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龙与博物馆              　　从世界范围来看，把恐龙研究和博物馆的普工作结合起来，并为此奉献一生的科学家中，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杨钟健可以说是一个典范。他1923年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就自费去德国著名的慕尼黑大学攻读古脊椎动物学。在回国后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他一直从事着这一学科的研究。中国的古鱼类、古哺乳动物甚至古人类的研究，都是由他奠基的。他一生中最大的。他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中国恐龙的研究，被称为"中国恐龙之父"。北京大学科学与民主的优良传统的熏陶，使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充满了爱国的激情。他深感要挽救当时腐败落后的中国，只有唤起民众的觉醒，这就需要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与水平。1925年，他还在德国留学时，就在国内公开出版的《学生杂志）第十二卷第八期上发表了〈论陈列馆）一文。1931年，他又在《北大学生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写了一篇文章，极力主张应在中国办好地质陈列馆。1936年5月，他在我国出版的《科学》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五期中写了一篇《关于陈列馆的意见》的文章。这是他对如何办好博物馆最富有代表性的组织、采集、研究、教育等各个方面介绍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经验。这篇文章对新中国成立后怎样办博物馆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为此他又称为中国自然博物包的拓荒人。　　1945年笔者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内外著名的古人类及旧石器专家贾兰坡教授的家中，结识了杨钟健先生。北京自然博物馆是1950年开始筹备的，杨先生的筹备委员。笔者是1952年到该馆工作的，故与老人家接触甚多。1959年，北京自然博物馆正式建馆，杨老担任馆长，在共事的日子里，他从未让人感受到是一个上司或学术权威，只觉得这是一位良师益友。1965年，笔者曾随他去陈列就是要搞大、特、奇，以吸引观众，恐龙是最重要的展品。你在博物馆工作，应该研究恐龙。"他的话坚定了我研究恐龙的决心与信心。十年浩劫中，杨先生受到冲击。他的房子被强占了，只能整天在3米多长、2米宽的走廊上活动。在他狭小的房间里，墙上挂着他设计的恐龙演化图，还挂着他写的一首"鸡鸣词"，词曰 ：鸡鸣好，好鸡鸣，风雨如晦仍不停，不嫌劳苦争先行，鸣来鸣去到天明，俯首共观东方红。好鸡鸣，鸡鸣好，活将八旬未算老，困难不计功能小，还将骨石当成宝，鸣到死时方算了。　　这是他在1975年写下的。他生于1897年，属鸡，故以鸡自况。这短短六十八个字的词，表达了他对包括恐龙在内的古脊椎动物的热爱。 　　"还将骨石当成宝"，实际上是在控诉"四人帮"扼杀科学的罪行。"鸣到死时方算了"，虽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矢志不渝，每次挨过"批斗"后，仍然潜心致力于科研。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张宝堃的协助下，他在1972年用中文打字机打字，复印出版了《古脊椎的研究成就和问题》以及《鑱石集》，以他亲身经历反思如何在中国开展古脊椎动物学研究。在《古脊椎的研究成就和问题》一书中他提出，我国有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都应建立自然博物馆（他的理想已实现了，云南禄丰县已有了恐龙博物馆）。在《鑱石集》中，他写了《恐龙不恐论》一文。　　在"文革"期间，笔者也因写了许多有关恐龙的科普文章而遭批斗。杨先生劝我不要沮丧，并以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试金石"来鼓励我，在困境中他给了笔者极大的安慰与勇气。当他听说笔者与董枝明先生要为科学出版社写一本《恐龙的故事》时，他特别高兴，并把他设计的恐龙演化与分类图贡献出来供使用。1974年9月该书出了第一版，1975年11月第二次印刷，共出版三十二万五千六百册。他听到这消息后，十分激动。为培养我国的古生物学家，他那无私的奉献精神堪称楷模，不愧为一代宗师。杨钟健情系恐龙与博物馆事业，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这两项造福人类的事业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