻传递着大地的脉动。这口科钻井取得了许多标志性成果，李海兵对此如数家珍：“我们第一次记录到大地震后断裂快速愈合信息。就像人体伤口结痂再生，断裂带愈合后才能重新积累能量，为下一次地震孕育创造条件。”“通过长期监测，发现了世界上最低的断层有效摩擦系数(≤0.02)，改变了‘断层摩擦系数通常为0.6-0.8’的传统认知。这表明自然界断层滑动存在特殊的弱化机制，使断层在特定条件下几乎‘失去’摩擦阻力。”……这些成果不仅深化了对地震物理过程的理解，也为防震减灾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如今，李海兵及其团队已经在地震滑移机制和破裂过程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完善了地震断裂理论。确定了龙门山断裂带易发生大地震的粘滑型断裂和不易发生大地震的蠕滑型断裂。厘定了高原大型断裂带（阿尔金断裂西段、东昆仑断裂西段与中段、鲜水河断裂带、龙门山断裂带等）活动性及其未来强震危险性，评估了未来强震危险区并得到地震实例的验证，为中长期地震预测提供了重要经验。作为一名新时代地质工作者，李海兵紧密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研究，开展国家重大工程重要区段1∶5万专题地质调查填图工作，基本摸清了区内不良地质体的规模、分布范围及展布规律，精准服务和支撑了国家重大工程规划和建设。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从不辜负每一位奋勇拼搏的追光者。2025年4月28日，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隆重举行，共有1670名全国劳动模范和756名全国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李海兵榜上有名。“这份奖励将激励我永葆初心，继续前行。”刚刚捧回荣誉，李海兵就已经计划起了下一步的工作。“将重点放在鲜水河断裂带的地震机制研究与综合监测体系建设上，构建龙门山-鲜水河断裂带四维综合观测系统，形成全球首个三维空间与时间维度融合的四维观测体系，为探索地震预测可能性提供新型科学范式。”在青藏高原的晨曦中，李海兵又一次整装出发。三十载科研征程，刻下的是皱纹，不变的是初心。他身后，是祖国大地的脉动；他面前，是永无止境的地质探索。

供图：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编者按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着富饶的矿藏。”

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启动以来，广大地质工作者大力弘扬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把智慧、汗水洒遍山川大地，为地质找矿事业书写崭新的时代篇章。《中国自然资源报》开设“地质足迹印山川”栏目，通过系列报道展示地质人物和团队的感人事迹，推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更大成果。

“要想立足国内实现资源自给，资源勘查必须往深走。”这是第十八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获得者吕庆田一贯的观点。

地层深处高温高压，遍布坚硬的岩石。“入地”之旅怎么走？如何才能“入地”更深？20多年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深部探测中心研究员吕庆田带领团队在陆内成矿理论和深部找矿预测新方法研究、深部勘探仪器设备研发等方面取得系列成果，给出了答案。

吕庆田2017年参加在美国阿拉斯加举行的 EarthScope会议。

加强地球深部探测

破解资源环境及灾害问题

1981年，17岁的吕庆田在老师建议下，顺利考入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专业。1988年硕士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现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从一名实习研究员干起。之后，他一直在各个项目区通过地球物理的手段研究岩石圈结构等地球科学问题。

2000年，国土资源部“十五”专项研究计划“大型矿集区深部精细结构探测研究”启动，吕庆田参与其中。自此，他的学术方向开始了明确的变化——执着于探向地球深部。

为什么要探测深部、认识深部？“两大因素使然。”吕庆田说。

一是当时全球的矿产勘查都在向深部500米以下进军，我国起步已晚，必须加速赶上。

二是深部因素对成矿的控制作用逐渐被认识到，如幔源岩浆、新生地壳熔融、拆沉与底侵和深大断裂对成矿金属类型和矿床分布的一级控制等。

但深部地质结构、物质性质不清，控矿要素不明确等原因，让勘查深度难以突破，拓展深部资源遇到严峻挑战。为此，吕庆田带领团队先后承担了“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华南陆内成矿系统的深部过程与物质响应”、深部探测专项第3项目等20余项深部金属矿勘查技术和应用研究工作。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指出，“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同年，我国酝酿启动深地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瞄准国际地球科学前沿进行布局。吕庆田积极参与其立项和申报工作，并负责相关内容的编写。

此后近十年，吕庆田带领团队，以我国东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和西部东准噶尔成矿带为探测对象，在成矿系统理论框架下开展了多尺度地球物理综合探测和研究，在陆内成矿系统的三维结构、深部找矿思路和找矿发现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选择我国东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和南岭成矿带，以及铜陵、庐枞、于都—赣县等典型矿集区，吕庆田带领团队在成矿带岩石圈层次、矿集区地壳结构层次、矿床（田）精细探测层次，部署开展了三个层次的“入地”探测研究工作。

三个层次的探测研究工作，在揭示区域成藏成矿控制因素、开辟找矿新空间的同时，把握地壳活动脉搏，为提升区域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供技术支撑。吕庆田说：“加强地球深部探测，对我国资源能源安全和减灾防灾意义重大。”

发展陆内成矿理论

解开地球深部成矿奥秘

岩石圈结构、物质和深部过程对成矿系统具有关键控制作用，但存在诸多认知“盲区”。

对此，综合20多年开展的综合探测研究，吕庆田带领团队创新性开创了以多尺度探测为特色的成矿系统研究新领域，提出陆内成矿系统受岩石圈拆沉、地壳属性和块体边界控制的新认识，发展了陆内成矿理论。相关成果在“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部探测专项中被充分吸纳。

“比如，以往认为成矿作用大都发生在板块边缘，与板块边缘造山作用密不可分，如洋—陆俯冲造山、陆—陆碰撞造山，而对于大陆板块内部的成矿作用及深部动力学机制却鲜有了解。”吕庆田说，他带领深部探测专项第3项目组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经过4年努力，解开了大陆板块内部成矿的“深部奥秘”。

他们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发现了岩石圈增厚、拆沉和软流圈隆起的关键证据，建立了陆内成矿的深部动力学模型。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获取了陆内下地壳和岩石圈地幔俯冲的清晰图像。

“这些发现诠释了为什么在长江中下游这个狭窄的带内，形成了数百个金属矿床。”吕庆田进一步解释说：“与板块边缘成矿类似，大陆内部在远程应力的作用下，也可以发生大陆俯冲，俯冲导致壳幔强烈相互作用，最终沿俯冲带形成大陆内部的巨型成矿带。”

前期扎实的探测研究工作，为钻探验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庐枞矿集区深部异常验证钻孔取得了深部重大找矿线索，发现了高强度的铀矿化，深部铀矿化为交代碱性岩复合型铀矿的新认识据此被提出。这一发现对庐枞深部找铀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并被推广到华南陆内造山等成矿系统的研究中。

创新深部探测技术

让矿集区结构“透明化”

知道深部有矿，怎么找？当时，国内外都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

对深部矿产勘查来说，不仅需要突破精度、灵敏度更高的各种传感器技术，提升野外测量设备的稳定性，还要发展新的数据解释技术，把观测的数据转换为‘透视’地下的图像。”吕庆田说。

这一目标，在他带领深部探测专项第3项目组开展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深部探测试验时实现了。他们形成了一套针对大型成矿带岩石圈结构探测的技术解决方案，发展了多种地球物理数据处理与解释技术。

通过骨干剖面的反射地震探测和重磁数据的全三维反演，项目组揭示了庐枞、铜陵矿集区的地壳结构框架，发现了一批新的断裂，建立了该地区的三维地质模型，初步实现了矿集区的“透明化”，为认识成矿作用和助力深部找矿起到了关键作用。

“希望我们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矿集区到矿田的探测模式和技术思路可以推广到其他成矿带去。”吕庆田这样表示。为此，他带领团队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提出了稀疏地震剖面、地表地质约束的三维重、磁交互反演地质建模方法，并以此为物性反演初始模型，采用求取置信区间确定物性变化、通过逻辑拓扑实现岩性识别，完善了岩性填图技术，为矿集区结构“透明化”提供了技术手段。

在以上成果基础上，他带着团队经过进一步研究，形成“三维结构+成矿模式+综合信息”相融合的深部找矿“三元”预测方法——通过提取已知矿床地质属性特征，通过三维证据权方法、专家系统、机器学习算法，实现深部成矿预测的自动化和定量化。

利用该方法，他带领团队在安徽庐枞矿集区井边—巴家滩预测区深1500米～1740米之间，发现累计厚97米的高品位铀矿化体；在新疆伊吾县戈壁滩，发现拉伊克勒克大型隐伏斑岩—矽卡岩铜铁矿床，获得333+334铜资源量118.8万吨。矿集区“透明化”探测和“三元”成矿预测方法的有效性得到验证。

目前，“三元”成矿预测方法已推广应用到安徽、新疆、江西、山东等地区，取得了良好深部找矿效果。

研发系列勘探设备

推动我国勘探技术进步

多年的深部探测实践，让吕庆田越来越深刻意识到，突破“卡脖子”核心技术，降低对外依赖，对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意义重大。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使吕庆田和他带领的研发团队担起了“十二五”国家863计划“深部矿产资源勘探技术”研发任务。

作为该计划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吕庆田带领团队先后突破了高精度微重力传感器技术、铯光泵磁力仪传感器技术、宽带感应式电磁传感器技术等10项关键核心技术。其中，微重力传感器的突破使我国成为国际上为数不多的可以自主生产高精度重力仪的国家。

在重磁、电磁、地震、井中勘探仪器和钻探设备方面，他们研制出高精度地面数字重力仪、大功率多功能电磁探测系统、4000米地质岩心钻探成套技术装备等18套急需的勘探地球物理仪器设备，形成了从地面到地下的系列仪器装备。

在地球物理方法数据处理和解释方面，他们完善了直流电阻率与极化率三维反演方法、重磁三维约束反演方法等20多项地球物理数据处理解释方法，研制出多参量地球物理数据处理与反演软件系统、金属矿地震处理解释新技术与软件系统2套大型软件系统，形成了多功能三维电磁正反演与可视化交互解释软件系统、金属矿地下物探数据处理解释系统等8个专用软件系统。

“这一轮的技术研发，使我国在地球物理勘查技术领域极大地缩小了与国外的差距，大幅度降低对国外勘查设备和解释软件系统的依赖，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外在此领域的仪器设备垄断，大幅提高了我国深部资源勘查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吕庆田说。

他带领的团队因此荣获2022年自然资源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获得发明专利授权66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45项、软件著作权105项。现在，相关成果广泛应用到矿产勘查、国防、科研和工程等领域，替代国外进口，解决国家重大需求，极大促进了我国金属矿勘探技术的系统提升、整体跨越和进步。

收获“深地”成果

一路艰辛成为美好回忆

系列重大成果的取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我带着深部探测专项第3项目组在庐枞、铜陵矿集区开展三维立体探测施工的时候困难重重。在野外，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各种看不见的电磁和振动干扰，这些干扰来自各种电线、工厂、高速路和居民生活区。”吕庆田苦笑着说，因为反射地震的数据采集要记录地下几十千米反射上来的信号，需要绝对的安静。

为了获得高信噪比的数据，项目组不得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采集数据。有时，他们还需要设置警戒，或与周边的工厂协调暂时停工。这需要他们和当地相关部门和百姓反复沟通。

“技术上的难题、施工上的困难、与当地相关部门协调等，多年下来，大家都成了多面手。”吕庆田笑着说。

20多年在深地探测领域的不懈努力和学术积累，让吕庆田及其团队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各一项；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1项。他本人于2009年入选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9年入选自然资源部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第二梯队人才和科技创新团队（负责人），2023年获得第十八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科研奖）。他先后为国家培养了18位硕士、20多位博士和10多位博士后，带领的深部资源探测研究团队于2018年入选自然资源部高层次科技创新团队。

“与6000多千米的地球半径相比，我们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地球的表皮。”吕庆田说，“我毕生奋斗的方向就是带领团队拓展深部空间，认识地球深部运行规律，发现更多的资源。为了在这个方向走得更远，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弘扬李四光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坚持真理、严谨求实、锐意创新，以李四光先生的崇高精神为标杆，主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积极投身地球科技创新前沿，努力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