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我血荐轩辕

　　矿产资源是工业的粮食，我国主要金属矿产人均储量不足世界的1/4，且贫矿多、中小型矿山多。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重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供需矛盾突出。

　　提高资源保障能力，必须坚持立足国内，实施找矿行动。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地质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国务院通过的《地质找矿突破行动纲要》更是明确提出了地质找矿的“358”的目标，即3年有重大进展、5年有重大突破、8-10年重塑我国矿产勘查开发格局。这些都有力地推动着地质找矿工作大步前进，一大批地质工作者肩负起党和国家赋予的神圣使命，走向高原、荒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出新的历史篇章，涌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本报从这些闪光的人物中，选取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予以报道，并通过他们的事迹，展现广大地质找矿人员弘扬“三光荣”精神，为祖国寻找宝藏的动人画面。

　　圆了千年梦想

　　国务院参事、国土资源部原总工程师张洪涛眼里的青藏专项

　　“青藏专项的实施，填补了青藏高原中比例尺地质调查的空白，提出了全新的青藏高原地质演化和成矿理论，实现了找矿重大突破。”谈到青藏高原地质大调查项目取得的重大成果，国土资源部原总工程师张洪涛依然很兴奋。

　　今年2月14日，“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集成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作为唯一一个奖特等奖的第一完成人，张洪涛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了获奖感言。

　　青藏高原地质大调查项目1999年拉开帷幕。

　　张洪涛说，是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给了中国地质工作者一个圆梦的机缘。“不论是未知的矿产资源、原始生命演化，还是冈瓦纳/欧亚大陆碰撞机制、古特提斯洋消亡之轨迹，都让地质工作者们着迷。”张洪涛这位“差点没成为文学家”的地质学家的话里，果真弥漫着诗情画意。

　　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从事地质工作，而且一干就是10余年，其艰难困苦非常人能想象。“在青藏高原进行野外地质工作时，一位地质人员迷了路。他只好一件一件地烧自己的衣服，用火光引导救援者。零下十多度的天气，身上最后只剩下一条短裤。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张洪涛说。

　　在西藏，地质人员学会了“凌空飞渡”，那就是利用滑索渡江。“用手脚固定滑索，然后用力往岩石上一登，人就顺着滑索弹出去了。底下是滔滔的江水，脑子里一片空白，像要死掉一样。”说起这些经历，张洪涛心有余悸。

　　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地质工作者拉网式地徒步穿越了昆仑—羌塘—冈底斯—喜马拉雅线路，工作面积220万平方公里，路线总长度5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走了12圈。张洪涛告诉记者，项目实施的10年中，中央财政累计投入18亿元，组织了全国25个省、100多个产学研单位，每年有上万人次的地质工作者参战。

　　青藏专项取得了丰硕成果：填制了青藏高原177幅1：25万数字化地质图，填补了我国地质调查最后一块空白区。同时，项目首创多岛弧盆系构造理论，攻克了长期悬而未决的一些地质理论难题。而项目建立的陆缘增生—大陆碰撞成矿理论，揭示了青藏高原的区域成矿规律，解决了在哪里找大矿的问题。通过项目的实施，在西藏圈定了5大矿产资源勘查基地，还形成了在羌唐盆地找油的新认识。经测算，“十二五”期间规划建设的9个大型矿山投产后，西藏GDP将至少增加400-500亿元，实现GDP总量翻番。

　　做中国自己的装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先林的测绘人生

　　“我这十年的主要成果在国产测绘装备的科研创新上：一是航空数码相机，一是激光建模测量车。”这是一位不太愿意张扬的长者，但一旦谈起他为之沉醉的测绘人生，他马上就会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激情四射。这位老人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名誉院长，被誉为“测绘领域的袁隆平”的刘先林先生。从1957年踏入武汉测绘学院大门算起，刘先林用默默无闻地奉献精准地绘制着自己的人生坐标系。也正是他，把中国的航测技术从模拟时代带入了信息化时代。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研制不出精密航空测量仪器，许多外商漫天要价。刘先林再也不愿意受这样的“刺激”。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仿佛永远只会笑的科学家震怒了一把：“做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测绘仪器，与国外产品一比高低！”

　　刘先林曾对新来院的年轻人发表过这样的演说：“祝贺你们进入了地狱的大门！测绘科研的道路，就是寻找到一条走出地狱的道路。”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是他的亲身感受。

　　他正是这样在“地狱”里凭着拼命三郎的劲头不停地探索：那时单位没有计算机，他一个人骑着辆破自行车到水利科学研究院、中科院计算机所甚至房山县的东方红炼油厂上机。那时，刚过40岁的他为了攻克拟合等高线函数的难关，夜以继日地写程序，结果使自己的一头黑发根根皆白。当老伴当着记者毫不避讳地抱怨他时，刘先林总是温和地微笑。刘先林说，如果没有老伴，家里早乱得天翻地覆了。

　　几十年来，刘先林和他的科研团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1984年，正射投影仪研制成功； 1988年，数字化的JX-3解析测图仪研制成功；1999年，新一代信息化需求的JX-4A全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研制成功；2005年，我国摄影测量大型仪器设备的国产设备使用率为95％……刘先林因此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们处在一个让中国人很骄傲的时代。我个人在这十年处于科技创新的顶峰阶段，觉得很欣慰、很幸运。”刘先林先生的话语让你感到，未来永远都充满希望。

　　开启海洋战略资源宝库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院研究员韩喜球的“神秘之约”

　　她白皙的皮肤，娟秀的脸庞，娇小的身材。初次见面，你很难将她与一位多次出海领衔大洋科考的首席科学家联系起来。

　　韩喜球1969年出生在浙江台州路桥；1986年入读成都地质学院地质学专业，4年后保送本校研究生；1993年，她来到了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转向全新的海洋地理研究领域。

　　2002年至2005年，已获浙江大学构造地质学博士学位的韩喜球应邀到德国基尔大学访问学习，期间4次参与德国的大洋科考。2005年韩喜球学成归国，也正是那一年，我国决定组织首次大洋环球科学考察，韩喜球成为首席科学家助理，参与了航段设计。

　　2007年，在我国大洋科考第19航次的科考任务中，韩喜球作为第三航段的首席科学家担纲起指挥任务。随着科考船的启航，她也“驶”入公众的视野。“每次出海科考，少则一个月、多则三个月。在茫茫大海上，一切困难都要靠自己去克服。”在韩喜球与海洋之间，已然生出了一份特殊的感情。

　　她先后5次参加国外科研机构组织的科考航次，9次参与组织领导中国大洋航次，航迹已遍及全球三大洋。频繁的国际合作和交流，使她把握住了海底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资源等国际海洋科研的前沿热点，成为这方面的权威专家。

　　2007年，她担任首席科学家助理在西南印度洋中脊成功发现了海底“黑烟囱”，实现了中国人在该领域“零”的突破；她领航第3航段横渡印度洋，在洋中脊发现了4个新的热液活动区，并获得了大量调查资料和岩矿样品；2010年，她领航大洋第21航次第7航段时，又在西南印度洋脊发现多个热液活动区和一个大型多金属硫化物矿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