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地质矿产调查

　　在全面抗战期间，地质调查不仅为抗战提供了矿产资源保障，如煤炭、铁、铜等，而且为抗战时期的公路建设、水利设施建设提供支撑服务，也为战时生活、生产提供物资保障。

　　全面抗战爆发后，经济部地质调查所辗转来到重庆，在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中，面对后方急需矿产资源的迫切要求，坚持开展调查工作，发现了一大批具有工业开发价值的矿产资源，为战时矿业开发利用、保障后方经济运行、坚持持久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煤炭资源调查

　　抗战爆发前期，根据国民政府的安排，中国地质调查部门沿长江、平汉线、湘鄂线等交通干线，开展煤炭资源调查，为建立内陆地区工矿业和战时东部沿海地区工矿业内迁做好准备。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大片国土沦丧，北方产煤区为侵略者占领。大批政府机构、企业、学校向后方转移，煤需求量大增，四川等省出现煤荒。找煤，不仅关系到社会安定和人心稳定问题，而且关系到政府机构和工厂等能否继续迁往四川的大问题。寻找到充足的煤炭资源，成为当时地质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四川的煤炭问题》中，李春昱先生分析了四川煤田分布和煤业现状，提出了增产建议和用煤分配意见，认为“四川煤矿之储量，供给四川之消费，即使工厂更倍今日，使其全体开工，在近数十年内，亦绰有余也”。

　　除加大力度进行煤炭资源调查外，国民政府还对一些生产效率不高或者处于停产状态的煤矿实行国有化，加快煤炭产出。

　　油气资源调查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已经认识到石油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认为石油是国防的必需品。国防设计委员会和全国经济委员会根据王竹泉、潘钟祥等人的调查结果，组织力量，调集当时较为先进的设备在陕北延长地区开展石油调查，建立延长石油厂进行开发。

　　根据当时的地质理论，石油多产生在海相地层之中，而陕北地层平缓，没有海相地层的迹象，因此被普遍认为在陕北找到石油的希望很小。但当时的地质工作者“已知其不可为而仍决然前去一探”，一方面是为解决祖国无油现状的爱国激情，另一方面认为“油之聚集在平稳地层中亦非绝对无望”，“大量即使无望，中量，对于‘油渴’之中国，富足以大加润泽，裨益国防、经济当百浅鲜”。

　　1934年开展的国防设计委员会陕北油矿探勘工作是中国第一次不依赖外资及外人，并利用部分国产机械在陕北开展石油勘查工作。在延长区第101号井钻探过程中，发现多处薄油层。

　　为保障战时急需，中国地质工作者开展了甘肃玉门石油矿的调查，发现了具有开采价值的工业油流，1940年发现主力油层以后正式开始工业开发。1939年到1945年间，共实现钻井61口，生产原油7866万加仑，使玉门油矿成为当时中国产量最高的油矿。玉门油田的开发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典范，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从延长油田拆卸了设备，以满足玉门油田勘探开发急需。

　　除此之外，中国地质人员还在四川、新疆等地开展石油天然气资源调查并多有收获。抗战期间的石油资源调查实践，也促成了谢家荣、黄汲清等人找油理论思路的变化，逐步认识到陆相地层也是找油的重要方向。

　　在天然气勘查方面，1938年地质工作者对云南威远臭水河天然气进行了地质勘查，1939年在四川巴县石油沟钻井中发现含气层，为后方民众生活能源供应提供了重要来源。此外，地质学家们还在《大公报》上刊载文章向民众普及天然气知识。

　　陕甘宁边区地质矿产调查与开发

　　有力支持了陕甘宁边区建设：

　　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地质矿产调查与开发工作，建立了专门的地质与矿业开发机构，组织开展了边区地质普查，延长油田、蟠龙铁矿、瓦窑堡煤矿、渭北煤炭、铁及石灰岩矿等地质勘查，找到了煤、石油、锰、铁、盐等矿产资源；通过勘探开发，延长油田大幅增产、煤矿产量大幅增加，三边盐矿生产取得重大突破，并建立了西北铁厂等一批矿山企业。开发延长油田：

　　延长油田位于陕北地区，地跨延长、延川、子县三县和延安市。延长油田和定边盐矿并称陕甘宁边区的“两宝”。

　　1939年至1946年，延长油田新开钻井15口，原油产量提高3~4倍，共生产原油3155吨、汽油163.943吨、煤油512.330吨、蜡烛5760箱、蜡片3894公斤，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开发陕北煤矿：

　　1937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建设厅，归口管理煤炭开发工作。1942年有煤矿（窑）61家，年产煤炭6.76万吨。1943年发展到100家，年产煤炭约9.1万吨。

　　1941年9月，边区政府组织地质考察团，兵分两路开展地质调查。一路由武衡带领考察子长、绥德、米脂等地，另一路由汪鹏带队考察延长和延安一带。

　　1941年11月~1942年2月，武衡、汪鹏、范慕韩组成工作组，在甘泉、富县一带调查煤、铁等矿。在关中衣食村至赤水一带，发现了一条长100多里的煤带，被称为陕西“黑腰带”。开发三边盐矿：

　　陈康白、华寿俊到盐池实地勘查，调查盐层，发现了“海眼”，为稳产增产奠定了基础；1940年秋，王震的三五九旅四支队2000余名指战员赴盐场打盐，食盐产量大幅提高，1939年至1944年累计为边区提供食盐11.77万吨。

　　盐矿开发不仅解决了边区200多万抗日军民的吃盐问题，还向边区政府缴纳税收3000余万元，换回了大量急需物资，最高时对边区财政的贡献达到90℅，被毛主席誉为“定（边）盐（池）是边区的经济命脉，是中央第一财政”。

　　胶东地区为陕甘宁边区筹措43万两黄金：

　　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共胶东区委领导下，胶东矿区成立采金局和护矿队等，抵抗日本对胶东金矿资源的掠夺；同时，采用各种方法，从生产和运输环节截取黄金，通过地下组织渠道和抗日根据地，送往革命圣地延安，交付党中央，有力地支持了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据统计，胶东地区共筹集了43万两黄金送党中央，其中仅招远玲珑金矿就达到13万两。

　　金矿资源与开发

　　抗日战争初期，我国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军火物资，急需相当数量的外汇。加大黄金勘探与开采，成为解决外汇来源的重要手段之一。

　　全国地质资料馆收藏的《开采中国西南金矿计划》和《资源委员会湖南金矿探采队沅陵县柳林汉金矿采矿工程处二十八年度事业工作计划书》即反映了当时开采黄金的情况。

　　《开采中国西南金矿计划》分析了金矿的生成条件及其存在的位置，认为我国中西南各省的金矿与侵入岩有密切关系，同时分析了西南各省已知金矿的情况，并提出在加强已有矿区开采的同时，要积极寻找新的矿区，对新矿区的勘查人员组织、勘查方向提出了建议。

　　铁铜钨锡锑等矿产调查

　　中国地质工作者在云南、四川、贵州、西康等地进行的铁铜矿资源调查工作，发现了大批铁铜矿，为内迁工厂提供了大量原料。除找矿以外，地质工作者还参与了一批矿山、钢铁厂的迁建与新建工作。撰写《西康盐边县攀枝花铁矿》的李善邦是原北平地质调查所从事地震研究的科学家，随迁大西南后，为抗战地质调查的需要，转而从事矿产调查工作。

　　钨矿是制造军火的必需矿产资源。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在中国江西、云南等地积极开展钨、锑、锡等矿产资源的调查与勘查工作，并加快开发以换取外汇、购买军火。全国地质资料馆收藏的《江西会昌县铁山垅、十六公山、黄砂、隘上钨矿》、《江西泰和小龙、兴国县覆笥山钨矿》、《江西赣县白石钨矿、笔架蛤湖岽钨矿》就是此时期形成的地质报告。

　　为保障战时经济工作，支援抗战，中国地质工作者还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地对铅锌、汞、磷等矿产资源进行调查。云南巧家、乐马厂等地至今仍是矿产勘查的热点地区。1943年广西钟山铀矿的发现及随后的多次勘探，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核工业的发展树立了信心。

　　中印公路勘测

　　中印公路，也称“史迪威公路”。

　　1942年5月滇缅公路中断后，为了打破中国被封锁的局面，中美决定修建中印公路。它始于印度雷多，经密支那后分为南北两线：南线经八莫、南坎，至畹町与滇缅公路相连；北线越过伊洛瓦底江，经腾冲、龙陵与滇缅公路相接。

　　为了修建中印公路，我国地质工作者开展了公路修建的工程勘测工作，勘测报告详细叙述了公路的地情、工程状况、施工计划等。

　　中印公路通车半年，共运进汽车1万多辆，军用物资5万多吨，有力地支持了中、美、英盟军反攻缅甸的战役。

　　保障战时生活必需品供应及水电工程建设

　　中国地质工作者在四川、云南、贵州、甘肃等地开展找盐工作，发现多处丰富的食盐资源，解决了大后方人民淡食之忧。

　　磷矿是生产磷肥的重要原料，为了促进粮食增产，1938年程裕淇等人开展磷矿调查，发现了云南昆阳磷矿，进行土法开采，并试制磷肥。云南昆阳磷矿的发现，提供了后方农业的肥料，对农业增产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大后方处于日军严密封锁之下，能源供给极端困难，必须加快大渡河水利发电工程建设。作为水利工程的先头部队，地质学家们对大渡河的地质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勘查工作，为后续工程筹备和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后方建设新型工矿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战爆发后，大批地质学家随地质机构迁往后方。翁文灏分别于1937年10月和12月发表《告地质调查所同人书》和《再致地质调查所同人书》，动员地质学家们寻找矿产资源、支持抗战。

　　告地质调查所同人书

　　（1937年10月22日）

　　（摘录）

　　惟在如何工作方足使我辈地质研究及调查得直接有益于抗战，亦即有所贡献于近代国家之建设。

　　鄙意以为凡人各有所长，惟能各自善用其所长，便由此所得之结果，简易迅速的唤起有关机关或人士之注意，而促成其利用，即为我所同人为国尽力之最要方法。因此，同人等之人任务可分为三步：

　　第一步在对于目前急需开发之矿产，注重实际需要之条件，从速详确调查，编成图说。如能注意中国急需而特缺之矿质，由实际研究而得发见，或得代用之物，自尤可贵。

　　第二步，有关实用之矿产调查，从前工作亦已不少，但因旧时习惯，编辑报告力求完备（在科学工作上自属必要），往往因化石之鉴定未完，或整幅地质图之编制未毕，故使业有现成材料之矿产报告亦未写出。兹为急求应用起见，自应将关于矿产部分之地质以及矿床质量提先编纂，俾利参阅。目前情形，每遇矿产问题，往往须与调查者面谈多时，所有材料并不现成，检查问答需时甚久，而听者（对地质多不内行）仍不易尽忆。如有已成图说可免此弊。

　　第三步，报告写成之后，如仅有一份外间不便借阅，故应从速油印若干份，加以晒印图件，订成全册，交由主管人员择要分送，庶能使有关之机关及人士皆易取得本所工作而利用之。印刷一方面，《地质汇报》较重实用报告，在此非常时期，纸张图件不必定求其精，但应选择切于实用之报告，从速印行，庶可流转更广。

　　在此非常时期，应酌量集中工作于应用方面，同人所最易用力与直接有利于国之事业，实当以上述方法为最善之途径。更欲有言者，我辈对国事不宜着空急，而宜用实力。用力之法，又莫善于各就自身能力所长而认真发挥，使他人易为知悉，易为利用。国家力量乃由许多职业的力量集合而成，故一业之特别成果，定必于国力有所裨益。

　　再致地质调查所同人书

　　（1937年12月22日）

　　（摘录）

　　科学的真理无国界，但科学人才、科学材料、科学工作的地方，都是有国界的。我们万不应托名科学而弃了国家，也不应托名保全本所材料而忘了中华民国。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很愿牺牲我所一切所有，争回我们的人格，保全我们的国体。

　　我们深信中国可败而比不可忘，我政府虽暂退内地，但必能从大局转移而收复失地，重奠邦基。不过在这个极大的奋斗中，真是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不但军人应努力，外交家要活动，即如我们地质同人，也应认清自己的责任，认真工作。工作的结果使开发地利的人们有所参考，给许多其他工作的人们做一种为国效力的榜样。

　　地质工作的许多意义，大家明白许久，不必再说。目前的特别意义是在协助开发内地的富源。

　　我自思，自民国二年以来，即为中国地质服务，其间经过好几次困苦艰难，危疑摇动，辛赖同事诸君坚定不移，以工作的成绩，博取社会的同情，以刻苦的精神，抵御不公平的疑贰。当此国事特别艰危之日，更是我们精力需要加倍发挥之时。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而见春风桃李及时而盛者实不免短期而没。国家待我们并不坏，我们决不可因薪给厚薄而有怨言。我们固已十分尽力，但政府社会期望与我们之更为前进者正自甚多，我们决不可因已有若干成绩，而不更求进步。

　　（资料来源于全国地质资料馆）