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寸河山寸寸金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大冶。据不完全统计，大冶铁矿从1893年正式投产，到1945年，共计生产铁矿石2092.32万吨，被日本掠走1550.8万吨，约占总产量的74%。据推算，日本每生产10支步枪，至少有一支是用大冶的铁制造的。

 

　　日前，由国土资源部和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地质矿产史料展”在中国地质博物馆开展。透过历史资料，我们看到，在烽火的战场外，中国地质工作者与日本侵略者在地质战线上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争，并且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蓄谋已久——日本侵略者用地质调查为掠夺我国资源和发动战争服务

　　日本矿产资源极度匮乏，占有并掠夺矿产资源是当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

　　从历史资料可以看出，早在甲午战争后，1895年，日本就开始在我国辽东半岛进行比较正规的地质矿产调查。日俄战争后，日本窃取在我国辽东半岛活动的特权，设立关东州及关东州都督府，开展全面的产业调查，公开进行地形、地质测绘及矿产探查。为尽快缓解国内能源紧张局面，日本侵略者占领抚顺后，凭借武力仅用一个月就强占了整个抚顺煤矿。

　　之后，日本加大煤田勘查规模，先后开发一系列露天矿，抚顺煤田日产从400多吨直线上升到2万~3万吨。日本共从抚顺掠夺煤炭2.27亿吨，在1945年投降的当年，还掠走325.4万吨煤炭。1909年8月，满铁在对鞍山地区进行温泉调查时发现铁矿，先后调查了铁石山、西鞍山、东鞍山等十余座铁矿山，在鞍山地区建设钢铁厂。1918年5月15日，日本鞍山制铁所正式成立，1919年正式投产。1919~1945年，日本从鞍山铁矿共掠夺铁矿石3500万吨、生铁1187万吨、钢锭548万吨、钢材326万吨。

　　根据日俄战争条约，日本在东北的特权区域仅限旅顺口附近，以及长春至旅顺、丹东至沈阳铁路及其支线两侧各6~30华里内的区域。1916年后，日本利用欧洲列强忙于欧洲大战、无暇东顾的机会，开始组织调查队对北满及内蒙古东部地区开展调查，为扩大侵略收集情报。这类调查一直延续到九一八事变之前，调查范围北至满洲里一线，西至土默特旗、承德一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的资源调查更加明目张胆，各类机构涌入东北地区开展资源探查及矿山开发。关东军还与满铁勾结，组成由日本军官带队的调查团，进行所谓的“国防资源调查”。同时，日本将侵略的触角进一步伸向热河、华北和东部沿海地区，策动建立热河、察哈尔和冀东汉奸政府，并利用在华北驻军的便利，调动其在东北、华北及日本国内的地质人员，开展了大规模的或明或暗的综合资源探查以及各种专门调查活动，为发动全面战争收集情报。

　　在热河地区，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组织开展的热河资源调查内容非常广泛，除地质、矿产外，还包括农牧业、民风民俗及人类学调查。在东北地区，日本关东军特务部专门成立采金事业调查部，进行明目张胆的金矿调查。通过系列的侦察之后，日本侵略者于1936年制定了《满洲采金事业方策》，系统的规划了满洲地区金矿资源掠夺方略，规定由关东军统制东北地区的金矿开采，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与此同时，支那驻屯军乙嘱托班在我国华北地区开展大规模的摸底式矿山调查，为发动战争及其后的矿山劫夺提供参考。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占领区，日本利用前期收集的资源情报，从满铁、在华和日本国内各矿业株式会社抽调大批人员，组成“接收团”、“视察团”，劫夺大批我国官民开发的矿山。满铁调查局《北支那炭矿业开发计划案》详细描述了劫夺华北各煤矿的过程，报告中要求每年保证至少向日本国内运输800万吨煤炭。1939年~1940年间，日本在我国辽宁海城地区发现铀矿，之后随着日本国内核武器研制、试验的进展，开始偷采铀矿并用飞机直接运往东京。

　　与此同时，日本继续进行煤铁等战略性资源调查，以及金、萤石等矿山调查。日本地质调查机构还广泛收集我方地域矿产资源情报，为下一步日军的进攻提示目标。地质资料显示，日本调查的矿种主要集中在煤、铁、铜、金、铅等战略物资和贵金属上面。1938年，日本华中派遣军特务部组织人员，在各地驻军武装保护下，于华中地区开展了大量的以铁矿为主的调查。同时，还在浙江、湘鄂铁路沿线等地探查矿产资源，收集并全文翻译了战前我国地质工作者的《湘鄂路沿线煤矿调查报告》。

　　资料显示，日本曾在原东清铁路沿线的牡丹江，以及阜新、内蒙古扎赉诺尔、满洲里，和河北丰宁一带寻找过石油。尽管日本当时进行了超过1000米的钻探，甚至使用了物探等先进的设备和石油勘探方法，发现了原油。但由于地质理论与技术方法的偏差，直到1945年投降，他们始终没有在我国获得工业油流。令人感叹的是，扎赉诺尔和阜新都离我国地质工作者后来发现的大庆油田和辽河油田不远，辽河油田后来的年产量是二战时日本海军年需要量的三倍。

　　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日本疯狂掠夺我国的煤炭、铁、铜、金、铅、锌、铝、镁、锰、黏土等大批日本所需的矿产资源，以供其国内工业生产及对外侵略战争之需。据不完全统计，侵华期间，日本累计从我国掠夺煤炭约10亿吨、铁矿约1.8亿吨、铜矿约150万吨、铝约10万吨、镁约5万吨，还有大量的非金属矿产以及铅锌、金银贵金属等矿产。

　　除了掠夺资源外，日本的地质工作还为作战服务，在日军各级指挥机关中均编有兵要地志部门，收集甚至偷盗了大量我国地形图,并在重点地区开展实地调查。兵要地质是兵要地志的一种,根据侵华日军的要求,日本地质人员也在野外调查过程中顺便进行兵要地质调查,收集攻击阵地布置及河流渡河地点的情报。有些日军指挥机关中的兵要地志部门，也在其调查中收集我国矿产资源信息，编辑矿产地一览表。此外，从1933年开始，关东军要求满铁地质调查所和满铁经济调查会对北满等地进行兵要给水调查，侵华日军各师团司令部也都组织给水调查队进行给水调查。

　　科技救国——中国地质工作者争分夺秒为抗战提供能源资源保障

　　地质工作者也成为中国抗战科技力

　　量中一支特别重要的队伍，他们在战前和战时，以为数不多的人员，开展大量的地质调查工作，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为人知但极其重要的贡献。有一位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曾经说：“他们也是战士”。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参谋本部下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翁文灏为秘书长。中国的地质调查部门沿长江、平汉线、湘鄂线等交通干线开展煤炭资源调查，为建立内陆地区工矿业和战时东部沿海地区工矿业内迁做好准备。同时，国防设计委员会和全国经济委员会根据王竹泉、潘钟祥等人的调查结果，组织力量，调集当时较为先进的设备在陕北延长地区开展石油调查，建立延长石油厂进行开发。随着战争的迫近，国民政府加大了在湖南、广西、贵州等内陆省份找矿及建立新的工矿业的准备。先后勘查了湖南茶陵铁矿、湖南新化锑矿，并对长江上游水力、西康地区和西北地区矿产进行专门调查，为在内陆建立工矿业基地做准备。

　　历史资料显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战线的推移，中国地质工作者的阵地主要集中在后方的西南、西北等地区，保障战时的能源供给。随着大片国土沦丧，北方产煤区为侵略者占领。大批政府机构、企业、学校向后方转移，煤需求量大增，四川等省已现煤荒，找煤不仅关系到社会安定和人心稳定，更关系到政府机构和工厂等能否继续迁往四川的大问题。寻找到充足的煤资源，成为当时我国地质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除加大力度进行煤炭资源调查外，国民政府还对一些生产效率不高或者处于停产状态的煤矿实行国有化，加快煤炭产出。

　　在石油天然气资源调查方面，为保障战时急需，中国地质工作者开展了甘肃玉门石油矿调查和勘测，发现了具有开采价值的工业油流，1940年发现主力油层以后正式开始工业开发。1939年~1945年间，玉门油矿共实施钻井61口，生产原油7866万加仑，成为当时中国最大、产量最高的油矿。为加快玉门油矿的勘探、开发，中国共产党从延长油矿拆卸有关设备，解决了玉门油矿勘探的燃眉之急。此外，中国地质人员还在四川、新疆等地开展石油天然气资源调查并多有收获。

　　同时，中国地质工作者还在云南、四川、贵州、西康等地进行了铁铜矿资源调查工作，发现了大批铁铜矿，不仅为内迁工厂提供了大量原料，还参与了一批矿山、钢铁厂的迁建与新建工作；加强金、钨、锑、锡等矿产资源的调查与勘查工作，加快开采以换取外汇，进口军火物资，为抗战提供支撑。

　　随着战争的发展，我国海岸被封锁，大后方的食盐供给只能依赖川盐，贵州等地一度出现盐荒。寻找到足够的盐矿，既是稳定民心和抗战局势的必需，也是支持战时工业的必需。除了在四川找到并开发大量盐矿外，中国地质工作者还在云南、贵州、甘肃等地开展找盐工作，解除大后方人民淡食之忧。

　　中国地质工作者另一项值得铭记的贡献是中印公路的测勘。为了修建中印公路，我国地质工作者从1941年4月24日开始公路修建的工程勘测工作。当时我国没有当地地图，地质工作者只能依据并不准确的比例尺为一比一百万的地图开展测量工作。测量地区处于荒僻之地，工作时只能测量一处，了解一处地形。中印公路通车后，平行建设的中印输油管也随之接通，石油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中国战场。中印公路通车半年，共运进汽车1万多辆，军用物资5万多吨，有力地支持了中、美、英盟军反攻缅甸的战役。

　　精神永存——一代地质大师用行动诠释中华儿女不屈不挠之志

　　“科学的真理无国界，但科学人才、科学材料、科学工作的地方，都是有国界的。我们万不应托名科学而弃了国家，也不应托名保全本所材料而忘了中华民国。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很愿牺牲我所一切所有，争回我们的人格，保全我们的国体。”这是翁文灏于1937年12月发表的《再致地质调查所同人书》中的话语。

　　抗日战争期间，正是这样一大批地质同仁，怀着为国献身的信念，在恶劣的环境下，克服诸多困难，勘查了大批矿产资源，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批人员的绝大部分在1949年后，继续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一部分人成为新中国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家现需待于吾辈学地质者甚殷”、“既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便应就本职努力，以尽匹夫有责之义。”地质学家们面对民族危难和困苦的生活，始终牢记自己的职责，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我国地质界的一代宗师章鸿钊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困居北平，面对日本侵略者屡次赴门敦请，他始终不屈，拒绝同日本合作。在经济条件极端困难时，他出售藏书度日，坚决不向侵略者低头。还有一批优秀的地质学家，为国捐躯。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在九一八事变后主持国防设计委员会原料与制造组工作，为加快我国内地现代工矿业建设，组织开展地质矿产调查工作，常常亲临野外一线，1936年在湖南谭家山煤矿调查中不幸遇难。地质专家吴希曾、王德森、林文英于野外调查之时遭遇车祸遇难；朱森、计荣森、胡伯素、张沅凯、刘庄等因疾病与恶劣环境影响英年早逝；许德佑、陈康、马以思于1944年在贵州进行科学调查时死于土匪之手。

　　翻开那些很多都是用毛笔书写的历史资料，我们会发现，中国地质工作者在辛苦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诸多有战时特点的地质报告，诸如“急就报告”、“地质简报”、“临时简报”，共同的特点就是直接切入矿产地质的主题，用最小的篇幅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哪里有矿、矿质矿量如何。还有“地质专报”、“地质矿产消息”、“经济研究报告”等报告，汇集某一时期内发现或勘查的地质矿产信息。从1939年开始，为防止日本侵略者再收集我方资料，中国地质工作者开始注意保密的问题，在各类报告上标注“秘密参考材料”，以保护我国矿产的秘密。

　　尽管战时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物资供应困难，交通不便、治安不好，但这都阻挡不住中国地质工作者前往寻求科学真理的道路。一部分地质学家仍坚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如李四光坚持进行第四纪冰川研究，撰写了《鄂西川东湘西桂北第四纪冰川现象述要》；黄汲清等人在承担极为繁重的矿产资源勘查工作的同时，仍启动了中国地质图编纂工作，编写了《中国地质图编辑计划》。

　　面对日本侵略者对我国资源的疯狂掠夺，我国广大军民同仇敌忾、奋勇反击。在日本人撰写的“野记”和“巡见记”中，可以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抗击日本侵略的史实。在日伪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出版的《华北炭矿》系列专辑中，多处讲述了遭受晋察冀边区冀西军区各部队以及武工队的打击，在《坨里炭矿现状》报告甚至开列了从1938年12月24日至1940年2月6日连续16次受到八路军打击的清单。再比如，日本人在大同煤矿勘测时遭我游击队袭击，数名军曹以下人员被击毙；勘测本溪煤田时，在赛马集附近分水岭受到袭击；在密云墙子路被八路军围攻，造成人员受伤和失踪；在五大连池开展地质调查时，满铁地质调查所技师针尾庆次被击毙；在黑龙江满洲里一带勘测时，遭受袭击，勘测队员扔下地图、标本、笔记、马车仓皇奔逃。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透过这一档档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地质矿产调查作为武装侵略先行，疯狂掠夺我国矿产资源，以供其国内工业生产和对外侵略扩张之需，达到“以战养战”、“以华养日”的政治、经济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地质先辈们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积极投身地质矿产调查与开发工作，为全面抗战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让我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发扬地质前辈的爱国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