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资源大调查专项诞生始末

筹备地质“野战军”司令部

国土资源部成立前后，我国的地质队伍改革是按照野战军和地方部队两条线分头进行的，前者承担国家公益性地质工作，后者更多地承担商业性地质工作。这样的思路，源于1994年9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同志的批示：地质队伍要逐步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部队”。“野战军”吃中央财政，精兵加现代化设备，承担国家战略任务；“地方部队”要搞多种经营，分流人员，逐步走向企业化。

应该说，这一指示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1999年百万地质大军的属地化改革，以及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建立和发展。

我是原地矿部直管局最后一任副局长，1994年直管局撤销编制，地矿部开始按照公益性商业性分离的方向大刀阔斧地改革，分别成立了地质矿产部中国地质矿业集团总公司筹备组和地矿部地质调查局筹备组，前者的组长为蒋承菘，后者由叶天竺负责，我是叶天竺的副手。1995年，地质矿产部地质调查局成立，陈毓川任局长，我为副局长，所以，在国土资源部成立之前的几年，我名片上的单位是“地质矿产部地调局”。

1998年3月10日国土资源部成立的时候，我正在加拿大参加第66届加拿大勘探开发者协会年会。期间，我特地参观了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股票市场，考察矿业市场和中小企业融资上市等情况。没想到，待大会闭幕后返京，我摇身变成了国土资源部地调局筹备组的副组长。当时组长为蒋承菘，叶天竺调任国土资源部储量司司长。

从1998年到1999年，机制体制改革成为中国地质行业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属地化改革不仅使长期吃皇粮的地勘单位走向了一个陌生的生存环境，也使国土资源部自身的地质力量大幅度削弱，正在筹建的地调局陷入了无钱无人的窘迫境地。

院士来信促成国土资源大调查

没有队伍、没有科研经费怎么干活？更重要的是，地调局理应承担国家基础性公益性的地质任务，但在目前这个状况下，我们应该如何部署和开展工作？

1998年6月，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学锦给当时的国土资源部部长写了一封信，建议国土资源部制定新的“大科学”计划，即实施新的研究与大规模调查相结合的计划。

他认为，应加强应用基础性研究，因为“基础性研究的根基在于用新思路与新技术取得巨量新的信息、新的事实和新的现象，据此才能产生新的理论”，所以“国土资源部的重点基础研究规划中单列研究领域是不够的，需要制定几个像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那样，用创新的思路理论指导，用高水平的技术来进行的长远性大规模调查研究计划”。

谢院士的建议引起了部党组的高度重视，当时的部领导表示，“谢老从地球化学的角度提出国土资源部要把基础理论的研究同大规模地质调查相结合的‘大科学’计划的意见十分重要。地学的发展是同地质调查的深入开展紧密相连、新理论新矿种的发现也在科学调查之后产生的”，我们要“摒弃那种纯理论的研究，要更多地面向实际、面向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真正有用的理论”，并明确提出，将“动员各方面力量，组织新一轮的地质大调查，既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又为经济发展找到更多的矿产资源”。

随即，地调局筹备组成立了一个“地质大调查计划编写小组”，着重调查研究、编写《地质大调查实施纲要》。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立使工作步入正轨

1999年7月16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正式成立。许多工作开始步入正轨，而此时，《地质大调查实施纲要》也基本成型。

之后，为了突出国土资源部的职责定位，地质大调查被更名为“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经国务院批准，开始实施“一项计划、五项工程”，即：基础调查计划，土地资源监测调查工程、矿产资源评价工程、地质灾害预警工程、数字国土工程、资源调查与利用技术发展工程。其中，“一项计划”和“五项工程”中的后四项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负责实施。

整个大调查计划用12年完成，国家财政拨款120亿元，每年10亿元。除去土地资源监测调查工程所需资金，地调局每年的项目费用也就8.7亿元。而地调局就是依靠这些珍贵的资金，以及全国数万名地质工作者12年的智慧和汗水，取得了包括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重大找矿突破、天然气水合物调查、三峡水文地质调查等在内的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重大成果，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支撑和保障作用。

温家宝同志曾经对地质工作提出了三个问题，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质工作怎么做？高新技术情况下地质工作怎么做？经济全球化前提下地质工作怎么做？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都融入到了地质大调查之中。

最典型的例子是农业地质和城市地质的开展。农业地质其实就是勘查地球化学的多目标延伸，没想到效果特别好，特别能结合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通过开展农业地质，既能发现有害有毒的环境因子，又能根据土壤有益元素的富集情况发展特色农副产品，有些地方的富硒产品比普通产品经济价值高出几十倍。

城市地质率先启动了上海、北京、天津、杭州、南京和广州6个城市的试点项目，着重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资源与环境问题。三维地质图一出来，地下的情况一目了然，为市政建设提供了很大支持；在上海，地质环境监测做得特别好，能够精确到0.1毫米级，哪里地面沉降、哪里江水倒灌，都很清楚；在南京，城市地质直接指导了高速公路的选址勘察，使之对地下情况不适宜的地方进行了避让；在京津塘地震高发区，查清了具有危险性的活动断裂；在广州，重点查明了城市地面的结构和农用地的污染状况，应用效果都非常突出。

此外，我们还重点加强了对青藏高原的区调，启动了海洋地质、军事地质等工作，使公益性地质全面走向了国家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本报记者周飞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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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问题：

改革仍旧没有到位。直到现在，全国的地勘队伍还是分为国家和省两部分，没有把力量拧成一股绳。而且，科研与调查“两张皮”的现象仍然存在，许多地勘工作还比较粗放和急功近利，相关的科学研究不够深入。

地质工作与国民经济结合得还不够紧密。一些“急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页岩气等能源的调查研究，在为经济建设提供先行服务方面，还没有完全到位。

装备人才不足。直到今天，我们的人才还在外流；装备中的先进仪器设备绝大部分还依赖进口，国产化远远不够；科技人员整体学术论文水平不高，各领域各学科中能够担当大任的世界级科学家凤毛麟角。

说观点：

推动“新三化”。即：“对地球认知的系统化、生态化和信息化。大数据时代，要更加重视科学成果的表达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