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长工

何长工（1900-1987），原名何坤，湖南华容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军事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湖南长沙甲种工业学校，去北京长辛店法文专修馆半工半读，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去比利时做工。1924年回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5年在湖南南县、华容从事学生运动，曾任新华中学校长，并任该校中共党委书记，创建该地区中共党团组织。1926年秋任华容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中共南（县）华（容）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人物生平

革命早期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后任连党代表。同年9月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

1928年初曾被毛泽东派到王佐部队做政治工作。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二团党代表、红四军三十二团党代表兼中共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中共湘赣特委委员、前敌委员会常委。何长工也是朱毛会师的关键人物，他奉毛泽东之命到韶关寻找朱德部队。

1929年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曾率赤卫军等坚持井冈山斗争。后任红五军五纵队党代表。

1930年5月任红八军军长，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参与开辟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攻打长沙的战斗。

1931年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

1932年3月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委。

1933年10月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

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2月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

1934年9月奉中共中央指示，与潘汉年一起到寻邬筠门岭，与反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达成就地停战等五项秘密协议，后红军长征经过陈部防区时未遭堵截。长征初期他任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遵义会议后任红九军团政委，曾与军团长罗炳辉率部在侧翼单独行动，担负掩护和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任务。红九军团曾受到张国焘拉拢，这是后来何长工不再被毛泽东重用的重要原因。

1936年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任职

历任两延（延长、延川）河防司令员兼政委，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校长兼政委、总校教育长、副校长等职。

任东北军政大学代校长。1947年起任东北军区军工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1952年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部长是李四光）。

1975年10月任军政大学副校长。

1977年12月任军事学院副院长。他是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他还是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7年12月29日在北京病逝。著有《难忘的岁月》。

人物轶事

受器重与信赖

没有谁能象何长工那样受到毛泽东如此器重和信赖，他是幸运的。可以说，他在井冈山时期，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灿烂，光彩夺目的一段。秋收暴动期间，他与杨立三设计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尔后，他又身负重任，只身一人前往湖南长沙，寻找党的组织，沟通了这支弱小红军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何长工不辱使命，苦于奔波，在广东韶关，一次偶尔的机会，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分部队会合，为以后朱、毛两军会师奠定了基础。

典型知识分子

何长工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出过洋，留过学，当过教书先生，他出任过团防局团总。应该说，他的经历是复杂的，具有传奇色彩。

改造王佐

1928年春天，他尚未抖去身上的尘土，便又踏上了征程，去改造井冈山的山大王——王佐。

改造王佐部队，他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王佐部队的现状，何长工并不是不了解。当毛泽东将任务交给他时，他脸上露出了难色。是接受？还是婉言拒绝？何长工犯难了。他暗自思忖：谈经验，他没有半点；谈威望，他只不过是卫生队的党代表，营级干部，在他之上还有更大的官，为什么偏偏要他去？面对着一支劣习成性的农民队伍，他凭什么能耐能将它改造好？何长工硬是拼着一股倔劲，勇敢接受了任务。

改造工作并不是很顺利。何长工凭着自己的信念和勇气，摸着石头过河，经历艰辛磨砺，尝尽了甜酸苦辣。开始时，王佐对他并不信任，直到他帮助王佐将尹道一的部队歼灭后，才获得了王佐对他的信任。至此，他与王佐建立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关系，为这支农民武装的改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王佐不幸遇难后，何长工悲痛不已。直到逝世前，常念及与他出生入死，共患难的战友。全国解放后的1977年，何长工千里来寻故地，触景伤情，当他见到王佐的后代时，不禁潸然泪下。在那黑白颠倒的“文革”期间，现代京剧《杜鹃山》以柯湘的形象出现舞台时，何长工感慨万千，忿愤不已。这种情感，即是对战友的深切怀念，也是对那黑白不分年代的愤慨。

挫折

人的一生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也有不顺心的时候，甚至于痛不欲生的时候。高潮与低潮、顺利与不顺利相交替。1929年的冬天，那是个非人生存的年代。井冈山上连下四十多天的大雪，平地积雪一尺多深。困境中的红军将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面对敌军二十一个团兵的进剿，何长工并不畏惧。在经过黄洋界上一场激战后，哨口终于失守，敌人象蝗虫似的蜂拥而至。何长工带领他所属部队，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解下绑腿，从悬崖峭壁中获得新生。然而，何长工的腿却在这场生与死的搏斗中留下了终生的残疾……

家人被害

最令何长工愤慨和悲伤的莫过于敌人的残忍。二战时期，何长工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他的爱妻叫孟素亚，是一个知书达理、贤惠体贴的女人，何长工与她感情笃深。长沙马日事变后，何长工告别了温暖的家庭，舍弃了与他朝夕相处的爱妻，投身革命。那时的境况，令中国老百姓不寒而栗，到处是捉拿共产党人的悬赏令，到处是血雨腥风，白色恐怖湮没了整个神州大地。何长工与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抱着崇高的信仰，为着千百万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毅然舍弃幸福的家庭。这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是令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铭记在心！

1930年，何长工与他的同僚李灿，率部攻克长沙，锋芒直指湖南老家。反动派们恐慌万丈，便蓄意将何家亲属扣为人质，最后将他们（含孟素亚、何光球、何光星）一家三十余口全部杀害。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沱江水，何长工这位堂堂七尺男子汉，终于也落下了悲痛的泪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承受了巨大的牺牲!

先大家后小家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历史曾给予何长工一次机遇。然而，他放弃了。三十年代初，何长工作为红军的高级将领，

参加了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的苏区红军代表大会。受地方党委托，他冒着生命危险，从鄂南赶至上海，并携带黄金，以筹集党中央的经费。黄金为数不是太多，可它却是苏区人民的一片心，这里头凝聚着何长工等一批红军将士的心血！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下，红军生活是那样艰苦，战士们节衣缩食，积攒了一批黄金，这黄金是心血，是汗水，它来之不易！党中央的负责同志为之感慨不已！

当负责同志告诉他，打算将他的妻子和儿子接到上海来时，何长工婉言谢绝了。理由很简单：他们是湖南人，不懂上海话，且又是白区，难免会暴露。这点不充分的理由，足见他高尚的风格。他想的是党，而不是家庭，倘若这种事情发生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世人肯定会说他是个大傻瓜，然而，他却甘愿做了这个大“傻瓜”！

仕途曲折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对于官职只能上而不能下，这是常人所共有的心理。何长工的职务时升时降。土地革命战争时，何长工的职位，时而由小到大，时而由大到小，这种变化假如放在今天，恐怕人们是很难接受的。按何长工的资历，他是个留洋生，能说会写，能力极强。秋暴时，他由一个掌管几十万人口的县团防局团总，骤变成警卫团一个小小的班长，旁人都为他打抱不平。说他是当团长的材料，至少也可当个营长。何长工并没有计较这些。他从班长、参谋、卫生队党代表、团党代表、红八军军长，逐渐递升，一步一个台阶。对于职务，何长工是想的通的。他的部下，随着时代的变迁，有的与他平级，有的还高出于他。他把职务看成是党的事业，而不是当官做老爷。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他的职务时高时低，从不摆老资格，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从严要求自己。1978年，随着改革大潮的涌来，德高望重的何老，积极支持党中央能上能下的干部政策，多次向党中央打报告，主动让贤，退居二线，在全党作出了表率作用。何老一生中最高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在他八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是一头牛，一头革命的老黄牛！

教育事业

何长工是我党历史上最早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家之一，曾在红军时期创办过红军大学，后长期领导抗日军政大学。1948年4月出任东北兵工专门学校（沈阳建筑大学、沈阳理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前身）校长，并亲自为学校选址。解放后又创办了北京工业学院（现为北京理工大学）。来到地质部（现为国土资源部）后，他首先从正规院校抓起，开始创办地质教育。

由于当时北京、长春两所地质学院组建不久，尚无校舍，当年招收的学生只能借地上课。为此，何长工亲自抓选择校址、师资调配、建校规模、重要基建物资供应等。他奔走往返，利用自己的特殊关系，争取学校所在地省、市领导和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建校进程。一年之后，新中国地质教育的最高学府——北京地质学院（现为中国地质大学）、长春地质学院（现为吉林大学地学部）教学楼竣工，学生们进入新校舍上课。

1 9 5 6 年，经高教部批准，何长工决定在西南重镇成都建立成都地质学院(现更名为成都理工大学）。筹建期间，何长工亲赴成都督战，一住就是一个月。在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的大力支持下，建设速度出乎意料，做到当年筹备，当年建设，当年开学。这种建设速度不仅是中国地质教育史上的奇迹，而且在我国其他行业院校建设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何长工又先后领导创办了南京、武汉、重庆、长春、西安、宣化、北京、郑州、广州、昆明等十所中等地质专业学校。地质教育高、中级成龙配套、地区分布布局合理，呈现出勃勃生机。

在抓正规院校建设的同时，何长工还狠抓了干部的业务培训。首先在北京地质学院举办了以部、司局级干部为对象的“老干部”班，请李四光等老地质学家当老师。另外，地质部各司局还举办了各类短训班，并派出近万人进入函授大学、夜大学学习。通过培训，使领导干部和职工的业务水平得到了提高，许多老干部逐渐由“外行”变成了“内行”，其中学得最好的是张同钰，后任地质部副部长。到1 9 6 6 年底，地质部已拥有二十万员工的地质队伍，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占四分之一以上。不仅壮大了地质队伍，而且在人员素质和技术配套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完善。

建立事业

何长工十分重视地质勘探装备和地质机械仪器生产。地质部建部前，这些装备和仪器全部依靠进口，我国还没有地质勘探装备和机械仪器制造工业。建部后，何长工提出自己生产地质勘探装备，他找到供应司长，让供应司先负责筹备，“如有困难解决不了，我亲自去“磕”头请人解决”。

何长工早年留法勤工俭学时学的是机械，后来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担任过多年军工部长、军械部长，对机械很内行。他深感若按照常规从头抓起，从建厂设计和培训人员到最后形成制造工业，起码需要几十年时间。为了缩短时间，何长工根据我国实际，采取了“借鸡生蛋”的办法。1 9 5 3 年，他先找了铁道部部长吕正操，把原属铁道部的张家口铁路工厂“一锅端”过来，并加以改造扩建，1 9 5 4 年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地质勘探装备制造厂——张家口探矿机械厂，结束了我国没有地质勘探装备工业的历史。

后来，何长工还以同样方法求援于兄弟部门和有关省（区、市）领导，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地质部先后建立了衡阳、上海、北京、天津、重庆等五个探矿机械厂和北京、上海、重庆等三个地质仪器厂及无锡钻探工具厂。地质勘探装备和机械仪器工业基本形成完整体系，产品生产初具规模。历经仿制——自行生产设计等阶段，到1 9 6 6 年，地质部直属工厂生产的勘探装备和精密机械仪器的先进水平得到公认，不仅保障了地质部门和其他地勘部门需要，而且还供应一些援外地质队伍。我国生产的地质勘探装备开始走出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