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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土地质量调查,为什么要开展土地质量调查?咋听之下,这些问题似乎离普通人很遥远。其实不然,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关于土地质量调查的小秘密。

    山水间的“土地医生”

    人们感到身体不适的时候可以选择找医生,医生通过各种检查手段找到病因,治疗病痛。那么,我们的地球患病时,谁来为她诊断,谁来为她治疗呢?

    众所周知,地球表面覆盖着厚厚的土壤,如果把地球看作一个人,那么土壤就是她的皮肤。多数时候,地球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健康,她其实很脆弱,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常常导致土地质量下降、生产力衰退,表现出土地沙化、土壤盐渍化、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病症”。

    地球患了病,就需要检查和治疗,土地质量调查就是通过采集地球的“血液、组织”(土壤、水等样品)分析其中的各项指标(元素),对土地的“健康状况”做出诊断,比如土地是否清洁、肥力如何、有无“病症”。通过单个或多个指标的分析数值,我们的“土地医生”就能够判断病症的种类、患病的部位和患病程度,并给予相应的治疗方案。因此,事实上这项给地球做“体检”的工作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坝上“土地健康诊断书”

    让我们以河北坝上草原为例,进一步了解这项“体检”工作。

    作为一个特殊的生态景观区,河北坝上肩负着京津冀生态涵养功能区的重要任务,但这里的生态环境不容乐观。多年来,我们的土地医生一直坚持在坝上地区开展土地质量调查工作,仅2013年~2016年间,便采集了表层土壤样品13814件,深层土壤样品3509件,足迹遍布张家口坝上四县共13600平方千米,采样位置涉及区内农田、草地、林地,重点关注了区域内的盐渍化和沙化土地。

    通过多年的检查,他们将采集的土地信息汇聚成了一张张“土地健康诊断书”,其中既有令人高兴的一面,又有需要警惕的地方。诊断结果显示,坝上土地清洁绿色,几乎没有重金属污染,是一个得天独厚的绿色食品产地;另一方面,由于自然力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坝上土地生态系统也正面临着持续恶化的风险。

    土地健康诊断书

    诊断结果一:坝上地区不同程度的盐渍化土地面积达到1479平方前面,约占该区总面积的10.9%,盐渍化土地主要分布在河流、湖淖和季节性水渍洼地等地势低缓处,重点围绕察汗淖、安固里淖、九连城淖等湖泊周边。

    诊断结果二:坝上地区还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土地沙化风险。该地区存在轻度沙化风险区565.2平方千米、中度沙化风险区380.7平方千米以及重度沙化风险区166.7平方千米,分别占该调查区总面积的10.1%、6.8%和3.0%,面临沙化风险的土地主要分布在张北至沽源一带的农耕土地和草场。从分布趋势上看,土壤沙化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城镇、村庄等人口聚居地周边及交通主干道沿线地区,受农耕、放牧等人为因素影响,沙化土壤呈带状或面状成片分布,如沽源县城-小厂-丰源店、小河子-莲花滩一带沿县道两侧分布,该区交通便利,人口相对密集,同时也是沽源地区重要的蔬菜种植区,农耕活动十分频繁;沙质土造成的土壤沙化,人类活动加剧沙化进度,典型地区如大滩东部、大青沟西部和南部等。

    共建绿水青山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工作离不开信息的支持,只有找准病患,方能药到病除。土地质量调查工作利用自身庞大的高精数据优势,充分发掘土地信息,针对各区域典型的生态环境问题,精准定位“病灶”,评价各种土地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并初步提供解决方案与建议,为生态环境问题的综合治理提供信息支撑和理论支持。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高质量生活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作为生态环境建设的先锋部队,我们的“土地医生”更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共建“绿水青山”的美好家园。

    (作者单位:中国地调局天津地调中心)

    我给地球做“体检”

    2020年5月22日上午,一份“特殊”的《政府工作报告》出现在人大代表们手中,和往年比,薄了不少。

    往年的报告到大会印发时大概是1.95万字左右,今年约1.04万字。篇幅上减了近一半,但分量丝毫不轻。一起来通过词频分析,打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保”是出现次数最多的词

    “就业”出现39次、“民生“出现21次

    “稳就业、保民生”贯穿整份报告。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保”是出现频次最高的词,共出现85次。

    李克强总理曾在两会前最后一次国务院常务会上说,“听起来,‘保’好像是一个相对消极的说法,但其实不然。‘六保’针对的都是当前突出矛盾和风险隐患,是直面和克服困难挑战的积极举措。”

    今年报告强调,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

    “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涉及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其中,居于首位的是“就业”。本次报告的1万余字篇幅虽然仅有去年的一半左右,但“就业”一词出现了39次,比2019年的报告还多出现9次,报告起草组成员表示“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民生”的频次也增加了7次。

    到底如何保障就业和民生?报告里给了答案。

    “小微企业”是最常提及的市场主体

    “个体工商户”出现了3次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

    在今年的报告中,跟市场主体相关的词里,“小微企业”提及次数最多,总计12次。其中6次为单独提及,还有6次是列入“中小微企业”一词中。足以证明对“小微企业”这一就业主要“容纳器”的重视。

    “个体工商户”出现了3次,在近年的报告中实属罕见。

    “保民生”是“经济”的高度关联词

    “支出”是“政府”的高度关联词

    基于词向量计算词与词之间的关联度,我们得到“保民生”是“经济”的高度关联词,“支出”是“政府”的高度关联词,关联度分别为0.999952912和0.999957323。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守住‘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今年的经济发展,高度与民生挂钩。

    包括“两新一重”建设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都突出了民生导向。“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等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支持加装电梯,发展用餐、保洁等多样社区服务”“增加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1000亿元”等都是从衣食住行的角度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钱从哪里来呢?要靠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也要靠政府大幅压减支出。

    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这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同时,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各项支出务必精打细算,要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

    围绕“疫情”这个最大变数

    出现一系列新重点词

    和2019年对比,2020年报告里一个突出的新词就是“疫情”,在今年的报告中出现了31次。

    围绕疫情这一最大“变数”,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重点词。

    “延”是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个新词,体现了一系列针对疫情的政策举措:延长全国春节假期;前期出台六月前到期的减税降费政策,执行期限全部延长到今年年底;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一律延缓到明年;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等等。

    还有 “供应”“物资”“稳岗”“恢复”等涉及保障人民基本生产生活和社会运转的词,涵盖产业链供应链、广义货币供应量、煤电油气供应,以及应急物资、抗疫物资、医用物资等等。

    回顾过去,报告写了“十分不易、成之惟艰”。

    面向未来,报告写了“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2020,“临难不避、实干为要”!

    重中之重!今年总理报告有这些关键词

    侯增谦(右)在野外。

    侯增谦(后排右四)和团队成员、国际同行在野外考察。

    侯增谦在青藏高原。

    侯增谦带领团队一头扎进青藏高原,潜心研究20年,取得了重大突破,颠覆了国际流行的“碰撞难以成大矿”的传统认识,建立了青藏高原“大陆碰撞成矿理论”,回答了大陆碰撞如何成大矿的理论问题,“为青藏高原实现重大找矿突破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这项成果不仅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而且在国际矿床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

    2017年11月28日,备受瞩目的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侯增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侯增谦从事矿床学研究已有四十载,长期扎根于青藏高原,在大陆成矿理论、矿床成矿模型和勘查评价方法三方面取得系统性的创新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侯增谦的履历见证了他的成长历程:先后主持完成国际地学计划IGCP项目1项、国家973项目2项,“杰青”基金、重点基金、科技攻关等重要项目十余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部级一等奖4项,同时还获国土资源部首届杰出青年和领军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等多项荣誉;主编国际英文期刊专辑4部,在Geology、EPSL、Economic Geology等国际地学主流刊物发表SCI论文167篇。此次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既是同行专家对他科研成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人生信条的高度认可。

    谨遵师训、严以修身,心系青年、兼容并包

    1978年夏天,17岁的侯增谦考入了河北地质学院。四年的时光,他从懵懂少年成长为优秀大学毕业生。随后,他带着对地球科学的热忱,考入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师从池际尚、莫宣学、邓晋福三位老师,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三位导师对他的科研生涯影响至深,他们的科学精神和人生态度,成为指引侯增谦前行的灯塔。

    提起池际尚院士,侯增谦总是恭敬地称“池先生”:“池先生是那种又红又专的大科学家,她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新中国一成立就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国了。池先生人品高尚,业务精湛,造诣高深,对我影响极大”。而对于莫宣学院士和邓晋福教授,他有更多的机会随行左右,至今仍保持着与两位导师的紧密联系。“莫老师是一位襟怀坦荡、行事大器、和蔼可亲的学术大家,邓老师是一位思想深邃、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的著名教授,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除了这三位恩师,还有一位老师对侯增谦的科研生涯有着极大的影响和帮助:“李廷栋先生虽不是我的导师,但对我影响很大。他是地科院的老院长,时刻心系地科院的发展和青年人才的成长”。侯增谦谈到,自己正是在李廷栋、陈毓川等老先生们的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地科院一代新人。当他39岁第一次申请国家973项目的时候,正是李廷栋先生的不断鼓励和鼎力支持,才使他在强手云集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从此以侯增谦为首的一批年轻人开始在青藏高原的广阔舞台上建功立业。

    先生们和蔼可亲、始终心系青年成才的高尚品德,对侯增谦的影响是深远的。自1999年招收第一位博士生以来,侯增谦招收的研究生已多达几十人。熟悉侯增谦的人知道,他对每位学生的成长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和他一同出过野外的学生更是深有体会。白天带着学生一起野外踏勘,晚上回到营地后,他还会组织学生对当天的学习进行自由讨论,生怕学生忽略掉一些重要的地质现象,形成误解误判,耽误了成长。他尽管非常期待学生尽早成才,但并不鼓励学生为了写文章而做研究,他认为“一切研究工作都应该以解决问题为前提,你的研究如果不能创新,那就解决实际问题,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作为地质研究所所长,侯增谦同样对所内年轻人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生活上,看到刚留所年轻人收入低、租房困难,他跟所班子成员商量后,制定周转房政策,优先年轻人居住,解决了许多年轻人的现实困难,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工作上,他更是不断地给年轻人创造机会,鼓励年轻人积极进取、勇挑重担,同时要求他们脚踏实地、着眼长远;为了尽快提高所内年轻人的业务水平,他主持制定了地质所青年海外研修计划,为年轻人出国深造开辟“绿色通道”。支持青年才俊申请“杰青”基金和“优青”基金,侯增谦更是不遗余力。他多次组织试讲会,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们提炼科学问题、完善研究方案、提升成果水平。“年轻人是我们所的未来,只有年轻人真正成长起来了,我们所才有未来,我们行业才有未来”——这是侯增谦一直坚信并践行的理念。

    这一理念,也体现在侯增谦科研团队的建设中。作为地质所矿床学团队带头人,他秉承“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团队建设思路,从不要求团队成员必须保持与他一致的学术观点,团队成员之间常因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因此,他的团队成员大都是直来直往的脾气。这种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成为团队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

    着眼大局、不计得失,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39岁成为国家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对于一般人,这已是难以逾越的高度,但侯增谦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停滞不前,而是脚踏实地、低调前行。他相继主持了第二轮973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目前还在负责一个资金超亿元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项目,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没有一刻懈怠。这些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让他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拥有了着眼大局的胸怀和眼界。

    973项目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如同科技界的“大兵团作战”,参加人员和参加单位众多。作为首席科学家和项目负责人,不仅要有令人敬佩的学术水平,还需要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才能让项目高效有序地运转。良好的大局意识是做好组织协调的核心,有时要把个人和团队的利益放在大局之后。当年组织第一轮青藏高原973项目时,为了让这个极具科学意义的项目顺利启动,侯增谦与王二七研究员由竞争申请变成合作研究,最后共同承担了这一项目,从而建立了一支长期致力于青藏高原地球科学研究的科研大团队,走出来一批青藏高原地学研究的院士专家。又如他正在负责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项目,为了让更多单位参与进来,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向前台、承担重任,侯增谦放弃了做课题负责人的机会,仅在一个课题做普通参研人员。正是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大局意识,让他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又一个大项目。涉及领域广,是大项目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如何把不同专业领域的成果有机集成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侯增谦边组织项目实施边学习其他领域知识,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不断扩展知识储备,不断提升多学科交叉综合和集成创新能力。“如今,在做自己领域研究时,会自然而然地从其他领域寻找启发及证据,也算是组织大项目的意外收获吧”,侯增谦如是说。

    如何带领研究团队走上国际地学前沿,一直是侯增谦的不懈追求。与美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等矿业强国比,我国矿床学研究起步晚、基础弱,存在较大的差距,要实现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谈何容易。这些年来,侯增谦带领团队,始终围绕国际前沿开拓进取,从最初的寂寂无名,如今已在国际地学界有了较大影响力。近五年,他和团队在Geology、EPSL、Economic Geology等国际权威地学期刊上连续发表了20多篇高水平文章,在国际矿床学界掀起了一股“中国旋风”。在国际经济地质学会(SEG)2017年度大会上,侯增谦团队三人获邀做专题召集人,一人受邀做主旨报告。这些成绩的取得,跟侯增谦拥有开放的国际视野是分不开的。他始终认为:“做研究不能关起门自己干,不能做井底之蛙,必须要与国际同行多合作交流,请进来,走出去,这样你的工作才有可能做到国际前沿”。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由于工作繁忙,他本人无法长时间出国交流,就鼓励团队的年轻人多去国外见见世面。目前,他团队的大部分年轻人包括研究生都有长时间的出国研修经历,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诸多大学及研究所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在走出去的同时,他还不忘把国际一流的矿床学家请进来,与团队成员一起做更密切的合作研究。国际著名的铅锌矿床学家David Leach教授,近年来每年都会来北京,与侯增谦团队开展3个月左右的合作研究。2011年,他联合David Leach、Jeremy Richards和Richard Goldfarb三位国际著名矿床学家申请的“东特提斯碰撞成矿作用”IGCP项目获得国际地科联资助,在国际上掀起了特提斯成矿作用的研究热潮。

    思维敏捷、学风严谨,立足创新、厚积薄发

    对于侯增谦为何能取得如今的科研成就,他的团队成员是这样评价的:“侯老师做科研有三个最让人佩服的地方,一是科研敏锐性强,二是学风严谨,三是立足国家需求注重原创性研究。”这也是与侯增谦有过合作研究的同行专家的共识。

    与侯增谦讨论过科学问题的人,都会对他敏锐的洞察力产生深刻印象。他总是一语切中问题要害,并能从大家的讨论中总结、提炼出真正的科学问题。有人说这是一种天赋,侯增谦自己却认为:多读国外参考文献,多到野外实地观察,多倾心思考思辨,就会拥有这种能力。听过侯增谦学术报告的人,还会产生另一个印象:内容大气。他的报告常常涉及变质岩、火成岩、构造、地球物理、矿床学等多个学科,而且能把多个学科看似纷乱无章的信息有条不紊地讲成一个让人“脑洞大开”的故事。一位地球物理学家在听过他的项目汇报后说:“我一直在想,地球物理获得的那些认识,到底是怎么通过地质现象反映出来的,听了你的报告,我获得了很大启发。”

    对于学风的严谨性,和侯增谦一起写过文章的同事和学生更有发言权。每一块样品、每一个数据,侯增谦都要求真实准确,以保证科研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于论文也是如此,不要说文章的逻辑与论证,甚至图件中每一条线的粗细、长短都不能有丝毫的差错。正是这种严谨的学风,使侯增谦面对冗杂的事务,还能够沉下心去做研究,不浮不躁,有条不紊。

    洞察敏锐、学风严谨和求实创新的科学品质,铸就了侯增谦在成矿学上的不凡成就。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侯增谦跟随莫宣学院士进入素有中国“百慕大三角”之称的西南三江地区,在研究义敦岛弧古代海底热液成矿作用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他清醒地意识到,要真正揭开海底热水成矿之谜,必须遵照“将今论古”原则,开展“古今对比”研究。为此,他抓住在日本做博士后的机会,对日本黑矿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冲绳海槽现代海底黑烟囱和热水成矿进行了观察研究。2001年,侯增谦在国际矿床学权威杂志《Economic Geology》上发表了专题研究论文,2002年在地质出版社出版《古代与现代海底热水成矿作用》专著,大幅度提升了我国海底热水成矿领域的研究水平,在矿床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日本回国后,侯增谦将研究目光从古今海底投向了青藏高原。这次研究方向的转移调整,缘于侯增谦对另一重大科学问题的洞察和着迷。大洋板块俯冲产生大规模成矿作用已是地质界的共识,而大陆碰撞能否产生大规模的成矿作用? 这不仅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找矿战略问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经过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侯增谦敏锐地将研究突破口锁定在青藏高原——全球最典型的碰撞造山带和研究碰撞成矿的天然实验室。随后,他带领团队一头扎进青藏高原,潜心研究20年,取得了重大突破,颠覆了国际流行的“碰撞难以成大矿”的传统认识,建立了青藏高原“大陆碰撞成矿理论”,回答了大陆碰撞如何成大矿的理论问题,被同行专家评价为“系统阐明了大陆碰撞带成矿系统的发育机制”,“为青藏高原实现重大找矿突破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这项成果不仅作为核心理论成果之一,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而且在国际一流矿床学杂志发表,在矿床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国际著名矿床学家R. Kerrich院士在国际地科联官方杂志《Episodes》上撰文,高度评价这项成果是“喜马拉雅大陆碰撞成矿的开拓性的集成创新成果,具有广泛影响和深度创新”,“将造山成矿的传统观点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理论高度,必将推动成矿学的未来发展”。

    将自己的基础研究和国家需求结合起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池际尚院士那一代科学家的一个共同特点,侯增谦将其总结为“池际尚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感召下,侯增谦从学习岩石学步入地球科学大门,到多年潜心研究成矿理论和资源勘查,不变的是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理想和追求。他常常说:我们的科研成果要对找矿勘查工作起到指导作用,这是我们科研工作的意义所在。正是因为他对科研实用性的坚持,他的学术成果不但有成矿理论的重要突破,还实现了指导找矿的重大突破。早在1998年,侯增谦带领团队多次赴藏东玉龙和西藏冈底斯等地开展实地考察,敏锐地发现大陆碰撞造山带是斑岩铜矿形成的另一重要环境,随即对碰撞环境斑岩铜矿形成机制开展了系统研究,建立了碰撞型斑岩铜矿新模型,完善了斑岩铜矿成矿理论。理论研究与勘查评价相结合,侯增谦率先系统论证了青藏高原冈底斯带具有巨大的成矿潜力,于2001年在《中国地质》上撰文提出冈底斯带有望成为“西藏第二条斑岩铜矿带”,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国地质调查局以此为主要理论依据,部署实施了大规模的矿产勘查;西藏地勘局据此调整战略方向,将勘查重点转向斑岩铜矿。随着理论深化,他又带领团队建立了勘查模型和评价方法,为冈底斯带大型—超大型铜矿的重大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撑。2008年,他又率先提出青藏高原东北缘发育一条上千公里的巨型铅锌矿化带,并构建了褶皱逆冲系铅锌成矿新模型。针对青海多才玛找矿困局,他按照“褶皱逆冲系成矿”新思路,带领团队开展矿区构造—岩相填图和物探测量,提出“逆冲推覆构造控矿+音频大地电磁测深定位”找矿方法和具体钻探建议,指导青海矿勘五院发现了厚大富矿体,控制铅锌资源量达到620万吨,一跃成为超大型矿床。

    情系高原、心怀国土,踌躇满志、整装待发

    自第一次踏入西藏,侯增谦已经扎根青藏高原研究20余年了。在西藏出野外的艰苦,只有去过西藏的人才能真正体会。每次去西藏,除了要适应高海拔带来的不适,还要留下力气爬山。为了适应高原工作环境,一般人到西藏出野外,都会先在海拔相对低一些的拉萨住两三天调整一下,而这两三天对侯增谦来说太过奢侈,他经常是中午到3700米的拉萨,下午就到了5000多米的野外。偶尔在拉萨停留一晚上,也是第二天就迅速开展工作。“我没有那个时间”,侯增谦说。他从2000年开始担任矿产资源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2005年又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每一天的时间都要用在刀刃上。遇上高原反应,他都默默忍受着,争分夺秒地开展工作,几年下来,对身体损伤较大,特别是记忆力下滑得厉害。

    在青藏高原最可怕的不是高原反应,而是感冒,严重的感冒甚至会要人命。有一次在沱沱河出野外时,侯增谦患上了感冒,幸好经常在野外工作的地质队员们非常有经验,给了他好几种感冒药,满满的一大把,一次性吃下去,也亏得他身体底子好,头天猛药一下,第二天感冒症状就好多了,同事们劝他休息,他说时间紧,不能耽搁,坚持跑完野外工作。尽管如此,侯增谦对青藏高原的眷恋并没有丝毫减弱,而是愈加强烈。如今,他即使再忙,也要每年去青藏高原出次野外。高原是他的福地,是他学术成长的地方,他对高原的感情已经融进了血液。

    侯增谦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也有十余年了。从地质所走出的中科院院士就有17位之多。管理好这样的研究所,本身就是个挑战。他常说:“地质所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大所,作为地质所所长,既要深谋远虑,也要身先士卒,还要责任担当,必须常怀谦卑之心,公平公正办事,脚踏实地工作。”十年来,地质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国际影响力不断攀升。除了一批耀眼的科技创新成果外,这十年还出了3位院士、2位杰青和一批国家级人才工程入选者。更令人高兴的是,地质所已经凝聚和储备了一批非常优秀的青年才俊,为未来发展夯实了基础。

    提及如何平衡所务及科研工作时,侯增谦不无感慨地说:“做了所长后,我其实就变成了一个业余科学家,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所务管理上了,只有晚上、周末和节假日才是我的科研时间,只是这些年对家人亏欠太多,放假的时候也没能好好陪他们。”侯增谦对能用来做研究的时间分秒必争,甚至有次住院期间都在阅读文献,他的夫人对前去探望的同事说:“刚到医院他就拿出这么一沓文献,一点儿都没有病人该有的样子,倒好像专门过来读书的。”

    谈及向地球深部进军,侯增谦踌躇满志。他说,作为地质科技工作者,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对我国矿床学发展,他也特别关注,并不断强调:“与西方矿业大国相比,我们尽管在某些研究领域处于领先,但整体上还有较大差距,未来我们的矿床学研究一定不能仅满足于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多发表几篇文章,我们一定要做大文章,发挥集群效应,把更多原创性成果展现给世界,在国际矿床领域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世界屋脊的眷恋

    2017年2月25日,盼望已久的雪龙船终于靠近了中山站,第一批上船队友准备好了需要带回国内的样品和设备,集中打包好后放入了飞机吊用的网兜里。26日清晨,往常冷清的餐厅一下热闹起来,有些队友开始算回到家的日子,有些队友与越冬的队友依依不舍的道别,随着直升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我们开始送别离站的队友。

    2月26日恰逢是中山站的28岁生日,站区工作人员进行了升国旗仪式,并为新建的中山广场举行揭幕,以此来纪念这来之不易的日子。

    纪念仪式结束后就开始了紧张的卸货任务,此次卸货任务的重中之重是要从雪龙船上卸下300吨燃油。由于中山站附近被大大小小的冰山包围,运输燃油的驳船无法穿行,卸油任务主要靠卡32直升机吊运油囊,然后用泵把油从油囊抽到油罐里。

    卸油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如果把油囊里的柴油抽的很干净,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手法。首先要保证各个接口完全封闭,如果漏气,不但降低工作效率而且油囊里还有油剩余。在上站时本人曾参与了卸油工作,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建议。本次卸油工作,站长在再三考虑之下,决定只留下度夏的科研人员协助卸油工作。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离开中山站的日子也越来越近,参加中国第三十三次南极科考的任务也即将结束。回想起来,此次南极科考是我第三次参加南极考察,自2016年11月16日从北京出发,经广州到澳大利亚珀斯,再乘雪龙船穿越“咆哮的西风带”前往南极,历时12天终于抵达中山站。在随后近半个月的紧张卸货过程中,与队友们默契配合,顺利完成了我此次的卸货任务。

    卸货工作结束后,我又带领陈龙耀、刘兆两名博士生开始了中山站附近矿产地质调查和赖于尔群岛野外地质考察前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主要包括野外考察物资准备、应急救援方案制定和野外生存技能培训等,并在与站区领导沟通后,进一步完善了野外考察现场实施方案。在整个地质考察过程中,克服了时间紧、任务重、工作强度大、生活环境异常艰苦种种不利因素,采集了大量珍贵的岩石样品,圆满完成了地质考察任务。

    中山站作为我们对南极地质调查研究的宝贵平台,已有28年的建站历史,她凝聚了几代极地人的心血,她给我们讲述着中国极地事业前行的艰辛故事,作为一名多次来南极科考的“老队员”,始终对南极、对中山站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倍感珍惜每一次看望中山站的机会,每一个考察队员都愿多做一点事情,多牺牲点时间。在第三十三次南极考察中,有幸能够站好最后一班岗,因为老队员们都有一个对南极,对中山站感恩的情怀,有着一颗衷心祝愿中山站能够成为国际一流的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心愿。

     

    直升机来到了中山站 

     

    风雪中送走了第一批上船队友 

     

    中山站迎来第28岁生日 

     

    雪龙船靠近中山站 

     

     32往返中山站至雪龙船进行频繁的吊货 

     

     站好最后一班岗 

     
    地质力学所参加中国第33次南极科考系列之十一——站...

    他是一个“80后”,一名中共党员,一位普通的地质工作者。他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却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更精确地防治地质灾害而永眠河湟。

    回望他的一生,虽其短暂,却荡气回肠,无愧天地。他自律、担当、尽心尽力,以“居其位,安其职,尽其诚而不逾其度”的忠诚履行责任;他学习、探索、敢闯敢试,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坚持追逐创新;他积极、热情、集思广益,以“同其心,一其力,人尽其才”的精诚共谋合作;他勤奋、仁爱、克己为公,以 “以身许国,何时不可为”的慷慨毕生奉献;他耿介、正直、进德修业,以“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磊落恪守廉洁。

    逐一比照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提出的“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期地质工作者的核心价值观,李祥龙是忠实的实践者。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内涵,堪为地质工作者的行为典范,精神上的引路人。

    本报今日推出长篇人物通讯《黄土悠悠祭忠魂》,作为“深入开展‘两学一做’ 发扬光大地质精神——走进践行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先进典型”专栏的开篇,敬请垂注。

     

    暑热炎炎,哀思弥漫。

    白发双亲、孀妻幼子,泪流成海,悲恸锥心。7月12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殡仪馆内,李祥龙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举行。

    李祥龙,1986年生于河北廊坊。中共党员,博士。生前任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水工环地质工程师,兰州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负责人。

    2016年7月8日14:30,李祥龙在临夏州东乡县果园乡陈何村下坪山滑坡点开展地质灾害调查勘查时,不幸因公殉职,年仅30岁。

     

    坚守岗位,遇不测永眠河湟

     

    “他从未和我说过出野外会有多苦。他发给我的照片都是在最美的风景里他最好的状态……我也一直觉得出野外不都一样吗?我们做区调,都是一群人一起出去,一起回来,大家相互照顾,疲惫但很快乐。我从没想过他的‘野外’是那么荒凉、艰苦的地方。如果知道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坚决不会同意他改签航班……甚至,我早就帮他调动工作了,无论他同不同意。”说这些的时候,李慧就那么一直坐着,一只手紧紧握成拳头,不时一声长叹。

    李祥龙发给妻子李慧最后一条微信的时间是7月8日7∶30。

     

    李祥龙在甘肃野外调查现场

     

    按原计划,这天上午,他应该在赶往兰州机场的路上。当天傍晚,就能从北京回到廊坊,出现在家人面前。他确实太想念父母、妻子,还有年幼的女儿了。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土资源部与德国经济技术部之间开展的“兰州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国际合作项目,需要他回来做前期沟通准备工作。

    可是他临时“变卦”了。他告诉李慧,他想多留一天,把陈何村滑坡的滑带找到,查清滑坡机理,所以他已经改签了9日的航班。

    “他说他一定要亲眼看到陈何村滑坡的滑带,不然回去心里也不踏实。”李慧说,“抛开滑坡灾害会带来危险这个‘恶’的层面,从地质科学的角度看,其实在他眼里,它是特别美的。那种美可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美。他像欣赏艺术品一样去欣赏滑坡灾害的一切,从中找到一切可能的研究价值。”

    “河湟”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后汉书·西羌传》有“乃度河湟,筑令居塞”的记载。其中,“河湟”是指今甘青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此后,“河湟”逐渐演变为一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上游农区,当然在更广的范围内也包括洮河流域。

    洮河,位于我国甘肃省南部,是黄河上游第一大支流。洮河流域下游处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接壤处。这里的滑坡灾害在我国乃至世界上都非常典型。这里在行政区划上属我国唯一的东乡族自治县。由于植被覆盖率低、地形破碎,地质灾害涉及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八成以上。该县也成为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地质灾害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一大障碍。

    实习生王冠兵还清晰地记得李祥龙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的工作也属于精准扶贫。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

    站在果园乡陈何村下坪山滑坡体上,巴谢河就在脚下流过。巴谢河左岸,古滑坡发育密集,几乎一个挨一个。而在3千米外,1983年,洒勒山滑坡,近6000万立方米的滑坡堆积物掩埋了4个生产队,伤亡278人,毁坏农田3000余亩。这些,也被写入地灾相关专业的教科书。

    为了深入研究滑坡发生过程及其机理,为今后的地质灾害防治提供科学的数据理论支撑,2015年,洮河流域下游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项目设立。李祥龙的工作又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他比以前更忙了。

    自5月23日出野外以来,按照“规矩”早就过了轮换探亲的时间,他却一直没回去过。由于古滑坡时间久远,滑带模糊难辨,工作开展了一年多,研究迟迟没有进展。李祥龙有点着急,“他希望至少能确定控制滑坡的地层到底是哪一层。”

    6月10日,陈何村发生了滑坡。滑坡体掩埋了120米长的乡村干道,幸好没造成人员伤亡。对李祥龙来说,没有人员伤亡的滑坡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因为这至少可以为研究提供最新样本,有可能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项目组决定在这里调查、取样,布置钻孔。

    项目组的成员说,此前几天,李祥龙每天在裂缝遍布、黄土松动的滑坡体上爬上爬下。他根据掌握的知识,初步推断是岩层滑动。黄土层滑动不太可能有这么大的土方量。可到底是哪个岩层?怎么证明?只有亲眼看到滑带,亲手取到样本,才能得出结论。

    7月8日——多留下的这一天,李祥龙一点都不愿浪费。

    吃过早饭,李祥龙就和项目组同事侯圣山,实习生王冠兵、金文祥一起去了东乡族自治县果园乡陈何村滑坡点。

    观察岩心,去旁边的山沟里查看岩层,爬到滑坡体顶部选好地方指挥挖掘机挖探槽让滑带尽快漏出来……整个上午,李祥龙一刻未闲。

    “他叮嘱我说,在他回京后你要把这个滑坡盯好,如果钻机打到滑带了,马上拍下照片发给他。”王冠兵说。

    有人看到,午饭后,李祥龙曾站在坡顶远望群山,良久沉思。

    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处滑坡、泥石流、崩塌、不稳定斜坡,他几乎踏遍了巴谢河和广通河沿岸的每一寸土地。

    探槽挖到长约5、6米,深约4.5米的时候,挖掘机挖到石头了,只好暂停。但这足以完成进探槽观察,取样,拿到求之不得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工作李祥龙做过很多次。

    和往常一样,按照安全规程,金文祥留在外面观察预警,李祥龙和王冠兵下去。带上安全帽,拿上地质锤,李祥龙顺着斜坡走进探槽,王冠兵拿着铁锹跟在后面。

    探槽两边的土壁比人高出一米多,里面阴凉昏暗。

    王冠兵跟着李祥龙在应是滑带的地方停下仔细观察了片刻。他听到李祥龙说:“奇怪,怎么出现砂岩了?走,我们先上去,到旁边再看看岩层去。”可他刚一转身,身体就动不了了,紧接着眼前一片黑暗。在黑暗中,在失去意识之前,他隐约听到李祥龙发出了两次声音,感觉李祥龙的右手动了几下。他刚想喊,就吃进了一口黄土。

    “他们前方头顶的黄土迎面坍塌下来。只一瞬间,根本来不及反应,两个人都不见了。”金文祥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就这么发生却无能为力。

    待人们用铁锹或徒手挖开泥土,王冠兵因头部在黄土之上,虽险无恙。而李祥龙双眼紧闭,身体站得笔直,左手的地质锤被黄土紧紧挤压在胸口上……压迫性窒息,医学术语如此定义他的死因。

    他把命留在了古老的河湟。

     

    深明责任,由汶川宣誓人生

     

    李慧说,也许是汶川改变了李祥龙的人生。“就是从那次汶川赈灾以后,他才重新审视他即将深入学习的专业,对人生、对责任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认知。”

    2008年,汶川地震。

    而这一年,李祥龙本科毕业,以专业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被保送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硕博连读,师从著名滑坡专家唐辉明教授。

    6月,他背起行囊跟随有唐辉明教授参与的该校科技赈灾队进驻汶川地震灾区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最终形成了相关建议和报告,提交给国土资源部参考。

    “他去汶川的时候,我在准备研究生考试。很久以后,他向我感慨,人在自然、在灾难面前真的太渺小了。站在汶川的灾后现场才懂得什么叫人间地狱。”李慧说。

    从那以后,她明显感觉到李祥龙变了,“他的性格里更多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2009至2010年间,李祥龙硕士在读。

    这期间,他参加了汶川地震地质灾害调查评价项目,前后三次深入地震灾区,对受灾最为严重的汶川县映秀镇及北川县陈家坝乡两处典型区域进行工程地质调查。

    从事地质研究,最关键的资料永远在一线,亲眼看到,强过万千描述。

    一次临行前,他不小心扭伤了脚踝。导师照顾他,有意安排他整理内业。李祥龙急了,马上找到导师,忍着脚痛快走了几步,以此证明他可以参加现场调查,最终成行。

    有超过两年的时间,李祥龙一直在映秀。很长时间,项目组就他一个人在驻地留守。“我去看过他。他就一个人睡在河边的一个小房子里。四周空寂。夜晚静得只听到潺潺的水声……我才知道其实他有多孤独。”李慧说。

    事实上,在映秀,在汶川,在四川,李祥龙经历的不止这些,还有因对责任、对底线的坚守而遭遇的人身威胁。

    2011年,李祥龙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了一个灾后重建项目,并作为设计代表长期驻扎在现场。有一次,他到现场检查时,发现施工方偷工减料,施工质量与设计要求相差甚远。他拒绝在验收报告上签字,并当场要求返工。施工方来人把一沓钱塞给他,被他严词拒绝。施工方见收买不奏效,就以人身安全相威胁。李祥龙回复得义正辞严:“这是灾后重建项目,事关人命。偷工减料就是犯罪。我走不走得出去没关系,但是工程必须要合格!”

    也许正是这些经历,让李祥龙懂得坚守责任背后将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未知。但他依然可以乐观笃定地走下去。

    博士毕业时,北京电力、水利行业的几家单位向李祥龙抛出了橄榄枝,并为他开出了非常优厚的薪酬,李祥龙都逐一拒绝。

    “他说,妈妈,我学了这么多年地质灾害防治,一定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要为提高中国地质灾害研究和防治水平做出点什么,我觉得我一定能。”每当想起儿子说的这番话,李祥龙的母亲心里都满满的骄傲,“他的眼神是坚定的。他知道他想要什么。”

    在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第二届青年地质论坛上,李祥龙曾做了题为《层状节理岩体高边坡地震动力破坏机理研究》的报告。

    他在PPT最后一页的备注里这样写道——从工作角度来说,我希望自己能够依靠同事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尽快熟悉和掌握我院主要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以及我所在的地质灾害调查监测室的主要工作内容和研究方向,完成从学生到地质环境工作者的角色转变,实现对今后需要参与的工作的较为系统和深入的认知;从专业角度来说,我十分渴望能够依托我院的优势硬件及软件条件,发挥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地质灾害防治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在实践工作中继续学习,探索地质环境相关领域的新工作方法和新科研方向,从而实现学以致用、持续学习,与我院和我室的大发展趋势保持高度的同步的同时,也争取发展个人的学术优势和科研动力,为我院和我室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专业力量;从生活角度来说,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为中国人民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传递属于自己的正能量,为了我们能够拥有一个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美丽中国”既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梦想,也是我们每一个地质环境工作者的工作追求,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梦想。我相信我一定能够以我室分配的具体工作目标为自我定位、以我国地质环境工作需求为方向,以助力“美丽中国”梦想为理想,通过认真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贡献作为一名年轻地质环境工作者的能量。

    或许可以说,这就是他为自己的地质人生定义的方向和责任,是他的事业宣言。

    谋求创新,肯动脑善学好问

    “他专业知识扎实,悟性高,善于学习,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工作充满激情,肯吃苦,肯动脑筋,能堪重任。领导信任他,同事爱戴他。同时拥有这些品质,在年轻人中是很少见的。”这是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副院长田廷山对李祥龙的评价。

    善学好问,肯动脑筋,能解决问题,可堪重任,是当下“创新型”人才共有的特点,也是李祥龙留给熟知他的人比较一致的印象。

     

    李祥龙(左四)参加北川陈家坝滑坡调查

     

    2011年,李祥龙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作为国内学生中的佼佼者,被公派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参加博士生联合培养研究。

    在美国一年的时间里,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度过的。为了抓住难得的机会做好地质灾害物理模拟实验,李祥龙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工匠”。他从市场上买来水泥、木材、锤子、锯子等工具,自己动手,将自然界中的地质灾害做成模型在实验室内模拟。

    为了能够掌握准确的数据,他经常连续好几天通宵达旦地待在实验室里,一遍一遍地重复操作。他手上磨出了血泡,几个月下来瘦了十几斤。

    这一年,他在动力岩石力学、现场模拟离心机试验研究、动荷载岩石边坡稳定性分析等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华盛顿大学的导师非常喜欢李祥龙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能吃苦的精神,希望他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但他毅然选择回到祖国。

    “哀牢山地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项目是李祥龙工作后承担第一个项目。高速远程滑坡在哀牢山地区比较典型,且破坏力巨大。为分析这种滑坡的致灾机理,李祥龙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也进行了大量现场调查。

    2014年汛期,哀牢山地区发生了一起泥石流,冲下来四千米远。当时李祥龙在北京。调查是由项目组的其他成员完成的。他的同事说,从北京到了哀牢山后,他放下行李就去了泥石流发生地,踩着巨大的乱石,从上到下实地走了一遍。“他说他要亲眼看看,能对这片地区的灾害多增加点认识。”

    经过调查和分析,他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滑坡,对滑坡发生后的情况进行了数字模拟研究。研究所需的软件是他借鉴国际前沿方法,从国外专业网站上找到的,软件的使用方法也是他自己学习和摸索的。这一创新性研究丰富了哀牢山项目的成果,对当地同一类型滑坡的防治具有借鉴意义。

    李祥龙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专业书籍,不仅有地质学方面的,还有很多关于计算机编程等其他领域的书。

    “他出事的前两天还买了两大包专业书寄到家里,有一包还没有拆封。”相识十年,对于李祥龙爱钻研的韧劲儿,李慧着实领教过。“我们圈子里的朋友都是学地质的。无论是和他一起踢球的朋友,还是和我小聚的闺蜜,他总有本事把话题最终引向探讨地灾滑坡。”

    “他总是说,要想在工作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感觉时间根本不够用。每一次参加培训,他都会叮嘱我把资料拷回来,我也会尽可能在朋友那搜集更多的前沿资料供他学习。我明白,他是想借鉴融汇其他专业的知识来解决他面对的专业难题。”

    闫金凯与李祥龙同在一间办公室,是共处时间较长的同事。他说,他英语特别好,专业知识扎实,而且特别喜欢钻研,涉猎的领域有些很少有人了解。

    参加工作3年来,李祥龙以项目负责人、副负责人、课题骨干身份承担和参加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评价项目、国家重点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十余项。在岩土力学、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工程地质学报、国际工程地质大会等高水平期刊或会议论文集发表论文10多篇,并形成项目成果若干部。2014年,他被选拔为地质环境监测院青年英才。

    李祥龙的办公桌下放着一台专门用于建模的电脑。很少人知道,在离世之前,他一直在用心研究程序语言。他想尝试建立一个适用于兰州地区、适用于中国黄土高原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模型。

    在推进中德合作的过程中,李祥龙搜集了大量国外地质灾害风险性评估的数据、文献,努力掌握全球最新动态。他了解到,在国内,针对单体地质灾害的预警模型应用得较为广泛,而针对一个区域的风险性评估模型虽然有,但普适性不强,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如果能建立一个适用于兰州地区、适用于中国黄土高原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模型,就能够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申请专利。更好的结果是如果推广开来,对地质灾害防治将是重要的参考和推进。

    可是建立这样一个模型谈何容易,要开发软件,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

    李慧记得,那段时间,李祥龙很忙碌,也很有激情,“他是那种一有了想法就要马上尝试执行的人。由于国外一些模型是用python编写的,为了对滑坡进行数值模拟,所以他专门买了好几本关于python编程语言的书,一有空就给他懂程序的朋友打电话请教,把新技术新模型用到自己的项目中。”

    如今,模型已粗具雏形,而他,却英魂远逝。

     

    奉献合作,顾大局慷慨一生

     

    李祥龙出生在一个地质世家,从小是在地质大院听着《勘探队之歌》长大的。他的外公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地质工作者。他的外婆也是地质队职工。小时候,父亲经常出野外天南地北地跑,很少能陪伴他。他的童年大部分时光里只有妈妈。

    在李慧眼里,李祥龙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也是个特别爱操心的人。“他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就算没有大事,他也会寥寥几笔记录一下。”

    “有时候,对他额外的操心我也会很烦。他会满脸歉疚地解释说,是从小习惯了……小时候,爸爸出野外,我总想保护妈妈,保护身边的每个人。”

    闫金凯说,李祥龙为人特别好,总能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在云南项目组时,当地国土资源局的同志都很喜欢他。后来他到了其他项目,大家还总念叨他。

    其实,留在云南的,除了熟人的想念,还有一个少有人知的秘密直到他离世才为人所知。

    他的同事说,在哀牢山地区开展地质灾害调查期间,李祥龙和同事常常要爬山。新平县当地很多贫困家庭的破旧土坯房都建在半山腰。每次路过,李祥龙都会驻足片刻。一次,他们进了一间低矮的房子。屋里仅有一盏煤油灯照明,阴暗潮湿。一个约十一二岁、衣衫破旧的女孩瞪着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他们。女孩上初一,生活窘迫到基本的生活费都难以负担。李祥龙立刻决定资助这个孩子。此后的每个月,他都会给云南的女孩寄去几百元的生活费。但是,没人知道他自己也还背负沉重的房贷和家庭开销,手头并不宽裕。

    洮河流域下游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项目负责人王立朝说,李祥龙是整个地质环境监测院每年出野外天数最多的人。“他的好不仅仅是业务能力强,还有着更强烈的团队合作意识。他英语基础好,又留过学,就主动搜集国外文献,总结国外期刊刊发的最新研究动态,发在专门建立的灾害室的QQ群里,和大家共享。”

    工作之外,李祥龙也是一个组织协调能力超强的高手。2013年,李祥龙来到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工作的时候,该院组建数年的足球队因为成员年龄老化的问题,需要有技术全面、体能充沛、懂“排兵布阵”又能掌控全局的“灵魂人物”接续。李祥龙加入后,主动定期协调时间,联系队友,组织比赛。几场比赛下来,他的能力、人品和奉献精神征服了队友,被一致推举为球队队长的候选人。

    2014年,中德两国合作开展的“兰州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开始筹划。因为专业知识扎实,英语好,李祥龙被任命为中德合作项目的副负责人,承担与德方的业务沟通以及相关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文件起草等工作,并以“固定发言人”的角色代表中方与德国专家对话。他的睿智、谦逊与和善,德国专家十分认可。德国专家得知他罹难,连发数封邮件表达悼念与惋惜。

    李祥龙的遗物里有他在野外使用的记事簿。翻开来,字迹工整清秀,每一张地质素描图都令人赏心悦目,甚至滑坡上的每一道裂缝都清晰地描画出来。那些素描图,工整清晰的记录,踏实而老练。这无疑是对地质人传统的最好传承。他的人生多了地质人别样的情怀,工作和生活多了更坚韧的“底气”,永远充满激情,永远苦中作乐。

    他对地质的热爱是长在血液里的。

    2013年,李祥龙和李慧的婚礼上现场播放的音乐是《勘探队之歌》。2015年的七夕节,李祥龙是在甘肃的野外过的。不能陪伴妻子,他深感愧疚。看到草原上开着的各种颜色不同种类的小花,就一支一支摘下凑成了花束,让同事帮着拍了张照片传给李慧作为七夕节礼物。

     

    这张献花的照片是他寄给妻子的礼物

     

    “头顶是蓝天白云,脚下是绿草野花,他手捧花簇站在画中……什么玫瑰名包啊,和这比起来都弱爆了。”那一刻,李慧曾凝视照片,暗地欣喜,如今却以天人永别。

    对他“工作狂”的状态,她也会抱怨。“我们结婚去塞班旅行,中间转机要在机场等12个小时。他不说话,就打开电脑开始工作。我只好一个人在机场的商店里转来转去,转累了回去靠在他身上睡着了。等我醒了,他还在工作。”“从5月出野外,他还没有休过假。本来这次他回来,我们计划要出去让他放松一下……”

    在悼念李祥龙的文章里,他的大学室友何晨辉这样写道:他比我们少了一份迷茫,多了一份对自己信念的坚定。他身上散发着睿智、执着的光芒,生活充满着正能量,让我忍不住靠近。除了在生活上的帮助,他更多的是给予我心灵的充实。

    李慧说:“相识十年,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希望我变成的样子……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你不能察觉,也无从抗拒……他就是这么一个有感染力的人。你会不知不觉地靠近他,跟着他的方向走。”

    李祥龙给女儿起名“李成蹊”,取自《史记》中的一句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比喻为人品德高尚,用不着自我宣言,就自然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

    而他,舍弃繁华,远离亲人;忍受寒冷饥饿,坚守清贫孤独,踏遍深山大川,攀爬悬崖峭壁,挥洒才情,开创事业,自己用短暂的一生,诠释对地质事业矢志不渝地传承与坚守,坚持不懈地热爱与追求,用生命践行共产党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

    欧阳修说,圣贤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后记:7月11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研究决定,要总结挖掘李祥龙同志的先进事迹,将其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践行“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典型,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向李祥龙同志学习。

    黄土悠悠祭忠魂


    马德胜穿越冈底斯山脉

      6年来,他一直在青藏高原从事基础地质调查工作;他在“生命禁区”里,用汗水克服千难万险,用双脚丈量雪域高原;他参与完成的“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集成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他先后参与和主持完成了多个“青藏专项”及“羌塘油气”所属项目,得到了各路专家组的好评。他就是贵州省地调院西藏项目队队长马德胜。

      爱岗敬业  夯实业务基础

      2007年毕业于石家庄经济学院工程学院环境工程专业的马德胜,满怀着父母及老师的期望,前往贵州地调院从事区调工作。他在参加贵州1∶5万甲戎抵季幅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中,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虚心请教,勤于思考,刻苦钻研,对每个技术环节和要求都反复琢磨。2008年,他被安排到西藏项目队工作。这期间,每到晚上,他都要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学习一两个小时,他要把每天所看到的地质现象进行归纳和总结。当队友问他为何如此拼命时,他说,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只有挤出时间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才能干好本职工作,提交优质成果。通过刻苦钻研,他很快就掌握了各项地质专业技术。2010年,他由一名技术员升为大组长,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1年,被提拔为项目队副队长;2012年,被提拔为项目队队长,成为贵州地调院西藏项目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项目队队长。

      无私奉献  困难面前冲在前

      工作中,马德胜不怕苦,不怕累,把生死置之度外,困难面前始终冲在前,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为全体队员做出了榜样。

      2008年7月,正是北羌塘的雨季时节,冻土层开始解冻。道路泥泞艰险,汽车行驶的地方多是沼泽、湿地、河流和险滩,因此陷车就成了家常便饭。车子一旦陷进去,像稀饭一样的冻土层便会将整个车轮吞没。这时,队员们只能慢慢地用铲子先将稀泥铲开,然后用千斤顶将车子一点一点地顶起来,再四处找石头塞在车轮下。如果实在找不到石头,他们便用布袋装沙子来替代。有一次,他们在“打游击”的途中,车子陷进了河道中,当时的气温在零下10摄氏度左右。在与大本营无法取得联系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靠自救。就在大家束手无策之时,马德胜毫无顾忌地跳到河中刨稀泥、抱石头。待到上岸时,他已被冻得嘴唇发紫、全身发抖。那一天汽车陷了十几次,他的手也磨出了血泡。

      2011年,队员们第一次穿越念青唐古拉山。当时,项目队雇了两名藏族同胞,4匹马驮着队员们一个星期的食物。马德胜带着4名技术员,3位民工,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山里进发,开展“游击式”的野外作业。

      念青唐古拉山海拔在5000米~6000米,主峰念青唐古拉峰海拔7111米,终年白雪皑皑,云雾缭绕,是青藏高原东南部最大的冰川区。这里气候变化无常,一天中往往会出现阵雨、冰雹、雷暴、闪电等多种天气现象,地形切割强烈,巍巍山峰更是让人望而生畏。难以想像,在这里开展基础地质调查工作将是怎样一幅景象。但就是在这里,队员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马德胜冒着生命危险,在冰川与深谷之间,在雪山和峭壁之上,每走一步,就像是在高空走钢索,惊心动魄。头两天还算顺利,虽然路途艰险,天气无常,但总算没发生什么意外,一行人顺着深谷摸索着前行,马德胜不停地叮嘱大家要小心。遇到河流阻断去路,他第一个下河试探深浅;遇到峭壁挡住去路,他第一个翻越峭壁,寻找能让马帮通过的小道。总算是熬到了最后的两天,他认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但就在这最后的关头,在他们快要收工之时,天色突然骤变,大雨磅礴,队员们都被淋得跟落汤鸡一样,提前准备的雨伞根本抵挡不住狂风暴雨。半个小时后,暴雨演变为暴风雪,电闪雷鸣,冰雹随之铺天盖地。一个民工手握测制剖面的测绳,一道闪电顺着绳子瞬间爬上他的手心,如同触电一般,民工一哆嗦,绳子掉在地上。马德胜看见这情景,目瞪口呆了几秒钟,随即他朝着暴风雪中的队员们疯了般地狂喊:“丢掉地质锤……”同时,他带领着大家朝前方搭好的帐篷跑去。

      简陋的帐篷经过暴风雪的摧残,已经摇摇欲坠,千疮百孔。电闪雷鸣仿佛就在他们的头顶上,“砰砰”之声不绝于耳。雨水顺着缝隙流进帐篷,大家蜷缩着坐在帐篷里,相互依偎着,瑟瑟发抖地熬过漫漫长夜。第二天天微微亮,马德胜和队员们嚼些干粮充饥后,扔掉负重,一步步走出大山回到大本营。

      有一次,他们回到达驻地扎好帐篷,铺好被子已经是晚上10点了。他们刚睡一会儿就下起了大雨,帐篷外面呼啸的风声在雨中显得格外刺耳,而帐篷就像一叶孤舟在大海中无助地摇摆,让人毛骨悚然。刚刚毕业就进藏工作的新同志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显得不安,马德胜打着手电筒一一安慰大家,给队友们鼓劲,鼓励大家要勇敢地面对野外恶劣的环境,遇对困难要沉着稳定。他的一席话使大家的情绪很快便稳定了下来。

      第二天,游击小分队开展野外剖面测制工作。由于海拔高,天气也比较干燥,队员们行走起来都很吃力。为了节省体力,他们都很少说话。到了中午,一个个队员都被晒得面红耳赤,口干舌燥。马德胜的嘴唇开裂得尤为严重,声音都嘶哑了。但即便这样,他依然耐心地为大家讲解关于地质构造方面的知识,同时拿出草稿纸,在纸上绘图,在纸上用文字讲解。他的这些举动让队员们深受感动,他们的眼眶都湿润了……下山时,队员们走在他的身后,他的身躯在夕阳下,显得是那么的伟岸。

      以人为本  确保安全事故为零

      2012年,贵州省地调院决定由马德胜担任西藏项目队队长,全面主持项目工作。他告别家庭的温暖、放弃对亲人的照料,背起行囊,带领项目队全体队员继续战斗在“生命禁区”。他们每年一去就是七八个月,为的是“找矿立功,报效祖国”。

      众所周知,在高海拔地区开展野外工作,风险因素极高:一是高原病。高海拔地区气压低,含氧量少,如果感冒,就可能出现肺水肿、脑水肿等恶性症状。二是天气多变。高原上一年四季都可以下雪、降冰雹。三是路况复杂。野外地质工作区大多人迹罕至,无路可走,温度较高的夏季,很多平时上冻的地方会融化成烂泥沼泽,汽车很容易陷进去而出不来。马德胜通过对青藏高原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和艰苦恶劣生存环境的分析,并结合可可西里地质队员失踪的教训,认真做好野外地质工作人员的安全保障工作。他从衣、食、住、行、遇险、自救互救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安排。同时,每一步每一个环节他都严格把关、适时监控、督促检查,并做到有据可依,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遏制了各种安全事故的发生,保持了西藏项目队连续14年取得安全事故为零的好成绩。

      一次,项目队突然接到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的求救信息,他们的车陷在了距离项目队营地25千米的河道中已经4天了,由于自救无果,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项目队大本营的GPS点后,便派出两个体力较好的同志赶来求援。两位同行从早上9点出发,到下午4点才到达西藏项目队大本营。马德胜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刻和队员们前去营救,他们按照GPS点试着向陷车的方向进发,尽管是绕着山脊走,可依然还是免不了陷车,救援不成,先得自救,好不容易才勉强把车从泥潭里拖了出来,由于天色已晚,只好先回大本营,次日再去救援。第二天一大早,马德胜和队员们又驱车前去救援,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到达营救地点。

      在救援过程中,车轮卷起冻土下的稀泥巴溅了他一身,但他没有退却,没有叫苦,喊着“1、2、3”号子,拖了一次、二次、三次……终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将车拉出了河道。

      2012年7月的一天傍晚,马德胜带领小组成员在返回大本营的途中,突然电台里传来了急促的传呼:“队员郭海在山上工作时出现了头昏,全身浮肿,项目副队长吴滔发现情况危急,已强行把人带回驻地。”听到传呼,马德胜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他来不及细想,当即决定,马上组织人员、车辆护送郭海下山,并带上氧气瓶。

      一路上,前面的车拼命地赶路,后面的车急速追赶。沼泽地、河谷洼地、陡峭山岭,他们已经来不及慢慢选路,车辆之间相互传呼,告知前方路况和方向。车子陷了,众人齐心协力,一声声的呐喊声在传呼机里回响,虽然车辆相隔数里,但这声声呐喊震撼人心,让人热血沸腾。

      天色渐暗,车辆必须在天黑前冲出容易陷车的沼泽地带,前面还有5个沼泽地,他们继续前进,4个、3个……每个人心里都在默数着,驾驶员更是高度紧张。一路疾驰,终于在最后一丝红霞即将退去的时候,全部车辆冲出了沼泽地带,驶向依稀有路的便道。

      通宵达旦的长途奔跑,一夜的无眠,一场千里救援的场景,在藏北拉开!

      藏北的夜晚,寒风肆虐,车辆在黑夜中穿梭。由于路况极差,车子一路颠簸着前进。郭海平躺在车子的后排,旁边的人时时关注着他的状况,氧气管一直插在他的鼻子上。

      焦急和难熬在一夜之间像是经过了一年。兄弟间在患难之时方见真情,他们忘记了无眠的疲倦,没人敢合一下眼,他们怕合眼后留下的尽是遗憾!

      第二天中午,救援车队顺利到达拉萨,他们紧急把郭海送进了西藏军区医院,大家守候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医生的诊断结果。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半个小时后,医生终于从病房走出来,告诉大家:“这是强烈的高原反应症状,幸好送得及时,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医院治疗几天就能痊愈。”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紧急救援没有耽误病情,没有带来可怕的后果,辛苦的连夜煎熬得到了安慰。

      千里救援行动似乎感召着项目队的每个成员,这样的团结和高效的安排又一次促进了队伍的凝聚力,这样以人为本的救援行动也使项目队员感到无比温暖,项目队显得更加和谐、团结。

      马德胜在艰苦的青藏高原一线,练就了过硬的专业技术和工作本领。在工作中,他刻苦好学、勤于思考、踏实肯干;在管理方面,他知人善用,重视信任,奖惩有度,以身作则。他在年轻职工中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影响和带动了一批有理想、有抱负、有干劲的新生技术队伍。

      他说:“我庆幸选择了地质事业,同时也庆幸贵州地调院选择了我,这是我今生的最大抉择。”在今后的道路上,他将在新的地质理论知识的海洋里皓首穷经,上下求索,为贵州地质事业贡献出全部的青春和力量,书写自己的无悔人生。






    用双脚丈量雪域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