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东南沿海地区项目野外临时党支部组织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主题党日活动。项目组5名党员同志所纪委书记参加活动。

活动共进行了四项议题: 一是召开党建座谈会。所纪委书记首先代表所党委宣读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致全局各单位野外项目工作人员的慰问信，同时转达了所党委、领导班子对项目组野外工作人员的亲切问候，并对项目组前期的表现和已取得的工作进展给予了肯定。监审处处长从成立野外临时党组织的目的意义讲到野外临时党支部的职责使命，对临时支部提出了十点殷切希望和要求，重点对搞好与协作单位--山东三院同志的团结协作，齐心协力完成好“惠热一井”项目，并对工作任务提出了建议要求。野外临时党支部书记重点汇报了项目组前期的工作情况，同时对所党委、领导班子一直以来对该项目的大力支持和强有力指导表示感谢，并表示一定要认真履行项目组长和临时党支部书记的职责，和全体党员一道，团结和带领职工群众克服困难，拼搏进取，坚决完成项目任务。二是全体党员在支部书记的带领下，面对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共同重温入党誓词。三是开展了“不忘初心，重温入党志愿书”活动，与会党员人人发言，深入畅谈交流个人入党前后的思想行为表现，尤其是对党是否忠诚、信念是否坚定等。四是组织项目组全体党员到驻地附近的叶挺将军纪念园参观，接受革命传统红色教育，感受老一辈革命家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顽强、无私无畏、不怕牺牲、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

通过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党员们的心灵受到了洗礼，思想政治觉悟得到增强，纷纷表示要牢记党员职责使命，不辱党员光荣称谓，向先辈们学习，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团结一致，奋勇拼搏，高标准完成野外项目工作任务。

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7周年，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的意识，牢记党的宗旨，以实际行动促进中心地质事业转型发展，地调局水环中心及时下发通知文件，要求各党支部以“不忘入党初心，砥砺奋进”为主题，本着热烈、节约、高效的原则，紧密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开展了纪念建党97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七一”前后，各党支部坚持以党建活动促进业务发展为目标，因地制宜，积极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寓意深远的主题党日活动。赣南扶贫找水野外临时党支部以提高政治觉悟筑牢项目成果支点，以科普活动强化民众饮水安全意识为抓书，通过走进红军医院旧址，向无名烈士墓献花，重温入党誓词，慰问红军老战士，向广大村民现场水质检测、发放《图说基岩地下水》科普图书等形式，深入组织开展了党建、业务、科普融会贯通的主题党日活动；沂蒙山革命老区1:5万水文地质调查项目等野外临时党支部认真组织项目人员参观陆房战役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通过集体观看陈列实物和影像资料、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环等形式缅怀先烈、深入开展革命历史学习和爱国主义教育；雪峰山区北部地质灾害调查项目等野外临时党支部积极组织项目人员参观了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等革命先辈纪念馆，通过学习伟人事迹重温革命历史、回顾入党初心、分享入党后个人思想政治发展变化情况等活动积极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通过各党支部，尤其是野外临时党支部因地制宜组织开展一系列党建与业务相融合、内容充实的主题党日活动，水环中心广大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显著提升，理想信念更加坚定，立足岗位锐意进取、创新奉献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增强。大家一致表示，要继续继承革命先烈在国家存亡危难时刻众志成城、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精神，努力发扬“争当先锋、勇作表率”的开拓创新精神，不忘初心、牢记新时代所赋予的时代使命，坚持以“讲政治，做实事，出成效”为基本原则，不断强化责任担当，以实际行动在新时代地质调查工作实践中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争做“自然资源”排头兵，努力在积极推动中心地质调查事业调整转型发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水工环地质调查中心工作实践中展现新风貌、实现新作为。

杜向民

杜向民，1957年10月生，黑龙江明水县人，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生导师。他于1982年1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获地质资源勘查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年7月，任长春地质学院党委副书记；1999年4月，任西安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院长；2000年4月，任长安大学党委副书记；2013年9月，任长安大学党委书记。

杜向民先后承担并完成科技部、教育部等国家级、部省级各类研究课题16项，撰写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6部，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文章40余篇，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国际《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全文转载或收录。研究成果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以及第三届全国高校德育创新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次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论文著作评选著作类二等奖等奖项。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员与毕业生合影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室

从1916年至今，中国的地质调查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创造了辉煌业绩。在中国地质调查的发端与发展过程之中，地质教育先行一步。如果自190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地质门”（即地质专业）算起，中国地质教育已有107年的历史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其中，地质教育工作起到了甚为重要的铸基作用。一部中国地质教育史，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的一个侧影。而从中国地质教育所蕴涵的与生俱来的独特气质与铮铮风骨，同样可以触摸到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重新崛起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禀性与精神。

历史是一面镜子，解读或回味，继承或借鉴，对于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继续前行与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长安大学党委书记杜向民教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以后一直在地质类院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行业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地质教育有着切身体会与独到见解，也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

那么，100年来，中国地质教育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孕育出怎样的理念与精神？新时期，国家发展与地质工作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地质教育，地质教育工作应该如何传承创新？利用杜向民教授来京参加“2016年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之机，中国矿业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有人说，从某种角度看，西方的地质教育好像是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开始的，中国地质教育的发端则显得比较凝重。在您看来，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地质教育的开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进一步说，中国地质教育有什么特点？

杜向民：的确不像西方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为肇始，带有纯科学的意味，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民族觉醒、独立与解放的强烈意识，带有悲壮的色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和民族复兴的梦想融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

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的演变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史的一条逻辑线索，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但始终不变的，是它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和行业文化，如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辩证观物等价值理念和致思方法，特别是由此而沉淀生成的“三光荣”精神，已经成为地质行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国地质教育发展始终与国家命脉紧密相连，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地质教育发轫的原因或背景？

杜向民：鸦片战争后，我国门户洞开，腐败昏聩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接连溃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国人警醒、反思。在国门失陷、一落千丈的民族危亡之机，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们自然把目光聚焦于西方的工具理性——科学。当时，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章鸿钊先生大声疾呼：“予尔时第知外人之调查中国地质者大有人在，顾未闻国人有注意及此者。夫以国人之众，竟无一人，焉得详神州一块土之地质，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之知也，已可耻矣！且以我国幅员之大，凡矿也、工也、农也、地文地理也，无一不与地质相需。地质不明，则弃利于地亦必多，农不知土壤所宜，工不知材料所出，商亦不知货其所有、易其所无，如是而欲国之不贫且弱也，其可得乎。”

地质矿产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也引起了当时政界的高度重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明确提出：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正是由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老一辈地质学家坚定地选择了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地质学的兴起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物质基础，推动了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

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老一辈地质学家多是怀着科学救国和找矿富国的理想，献身于祖国地质事业。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一批抱有“矿业兴国”、“兴学图强”忧患意识的学者从国外学成归来，拉开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序幕。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化学的张伯声先生，幸遇长他11岁的谭锡畴先生，请教“哪种学问可以救国”？谭锡畴先生告诉他：地质学。在谭先生的启发下，张伯声改学地质学，并辗转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潜心深造，最终饱学而归，为祖国地质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饱受战争洗礼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爱国精神，艰难维系着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前行步伐，创造了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等学校绝处逢生的教育史奇迹，使得我国的地质教育跨越生死存亡，得以延续和发展。

记者：这个时期外敌入侵，时局动荡，可能用“放不下一张课桌”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那么，地质教育的先辈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在基础地质调查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杜向民：地质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知识体系庞杂，外向关联度极高，实践依赖性强，且与人类经济社会环境联系密切。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加上地质学本身的特点，使得中国地质教育从一开始就有兼容并蓄、崇实致用的理念自觉。具体来说，即：重视基础(专业基础、数理化及外语)、兼容并蓄（开设多门地理学、气象学、气候学等课程）、理论联系实际（开设经济地理学等课程）、重视实践教学。

虽然在战争年代，时局动荡，地质工作的条件十分恶劣，但老一辈地质学家仍然开创性地进行了地层、古生物、构造地质等基础地质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创新了地质学理论，在某些重要领域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例如翁文灏关于甘肃大地震的地质调查，开创了用构造活动性研究地震的先河；孙云铸关于中国寒武纪三叶虫的研究，奠定了中国寒武纪下、中、上三分的化石依据；裴文中周口店猿人的研究结果，奠定了“北京猿人”的国际地位；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蜓科鉴定新理论……这些成果为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开展地质矿产调查、开发与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新中国地矿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地质教育事业取得了哪些进展？

杜向民：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教育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总方针。“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查部，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时任国家主席毛泽东这句形象的比喻，正是地质工作在当时国民经济建设中重要程度的真实写照。

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焕发了中国地质教育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短短17年，我国就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地质教育体系，在师资培养、基础建设、实验室建设及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截至1966年，除地质部三所地质学院外，全国30多所院校都设有地质系或地质专业，另有37所地质类中等专业学校，共为国家培养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累计11万人。

从1952年起，我国参照苏联模式，对大学的类型、学科、布局进行了大规模调整，翻译苏联教育的理论著作和教材，邀请苏联专家担任教育部顾问、学校顾问和教师，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等。在此之前，我国高等学校只设系（科），未分专业，苏联高等学校则是按专业培养人才。这次调整之后，我国基本上采用了苏联高等学校的专业目录，开始依据专业设置来进行人才培养。例如，北京地质学院从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教材等，都仿照莫斯科勘探地质学院。北京大学地质学专业在1955年恢复招生时，其教学计划是参照1949年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地质学系的教学计划，结合我国综合大学地质学系的实际情况和国家需要而拟定的。

同时，中国地质教育逐步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地质旅行”方式，转为一切教学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开创了中国地质教育的新模式，确立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理念。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地质人才，各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一方面大力建设有特色的野外实习基地；另一方面组织在校学生赴专业地质队进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都是经过“真刀真枪”的实践，结合生产实习内容进行选题和研究的。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包含地质教育在内的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地质教育伴随着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大潮迎来了春天，高等地质教育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地质教育教学理念与精神上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杜向民：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教育的功能定位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即面向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与改革的实际需要，面向科学技术发展的现代化潮流。

在中共中央1985年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地质教育全面推进体制改革，并逐步向更深层次展开。具体来说：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逐步转变为不同政府部门对地质教育的分割管理，政府从高度集权的统一管理逐步转为以指导、协调服务为主的宏观管理；扩大学校自主权，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并逐步建立自主发展和自我约束的发展运行机制；推进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运行机制，试行岗位聘任制、绩效考核制等，提高办学效益；探索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

随着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快速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地质学已突破原来单一的“矿产资源”和“服务于工业”的内涵，地球科学的问题域向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全方位拓展。地矿部党组于1993年明确提出了“四个转变”的地质教育发展思路，我国地质教育在教育体制改革、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诸方面发生了由“服务经济建设”向“全面服务经济社会”的理念变革。

同时，树立了依法办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相继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并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中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为我国地质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战略指导思想。

记者：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地质教育办学规模大幅攀升。同时，全球化进程加深，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对地质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在学科设置、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做了哪些改革？地学教育在理念上做出了哪些调整或创新？

杜向民：随着我国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人才培养规格由原来的学术型变为“学术＋应用＋社会服务型”。这要求地质教育既要建设一支具有高水平理论研究和教学能力的师资队伍，又要关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学生的素质提高、知识汲取、技能获得、广泛的社会适应性等多样化诉求。因此，我们提出了“树立面向21世纪的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

首先是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地学教育界理念。在教育内涵上，由传统地质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教育目的升华到“人本关怀”、“永续发展”的高度；功能定位由狭隘的专业知识教育拓展到素质培养与创新能力提高的功能域；逐步突破单一的学校模式，衍生出远程教育、网络学习、终生学习等教育形式。

其次要树立地球系统科学理念。21世纪，传统地质学的概念逐步被地球系统科学概念所取代，地球系统科学要求对地球物质客体各要素、各层次作整体观照。地球科学的知识体系变得空前繁复，衍生出大量的交叉学科和综合性学科。人类对地球系统的认知层次不断深入，要素与关系、功能与结构分析不断精细，过程预见日益准确，整体观照日益全面。因此，我们要高视点、大视野地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角度多知识域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层次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注意地球物质客体要素的多元多样性、结构的多层多重性、要素与层次间的互动互馈性，注意在过程中由迭代所引起的非线性关系，用最佳手段获取科学事实，用现代数理方法及高性能计算机整理、分析科学事实，用前沿理论解释科学事实。

记者：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奋斗历程无疑令人敬佩，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与过去相比，现在形势与条件毕竟不同了。我们该怎样教育年轻的地质工作者？

杜向民：地质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地质工作者常年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艰苦奋斗，甚至牺牲生命，这就需要一种“到艰苦地方去”的献身精神。读过《温家宝地质笔记》的人应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我在毕业的时候曾写过两份血书，要求自愿到西藏去，青年人只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就一定能取得成功。”解放初期，中国地质人正是凭借着这种“哪里需要哪安家”的献身精神，才有了一个个矿藏、油田的发现，才有了一份份基础地质研究报告的完成，才有了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的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反复强调落实“立德树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据着真理与道义的高地，最能给青年学生以正确的人生引导和智慧启迪。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地学类专业因其职业去向的野外性、流动性和艰苦性，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强化实践教学，对于培养学生野外工作能力和吃苦耐劳品格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翁文灏先生曾言：“科学之为物，阙道惟二：一曰观察事实，二曰推原始终。地质学，科学中之后起者也；吾国地质尤世界言地质者之新进也。欲图斯学之进步，亦惟有担斧入山，披荆棘斩榛莽，以求益吾事实上之知识而已。”中国早期地质教育十分重视实践教学，以地质研究所为例，学生在校3年，共安排11次野外实习，累计天数达106天。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地质教育要肩负起这样的重任，需要树立怎样的大局观？

杜向民：我们要牢固树立建设世界一流地学教育的发展理念。地学教育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一是要确立一流的地学教育观，引领行业和社会的发展；二是要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特别是一流的学术领军人才队伍；三是要建设一流的大学发展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四是要具有一流的教育培养能力和水平；五是要具有一流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

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现场

同时，在地学教育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要继续传承和弘扬“三光荣”精神，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为底蕴的“三光荣”精神，将会日久弥新，成为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地学教育、地学人才的培养能不能过得硬，除了知识和物质技术要素之外，这是不能缺少的精神之“钙”。

近日，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发布第八季“大国工匠”名单，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矿产资源调查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华伶俐榜上有名。

华伶俐是西安矿产中心工程勘查室钻探机长、高级工程师。参加工作27年来，他一直奋战在钻探生产一线，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三等功3次、集体三等功3次，获得首届全国钻探职业技能大赛冠军，被评为“全国技术能手”、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武警黄金部队“优秀班长”，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荣誉的背后，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艰辛付出和对地质事业的赤胆忠心。

躬身向学、苦练本领——勤劳“钻”

自参加工作以来，华伶俐始终坚守献身使命的信念，坚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工作中，他一边研读《钻探工艺学》《钻探常见事故预防和处理》等专业书籍，一边在实践中刻苦钻研钻探技术。他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从简单的技能练起，不断钻研新地层的施工方法，不断实验新的工艺，不断总结各类施工经验教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纪录……他真正做到了操作规程烂记于心，技能运用娴熟自如，处理问题科学严谨，钻探技术精湛过硬。

2011年11月，华伶俐参加了第一届全国钻探职业技能大赛。面对来自全国36支代表队的400多名参赛选手，他凭着过硬的基本功和心理素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一路过关斩将、脱颖而出，以总分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夺得固体矿产钻探竞赛金牌，并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这也是对他过硬的钻探技术的最大肯定。

攻坚破难、敢为人先——沉稳“钻”

华伶俐始终秉持着“冲锋当刀尖，上阵当排头”的信念，24年的军旅生涯铸就了他不屈不挠的军人品格。

二十余年来，他奋斗的足迹遍布青藏高原、巍巍秦岭、大别山区、西部戈壁……每有重大任务时，他总是冲锋在前；每有施工技术难题时，他总是深钻细研；每有辛劳工作时，他总是走在最前。这种无言的榜样作用，感染、带动了身边的每一位同志，也带领团队战胜了数不清的困难。

二十余年来，华伶俐先后南下大别山、西上祁连山，主动请缨参加阳山百吨金矿和南坪万吨钼矿会战，累计钻进4万余米，为各个工作区开出“金色花朵”立下了汗马功劳。2010年，他带领机台组织施工的河南南坪矿区ZK5507孔，是当时设计最深、难度最大的钻孔。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根据钻头和孔深关系，经过50多次试验，最终确定了合理的钻进参数，大胆使用“122绳索取芯工艺”，使钻进效率提高了3倍，所带机台创造了1560.52米的深孔钻进纪录。

华伶俐深知，只有不断创新技术，才能适应不同任务的需要，并及时处理钻进中的各种难题。他在工作中注重思考研究、积累经验、革新方法，每次处理完井故，都会认真反思事故发生的原因和预防方法，在不同区域、不同地层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他先后摸索出复杂地层“五级成孔、套管护壁、注重异常、慢提慢下”和“两看一听一查”钻探法，均被广泛推广使用，钻井事故发生率降低到1%以下，事故处理成功率提高到98%以上。参加工作的近三十年来，他先后取得革新技术成果20多项，并据此排除钻孔故障300多次。

华伶俐在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素质的同时，也一直在思考：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技术留在单位，为中心培养更多的钻探人才？为此，他积极开展“传帮带”，毫不吝啬地把自己学到的、悟通的、摸索的钻探技能理论拿来与同事分享交流，并且对他们严格要求、精益求精。担任机长20余年来，他先后培养出100余名技术骨干，其中5人当上了机长，3人考上了高校。

初心不忘、重整行装——不懈“钻”

2018年，按照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总体部署，原武警黄金部队整体转制并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启了新的征程。华伶俐本可顺应改革大潮，选择回到安徽老家工作，但他却毅然决然地留下，他说：“我离不开大家，更离不开钻机的轰隆声”。

面对新的职能、新的使命、新的征程，他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没有因资历老而止步不前，仍然坚守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初心。他立足岗位、破浪前行，矢志钻探理论研究和技术革新，在新的时代重整行装再出发，在新的战场取得新的业绩。近5年来，他在寨上工作区推广使用水刀割刀法，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将英格尔全液压便携式钻机引入寨上矿区，探索形成了无固相抗水敏配方泥浆+薄壁绳索取心钻具+外径增大高效金刚石钻头扩孔器的钻进方法组合，成功破解了矿区深、厚、大碎裂蚀变带钻进难题，其中ZKS84-7钻孔以45度倾角钻进，刷新了西安矿产中心小倾角钻孔施工纪录；撰写的科技论文《河南栾川地区金矿复杂地层深孔岩心钻探技术》在省级期刊发表；申请获批实用新型专利1项、通过初审实用专利1项；2022年7月，被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调查指挥中心评为高级工程师，这在指挥中心工勤岗上尚属首例。

谈到本次获得的“大国工匠”荣誉，华伶俐说：“我只是在本职岗位上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可党和国家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只能感恩组织、再接再厉。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一定会将这个荣誉作为鼓励，大力弘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努力为组织培养更多的钻探技能人才，为全力支撑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要积极提倡‘双百’方针，没有坦诚交流和讨论，科学技术是无法发展的，要提倡科学诚信，人类才能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地球物理学家

赵文津

1952年

一个根本不懂地质知识的

热血青年

仅用一个月时间

学了20多门课程

就下矿山边干边学

决心在发展科技上

为新中国出力

为中国人争气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地球物理学家 赵文津

从矿山上的实习生

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

他始终坚持不懈学习

兢兢业业工作

赵文津（左） 在广西大厂锡矿坑道研究矿体走向

上世纪50—60年代

初出茅庐的他

发现了

池州铜山铜矿

找到了

大型钒钛铁矿和富铁矿

赵文津院士在昆仑山地应力观测钻机前讨论问题

1978年后

他便将目光投向了高原

把研究室取名“西藏屋”

用20余年时间

“切开”青藏高原

换来了令世界瞩目的

大批探测研究成果

被国外杂志称作

“移动大山的人”

赵文津院士在国家科技奖颁奖大会上

进入21世纪

他将自己的心血

倾注于两个领域

赵文津院士荣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荣誉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为获奖者颁奖

在深空探测领域

参与建立了

月球实验场

火星实验场

翻译出版了

《月球新观》

……

赵文津院士（前中） 在昆仑山断裂带现场指导大地电磁探测工作

在地震预报研究方面

研究各个案例

倡导成立

公益性的遥感减灾研究院

论证建立

“四光”地震卫星星座

……

赵文津院士在四川涪陵考察页岩

如今

这位年近九十的老人

仍致力于

中国地质科学技术的发展

针对

学术研究同质化

“改善人才评价机制”

……

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赵文津院士在五大莲池考察玄武岩地质

对于他最担心的

资源安全问题

他告诫道：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还是国际形势复杂的当前，

我们都不能过多地依赖

国际市场……”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地球物理学家

赵文津

地质科学高峰的攀登者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文津

学习是一辈子的任务

赵文津出生在1931年，那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年少时跟随父母颠沛流离，饱尝生活艰辛。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入学后，他有幸参加了开国大典，从此，他下定决心在发展科技上为新中国出力、为中国人争气。

他始终记得陈毅同志到清华作报告时对他们的勉励：清华同学将来作为科技人员，一定会遇到许多科学技术方面的决策问题，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决策错误,将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甚至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这些话，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之中,鞭策着他在未来人生中坚持不懈地学习、兢兢业业地工作。

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21岁的赵文津响应政府号召，提前毕业，开始了为国家寻找急需矿产资源的奋斗历程。然而，物理专业的学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地质、矿物、矿床、物探、化探，于是他来了个“恶补”，一个月学了20多门课，然后就下矿山，边干边学。赵文津深切地感到，学习工作光有热情是不行的，这也让他非常感谢地质部部长何长工和地球物理学家顾功叙给予的极大鼓舞和工作指导。赵文津跟着顾功叙到安徽铜陵铜官山铜矿实习了两个月，来年就被任命为安徽321物探队队长，带着近百人，在皖南狮子山、凤凰山等地用物探方法找矿。幸运的是，他们在江边河网地区发现了一个大的矿异常，经打钻勘查发现了中型铜矿——池州铜山铜矿。

1956年，赵文津又响应号召重走长征路，带领西南物探大队先后在攀枝花、红格、白马、太和等地找到一批大型钒钛铁矿和富铁矿；1958年，赵文津调到地质部地球物理探矿研究所工作，致力于推动物探、化探新技术新方法的研发，以提高方法技术找矿效果；之后，他又在地矿部科技司副司长、中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等不同的岗位上，致力于中国地质科学技术的发展。

就这样，他一路工作，一路挑战，一路学习，不敢稍怠。到了晚年，他又“迷”上了研究李四光学术思想。他特别推崇李四光注重科技创新、科学的方法论，即：从本质上、从宏观上把握问题，从现象和相互关联角度上思考问题。

“切开”青藏高原

赵文津把自己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研究室取名“西藏屋”，可见西藏在他心中的分量。他认为青藏高原地质研究对地球科学发展极其重要，决心为高原地质研究奋斗终生。

1978年，赵文津陪同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孙大光到法国谈判并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喜马拉雅地壳和上地幔研究，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外开放青藏高原研究。1991年，中、美、德、加四国又达成协议共同开展喜马拉雅和青藏高原深剖面研究，随后他被地矿部任命为这一国际合作项目的中方首席科学家。

从1992年开始，“国际合作喜马拉雅与青藏高原深剖面调查与综合研究（INDEPTH）”项目分5个阶段在青藏高原上艰难地推进着，同时也在国际地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当项目进展到第二阶段时，德国和加拿大的专家陆续参加进来，到后来竟汇集了10多个国家的专家。

在20余年的时间里，多国科学家从藏南亚东开始，穿过喜马拉雅山脉、雅鲁藏布江、拉萨地块、藏北羌塘盆地、唐古拉山、可可西里地块、昆仑山脉、柴达木盆地、祁连山，到达阿拉善地块，合作开展深反射、广角反射、宽频地震、大地电磁、重力测量及地表构造填图，“切开”青藏高原，进行地壳结构与深部过程综合研究。

持之以恒的科学探索换来了令世界瞩目的大批探测研究成果。1998年，这一项目被评为“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进展”之一；2000年，其第一、二阶段成果被评为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项目组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其中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发表了15篇，而赵文津也因贡献卓著荣获2003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鉴于赵文津在这项研究中的重大作用，美国《科学》杂志对其进行了专访，在文章中将他称作“移动大山的人”。

关注深空探测与地震预报

每次与赵文津院士交流，他都会兴致勃勃地谈起自己最近在研究思考的问题。近十几年，他最关注的有两件大事——深空探测和地震预报。

2004年，赵文津被正式邀请参加国内探月和深空探测有关咨询和研究工作。2005年10月，国土资源部成立探月科学专家小组。而后，作为专家小组组长的赵文津，把许多精力投入其中，带领一批地球物理、遥感、地球化学、地质等领域的专家，从加强行星地质学和开发月球资源角度开展研究，翻译出版了《月球新观》，组织了探月与地学科学国际研讨会、月球与火星探测科技高层论坛，建立了月球实验场（甘肃柳园）和火星实验场（青海大浪滩），发表了一批科研成果。

现今，中国地质科学院已与国家探月工程中心签署协议，共建中国深空探测中心。赵文津希望国家能尽快设置有关深空探测的大科学计划，以科学目标为先导，带动相关技术和装备的快速发展。“自然资源部的人才可以更好地为国家深空探测计划服务，提供更多基础性、应用性的科研成果。”他说。

中国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从2002年开始，赵文津连续14年被聘为国务院地震预报评审委员会成员；2008年进入国务院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后来又成为地震局科技委和咨询委成员。深知中国地震灾害之烈的他，对于地震预报这一世界性的科学难题始终非常关注，他坚信地震预报“可以攻克，而且必须攻克”，因为地震也是一个自然现象，必然有其发展规律可以探索。

赵文津在地震预报研究方面倾注了许多心血，研究各个案例、组织研讨会、倡导成立公益性的遥感减灾研究院、论证建立“四光”地震卫星星座……他认为，要从科学途径和实践经验中去深化认识、坚定信心，要加强地表和深部调查，探寻地震前兆发生的规律及其特征，开发新探测方法，要坚持群测群防，加强风险决策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打破部门分隔、学科分割，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组织好这项工作。“地球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不可能把它分割开来管理，希望国家推动地学有关部门的联合协作，共同把自然灾害预防与防治等重大问题解决好。”

做地质科学界的直言者

在许多人眼中，赵文津是位很有个性的老头，只要看见不合理的事情，就会直言不讳地指出。

赵文津是吃过“直言”的苦头的。

1963年，他满怀热情地向地质部领导提交了一份名为《发展物探新技术、新方法以提高地质找矿效果》的建议，剖析了当时金属矿物探方法技术中存在的问题，阐述了物探的“三新方针”，并得到了地质部和物探局党组的高度评价。但也正是因为这份建议，1966年他被“文化大革命”的风浪强烈冲击。

然而，直到现在，他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的性格，丝毫没有变化。

针对学术研究同质化，他说：“地学科研机构林立、重复，大家买的设备差不多，你能做的，我也能做，你不能做的，我也不能做，为什么不能集中人力物力办些大事呢？”

关于“改善人才评价机制”，他强调“专业化、去行政化是人才成长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备的条件”。

对于他最担心的资源安全问题，他说，“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国际形势复杂的当前，我们都不能过多地依赖国际市场。国家要尽快在能源资源安全上形成新的发展战略思考，这是国之大计。要下大力气通过科技创新推动资源勘查开发、改善生态环境。”

他一直认为，“地球这个研究对象非常复杂，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大地球科学”。他对自然资源部以地球系统科学为引导“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的定位十分赞赏，但同时也希望自然资源部能够把自然灾害研究的职责也统一起来考虑。因为“地球自然系统是一个整体，割裂地看，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

……

赵文津说：“要积极提倡‘双百’方针，没有坦诚交流和讨论，科学技术是无法发展的，要提倡科学诚信，人类才能踏踏实实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