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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辞:

     

    在地勘业身处“严冬”的大形势下,江苏省地矿局却依靠“地质立局”的战略思维,迎来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的满园春色。雄兵百万、风雨如磐的地勘队伍改革发展,犹如两万五千里长征,有使命感的悲怆、归属感的彷徨,更有成就感的荣光。我们期待通过“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破解地勘改革难题”的“走转改”采访调研,发现更多具有引领效应的成功典范,以助推社会强大的共鸣和舆论支持。

     

    感言:

     

    “善谋者行远,实干者乃成。”实现“十三五”奋斗目标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应把创新发展的眼光放得更为长远,把艰苦奋斗的脚步踩得更为坚实有力。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努力完成今年目标和任务,为“十三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促进全局改革发展大业行稳致远、再创辉煌!

     

    ——江苏省地矿局党组书记兼局长 潘正勤

     

    观察透视:

     

    惊涛骇浪袭来之际,地勘业不乏中流砥柱,江苏省地矿局正是转型升级、行稳致远的典范之一。中央提出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此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重大创新。该局正是沿着这一改革路径,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了微观主体活力和技术创新能力;通过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达到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之目的。

     

    礼赞,江苏地质人;礼赞,中国地质人!

     

    成立八大中心,完善地质公共服务体系

     

    研制成功飞艇式航空磁测系统,被注册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

     

    延长产业链,创建“互联网+地质技术”新平台

     

    进军可再生能源,为建设生态大省做贡献

     

    一项调查显示,2010年以来,全国地勘资质单位数量从800家增至2574家;非油气勘查从业人员由24万人增至59.8万人;勘查业人均货币量由2001年约1万元增至2011年的9.88万元。但从2012年起,勘查业各项经济指标呈整体下滑之势,预计今年人均货币量将跌至5万元以下。

     

    而在江苏省地矿局,却是另一幅春光明媚的立体式改革画卷:4200名职工享受着“十二五”圆满收官的归属感与成就感。

     

    拿2015年与2010年比较,全局实现到账收入36.29亿元,增长60.05%;收入增加值11.93亿元,增长66.9%;人均货币量94.5万元,增长39.6 %;利润增长50%,实现国有净资产翻一番目标;人均年收入9.92万元,增长51 %;“十二五”期间,共计发放“江苏地矿爱心救助基金”240多万元,帮扶救助600多人次困难职工。

     

    为何反差如此巨大?日前,借“走转改”采访调研之机,记者走访了江苏省地矿局和其麾下的省地质工程有限公司、省地质环境院和南通分院等多家地勘单位,以探求“十二五”圆满收官和改革发展、行稳致远的“谜底”。

     

    谜底一:坚守地矿主业

     

    挺进转型升级

     

    在最近召开的全局工作会议上,面对济济一堂的院长、书记和总工程师们,江苏省地矿局党组书记兼局长潘正勤用铿锵有力、坚定自信的口吻说:“‘十二五’时期,是全局地质工作持续加强,地质服务领域不断拓展的5年;是地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5年;是融入地方、服务地方,为国土资源当好技术支撑的5年;是人才队伍结构改善,科技创新力不断提升的5年;是‘走出去’开疆拓土,国际化运营成效良好的5年;是‘顾长远、强基础、抓投入、提质量、增效益’,各项工作快速推进的5年;是各级领导班子审时度势、把握大局,构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5年;是注重‘幸福地矿’建设,职工精神文明、物质文化水平持续提高的5年。全局如期完成了‘十二五’主要发展目标,为‘十三五’改革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众所周知,自2012年遭受“市场严寒”以来,绝大部分地勘单位陷入了“产能”严重过剩、经济迅速下滑的谷底。而该局之所以获取“十二五”圆满收官,与多年来坚守地矿主业、成功转型升级和做大地矿经济大为有关。

     

    处于“资源小省”、“生态大省”和“经济强省”的江苏省地矿局,就坚守地矿主业而言,可谓是先知先觉、抢抓市场先机。早在“十五”时期,审时度势、未雨绸缪的局领导班子,就率先提出了回归地矿主业、打造地质服务业的“地质立局”战略目标。经过两届局领导班子“一张蓝图绘到底”,从而赢得了地矿经济稳步增长、地质服务满足需求的“十二五”辉煌。

     

    5年来,壮大地矿实体经济,强化市场主体培育,全局综合实力和竞争优势明显增强。伴随地质公共服务体系的逐年拓展,工程勘察测绘产业持续提升,以岩土公司、基桩公司、山水资源集团为代表的工程施工业快速增长,带有“互联网+”明显标识的隧道与地下工程公司、地热能源公司等一批新兴产业的诞生,标志着调整结构与转型升级渐入“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佳境。

     

    如今,面对“十三五”关键期的严峻考验,该局计划充分发挥工程物探、测绘地理信息的技术优势,发挥隧道与地下工程技术中心的高层次科研团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等优势,以城市地质综合服务(尤其是城市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建设)、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轨道交通等为主攻方向,打造岩土工程升级版,培育地下工程新业态,实现勘查、施工企业向综合服务业的全面转型升级。

     

    至于“十二五”实施“走出去”战略,该局同样取得了重要进展:累计完成产值12.3亿元,实现收入10.5亿元,年经济规模从“十一五”末的1亿元左右增至近5亿元。

     

    如今,江苏地质人在50多个国家留有“走出去”的辛勤足迹,涵盖地勘、矿产贸易、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基础施工及桩基检测、打井供水、市政工程、农业设施等多个领域。全局共有5家地勘单位取得了商务部对外经营权,在澳大利亚、莫桑比克、安哥拉、坦桑尼亚、肯尼亚、玻利维亚、泰国等地设有境外企业或办事机构。旗下苏玻公司则通过股份重组,成功转让55%股权,吸纳社会资本5225万元。

     

    江苏省地质工程有限公司被公认为“海外劲旅”,在外奔波20余年的俞正尤总经理说:“‘十二五’为海外市场快速发展、转型升级的5年,公司经营模式由单一的工程项目变为多业并举,年产值和年利润分别增长25%,职工年均收入由9.6万元增至16万元,并实现了外经、外贸、外资的‘三管齐下’。去年,新签海外项目合同额1亿美元。今年,将重点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力争实现进出口贸易额翻一番的目标。”

     

    谜底二:强化服务职能

     

    满足公共需求

     

    “十二五”期间,该局之所以步入业界“第一方阵”,与砥砺奋进的“服务科学发展、建设幸福地矿”的改革主题大为有关。

     

    5年来,该局不失时机地抓住加速推进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发展,沿海发展,生态大省和城市基础建设等战略机遇,紧紧围绕“强化能力建设、有效履行地质工作职能;转变发展方式、着力培育产业发展基础”的工作主线,大力实施“地质立局、创新强局、人才兴局、市场主体培育和走出去发展”的五大战略,切实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资源、环境、工程三大基础保障,为国土资源事业当好地质技术支撑,从而绘就了“三保障一支撑”的精彩画面。

     

    画卷一:基础性公益性接连突破

     

    5年中,该局拓展基础性、公益性地质工作渠道,实现了年规模递增16%的发展速度。其中,有《江苏1︰5万丁三圩等九幅区调》、《江苏省沿海经济区地质环境调查评价——连云港15万亩滩涂资源综合质量调查》在内的一大批基础地质、环境地质调查项目;有承担参与的《南通市主城区地下空间调查与评价》和徐州、镇江、苏州多城市地质调查等一批专题项目;有独立完成的一批地理国情普查、土地确权测绘等项目,为“生态大省”、海绵城市建设和地下空间开发,起到了“地质先行”的作用。同时,为了全面担当地质公共服务职责,该局还参编完成了《江苏省资源志》和《江苏省地质矿产志=初稿》等工作。

     

    画卷二:资源勘查开发“权”上开花

     

    5年中,该局投入近2亿元资金,承担完成了70余个矿产勘查项目,涉及铁、铜、钼、金、银、金刚石、金红石等10多个矿种,实现了太和磷矿、青龙山石榴子石矿等找矿突破。

     

    与此同时,该局稳步推进矿业权运作与矿业开发贸易新布局:现拥有37项省内矿权、17项省外和境外矿权,探矿权面积达2000余平方公里;成功出让4个矿业权,出让金额4920万元,并适时开展了玻利维亚锰矿、硼砂矿等资源开发贸易工作。

     

    画卷三:广义地质叫响“江苏品牌”

     

    5年中,该局共完成工程地质项目25000余个。其中,有参与完成的港珠澳大桥、大连湾跨海交通工程、南京地铁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的工程勘察任务;有承担完成的南京牛首胜境、南京麒麟科创园青龙山沿线、京沪高铁沿线等一批地质环境整治工程等。

     

    同时,该局积极开展地热能资源调查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研究,共计完成20余处地热勘查选址和一批地热井施工,城市地下管线探测取得一批成果。圆满完成的市、县、区地下水源地勘查、应急水源地规划和东海、赣榆、高淳等多地抗旱打井任务以及涟水扶贫井选址施工,赢得了社会公众的广泛赞誉。

     

    画卷四:地质服务体系应运而生

     

    以“地质工作专业领域广覆盖和省域服务全覆盖”为目标的江苏省地矿局,切实加强先期成立的“四大院”——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江苏省水文地质海洋地质勘查院、江苏省地质勘查技术院、江苏省地质测绘院的地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同时,全力推进各综合大队的地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其间,该局主动取得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热情支持,与南京地调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回归基础性、公益性“地质工作主战场”的同时,主动跟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国土资源管理需求项目。积极融入国土资源部与省国土资源厅中心工作布局,加强与政府部门的业务合作,借落实“三保障一支撑”职能,切实提升自身的地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2015年,该局又在南京、常州、镇江、苏州、徐州、连云港、南通、淮安等8个省辖市,组建了“地质灾害应急地质环境保护技术中心”,大力提升和切实履行标准规范、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应急避险和排查抢险等地质灾害防治职能,赢得了当地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就其全力构建地质公共服务体系而言,仅此一项就走在了全国前列。

     

    谜底三:地质立局为本

     

    引领社会需求

     

    记者来到被史学家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南通市,想通过“解剖”省地质环境勘查院南通分院这只“麻雀”,探究通过“地质立院”构建地质公共服务体系的成功之路。

     

    成立20余年的南通分院,坐落在繁华闹市区。一出写字楼电梯,就看到“南通分院”和“地质灾害应急地质环境保护技术中心”的醒目标识。

     

    作为军人的后代,谈吐自如的王琦院长兼任中心主任。王琦院长自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称“地质立院”和地质公共服务体系,已进入枝繁叶茂、开花结果的新时代。

     

    陶行知先生说,要想成就大事,须把小事做实做细做透。地质人做服务、闯市场、打品牌也同样如此。早些年,靠“水工环”起家的南通分院,先从交朋友做起,不惜提供各类无偿技术服务,以引领对地质工作的认可和社会需求。

     

    陪同记者采访的省地质环境勘查院院长施春华,回忆拓展服务领域的酸甜苦辣,眼睛里透出坚毅神色。那时,他任南通分院院长,因积劳成疾动了肝脏大手术。何以致此?他语气坚定地说:“只为地质人的尊严!”

     

    就这样,矢志不渝的地质人依靠坚强信念和诚信劳作,将地质公共服务体系的一株株参天大树根植于国土、水利和城建等领域,根植于社会文明进步的“需求土壤”。

     

    论其精细服务,有小故事佐证。一次,一水井有热流涌动。对地下水“烂熟于胸”的南通分院,当即判断为周边印染厂循环水泄漏所致,并采取了环保措施,排除了人们的恐慌心理。久而久之,“谁家有难题,就找地质人”,成了政府部门和普通百姓的“第一选择”,成了不可多得的“江苏地矿品牌”效应。

     

    去年金秋,南通分院又在1998年、2008年两轮地质大调查的基础上,经政府部门邀请,启动了第三轮全市地下空间与水资源调查评价,为申请“地下管廊”和“海绵城市”试点做准备。由于启动快速、技术上乘,得到省市政府部门的高度赞赏。

     

    服务做深做透了,市场自然不愁了,技术水平也大步跟进了。采访中,王琦院长从设备库拎出两样东西:小匣子装有加拿大进口的测水探头,可有效解决“静水位”、“动水位”的勘查难题;手提箱则装着“一袭白衣”、玲珑精巧的无人机。

     

    南通,有一望无际的大海、滚滚东逝的长江水,还有江边一字排开的5座“宝山”,均为地质人的用武之地。记者随院长们登上曾为抗倭战场的狼山,穿越几条山间小道,查看“望江亭”等两处地质灾害隐患点。

     

    “这山间小道,多是地质人踩出来的。”王琦院长说。对啊,构建地质公共服务体系也是如此,世间本无路,人走多了便成了路!

     

    南通共有3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由人工目测改为综合数据处理,无人机可是派上了大用场。不难想像,老一辈地质人手提地质锤、怀揣罗盘表的艰苦模样。时下,新一代地质人操纵无人机的潇洒与洒脱,自然令世人羡慕不已了。

     

    如今,靠“地质立院”、探索地球奥秘的执著精神,靠“服务起家”、倡导先进技术的创新理念,艺高胆大的省地质环境勘查院又率先敲开了“地下空间三维数据库”的大门。

     

    而江苏省地矿局又创造了怎样全景式的科技创新画卷呢?

     

    谜底四:科技引领市场

     

    人才兴局为魂

     

    科技创新,为调整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十二五”期间,为有效实施“地质立局、创新强局、人才兴局、市场主体培育和走出去发展”的五大战略,该局不断加大科技投入,累计投入3.8亿元,占年经营收入的2.9%,确保了飞艇和机载航空磁测系统、航空放射性测量、岩矿分析测试、三维激光扫描系统、测绘、物化探仪器、水域浅层地震、基础施工和包含高密度硼不锈钢乏燃料储存格架生产技术、地热能源技术等一大批“新式武器”的推广应用。

     

    为了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该局格外重视推广应用新技术和新方法:通过强化“产学研”合作,构建“江苏省隧道与地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江苏省地热能源学会”;与河海大学合作兴建“江苏省重大基础设施安全保障协同创新中心”,与一批高校共建研究生培养基地与工作站等。

     

    科技成果显著,是该局“十二五”成就的最大亮点。该局因研制成功飞艇航磁系统和机载航磁系统,被注册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无人飞艇综合航空地质调查系统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入选2014年度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另外,该局主编参编了《江苏省岩土工程勘察规范》、《江苏省地源热泵系统工程勘察规程》等一批技术规范标准,还有10项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防治行业标准等。该局所参与完成的《江苏省地质勘查基金项目预算标准(露采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获得国土资源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所创造的“江苏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评估方法研究(浅层地温能部分)”、“三维城市地质数据模型的建立与应用研究”、“地铁隧道盾构施工地质风险管控与对策研究”等一批科研成果,被权威部门评定为“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或“省内领先水平”。

     

    同时,“基于旋翼机平台的航磁测量系统”、“核燃料贮存格架贮存套管焊接工艺装备”等,获得了国家专利。二七二队核工业南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解放军理工大学等单位联合申报的“国防工程精确爆破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荣获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高效超精密切割磨料砂加工技术开发”项目,入选2014年度“江苏省前瞻性科研专项”。研制成功并即将定型生产的核电站“整体骨架+模块化贮存套筒”式乏燃料贮存格架,填补了国内一项空白。

     

    科技进步硕果累累,缘于该局始终把“人才兴局”放在“五大战略”之首。5年来,逐步提高人才层次和地质类专业人才比例,新招录各类应届毕业生653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的65.79%(“十三五”计划达到75%),拥有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39人、高级工程师414人、工程师780人、各类执业资格师500多人,另有4人入选省“333工程”第三层次人才。

     

    伴随“十二五”科技创新和人才进步,全局共拥有涉及国土资源、建设、测绘、环境、水利、商务、国家实验室等门类的120多项资质或认证,涉及矿产勘查、地质环境、岩土工程勘察、测绘、环境工程、基础施工、路桥施工、爆破、土石方、环保、水利工程、分析测试、境外工程等多个领域;共发表科技论文700余篇,获得专利20项,主编参编各类标准规范20项,获得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7个;共获省、市级“科技进步奖”、“科技成果奖”21项,获部、省、市各级“优秀工程勘测奖”300余项,获QC成果20余项、省级“文明工地”3个;共评选局级优秀科技成果87项、优秀勘测报告154项、“文明工地”49个等。

     

    作为隧道与地下工程公司的创始人、省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队长田开洋说得好:“创新发展,为地勘单位与时代共振的动力源。经过转型升级的实体化运作,一大队创造了以隧道与地下工程公司为抓手、以混合所有制为立足点的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风险咨询业的创新平台。坚信‘互联网+’将在打造地勘单位全新产业链条中发挥竞争优势。”

     

    就这样,江苏省地矿局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统领,以“地质立局”、科技创新和人才进步为载体,全力运行“用服务引领需求,用技术创造供给”的新模式和紧扣百姓生活、经济发展和政府决策需求的“任督二脉”,进而创造出独具“江苏地矿”特色的行稳致远新路子。

     

    江苏省地矿局大院中,有一栋雪松怀抱的褐红色小楼。每每看见她,敬重、仰慕和崇拜的情愫油然而生。作为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诞生地,今年将迎来百岁诞辰。而作为承担生态与文明进步、传统与传承使命的江苏地质人,又将以“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新步履,发挥“地质,本色无敌”的创造力,踏上民族复兴、“两个百年”的理想征程!

     

    编辑辣评:

     

    坚守主业,强化服务,地质立局,科技引领——江苏省地矿局在逆市寒冬中如何实现“十二五”圆满收官,作者在探究之后,为我们揭开了一个又一个谜底。改革催生发展,行稳更能致远。先知先觉的江苏省地矿局,“一张蓝图绘到底”,绘出“三保障一支撑”画卷,绘出“地质立局”画卷,绘出“科技创新”画卷,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最优质服务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更加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如今,“效率驱动”、“创新驱动”依然是他们的“法宝”,在民族复兴、“两个百年”的新征程上,我们期待江苏省地矿局迈出更加开拓创新、行稳致远的铿锵步履。

    江苏省地矿局“十二五”调整结构、转型升级纪实一

    一、背景

    (一)国际发展动向

    基于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活动已经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实现全球合作、促进全球发展逐步成为各国的共识。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享受全球发展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环境以及社会方面的高昂代价。人类生产活动不仅在全球范围内破坏着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同时由于过度开发,人类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联合国给出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年)报告指出:“由于人类活动的干预,2/3支持地球生命系统运转的自然资源已被严重破坏,几近耗光。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有60%处于不断退化状态,支持能力正在减弱。未来50年内,这种退化也许还将继续。”随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08年)》针对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的生态足迹,指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超出了地球承载力的近1/3。美国和中国的国家生态足迹最大,各消耗约21%的全球生物承载力。美国人均生态足迹量9.4全球公顷,可覆盖4.5个地球;中国人均生态足迹量2.1全球公顷,覆盖1个地球。”而据《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08)》,2003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量1.6全球公顷,低于2.2全球公顷的全球平均生态足迹。有关度量指标除生态足迹(人类需求)、生命地球指数(自然状况)外,还有碳足迹、水足迹。一些发达国家已形成“经济(Economy)-能源(Energy)-环境(Environment)”协调发展的“3E”模式,而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传出了“水资源破产”的预警。

    (二)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预测

    在发展的大潮席卷全球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与巨大的挑战。197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近60%,耕地、草地面积相对稳定,基于灌溉、化肥的农业增产,与人口增长相对平衡。与此同时,中国耕地数量历经20世纪80年代缓慢减少和1999~2003年迅速减少两个阶段后,进入基本受控状态。据相关数据统计,21世纪上半叶世界人口将增长70%,而人均耕地、草地面积将会减少;日益增长的人口与持续减少的耕地、草地之间的矛盾依靠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可得到缓解,人地关系预计不会到达崩溃的程度。虽然中国对改善目前形势、确保更好的发展有充分的信心,但形势依然严峻。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解决中国的水稀缺》(2009年)的报告中列举中国“每年有约250亿立方米的水因受污染而不能使用,有240亿立方米的地下水被超采,水危机导致的经济损失占GDP的2.3%,不容忽视”(我国水利部公布的地下水超采数据为120亿立方米/年),由此可见我国保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任重道远。

    (三)国家当前和近期需要

    国家发改委2008年做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中期情况的报告中,提出“十一五”后两年难以有效解决的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①能源资源利用问题。②生态环境保护问题。③空间开发结构优化问题。④粮食安全保障问题。⑤城镇化健康发展问题。⑥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等。并要求及早谋划好与之相关的“十二五”时期发展战略。这6个问题同时也是6个前瞻性研究题目,而前5项均与国土资源和国土空间的调控有关。

    从长远看,国土资源和空间战略目标将以可持续性、生态化、低碳化、信息化、全球化为依归。

    (四)经济与矿产资源全球化、区域化

    随着世界经济或结束剧烈震荡进入缓慢复苏期,包括矿产资源全球化在内的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各国的市场化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此起彼应,各国展开抢占下一轮发展经济制高点的竞争愈益激烈。在2009年全球经济复苏的曙光出现时,“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作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推手”——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角色也在悄然发生变化。APEC作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论坛起着对话和交流的作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即将面世,同时与南盟(SAARC)的区域合作开始提上日程,东北亚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进程要慢一些,上海合作组织(SCO)则以地区安全为重心,并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

    (五)国土安全隐患

    在经受全球发展冲击而引发资源、环境的国际纠纷不断的同时,我国的国土资源和空间由于历史、自然等原因也面临重大安全隐患。中印边界问题由来已久,印度除侵占我国藏南部分领土并设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外,还觊觎南疆阿克赛钦地区;国外和新疆的“东土耳其斯坦”分裂势力和恐怖组织妄图将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我国管辖海域近一半与邻国有争议,南海“九段线”虚多实少,主权深受侵蚀;钓鱼岛的主权争议,与那国岛、冲之鸟礁的军事开发问题都对我国东海海疆构成挑战。此外,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破坏、资源衰退和骤减、国际金融抢滩我国资源开发等也成为国土资源安全的胁迫因素。

    二、起点

    (一)我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也逐年提高。2008年我国的GDP总值达到30万亿元(相当于4.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人均GDP 仅3266美元,只及世界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国土经济密度以倍数增长;工业化率达48.6%,正处在工业化中期、以传统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遭遇资源“瓶颈”;城镇化率只及45.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群规划建设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市场化程度达60%,已超过市场经济临界水平;国际化程度,我国已全方位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科技创新能力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总的仍处于世界中等水平。据世界经济论坛2009年9月公布《2009~2010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大陆)列全球第29位(比2008年晋级1位),继续领跑“金砖四国”。作为人口、经济总量“双庞大”、结构复杂、非均衡性突出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如应对得当,有可能继续保持上升势头。

    (二)对国土开发程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不同估计

    1.综合评估:总体上尚未超载,西北和北方部分地区超载

    据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编著的《发展的基础——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生态基础评价》(2003年),中国“水资源和水环境的人口承载力在15亿~18亿人之间,但将从南到北大规模转移;而土地对食物的承载能力略有盈余,在未来50年内都不会超出其边界;能源与矿产资源供需失衡的形势将更加严峻,10亿吨燃煤造成的污染已接近环境的承受极限,6种大宗矿产(铁、锰、铬铁矿、铜、铝、钾盐)现已供不应求。”而《中国工业发展报告——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发展》(2005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于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中国至2050年区域科技发展路线图》(2009年)把“资源环境承载力已接近饱和”列为4个基本国情之一。

    就人口发展与资源承载能力而言,《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8年)指出,中国人口发展总体上没有超越自然资源承载能力,但是局部地区和部分资源已出现资源紧张和供需失衡现象。现有的经济发展规模和人口数量均在水土资源承载力范围之内,但区域之间极不平衡,西北部和北方部分地区超载严重。

    2.分区域评估

    1)海岸带开发不足。海岸带是连接陆地与海洋的纽带,是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的依托。我国拥有1.8万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海岸带面积达38万平方千米,约相当于沿海省(区、市)面积的1/4。专家指出,我国沿海诸省(区、市)每1000平方千米陆域的海岸线资源量,基本上与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上,但开发程度却远比那些经济发达国家为低。

    2)沿海地区局部已过度开发。在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过度开发严重,珠三角9市土地开发强度15.9%,超过了日本三大都市圈,也超过国土面积相当的荷兰;包括安徽在内的环长三角地区,国土面积(约34万~35万平方千米)与德国、日本相当或相近,开发强度(约15%~16%)超过德国(12.8%)、日本(15.0%)。海洋资源过度开发造成开发利用密度高、生态环境退化严重的局面,需要实行绿色保护的海洋政策,解决可持续开发利用问题。(《2010~2020 中国海洋战略研究》,2009)

    3.分资源门类评估

    由于长期森林过伐、草地过牧、坡地滥垦、矿产乱采,超过限度,使我国的自然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虽然近年施行了禁止乱砍滥伐、退耕还林、限制矿产开采等措施,我国的资源破坏现象有不同程度好转,总体上仍不乐观。

    我国超限开发的典型例子还包括近海水产过度捕捞,年产量峰值可达1400万吨,超限额75%,导致海洋生态系统和水产资源严重退化,产量减少,水产品个体变小。

    在水环境方面,水与环境超载,形势严峻。根据水利部2009年发布的最新数据,我国水资源总体上已经过度开发,其中黄河水资源利用率>60%,海河>98%,内陆河流域>40%。过度的开发,不仅威胁或损害河流健康,还使某些主要功能丧失。不少地方水环境开始退化,出现了水质恶化、地下水位下降、河湖干涸、湿地消失的现象,所有这些都是出现水危机的先兆。

    4.国土的粗放开发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中国当前正经历新一轮重化工业化及与其相克相生的“资源瓶颈”,资源除总量大、人均少外,在国土开发利用中的矛盾也很突出,总的资源开发强度与国土经济密度不对称,开发过程中的粗放、分散、重复、低效、退化等问题(表1)日久年深,有的积重难返。

    表1我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倾向性问题一览表

    人口基数大和粗放式强度开发加重了国土的负担,对人口、经济密集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有必要做出科学评价。国家部署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自然条件适宜性开发,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也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本依据。关于环境承载力,“十五”后期由清华大学承担的宁波市环境承载力研究,从资源供给能力、环境纳污能力、人类支持能力3个角度来量化环境承载力,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厦门大学对厦门海岸带也做了生态安全压力分析。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综合度更高,相应的难度也更大。对此,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中有实战性演练,正组织“环渤海湾重点地区环境地质调查及脆弱性评价”项目,将扩及全国海岸带资源、环境承载力调查监测和风险评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5.对国土面貌演变方向的两种预计

    基于当前国土资源的利用现状,对未来国土面貌演变方向有以下两种预计。

    1)从低收入转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提升期是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期、国土面貌向良性转变期,人均GDP 3000美元是对资源环境的边际压力的转折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4年年会的总结讲话指出这一时期的6个基本特点:“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进程加快,城市化速度上升,人口大量转移,国土面貌日新月异,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其中,“国土面貌日新月异”是良性预期。2005年,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双缩小”,“破坏大于治理”转为“破坏与治理相持”;2008年,电力弹性系数首次小于1(低于GDP增速),都顺应和促进这样的转变。

    2)《新一轮全国国土规划前期研究(中国地域空间、功能及发展)》综合报告(2006年),“第一章背景——剧烈变化的‘国土’”指出了我国国土开发和建设布局无序及空间失控态势的严重,包括:地域(空间)开发利用严重无序,建设用地过度扩张;许多地区资源环境压力过大,而支撑体系太弱;不少城市盲目攀比,贪大求洋,超前定位;一些快速发展地区环境状况令人担忧;生态退化问题依然严重,由此招致“国土安全和资源保障的危机”。这里所说的“剧烈变化”非“良性”一词所能道破。2009年9月《科技日报》关于“建设低碳城市”的对话栏目中有专家指出:“我们75%的地面水已经被污染,国土变得枯黄”,就是相应的写照。

    国土面貌是广域性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全球变化的中枢和核心主题之一)的反映,尤以人口增长胁迫下的LUCC为甚。我们终需这样的系统观测和研究成果为基础给出说明。

    三、基点

    (一)大国土

    1.活动半径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1972年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访华,在与毛泽东主席会谈时曾说:“一个民族的能力水平与活动半径成正比。”其着眼点在于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

    一个国家的国土资源和空间管理及于领土、领空、领海和管辖海域(“准国土”或“国土化海域”),我们要上天、入地、下海,所要求的技术、工程和管理能力水平也与活动半径相关。

    “大国土”指现有国土全方位的内涵深化(包括系统化、整体化、聚合化、空间化)和管理(包括监督管理)到位:在国家层面上加强统筹协调,但不因“大国土”而扩张国土空间;在部门层面上加强内融外联,也不借以扩大职能范围。

    2.内涵假设

    “大国土”即广义的国土:一是国土资源与国土空间(或地域空间)的统一;二是自然国土与人文国土的统一;三是覆盖陆海、充斥立体空间的“三维国土”;四是统筹国内地球表里诸圈层的“多圈层国土”;五是宏观和中观层面上的“和合国土”。

    (1)国土资源与国土空间

    国土资源指土地、水、矿产、生物、海洋、大气等实体性资源,它们又占有各自的区位或地域,即空间性国土。而国土资源管理现状,既有重实体资源、轻空间的倾向,如把国土(空间)规划视同“国土资源规划”;也有重空间、轻实体资源的倾向,表现为土地管理的重数量、轻质量,区域地质调查的重陆轻海。

    在适当的地形地貌条件下,农业用地的耕作层、建设用地的工程持力层都是实体,农业、建筑业等活动先选址、后丈量,基本程序是由实体到空间;探矿权首先是带有虚拟性的“空间试用权”,而采矿权是资源的用益物权,矿业过程是由空间到实体。由此可见国土资源的实体性和空间性同等重要,不可分割。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认为,国家强弱更多取决于综合国力,其构成中科技力、人才力和信息力各占25%,自然资源和资本各占12.5%。自然资源的权重只占1/8,在当前阶段可能估低了,如果加上国土空间(区位)要素更要考虑提高。

    (2)自然国土与人文国土

    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对国土垦殖和开发的历史悠久,但空间上极不均衡。开发强度,是指一个区域建设空间占该区域总面积的比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2008年全国平均开发强度达到3.48%,超出一度预计2010年达到3.23%的强度值很多,特别是东部沿海的一批城市已进入强度开发或超强开发,上海、无锡达到29%~30%,而东莞、深圳高达38%~40%,已臻于极限值,人工生态系统置换了自然生态系统。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2020年全国开发强度达到3.91%的预计值也有可能被突破,国土人工化的趋势难以逆转。资源、资产、资本“三资合一”也是人文超过自然的国土。

    另据吴霁虹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社会中,不同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知识、商业生态网络、组织流程等已成为创新活动的“新生产要素”,实现全球联系和思想交流的商业生态网络正成为新的“虚拟地产”。IBM 2008年的企业价值超过1577亿美元,然而其土地、建筑物、实验室等有形资产只占9.1%,基于空间和时间动态地创造价值的组织流程相当于“创新工厂”。由此可见,“人文国土”的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空间。

    (3)“三维”国土

    科技部2008年推出基础科学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的“三深战略”,包括“深空(宇宙空间)”“深海(公海大洋基底)”“深蓝(信息安全)”三大纵深领域,“三深”没有“深陆”。在国土资源战略的“三维国土”构架中,“深”含“深陆”“深海”,它们同属岩石圈、水圈富于探索价值的人类未知领域;“空”首先是地面以上100~110千米的“领空”或“近空”,其次是外层的“深空”或“公空”(图1),概称“陆、海、空、深”。2009年9月,我国第一个集数据、软件于一体的三维地理空间信息系统——数字地球(中国)问世。

    图1“三维”国土示意图

    国土、资源、地质各有其自然演变和随人类社会农业、工业、科技革命的变异过程,并谋求可持续发展——时间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46亿年计的地球历史可谓“深时”。这是“三深”向“四深”的发展。

    《浙江省信息化测绘体系建设发展战略》(2008年)首次提出了基于“时间维-对象维-方法维”的测绘体系概念模型,是对信息化测绘体系的基本构成与内涵的创新性探索,这也是“国土资源战略研究”吸收地方成果的一个范例。

    (4)“多圈层”国土

    大国的“陆、海、空、深”是互相影响的“多圈层”国土。176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累计开采、消费了3万多亿吨(以标煤计)化石能源,近250年间从地球岩石圈向大气圈释放出数以万亿吨计的CO2(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也贡献了>30%的份额),扰乱了地球各圈层之间的平衡,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同时,还要看到海洋-大气相互作用的重要影响,还有生物圈中土壤碳库(可抵消全球5%~15%的碳排放量)的储碳潜力。就碳排放大国而言,也可以看作“大国土”结构问题。

    钱正英在《我国的江河整治问题》(1981年)中曾经建议:“对国土整治进行统一规划,水利建设纳入国土整治的统一规划。”

    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代表团建议探索“外层空间”新领域,测绘瞄着“地-空-天一体化”目标,都是超出地球圈层范围的深空探索。

    (5)宏、中观层面的“和合”国土

    以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资源管理为例,在城乡分割体制下的土地二元配置和使用,造成城镇和农村“两栖”人口的“双重占地”,导致“两不经济”的结果,加剧了城乡用地和人地关系的紧张局面,必须实行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统筹城乡用地的战略转变。这既有利于人际和谐、人地和谐,也促进城乡融合,以臻于“和合(和谐+聚合)”境界。统筹陆海、区域(行政区、经济区、气候区等)、城乡、“三生(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等,都是形成疏密有序的“和合”国土之路。

    而国家所提倡的保护耕地的实质是保住耕作层的综合生产能力平衡,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以土地总和效益最大化为目标,都寓意于提高多元一体化程度的综合或集合,“和”“合”并用,相辅相成。

    3.陆、海、空关系

    (1)“滨海之国”与“滨、近海之国”

    大国土涉及陆海关系,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称美国为“滨海之国”,是离海岸线80千米的范围,在这个占国土面积13%的区间集中了美国51%的人口、57%的国民收入。实际上这只限于美国本土,美国又是多海洋国家,除了滨海的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还有5片海外属地(岛域或群岛),其管辖海域散布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比上述区域要大得多。就美国本土而言,我们把它看作“半环形的滨海(湖)之国”(东北角是五大湖区)。中国的陆海情况与它迵然不同,总体上是东南向临海的“滨、近海之国”。从大国土着眼,我们在看重沿海省(区、市)的同时还要看到近海省。近海省按区位可分3类:①中部近海省,涵盖中部地区6省;②西部近海省,有贵州、云南;③3个近海边疆省,即吉林(临海最近距离15千米)、黑龙江(临海最近距离<100千米)和云南(临海最近距离<500千米)。按此设想,现有沿海省(区、市)加3类近海省(区、市)共有24个,占全部省级单位的77%,这就能让更多的内陆省共享海洋资源,既有利于海洋共同开发和国土均衡,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和(海)港-腹(地)一体化,沿海省(区、市)和近海省(区、市)依托地缘关系共筑“和合国土”。

    (2)深陆和深海

    大国土包含“深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向地壳深部、深海大洋和洋壳的探索成为现实。表2列举了我国实施的部分大陆深钻和超深钻。此外,山东新汶矿业集团的一处矿井深1350米,是亚洲最深矿井;清华大学与四川二滩水电开发公司合作,在锦屏山覆盖层深2500米以下的引水隧洞旁建筑极深地下暗物质探测实验室。

    表2 我国实施的大陆深钻、超深钻一览表

    海洋正逐步成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食品生产基地、化石能源和新能源开发基地、新的水资源开发基地、新的医药资源开发基地,又是全球交通和物流通道。美国《面向21世纪海上合作战略》(2007年)认为:在世界所有国家中,美国和中国是海洋利益最大的国家(实际上两者缺乏可比性)。大国土中涵盖的深海指的是水深超过500米的海域,我国把深海资源开发列为超前部署领域,尚处于发展的中级阶段。表3概列出海平面以下的分层化。

    表3中所列海平面200米以下的深层水,保持低温、洁净,具有多种功能,在美国、日本、韩国开发利用这类较深的优质海水,已形成产业。

    (3)近空和“地空”

    城市高层建筑林立。全国大城市中现有5000多座5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建成世界第一高楼,在高密度的建成区中出现了不同产权单元在空间上层层叠加的现象,并愈益普遍化。这一层近地空间简称“地空”。表4列出了近空分层的高度以及各层对应的主要功能。

    表3 海平面以下分层化表

     

    表4近空分层化表

     

    我国利用低空(地表以上100米)风能发电居世界第四位,而“高空”(地表以上200米)风能尚未开发,这两层空域均在“地空”范围内。在更高空还有丰富、稳定的风能资源,其开发利用与航空飞行不兼容,待进一步研究。

    城市在向空中“长高”的同时还向地下延深。我国有10个城市已使用或正在建设地铁,另有8个城市提出或筹建地铁,到2020年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将达到2000~3000千米,表明城市“地铁时代”已经来临。

    “地空”和地下工程呼唤城市三维地质调查、三维地籍测绘和管理。

    4.城市“三维”地质调查和“三维”地籍测绘与管理

    地空和地下工程呼唤城市的三维地基调查和三维测绘调查,现在我国有6个城市在试点,上海、北京已经验收。

    “上海市三维城市地质调查”项目按“中心城-新城-郊区”3个规划功能区,建立“基岩地质层-第四纪地质层-工程地质层”3个层次的地质结构模型,使三维可视化地质信息系统、地面沉降防治、地下空间与地质环境容量评价、地球化学调查与农用地分等定级相对接,特别是搭建起大型、综合、动态的地理地质信息平台,可望打破多源、异构、多维数据形成的“信息孤岛”互不相通的僵局,实现全市地质信息由分散到集中管理、由平面到三维显示、由单项专业应用到多元服务的转变。另在全市地下工程普查的基础上,从黄浦区着手地下地籍调查,构建“地上地籍图-地下地籍图-地质图”系统,为地下空间管理提供有效支持。

    “北京市多参数立体地质调查”项目(2009年通过评审)推出的智能化三维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了全方位的科学依据。

    在完成6个城市试点的基础上,将考虑另33个超大城市的“三维”地质调查。

    深圳市国土与房产局正启动“三维地籍”的专项研究,这是有关城市“三维”地籍测绘和管理研究,在国内外尚处于探索阶段。而历来以二维宗地为核心、以“四至”为边界的传统地籍,都建立在宗地内产权主体同质化的基础上,而城市土地的立体化利用则以垂直方向上、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为前提,即地表、地上、地下空间可以分层开发并分属不同权利人,这就形成以六面体或多面体为基本单元的“三元产权体”,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复杂的产权簇或产权层,需要有相应的“三维地籍”测绘为支撑的“三维地籍”管理。此外,《物权法》要求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而任何不动产都占有一定的空间域,系统的三维地籍研究为在一个统一的技术框架下处理土地和房产的登记问题提供了可能。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研究地下空间资源管理与权籍调查关键技术,也有初步成果。

    从城市空间要素立体化趋势中可引出一种新型的财产权,即空间权,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相分离,成为一项独立的物权(参见《民法》第七百七十三条、第八百三十二条),在我国台湾省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空间权制度。

    住宅产业规划到2020年基本做到“户均一套房、人均一间房、功能配套、设备齐全”。在产业层面,青岛“海尔地产”为节能省地提出“小户大家(小户型、大社区),和谐住区”的理念。即通过5个空间结构把家庭做大:家居空间紧凑化,环境空间功能化,会馆空间场所化,商业空间生活化,网络空间无域化(建设数字化网络社区,用网络服务来解决物理空间解决不了的问题,使得生活无域化——与“虚拟地产”相联系)。而微观上的空间意识将会有助于模式和设计创新。

    (二)大资源

    1.内涵假设

    “大资源”即广义的自然资源及其组合开发利用。

    一是单门类自然资源及其多形态的综合利用,多功能的优选利用(如在农业用地中, 对耕作层既是“土壤水库”又是“土壤碳库”的合理利用),非常规资源和新资源的递进或接替利用。

    二是包括土地、水、矿产、生物、海洋、大气等在内的多门类自然资源及其优化组合和综合管理(如水、土资源综合管理,海洋综合管理)。

    三是大资源以土地、能源为根本,我国的耕地和宜居建设用地都是稀缺资源,要在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的前提下节约集约和多元利用土地,新能源比传统能源的范围大大拓宽,要在尽可能清洁利用化石能源的同时研发低碳导向下的替代能源。

    四是确立、推进基于生态系统的国土资源管理和海洋综合管理,与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相互交融,并探索资源、资本、资产“三位一体”的复合式管理方式,使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链、产业链、价值链层层相扣。

    五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积极利用包括国际海域在内的境外资源和公共资源。

    2.大资源与大能源

    中国在2012年将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在21世纪上半叶,能源在我国矿产资源中仍居首位。在低碳导向下的大能源发展离不开大资源、大地质的支撑(表5)。

    3.单项管理案例

    水利部基于我国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的突出水情和严峻的水资源形势,从2009年开始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这比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晚13年,但所规定的“三道红线”——开发利用“红线”即控制用水总量;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即控制入河排污总量;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即遏制用水浪费——是对水量、水质和水耗的综合调控,体现了水资源和水环境管理的相对统一,起点高于只设“一道红线”的土地管理制度,也可以说把土地管理、利用的两个最严格制度“合二而一”了。

    2009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德国波茨坦气候研究所的科学家量化分析了“蓝水”和“绿水”,其中,“蓝水”是来自河流和地下含水层的水资源,占35%,“绿水”则是源于降水、存储于土壤并通过植被蒸发而消耗掉的水资源,占65%;科学家们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应该大力研发绿水资源利用技术,由此可见土壤水作为“大资源”的一个分支兼及“大土地”“大地质”领域,应予以重视。

    表5 大能源战略及其资源、地质支持一览表

    :①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地质代表团得到启示:“非传统能源越来越受到重视,能源多样性是今后出路所在。可再生型能源可能是未来能源的主体。”

    4.综合管理案例

    中国工程院2007年关于《东北地区有关水土资源配置、生态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战略问题研究》指出,基于东北是我国水土资源搭配最好的地区,可以建成全国最大的优质商品粮基地,而东北地区过去的垦荒,实际上是占用了林、草、湿地。目前的生态与环境状况,已到了临界状态。因此得出一条基本结论:“东北地区土地利用的总体格局应当是:耕地总量不再增加,林、草、湿地不再减少,城市和工矿用地合理控制”;并指出东北“西部地区的农业发展方向必须是农牧结合,以牧为主;农作物……以雨养农业为主,在缺水地区不宜种植水稻”等,在宏观上都有道理。但一年后,即2008年推出的《吉林省增产百亿斤1斤商品粮能力建设总体规划》中规划投资62亿元引嫩入白、以稻治碱,用5年时间在该省西部新增255万亩基本农田。这反映出国家战略研究与地方战略行动脱节,见仁见智,有待实践检验。

    多门类资源的综合管理,如作为复合式资源和空间的海洋综合管理,已成为国际趋势。其核心思想是从分散的行业管理转向跨行业、跨学科和跨部门的、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20世纪90年代中期,厦门市率先建立了海洋综合管理体制,成为有关国际组织部署的东亚海洋防污和管理的示范区,但推广不易。国家海洋局受权“综合管理中国海域”已10多年,尚难到位。对此,《2010~2020中国海洋战略研究》第五章中有具体建议。

    (三)大地质

    1.内涵假设

    大地质基于经济、社会与时俱进和地质工作功能最大化,不断扩大服务领域、贯穿于生产和生态建设的全过程。

    一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打好三个(应用)基础,即资源基础(开源、节流)、环境基础(保护、修复和防灾减灾)和工程基础(岩土工程),都有旺盛需求,为夯实资源和工程基础服务的地勘、工勘已商业化, 作为环境基础前期工作的“全国土壤现状调查与污染防治大计划”(2006年)正在实施中。

    二是大地质工作即大地质产业,它跨三次产业,即为“一产”服务的农业地球化学调查和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融入矿业(现属“二产”)的矿产勘查和融入工程业的工勘作业,隶属“三产”的地质科学研究和信息服务,分别拉长产业链,不自成独立体系,大地质≠大地矿(对1991年提出的“地矿产业”要反思),按这个产业定位,现行地勘行业管理的覆盖范围还要加宽。

    三是基于国家财政支持、走在商业性地质工作的前面的公益性地质工作要做大,其信息供全社会共享,基于市场和地勘基金的商业性地质工作规模更大。

    四是地学研究多元化,地球科学正从传统的分散的单学科研究向地球系统科学研究转变,地质科学也要向地球系统科学即“大地学”拓展。

    五是适应“矿产资源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立足国内的同时,“走出去”开拓境外地质工作,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失时机地做好前期服务。

    2.大地质与大地学

    基于地质科学的大地质和基于地球科学的大地学,其研究对象相同而研究领域不同。大地学的包容面广于大地质,但有交融态势(表6)。

    表6 大地学与大地质研究方向的概略比较表

    由表6可见,两者的共同点比较多,有向地球系统科学合流趋势,但在学科上仍显示出整体和局部相包含关系的脉络。“大地质”栏中未列举的海洋、陆地地表过程恰是“大国土”关注的热点领域。

    3.大地学——科技和信息服务

    公益性地质工作以地质图件为窗口面向全社会服务。英国地调局2006年发起的《全球1∶100万数字地质图计划》,产生于矿产资源全球化催生地质调查全球化的背景,旨在推进各国既有地质图数据网络化和国际共享。为保护市民避免遭受地震、海啸、滑坡和火山爆发等地质灾害的威胁,由联合国发起在日本神户通过的《2005~2025兵库行动框架》,有关信息和知识都要及时传输到全社会。

    2008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已形成测绘服务、遥感服务、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导航4大支柱产业,总产值>600亿元;2009年增速20%,从业人员达40万人,机构>1万家;预计到2010年达到800亿~1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长5000亿元。目前,全国唯一、初具规模的黑龙江省地理信息产业园2007年在哈尔滨开园,已建起国际地理空间数据加工基地和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前景看好。《北京空间信息产业调研白皮书》披露,该产业应用领域扩大到数字奥运、政府共享平台、数据库、防灾减灾等方面,国际合作领先于全国。

    四、浅释

    “三大”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以“四面体”(图2)示意:A代表“大土地”,B代表“大海洋”,它们是“大国土”的两个主要载体,C代表“大资源”,D代表“大地质”作为基础置于底面。

    图2“三大”内在联系示意图

    (一)“四面体”扫描

    “大国土”与“大资源”有交叉重叠,宜各有侧重:“大国土”重在空间,以地表面、海平面为通用界面;“大资源”重在物质和能量,以水土、生物、能源和矿产为载体;“大地质”连同“大测绘”提供科学支撑和信息服务。三者构成一个统一、聚合的“四面体”。我国陆地空间虽大、资源品种虽多,但受结构性矛盾的深度制约,难题不少。

    定格国土空间区位的“大土地(A)”和“大海洋(B)”,其中“大土地”“七山二水一分田”,又派生出:A 高原和山地型土地结构(平原少,后备耕地少,开发成本高),A-C中低产型耕地、草地结构(优质耕地、草地少,又是少林国家)和大江河与中小湖泊型的陆地水域结构(淡水少);“大海洋”“三海两链半纷争”,源于A-B单面陆缘海与陆中海型海洋结构,而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共29个,其中15个直接相邻),于本国资源禀赋弊多利少;“大资源(C)”“门类多、总量大、人均少、时空分布不均衡、相互匹配不理想”,又派生出煤基型化石能源结构(高碳、高硫空间)和低品位型非煤大宗矿产结构(富矿少)等。

    (二)“三大”的必然性和价值取向

    “三大”既是科学理念,又是顺应必然趋势的战略定位(表7)。作为人口过量的资源大国和经济大国,必须从大处着眼,针对国土开发中长期存在的几个倾向性问题(表1),集中多方面智慧谋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大格局”(表8),使“三大”的组合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表7“三大”的必然性一览表

    表8营造国土、资源的“和合”大格局一览表

    以上大格局,有的正在形成,有的受体制和机制束缚,施展不开。现行体制、机制问题如表9所列,要有序、分期研究解决。

    提出“三大”,旨在落实科学发展观,融合部门职能,加强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与时俱进、因人而异(表10),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

    表9 “三大”的体制、机制问题一览表

    表10 人对“三大”的阶梯式需求一览表

    资源“瓶颈”有两重性,要以“三大”为杠杆,与经济发展互动,形成供、需“双向制约”,同时,还受生态、社会、政治等“多重制约”(表11)。

    表11 供需双向和多向制约一览表

    下一步,“三大”的研究领域再向“五维”拓宽,“五维”除时间维、空间维外还包括市场维、环境维、文化维。

    (三)推进“三大”的路径选择

    对于推进“三大”的路径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把“国家可持续发展国土资源战略研究”项目持久化、常态化,提高研究内容的战略含量,从国家层面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协调力度。

    2)编制部门战略规划,或加强部门发展规划的战略引导,向“三大”提升。

    3)有条件地实施部内整合,发挥基础地质调查、测绘、国土信息和经济研究工作对土地、矿产资源和海洋管理的全面支撑作用。

    4)基于“智能地球”(中国),搭建国土资源管理信息化的综合平台,从小到大,分步实现多门类资源的信息交流和共享。

    5)加强跨部门协调,在政企分开、所有权与行政权分离的前提下,逐步推进“非全能”、服务型的大部门制。

    6)在现行法规基础上适时启动国土资源和空间的综合立法。

    (四)几点困惑

    1)国土、资源管理和地质工作中积累下来的矛盾比较多,化解矛盾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是不是推出“三大”的合适时机?

    2)“三大”是从国家层面立意的,眼下设想“三大”的高度还不完全上得去。

    3)“三大”的容量放大了,没有现成的抓手,有待于实践中探索。

    (该文原载《国土资源战略与构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2009年度)》、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国际动态与参考》2010年第1期(总第439期)。本文为国土资源管理改革与战略高层论坛上的演讲。演讲于2009年11月19日。郭文华、刘丽、陈静、李政制作图表,王凌云整理。)

     
     
    国土资源战略研究的起点和基点

    中国与世界的经贸关系打开一扇崭新的窗户

     

    2015年5月20日,出访巴西的李克强总理在里约热内卢州长陪同下,登上中国北车长春客车公司为里约奥运专线制造的地铁列车,体验其启动、加速、减速停车等运行的全过程。

     

        巴西名城里约热内卢的地铁公司内,一辆从中国长春跨越重洋而来的银色列车,亮眼地停在试运行轨道上。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里约州州长陪同下,步入车厢体验列车的舒适度和安全度。“这是中国装备的机遇,也是对中国装备制造的检验!”得知里约市民对中国产的地铁列车非常满意后,李克强当即表示,要把这个项目打造成中巴国际产能合作的“新典范”。

     

        这一幕发生在巴西当地时间2015年5月20日上午。李克强就任总理后首访拉美四国,而“国际产能合作”正是贯穿此访的一个核心理念。

     

        就在5月17日李克强踏上访程的前一天,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这是首次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被舆论解读为“重要的路线图”。

     

        事实上,这一路线图此前多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部署过。作为中国在全球经济舞台上亮出的一张新牌,国际产能合作也经历过一个相互磨合深化与认同的过程。观察人士注意到,从最初的“双方”合作演进至“多方”合作,正是基于各方利益的最大契合点,国际社会才对此积极回应。国际产能合作的核心理念即:位于全球价值链上不同位置的国家,通过多方产业、资金及技术合作,共同“分享”工业文明与和平发展曙光,在多方深度合作中,提升各自位置,重构价值链,实现“多赢”格局。

     

        这样基于全球视野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势必给中国带来更多红利。正如李克强在常务会上多次强调的,借国际产能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和价值链重构,是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的重大机遇。

     

        ■ 改革开放初期,靠输入生产线成就了风靡全球的“中国制造”,现在我们也走到“产业输出”的时候了

     

        在被视为“行政系统最高决策平台”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不到40天内,李克强总理先后两次部署国际产能合作。

     

        2014年12月24日的常务会议,部署加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力度,李克强明确提及与国际产能合作有关内容。

     

        2015年1月28日,常务会议题中出现了“部署加快中国装备‘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需求。”总理说,“这不仅有利于当前经济发展,更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中国经济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的重大机遇。”

     

        据悉,当天会议上,针对这一议题,足足研究讨论了两个多小时。

     

        国务院常务会议初步确定了国际产能合作由政府推动、企业主导、金融支持的运作模式。

     

        2015年4月15日的常务会上,一个细节透露出总理对于这一议题的高度重视:当天的会议部署落实2015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这一条要写进来!”在上会文件原有表述之外,李克强特意要求加上两项内容,其中一项就是“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李克强在多次常务会上阐释过国际产能合作对于中国经济的深远意义。

     

        “我们常说,要从‘产品输出’向‘资本输出’升级,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产业输出’。这也与发达国家的转型路径相吻合。”他在今年年初的一次常务会上说,“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国家把大批生产线转移到我国沿海地区,成就了风靡全球的‘中国制造’,现在我们也走到‘产业输出’的时候了。”

     

        总理进一步强调,推动中国装备及优质产能“走出去”,目前是一个极好的时点。

     

        “现在不仅发展中国家,包括中东欧的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基础设施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甚至有些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也面临老化等问题。”李克强说,“中国在这方面的性价比有很强的竞争力,因而要不失时机加快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与各国广泛进行产能合作。”

     

        ■ 国际产能合作不仅帮助输入国发展实体经济,也推进了其工业化进程

     

        梳理国际产能合作,李克强总理与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共进“天价早餐”,无疑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去年12月底,李克强出访哈萨克斯坦时,两位总理在早餐间围绕“中哈产能合作框架协议”初步敲定了一份价值180亿美元的大单。

     

        后来在2015年1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讲起了当时的情景。

     

        “哈萨克斯坦公共产品匮乏,希望加大投资力度、大兴基础设施建设。但他们国内水泥、平板玻璃等产能生产线一条都没有。所以我提议,与其他们向我们购买成品,不如我们去当地直接建厂。”总理说,“哈方一听非常乐意。因为中国输出生产线,不仅帮助他们发展了实体经济,也推进了他们的工业化进程。”

     

        也就是在这次常务会上,有关国际产能合作的行动路线图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比如,对于铁路、核电等重大装备,会议确定要“大力开拓”相关国际市场,探索采取合资、公私合营等投资运营方式,为有需求的国家提供工程设计咨询、施工建设、装备供应、运营维护等全方位服务,并通过国际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

     

        《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发布后,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曾表示:“确立国际产能合作计划目标后,与一些国家的产能合作取得积极成效。今年仅仅与哈萨克斯坦几个月的合作,订单预计就超过500亿美元,相当于2014年全年出口额的一半。”

     

        ■ 国际产能合作:中国与世界的经贸关系、合作关系就此打开一扇崭新的窗户

     

        2015年李克强总理访问法国期间会见法国总统奥朗德,并同法国总理瓦尔斯举行会谈,两国政府共同发表了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联合声明和中法核能合作联合声明。

     

        2015年6月,李克强总理访问欧盟。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共同出席中欧工商峰会时,李克强在致辞中说:“2014年,中欧每天的贸易量就超过17亿美元,全年贸易额超过6000亿美元。中欧作为全球两大重要经济体,应该携手共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讲到这里,他笑着转身,对着同样坐在主席台上的容克说:“中方参与欧洲投资计划的考虑是宏大的,主席先生须得有个好胃口。”

     

        这是李克强与容克的第一次会面。他力推的“国际产能合作”与容克提出的“欧洲投资计划”不谋而合。最终,中欧双方达成广泛共识,同意建立中欧共同投资基金,并尽早达成一个全面的中欧投资协定。

     

        此间评论称:基于国际产能合作这一全新思路,中国与世界的经贸关系、合作关系就此打开一扇崭新的窗户。

     

        据不完全统计,李克强总理出访巴西、哥伦比亚、秘鲁、智利拉美四国期间签署的基建、产能等实际项目及意向协议,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

     

        一个多月后总理出访欧洲,这份国际产能合作的成绩单被进一步丰富:中国与比利时签署12项双边合作文件,金额超过180亿欧元;中法两国政府共同发表了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联合声明和中法核能合作联合声明。

     

        这被媒体评价为“开拓性的联合声明”。此前国际社会还没有过这样的协议。在当今世界格局中,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拥有处在世界中端的工业生产线和装备制造水平。在这方面,法国等发达国家处于高端水平,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处在工业化的初期。

     

        对于中国总理力推的国际产能合作而言,这样的坐标系意味着巨大的机会。将中国的中端装备与法国的核“芯”技术结合起来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对中国而言,意味着存量资产得到盘活,促进产业链迈向中高端;对法国而言,意味着更多的出口与就业;而对第三方市场而言,则意味着获得更高性价比的装备与核“芯”技术,提升自身工业化水平。

     

        1+1+1>3:这正是国际产能合作的奥妙所在,也意味着中国会在全球市场上赢得更多和平发展伙伴,并从中获得更加持久的红利。

    正如李克强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所言:“中国经济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开放与改革一样,是我们今后发展的必由之路。”

    国务院常务会议回顾解读(九):国际产能合作:1+1+...

    孙大光(1917-2005),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交通和地质矿产工作优秀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原地质矿产部党组书记、部长,2005年1月13日10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革命道路

    孙大光同志,1917年1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寿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受到进步思想熏陶,向往革命。1932年在寿县中学读书期间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参加革命活动。1933年在上海长城书店学徒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调入共青团江苏省委发行部担任专职发行干事,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此后历任共青团上海市沪东区委组织部部长兼宣传部部长、闸北区委组织部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临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受

    共青团江苏省委指派,任上海学生南下抗日义勇军政委,南下参加两广抗日运动。七七事变后,前往广州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广州、重庆、贵阳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他在组织安排下,曾任国统区长春市社会局局长、教育局局长。以国民党长春接收大员身份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直至东北解放。1948年,参加内蒙古土改工作,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运输贡献

    新中国建立之初,孙大光同志历任东北交通部办公室主任、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交通处处长兼东北航务总局局长和大连海运学院院长、东北交通部秘书长。 1951年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就界河等事宜进行谈判并签订正式协议。同年任交通部北洋区海运管理局局长,开展了与波兰、捷克的国际远洋运输合作。1952年调入国家交通部,历任交通部计划司司长、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机关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1964年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为开辟中国远洋运输事业和改善公路、内河运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行业精神

    “文化大革命”期间,孙大光同志受到迫害,被关押、监禁长达5年半之久。 1975年恢复工作后,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局长,开始着手恢复和调整国家地质工作局面,同年任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矿产勘查和海洋地质工作,倡导并确立了“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地质工作指导思想。1979年9月任地质部部长、党组书记。在他的主持下,正式启动了《矿产资源法》起草工作,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得到了强有力的推进,为地矿行政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82年5月,地质部更名为地质矿产部后,任部长、党组书记。在他的主持下,塔里木石油勘查取得突破,地质队伍基地进城步伐加快,地质工作社会化、地勘单位企业化、地质成果商品化的“三化”改革方向得以确立,确定了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三光荣”行业精神。他以独特的言传身教和实情实景培养考察人才,为国家培养选拔了大批优秀年

    轻干部,前任总理温家宝就是其一手提拔至地质矿产部。他富有远见卓识,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促成了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中兴,为发展中国的地质矿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年 7月离休。

    身体力行

    退居二线以后,孙大光同志始终关注着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并身体力行,调查研究,向党中央建言献策。 1996年秋天,当他看到故乡教育设施仍然十分落后,毅然将他毕生精心珍藏的文物和字画,分两批捐给安徽省博物馆和安徽省的教育事业。他在病重期间,仍关心国家大事和国土资源事业的发展。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品格。

    人物评价

    孙大光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新中国的交通事业和地质矿产事业无私地奉献了一生。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坚持真理,刚正耿直,无私无畏,光明磊落,才思敏捷,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严于律己,兢兢业业,实事求是,知人善任,平易近人,联系群众。他艰苦奋斗,生活俭朴,始终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立下遗嘱,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科研事业,表现了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高尚情操。

    孙大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的业绩将永载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光荣史册。

    孙大光同志永垂不朽!

    温家宝悼文

    深切怀念孙大光同志

    孙大光同志于五年前的今天走完了88年的人生历程。他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革命家、政治家,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共和国建设做出的卓著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留在我们心中的音容笑貌至今不能磨灭。

    孙大光同志从16岁开始投身党的秘密工作,解放后即加入到新中国交通事业的领导行列,“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关押。1975年5月末,大光同志在“文革”中历经磨难后复出,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局长。时值“文革”后期,地质部门属于“文革”重灾区,可谓“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只身履新,义无反顾。

    上任之初,“文革”尚未结束。他迅即进入角色,在向“四人帮”夺回失去时间的激愤心情中,以饱受摧残之躯和革命家的硬骨头,不屈从极“左”路线的统治,大力整顿、恢复工作秩序,实际上是与“文革”唱反调。同时,不放松当时建设急需的几项勘查任务部署。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光同志精神倍增,坚决贯彻邓小平的路线方针,肃清极“左”的流毒和影响;平反“文革”期间造成的

    大量冤假错案,解放大批干部;调整和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开展“工业学大庆”,只用几年时间就收拾起烂摊子,把大局稳定下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地质部门是一个专业化的技术部门,带有封闭或半封闭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光同志强调地质工作为国民经济服务,这是一个调整的任务,也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以后,大光同志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建立适应新经济体制的地质工作管理体制,包括行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1979年他率团赴美考察后提出了“探采结合”体制。可以说,大光同志既是思想解放、积极改革的,又是坚持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尊重地质工作规律的。原地矿部《关于简政放权、搞活地质队的暂行规定》、《地质工作体制改革总体构想纲要(讨论稿)》都是他离任前出台或启动的。

    1979年实行“以地质—找矿为中心”,不仅体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而且从根本上摆脱了“一五”以来地质工作目的与手段争论不休的困局;制定《地质工作三年调整纲要》,解决控制勘探、加强区域调查和普查,突出能源地质工作,扩大地质工作服务领域等问题;先后部署新一轮油气勘查工作和新一轮固体矿产普查工作。启动《矿产资源法》的调研和起草,把地矿工作引向法制的轨道。他对看准了的事,说干就干,一抓到底。对有分歧的意见,容许争论,但从不议而不决。他主持会议、处理问题,总是棱角分明、干脆利落,不拘泥小节或拖泥带水。这都表现了他的决断力。

    大光同志经常深入基层,关心野外职工疾苦。1976年唐山地震后,火速赶往丰润、唐山一带看望冀东铁矿会战指挥部、实验室和地质分队的职工,在余震威胁、大雨倾盆和异味扑鼻中颠簸了三天。后来在全国跑过近百个地质队,亲身体察到野外工作、生活的艰辛。重视地质队基地建设是他时刻把职工冷暖放在心上的集中表现。在他强调和推动下,这项工作被提到地质部门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了依托大中城市的方针,逐步建成工作、学习、生活三结合的后方基地。1983年末他主持召开地质队基地建设会议,制定总体规划,保障这项工作持续下去,使大部分地质队的后顾之忧逐步得以缓解。历来流动、分散、以野外作业为基础的地质工作,从此有了相对稳定的“前进阵地”和栖身之所,这一转折与大光同志统筹全局的气度和深入一线的作风是分不开的。基地建设不仅有利于地质工作发展和转型,而且惠及地质部门的大多数人,被交口赞誉为“功德无量”的“人心工程”。“李四光抓科技,何长工抓教育,孙大光抓基地”的说法在地质部门职工中广为传颂。

    1975—1985年正值我党、我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关头。这10年在大光同志毕生的职业生涯中,与从事地下工作的15年和交通行业的18年相比,要短一些,但他为我国地质工作“筚路蓝缕”所做的贡献更见辉煌。总括大光同志主持地质(矿)部门工作的10年,可以说是新中国地质工作从乱到治、实现历史性转折的10年,在逆境中恢复和中兴的10年,地质工作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酝酿和探索的10年,无论地质—找矿效果或钻探工作量都是新中国地质工作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

    大光同志光明磊落,知错必改。他主持地质(矿)部门工作10年也曾有过失误,如在1976—1979年富铁矿会战期间地质队伍快速膨胀,造成了不良后果。大光同志发现后,从1979年开始严格控制队伍规模,1980年停止内部招工,力图“消肿”。对此,他既不讳疾忌医,也不文过饰非,而坦称“后悔莫及”。

    大光同志退下来后,从不干预新班子的工作,不到部机关去“指手画脚”,但仍然关心地矿工作。他以69岁高龄远驰西藏,走访三个地质队,了解野外工作、生活情况,鉴于当地找煤的希望不大,提出“一靠天(太阳能)、二靠地(地热能)”的工作建议。1989年在中共第十三届五中全会中顾委第二组会上作“矿产资源形势危机四伏”的发言,这番慷慨陈词促成了翌年2月原地矿部向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汇报。特别是1999

    年以耄耋之年就中国新星石油公司在改革、重组中的去向问题“斗胆披沥”,上书党政最高领导,在理清思路中起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他对地矿工作的深厚情结,久而弥坚,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85年9月,大光同志离开原地矿部领导岗位,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退居二线后,戏称“闲云野鹤”,四处走动,实际上时刻关心改革开放、国计民生、党风党建大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大光同志晚年,忧国、忧民、忧党之心从未稍息,而且目光犀利,洞察时弊,思如潮涌。这段时间,我同他在地矿工作方面的交往少了,却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感受到他特立独行的倔犟禀性。

    大光同志对此后党的历届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文件无不认真学习、研读,并积极建言献策,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中央的负责精神和使命感。有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由于言词激烈一点,原本共同起草的联署人有顾虑,就改由大光同志单独上报。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7月中顾委常委扩大会后,大光同志响应会议主持者的号召,上书中顾委领导。其中针对当时的物价问题、经济理论和政策认识混乱的问题、党的生活中的“透明度”问题、党的建设和党风问题,痛切陈辞,直言不讳。特别在党风问题上,历数“人们谈论的所谓‘三上三下’(即:‘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者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高级干部的子女出国和工作安排问题、干部的使用问题、党的高层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直指社会风气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三四千言,可以说是一位积5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用赤胆忠心凝聚成的字字珠玑,给人以很大的穿透力和震撼力,从他“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忠荩之言,难免逆耳。心所谓危,不敢讳饰,党性犹存,岂能为个人之苟安计”的心声和最后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尾语“我说了,我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作为结束,不难看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爱党、忧党的纯洁党性和坦荡情怀,是弥足珍贵的。

    1990年8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小组会上,大光同志作了“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的发言,其中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如何缩小城乡差别、如何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端正党风要动真,在当前的政治与经济形势方面涉及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内容丰富,鞭辟入里,在会上有很大反响。

    大光同志践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准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提出复查刘少奇冤案的第一人。他能言人之不敢言,既源于他大半生的政治阅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更发自他与党肝胆相照的浩然之气。“心底无私天地宽”,才能仗义执言,无所畏惧,不计其余。

    1986年秋天,大光同志看到故乡教育设施仍十分落后,毅然将他后半生精心珍藏的文物和字画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和地方教育事业,以补学济困。这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彻底革命和无私奉献精神。

    大光同志年逾古稀后,率先并领衔给党中央提出“关于取消向遗体告别仪式的建议”: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研究事业。这一建议在党内外引起广泛、深刻的反响。他和一批老同志共同认为,“纪念逝者,发一纸讣告,在报刊上介绍生平,或发表悼念文章回顾其功绩”,同样可以“寄托我们的哀思”,而无需许多生者形式主义地“劳民伤财”。这项移风易俗、丧事简办的倡议和个人做最后一次贡献的“坚决要求”,渗透出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高风亮节,并在大光同志身后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兑现。

    我与大光同志于1981年8月第一次接触,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得到兼有领导、严师、益友的感受。大光同志对我和同期一批中青年干部的关怀、教诲和培养,情真意切,言犹在耳。特别是他对年轻人寄以厚望,委以重任,指明了方向就大胆放手,让他们去施展、开拓,这是很少有、也很难得的。大光同志的思想境界和工作能力堪称高超,但少有“领导高明论”;他驾驭全局往往挥洒自如,但并不恋栈、揽权;他悉心培养年轻干部,诲人不倦,却不指手画脚。

    大光同志本不熟悉地质业务,到地质部门工作是“外行领导内行”,这是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的接替、转换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他首先以不畏难的精神接受这个挑战,下了不少功夫钻业务,同时“深感地质工作必须由内行来领导,如果自己不懂,工作起来就像是隔靴搔痒。如果一大批领导骨干不懂或不很懂专业技术知识,就会贻误整个事业的发展”。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外行领导内行”,或干部“四化”以来的“内行领导内行”,都有领导得好或比较好的,也有领导得不好或不够好的,这有多种原因。大光同志对地质工作的领导应属前者之列无疑,一方面,他以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高瞻远瞩,控制全局;另一方面,重视和推进干部“四化”,依靠专业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把事业推向前进。大光同志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自我学习能力,由外行变为内行,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980年地质工作的管理体制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领导后,大光同志把注意力逐步转向选拔干部、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在创造性地完成这项“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中起了很好的典范作用。他从近年擢升为省局领导的中青年干部中筛选若干优秀分子作为考察对象,亲自带队赴基层做三四十天的流动调研。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行业小团队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谈一路,各抒己见,议论风生。大光同志在与大家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兼听各方意见,近距离以至零距离地观察、鉴别干部,从而获得比较系统的第一手资料,也对组织部门提供的考核材料进行验证,做到心中有数。从1980年开始,先后组织了五批这样的考察,涉及30多名中青年干部。我有幸参加了第二批和第四批考察,在大光同志的言传身教、年轻干部相互学习和向基层干部学习中获益良多、终身受用,也切身感受到大光同志为此的殚精竭虑。这样做,既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既有唯物论、又有辩证法,可谓“独具一格”,曾受到中组部的高度评价。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是这样从山沟里被选拔出来,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

    大光同志选人唯贤,选人唯实,选人从严。不仅从既有的实绩选人,而且对选上来的人也静观其进,静观其变,把动态考察贯穿于选拔、使用的全过程。

    大光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历来勤于学习,博览群书,特别钟情于史籍。他认为,政治是历史的积累,不懂历史就不懂政治。在“文革”中身陷囹圄的后两年,每天读书一万字,将马、恩、列、斯全集通读了两遍;出狱后一两年时间里,又读完了十大本《世界通史》等。与大光同志共过事的人,无不佩服他谙史于心、博古通今,这是他作为政治家、懂政治所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跟大光同志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常感叹,弄不懂他有多大的知识,跟着他永远有学不完的东西。实际上,大光同志作为终身学习者,是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

    “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光同志的睿智、思想和品格将与我们同在。

    孙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